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范文
时间：2023-03-22 17:46:39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1篇
金融中心分类一般而言，金融中心是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高度集中的城市，它为超出本城市范围的包括多个城市在内的某个区域提供服务。按照不同的标准，金融中心可以有多种划分。
从地域上，金融中心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的是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它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域覆盖到整个世界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类国际金融中心大都从大而强的国家的国内金融中心发展而成，并且主要是一个市场发展过程。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和巴拿马，它们金融中心作用的发挥主要依赖于邻近国际金融客户所在国这样一种地理优势，并且为总部设在发达国家国际金融中心的外国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分行、子公司和办事处开展业务提供安全和便利，而不是通过本国的经济规模、国际地位和本国银行在国际金融业务中的竞争力来吸引该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客户的。换言之，这些地区性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只是外国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所在地或东道国。第三个层次是国内金融中心，它是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高度集中的城市，它为本国提供资金融通、金融交易等服务。最底层的是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从功能上，金融中心可区分为簿记中心和功能中心。簿记中心仅仅只是一个记录金融交易的地点，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实际的银行或金融交易在那里发生。例如，许多跨国金融机构发现在那些免税港或没有严格法规的自由港地区很方便地设立“空壳”办事处，这样可以将它们的成本降到最低，这些地区有巴哈马群岛、巴林、开曼群岛、泽西岛等。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些地区中设有办事处的中心也被称为铜牌中心（Brass Plate Centre）。功能中心则实质性地提供所有种类的金融服务和交易,特别是存款、贷款、外汇交易、证券买卖等业务, 并由此给东道国带来收入和就业。
金融机构为何喜欢扎堆金融活动为何会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或金融机构为何喜欢扎堆？有人认为，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动力源于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
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集中有助于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提供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可以交流信息、建立信任、避免误会、激发创意、拓展合作机会，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长期的客户关系。
金融中心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主要有：第一，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第二，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第三，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其辅产业得以共享。当大量金融机构集中在较小空间时，银行间可发展众多的合作项目和业务联系，如商业银行的银团贷款业务、联合的票据结算中心等，这将导致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都可开拓出众多的跨专业业务合作关系。随着大批金融机构的集中和发展，为金融机构服务的相关辅产业或社会中介服务业也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律师、会计、投资咨询、信用评估、资产评估、外语和金融专业技术培训等机构都将得到发展，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什么样的地区能够成为金融中心总体上看，金融中心的基本职能就是平衡地区资金和金融服务的供求。从世界各国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能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以下四大条件：
第一, 充足的资金供给。这种资金供给或来自本地或是国际资本流入，而一地之所以能够吸引资本流入则是由于它能为资本提供良好的获利机会；它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如无外汇管制，税赋较轻；它有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高的投资收益率、自由度和安全性涵盖了资本供给的条件。
第二，充足的资金需求。这种资金需求主要来自本地或来自周边地区，通常由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引发，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投资高收益率的基础。
第三，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的提供依赖于众多的金融机构、齐全的金融市场、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熟练的金融从业人员、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服务。
第四，优越的地理位置、合适的时区、以及现代化大都市的基础设施与发展水平。
前两项是充分条件，后两项是必要条件。
上海：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否能跻身国际金融中心的行列呢？国际金融中心演变的趋势对此作了非常有利的注脚，这里引用两个国外的研究。
一个是1998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它有一篇关于未来国际金融中心演变趋势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讲了这样一个意思：从全球来看，未来国际金融中心数量会减少，基本上一个洲只有一个中心，美洲就是纽约，欧洲就是伦敦。这两个中心在本地区几乎没有其他城市可能对它们构成挑战。也就是说，它们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相比较，亚洲地区金融业比较分散，亚洲地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会在哪里形成呢？文章说有三个候选城市，它们是东京，香港和上海。上海非常荣幸地被列为三个候选城市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上海和香港同时被认定为未来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候选城市，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六年达到9.6%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经济的快速增长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又是中国宏观经济层面最令人鼓舞的未来前景。这个前景对全球的金融机构非常有吸引力。
另一个是2005年11月伦敦市政当局（Corporation of London）的题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地位”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以对3000多个金融和现代服务业高级管理者和监管者的网上调查为基础进行，其目的是评估伦敦、纽约、巴黎和法兰克福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对排名。其中涉及到关于其他金融中心未来演变趋势的展望。报告指出：“在亚洲，存在几个地区性金融中心，它们都期望成为全球性中心。这些金融中心包括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和北京。除了伦敦、纽约、巴黎和法兰克福四个进行排名评估的中心外，被调查者提到现在和未来都重要的金融中心几乎都在亚洲。上海和北京在未来的几年内在重要性上将超过新加坡和东京。受访者似乎认为，随着更多的中国业务在上海或北京进行，香港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下降。东京不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它的监管十分糟糕并且存在很多。几位具有亚洲市场经验的面谈者相信，亚洲的未来在中国，上海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进出中国的资本规模的急剧增加将为此提供保证。”
除了国际金融机构看好上海外，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也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有利。
经济的高成长性已创造了宏观经济基础 中国加入WTO及其经济的高成长性正在给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崛起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创造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1979年―2004年中国内地的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6%，2005年增长率则达到9.9%。比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得多，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仍保持了8%的高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8.2321万亿元，约合2.25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能保持8%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在一二年内将赶上德国，并在二十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使中国成为吸收全球投资的热土。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十多年来，中国的进口、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长，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持续上升。1978年中国贸易总额仅206.4亿美元；1994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5年则达到14221亿美元。
从地区发展情况来看, 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快速发展, 也进一步提升了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她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另外，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开通，使得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上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就使得在上海这个口岸进行的国际贸易会有巨大的增长。金融业是个服务性的行业，服务业，它主要是为企业服务，为生产、投资和贸易服务的。所以当这个地区经济增长非常快，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得到非常迅速发展时，全球的金融机构都会过来。它们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来追求和获得它们的利润。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已被中央认可 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地方政府想建就建了，实际上它只有成为国家战略，才有可能实施。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浦东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200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上海成立；北京“十一五”城市规划中提出建宜居城市、首都、著名的古都、国际大都市，但是不再提建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中央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布局，也是国家战略的实施或体现。
金融改革的加快推进对上海金融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首先它的货币必须是国际货币，同时要求币值比较稳定，而且中长期有一种升值的趋势。目前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宏观货币环境。第二我们正在推进浮动汇率制度改革。浮动汇率制度健全实施的话，汇率就会有较大的波动。与汇率波动相联系的外汇的衍生品就会大规模地创造出来。另外资本账户的开放，虽然没有时间表，但在2010年我们要基本完成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在这种情况下，这方面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就会变成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使得上海金融业有可能拥有一种跨越式的、甚至是一种井喷式的发展机会或发展可能性，包括金融衍生品市场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战略定位：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
上海金融业“十一五”期间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形成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基本建成适应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体系。第二个就是基本建成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控股集团为核心的国外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和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基本形成符合国际通行惯例、规范有序的交易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金融发展环境。
这里对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这个提法作一解释。我们需要建设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为何又提人民币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呢？这里首先考虑到人民币目前资本项下的不完全可兑换以及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后的区域化发展。随着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这种趋势，人民币可能会在亚洲实行区域化。如果一国货币仅仅是可兑换，就称不上是国际货币。现在可兑换货币很多，如港币、新加坡元都是可兑换货币，但是国际货币只有美元、欧元，过去还有马克、英镑，连日元都谈不上国际化。国际货币是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中普遍使用的货币。人民币在未来的10-20年中可能在亚洲地区流通，成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今后有没有可能和美元平起平坐，那是未来30-50年后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还看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人民币在亚洲地区能够流通的话，那么就可以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比如说泰国、或者马来西亚可以到中国来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资金。假如人民币亚洲区域化的话，那么人民币的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也就是亚洲金融中心。第二点，我们考虑到未来五年中，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可兑换，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美元中心和欧元中心，所以在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可兑换前，我们还是主要做人民币的业务，以人民币业务为主。第三点，主要是考虑到与香港的适当分工。我个人的意见，香港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之后，港币可能先盯住人民币，一段时期后港币会退出流通。假如人民币在大部分亚洲地区都流通了，港币就很可能被人民币所替代。尽管这样，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美元、欧元等是它的传统特色，从未来分工角度讲，上海应主要把人民币的特色做出来。我认为，上海今后要建一个亚洲地区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这很可能是我们与东京、新加坡、香港都不同的，因为新加坡国债发行量很少，香港特区政府则不发生政府债务。亚洲地区的债券市场很不发达，上海如果未来能把这个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起来，它很可能就是亚洲地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市场。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2篇
