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会计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制定会计政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将会计理论应用于实务的最为重要一环。在我略高于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企业经营自的确立与强化，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已受到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从理论界现有研究状况看，多限于会计政策概念、性质、特点、目标等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缺乏从实务处理的角度对会计政策进行具体分析[1]。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这一会计事项，对会计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经济后果作一简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重视，同时民为实务界有关股票股利帐务处理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根据其制定的主体不同，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权威机构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而事者则是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企业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常也称之为微观会计政策。产生会计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会计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们所持的不同的会计观点[2]。

由于所有者权益本身是由资产与负债倒轧而得，是各项会计政策的最终体现，这无疑对其自身变动的会计处理增添了复杂性，其会计政策也便具有相应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过留存收益资本化而造成权益内部变动的一件典型会计事项，长期以来，人们对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一直存在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股票股利本身源于人们对股东权益的认识。这使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义。

一、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采用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称为分红股或送股，是公司无偿向普通股股东增发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会计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股东收取股票股利时应否将其砍认为投资收益；其二，送股公司应如何确认和计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权益变化。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下，股东不应将收取的股票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这也是目前会计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本文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送股公司的会计处理，它涉及到结转科目与结转金额的确定。

（一）结转科目的确认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可以视为帐户结转和股票分割两笔业务的复合。因为股票股利并不代表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增加，如果会计上不对股东权益另行分类，或者完全按来源划分权益，则不存在帐户之间的结转问题。但在现行的会计实务中，为了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会计人员对股东权益的划分并未完全遵循来源标准，而是考虑了多重目标。典型的分类方式是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资本金帐户和留存收益帐户。前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永久性资本（股份公司为股本）和资本盈余帐户（在我国为资本公积）。这样结转分录就可以分别由资本盈余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资本帐户结转。

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资本金帐户不得用于股利分配，用于利润分配的资金一般只能来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实行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股利来源一般不作严格限制，例如根据美国示范公司法（MBCA）的规定，如果公司保持偿债能力并能在债务到期时偿付则允许分配，在这种规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stock）都可直接用于分配，更不用说资盈余（capitalsurplus）了；而在英国，用于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红（bonusissue）”，其实施是按增发股份的面值从资本盈余中结转的。

（二）结转金额的计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会计本质是在不改变公司资产总额的情况下，通过结转留存收益（授权资本制下还包括资本盈余）而增中其法定资本数额。结转之后，同等数额资产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会不能象以前一样将这些资产分配给股东，所限制的数额为增发股份所必要的额外法定资本，这一数额即为需要资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资本数额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无面值股份为董事会所设定的价值），相应地，只有面值结转才是符合股票股利会计本质的，任何其它结转计价方式都是武断的，有违于这一事项的内在逻辑性。

但在实务中，却存在多种计量方法，如市场价值、增发前每股帐面资产价值或同类股票的发行价值，其中尤以市价结转法最受关注。支持市价结转主要持下述两种观点[3]；

1、再投资假设：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两笔交易组成，公司先向股东支付现金股利，股东收到现金股利后再按市场价值向公司购买新增股份。从帐务处理上看，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可以按股票的市场价值减少留存收益；而随后的股票销售将按同等金额增加实收资本。

2、机会成本假设：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认为是将股票送给股东而不是在市场中出售的机会成本。即因为公司本来可以按市价出售这些股份，这是股利金额的最好证据，这一数额应被资本化。

这些观点的似是而非性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股东权益认识的模糊，如以剩余权益理论来看市价结转，股票市场价值代表了企业的权益总额，其本身已包括了资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将代表两者之和的数额从后者结转到前者是不合逻辑的。

二、美国股票股利会计准则评介

在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1938年—1958年）于1941年首次关于股票股利的第11号会计研究公报（ARB11）。该项公报对股票股利的来源及帐务处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于当期收益；其次，当市场价值显著高于面值或法律规定时，增发垢股份应按市场价值予以资本化。1952年，ARB11为现行权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订后的第11号会计研究公报。这份公报对评估股票股利的标准作了界定和区分，同修订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动。1953年，CAP又对此前的42份研究公报进行调整，汇编而成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和第1号会计术语公报。其中，关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会计规定被收录于43号公报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准则简介

在这份准则中，最受争议的一点是关于小额送股市价结转的规定。根据委员会的规定，当送股比例低于20%或25%时，必须按增发股份的市价结转（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选取25%作为划分小额送股上限）。CAP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在发放小额股票股利时，投资者会将其视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数额相当于收取额外股份的公允价值。基于这种认识，市场一般不会对小额送股作出明显反应。因此，如无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公司在发放小额股票股利时应按市价结转。但在控股公司（c

losely-heldcompanies）中，因股东对公司事务十分了解，不会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应当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设定价值予以资本化[4]。

对于高于设定比率的大额送股，CAP提供了两种备选处理方法，一是根据所在州公司法的规定，按面值或设定价值结转，并建议公司将送股描述为“以股利形式实施的分割”（splitupeffectedintheformofa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对此未作规定时，就没有必要对留存收益进行资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帐务处理。对此，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还推荐了另一种处理办法，即按面值从资本盈余结转到股本帐户。

（二）评价

对于CAP的这份公报，公众褒贬不一。尤其是关于小额送股市价结转的说法。在准则制定之初，委员会部分成员就曾指出，CAP在制订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会计政策时，已认为不应将其确认为收益；而在制订股票股利发放者（issuer）的会计政策时，又基于与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两者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并且，CAP将会计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场瓜这一假设之上，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对市场瓜的假设也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无论是何种比例的送股，对股票的稀释都应当立即在股票价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etal.1978）分析了送股时股价行为，发现无认纲举目张额送股还是大额送股，股东在股东的除权日附近的异常报酬并不显著异于零。[5]亦即，市场对各种比例的送股均会作出适度调整，只不过受市场非完善因素阻碍，这种调整不是很充分而已。尽管如此，CAP突破了传统会计理论框架的约束，结合股票股利的市场反应来制定会计准则。对此，哲夫（Zeff1978）评论道，CAP关于股票股利的会计公报是会计界在制订会计政策时将其经济后果纳入考虑的最早事件之一[6]。这对于其他会计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从历史上看，会计程序委员会是为美国注册会计师最初制定公认会计原则（GAAP）而设立的机构，尚处于准则制定的探索阶段。委员会发表的会计研究公报，也主要是对现行会计惯例加以选择和认可，而缺乏对会计原则的系统研究。股票股利会计准则的制定充分体现了ARB就事认强烈，缺乏前后一贯理论依据的不成熟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报没有严格遵循会计上的逻辑。

