货币基金监管范文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余额宝；天弘基金；监管；基金市场；银行；互联网金融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逐渐步入人们的视野，融入百姓的生活。阿里巴巴、新浪、腾讯等我国大型互联网公司不断推出新业务、研发新技术，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蓬勃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2013年又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创新发展年”。2013年6月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手天弘基金，推出名为“余额宝”的余额增值业务（下称余额宝），在随后的数月中迅速并持续升温带动整个行业的兴起，引发金融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二、从“余额宝”本质及特征入手对其性质进行认定

（一）实质为货币基金性质的金融产品

余额宝业务是阿里巴巴集团在旗下“支付宝”平台基础上，与天弘基金公司合作建立的一项集储蓄、转账、增值、理财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务。用户向余额宝账户转入资金，即默认为购买了由天弘基金公司提供的名为“增利宝”的货币基金（下称天弘基金），而用户选择将资金从余额宝转出或使用余额宝进行购物支付，则相当于赎回天弘基金的基金份额。天弘基金将直销系统嵌入到支付宝网站前端，且以支付宝的余额增值业务――余额宝作为唯一的直销推广平台，天弘基金也是唯一与余额宝进行对接的产品。因此，余额宝实质是一款基于互联网渠道销售的货币基金产品。

（二）兼备其他特征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物

与传统基金相比，余额宝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综合多功能于一体，故还兼备以下特征：

1.交易便捷，流动性强

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具有银行活期账户特点，为用户提供了便利的资金转入和转出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余额宝用户利用互联网这一便捷流转资金的途径，在限定额度内进行账户内资金的支付及转出，转入相当于购买基金，且均为实时转入，需基金公司确认份额后开始计算收益；转出相当于赎回基金，因方式不同，分次日到账、2小时到账或立即到账三种情况。与传统基金业务相比较，余额宝可以保障及时的资金流动和便捷的操作方式，以致其具有交易便捷且流动性强的特点。

2.收益高

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将零散、低额资金汇集为规模、大额资金，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取得较高的银行协议存款利率。由于银行协议存款利率不受央行基准利率限制，因此余额宝其实是无风险套取了管制利率与协议利率之间的差额，同时货币基金协议存款提前支取可不罚息，这使得余额宝在确保流动性同时，能够承诺客户远高于活期存款的收益率。余额宝推出之时正值银行业“钱荒”爆发，协议存款利率飙升，使得余额宝的预期收益率一度超过7%，这对活期资金形成了强有力的吸引。

3.有效瞄准潜在客户群

余额宝是货币基金通过互联网销售基金产品，通过与支付宝相结合，有效抓住了有活期资金理财需求的客户群体，将支付宝的庞大客户群转化为天弘基金的有效客户。如果说交易便捷性、流动性强、收益高是众多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的共性，那么与支付宝客户群有效对接产生的客户优势则是天弘基金在互联网货币基金中的核心竞争力。

4.审核及监管难度大

传统基金业务的监管即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规定相关监管部门对基金市场参与者进行的合法监督及管理，是维持证券市场公平公开的有力保障。余额宝及其关联的天弘基金作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兴金融产品，其监管尚不再传统基金业务的监管体系内。同时中国基金市场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历史基金案例，进一步加强的监管工作设计与实行的难度。

正是由于余额宝具备上述特点，吸纳资金的速度非常快。从2013年6月13日余额宝业务推出以来，天弘基金规模急剧扩张，到2013年末规模已达到2041亿元，成为排名仅次于华夏基金、嘉实基金、易方达基金的第四大基金公司。

三、三位一体透视余额宝的存在原因

（一）从使用者角度分析余额宝存在的合理性――对比银行同期利率

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显著高于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高收益率对活期资金形成了强有力的吸引。但是货币基金产品属于投资品，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本金存在极小概率的亏损可能性，这与储蓄存款有较大区别，与享受银行结算服务的活期存款相比差别更大，因此将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与银行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直接比较存在一定的错位，不过对于客户而言，收益率恰恰是最重要的理财指标。可以说，余额宝本质是货币基金，与大部分货币基金一样，它具有收益稳定、流动性强、购买门槛低的特点，但同时拥有传统货币基金不具备的优点，它的便利性与灵活性主要体现在申购、赎回和资金使用上。基于网络的销售简化了申购程序，只需在线注册一个账户进行实名认证，并往其中转账即为申购成功；若想赎回，可即时转入到银行卡、转入到支付宝账户或直接用于购物支付。正是因为网络销售平台与支付系统的结合，才赋予了货币基金如此之大的灵活性与便利性。

余额宝是一个纯散户形态的基金，多数客户的账户金额在一万元以下，主要定位于网购人群，这部分人的预期收益并不高，但是要求资金有非常好的流动性来满足他们的购物需求。除了投资门槛低，余额宝对向账户里转入的资金额度几乎没有要求（单笔最高999999，每日无限额，余额宝账户内限额100万），即使投资者只向其中转入十块钱也是可以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入（支付宝转余额宝），无需手续费和交易费，这也是它区别于传统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从运营方角度分析余额宝存在的合理性――占领市场的需求日益膨胀

从货币基金角度来看，天弘基金利用余额宝迅速扩大了自己的运营规模，同时扩展了货币基金的使用渠道，增加了自身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更多的体现在余额宝这个品牌影响力上，同时可以有效对接互联网企业的客户群体。支付宝用户已经达到两亿，通过与支付宝合作开展余额宝业务，这些用户都会成为天弘基金的潜在客户。

从互联网企业角度来看，随着余额宝业务的迅速走红，除了现有的支付宝客户群以外，一些想要购买余额宝理财产品的客户，即使平时不在淘宝上消费，也会注册并开始使用支付宝账户。而且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与天弘基金合作，不仅仅为电商提供支付服务，还为基金购买提供支付平台，无形之中，拓展了自身的业务范围，同样也扩大了自己的市场规模，提升了品牌价值。

不过，对于沉淀在支付宝中的资金，在余额宝推出以前，根据备付金投资协议存款产生的收益归支付宝所有，而现在这部分收益通属于客户理财收益。看似支付宝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实则不然，因为支付宝内的沉淀资金有监管成本。根据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0%。客户备付金即为沉淀资金。也就是说，假设以100亿的沉淀资金计算，注册资本金至少要达到10亿。如果没有余额宝的话，截至2013年末，支付宝的沉淀资金将突破1000亿（峰值），届时，注册资本需达到100亿，而支付宝的注册资金仅10亿元。但推出余额宝后，支付宝的注册资金可以维持在原先水平。当然，为了从中获得收益，同时弥补减少的收益，支付宝会以技术服务费的方式从基金公司收取费用。

（三）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余额宝存在的合理性――经济发展带动居民储蓄需求提高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的财富总额快速上升，活期存款规模巨大，亟需一款金融产品在确保资金流动性同时，可以取得较高的收益。而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门槛高，且在闭合期无法提前支取，并不符合金额小、流动性高的活期资金要求。互联网货币基金有效满足了此类资金的需求，特别是余额宝通过与支付宝相结合，在兼顾购物、支付的同时，又享受到了货币基金的较高收益率。货币基金最早出现在美国，根据现有的市场经验，货币基金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性，被称为“准储蓄”。

天弘基金和支付宝合作推出余额宝，是我国电子商务所独有的环境所决定的。美国金融经济发达，所以电商通常会选择将支付业务的部分委托给金融机构。如FACEBOOK的CREDITS、PAYPAL等，而不是像马云在做电商的同时还要自己做支付业务。此外，美国的储蓄率较低，消费以信用卡支付为主，这使得其难以产生规模巨大的支付账户余额。

反观我国的现状，支付宝内本身的沉淀资金比较多。恰逢此时，天弘基金通过余额宝将散户们的零散资金收集起来，去投资一般小额投资者无法进行的银行存款，同时将存款收益分给投资者们。（这只是余额宝投资收益来源的一部分）应该说，从收益率来讲，余额宝作为一款金融产品并不吸引人，之所以规模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名声大涨，与互联网商贸购物发展、支付便利性以及银行利率管制和理财产品的高门槛是分不开的。从某个角度说，余额宝可谓“生逢其时”，它的出现恰逢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利率化，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且迎合了市场活期资金的需求特点，因而规模迅速扩张。

上述分析得以判断，余额宝的存在是可以被认可的。当然，由余额宝所引起的市场波动和他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四、余额宝正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一）余额宝改变传统基金市场

余额宝以支付宝为平台，利于互联网这一便捷支付手段，短时间内吸收大量资金，规模急速扩张，在推出后的半年内天弘基金资产规模由全行业第四十升至全行业第四，这为其他货币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在天弘基金2013年各季度总收益及利润走势图中可以看出结合互联网支付渠道、捆绑互联网客户、满足活期资金需求特点的余额宝，利润快速增长，这迫使传统的货币基金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销售方式和产品设计模式，将互联网金融提升到战略高度。在余额宝取得巨大成功后，各种互联网“宝”开始陆续推出市场，与美国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储蓄率很高，因此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

（二）余额宝入侵银行业务领地

余额宝实质为理财产品，将对银行的负债业务产生影响。一是在吸纳资金的渠道上与银行业务产生冲突。二是从余额宝盈利模式进一步考虑，其利润主要来自于同业存款。即基金的绝大部分投向“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银行须支付余额宝5.5%的利息。相较银行以0.35%的活期存款利率吸纳存款成本有所增加，加之上述余额宝对银行业务的冲击，将在一定行程度上削弱银行利润。三是基金的最终流向是银行而并没有流出商业银行体系，但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即低成本的活期存款占比下降，而成本较高的同业协议存款占比上升，特别在市场化利率与管制利率的套利空间较大的情况下，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将获取较大的套利利差，吸引社会资金流向给予较高利率的商业银行，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此外，笔者认为，如何在对余额宝进行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监管，明确监管要求，完善监管设计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12月末，我国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额约为16万亿。从市场规模的角度来看，即使备付金全部转入到余额宝，占整个银行活期存款的比例依然很小。可是，从未来长期的影响来看，余额宝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应该说，足以引起现在银行业的担心。我们可以从美国市场货币基金的发展史进行推断。历史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占全部存款比例约为60%，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迅速扩张，30年之后，银行活期存款占比仅10%。这说明货币基金的长期发展已经足以影响传统的银行存款结构。反观我国余额宝发展，用户多以青年为主，据调查，80后客户约占6成以上，且普遍经济积累单薄，拥有小额资金稳健增值的需求。虽然从本质来讲，余额宝是货币基金，必然存在风险，但大部分余额宝客户对其资金安全度和信誉认同感极高，主观上将余额宝和高息活期存款二者的功能同等化了。当然，美国金融市场特点以及监管体制与我国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传统存款规模的发展有待市场给出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市场货币基金的发展历程会为我国的银行业储蓄存款业务敲响警钟。