经贸重合产生金融中心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可称为早期金融中心。那时候，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国际金融中心是与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重合的。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作为欧洲开展东方贸易的最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货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现代银行产生于此，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也诞生于此。后来，受“郁金香泡沫”及其他因素影响，荷兰经济开始衰落，阿姆斯特丹也逐步丧失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隔海相望的英国。乘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东风，英国成为19世纪经济实力最强、殖民地最多的“日不落帝国”。凭借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英国很快就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跟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在世界各国占领市场的步伐，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于是，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尤为重要的是，二战之后确立的以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本框架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更以国际协议的方式确定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货币特权，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欧洲美元催生离岸金融
就在纽约为其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踌躇满志之时，一个新的金融范式即“欧洲美元”正在悄悄生成。这一范式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迅速普及不仅削弱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改变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路径。沿着这条路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欧洲美元的产生与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有关。那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世界各国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资金重建家园。由于战后的资金高度集中于美国，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经历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美元荒”。在另一面，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却对其资本流动实施了严格的管制，限制美元资金从美国流出。资金供求被人为阻隔，更加剧了资金的短缺。然而，道高一丈，魔高一尺。那些追逐高利润的美元资本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向那些急需资金的欧洲地区转移，而且“一去不复返”。于是，境外美元流通的市场便首先在欧洲地区（主要是伦敦）发展起来。欧洲美元市场可以经营一切以美元为载体的金融活动，如美元存贷款的吸收和发放、保单的发放和赔付、美元定值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因此，这种活动又被称作“离岸”金融活动。
欧洲美元的产生，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真正全球化。它从根本上破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必须取资于国内资本供应的传统范式，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散化进程，并导致“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基于这一运行机制，国际金融中心迅速而广泛地分散到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米兰、蒙特利尔和东京等地。最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原先一些经济上并不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如巴哈马、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卢森堡和新加坡等也得风气之先，迅速成长为不可小视的国际金融中心。
全球化下的多元中心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和金融开始全球化。正是基于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开始了更为多元化的新历程。
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是由一系列革命性因素造成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这些革命性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受惠于20世纪90年代高歌猛进的“新经济”和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最终在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拉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荡涤下得到巩固。这些新发展使得全球经济不再会回到上世纪“中心-”的老框架中去，而是创造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任何单个的经济体都不再是“孤岛”，而成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网络的一个节点、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基于全球网络，几乎全球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可以在网络的任何节点上进行。于是，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经济规模如何，只要具备了一些特定的条件，都可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得益于金融自由化的“离岸金融中心”不同，如今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需要开放的经济体系，还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明晰的产权制度、良好的监管能力、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标准、鼓励创新的氛围以及大批训练有素的金融从业人员。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3篇
实现金融机构、资金、人才的集聚，是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浦东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显著。目前，493家金融机构在浦东集聚，金融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2007年金融业占新区总产值的比重为16.9％。
追赶国际：打造金融城
“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还不牢靠，发展还不全面。”2007年6月，上海市政府《上海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下称《规划》)指出。
《规划》称，陆家嘴地区现有楼宇供应不能满足金融机构快速增长的需要，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商务运营成本相对偏高等，削弱了浦东金融业发展的竞争力；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信息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高端金融人才资源稀缺，难以为金融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针对这些问题，浦东提出加强金融核心功能区规划建设。“陆家嘴金融城”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规划》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规划“一道三区”(世纪大道、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竹园商贸区、花木生态文化区)的发展布局，规划总面积达到28平方公里。
作为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东扩的第一站，竹园商贸区项目发展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2月底。上海市房地局正式公布竹园商贸区引进金融机构，3幅金融用地分别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底价摘得，3个项目将于2010年完成。
而相对于硬件的金融环境，浦东在建设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道路上，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需要寻求“自上而下”的突破。
吸引人才：“这张‘孩子牌’很厉害”
浦东金融办是浦东推进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职能部门，日前准备招聘一位金融规划和金融战略研究岗位的人才，最高可以提供40万元的年薪，但由于要求较高，至今应征者寥寥。
金融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严重不足，是令浦东头疼的问题。据透露，尽管上海近年来金融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在上海10万人左右的金融从业人员中，只有4000多名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几年，我们这里已经很少见到国内顶尖大学的金融人才了，”工商银行浦东支行副行长黄辉忧心忡忡。
商务环境，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较高，成为吸引人才安居乐业的一大障碍。展讯通信总裁武平以自己为例称，在中国要上45％的个人所得税，而在美国经过抵扣和退税，个人税率为百分之十几，“这让吸引国际化的人才难度加大”。
浦东新区在极力改变现状。“浦东新区经常会组织金融界的人士去参观新区很好的小学、中学，”在黄辉看来，“这张‘孩子牌’很厉害，其目的除了留住人才，更重要的是集聚更多的人才。”
据介绍，浦东还在研究建立一个为金融高端人才安居乐业服务的资金，通过补贴的形式，填平移居地之间的差距，使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对金融机构就业的20岁至30岁的年轻白领提供一批可租赁的个人终端达7～8兆的单身宿舍，包括IPTV在内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针对金融高端人才正在建一批可供租售的金融家公寓。
体制突破：希望允许创造新的游戏规则
2006年曾喧嚣一时的浦东小额外汇兑换点当年终未出台。这项被认为是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等“浦东综合改革9条”之后的又一重大金融突破，因为“涉及了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以及汇率监控问题等”而暂未获批准。
事实上，小额外汇兑换点的未出台或许并不偶然，浦东金融改革试点除了已经推出的外汇改革方面9条措施之外，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进展。“鉴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在改革方面，我们都非常谨慎，”黄辉表示。
“国务院当初就是三不政策，不给资金、不给项目、不给政策，所以金融改革突破困难较大。”上海银监局一位人士称。
更加困扰浦东综合改革试点的是，在上海的银行机构多为各银行的分行，如果给分行另开优惠政策，必须要经过总行方面的批准。“市场准入要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在国又受限于总行 分行的管理模式。所以很难在分行先开优惠政策。如果上海分行先开优惠政策，其他分行也要政策，总行就很难办。”一位知情人士称。
而法律法规的突破就更加困难。比如金融产品创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管制较少，而我国则涉及到证监会、发改委等各个部门，必须由国务院出面协调。
对于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所遇到的与法律法规矛盾的问题，浦东发改委副主任蒋慧工认为，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改革又必须冲破原有滞后的规定。这样的矛盾使得综改受到较大约束。能否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原则的前提下，国家允许综改区对一些明显滞后的法律法规条款变通执行，对于法律空白的地方允许试点地区创造新规范。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 金融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 差别化经营
近些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各国金融的全球化发展不但促进了资本的流动，而且也对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新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加速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代替”转移进程，国际金融中心从一些发达国家逐渐的分散到世界的各地。世界的各国都在努力打造本国的国际金融中心，通过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金融全球化正成为各国的战略目标，为此各国都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现在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都是在参考已经存在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而进行的，经济学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经济学角度；二是金融学角度。经济学角度研究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理论和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的；金融学层面的研究是以集聚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理论为基础展开进行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呈现“代替”转移的现象，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出现。也有老的金融国际中心逐渐衰退。因此在学术界。对于这种新旧交替的现象。称之为“路径创新”的过程。
一、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具有代替转移性
通过大量实际的观察，我们惊奇地发现，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代替转移的关系。例如，像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一般是处于最高端的位置，但是对于另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是处于变化不定的。有些国际金融中心有发展处于上升势头，有的又处在发展衰退阶段，以上充分表明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是处于动态的、不断变化之中。不管是从理论角度看，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分析出如果金融产品的交易成本越低，那么我它的流动性就越强，从而使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其价值也越大。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动态特性，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例如金融产品具有流动性，如果金融产品的交易成本越低，它的流动性越强，那么表现在金融市场方面，效率就越高。因此为了节约金融产品的交易成本，只有把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尽可能地汇集到一个地方，才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这就为金融中心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因此金融产品需要流动性，金融流动的根本原因就是能不能通过资金获得利益的驱动下做出的行为。在以后假如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那么一定会出现新的市场需求，因而会使原来的金融客户会像其他的市场转移。
另外，从信息流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金融业看成信息服务行业，它具有“高增值”的性质，信息流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一个金融机构聚集的地方，大多是信息集中、信息流量大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会慢慢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例如一个国家的某个城市，通过，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该城市的信息服务水平大大提高，人才聚集增多，人们很容易就可以获取到各方面的信息，这大大降低了人们信息成本、加工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性。这个城市产生的信息聚集效应，也就是信息流，就会促使该地区成为该区域或者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二、金融创新是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关键。