三、有关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实证研究

与现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并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而只是企业内部的会计结转和股票分割的复合。因此，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会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对其会计政策的信息内涵作出适度反应。这方面的研究举不胜举。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andTitman1984）（简称GMT）在调查股票股利宣告日价格反应时，发现有显著的异常报酬（abnormal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确实向市场传递了某种信息。对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两天报酬为3.03%，而后者则为4.9%，显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应较大；对于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额股票股利的异常报酬为4.90%，小额股票股利为5.89%，宣告报酬随送股规模呈反向关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设（retainedearningshypothesis）对这一现象作了解释[8]。

（一）留存收益假设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非完善市场中，企业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当前的盈利水平和未来的增长潜力，即具备更多关于企业价值的真实信息。因此，在必要时，尤其是在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时，管理者便会采用相应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种常用的信号显示（signaling）机制。同现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传播信息，又不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欢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股票股利的发放是不花任何代价的。作为一种信号显示机制，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须具备相应的信号成本，足以使潜在的造假者望而却步，股票股利同样如此。从会计角度来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设来解释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信号成本。

该假设认为，企业发放股票股利时，一般会从留存收益中结转出一部分金额到永久性资本帐户（即股本和资本盈余），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最高限额。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减少，实际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来支付现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可用未来的收益填补减少的这一部分，否则，会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现金股利而陷入极为不利的困境。这对于造假者而言，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会将股票股利的发放视为一个有利信号，它显示了管理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信心。

严格地讲，留存收益假设是不够准确的，它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首先，对股票股利会计处理的结果必须要减少留存收益；其次，现金股利只能从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个会计方法的选择问题，后乾则涉及到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此，彼得逊等人（Petersonetal.1996）[9]提出可分配权益（distributalbe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对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额。只有引起可分配权益减少的股票股利，其信号成本才是昂贵的。

（二）送股会计政策传递信号的实证检验

根据会计程序委员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股票股利的会计结转一般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当送股比例低于25%时，

·必须按增发股票的市价从留存收益结转到普通股股本和资本盈余帐户

当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25%,可以在下述三种方法中选择

·按面值从留存收益转入普通股股本帐户

·按面值从资本盈余结转到普通股股本帐户

·视同股票分割不作帐户结转,只须按送股比例减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权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规定的,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要求现金股利只能从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类则为留存收益和资本盈余之和；第三类最为宽松，只要不至于引起资不抵债，所有权益均可用于发放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会计处理的多样性及分配权益的不同规定，使得其信号成本也不尽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会计处理对可分配权益的影响（参见会计研究2000.3第51页）

根据留存收益假设，可分配权益减少得越多，则股票股利的信号成本就越高，从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对未来业绩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送股比例及会计方法的选择，向市场显示其关于企业价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逊等人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可分配权益减少了的企业，投资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获得异常报酬显著高于其它企业，证实了留存收益假设的有效性。

此外，根据规定，25%的送股比例为大额送股与小额送股的分界线。在此以上按面值结转，在此以下则按市值结转。又因股票市价一般远远高于其面值或设定价值。这样，在送股比例低于且接近于25%时，公司所结

转的留存收益数额可能会远远超过其送股比例高于25%的情况。从而出现小额送股却要比大额送股减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现象。例如，在1987年6月，贝尔产业（BellIndu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赠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贝尔为此结转了2052.7万美元。而如果贝尔宣告25%的股票股利，则只需按面值减少33.8万美元的留存收益。由于两种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在20%和25%两种送股比例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会计方法的选择问题。根据留存收益假设，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场理解为管理者传递关于企业价值更有利的信号。对此，兰金等人（Rankineetal.1997）通过经验测试，对两种送股比例的企业作了比较。结果表明，对于送股比例为20%的企业，股东在宣告期获得了更大的异常报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后的期间内出现了增长更快的现金股利[10]。

上述结果证实，管理者有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传其私有信息的动机。换言之，会计政策具有传递信号的功能，从而有利于减缓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四、我国股票股利会计政策评析

迄今为止，我国股票股利的会计准则，只是在相关的法规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规定。

（一）制度分析

我国属于法定资本制的国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权益由四个科目构成，即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其中，由资本公积向股本的结转属于资本性帐户的内部结转，不具有利润分配的性质，由此项会计处理而进行的无偿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国证监会于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须将以利润派送红股和以公积金转为股本予以明确区分，并在股东大会上分别作出决议，分项披露，不得将才者均表示为送红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剩余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国并未对股票股利的资本化金额作出正式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号——所有者权益（征求意见稿）》第21条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时，“应按该种股票该次发行价格确定其价值。如果该次作为股利发放的该种股票没有发行价格，则应根据公司连续盈利情况和财产增值情况确定股票股利的价值，按确定的股票股利的价值减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据《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结转分录的规定，公司按股东大会批准的应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额，办理增资手续后，借记“利润分配——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贷记“股本”。如实际发放的股票股利金额与票面金额不一致，应当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虽然《制度》并未对股票股利的资本化金额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其帐户处理所涉及的科目看，无疑是允许企业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于面值的金额结转。

（二）实务处理

尽管会计制度允许企业采用多种送股计价方式。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股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股价波动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价值难以确定。公司发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为股票面值一般为1元，便于确定所要结转的金额（应等于增发股票有数量）。这使股票股利的数额与折股的股票面值总额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价问题。从纳税角度看，这一处理有利于公司减轻股东税赋，因为如按照市价结转，其结转金额无疑会远远超过面值数额，由此应由股东承担的税赋也是相当重的。