（三）余额宝挑战原有相关监管体系

余额宝的迅猛发展立足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其本质是一款基金理财产品，而又因余额宝交易流动性极强、资金出入容易，无疑对原有央行的货币调控政策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额宝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自身的安全性和风险管理也非常重要，这一点将下文详细阐释。

五、余额宝的监管问题及监管设计

（一）从余额宝业务特征分析其监管面临问题

余额宝交易具有跨地域、跨账户、跨机构的“三跨”特点，不仅使国家实施监管的手段受到限制，还造成了监管协调的问题。传统的金融体制下，开户人的监管范围可以依据账户开户地进行划分，互联网金融则不同，用户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进行转账操作，这为地域性监管造成了障碍。

2014年2月24日，余额宝新推出普通转出到卡的功能，即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将余额宝里的资金直接转入银行卡。至此，这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产品已经涉及到银行储蓄账户（借记卡）、基金账户（余额宝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支付宝）三个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资金管理账户。

由于中国金融分业监管的特点和互联网金融经营范围的多元化，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监管，必然涉及多个领域。互联网金融往往跨多个监管领域，如余额宝涉及基金购买和支付问题，因此监管涉及央行和证监会。从互联网监管实践来看，证监会为了更好协调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管理问题，专门从机构部、基金部和期货部分别调配人员成立了信息中心小组。

互联网金融中很多企业所推出的相关投资项目都涉及多个领域。以余额宝为例，作为支付系统和基金公司的结合，它的监管就涉及到多个行业。目前，随着互联网公司跨界经营业务的增加，对于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如腾讯公司推出微信，涉及通信、支付、基金业务等。

（二）关于余额宝带来的监管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互联网货币将活期资金或储蓄资金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等产品，由于其具有高流动性，因此同样面临挤兑风险。一旦出现金融泡沫破裂或是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其收益率大幅下降或本金损失，那么其支付的便捷性和高流动性会造成资金的快速流出，形成挤兑效应，到时散户的利益难以保障。

其次，时至至今日，关于余额宝收益费用明细等相关信息尚未公开，天弘基金对手续费、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等是否进行了合法的披露，对于投资人及各方利益相关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弱有效金融市场条件下，信息的不对等问题显然没有彻底解决，不排除会存在通过余额宝进行洗钱的可能。

第三，从余额宝货币基金本质来看，它虽然是在互联网普及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的产物，但是其发展依然难以脱离传统金融，难免不会存在一些漏洞和风险，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资金风险和交易纠纷。

（三）关于互联网货币基金监管设计的一些建议

互联网货币基金发展迅速，为传统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机遇和挑战。互联网金融一方面可以有效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迫使传统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关注互联网在链接客户、便捷支付、获得客户消费偏好等方面的优势，将传统金融业务与互联网相结合，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互联网金融核心点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金融业务，因此必须遵守金融规则。真正的互联网金融是传统的金融、银行机构和非传统的、有志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企业一起去创新发展的行业。从监管来看，国内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对网络金融存在一定的空白，这就导致网络风险的聚集，不利于网络的发展也影响整个金融的稳定，这也就产生了有别于传统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的需要。为此，对探索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作用。目前，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鉴于互联网货币基金的网络支付特点，协会应吸纳国内主要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从行业规范、自律、公平竞争角度，确保其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在支付方式、信息披露方面，根据基金发展需要，在政策框架内制定相应支付细则和规范，要求基金定期按要求披露其财务和管理信息，提高基金运营的信息透明度。

二是建立互联网货币基金发展的防火墙。互联网货币基金具有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特点，且流动性更佳，因此在金融环境较差、基金运营不佳时，可能存在挤兑风险，因此应当建立互联网货币基金的“风险准备金”，按照基金规模的一定比例提取，当某个基金运营存在问题时，可以确保风险不外溢，并有效保证投资人收益。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汇兑安排；操纵汇率

论文 联盟

近年来，由于我国长期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状态，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美国，更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和国会议员指责

3.合作义务的具体目的

根据上述规定，会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二是为了“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2007年《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的决定将二者归纳为“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 stability)。

(1)关于“有秩序的汇兑安排”。显然，这里所指的汇兑安排与本条第2款中所称由会员国选择的“汇兑安排”的概念略有不同。如果说后者系指会员国的国内制度的话，前者则是指的一项国际制度；如果后者指会员国确定其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对比关系的法律框架的话，前者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用以确定不同国家之间货币对比关系的总的安排，即第四条第2款(c)意义上的“总的汇兑安排”(general exchange arrangements)。很明显，如果这里的“汇兑安排”系指会员国所选择的国内制度，便不存在有无秩序的问题，也不需要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

(2)关于“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指出，汇率制度的稳定不同于汇率的稳定。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制度只追求汇率的稳定，而使得国际收支的失衡无法得到有效的调整，才最终导致了这一货币体系本身的崩溃。牙买加体系将布雷顿森林制度追求汇率的稳定修改为追求汇率制度的稳定，认为货币汇率应当随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自动地调节国际收支，维持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本款规定所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所在。鉴于此，即使会员 国根据本条第2款(b)的规定选择实行钉住某一其他货币的汇兑安排，从而使得该会员国的货币与被钉住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成为其汇兑安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会员国亦不得以其在第四条第2款下的选择汇兑安排的权利对抗其在本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义务。口换言之，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的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优先于作为国内政策的汇率的稳定。

显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会员国设定的与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是在取消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会员国享有汇兑安排自由的背景下，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基本纪律。这一合作义务具体目的，不论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还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均着眼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整体的稳定。而其最终目的，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一脉相承，系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搭建一个货币制度的平台，以此扩大市场，促进资源的有效开发，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不但是一项政策宣示，同时其本身也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二、会员国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在为会员国规定了总的合作义务之后，又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内容：(i)努力使其经济与金融政策与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同时亦应适当地照顾到本国的国情；通过创造有秩序的经济与金融条件以及不致引致动荡的货币制度来寻求稳定；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v)奉行同本款各项承诺相一致的汇兑政策。

鉴于上述四项内容未能穷尽会员国依照本款所承担的总的合作义务，因此会员国违反上述四项内容中的任何一项必然构成对其总的合作义务的违反，但对上述四项具体义务的遵守却不表明会员国一定不会违反本款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

1.第一项具体义务

第一项合作义务首先设定了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即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是国内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仅仅是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会员国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出发的，至少这种影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考虑的—个重要因素。正是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或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出发，《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会员国在制定其国内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承认会员国在制定本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的必要性，换言之，协定并不要求会员国为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而忽视本国利益的诉求。

2.第二项具体义务

第二项合作义务把稳定设定为会员国追求的目标。据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进行第二次修订时，执行董事会曾试图在“稳定”一词前面加上“汇兑”字样，使其成为“汇兑的稳定”，但这一努力遭到理事会的拒绝。因此这种稳定应当既包括汇率制度与汇兑安排的稳定，也包括整个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实现这种稳定创造条件，正是在本条“序言”中会员国所承认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

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具体义务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给会员国设定的都仅仅是“软的”义务，是“努力”(endeavor)和寻求(seek to promote)的义务；其次，它们都是指向会员国的国内政策(domestic　poli—eies)的。这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订前第四条条文仅仅聚焦于汇率与汇兑安排这些涉外政策(external policies)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二次修订已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辖权延及成员国的国内政策领域。而正是由于这两项义务涉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从而涉及会员国的国家，决定了这种义务只能是“软的”义务。

3.第三项具体义务

相对而言，第三项具体义务是最为具体的，从而也是一项“硬的”义务，即它追求的不仅仅是会员国的努力，更是由此所带来的效果。该项具体义务要求会员国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构成对本项义务的违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其二，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是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1)关于会员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决定，“操纵汇率”就是确定目标汇率或实际影响汇率水平的行为，操纵可能导致汇率的波动，也可能阻止汇率的波动。因此所谓操纵汇率实际上就是指以“国家之手”人为地影响和干预汇率的行为。对于什么是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则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还是2007年6月15日《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及作为该决定前身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管决定》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当中，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因此研究操纵“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关于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发表的一份文件，一旦会员国操纵汇率的行为使得货币的价值被“高估或低估”，即可认定会员国的操纵行为妨碍了国际收支的调整；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下列情况下可能认定会员国操纵汇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会员国通过低估汇率造成“根本性的汇率失衡”；并且2)会员国造成根本性汇率失衡状况的目的是增加净出口。显然，货币价值的“高估或低估”也好，“根本性的汇率失衡”也好，均是建立在一国货币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而一国货币的市场价值又应当是与该国经济的基本面相联系的。

鉴于协定第四条第2款既不反对会员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亦不反对会员国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操纵汇率本身并不违反会员国所承担的汇兑安排义务。核心问题是会员国在操作或干预汇率时是否具有妨碍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主观目的。另外，如果仅仅存在影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竞争优势的客观效果，而不存在影响国际收支或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观意图，则不存在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第1款(iii)规定的问题。由此看来，本项义务所禁止的是会员国人为地干预汇率的水平，使其偏离建立在该国经济的结构及其基本面之上的市场价值，并因此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的行为。

4.第四项具体义务

对于第四项具体义务，需要辨析两个概念，“汇兑政策”和“本款各项承诺”。从字面上理解，汇兑政策 (exchange pohcies)概念的范围应当宽于汇率政策(ex--change　rate poicies)概念的范围，汇兑政策除了包括决定和影响汇率的政策外，还应当包括是否允许兑换和汇付等外汇管制政策。如此，本项义务便可解释为，尽管会员国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六条第3款可以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施管制，亦可依据第十四条第2款对经常项目下的资金转移或支付实施限制，但这些限制或管制均不得背离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作的各项承诺。换言之，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优先于其基于第六条第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所享有的权利。

对于“本款的各项承诺”，不但应当包括会员国所作的总的合作承诺，还应包括上述三项具体义务，因为本项义务显然是企图概括未能在前三项中明确列举但又与“序言”中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的精神相一致的内容的，从而是对前三项具体义务的补充。因此应当从“序言”中总的合作承诺出发解释“本款的各项承诺”概念。基于此，笔者认为，本项义务要求会员国所奉行的汇兑政策应当与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目标相一致。正因此，1977年决定在规定“会员国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时，不但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还要求会员国在必要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平抑无秩序的、损害性的短期外汇波动，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同时还要求会员国在进行此种干预时考虑其他会员国的利益，以实践其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承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为会员国设定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虽然仍着眼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整体稳定，但实际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会员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从而与会员国的国家构成潜在的冲突。鉴于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对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以及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必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审查，而判断会员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则是该会员国是否人为地影响汇率以及其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

三、imf协定下汇兑安排义务的监督机制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其会员国所设定的义务在理解上很容易产生歧义，但鉴于他们在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必须设计一套制度来监督会员国履行义务，以保证国际货币制度的有效实施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协定第四条第3款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了两项监管义务。其一是对国际货币制度实施监督，以保证其有效运行；其二是对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l款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鉴于会员国能否履行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与国际货币制度能否正常运行密切相关，因此后者亦可视为前者之一部分，两项监管义务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为了履行上述监管职责，第四条第3款(b)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管，并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制定指导原则。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通过决定，就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监管规定了指导原则。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该决定取代了1977年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