金融产品流动性和信息流二者共同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情况，只有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才能在金融产品设计时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最终增强金融产品的流动性。而对于信息流，应该不断加大信息技术的创新，进而增加产品的流动性，使顾客的评估减少，降低搜索成本。另外，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制度创新，具体来说就是我调节自身的金融体制，从而达到提高市场活跃度以及运行效率的目的；第二，金融组织创新。具体来说就是改革金融机构，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第三。金融业务的创新。可以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广大顾客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发展操作中，上几点要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其最终目标就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以及提高交易市场在金融行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讲，创新还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使其长期处于上升状态。经过大量学者的研究证实，金融创新可以通过多方面的途径发展，融创新不仅可以增加市场效率，而且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甚至可以创造需求，增加就业等多种功能，从而达到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会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为发展过程中金融中心的技术，人才，制度等方面提供充足的硬件支持。
三、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在积极建设北京国际金融中心，目前由于金融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不尽一致，从而使其发展的模式也不同于其它任何产业。在其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巴黎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大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某些领域能处于空白阶段。一些小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可能及时的填补这片空白。针对我国北京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可以将北京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腹地，这样才能有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5]其次可与其它地区发生信息交换、联系以及信息的深加工，最终会在北京产生信息的“集聚效应”，再加上北京的差别化经营，我们还可以为香港，上海等金融中心提供有力的支持，三者可以互相促进，大力发展北京的金融创新能力，重点发展自己的特色金融服务业，努力打造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参考文献：
[1]朱广娇.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2]童藤.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3
[3]严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国家角色比较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3
[4]李静.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13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5篇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 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 et al, 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 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 of 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 Portus(1996), 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 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 Morgan, Deutche 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 1999)。McGahey et 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 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
2. 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 et 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 ，矩阵元素 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 中，并在城市 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 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 et 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 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 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 代表运营在国家 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 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 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 的信息 受到城市 以及观测误差 的影响。那么 ，其中， 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 ，而且假定 。根据是否在城市 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
(2)
其中， 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 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 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 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 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 使得 。当 < 时 ，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 设立分支机构。当 > 则 ,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 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 and 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 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 et 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 and Feldman(1996), Jaffe et 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 供给
优势 接近服务顾客 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 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 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 信息外部性
成本 市场的拥挤和竞争 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 来源:Swann et al(1998),Pandit et 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 and 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
3. 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 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 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 CHIPS，Fedwire 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 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 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 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 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 and 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 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 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 Bias(HB)，Gehrig (1993)，Kang and 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 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 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
4. 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 et 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 属于部门 ，以及地区
· 代表公司 在年份 的员工数
· 代表公司 在年份 的年龄
· 代表年份 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 以及所属部门 的总员工数
· 代表年份 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 但不包括所属部门 的总员工数
·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 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 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 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 、 的取值进行分析。
(a) 与 符号为 (+,+)，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 与 符号为 (+,-)，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 与 符号为 (-,+)，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 与 符号为 (-,-)，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 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 表示部门总数
· 代表第 年度内，地区 以及属于部门 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 代表第 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 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 代表代表第 年度内，地区 并且属于部门 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 代表代表第 年度内，地区 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 表示各个部门 的企业对部门 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 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 et 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表2 各金融部门生命周期成长回归系数
变量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3.084 2.428 1.345 1.442 5.162 3.593 2.800 3.698
0.026 0.027 0.001 0.023 0.006 0.026 0.019 0.020
0.389 0.359 0.136 0.041 0.393 0.086 0.076 0.090
-0.354 -0.280 -0.091 -0.043 -0.460 -0.160 -0.043 -0.136
S1=银行 : 包括中央银行,货币组织、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等
S2=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租赁、信用借贷、风险资本公司
S3=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投资、证券公司、养老基金
S4=寿险： 寿险和寿险再保险
S5=非寿险： 财险、火灾、汽车、交通等保险
S6=金融附属机构： 质押贷款，收费服务公司
S7=保险附属机构： 保险、保险风险和精算管理公司等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
5.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 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 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
参考文献
1. Audrestch, D., and Feldman, M. P. (1996): 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3), 630-640.
2. Bossone B., Sandeep Mahajan and Farah Zahir (2003):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Group Interes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MF Working Paper, January 2003
3. Choi, S.R., Tschoegl, A.E. and Ch.-M. Yu (1986): Banks and the World’s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1970-1980,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d. 122.
4. Choi, S.R., Park, D. and A.E. Tschoegl (1996): Banks and the World´s Major Banking Centers, 1990,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d. 132.
5. Choi, S.R., Park, D. and A.E. Tschoegl (2002): Banks and the World´s Major Banking Centers, 2000,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d. 132.
6. Economides, N. and A. Siow (1988): The Division of Markets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Liquidity(Spatial Competition with External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121.
7. Gehrig, T. (1993): An Information Based Explanation of the Domestic Bias in International Equity Investment,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7-109.
8. Gehrig, T. (1998): Cit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Financial Centers. In J. Thisse and J-M. Huriot(eds.), The Economics of C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Grabbe, Orlin (1996):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Englewood Cliffs.
10. Hotelling, H.(1929): The Stability of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1929, 39, 41-57.
11. Jeger, M., Haegler, U. and R. Theiss (1992): On the Attractiveness on Financial Centers, in: Blattner, N., Genberg, H. und A. Swoboda (eds.): Competitiveness in Banking, 1992.