此外，实务还对股票股利处理时间与报告揭示作了灵活处理。对于现金股利，在董事会确定利润分配方案后，必须进行帐务处理；当它与股东大会批准的现金股利之间发生差异时，必须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或上年数。对于股票股利，董事会提出分配方案时不需要进行帐务处理，只需要在当期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在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并实际发生时，直接进行帐务处理，因而不存在有关项目调整的问题。股票股利之所以采用上述处理方法，首先考虑到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的差别，如果采用与现金股利丁同的处理方法，在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方案时须作为负债处理，执必夸大公司的负债权益比例，从而可能导致一些股东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误解。其次，按照现行规定，企业在增加资本时必须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变更注册资本。一般情况下，应当是在股东大会正式批准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后，才正式申请变更注册资本的注册登记。因此，在送股发生时再进行帐务处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会计调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务界对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的选择既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又有利于简化会计工作程序和手续，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了股东和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与美国相比，我国实务界对送股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缺乏可选性，从而限制了会计政策传递信号的功能。但在目前，由于我国尚不具备象美国一样发达的资本市场，通过会计政策来传递信号还缺乏相应的市场条件，因而会计政策还仅仅限于指导会计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结

本文以股票股利为例，对会计政策的成因、制定动机、经济效果、选择依据作了逐一分析。现作如下归纳：

·会计政策的可选性产生于会计人员对会计对象的认识上的分歧；

·宏观会计政策制定者有动机通过准则的制定以扩大影响；

·在有效资本市场中，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传达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会计政策的选择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并有利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公司法是制定会计政策的法律依据，会计政策从会计角度确保公司法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曲晓辉，关于会计政策的几个问题（上、下），上海会计，1999；11:3—8，12:10—13。

2、黄菊波，杨小舟，试论会计政策，会计研究，1995；11:1—5。

3、EldonS.Hendricksen,MichaelF.Vanbreda.AccountingTheory.5thdeition.HomewoodIII:RichardD.Irwin,1992.

4、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OriginalPronouncements.AccountingStandards,asofJune1,1996.VolumeII.JohnWiley&Sons,Inc.199/1997:23—25.

5、Foster,T.W.andVickrey,D.Theinformationcontentofstockdividendannouncements.TheAccountingReview,1978:53(2):360—70.

6、Zeff,S.A.Theriseof

economicconsequences.StanfordLectureinAccounting.GraduateSchoolofBusiness,StanfordUniversity,1978.

7、May,G.O.1952.LetterstoJohnB.Inglis.DatedAugust5,1952.

8、Grinblatt,M.,Masulis,R.andTitman,S.Thevaluationfeffectsofstocksplitsandstockdividend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4;13:47—70.

9、Peterson,C.A.Millier,J.A.andRimbey,J.N.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accountingforstocksplitsandlargestockdividends.TheAccountingReview,1996;71(2):241—53.

会计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博弈论；会计准则；准则制定

1.博弈论内涵概述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它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作为一门理论的出现，以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问世为标志；此后，经许多博弈论专家学者的发展，使得它已经融入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J.纳什、J.海撒尼、R.泽尔腾三位博弈论专家和经济学家；1995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发给在博弈论应用领域有所创造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维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强调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二是个体理性，强调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对博弈论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类型的博弈论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发现这个假设前提。博弈论涉及四个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规则、行动策略和支付函数，通过两个基本假设和四个基本要素，博弈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构建经济行为模型，并考虑各种情况下的信息特征和动态特征，从而成为对行为主题间复杂过程进行建构的最适合的工具。它的信息类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动类型有静态和动态两种。不同的信息类型与不同的行动类型结合，使得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更广阔。目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内容，研究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及市场绩效的评价）、信息经济学、讨价还价、拍卖、公共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宏观经济决策分析、保险市场、金融市场、企业管理、跨国公司经营等领域。

2.博弈论与会计准则

博弈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后果观。斯蒂芬·泽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论文《‘经济后果’的产生》中给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概念。他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该定义的实质是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实际决策，而非仅仅反映决策结果。泽夫引用了几个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试图影响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其前身会计程序委员会制定会计准则。经济后果观认为，“不论有效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如果会计政策无关紧要，会计政策的选择只严格存在于准则制定机构和使准则得到落实的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之间。如果只有这两方参与，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实现原则和稳健主义等众所周知的概念基础上的传统会计模式将会得到应用。但是实务中，往往并不是这样，总是会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业管理层或者政府机关等，而与此同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会针对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应，比如征求意见稿，使不同的参与者能对提议的会计政策变动发表意见。很显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保持会计人员的可信性，他们需要制定与财务会计模式和该模式下传统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会计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环境下，没有理论明确的指明应采用什么会计政策进而获取相应的净收益。这就为各个利益集团参与进来，争取自己偏爱的会计政策打开了大门。经济后果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复杂化，管理当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与向投资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异，使得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

在会计领域，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的情况是能够观察得到的，而且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业的效用函数和各类战略空间，这就将资本市场双方的经济博弈演化成一种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资者更需要获得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估计预期的价值和投资风险。然而，企业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资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这样，企业与投资者之间需要就具体披露什么信息，怎样披露信息签订一项约束性的文件，而这项文件又必须由双方都信任的权威会计机构来制定，所以当今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都是由本国独立的会计专业团体或国家权力机构来制订的。会计准则是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会计准则的实施会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无论哪个机构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和参与，并试图对准则的制定或修订施加影响，从而使会计准则的制定类似于其他法规、政策的制定，成为各利益集团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3.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博弈

会计信息使用者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债权者、投资者、企业经营者、供应商等，他们均会从各自利益出发，关注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各异，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会计准则产生过程中的决策也不相同。一般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种多元契约关系的联结体。如果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那么各个缔约方拥有排他性的财产所有权是进行交易的前提。广义地理解企业的契约性质，其合约边界遍及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政府、供应商、顾客等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而狭义的理解，其边界只涉及企业所有生产要素提供者，企业的生产要素提供者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资本提供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准则与准则制定，我们可以将准则视为一项主要用来规范和约束企业会计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准则制定（制订新准则或修订已有准则）则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暂时均衡。虽然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存在差异，但是通过重复博弈，他们的行动逐步演化成一个稳定结果（行动组合少）。博弈参与者可以知道其他参与者的行动的一些浓缩信息，参与者依靠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状态下的行动规则。当他们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参与者的行动规则趋于一致并成为公认的博弈规则时，那么，也就形成了会计准则，达到了所谓的纳什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会持久，因为随着会计环境的累积变化和不完全信息获取的相对完全性，使得已经制定的《会计准则》未能涵盖所有业务或者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或者说是有漏洞，便引发新一轮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可以看到“纳什均衡”点会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目前，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离“纳什均衡”还有一段距离，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项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体现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从政府利益出发，从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二是社会的监督制约不力，注册会计师作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发挥，从而难以体现博弈中公正的原则。三是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健全，对制假造假的会计与经营人员未进行有力地惩处，从而阻碍了博弈的有效进行。