2007年通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3款下的监管机制进行了细化，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管引入了“外部稳定”的概念，而就会员国的外汇政策，则根据《协定》的要求制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1.对基金组织监管活动的指导

如前所述，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汇兑安排义务是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因此双边监管的范围以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为依据。那么如何才算履行了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呢?为此，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外部稳定”(external stability)。“外部稳定”是指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也不至于引起破坏性的汇率波动。与外部稳定要求符合的国际收支状况应当：(i)基本经常账户整体上处于均衡水平，即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并且(ii)资本和金融账户不致引起资本流动突然变动的风险。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汇率的根本性失衡”概念的解释，“外部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是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及汇率水平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由此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保持“外部稳定”的权利。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乃至其他政策，均需就其现在或将来对“外部稳定”产生的重要影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管审查，以实现所谓“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 stability)，即《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 论文 联盟网

2.对会员国政策的指导

在2007年决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制定出四条对会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管的具体原则。其中第一条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第(iii)项义务的重复；第二条确立了会员国在外汇市场处于某种无序状态时干预外汇市场的必要性，这不但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市场失效”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认为“干预”或“操纵”本身一定是违法的；第三条要求会员国在采取干预措施时要有大局观念，要考虑到其他会员国特别是相对货币所在国的利益；第四条则与上述“外部稳定”的概念相呼应，要求会员国避免实施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中前三条是1977年决定中已有的，而第四条则是2007年决定新加入的。根据2007年决定，第二、三、四项原则仅构成对会员国的建议而不是义务，会员国未能遵守这些指导原则并不必然构成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违反，只是如果会员国的政策完全与这些原则相协调，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不会认定会员国违反了第四条第1款义务，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无意扩大解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义务。

为了监督会员国遵守这四项原则的情况，2007年决定还详细列举了七项指标，其中包括会员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的干预活动、会员国进行的官方或准官方借贷、会员国维持对经常易或支付以及对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或鼓励措施、根本性汇率失衡、经常项目逆差或顺差以及流动性风险等。如果发生这些指标所显示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需要考虑对会员国的汇兑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可能还需要就此与该会 员国进行讨论。这些指标实际上是提出了衡量会员国的汇率政策是否构成操纵汇率的标准，为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下的合作义务提供了参考标准，同时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第四条第3款，履行监管义务具有指导意义。其中，部分项目是1977年决定中就包含的，而根本性汇率失衡、国际收支状况和流动性风险等则是2007年决定修改或新加入的，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事项的关注。另外2007年决定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作出评估时，考虑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持续性，并顾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

3.对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的评论

纵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决定，其对1977年决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了“外部稳定”概念；其二，增加了有关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第四项原则，要求会员国避免采用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三，部分修改了监管的指标，引入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作为衡量会员国是否遵守了有关汇率政策的四项原则乃至整个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标准。应该说这些修改所体现的宗旨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其中“外部稳定”概念则是这些修改的核心。

如上所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制度的稳定”，即所谓“系统性稳定”。2007年决定首先认定“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只能通过实施促进“外部稳定”的政策取得，从而使得汇兑安排义务的目的转化为“外部稳定”。然后2007年决定又将“外部稳定”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认定“外部稳定”要求会员国的经常账户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存在流动性风险。而要做到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和“流动性风险”，则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货币汇率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同时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会员国是否履行了“避免操纵汇率以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义务时，最终也是以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为依据的。而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相一致，则是一个需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会员国的磋商做出判断的问题。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完成了由“系统性稳定”到“外部稳定”再到“国际收支平衡”，由“国际收支平衡”再到会员国汇率政策与其经济基本面的关系的转化。尽管这一逻辑过程或许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但应当讲整体上还是说得通的。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2007年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会员国履行《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即四项有关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确定的义务时，却规定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指标。对于这些指标是否能够确切地表明会员国的国际收支与汇率水平已经背离了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笔者持怀疑态度。正如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3篇

正如货币基金和其基金经理长期不被基金公司及整个公募同业者待见一样，舆论和持有人对货币基金也有诸多的偏见和误区，而这本身就是货币基金革命的一部分。

误区一：

发货币基金是为了冲规模

乍看上去，不管在资本市场历史悠久的美国，还是只有短短二十年的中国，规模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诱惑，绝不亚于LV对女人的诱惑。资产规模的大小其实质是用硬邦邦的数字告诉外界，一个公司的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有多大。因此，追求规模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天性。

其次，2008～2010年的三年间，寻找帮忙资金申购流动性好的货币基金，以达到年初董事会对管理层下达的规模考核，的确是很多基金公司最真实的动机和惯用的伎俩（目前也不排除还有公司或多或少抱有这种短视、肤浅的动机）。

然而，货币基金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地位以及对公募基金竞争格局的影响绝不是一朵浪花般渺小易逝，它很可能是海啸。

正如上期我们说到的，看待货币基金要把它置于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正是其在收益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储蓄搬家”的最大去处；其所体现的基础客户储备功能，也对公募基金行业起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同时，也是当前公募与券商、信托、保险等机构竞争中最有实力的产品。

除此之外，不论是低利率环境还是高通胀环境下，投资者都对保值增值产品具有迫切的需求，而放眼理财市场，兼具流动性、稳定收益性、便捷性于一体的产品，货币基金是无二选择，这是刚性需求。

误区二：

货币基金具有长期配置价值

常常有投资者把货币基金和债券型和股票型基金混为一谈，如果说它们是公募行业三胞胎的话，那么货币基金是变异了的品种。

货币基金最核心的定位是现金管理工具，请注意“现金”二字，它第一位的要求是流动性，其次才是收益性，因此其长期配置功能是三者中最差的。

但其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用0费用把账户里用于日常开销的活期存款申购货币基金，等到需要支付时，可以用货币基金直接支付，或即时取现，而且在手机上都能方便实现。而投资者获得的是超过2%以上的年化收益率（去年货币基金最低的年化收益率为2.3%，最高为4.65%），远高于0.35%的活期存款利率。

在很多国家，货币市场基金成为许多机构和个人在股票市场低迷时的蓄水池和避风港，被称为“准储蓄”。比如在美国，私人持有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计入M2，法人持有的被纳入M3进行监控。

误区三：

货币基金收益越高越好

货币基金没有好坏之分，高收益是以牺牲流动性换来的，因此久期长的产品收益率也一般会高于久期短的。

比如，以Wind资讯统计的业绩回报排名看，2012年货币基金第一名长信利息收益B的全年回报率为4.65%，其基金契约约定的投资组合平均久期不超过180天（证监会所允许的货币基金最高久期），而倒数第五名的上投摩根货币A收益率为2.71%，其平均久期为120天。

这两只产品孰好孰坏？表面上看，自然是高收益的好，但一旦发生大规模赎回，基金经理就要抛售资产，此时流动性差（即久期长）的产品就会面临高得多的抛售未到期资产的风险，从而使净值大跌。

因而，对于想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者而言，前者是好产品；但对于强调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投资者而言，后者就是好产品了。笔者了解到，上投摩根货币的主要持有者是机构客户，他们更强调低风险。2012年半年报，前者机构客户占比78.7%，后者机构客户占比99.5%。

误区四：

货币基金风险高于银行理财产品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一点。因为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比例以及备受质疑的“资金池”运作模式，均没有明确的公开信息，监管层也没有非常完善的监控机制。值得警示的是，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后无法返还本金和利息的案例已经出现。

相比之下，公募基金的监管和信息披露是当前所有财富管理机构中最完备透明的，而货币基金又比公募基金的整体监管要求更为严格，对投资的范畴、久期、净值偏离度均有严格规定，其所取得的业绩回报与风险匹配情况，在月报和季报大都能体现出来。

但这不意味着货币基金就没有风险。美国货币基金监管比中国更严，但2008年照样爆发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危机。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汇兑安排；操纵汇率

近年来，由于我国长期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状态，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美国，更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和国会议员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2007年6月15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就基金组织进行双边监管和会员国履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规定了指导原则，并就监管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一决定取代了1977年执行董事会通过的《汇率政策监督》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在此情况下，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的汇兑安排义务，对于指导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对来自美国等的指责，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

在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社会于1976年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修改达成一致，从而形成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牙买加体系取消了固定汇率制。根据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2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享有确定本国货币价值的“汇兑安排”的自由，会员国无论实行钉住汇率政策，还是浮动汇率政策，抑或相互之间达成合作安排，均是合法的。然而如果将这种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绝对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会员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获得不当的贸易利益，进而陷入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难以为继的局面。为此，必须对会员国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

1.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

在承认会员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汇兑安排”从而建立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为会员国设定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免使国际货币制度陷于混乱。协定第四条第1款“会员国的总义务”(GeneralObligationsOfMembers)规定，“鉴于国际货（中国整理）币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不同国家之间货物、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以及为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而提供一个框架，而且(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便是持续地发展那些为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各会员国承诺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

这一规定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设定了一项重要的义务，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维护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稳定的义务。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且把会员国的这一义务称为“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尽管该条在上述规定之后列举了四项义务以期将会员国的此项总的合作义务具体化，但根据协定的措辞，会员国进行总的合作的义务的范围要宽于四项具体的合作义务之和，即协定所列举的四项具体合作义务并没有穷尽此项总的合作义务。因此这一总合作义务的规定不但对理解其后所详细列举的四项具体义务至关重要，而且这一规定本身即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协定第四条第1款这一总的合作义务的规定，为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采取某些特别行动或禁止会员国采取某些特别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如果会员国拒绝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即构成对本条合作义务的违反。不过在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采取“软的”方式指导而不是指令会员国履行其义务，即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来行使其职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员国拒绝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亦不构成对会员国的合作义务的违反。

2.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

在为会员国设定合作义务之前，本款首先声明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和目标，即为不同国家之间货物、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以及为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而提供一个框架，以及持续地发展那些为金融和经济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实际上，这一声明的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共识，也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把对这些目的和目标的承认(recognizing)作为会员国作出合作承诺的原因，为解释会员国的合作义务提供了依据。同时它也为理解第四条第3款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义务的范围提供了参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在确定双边监管的范围时引入“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概念，期望通过鼓励会员国采用不破坏或不损害外部稳定的政策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正是这一国际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的体现。

3.合作义务的具体目的

根据上述规定，会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二是为了“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2007年《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的决定将二者归纳为“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stability)。

(1)关于“有秩序的汇兑安排”。显然，这里所指的汇兑安排与本条第2款中所称由会员国选择的“汇兑安排”的概念略有不同。如果说后者系指会员国的国内制度的话，前者则是指的一项国际制度；如果后者指会员国确定其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对比关系的法律框架的话，前者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用以确定不同国家之间货币对比关系的总的安排，即第四条第2款(c)意义上的“总的汇兑安排”(generalexchangearrangements)。很明显，如果这里的“汇兑安排”系指会员国所选择的国内制度，便不存在有无秩序的问题，也不需要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