12. Johnson, H.G. (1974): Panama as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61.
13. Kang, J.K. and R. Stulz (1995): Why is there a home bias? An analysis of foreign portfolio equity ownership in Japan, forthcom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 Kaufman, G.G.(2000): Emerging Economie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15. Kindleberger, C.P. (1974):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Princeton.
16. McGahey R., Malloy M., Kazanas K. and Jacobs M. P. (1990): Financial Services, Financial Centers: Public Policy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Markets, Firms, and Job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7. Nigh D., Cho K.R., Krishnan S.(1986): The role of location-related factors in US Banking Involvement Abroad: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7,59-72.
18. O´Brien, R. (199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London.
19. Pagano, M. (1989): Trading Volume and Asset Liquid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55-274.
20. Pandilt, N.R., Gary A.S. Cook and G.M. Peter Swann, (2001): The Dynamic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 British Financial Services, The Service Industrial Journal, Vol.21, No.4(October 2001), pp.33-61
21. Pandilt, N.R., Gary A.S. Cook and G.M. Peter Swann, (2002): A Comparison of Clustering Dynamics in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Vol. 9, No. 2, 2002, pp. 195-224.
22. Patel, P. and K. Pavitt(1994): Thchnological Competencies in the World’s Largest Firms: Characteristics, Constraints and Scope for Managerial Choice, SIEEP Discussion Paper 13, University of Sussex, Science Policy Reseach Unit.
23. Patterson, E.M. (1913): Certain Changes in New York’s Position as a Financial Cent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6(Jun., 1913), 523-539.
24. Poon, J.P.H.(2003): Hierarchical Tendencies of Capital Markets Am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Growth and Change,Vol. 34, No. 2(Spring 2003), 135-156.
25. Porteus, D. (1996): The Geography of Finance, Aldershot.
26. Reed, H.C. (1980): The Ascent of Tokyo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3.
27. Reed, H. C. (1981). The Preemin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New York: Pradeger Publishers).
28. Sassen S. (1999):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1, 75-87
29. Smith, C. F. (1929):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9, No. 2(Jun.,1929), 206-216
30. Swann G. M. P., Prevezer M. and Stout, D. (eds.) (1998).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in Computing and Bio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31. Yamori, N. (1998): A Note on the Location of Multinational Banks: The Case of Japa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2(1998), 109-120
32. 胡坚, 杨素兰(2003): 国际金融中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9月, 第40卷第5期.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6篇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1.Audrestch,D.,andFeldman,M.P.(1996):R&DSpilloversandthegeographyofinnovationandproduc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86(3),630-640.
2.BossoneB.,SandeepMahajanandFarahZahir(2003):FinancialInfrastructure,GroupInterestsandCapitalAccumulation.IMFWorkingPaper,January2003
3.Choi,S.R.,Tschoegl,A.E.andCh.-M.Yu(1986):BanksandtheWorld’sMajorFinancialCenters,1970-1980,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122.
4.Choi,S.R.,Park,D.andA.E.Tschoegl(1996):BanksandtheWorld´sMajorBankingCenters,1990,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132.
5.Choi,S.R.,Park,D.andA.E.Tschoegl(2002):BanksandtheWorld´sMajorBankingCenters,2000,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132.
6.Economides,N.andA.Siow(1988):TheDivisionofMarketsisLimitedbytheExtentofLiquidity(SpatialCompetitionwith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8-121.
7.Gehrig,T.(1993):AnInformationBasedExplanationoftheDomesticBiasinInternationalEquityInvestment,TheScandinavianJournalofEconomics,97-109.
8.Gehrig,T.(1998):CitiesandtheGeographyofFinancialCenters.InJ.ThisseandJ-M.Huriot(eds.),TheEconomicsofCit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9.Grabbe,Orlin(1996):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EnglewoodCliffs.
10.Hotelling,H.(1929):TheStabilityofCompetition,EconomicJournal,1929,39,41-57.
11.Jeger,M.,Haegler,U.andR.Theiss(1992):OntheAttractivenessonFinancialCenters,in:Blattner,N.,Genberg,H.undA.Swoboda(eds.):CompetitivenessinBanking,1992.
12.Johnson,H.G.(1974):PanamaasaRegionalFinancialCenter,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261.
13.Kang,J.K.andR.Stulz(1995):Whyisthereahomebias?AnanalysisofforeignportfolioequityownershipinJapan,forthcoming: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14.Kaufman,G.G.(2000):EmergingEconomiesand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s,
15.Kindleberger,C.P.(1974):TheFormationofFinancialCenters:AStudyofComparativeEconomicHistory,Princeton.
16.McGaheyR.,MalloyM.,KazanasK.andJacobsM.P.(1990):FinancialServices,FinancialCenters:PublicPolicyandtheCompetitionforMarkets,Firms,andJobs,Boulder,Colorado:WestviewPress.
17.NighD.,ChoK.R.,KrishnanS.(1986):Theroleoflocation-relatedfactorsinUSBankingInvolvementAbroad:AnEmpiricalExamin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7,59-72.
18.O´Brien,R.(1992):GlobalFinancialIntegration:TheEndofGeography,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ChathamHouse,London.
19.Pagano,M.(1989):TradingVolumeandAssetLiquid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55-274.
20.Pandilt,N.R.,GaryA.S.CookandG.M.PeterSwann,(2001):TheDynamicofIndustrialClusteringinBritishFinancialServices,TheServiceIndustrialJournal,Vol.21,No.4(October2001),pp.33-61
21.Pandilt,N.R.,GaryA.S.CookandG.M.PeterSwann,(2002):AComparisonofClusteringDynamicsintheBritishBroadcastingandFinancialServicesIndustr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EconomicsofBusiness,Vol.9,No.2,2002,pp.195-224.
22.Patel,P.andK.Pavitt(1994):ThchnologicalCompetenciesintheWorld’sLargestFirms:Characteristics,ConstraintsandScopeforManagerialChoice,SIEEPDiscussionPaper13,UniversityofSussex,SciencePolicyReseachUnit.
23.Patterson,E.M.(1913):CertainChangesinNewYork’sPositionasaFinancialCenter,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21,No.6(Jun.,1913),523-539.
24.Poon,J.P.H.(2003):HierarchicalTendenciesofCapitalMarketsAmong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s,GrowthandChange,Vol.34,No.2(Spring2003),135-156.
25.Porteus,D.(1996):TheGeographyofFinance,Aldershot.
26.Reed,H.C.(1980):TheAscentofTokyoasan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1:3.
27.Reed,H.C.(1981).ThePreeminenceof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s(NewYork:PradegerPublishers).
28.SassenS.(1999):GlobalFinancialCenter,ForeignAffairs,Vol.78,No.1,75-87
29.Smith,C.F.(1929):TheEarlyHistoryoftheLondonStockExchange,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19,No.2(Jun.,1929),206-216
30.SwannG.M.P.,PrevezerM.andStout,D.(eds.)(1998).TheDynamicsofIndustrialClustering:InternationalComparisonsinComputingandBiotechnology,OxfordUniversityPress,Oxford.