4.准则实施后完善时的博弈

美国曾一度认为其制定的会计准则是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有着权威性的决定权。但是安然事件的发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连续六年排名居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这是一个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尊重的超级公司，但是为什么它的破产会来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资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准则制定的很完善，考虑到了投资者等相关各方的利益，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思考自身的问题。其实，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创无形资产，由于会计准则滞后而得不到在表内确认，对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其计量的准确性也没有客观标准，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对此无明确规定，为企业提供了财务造假的机会。所以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完善也是个重要的方面。

我国的会计准则从制定与颁布的模式来看仍属于政府行为，没有经历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通过会计准则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进一步修订会计准则，以使各种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为此应注意几个问题：（1）准则制定过程应更具公开性和充分参与性，这样才能保证各博弈方广泛参与其中，加强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准则能较好地满足各方的利益。（2）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公正立场，便于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见稿。（3）广开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使会计准则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时的修正。（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惩恶亦能扬善，确保有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使会计准则得以很好地执行。

5.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完善

评价《会计准则》完善的标准，一方面，要使博弈双方的信息公开。对会计博弈双方而言，公开其信息，让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其间，不仅可以减少“欺诈”、“偷窃”等市场交易费用，而且是会计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使《会计准则》公平（或公认）。用博弈活动来阐述准则的制定过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准则制定中会遇到的问题：即准则的制定过程不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博弈过程。这样，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与实施新准则时，一定要关注其对投资人和企业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只有几方都接受新准则，才能确保准则顺利实施。

（1）对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改革。无论IASB、FASB还是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尽管准则制定人员的构成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人员构成都具有专业性、代表性。制定人员的专业性，是由会计准则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决定的。会计准则的科学性是会计理论科学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员的代表性，是由会计准则的桥梁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会计准则客观上涉及各方利害关系决定的。

据笔者的了解，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似乎缺少各类颇富实际经验的各方面技术咨询专家。为此，建议会计司可以设立一个兼职的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专家咨询小组人员的构成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学术界、企业界、证券交易所、政府、财务分析师等与准则的研究和运用相关的重要部门都应该有所考虑，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阶段应该首先在这些专家中展开，使他们能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及时发表有价值和负责任的意见，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普适性。此外，将制定具体准则的各项目小组纳入统一的团队中，以促进他们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强具体准则之间的协调性以及适当增强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完善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强会计准则制定部门的独立性。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上，曾先后有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负责。前两个机构因独立性不够而遭受很多批评，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在形势和实质上独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由财务基金会任命，是专职的、有报酬的。其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于财务会计基金会，不依赖于外界资金的资助。在我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投资人，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政府2001年国际会计部门，其独立性有待加强。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其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是制定会计准则的核心部门，全权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制定。

（3）会计准则制定与利益相关者。会计利益性决定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将影响众多相关者利益。利益相关者，有财政、税务、银行、投资者等，也有管理层、职工、客户等，又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信息，后者则无。从目前来看，制定会计准则实际倾向于决策有用观，即极力为企业外部投资者服务，满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资者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后者没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会计信息，而且不占少数。过度考虑这部分相关者利益而制定会计准则，势必导致不经济。同时，应该承认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符合他们要求的会计准则，这符合经管责任观。在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难分伯仲情况下，制定会计准则的最终用户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样性，应该艺术地兼顾各方利益，在科学性的前提下以公平为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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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向被人们视为上层建筑，它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并密切依存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而后又相继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随着经济体制的两次重大变革，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的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与划时代的进步。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为依托，就三十年来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特点与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较系统的回顾与分析，以有助于现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一、会计理论研究的重新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无法计量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国在建国后十几年所初步建立起来的会计核算体系与会计教育科研体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会计理论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体现为会计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大学的会计专业停办，会计专业刊物停刊，会计理论与实务停滞并出现倒退，因而根本就谈不上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学术探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上来，接着中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并且提出经济工作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至此，我国会计也开始进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转轨变型的全面改革阶段。会计学术界的理论工作者们，也由此开始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新征程，会计学术领域才渐趋活跃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一)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转变、会计理论研究学术机构的系统建立、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拓宽以及对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等方面。 　一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对会计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学术方面也逐步出现了活跃、讲真话的大好局面。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前后，我国会计理论界就以清除“”中造成人们对会计的种种模糊认识为重点，逐步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对会计理论工作的干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组织地对会计的本质、会计的职能、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学的属性、会计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等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为了营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讨论氛围，针对我国在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思想干扰严重的现实，中国会计学会在其《章程》中明确宣布，在理论讨论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在其主办的会刊《会计研究》创刊词(1980年3月)中提出，在会计理论战线上，要对极“左”路线，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公开发表(葛家澍，1978)，“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枪”。通过深入的反思与讨论，会计界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带来了会计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使“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理论观点深入人心，并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从而为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本目标，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各级各类学术机构系统建立。1979年底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和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对新时期会计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成立会计学会被一致认为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重新起步的重要标志。

1979年12月底至1980年1月初，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会议期间，就会计学的属性、会计的职能、会计管理和经济效果、经济核算制的关系等若干会计理论的粮本问题进行了研讨，’并且在本次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我国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问题。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会计学术研究的开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学会和建材、机械、粮食、电子、铁道等全国性专业会计学会相继成立，许多地、市、县和大型企业也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学术团体，还有各个不同区域间横向合作以及依托各大专院校所建立的民间会计学术研究组织。这些学术团体及组织所定期组织的不同专题会计学术研究活动，成为繁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在这些会计学术研究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全国会计科学研究人员、会计教学人员和会计实际工作者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了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会计科学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80年10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改变了“会计是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一类传统提法，提出“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我国会计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工作方针，从而使我国会计工作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开拓发展的道路。