(2)关于“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指出，汇率制度的稳定不同于汇率的稳定。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制度只追求汇率的稳定，而使得国际收支的失衡无法得到有效的调整，才最终导致了这一货币体系本身的崩溃。牙买加体系将布雷顿森林制度追求汇率的稳定修改为追求汇率制度的稳定，认为货币汇率应当随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自动地调节国际收支，维持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本款规定所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所在。鉴于此，即使会员国根据本条第2款(b)的规定选择实行钉住某一其他货币的汇兑安排，从而使得该会员国的货币与被钉住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成为其汇兑安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会员国亦不得以其在第四条第2款下的选择汇兑安排的权利对抗其在本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义务。口换言之，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的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优先于作为国内政策的汇率的稳定。

显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会员国设定的与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是在取消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会员国享有汇兑安排自由的背景下，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基本纪律。这一合作义务具体目的，不论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还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均着眼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整体的稳定。而其最终目的，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一脉相承，系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搭建一个货币制度的平台，以此扩大市场，促进资源的有效开发，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不但是一项政策宣示，同时其本身也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二、会员国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在为会员国规定了总的合作义务之后，又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内容：(i)努力使其经济与金融政策与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同时亦应适当地照顾到本国的国情；通过创造有秩序的经济与金融条件以及不致引致动荡的货币制度来寻求稳定；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v)奉行同本款各项承诺相一致的汇兑政策。

鉴于上述四项内容未能穷尽会员国依照本款所承担的总的合作义务，因此会员国违反上述四项内容中的任何一项必然构成对其总的合作义务的违反，但对上述四项具体义务的遵守却不表明会员国一定不会违反本款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

1.第一项具体义务

第一项合作义务首先设定了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即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是国内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仅仅是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会员国国内经（中国整理）济的不稳定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出发的，至少这种影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考虑的—个重要因素。正是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或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出发，《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会员国在制定其国内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承认会员国在制定本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的必要性，换言之，协定并不要求会员国为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而忽视本国利益的诉求。

2.第二项具体义务

第二项合作义务把稳定设定为会员国追求的目标。据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进行第二次修订时，执行董事会曾试图在“稳定”一词前面加上“汇兑”字样，使其成为“汇兑的稳定”，但这一努力遭到理事会的拒绝。因此这种稳定应当既包括汇率制度与汇兑安排的稳定，也包括整个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实现这种稳定创造条件，正是在本条“序言”中会员国所承认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

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具体义务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给会员国设定的都仅仅是“软的”义务，是“努力”(endeavor)和寻求(seektopromote)的义务；其次，它们都是指向会员国的国内政策(domesticpoli—Eies)的。这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订前第四条条文仅仅聚焦于汇率与汇兑安排这些涉外政策(externalpolicies)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二次修订已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辖权延及成员国的国内政策领域。而正是由于这两项义务涉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从而涉及会员国的国家，决定了这种义务只能是“软的”义务。

3.第三项具体义务

相对而言，第三项具体义务是最为具体的，从而也是一项“硬的”义务，即它追求的不仅仅是会员国的努力，更是由此所带来的效果。该项具体义务要求会员国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构成对本项义务的违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其二，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是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1)关于会员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决定，“操纵汇率”就是确定目标汇率或实际影响汇率水平的行为，操纵可能导致汇率的波动，也可能阻止汇率的波动。因此所谓操纵汇率实际上就是指以“国家之手”人为地影响和干预汇率的行为。对于什么是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则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还是2007年6月15日《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及作为该决定前身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管决定》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当中，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因此研究操纵“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关于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发表的一份文件，一旦会员国操纵汇率的行为使得货币的价值被“高估或低估”，即可认定会员国的操纵行为妨碍了国际收支的调整；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下列情况下可能认定会员国操纵汇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会员国通过低估汇率造成“根本性的汇率失衡”；并且2)会员国造成根本性汇率失衡状况的目的是增加净出口。显然，货币价值的“高估或低估”也好，“根本性的汇率失衡”也好，均是建立在一国货币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而一国货币的市场价值又应当是与该国经济的基本面相联系的。鉴于协定第四条第2款既不反对会员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亦不反对会员国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操纵汇率本身并不违反会员国所承担的汇兑安排义务。核心问题是会员国在操作或干预汇率时是否具有妨碍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主观目的。另外，如果仅仅存在影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竞争优势的客观效果，而不存在影响国际收支或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观意图，则不存在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第1款(iii)规定的问题。由此看来，本项义务所禁止的是会员国人为地干预汇率的水平，使其偏离建立在该国经济的结构及其基本面之上的市场价值，并因此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的行为。

4.第四项具体义务

对于第四项具体义务，需要辨析两个概念，“汇兑政策”和“本款各项承诺”。从字面上理解，汇兑政策(exchangepohcies)概念的范围应当宽于汇率政策(eX--changeratepoicies)概念的范围，汇兑政策除了包括决定和影响汇率的政策外，还应当包括是否允许兑换和汇付等外汇管制政策。如此，本项义务便可解释为，尽管会员国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六条第3款可以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施管制，亦可依据第十四条第2款对经常项目下的资金转移或支付实施限制，但这些限制或管制均不得背离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作的各项承诺。换言之，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优先于其基于第六条第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所享有的权利。

对于“本款的各项承诺”，不但应当包括会员国所作的总的合作承诺，还应包括上述三项具体义务，因为本项义务显然是企图概括未能在前三项中明确列举但又与“序言”中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的精神相一致的内容的，从而是对前三项具体义务的补充。因此应当从“序言”中总的合作承诺出发解释“本款的各项承诺”概念。基于此，笔者认为，本项义务要求会员国所奉行的汇兑政策应当与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目标相一致。正因此，1977年决定在规定“会员国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时，不但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还要求会员国在必要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平抑无秩序的、损害性的短期外汇波动，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同时还要求会员国在进行此种干预时考虑其他会员国的利益，以实践其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承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为会员国设定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虽然仍着眼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整体稳定，但实际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会员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从而与会员国的国家构成潜在的冲突。鉴于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对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以及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必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审查，而判断会员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则是该会员国是否人为地影响汇率以及其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中国整理）本面相一致。

三、IMF协定下汇兑安排义务的监督机制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其会员国所设定的义务在理解上很容易产生歧义，但鉴于他们在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必须设计一套制度来监督会员国履行义务，以保证国际货币制度的有效实施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协定第四条第3款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了两项监管义务。其一是对国际货币制度实施监督，以保证其有效运行；其二是对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l款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鉴于会员国能否履行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与国际货币制度能否正常运行密切相关，因此后者亦可视为前者之一部分，两项监管义务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为了履行上述监管职责，第四条第3款(b)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管，并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制定指导原则。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通过决定，就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监管规定了指导原则。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该决定取代了1977年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

2007年通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3款下的监管机制进行了细化，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管引入了“外部稳定”的概念，而就会员国的外汇政策，则根据《协定》的要求制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1.对基金组织监管活动的指导

如前所述，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汇兑安排义务是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因此双边监管的范围以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为依据。那么如何才算履行了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呢?为此，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外部稳定”是指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也不至于引起破坏性的汇率波动。与外部稳定要求符合的国际收支状况应当：(i)基本经常账户整体上处于均衡水平，即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并且(ii)资本和金融账户不致引起资本流动突然变动的风险。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汇率的根本性失衡”概念的解释，“外部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是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及汇率水平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由此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保持“外部稳定”的权利。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乃至其他政策，均需就其现在或将来对“外部稳定”产生的重要影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管审查，以实现所谓“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stability)，即《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

2.对会员国政策的指导

在2007年决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制定出四条对会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管的具体原则。其中第一条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第(iii)项义务的重复；第二条确立了会员国在外汇市场处于某种无序状态时干预外汇市场的必要性，这不但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市场失效”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认为“干预”或“操纵”本身一定是违法的；第三条要求会员国在采取干预措施时要有大局观念，要考虑到其他会员国特别是相对货币所在国的利益；第四条则与上述“外部稳定”的概念相呼应，要求会员国避免实施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中前三条是1977年决定中已有的，而第四条则是2007年决定新加入的。根据2007年决定，第二、三、四项原则仅构成对会员国的建议而不是义务，会员国未能遵守这些指导原则并不必然构成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违反，只是如果会员国的政策完全与这些原则相协调，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不会认定会员国违反了第四条第1款义务，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无意扩大解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义务。

为了监督会员国遵守这四项原则的情况，2007年决定还详细列举了七项指标，其中包括会员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的干预活动、会员国进行的官方或准官方借贷、会员国维持对经常易或支付以及对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或鼓励措施、根本性汇率失衡、经常项目逆差或顺差以及流动性风险等。如果发生这些指标所显示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需要考虑对会员国的汇兑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可能还需要就此与该会员国进行讨论。这些指标实际上是提出了衡量会员国的汇率政策是否构成操纵汇率的标准，为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下的合作义务提供了参考标准，同时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第四条第3款，履行监管义务具有指导意义。其中，部分项目是1977年决定中就包含的，而根本性汇率失衡、国际收支状况和流动性风险等则是2007年决定修改或新加入的，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事项的关注。另外2007年决定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作出评估时，考虑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持续性，并顾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

3.对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的评论

纵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决定，其对1977年决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了“外部稳定”概念；其二，增加了有关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第四项原则，要求会员国避免采用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三，部分修改了监管的指标，引入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作为衡量会员国是否遵守了有关汇率政策的四项原则乃至整个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标准。应该说这些修改所体现的宗旨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其中“外部稳定”概念则是这些修改的核心。

如上所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制度的稳定”，即所谓“系统性稳定”。2007年决定首先认定“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只能通过实施促进“外部稳定”的政策取得，从而使得汇兑安排义务的目的转化为“外部稳定”。然后2007年决定又将“外部稳定”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认定“外部稳定（中国整理）”要求会员国的经常账户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存在流动性风险。而要做到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和“流动性风险”，则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货币汇率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同时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会员国是否履行了“避免操纵汇率以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义务时，最终也是以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为依据的。而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相一致，则是一个需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会员国的磋商做出判断的问题。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完成了由“系统性稳定”到“外部稳定”再到“国际收支平衡”，由“国际收支平衡”再到会员国汇率政策与其经济基本面的关系的转化。尽管这一逻辑过程或许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但应当讲整体上还是说得通的。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2007年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会员国履行《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即四项有关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确定的义务时，却规定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指标。对于这些指标是否能够确切地表明会员国的国际收支与汇率水平已经背离了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笔者持怀疑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6月1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的，当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在全球经济和生产要素配置等出现根本变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政策的监督应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调整以及科技进步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基础性影响等因索。如果脱离这一大背景考察会员国的汇率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便有可能失之偏颇。虽然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决定》规定这些指标仅为基金组织审查和讨论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依据而不是得出结论的依据，而且要求这些审查以会员国的“中期政策目标”(medium-termobjective)为视角，2007年决定中的这些规定总难免让人感到系针对中国所做。