31.Yamori,N.(1998):ANoteontheLocationofMultinationalBanks:TheCaseofJapaneseFinancialInstitutions,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e22(1998),109-120
32.胡坚,杨素兰(2003):国际金融中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40卷第5期.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国际金融中心；探索；金融体系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网络的主要节点与支撑，是连接金融市场、金融企业以及金融工具的枢纽。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它的发展与形成受到金融、经济、城市与科技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已经出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具有必要性，还具有现实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源与机会。我国应该积极发展又好又快的国民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的金融竞争力，大力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水平，加强金融监管，优化金融投资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大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中心网络体系，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促进我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早日形成，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积极占据有利地位，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与意义
金融中心作为金融网络的主要节点与支撑，它聚集了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证券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机构等众多金融机构，聚集着优异的金融人才，拥有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中心具备收集、解释、整理、存储与交换金融信息的作用，并具有较强的金融吸引力与强大的金融辐射力，还具有金融产品、金融清算、金融创新等一系列的综合功能，能够有效开展各种金融活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一个国家金融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国际金融中心对于提高国家的资源配置水平，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有实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二、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优势也有不足之处。从我国金融的发展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若干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也形成了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在改革与发展的推动下，上海、深圳、北京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迈出了步伐。同时，我国经济与金融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这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我国建设金融中心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如金融业发展水平低，缺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城市发展落后、科技技术基础薄弱。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些问题，积极的克服困难，变不利为有利，促进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
三、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场改革的深化，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不同层次与功能的金融中心。其中，上海、深圳、北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三个城市的金融资源聚集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金融功能不断扩展，金融服务效率不断提高，金融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我国的金融中心建设依然有很多需要提高与改善的地方，我国应该积极像国外学习，借鉴先进的金融管理与发展经验，不断与发达国家消除差距，完善我国的金融中心建设。我国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时，应该既全面又抓重点，在提高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同时，对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加以倾斜。
1、国民经济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的基础，我国应该坚持国民经济发展发展的基本思路。我国应该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审视金融中心的建设，探索金融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是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的根基。我国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坚持科教兴国，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金融中心的发展与国家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在建设金融中心时，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我国应该根据我国产业发展概况与产业发展特点，实行合理倾斜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新型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处理好高新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资金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关系以及实体经济产业与虚拟经济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的协调发展。其次，发展金融中心也应该重视企业的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我国也应该建立企业发展战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促进我国企业走向世界。
2、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金融竞争力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动态系统，要想提高金融竞争力，就要协调各金融要素的关系，这些金融要素不见有质的优势，还要有量的优势，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有限的金融资源产生最大的影响。金融竞争力越强，就越容易形成金融中心。我国应该根据国情与金融发展状况，科学确定重点金融要素，根据金融运行中不同要素的不同规律与特点，及时调整金融要素结构，提高金融竞争力。
3、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安全有效、规范有序以及与国家化接轨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该打破单一的证券市场格局，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股市方面，形成主板交易、创业板交易、中小企业版交易、国际版交易等合理的股市交易结构；在资本市场方面，让更多的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发展资本市场业务；在证券方面，积极扩大证券经纪人范围与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在市场产品方面，积极发展商业票据、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满足大众的投资需求。总之，我国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发展资本市场，实现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良性互动。
4、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为建立国际金融机构，我国必须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引进国际金融管理经验，加大与国际金融资源的合作与竞争，提高对国际金融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使本国的金融资源积极融入到国际金融资源中，提高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就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我国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改进人民币汇率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促进人民币兑换的发展。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新发展、新现象，我国应该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的监管平台与监管机制，并根据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
5、优化金融环境，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我国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建立良好的金融环境与社会信用体系。我国应该优化金融保障环境、金融服务环境，金融法制环境以及金融人才引进与培养环境，并大力建设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完善、覆盖范围广的社会信用体系，积极发展市场化运作的信用服务机构，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用。
结语
世界强国往往拥有包括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完善的金融网络体系。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占据着制高点，他们以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为媒介，参与主导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并通过协调国内不同层次与不同功能的金融中心，形成了既分工又合作的金融中心体系，在金融体系的整体性运转中实现各种金融功能，提升国家实力，巩固经济强国的地位。我国应该积极向国外先进的国家学习，建设发展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合理布置金融中心，构建良性发展的金融中心网络体系，促进金融机构的分工与合作，大力参与金融市场，提高我国的实力，促进我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崛起的大国。
参考文献
[1]覃剑，冯邦彦.国际金融中心演变：理论探讨与实践证据――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09）
[2]杨成长，单豪杰.证券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机制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1（09）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8篇
中国已经提出了目标:至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对那是怎样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明确。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对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包括:中国以及全球社会至2020年的发展前景;作为金融中心,上海将如何对中国经济起到推动作用;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至2020年时的发展情况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这些因素将决定上海以何种方式建设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性”金融中心
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远大目标,这标志着上海金融产业的发展明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么,2020年是否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佳时机?
我们当然可以对目前全球各个金融中心的关键成功因素进行研究,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并为上海总结经验教训。然而,这样做还不具备前瞻性。仔细解读国务院在表述对上海的期望时所加上的两组定语,并探究其背后真正的意义,也许对规划上海的发展道路更有意义。
首先,目标是在2020年时,将上海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如何?上海在未来将怎样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其次,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适应。在谈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同时被提及的往往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究竟有哪些备选方案?上海面临着哪些制约?
综合考虑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将能更好地确定上海应该如何发展、并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
2020年的中国
2020年,中国将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先回想一下中国在1998年时的情况,然后放眼当前,巨变几乎在各个层面发生。如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的一系列进步,体现在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张及盈利改善,中资企业在海内外资本市场大批上市等方面。
现在设想一下:至2020年时,将发生哪些更深层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所必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其中的机遇和回报。
此外,全球经济未来10年的发展以及它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将产生深远影响。面对着诸多复杂变化及不确定因素,我们尝试着勾勒出中国在 2020年时的部分图景:
1.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从相对值角度而言,中国经济都更为庞大,并巩固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从目前显示出的迹象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仍保持、甚至扩大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无论全球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步伐快还是慢,中国都会继续保持相对较快的上升趋势。
2.但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总体上仅能达到小康标准。同时,最发达的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及财富累积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与一些富裕小国相比,中国这一经济体有着截然不同的金融需求。
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中国国内有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机会。因此需要一套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适当的金融产品来引导正确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维持高速增长也需要保持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适当规模的投资,并且提高资本利用的效率,这也是完善金融体系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4.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养老体系及医疗保障更为成熟,业务模式及从业机构呈现多元化。这意味着养老金、企业年金的供给将大幅增加,国内机构投资者规模更大、能力更强,并寻求更为完善和多元化的投资方案。
5.除非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大规模、持续性抬头,否则,202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将更为紧密。对于大多数身处一般消费品、汽车、工业品、医疗卫生等行业的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同时,部分中资企业也成为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建立规模庞大、收益可观的业务。这将创造新的融资需求。
6.中国成为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新技术的商业化及实际应用方面。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及农村地区的改造,使得新技术能更快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而在欧美成熟经济体中,原有基础设施对采用新技术构成制约。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促进了清洁技术和替代能源领域的创新。随着消费者及企业不断累积财富,他们跨越式地转变到更为现代的消费、生活以及经营方式。
上海的机遇
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对于上海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上海需要保持与国内经济的良好整合,并进一步明确职责:在中国范围内,让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见面”。
2020年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重点仍将围绕特定经济环境展开。与美国经济紧密相连的纽约是毫无疑问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之下,伦敦的大部分业务则是满足欧洲国家的金融需求。
在中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角色也保持着明确界定: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以及增加金融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在资产泡沫导致金融危机出现并且严重拖累了实体经济之后,上述对金融行业正统且明确的定位重新得到欧美国家的认同。
尽管金融中心的核心特征到2020年时不大可能发生彻底改变,但上海可以通过技术变革,特别是在通信及网络方面的变革,以创新型金融中心的形象拥抱世界,并扩大其影响范围。
作为金融中心,上海需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本地金融体系,吸引金融人才及金融机构进驻。个人要在理想的经济回报、做生意的轻松程度与令人神往的休闲生活三者间取得平衡。上海要吸引人才,必须经过与其他城市的竞争:我在上海做此类业务有哪些优势?政策法规和聚集效应是否允许我在上海而非香港从事此类工作?