三是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大大拓宽。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不同归属的会计学会为主要依托，创办的会计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既有全国性的学术性和综合}生的会计杂志(如1979年1月创刊的《财务与会计》，1979年4月创刊的《财会通讯》，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创办的全国性会计学术刊物《会计研究》等)，也有按行业和地区命名的会计杂志。据1983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出版发行的会计刊物已达九十多种，每期发行量为一百七十多万份，如果再考虑各大学学报及其他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类杂志也时常刊载会计理论论文这一因素，则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即更加宽广。这些会计刊物为传播现代会计知识、交流学术思想、繁荣会计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四是开始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会计以学习原苏联的经验为主。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会计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曾结合中国国情，力求体现自己的特色，有所创新与发展。可惜到“”期间，此种努力又遭夭折。“”结束后，初期主要对原引入的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学的继续学习和研究，并与我国会计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且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恢复和完善“”前的会计理论与方法，是这一时期引进国外会计理论的主要特点。20世纪80

年代上半期，苏联会计学仍然对我国会计研究有着一定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翻译了10部苏联会计著作，有许多苏联学者的会计论文被介绍到我国，但1990－1997年仅有2部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在苏联会计模式的长期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西方国家会计理论、会计学科的进步与发展了解甚少。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则开拓了我国会计界的学术视野，这一时期即出现了一批主张引进和借鉴西方会计理论的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主要有：“结合我国实际，学习管理会计”(阎金锷、汪家佑，1980)、“现代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及其吸收利用问题”(余绪缨，1981)、“对会计领域中吸取国外经验的几点看法”(白肇鲁，1981)、“西方现代内部审计简介”(陈今池、沈小风，1981)、“关于借鉴国外审计经验的一些看法”(孙昌湘、陈今池，1982)、“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葛家澍，1982)、“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应作进一步研究”(丁平准、杨继良，1984)。此外，在1980年至1981年间，钱法仁在多期《会计研究》上连载论文介绍了西方企业财务管理，娄尔行、石成岳、裴静之在1983年《会计研究》各期连续发表的“中美比较会计研究报告”系列文章，较系统地引进和介绍了当时美国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人们全方位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会计理论也不例外，不从会计基本概念探索人手，就不可能把会计研究引向深入。此外，还由于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情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对会计性质及其作用的传统认识。“”后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轮热点问题，首先是围绕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如经济核算、会计的科学属性、记账方法、会计的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和会计理论体系等。通过探索和研究，一方面延续了因“”而被中断的学术争鸣，对原有会计概念和理论的认识有所提高和发展，进一步澄清了原有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新的内涵对原有理论、概念进行新的研究和表述从而产生了新的认识，而且有所突破和创新，推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核算的推广。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曾有过关注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的尝试。主要体现在197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状况，在由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经济核算会议”上，制定出台了考核企业的经济指标，并起草了加强企业管理的相关文件，会后还由《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经济核算”的社论，但终因“”的阻挠而使这次改革夭折。直到粉碎“”后，经济核算问题才又重新引起学者们的重新关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吴家骏(1977)、吴炯(1978)和吴水澎(1977)等的论文。 　二是会计的科学属性。关于会计的科学属性，我国会计界于20世纪50年代就已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讨论高潮，其主题仍然是围绕着会计有无阶级性这一主题。虽然讨论并没有新的观点产生，但论证的角度却并不相同，而且在争论过程中又对会计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新的认识。 　对会计的科学属性，学术界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属于生产力范畴、会计学是经济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或会计学是一门方法性的学科，没有阶级性(王文龙，1979；唐家敖，1980；余绪缨，1980)。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具有两重性(李天民，1980；王晓伟，1980；杨纪琬、阎达五，1980)。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李宝震，1980；何光裕，1980；余光耀，1981)。经过争论，会计具有两重性成为比较一致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色彩的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娄尔行，1980)。因此，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的科学成份，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结合我国国情，不能生搬硬套。可以说，第二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是对建国初期否定会计技术性的否定，也是对会计领域中极左思潮的一次拨乱反正。

三是记账方法的选择。记账方法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会计记账方法的争论以增减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而告终。“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发表(葛家澍，1978)，引发了关于记账方法的第四次大讨论。这次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表现在记账方法有元阶级性、选用借贷记账法还是选用增减记账法这两个中心问题上。

通过一段时期讨论后，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观点，即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通用，借贷记账法也完全可应用于我国经济实践。但在应当采用何种记账方法的认识上，仍然是存在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之争(葛家澍，1978；张以宽，1979；贾光锋，1980)。经过这一时期的争论，主张借贷记账法的观点占了上风，除了商业部门外，许多企业基本上恢复使用了借贷记账法。

这次讨论围绕记账方法这一会计业务处理技术中最基本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在分析记账方法本身的技术性、科学性、通用性以及应当如何选用记账方法等理论问题时，向学界传递了会计方法及其理论发展的基本理念，为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实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扫清了障碍。

四是会计的本质。由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研究会计其他理论问题的基础，因此，这一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会计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以前，“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作为时展的必然结果，成为学术界对会计本质认识的主导观点。1978年以后，会计界仍有学者坚持“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上海财经学院工业会计教研室，1978；顾准，1979)。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理论界的思想逐渐解放，以及会计实践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日益加深，在我国会计理论界相继形成了“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两种新的主流认识，从而在我国掀起了有关会计本质的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我国会计学界的百家争鸣揭开了序幕，不仅发展和完善了各种学术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会计本质的全面认识，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会计本质的争论、特别是“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的论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会计管理活动论”观点既否定了会计是一种应用技术的看法，又否定了会计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的看法，转而强调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管理活动论”将会计提到与管理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受到各级领导和