四、结语

会员国基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所承担的合作义务，是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稳定的必然要求。这一义务的设定着眼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整体稳定，意在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以此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然而，为了维持—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会员国必须承担其国内经济金融政策与维持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总体稳定的目标相一致的义务。会员国的汇率政策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而判断会员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除了会员国是否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为目的之外，则是会员国的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洗钱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4（9）-0093-04

2013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以收益高、门槛低、随时支取等特点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其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同时，互联网货币基金的无形性、隐匿性和便捷性可能被洗钱分子利用而使基金投资成为非法收益的洗钱工具。

一、互联网货币基金简述

（一）含义

互联网货币基金是借助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交易的基金模式。早在余额宝正式上线之前，一些金融控股集团通过互联网向理财用户提供银行、保险、投资等“一站式”金融服务，但这些金融理财服务与传统的理财服务相比，并不具有明显的特色，受到理财用户的关注也极其有限。直到2013年6月13日，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公司正式推出天弘基金专门为其量身定制的兼具金融理财和网络消费双重功能的基金理财产品――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即余额宝，上线半个月，余额宝规模达到57亿元，投资人数251万人。到2014年3月，其规模超过5477亿元，投资人数超过8100万人，呈现爆发式增长。余额宝的巨大成功使货币基金迅速“走红”，同时也引发了基金公司纷纷赶潮互联网，例如，华夏基金与百度合作推出百度理财，汇添富、广发和易方达竞相入驻微信理财，互联网货币基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分类

按照向用户提供平台的主体不同，将互联网货币基金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借助网络支付平台实现支付功能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例如支付宝的余额宝，苏宁易购的零钱宝等，这类“宝”们的特点是除购买货币基金进行投资收益外还具有随时网购消费、转账、缴费等支付功能；二是通过互联网企业提供的网络直销平台实现支付功能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例如天天基金网的活期宝、腾讯理财通、百度百赚等；三是金融机构在创新型互联网平台上提供的金融理财产品，例如工商银行的天天益、交通银行的货币基金实时提现、平安银行的平安盈等。本文的研究范围仅包括互联网货币基金中的前两类。

（三）特点

1、投资门槛低，资金随时支取。与传统货币基金不同，互联网货币基金的销售起点较低，多数基金的销售起点为1元。此外，用户投入的资金通过联网的电脑或手机随时支取或消费，有效整合了交易、支付和理财等业务，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为用户提供了一站式、多样化、全方位的网络金融理财服务。

2、操作流程简单，人人都可参与。互联网货币基金实现了基金销售的金融脱媒，基金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基金产品直接送达海量互联网用户面前，节省了许多中间环节。同时，为方便各种类型用户使用，互联网货币基金设计的业务流程简单，操作便捷，并且给予用户极佳的交易体验，达到了互联网用户人人参与的效果。

3、交易即时隐蔽，风险扩散传播快。互联网货币基金依靠大数据、移动支付、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突破了时空限制，使互联网用户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货币基金投资。网络交易主体的匿名性、客体的虚拟性和交易过程的非面对面性使货币基金交易行为具有隐蔽性。同时，互联网交易的快捷性、隐蔽性也引发了互联网货币基金技术风险、系统安全风险等，且风险扩散传播速度更快。

二、互联网货币基金业务流程

互联网货币基金业务流程包括注册、基金申购与赎回、销户三个阶段。下面以余额宝为例介绍互联网货币基金的业务流程。

申请注册。申请注册包括用户申请、绑定关联银行卡、实名认证。第一步，互联网用户在支付宝平台申请支付宝账户，填写账户信息，包括账户名称（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账户密码、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第二步，关联一张可选的银行卡账户，设置支付密码；第三步，支付宝作为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对基金投资人账户进行实名认证后开通余额宝，即基金账户。

基金申购赎回。基金申购是指支付宝客户把支付宝账户内的备付金余额或银行卡资金转入余额宝，转入单笔金额最低为1元，不同的转入方式转入限额不同，转入余额宝资金默认为购买天弘基金增利宝货币基金，同时也可以随时用于淘宝网购支付、账单支付和转账等。基金赎回是指余额宝资金转出至支付宝账户或关联银行卡账户，转出至支付宝账户为实时到账，转出到关联普通提现卡账户最晚在转出后的一个工作日内24点前到账。

销户。余额宝客户将资金赎回后可随时销户，基金公司后台系统保存客户信息资料。

三、互联网货币基金潜在洗钱风险

（一）开户环节

1、客户身份识别完全依赖第三方容易造成风险传染。互联网用户在申请注册基金账户（如余额宝账户）时只留存姓名、身份证件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信息，对于用户填写的这些身份资料和信息是否真实，基金公司只能间接通过协议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或网络支付机构进行查证。也就是说，基金公司对互联网客户的身份识别完全依赖银行或网络支付机构，基金公司需要银行或网络支付机构能够准确、完整、及时地向其传递客户的有效身份信息。如果银行或网络支付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出现疏漏，并且被不法分子利用，那么基金公司这道防线也会轻易被不法分子突破。这将使洗钱风险成倍放大。

2、现行实名认证难以识别账户实际控制人。互联网用户在选择的关联银行卡时，一般采用银行直接验证、第三方验证和划款验证三种方式。可见，基金公司一般通过银行或网络支付机构等第三方采用实名认证方式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工作，这就可能存在一个问题――用户虚假，即一人控制多个基金账户，这为不法分子洗钱埋下了隐患。一是洗钱分子可以购买或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在不同银行开立多个银行账户，冒用他人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多个基金账户，将非法所得存入多个银行账户，分别转入不同的基金账户，从而实现将黑钱洗“白”。二是在业务存续期间，互联网客户将自己开立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使用，这样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不是最初按规定开立账户的人，如果加上客户身份在持续识别环节存在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利用他人账户进行洗钱。

3、少量的客户信息不利于客户身份识别。互联网用户在注册基金账户时只需填写姓名、身份证件号、银行卡号、手机号，没有职业、住所地等基本信息，而没有行业、地域、经济状况等相关信息，基金公司仅凭留存的有限信息难以在交易存续期间对客户身份有效地开展持续识别和重新识别工作，无法准确分析判断客户的交易行为是否异常。

（二）交易环节

1、网络认证交易信息存在洗钱隐患。互联网货币基金在虚拟环境中进行交易时，除交易记录外，不留任何物理痕迹，主要通过电子方式网络认证客户，使用银行卡支付密码和基金账户支付密码进行申购。这种非面对面的网络认证交易方式难以有效识别客户真实身份信息和辨别交易的真实性，为洗钱分子隐匿、掩饰非法所得并借助互联网货币基金清洗黑钱提供了便利条件。

2、资金来源审核不严可能为洗钱提供方便。在互联网客户申购基金过程中，转入的资金是通过银行账户或网络支付平台转账的方式进行，对于海量互联网客户利用多家银行账户或网络支付账户进行支付的方式，基金公司无法一一获取转入资金的详细信息，从而对客户申购资金的来源也无法判断。

3、交易监测机制的缺乏极易产生虚假交易。有些基金账户通过网络支付平台除实现申购互联网货币基金外，还具有网购消费、账单支付、转账等功能，比如余额宝、零钱宝。当客户进行网购支付时，余额宝类似于网络支付平台，提供结算服务，交易监测机制的缺失或异常交易监测不到位容易让洗钱分子利用网络虚拟交易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收益，而网络交易的隐匿性、即时性使得监管部门对资金的追踪监测更加困难。在实际操作中，网络交易的买卖双方在网络支付平台上注册虚拟账户，通过虚假商品交易就可以完成洗钱、套现等非法行为，甚至引起网络、诈骗等洗钱上游犯罪。

4、网络系统技术的参差不齐可能使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存在丢失风险。据报道，余额宝的客户已达到了8100万人，如此庞大的客户信息数据库具有相当可观的价值含量，需要成熟、完善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做支撑，一旦网络的保密技术被黑客破解或管理出现纰漏，客户信息和交易记录很容易泄漏、丢失。这不仅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也影响交易记录的完整再现，为反洗钱监管部门日后调查客户身份，追踪资金流向带来困难。

（三）销户环节

基金账户资金赎回时只能转出到关联银行账户，在赎回资金后互联网客户可注销基金账户，有些基金公司对销户流程要求严格，客户必须向基金公司提供身份证件复印件才能销户，这种一对一的划转路径和销户方式洗钱风险较低。

四、对策建议

（一）立足现有法律，对相关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一是现有法律法规的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很少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健康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二是加快互联网金融技术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制定，包括互联网货币基金在内的互联网金融涉及的技术环节较多，如支付、客户身份识别、身份验证等，应从战略高度协调相关部委出台或优化相关制度，启动相应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二）有效开展客户身份识别，从源头上防范洗钱风险

一是加强基金公司、网络支付公司与银行机构的一对一合作关系，确保基金公司从银行机构获取并验证了客户身份之后才能开展业务；二是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在客户申请注册阶段充分了解客户的身份资料、行业背景、风险级别，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设计不同的身份认证方式，对用户身份进行更加精准的实名认证，确保客户身份的有效性和合规性；三是通过不同的数据库核实客户信息，基金公司和网络支付公司可以与权威部门提供的公民或企业身份信息数据库进行比较核实，还可以与行业间的共享客户信息资料中已有的客户信息进行比对，保证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

（三）加强网络平台系统建设，提高对交易资金的监测水平

一是建立足够完备的计算机监控系统，采用系统捕捉和人工检查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客户活动和异常交易进行详细监测，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严格按照管理规程上报监管部门；二是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通过银行对客户的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投资资金的合法性；三是按照反洗钱相关规定完整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利用技术手段做到再现交易，以便辅助定位洗钱犯罪行为。

（四）结合互联网金融知识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洗钱风险防范意识

一是加强反洗钱监管人员对互联网金融知识的培训学习，丰富监管经验，提高对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反洗钱监管技能；二是反洗钱监管部门积极吸收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IT人员，重新审视科技人员在监管部门的作用，利用科技人员的专业优势，结合金融人员的业务能力，将有助于提升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互联网用户对互联网货币基金及其潜在风险的认识，有效防范洗钱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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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婧雯.房地产交易法规的反洗钱审视[J].西部金融，2014，（6）：93-96。