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诱人的经济回报远远超过轻松或舒适等其他因素。如果能在经济上获得补偿,人们可以到远在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去忍受糟糕的餐厅和质量欠佳的空调设备。仅靠硬件的接轨并不能吸引那些金融界的精英。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盈利的关键在于开发与众不同的新产品,并在一个稳定的监管环境中满足投资者和融资者双方的需求。而对于监管者而言,则需要确保创新趋势不会造成无法收拾的系统性风险。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达成两者间的微妙平衡,这是一项艰巨任务。所以,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不断强化监管能力也是金融中心必备的成功因素之一。
全球经济危机过后,明晰的监管法规和可靠的法律程序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迪拜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聘请外部监管机构和法官,建立独特的法律体系。但迪拜的经济规模较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而对于上海而言,主要依靠的是本土法律基础和监管力量。上海应着眼于两个目标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一是上海要在国内发挥金融创新领头羊的作用;二是作为金融中心,上海也要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需求并接受其对金融监管的要求。
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影响
上海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并紧密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协助?
首先要将上海的金融能力提升至世界级水平,这几乎是一个先决条件。这意味着要改善债券市场的深度及流动性,更广泛地应用金融衍生品,提高信息透明度及合规程度以改善市场信息的质量,建立规模更大、更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群体,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IPO方式等。这些措施能够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为满足 2020年时的各种需求提供支持。
在推动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上海也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金融创新的领导作用。这包括:农村金融业务创新(如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推出新型的基础设施融资及租赁服务;根据贸易及商品流向变化,在中国、非洲、中东及拉美地区建立新的金融联系。
通过“经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上海有望以全球金融领导者形象晋身金融中心,并吸引各种需求:一方面推动与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相关的金融业务创新;另外在利用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方面给发达经济体提供范例。
不过,在规划国际金融中心时,以下一些问题也会浮现在脑海中:国际金融机构将在上海发挥怎样的作用?上海有多少外籍金融从业人员,能满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吗?在跨国金融交易中,特别是当中资企业进行海外拓展时,上海将发挥什么作用?在整个亚洲地区上海将起什么作用?怎样让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上海视为必然的金融中心?
以上问题的答案将部分取决于国务院文中第二个界定,即2020年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有评论家认为,如果不能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将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伦敦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仍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尽管其大多数国际业务均与欧洲离岸债券市场(以美元债券交易为主)相关。
目前迹象显示,人民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正在逐步推进。这是又一次“摸着石头过河”,多久才能实现完全市场化并不明朗。考虑到这一不确定因素,上海需要对不同汇率环境下2020年时的“国际化”有一个清晰认识,并采取灵活方式来实现发展。
考虑到香港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并为交易结算提供支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香港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实现,香港在迅速利用其现有能力和基础设施方面将处于有利地位,并能在人民币市场整合以及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上海面临的一个阻碍。
多种方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即使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不能实现,上海也可以通过灵活方式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1.放宽外资参股限制
某种意义上说,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外资金融机构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大规模的市场份额,并且与本地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在商业银行领域,许多外资银行已经在国内注册成立,并以这种方式参与竞争。在证券领域,领先的国际投行正积极地行动起来。即使在资本管制并无松动的情况下,只要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监管,鼓励外资机构加大投资力度,都将使上海更具国际化色彩。这样做带来的利益是:双向信息流量加大,金融创新得到加强,中资机构迫于竞争压力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2.鼓励外籍人士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
外籍人士能为本土机构带来创新能力和不同观点,在如何有效地进行整合及运营方面,中外双方通常面临着重大的文化挑战。但这种融合过程中所发生的挑战通常体现在个人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借助于“成功案例”的展示,并且向外籍人士全面提供经济效益、生活方式及职业经验方面的优惠措施。
3.为全球企业提供资金
对于多数跨国公司而言,2020年时的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这种增长正需要资金的支持。此外,2020年时中国的储蓄额可能会位于全球第一。这为金融中心提供了充分条件,金融机构中介服务的规模也因之不断扩大。面对“正面”的资本管制,如果条件合适而且允许跨国企业在华IPO,这些企业将寻求从中国融资,以满足其在华业务对资金的需求。
事实上,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正在成为跨国企业致力于中国业务的一个重要标志。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以及西门子集团等跨国公司正在考虑这样做。显然,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在为跨国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上海能够发挥的作用反而比放开资本管制时要大。
当资本管制放开时,为外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渠道将更加多元化,并且覆盖面更广。但是届时上海与其他金融中心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随着中国的储蓄存款流入全球经济体,跨国企业将可以在伦敦、纽约、香港或上海当中挑选融资地点。而亚洲其他国家(除日本)的企业很可能因其融资需求超出本国市场的供给能力而转向上海寻求资金。
在这样一个更趋国际化、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上海的优势取决于其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的能力,即在上海这个平台上企业更能获得中国投资者的青睐,以及设计并推广金融产品的能力,以同时满足投融资双方的需求。
4.为中资企业获取国际资金
协助中资企业获取国际资金反而是上海最为艰巨的挑战。在这一领域,香港已经走在了上海的前面。在资本管制的现实下,上海需要获得许可,来建立一个有效的离岸市场,然后鼓励金融机构汇聚在上海进行各项交易,而不是前往香港或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考虑到其他金融中心在能力、网络及声誉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一任务看来极为艰巨。而且上海也不太可能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开,上海就可以更自由地参与竞争,但它需要更紧密地与中国的工业基础相结合,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与香港的竞争中。上海需要提供创新型产品,并且比香港更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
综合考虑这些机遇和限制,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仍大有可为。■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9篇
（一）金融市场规模小上市金融机构的数量过少，品类尚不健全，金融网络较为局限，金融机构的功能不明确。而国外的国际金融中心，交易品种较为多元，诸如利率掉期和期权、跨货币掉期等；交易方式也较为多样，诸如即期交易、外汇掉期、远期利率协议等。此外，在机构的运作上，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大多依法建立，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还不是很健全，这就导致了金融机构无序竞争的乱局，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极度不平衡。综上所述，上海金融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层次还比较低，距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较大差距，仍需继续努力。
（二）金融监管不到位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就是次贷危机，而之所以一国或几国的次贷危机能够酿成全球金融海啸，主要就是因为政府的金融监管不到位。上海在这方面同样存在诸多的问题，具体如下：其一，金融监管理念不成熟。国外的国际金融中心经验较为丰富，监管理念也较为成熟。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体现的“规则”的精神，十分看重“规则”的基础作用。当然，这和美国的分散监管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伦敦则是大一统的监管，故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则十分注重“原则”，监管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反观上海金融中心，其未能将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结合在一起，两者仍旧各行其是，并没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当前上海金融中心迫切需要做的。
（三）国际人才数量少国际金融中心，顾名思义，其定位是国际性的，必然会涉及到国家战略。为此，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就需要大力培养国际金融人才，实行国际金融人才战略，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战略的实现。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上海的金融人才很多，但是人才的结构并不合理，高级、复合型人才数量仍旧很少，难以满足上海的金融需求。此外，上海的金融人才市场还不健全，人才的流动、薪酬的制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也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制约因素。
二、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制约因素的对策