财会人员的重视，在促使人们重视会计工作和加强会计理论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财政部于1981年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即强调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会计的职能。对会计的职能的认识受制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因此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与对会计职能的认识有直接联系。虽然我国会计学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关于会计职能的讨论，但20世纪80年代关于会计本质问题的讨论使会计职能的讨论更加热烈及深化。 　这一时期关于会计职能的探讨，出现了会计“一职能论”、“二职能论”(顾准，1979；葛家澍、唐予华，1983；杨纪琬，1985)、“三职能论”(娄尔行等，1984)、“四职能论”(徐政旦，1980)、“五职能论”(许亚湖，1988)、“六职能论”(李天民，1983；黄逸峰，1984)等多种思想认识。会计职能的讨论可以看作会计本质问题讨论的继续，对会计职能的认识由单一反映职能向参与经营决策等职能的升华，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会计客观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也是由当时的经济环境和会计学术思想的发展延续所决定的。 　六是会计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理论界对会计对象没有进行过太多争论，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财产。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会计对象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资金运动论”等。其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类会计有各自的对象，但没有共同的对象，财产、经费收支均可成为会计的对象(顾准，1983)。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的对象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赵玉珉、黄代民，1982)。第三种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的理论，将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葛家澍，1986)。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相继出现了会计要素概念，使得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讨论更为具体。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会计学的一个创新，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我国会计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是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如何建立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问题由娄尔行与石成岳(1980)率先提出。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目标。此后，会计理论界开始对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围绕着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层次结构问题，涌现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杨纪琬(1980)、杨时展(1980)、王文彬(1980)和徐政旦(1980)等人的论文。这一问题的讨论，使得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为目标的会计理论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杨纪琬，1983)。中国会计学会在1983年年会上就明确提出，20世纪内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和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活动的目标，就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探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也必须进行会计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会计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对“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认同，也为我国会计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会计改革应当着眼于发挥会计的经济管理职能。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主要会计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主旨展开，故这一时期会计理论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具有倾向性的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 主要包括会计改革思路、方向和要点的逐步形成，会计规范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得以展开，西方会计理论的系统引进与消化吸收，会计处理的国际协调研究以及不同学派会计理论研究著作的出现。

一是中国会计改革的思路、方向和要点在探索中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保证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稳步前进。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段时间以来会计改革的实践，会计界逐步认识到会计改革是一项较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想。

1984年10月，财政部会计司提出了《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求改革传统会计的呼声日益高涨，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会计理论界一方面介绍西方国家的会计政策和惯例，另一方面对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和论证工作，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1987年3月。财政部会计司又提出了《关于深化会计改革的几点意见(讨论稿)》，这份讨论稿经广泛征求意见，逐步形成了《会计改革纲要(讨论稿)》。为使会计改革方案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中国会计学会把会计改革问题列为一个专题并成立专门的研究组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行研究。《会计改革纲要(讨论稿)》经反复修改，并经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讨论，由财政部于1991年7月试行。《会计改革纲要(试行)》是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总结我国历次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初步明确了我国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改革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1995年修改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对指导会计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是围绕会计规范体系建设展开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加强了会计立法和制度建设，会计规范体系处于逐步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我国会计学者围绕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突破性的进展。 　会计要立法，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并正式立案的。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法制建设和进行企业整顿的要求，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1985年1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5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大法，其颁布施行是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随后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集中体现了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成果。 　我国的资本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逐步成长起来的。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1990年11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分别

成立了两个证券交易所。1992年，《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使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财务会计和财务会计报告产生了需求。因此财务会计理论研究进一步成为会计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中国会计学会和各地、各专业分会都利用各自的刊物，推动研究的深入。1988年，财政部设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1993)的颁布实施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今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具体准则和会计制度开辟了道路(葛家澍，1996)。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必须加强会计查证、验证业务工作需要，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逐步恢复并开始建立新的体系。1986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1993年10月31日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此后，财政部又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注册会计师考试考核办法》等规章，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逐步走上依法管理、依法执业的健康发展道路。1989年2月，经财政部批准，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注册会计师的蓬勃发展相适应，学术界及时对审计的定义、性质、对象、范围、职能、作用和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促进了社会审计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着手研究审计业务的专门问题，包括审计计划、内部控制、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标准等，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审计理论和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对这些审计应用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为20世纪90年代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全方位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比较系统地引进与消化吸收。在这一时期，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空前热烈和频繁，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会计组织在会计学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学术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和进步，促使中国的会计学开始走向世界。1983年2月22日，上海财经学院娄尔行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The IntergovemmentslWorking Group of Expel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Ae-counting and Reporting，简称I$AR)的第一次成员国际会议。1991年10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与用友现代会计审计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比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计理论研讨会，也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工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葛家澍(1982)系统地阐述了会计理论继承性的观点后，会计界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共识，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引进和介绍便构成了我国会计研究发展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以论文和论著等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重点传播，既有出版的会计译著，也有系统推出的“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在国外会计理论介绍内容的涉及面上也逐渐拓宽，从范围上看，不再是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由前苏联独领的局面，而是比较全面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介绍和引进。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9年的10年间，中国会计学术界共翻译出版国外会计著作74部，其中从美国引进的会计著作便达到50部，1990-1997年翻译引进的39部著作中，有30部来自西方国家，其中来自美国的就达20部，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翻译引进的联合国会计著作(汤云为、薛云奎，1998)。与此同时，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会计理论的文章也占据了这一时期会计专业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为促进对国外会计理论的研究，中国会计学会从第三届理事会(1987年)起还专门成立外国会计研究组，并将国外会计研究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七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以促进对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1988年，财政部正式成立的会计准则课题组，率先着手研究西方会计准则并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西方会计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和会计理论的飞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四是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会计通行惯例的协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的会计理论成果虽然是国际会计理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真正接近以至于加入国际会计大家庭的行列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两个事件：一是1992年11月30日《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的正式；二是1997年5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被全票通过接受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会员。这既是世界会计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在我国会计理论发展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至此，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内容上才真正冲破禁锢和封闭的状态，进入了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改革实践进行具体指导的时代。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会计改革，就已经开始注重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会计理论成果。如财政部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1986年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在许多方面就吸收了西方会计实务中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与以往的会计制度形成本质的区别，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而财政部在1992年颁布实施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和《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则在更大范围内吸纳了国际会计惯例。

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该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体系，规定或重申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一般原则，提出的谨慎性原则突破了传统的制度，明确要求采用借贷记账法；确立了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平衡等式和相应的会计报表体系；实行资本保全原则；改革成本管理制度，采用制造成本法；充分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大胆采用了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许多重大方面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与一致。

随着会计改革实践的深入，国内所有的重大会计类学术性会议均将中国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通行会计惯例的协调列为一个中心议题，围绕着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及颁布方面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从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以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编写的“会计准则丛书”为基础，一批与会计准则基础理论研究相关的专著也陆续问世，大批专题论文也相继见诸于各种会计专业期刊，其间所形成的

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各项具体会计准则的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也逐步缩小了我国会计理论与国际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差距。