The Exploration on Money Laundering Risks of Internet Monetary Fund

WU Chongpan WANG Jia

（Haikou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aikou Hainan 570105）

Abstract：Internet monetary fund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meeting the demand of investors， especial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vestors for low-risk financing requirements， multi-channel increasing property incom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market and further optimizing the assets structure of the fund industr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business， the invisibility， secretiveness and convenience of the internet monetary fund may be used as the money laundering tool illegally. In terms of regulation， supervising respectively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is implemented in China， which causes the supervision vacuum on internet monetary fund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refore， internet monetary fund are used as the tool for money laundering. On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monetary fund， by studying their business processes and finding out potential risks of money laundering of each link，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onetary fund.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汇兑安排；操纵汇率

近年来，由于我国长期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状态，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美国，更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和国会议员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2007年6月15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就基金组织进行双边监管和会员国履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规定了指导原则，并就监管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一决定取代了1977年执行董事会通过的《汇率政策监督》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在此情况下，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的汇兑安排义务，对于指导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对来自美国等的指责，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

在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社会于1976年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修改达成一致，从而形成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牙买加体系取消了固定汇率制。根据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2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享有确定本国货币价值的“汇兑安排”的自由，会员国无论实行钉住汇率政策，还是浮动汇率政策，抑或相互之间达成合作安排，均是合法的。然而如果将这种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绝对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会员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获得不当的贸易利益，进而陷入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难以为继的局面。为此，必须对会员国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

1.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

在承认会员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汇兑安排”从而建立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为会员国设定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免使国际货币制度陷于混乱。协定第四条第1款“会员国的总义务”(GeneralObligationsOfMembers)规定，“鉴于国际货（中国整理）币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不同国家之间货物、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以及为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而提供一个框架，而且(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便是持续地发展那些为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各会员国承诺与基金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

这一规定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设定了一项重要的义务，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维护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稳定的义务。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且把会员国的这一义务称为“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尽管该条在上述规定之后列举了四项义务以期将会员国的此项总的合作义务具体化，但根据协定的措辞，会员国进行总的合作的义务的范围要宽于四项具体的合作义务之和，即协定所列举的四项具体合作义务并没有穷尽此项总的合作义务。因此这一总合作义务的规定不但对理解其后所详细列举的四项具体义务至关重要，而且这一规定本身即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协定第四条第1款这一总的合作义务的规定，为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采取某些特别行动或禁止会员国采取某些特别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如果会员国拒绝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即构成对本条合作义务的违反。不过在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采取“软的”方式指导而不是指令会员国履行其义务，即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来行使其职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员国拒绝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亦不构成对会员国的合作义务的违反。

2.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

在为会员国设定合作义务之前，本款首先声明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和目标，即为不同国家之间货物、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以及为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长而提供一个框架，以及持续地发展那些为金融和经济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实际上，这一声明的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共识，也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思想前提和最终目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把对这些目的和目标的承认(recognizing)作为会员国作出合作承诺的原因，为解释会员国的合作义务提供了依据。同时它也为理解第四条第3款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义务的范围提供了参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在确定双边监管的范围时引入“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概念，期望通过鼓励会员国采用不破坏或不损害外部稳定的政策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正是这一国际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的体现。

3.合作义务的具体目的

根据上述规定，会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二是为了“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2007年《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的决定将二者归纳为“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stability)。

(1)关于“有秩序的汇兑安排”。显然，这里所指的汇兑安排与本条第2款中所称由会员国选择的“汇兑安排”的概念略有不同。如果说后者系指会员国的国内制度的话，前者则是指的一项国际制度；如果后者指会员国确定其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对比关系的法律框架的话，前者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用以确定不同国家之间货币对比关系的总的安排，即第四条第2款(c)意义上的“总的汇兑安排”(generalexchangearrangements)。很明显，如果这里的“汇兑安排”系指会员国所选择的国内制度，便不存在有无秩序的问题，也不需要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

(2)关于“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指出，汇率制度的稳定不同于汇率的稳定。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制度只追求汇率的稳定，而使得国际收支的失衡无法得到有效的调整，才最终导致了这一货币体系本身的崩溃。牙买加体系将布雷顿森林制度追求汇率的稳定修改为追求汇率制度的稳定，认为货币汇率应当随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自动地调节国际收支，维持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本款规定所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所在。鉴于此，即使会员国根据本条第2款(b)的规定选择实行钉住某一其他货币的汇兑安排，从而使得该会员国的货币与被钉住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成为其汇兑安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会员国亦不得以其在第四条第2款下的选择汇兑安排的权利对抗其在本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以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义务。口换言之，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的汇率制度的稳定，必须优先于作为国内政策的汇率的稳定。

显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会员国设定的与基金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合作的义务，是在取消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会员国享有汇兑安排自由的背景下，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基本纪律。这一合作义务具体目的，不论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还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均着眼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整体的稳定。而其最终目的，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一脉相承，系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搭建一个货币制度的平台，以此扩大市场，促进资源的有效开发，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会员国总的合作义务不但是一项政策宣示，同时其本身也构成对会员国的有效约束。

二、会员国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在为会员国规定了总的合作义务之后，又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内容：(i)努力使其经济与金融政策与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同时亦应适当地照顾到本国的国情；通过创造有秩序的经济与金融条件以及不致引致动荡的货币制度来寻求稳定；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v)奉行同本款各项承诺相一致的汇兑政策。

鉴于上述四项内容未能穷尽会员国依照本款所承担的总的合作义务，因此会员国违反上述四项内容中的任何一项必然构成对其总的合作义务的违反，但对上述四项具体义务的遵守却不表明会员国一定不会违反本款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

1.第一项具体义务

第一项合作义务首先设定了在价格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鼓励有秩序的经济增长即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是国内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仅仅是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会员国国内经（中国整理）济的不稳定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出发的，至少这种影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考虑的—个重要因素。正是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或会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出发，《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会员国在制定其国内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承认会员国在制定本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时，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的必要性，换言之，协定并不要求会员国为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而忽视本国利益的诉求。

2.第二项具体义务

第二项合作义务把稳定设定为会员国追求的目标。据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进行第二次修订时，执行董事会曾试图在“稳定”一词前面加上“汇兑”字样，使其成为“汇兑的稳定”，但这一努力遭到理事会的拒绝。因此这种稳定应当既包括汇率制度与汇兑安排的稳定，也包括整个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实现这种稳定创造条件，正是在本条“序言”中会员国所承认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之一。

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具体义务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给会员国设定的都仅仅是“软的”义务，是“努力”(endeavor)和寻求(seektopromote)的义务；其次，它们都是指向会员国的国内政策(domesticpoli—Eies)的。这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订前第四条条文仅仅聚焦于汇率与汇兑安排这些涉外政策(externalpolicies)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二次修订已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辖权延及成员国的国内政策领域。而正是由于这两项义务涉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从而涉及会员国的国家，决定了这种义务只能是“软的”义务。

3.第三项具体义务

相对而言，第三项具体义务是最为具体的，从而也是一项“硬的”义务，即它追求的不仅仅是会员国的努力，更是由此所带来的效果。该项具体义务要求会员国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构成对本项义务的违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其二，会员国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的目的是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1)关于会员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决定，“操纵汇率”就是确定目标汇率或实际影响汇率水平的行为，操纵可能导致汇率的波动，也可能阻止汇率的波动。因此所谓操纵汇率实际上就是指以“国家之手”人为地影响和干预汇率的行为。对于什么是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则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还是2007年6月15日《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及作为该决定前身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管决定》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当中，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操纵国际货币制度，因此研究操纵“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关于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发表的一份文件，一旦会员国操纵汇率的行为使得货币的价值被“高估或低估”，即可认定会员国的操纵行为妨碍了国际收支的调整；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下列情况下可能认定会员国操纵汇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会员国通过低估汇率造成“根本性的汇率失衡”；并且2)会员国造成根本性汇率失衡状况的目的是增加净出口。显然，货币价值的“高估或低估”也好，“根本性的汇率失衡”也好，均是建立在一国货币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而一国货币的市场价值又应当是与该国经济的基本面相联系的。鉴于协定第四条第2款既不反对会员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亦不反对会员国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操纵汇率本身并不违反会员国所承担的汇兑安排义务。核心问题是会员国在操作或干预汇率时是否具有妨碍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主观目的。另外，如果仅仅存在影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竞争优势的客观效果，而不存在影响国际收支或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观意图，则不存在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第1款(iii)规定的问题。由此看来，本项义务所禁止的是会员国人为地干预汇率的水平，使其偏离建立在该国经济的结构及其基本面之上的市场价值，并因此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的行为。

4.第四项具体义务

对于第四项具体义务，需要辨析两个概念，“汇兑政策”和“本款各项承诺”。从字面上理解，汇兑政策(exchangepohcies)概念的范围应当宽于汇率政策(eX--changeratepoicies)概念的范围，汇兑政策除了包括决定和影响汇率的政策外，还应当包括是否允许兑换和汇付等外汇管制政策。如此，本项义务便可解释为，尽管会员国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六条第3款可以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施管制，亦可依据第十四条第2款对经常项目下的资金转移或支付实施限制，但这些限制或管制均不得背离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作的各项承诺。换言之，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优先于其基于第六条第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所享有的权利。

对于“本款的各项承诺”，不但应当包括会员国所作的总的合作承诺，还应包括上述三项具体义务，因为本项义务显然是企图概括未能在前三项中明确列举但又与“序言”中所规定的总的合作义务的精神相一致的内容的，从而是对前三项具体义务的补充。因此应当从“序言”中总的合作承诺出发解释“本款的各项承诺”概念。基于此，笔者认为，本项义务要求会员国所奉行的汇兑政策应当与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目标相一致。正因此，1977年决定在规定“会员国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时，不但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还要求会员国在必要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平抑无秩序的、损害性的短期外汇波动，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同时还要求会员国在进行此种干预时考虑其他会员国的利益，以实践其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的承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为会员国设定的具体汇兑安排义务，虽然仍着眼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整体稳定，但实际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会员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从而与会员国的国家构成潜在的冲突。鉴于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对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以及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必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审查，而判断会员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则是该会员国是否人为地影响汇率以及其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中国整理）本面相一致。

三、IMF协定下汇兑安排义务的监督机制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为其会员国所设定的义务在理解上很容易产生歧义，但鉴于他们在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必须设计一套制度来监督会员国履行义务，以保证国际货币制度的有效实施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协定第四条第3款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了两项监管义务。其一是对国际货币制度实施监督，以保证其有效运行；其二是对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l款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鉴于会员国能否履行其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与国际货币制度能否正常运行密切相关，因此后者亦可视为前者之一部分，两项监管义务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为了履行上述监管职责，第四条第3款(b)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管，并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制定指导原则。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通过决定，就基金组织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监管规定了指导原则。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通过了名为《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该决定取代了1977年决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监管活动的依据。

2007年通过的《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3款下的监管机制进行了细化，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管引入了“外部稳定”的概念，而就会员国的外汇政策，则根据《协定》的要求制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1.对基金组织监管活动的指导