如上所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还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要改善这种状况，就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扩大金融市场规模上海金融市场还不成熟，为此，就需要有计划地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并且着力构建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开发多元化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创造更多的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政府应该扶持小型信贷机构的发展，让人们可以购买到更多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负责，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三个机构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建立有效地协调监管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市场风险。我国的外汇市场发展稍显滞后，应该加大外汇市场的复制力度，致力于打造多元化的外汇产品。外汇市场的发展，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对我国参与到国际外汇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使外汇、股票、债券都得到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促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此外，我国的诚信体系、资本市场体系等都不是很完善，在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资本市场功能调节上，政府以及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力度。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要完善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体系。监管的过于严格，金融市场就会缺乏活力，金融市场的创造性就会被遏制。过于放松，监管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其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金融监管上，我国应该吸取国外的经验，借鉴其监管模式，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其三，建立金融监管试验区。要充分发挥监管体系的作用，仅凭理论假设、证明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提高金融监管体系的适用性，就需要进行试点改革。从建设金融中心的角度，整合当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职能，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此外，相关部门应该规范金融监管的主体，并对监管队伍的素质予以把关；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建立健全金融风险承担机制。
（三）培养国际金融人才高级、复合型金融人才稀缺，仍然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更好地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就需要培养国际金融人才，具体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建立金融人才培训结构，准确把握当前上海的金融人才结构，着力培养高级、复合型金融人才，提高金融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其二，培育高素质金融人才。高校是金融人才的主要来源，为了培训更多市场需求的人才。高校应该加强对市场的调查，制定特色化的专业培养计划，这样才能输出更多高水平的国际金融人才。其三，吸纳海外人才。海外留学金融人才有着天然的国际化优势，上海市应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这些高级、复合型人才。其四，鼓励金融人才创业，争取在金融实践中锻炼一批高水平的金融人才。
三、总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是典型的全球经济症候，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在这场危机中明哲保身。在金融风暴下，伦敦、纽约的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国际金融格局发生了改变。作为经济中增长的新生力量，上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但关系我国、亚洲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变动。为此，本文分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所帮助。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中心 竞争力 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60-1770(2009)03-020-07
一、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比较
国内外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为评估和比较金融中心竞争力而建立的指标体系越来越复杂，这些评估指标主要分为硬指标和软指标两大类。硬指标包括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以及金融市场交易量等；软指标包括人力资源、经营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等。本文尝试将硬、软两类指标结合起来，分析和比较目前世界上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从研究对象看，大多数文献均以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传统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研究样本。然而，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京受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出现下降；香港，新加坡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新兴力量；法兰克福随着欧元区的形成，欧央行的建立，国际金融地位迅速提高。因此，下面主要通过比较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和东京六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来分析全球金融中心竞争格局的变化趋势。
(一)硬指标比较
1、金融机构数量指标比较。伦敦一直是世界上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城市。2004年年末，伦敦有45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中300家是外资银行，银行机构数量居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首。金融机构高度聚集也是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一大特点。2005年年末，371家银行在纽约营业，41家商业银行、9家储蓄银行将其总部设在纽约，321家外资银行在纽约设立分支机构。香港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2007年年末，香港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200家，其中持牌银行142家，有限制持牌银行29家，接受存款公司29家：在200家金融机构当中，有132家是在香港以外注册的。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金融机构数量也较多，而且外资银行数目比重也很高。2005年年末，新加坡共有110家银行机构，其中外资银行数目达105家，占全部银行机构的比重为95.5％。东京金融机构数量与新加坡较为接近。2007年年末，东京共有银行机构106家，其中外资银行机构64家(见表1)。
由此可见，伦敦与纽约拥有的银行机构、外资银行数量远远超过其他金融中心，金融组织聚集效应显著。与伦敦，纽约相比，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在金融机构数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亟需进一步引进海外金融机构，提高金融凝聚力。
2、外汇市场指标比较。英国一直是最活跃的国际外汇交易中心，在全球外汇市场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2007年4月，英国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达13590亿美元，占全球成交量的34.1％，比重比1995年提高4.6个百分点。美国外汇市场发展仅次于英国，日均交易量占全球的比重先从1995年的15.5％上升至2004年的19.2％，2007年降至16.6％。近年来，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德国外汇交易量占全球交易总量的比重均呈现下降的趋势，2007年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所占比重为6.0％，5.8％，4.4％和2.5％，分别比1995年下降4.3、0.9、1.3和2.3个百分点(见表2)。
由此可见，国际外汇交易集中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伦敦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断提升，香港、新加坡的市场份额不但受到伦敦，纽约的挤压，而且面临着其他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的挑战，这也反映出全球金融中心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
3、股票市场指标比较。2007年年末，纽约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2273家，居全球第七位；股票市值达15.7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当年股票市场交易量达29.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当年股票市场筹资额达1369.8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东京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241.4家，居全球第六位；股票市值达4.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当年股票市场交易量达6.5万亿美元，居全球第四位。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达3307家，居全球第四位；股票市值3.9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五位；股票市场交易量为10.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市场筹资额为824.2亿美元，居全球第四位。香港交易所拥有上市公司1241家，居全球第十一位；股票市值2.7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七位；股票市场交易量2.1万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位：市场筹资额701.8亿美元，居全球第五位。法兰克福，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分别拥有上市公司866家，762家；股票市值在全球居第九位和第二十二位；股票市场交易量在全球居第六位和第二十三位(见表3)。
由此可见，在国际股票市场上，目前纽约是股票市场最发达的金融中心，股票市值，市场交易量和筹资规模均领先于其他金融中心。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股票市场，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4、债券市场指标比较。2007年末。伦敦证券交易所共有14699只上市债券，居全球第四位；债券交易量达3.6万亿美元，市场筹资额为6180.2亿元，债券交易量、筹资额均居世界第二位。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共有26031只债券，居全球第二位；债券交易量为31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市场筹资额为4489.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一位。新加坡、东京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指标排名相近，债券交易量分别居世界第十八位和第二十二位；筹资额分别居世界第十位和第十一位。香港债券市场发展指标排名靠后，2007年年末仅有债券175只，债券交易量仅130万美元，在全球位居第四十三位；当年筹资额为74.4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十位(见表4)。
由此可见，欧洲金融中心的债券市场较为发达，融资和交易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金融中心；卢森堡证交所上市债券数量、市场筹资规模居全球第一，马德里证交所债券市场交易量居全球第一，表明部分国际城市依托比较优势，集中资源进行专业化运作，能够在全球金融业的某些细分市场中获得领先地位，从而在全球金融中心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软指标比较
伦敦金融城于2007年3月了第一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同年9月又了第二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这两份报告运用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八、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等指标，对全球金融中心进行排名。下面依据伦敦金融城报告结果，比较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和东京等六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见表5)。
1、人力资源指标分析。人力资源指标包括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智力水
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内容。根据第二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人力资源因素评分方面，伦敦、纽约分别居前两位，与第一份报告的排名相同；香港、新加坡分别居第三位和第五位，均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上升两位：法兰克福则从第一份报告的十名之后上升至第八位东京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排名则比较靠后，在两份报告的排名中均位于第十位以后。