五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中不同流派学术著作争奇斗妍。会计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开始逐渐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框框束缚，有意识地将会计理论的发展溶于一个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互对接的学术环境中去进行研究，特别是注重与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成果相互对接，从而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并向纵横发展的趋势。从横的方面看，会计理论已经开始注重与某些自然科学、管理科学、技术性科学及其他经济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应用科学相互交融发展并形成为新的学科；从纵的方面看，由于一些新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会计领域，也使各门会计学科的原有内涵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各门具体学科内部新观点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大多数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均处于创建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稳定的结构，因此也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在21世纪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曾将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目标确定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方法体系”，到1983年的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即明确提出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中国会计改革全方位探索的时代，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即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改革目标与内容的深入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我国会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来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借鉴国际惯例，建立新的会计体系。特别是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工作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是探索我国会计发展道路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为推动会计改革问题的研究，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会计改革研究组、企业财务改革研究组、会计教育改革研究组等七个专题研究组(1990年将专题研究组改称为专业委员会)，并把会计改革的研究、企业财务改革的研究、会计教育改革的研究作为“八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着我国的会计制度如何全面改革这一主题，在会计学科体系建设、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研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刘德银(1989)关于会计改革目标的系统构思；阎达五(1990)和陈亚民(1990)关于我国会计法规的理论建设与发展问题；陈亚民(1992)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改革的总体思路；杨纪琬(1992)关于股份制下的会计改革思路；张兆国等(1991)关于构建会计规范体系的讨论；毛伯林和赵德武(1992)关于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杨纪琬(1993)关于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的问题；张文贤(1993)关于我国会计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杨时展(1993)关于从市场经济看我国会计改革的讨论；刘永泽等(1993)关于改革会计学科体系的问题；张为国(1993)深化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吴水澎(1994)关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许家林(1993，1994)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结构问题，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改革问题；黄菊波和杨小舟(1995)关于会计改革的问题等。 　二是会计准则建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会计改革的深入，会计学界认识到研究和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于是会计准则成为当时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时期主要讨论了会计准则的含义、我国要不要建立会计准则、如何建立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作用、由谁制定和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准则的内容、具体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等方面的基础问题与应用问题，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以及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葛家澍(1989)、杨纪琬(1989)对会计准则的含义、作用等基本问题的介绍；张龙平(1989)、劳秦汉(1990)、冯学武(1991)、魏明海(1992)关于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以及会计准则理论体系的论述；吴艳鹏(1990)关于资产计量的研究；于玉林(1991)和陈毓圭(1991)关于会计要素的研究；王春益(1991)关于会计环境的研究；阎达五(1992)关于中国会计准则模式、结构的研究；谢芳(1995)关于会计计量的研究；张俊瑞(1995)关于会计确认的研究；宋振康(1991)、王世定(1994)和孔庆林(1995)关于会计假设的研究；娄尔行、陈信元(1994)关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问题；阎达五(1995)、葛家澍(1995)对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会计准则的含义、制定的必要性、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及其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许家林(1996)围绕会计准则的比较与完善的研究，以及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等。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会计准则研究主要是以引进和介绍西方会计准则为主流，通常仅是从技术层面来研究会计准则国际化与规则制定。就理论层面，刘峰(1992)较早地通过科斯定理对会计准则性质及其制定层面进行了研究。对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主要有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两大观点。如何将会计准则划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又各有三种不同意见。在会计准则是否包括会计假设问题上，学术界也有争论。在具体原则的应用上，早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会计界曾就是否采用稳健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徐政旦、吴减之，1981；杨纪琬，1985；葛家澍等，1988)。有关行业会计制度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关系，有两种意见：一是用具体准则来取代行业会计制度；二是实行准则与制度并存的双轨制，在条件成熟时再取消会计制度。

我国学术界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在已的会计准则上也留有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的烙印。 　三是部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部分会计基本理论的既定结论与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认识。

(1)会计与财务的关系。朱宅仁(1987)认为财务与会计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阎达五、陈亚民(1989)认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实际上是指财务管理与会计管理的关系，财务管理是对现实货币的管理，会计管理是对价值即名义货币的管理(凌志，1987)；张

鸣(1991)对会计两大并列分支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会计工作与财务工作是否需要和能否分开、如何划分。比较集中的有三种意见：一是财务与会计是否分开，视管理上的需要而定；二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会计负责报表的编制、计划及预算的编制和账表的分析，财务管结算、筹资、保险和有价证券的投资；三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机构，会计负责核算，财务负责管理。

(2)会计的本质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出现融合趋势。张新民(1988)从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信息系统论，提出了会计控制问题。向德伟(1992)、王世定(1993)从哲学角度分别对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作了进一步论述。裘宗舜(1993)认为会计也是第一生产力。杨时展(1992)对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以及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讲行了评说，并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思想。

(3)会计要素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会计思想的引进，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会计理论中很少明确地言及会计对象的研究，而主要是展开对会计要素的讨论，我国学者在研究吸收了这一思想后，会计要素这一概念逐步在会计杂志和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并且开始替代会计对象的概念，使得会计基本理论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探讨更为具体。到了20世纪90年代，会计要素的概念被广泛接受，我国会计界已很少探讨会计对象的问题。1991年，娄尔行教授在其“关于会计要素的若干思考”一文中，首次提出资产、负债、净权益、营业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等会计六要素的观点。随后于玉林(1991)、陈毓圭(1991)、许亚胡(1993)等对会计要素的含义、基本特征、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另外，娄尔行、张为国(1991)从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环节来考察会计的职能，将会计的职能分为促进生产、节制消费、健全交换、确保合理分配四个方面。这是我国会计界从新的角度认识会计的职能，也是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深化，而且充实了会计管理理论，推进了对会计本质的理解。