如前所述，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汇兑安排义务是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因此双边监管的范围以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为依据。那么如何才算履行了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呢?为此，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外部稳定”(externalstability)。“外部稳定”是指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也不至于引起破坏性的汇率波动。与外部稳定要求符合的国际收支状况应当：(i)基本经常账户整体上处于均衡水平，即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并且(ii)资本和金融账户不致引起资本流动突然变动的风险。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汇率的根本性失衡”概念的解释，“外部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是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及汇率水平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由此会员国在第四条第1款下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会员国保持“外部稳定”的权利。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乃至其他政策，均需就其现在或将来对“外部稳定”产生的重要影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管审查，以实现所谓“系统性稳定”(systematicstability)，即《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设定的“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

2.对会员国政策的指导

在2007年决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制定出四条对会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管的具体原则。其中第一条要求会员国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的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第(iii)项义务的重复；第二条确立了会员国在外汇市场处于某种无序状态时干预外汇市场的必要性，这不但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市场失效”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认为“干预”或“操纵”本身一定是违法的；第三条要求会员国在采取干预措施时要有大局观念，要考虑到其他会员国特别是相对货币所在国的利益；第四条则与上述“外部稳定”的概念相呼应，要求会员国避免实施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中前三条是1977年决定中已有的，而第四条则是2007年决定新加入的。根据2007年决定，第二、三、四项原则仅构成对会员国的建议而不是义务，会员国未能遵守这些指导原则并不必然构成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违反，只是如果会员国的政策完全与这些原则相协调，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不会认定会员国违反了第四条第1款义务，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无意扩大解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义务。

为了监督会员国遵守这四项原则的情况，2007年决定还详细列举了七项指标，其中包括会员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的干预活动、会员国进行的官方或准官方借贷、会员国维持对经常易或支付以及对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或鼓励措施、根本性汇率失衡、经常项目逆差或顺差以及流动性风险等。如果发生这些指标所显示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需要考虑对会员国的汇兑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可能还需要就此与该会员国进行讨论。这些指标实际上是提出了衡量会员国的汇率政策是否构成操纵汇率的标准，为会员国履行第四条第1款下的合作义务提供了参考标准，同时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第四条第3款，履行监管义务具有指导意义。其中，部分项目是1977年决定中就包含的，而根本性汇率失衡、国际收支状况和流动性风险等则是2007年决定修改或新加入的，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事项的关注。另外2007年决定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会员国的汇率政策作出评估时，考虑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持续性，并顾及会员国的国内政策。

3.对2007年《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的评论

纵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决定，其对1977年决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了“外部稳定”概念；其二，增加了有关会员国汇率政策的第四项原则，要求会员国避免采用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其三，部分修改了监管的指标，引入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作为衡量会员国是否遵守了有关汇率政策的四项原则乃至整个第四条第1款义务的标准。应该说这些修改所体现的宗旨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其中“外部稳定”概念则是这些修改的核心。

如上所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所规定的“合作义务”的目的是“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制度的稳定”，即所谓“系统性稳定”。2007年决定首先认定“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只能通过实施促进“外部稳定”的政策取得，从而使得汇兑安排义务的目的转化为“外部稳定”。然后2007年决定又将“外部稳定”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认定“外部稳定（中国整理）”要求会员国的经常账户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存在流动性风险。而要做到不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衡”和“流动性风险”，则要求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货币汇率与其经济的基本面保持一致。同时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会员国是否履行了“避免操纵汇率以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义务时，最终也是以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为依据的。而会员国的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相一致，则是一个需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会员国的磋商做出判断的问题。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完成了由“系统性稳定”到“外部稳定”再到“国际收支平衡”，由“国际收支平衡”再到会员国汇率政策与其经济基本面的关系的转化。尽管这一逻辑过程或许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但应当讲整体上还是说得通的。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2007年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会员国履行《协定》第四条第1款义务即四项有关汇率政策的指导原则确定的义务时，却规定了“根本性汇率失衡”、“大量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流动性风险”等指标。对于这些指标是否能够确切地表明会员国的国际收支与汇率水平已经背离了其经济的结构和基本面，笔者持怀疑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6月1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的，当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在全球经济和生产要素配置等出现根本变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政策的监督应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调整以及科技进步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基础性影响等因索。如果脱离这一大背景考察会员国的汇率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便有可能失之偏颇。虽然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决定》规定这些指标仅为基金组织审查和讨论会员国的汇率政策的依据而不是得出结论的依据，而且要求这些审查以会员国的“中期政策目标”(medium-termobjective)为视角，2007年决定中的这些规定总难免让人感到系针对中国所做。

四、结语

会员国基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四条第1款所承担的合作义务，是牙买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稳定的必然要求。这一义务的设定着眼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整体稳定，意在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以此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然而，为了维持—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会员国必须承担其国内经济金融政策与维持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总体稳定的目标相一致的义务。会员国的汇率政策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约束，而判断会员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除了会员国是否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为目的之外，则是会员国的汇率水平是否与其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7篇

货币市场基金最早诞生在美国，在我国成立时间不长。2003年末，博时现金收益基金、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基金等3只基金几乎同时获准在国内市场公开发行，标志着我国货币基金的正式诞生。近年来，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其经营主体范围也不断扩大，一些商业银行纷纷入主基金领域。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基金公司渐入混业经营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因此，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将带来的一系列金融监管层面的问题。

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现状

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基金管理公司日趋增多由于最初对这一金融创新没有明文规定，业界对商业银行是否可开办基金公司也无定论，故我国最初的MMF主要是由基金公司设立的。我国MMF近两年来发展迅速，2005年可以说是MMF发展的一个转折年，全年共新增货币基金21家，同时金融监管当局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工行、建行和交行三家银行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2005年9月底，三家试点银行全部完成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工作，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交银货币、工银货币、建信货币三只基金已于2006年设立发行。截至2006年6月8日MMF共有40只，基金规模也由首发的12,838,368万份上升至23,287,040万份，增长181%，几乎翻了一番。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号)文件精神，可以预见，以后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还将保持相当规模。

现行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日趋完善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是我国的一项创新金融工具，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自然制度变迁，成立之初主要是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及管理当局的支持，因此存在法制滞后的必然现象，这也是金融创新的典型特征之一。自2003年我国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与货币市场基金有关的规定与办法。这些法规和办法对促进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货币市场法规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用低无论是托管费率，还是管理费率，以及综合费率，货币市场基金均创出了新低。如托管费率为0. 1 %,管理费率0. 33%，大大低于已有的开放式基金，即使加上0. 25%的销售服务费率，其综合费率也仅为0.68 %，这一费率水平同样处于低位。

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可能引发的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

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矛盾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对我国的保险市场进行监管；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监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正式建立起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

2003年两只准货币基金的成立昭示着银行业想入主基金业进行混业经营的意愿；2003年12月正式成立的三只货币市场基金，标志着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可以通过设立货币基金的形式实现资金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转换，混业经营趋势初步显现；2005年三家商业银行获批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正式入主基金领域尝试混业经营。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的成立对我国经过近11年刚刚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分业监管体制直接提出了挑战。由两个发行主体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今后由谁监管、如何监管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而因业务交叉带来监管的交叉会弱化监管的效力。

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可能带来的金融环境的恶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商业银行经营货币市场基金的天然垄断优势。商业银行在设立货币市场基金上具有先天的制度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和业务优势，且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做基金的托管人，又可以做基金的管理人，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有了垄断倾向。（2）信息获取不平等可能带来的不平等竞争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商业银行即是自家基金的管理人，又是其他基金的托管人，商业银行在推销自己的货币基金与代销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时肯定不会同样尽心，且其在信息获取上也处于优势地位，能获取其他基金公司的投资组合信息，而基金公司则无法了解商业银行的相关信息，这会使基金公司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会引发不平等竞争问题。（3）商业银行在原有货币市场子市场上的优势。如目前我国对货币基金的投资方向中未明列可投资票据市场（中央银行票据除外），但同时规定可投资证监会、央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这在事实上并未排除货币基金投资银行间票据市场的可能性（这将是必然趋势），我国的票据市场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在发行、交易上商业银行也是优势明显。

违规操作问题违规操作问题可能会来自两个方面：（1）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上的违规。目前我国货币市场上共有四个子市场，即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票据市场以及MMF。货币市场工具少，市场规模有限，伴随着我国大量货币基金的成立，其盈利空间必将下降，基金管理人违规使用基金的问题将难以避免。（2）引发原有子市场上的违规问题。新建市场耗时较长，因此在短期内将首先促使原有市场的扩张，此时也许会在量的增长上带来质的下降，货币基金还会寻求法规漏洞以进入各子市场。

MMF发展速度问题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是相当迅猛的，仅2005年1年就有21家新基金成立，比2004年增长了近3倍。业界都知道曾经发生在我国同业拆借市场的“三起三落”现象，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快速发展是否会带来类似的问题。因此如何解决监管与发展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

完善金融监管，促进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明确监管分工，做好监管体制过渡针对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设立而带来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中国监管当局应考虑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好从分业监管向集中监管的过渡准备。混业经营条件下由于业务难以清晰地加以划分，业务交叉将使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成为常态，这将不利于监管当局实施有效监管，监管权威、监管效果、监管效率将受到挑战。分业监管将阻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因此未来还应考虑建立一个对金融业集中监管的机构，将目前分出来的监管职能合并起来，并逐步由目前机构型监管向功能型监管过渡，这样协调将变为内部协调而不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在目前分业监管过程中监管当局可考虑先采取分业审批、分业监管的办法。

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对投资组合进行严格限制不同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水平是不同的。为了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建议对商业银行实施受托理财资格认证制度，并特别规定，凡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且不良贷款率超过10%的商业银行不能获得受托理财资格。对于办理每次发行集合型受托理财计划，应向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逐项申请。关于投资组合，首先应规定货币市场基金只能投资银行存款、大额定期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累、经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及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禁止投资股票、剩余期限超过397天的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高风险的金融工具；其次，应规定投资于同一公司发行的短期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5%，投资于同一银行承兑的商业汇票或发行的大额定期存单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20%，此外应要求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180天。

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相关法规，减少外部失灵发生的概率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基金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在利益趋动下都有违规经营的动机存在，而违规的实施通常又与内部人直接相关，内部人包括管理者与普通员工，因此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市场参与者在平等环境下展开竞争，避免垄断的产生，减少负的外部性，保证货币基金市场的有序发展。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通常外部监管者难以了解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因此监管者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应采取以内控为主、外控为辅的方针。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8篇

2008年夏季美国的金融危机恶化以来,人们却没怎么听到主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这种情况与前些年亚洲危机、拉美危机、甚至俄罗斯危机时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最近,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亚当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萨顿建议重建其他国际组织来监管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前,布雷顿森林体系起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功不可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地区性的金融、货币危机时有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屡屡要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急贷款,成了典型的“救火队”。

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拉美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听从了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议,解除资本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但随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救助陷入危机的国家,为他们提供紧急贷款时,又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首先,受援国要紧缩政府开支预算;其次,受援国要让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换回更多的外汇;再次,受援国经常不得不承诺取消资本管制,未来让资本自由流动;最后,还要承诺取消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等到这些条件都落实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激烈的竞争,以争得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权。这使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能持续下跌,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提高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它们管理金融市场的能力又有限,所以金融危机接踵而至,背负的债务也越来越大。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韦德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救美国那些大银行及投资机构。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各种投资机构往往是这些新兴市场上的最活跃分子。危机发生后,国际组织去救急,就等于把私营投资机构的债务转移到国际组织名下。美国虽说是这些国际经济机构的大股东,但他也仅是一个股东,这些机构的资本是各成员国出的。通过救急计划,美国实际上是拿各国的钱去救自己的私营投资机构。

当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这些危机,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就不再被视作神明了。像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危机时,干脆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救助,重新管制资本市场,也渡过了危机。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这次从美国开始的发达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就没起作用。一是危机的规模太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去救火只能是杯水车薪;二是美国根本不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导致其经济进一步衰退的条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他有否决权;三是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让美元大幅贬值,就会破坏美元霸权的基础,也会影响美国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没起什么作用,但在去年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在讨论如何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时,焦点仍集中在如何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急功能上。这似乎成了一种悖论,其主要原因恐怕是美欧国家在危机酿成的原因及如何对付危机的办法上不能达成一致,只好找一个折衷、妥协的办法。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货币基金；金融产品；余额宝；支付宝；收益；风险

一、概述

货币基金是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由专业的基金管理人运作，专门的基金托管人保管资金的一种开放式基金，投资对象为风险小的货币市场工具。总体来说，货币基金是一种间接的、有信托性质的短期投资工具，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一种，它的投资标的主要为风险小的短期货币工具，如短期国债、国库券、央行票据、银行存款、信用级别较高的短期债券等。故货币基金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特点。

二、收益及风险分析

投资者在分析货币基金的收益时，需要关注两项指标，分别为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与七日年化收益率。

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是指把货币基金每天运作形成的收益平均分配到每一份额上，然后以一万份为标准进行比较的数据，通俗地说，它是投资者投资一万元当日获得的实际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10000

七日年化收益率是该货币基金过去七天按照每万份基金份额净收益折合成的年收益率，它仅仅体现了该基金过去七天的盈利信息，并不代表着其未来的盈利水平，况且它只是一个平均值，如果过去七天中的某一天收益极高或极低，则会对平均值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投资者真正要关心的是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这个指标越高，投资人获得的真实收益就越高。

而货币基金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货币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平均期限一般为4～6个月，一般地，平均剩余期限越长，货币基金的流动性风险越高。我国要求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180天。

第二，融资比例。债券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在基金资产净值的占比会对基金的收益率和风险产生较大影响，若占比过高，货币基金的潜在收益可能较高，但风险也会越高。因此，证监会要求此比例不能超过20%。

第三，集体赎回风险。由于货币基金不享受全国性存款保险机构给予的保险，在发生风险时可能导致大量投资者集中赎回投资，从而加重货币基金的被动性。

然而，因为我国对可能导致货币基金风险的因素做了严格的限制，并且要求货币基金不得投资于股票、可转换债券、AAA级以下的企业债等品种，因此，货币基金发生本金亏损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认为是无风险的。

三、货币基金的兴起

我国于2003年12月推出了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华安现金富利基金，从此货币基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虽然收益率与目前市场上货币基金的收益率相近，但是却一直不温不火，鲜有人问津，直到2013年6月余额宝的正式上线，货币基金才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货币基金的浪潮开始，天弘基金也从无名小辈一跃成为龙头老大。然而，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的兴起？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一）客户体验好

余额宝推出以前，投资者若购买货币基金需要携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去银行柜台或者基金公司购买，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0元，起购门槛高，程序繁复，交通成本大。而余额宝推出后，不仅将认购金额的限制降低为1元、将赎回天数从2～3天降低为T+0当天赎回，并且大大简化了购买程序、完全消除了交通成本，投资者无需到银行柜台，通过支付宝或者银行卡即可实现网上在线购买，方便快捷，同时收益稳定。正是因为余额宝给予客户在申购、赎回中的真实体验非常好，引起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从而吸引大批投资者的申购，也因此导致了货币基金的兴起。

（二）青年群体偏爱

未推出余额宝时，购买货币基金的大多为中老年群体，他们手中有相对充足的资金，但风险承受能力不高，不愿购买股票基金等风险较大的投资品种，并且中老年群体更加追求资金的安全性，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货币基金。然而，随着余额宝的上线，大部分青年群体意识到余额宝的优势，不仅能满足他们对闲置资金增值的需求，并且申购、赎回十分简便快捷，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群体对资金收益及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吸引了大批青年投资者的申购，货币基金也因此兴起。

（三）连接支付宝，可直接支付

货币基金作为一种短期的金融投资工具，投资者需要变现时一般通过赎回的方式，赎回成功后投资者才可利用其进行买卖交易活动，而不能直接从基金的账户直接划拨到商品销售方的账户。但余额宝的出现颠覆了这种模式，通过与支付宝账户连接，投资者可以随时在余额宝与支付宝两个账户之间进行资金的划转，有闲置资金时随时划入余额宝账户，每天赚取收益；需要交易支付时，将资金转回支付宝，或者可以直接利用余额宝账户支付，极大地方便了投资者，为投资者的日常投资活动与交易活动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方式。

四、货币基金发展的遗憾

（一）投资者认识不够

大部分投资者过分追求资金安全，将资金的绝大部分投放在银行存款上，使资金不能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利用。并且由于大多数投资者不能区分货币基金与其他类型基金或投资工具的区别，而因此不选择投资货币基金，使得货币基金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二） 监管的不足

就货币基金的历史发展来看，货币基金基本可认为是无风险的，但随着近年来货币基金的兴起，其T+0制度导致流动性风险增加，虽然我国对货币基金的投资标的与剩余期限等方面做出了限制，但是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加强货币基金流动性风险的防范，避免发生基金挤兑的情况。另外，我国货币基金的发展历史尚短，制度建设并不非常成熟，虽然规定基金公司和基金产品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登记，但是由于此协会属于行业自律性组织，对基金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不予核查，长期来看还是应该引入央行的监管职能。

参考文献

[1]莫泰山.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与监管[J].证券市场导报，2003，（12）.

[2]苏昌蕾.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问题探讨[J].武汉金融，2011，（5）.

[3]江峡.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收益与风险浅析[J].金融发展评论，2010，（5）.

货币基金监管范文第10篇

上期专栏我们总结了公众对货币基金存在的四个误区，其实误区还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着：比如管理权益类产品的基金经理就认为，管理货币基金是个简单事，无非是买卖银行存款罢了；也有基金公司董事长认为，货币基金不会有大的发展前途，2006年和2011年6月爆发的货币基金流动性危机就是例证。

但我要说，这两次发生在货币基金身上的危机，有基金公司自身的责任，也有市场环境以及货币基金投资生态的问题。

两次流动性危机

2004年，央行采取紧缩政策导致金融市场利率大幅度高于法定存款利率，导致转移至货币市场基金的存款纷至沓来，规模迅速增加，至2005年末接近2000亿元。

然而2005年底开始，A股市场重新启动新股发行，个别企业的短期融资券信用风险暴露，债券市场收益率大幅上升，货币基金因此遭遇连续的大额赎回。

但当时的投资环境使货币基金难以应对这种局面。其一，在赎回潮之前，货币市场基金的增长速度远超过货币市场的增长速度，货币市场一时难以容纳；其二，当时有相关规定要求，货币基金投资定期存款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30%。

因此，货币基金的大部分资产都投向了债券。更要命的是，为了拼业绩，基金公司冒险配置了久期较长的债券，甚至有基金与银行、券商合作，代持长期券种等等。比如，2005年年底，博时现金收益的平均久期超过法规规定的180天，达到194天，最高达到201天，招商等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也均如法炮制。

由于债券的流动性相对较差，如何腾挪出足够的资金以应对大额赎回，就成了彼时非常严峻的问题。

一方面，各基金经理被迫调仓，降低组合中的短期融资券、浮息券等仓位，并加大通知存款、央票及金融债的仓位，以缩短投资组合的平均久期；另一方面，通过与银行以及大机构沟通，货币基金尽力使自己能够延迟支付，同时向各方筹措资金。

大约5年后的2011年6月，相似的故事再次发生，只不过这一次紧张程度较2006年小，加之有了经验，基金公司也更加从容，最终没有引起舆论的太大关注。

虽然这一次危机很快得到了平息，但监管层和基金行业再一次被深深触动了，从此二者也对货币基金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即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管理第一，其次才是业绩管理。

投资环境的巨变

货币基金引发的一场革命就此拉开，货币基金的投资环境从此发生了巨变。

就监管层面而言，在易方达等基金公司的力促下，2011年10月底，证监会下发《关于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协议存款”不属于“定期存款”，货币基金投资协议存款不再受制于30%的限制。

在货币基金的操作层面，流动性被放在了突出位置。新政策出台前，各个货币基金都把债券类资产作为重头配置，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剩余的才配置资产支持证券和存款。

政策出台后，货币基金的资产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协议存款的投资比重猛增。比如，Wind资讯统计，2012年年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投资的银行存款平均占基金净资产的54%，债券只占29%。这一改变使得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和银行资金面关系更加密切。

对货币基金投资存款上限的放开，为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极大增强了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能力，也方便了基金公司结合市场月初、月末、岁初、岁末等银行资金面的紧张程度做实时的流动性安排。

管理货币基金需过三大门槛

然而，有人会问了，既然货币基金把多数钱都投向了银行存款，还有必要由专业机构去做吗？货币基金的价值在哪里？

看似简单，其实管理货币基金最少要过三大门槛。

第一，充分保证大小资金方便进出。这个门槛最高，虽然目前的货币基金数量较多，但很多基金公司都做不到这一点，比如，为应对大额赎回，很多基金公司对快进快出的热钱设置持有期限。

第二，承接第一个门槛，流动性管理能力不仅体现在基金经理个人的能力上，更重要的是需要严格的投资纪律以及监控软件、交易软件等后台支持，而且要有非常有效的团队支持。

第三，力争较大的规模。一方面，规模较大的货币基金将更有机会争取到利率更高的协议存款，这类货币基金的收益可以保证；与此同时，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较好地平滑基金业绩，保证持有人的利益。比如当有大额资金进出时，实质是在稀释原有持有人的收益，只有规模够大，才能忽略掉这种稀释效应。这就好像一个蓄水池，只有池子足够大，才能有足够多的进水管和排水管相匹配以保证水位稳定。因此，未来货币基金一定会呈现大者更大，小者渐亡的过程。

话说到这，管理货币基金是否很easy的答案也很明确了。每日动辄百亿申购或百亿赎回，有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安排，申购资金能不能及时有效地投出去，这不仅考察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更考察基金经理的流动性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