四是中国特色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会计理论界不再局限于会计本质、会计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是开始涉及许多新的话题并形成对会计的新认识。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议题是责任会计。 　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和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会计界开始对责任会计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我国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得到形成和发展，如责任会计的内涵、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关系、我国责任会计的模式、责任会计的基本点以及如何完善和发展责任会计等。通过研究和探讨，以西方管理会计为借鉴，并综合运用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理论。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丁俊歧(1986)研究指出建立责任会计是改革的核心；龙涛(1986)研究了工业企业责任会计的相关基础理论；阎达五(1987)根据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现实，强调了责任会计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费中新(1988)探讨了行为科学与责任会计的关系；刘志远(1988)探讨了责任会计的概念；阎达五、陈亚民(1988)提出了责任会计应包括内部银行的创新性认识；石新武(1989)认为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行为科学、人假说和信息经济学；陈信元(1993)介绍了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和会计；宋献中(1993)指出不能忽视社会成本。责任会计的研究充实了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内涵，是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深入研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问题，是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议题。但在建国后的近30年里，成本作为会计学的重要概念，成本管理作为重要的会计管理工作，学术界很少对其加以研究和探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工作中强调讲求经济效益，企业开始重视成本管理，对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尤其是在1981年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许多有关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理论、成本预测、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对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同其他管理工作的关系，存在着不同认识，主要有成本管理中心论、质量管理中心论和利润管理中心论。有学者提出了“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指出全面成本管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成本预测等六个环节(陈元燮，1982)。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研究和探讨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成本核算是加强成本管理的基础，财务成本、理论成本、分析成本、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责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新的概念相应出现，成本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被充分认识，而且产生了许多加强成本管理的具体方法。代表性的文献有：孙锦华(1983)分析了理论成本；涵方(1986)研究了成本考核的指标；吴顺智(1983)、叶瑛材(1986)建议推行目标成本管理、目标成本考核；张善琛(1983)建议推行地区行业标准成本控制；陈元燮(1984)建议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戴新民(1984)研究了标准成本与定额成本的区别；罗飞(1985)探讨了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欧阳清(1985)从辽宁部分企业经验介绍了成本目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李家贵(1986)、李天民(1986)研究了目标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赵(1986)研究了质量成本的概念、内容及核算方法；梁天德(1987)研究了管理成本的特点与内容；刘明辉(1986)、蒋义宏(1990)讨论了全面成本控制；楼申光(1989)、夏鹏(1993)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现实基础、理论原理及决策价值；欧阳清(1993)探讨了当时我国成本管理的现状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制造成本法开始受到重视。

六是重建审计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还体现在围绕着审计在中国的重建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由于对西方会计和审计理论几乎持完全批判态度，基本上仿照苏联的做法，将其称为会计检查，学术界也很少对审计进行专门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于中央决定成立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我国开始重建社会主义审计体系。随着我国审计工作的建立和开展，审计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当时，对审计的基本理论以及审计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性的基础性研究，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肖正乾(1983)探讨了审计的基本概念；周舜臣(1983)论述了审计的职能和性质；管锦康(1984)论述了审计的性质、对象、地位和作用；李宝震(1984)、徐政旦和谢荣(1987)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审计的特色和原则；张以宽(1985)探讨了审计的性质及其与会计的关系；张齐新(1986)等论述了审计的基本职能；赵丽娟(1986)、汤云为(1989)论述了审计证据体系；朱荣恩

(1987)介绍了内部会计控制种类与符合性测试方法；阎金锷(1989)综合研究了审计的概念、性质、职能、对象和作用等基本理论；张杰明(1991)论述了审计的独立性；蔡春(1991)论述了审计的基本假设等。

关于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审计的性质，先后形成了四种代表性观点，即：审计主要是查账；审计和查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审计所检查的不限于会计资料；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评价、鉴证活动；审计泛指任何第三者对会计报告、会计记录等的检查等。第二，是关于审计职能，也有四种认识，即：审计只具有经济监督的职能；审计具有经济监督、评价和签证三大职能；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但审计还具有制约与控制功能、促进与推动功能、信息反馈功能、签证功能；审计的职能可概括为监督、评价、保护和促进四个方面。第三，是关于审计对象，有三种观点，即：审计对象是会计工作和会计报表；审计的对象是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审计的对象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活动方面，更要上升到宏观经济行为上去分析、观察。第四，是关于审计地位，主要有三种认识，即：审计处于对其他经济监督的再监督地位；审计处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第三个层次；审计可对国民经济进行广泛、全面和综合的控制。 　除对上述审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探讨外，会计理论界还对审计理论模式、内部审计、承包经营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许多观点，如王允孚(1985)、娄尔行(1985)等研究了经营效益审计的概念、程序和方法；张以宽(1987)论述了厂长离任审计；李恒发(1987)论述了承包经营审计的概念、性质；孔祥帧(1988)研究了如何发挥审计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作用；边恭甫(1988)论述了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职能和作用；谢荣(1993)研究了民间审计职业责任；廖洪(1994)研究了企业审计模式。审计基本理论及相关具体审计问题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独立审计准则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七是会计的发展历史问题。郭道扬(1982，1988)对上下五千年中国会计史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中国会计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被公认为填补了世界会计史库中的空白。其研究涉及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夏商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唐宋时代、元明时代、清代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系统地阐明了我国会计从简单刻记、结绳记事到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的发展过程，对中国会计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作了系统总结，确立了中国会计史在世界会计史中的地位。《会计发展史纲》则是我国第一部会计史教材，分四个专题对中外会计史进行了研究，这一著作对我国会计史教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郭道扬，1984)。

此外，还有其他会计理论问题。这一时期除了责任会计、审计、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这些新论题外，会计理论研究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宽，其新的论题主要有：会计与经济效益；管理会计；社会会计；会计研究方法；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与社会环境；会计行为；会计模式；会计电算化；审计；税务会计；会计电算化；合并会计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陈毓圭(1990)、唐国平(1990)关于世界会计模式划分的评介；黄寿宸(1987)探讨了中国会计的模式与特点；李敬辉(1987)研究了我国会计模式的选择问题i余绪缨(1984)、李天民(1992)探讨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刘开瑞(1990)、毛柏林(1993)探讨了会计文化问题；夏冬林探讨了会计管理中的行为科学问题；赵德武(1990)、彭韶兵(1993)对会计行为及其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毛柏林(1992)、张兆国(1993)倡导建立会计行为管理学体系；夏冬林(1991)、冯淑萍(1993)、李平(1993)探讨了所得税会计的沿革、现状及与财务会计的分离等问题；苏嘉锡(1992)指出必须重视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徐兴恩(1991)、周忠惠(1993)探讨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曲晓辉(1989)、娄尔行(1991)、汤云为(1991)研究了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和模式选择；余秉坚(1991)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研究的有关问题，李中(1993)研究了中国会计史分期问题；张力学(1984)、郭雪亭(1984)探讨了电算化会计的记账方法，唐清亮(1985)研究了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与管理，严绍业(1987)进一步探讨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内部控制方法和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