2、商业环境指标比较。商业环境指标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自由度、腐败程度、制度执行情况，企业税率、经营环境是否宽松等方面的内容。根据第二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商业环境因素方面的评分，伦敦，纽约稳居全球前两位的位置；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分别居第三位、第五位、第七位，均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上升一位；东京则保持在第十位以后。
3、市场准入指标比较。市场准入指标包括资本准入制度、国际金融交易活跃程度、证券化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等内容。根据第二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市场准入因素方面的评分，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位居前四位，法兰克福、东京分别排名第六位和第十位，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和法兰克福的排名与第一份报告相同，而东京的排名则比第一份报告下降三个位次。
4、基础设施指标比较。基础设施指标包括城市建筑物租金，是否有足够的办公经营空间等内容。根据第二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基础设施因素方面的评分，伦敦、纽约、香港居前三位，排名与第一份报告相同；新加坡、法兰克福分别居第四位和第六位，均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上升一位；东京排第十位，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下降六位。
5、综合竞争力指标比较。综合竞争力指标衡量金融中心城市的整体竞争实力，包括该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在全球的知名度以及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内容。在综合竞争力的评分方面，伦敦、纽约继续保持全球前两位的领先优势；香港居第三位，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上升一位，新加坡居第五位，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上升三位；法兰克福的排名则从第一份报告的十名以后上升至第六位；东京位居第九位，比第一份报告的排名下降四位。
二、全球金融中心竞争格局分析
根据伦敦金融城的第二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分别居全球前四位，法兰克福居第六位，东京排第十位。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与法兰克福的排名与第一份报告相同，东京则下滑了一个位次(见表6)。结合这份报告的排名，可以看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格局呈现出以下变动趋势：
一是国际金融中心空间分布的层级结构不断扩大，各金融中心所处位置发生了较大变化。1980年，纽约和东京的金融竞争力处于领先地位，伦敦、法兰克福、苏黎世、多伦多紧跟其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卢森堡，巴黎、香港、新加坡等26个城市处于第三层级(见图1)。2007年，国际金融中心的层级扩大到六个。各金融中心所处的位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纽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伦敦、香港的金融竞争力迅速提升，分别从第二、第三层级进入了第一层级，东京则降至第三层级，法兰克福，苏黎世保持在第二层级的位置，新加坡的国际金融地位趋于上升，已处在第二层级的位置(见图2)。国际金融中心空间分布的层级结构不断扩大，反映了当今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使得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
二是高层级与底层级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底层级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一方面，作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凭借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促进金融资源的进一步凝聚，其金融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使得处于底层级的金融中心数量持续增加。在高层级金融中心所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低级层金融中心数量的增多，必将导致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三是亚洲地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逐步提高。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和金融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亚洲城市加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行列，亚洲成为新兴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根据伦敦金融城的第二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亚洲已有11个城市入围国际金融中心50强，数据比第一份报告增加了3个。这11个亚洲城市分别是：香港、新加坡、东京，迪拜、上海、大阪、北京、孟买、首尔、巴林和卡塔尔。在上述11个城市中，有4个城市的排名高于第一份报告，8个城市所获评分高于第一份报告。这显示亚洲金融中心的发展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取得了新的跨越。
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做法比较
随着近年来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有关国家、地区以及经济中心城市为了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伦敦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
继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推行以统一金融监管为取向的金融体制改革。1997年10月，英国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取代了原有的10个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为配合金融服务管理局的成立，颁布《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统一了监管标准。
第二，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一是建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股票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二是建立多币种清算系统持续联结清算系统(GLS)；三是由大银行联合组建跨国外汇清算系统FXNET，通过既定的框架协议处理现货和期货外汇交易的双边轧差清算。
第三，开展全球范围的金融宣传推介活动。伦敦积极打造金融城的“品牌”，树立金融城的良好形象。每一位伦敦金融城的市长均主动如访世界各地，在金融城接待各国元首和政要，通过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加强与金融人士交流。近年来，伦敦金融城非常重视开拓中国市场。2008年1月，英国首相布朗率领代表团访华，大力推介伦敦金融城，还邀请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英国并选择伦敦作为其设立海外办事处的地点。
(二)纽约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多重挑战。为此，美国近十年来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维持和巩固纽约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一，实施综合经营的金融模式。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以金融综合经营为导向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成立金融服务集团公司，组建全国范围的“金融超市”。
第二，加强金融市场监管。2002年，美国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审计监管和扩大董事会的监督作用。此外，美国联邦相关监管当局与纽约地方司法部门合作，加强对纽约金融市场的综合治理。
第三，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一是建立美元实时全额清算系统(RTGS)，并与外汇清算系统实现同步交收(Payment Ver-
sus Payment，PVP)，与证券清算系统实现货银两讫(Delivery Versus Payment，DVP)，使得外汇、证券的交割与美元清算可以同步进行。二是完善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CHIPS)两个大额支付清算系统，使得在联邦储备银行开设准备金或清算账户的金融机构以及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的参与者可以实现美元的全球清算。三是将美国证券清算公司和托管公司合并，组成全美证券托管清算公司(DTCC)，形成世界上最庞大、最发达的证券托管清算系统。
(三)香港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加快了金融改革创新的步伐，对香港金融中心形成较大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国际竞争，香港出台了多项旨在促进金融创新和发展的措施：
第一，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一方面，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的数目限制。1999年9月，放宽外资银行在香港设置分行的数目限制，由原来最多可设1家分行放宽至3家。2001年11年，把“三家分行”的规定也取消了，境外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的数目不再受任何限制。另一方面，降低银行业市场准入门槛。2002年5月，适用于本地银行申请人的资产及客户存款额规定(分别为总资产40亿港元及客户存款30亿港元)，拓展至境外银行申请人，以取代原来资产额须达到160亿美元的规定。拟升格为持牌银行的本地注册有限制持牌银行或接受存款公司，其原须以这两种形式经营的最短期限由10年缩短至3年，同时撤销本地注册有限制持牌银行或接受存款公司须“与香港有紧密联系”的规定。
第二，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香港手2000年撤销七天以下定期存款利率上限，2001年7月取消对往来账户付息的限制，撤销储蓄存款利率上限，这标志着香港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改革。2000年3月，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实行股份化，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合并，由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所拥有，并于同年6月成功上市。
第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1996年，建成港元实时支付结算系统；2000年，启动美元实时支付结算系统，建立美元／港元外汇交易同步交收(PVP)机制；2003年，开发欧元实时支付结算系统，使欧元交易在亚洲营业时间段得以在香港有效交收，2006年3月，建立人民币实时结算系统。
(四)新加坡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
新加坡与香港、东京相互竞争亚洲首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来已久。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建设现代化国际金融中心方面锐意进取，采取了一系列完善金融制度、放宽金融管制的重大举措：
第一，扩大金融开放力度。1999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了金融业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外资在本地银行不可拥有40％以上股权的上限；放宽符合资格离岸银行的新加坡元贷款上限，由原来的3亿新加坡元提高到10亿新加坡元：从2000年1月起，外资机构为新加坡投资者处理的最低交易额从原先的500万新加坡元下调至50万新加坡元。
第二，放松金融市场管制。1998年，新加坡金管局规定，银行向新加坡居民提供任何新加坡元融资、新加坡元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服务，无需向金管局申请：银行可以接受非居民客户与新加坡股票，债券挂钩的新加坡元存款。
第三，优化金融业经营环境。2000-2007年，新加坡政府连续五次下调企业利得税，五年内累计降低8个百分点。从2008年开始，新加坡实行18％的利得税率，只高于香港0.5个百分点，成为亚太区域企业所得税负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
(五)法兰克福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
1998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在法兰克福成立。法兰克福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大力引进金融机构总部，扩大金融市场规模，迅速从德国的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大陆主要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提升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在证券市场方面，1997年，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引入了计算机网络(Xetra)从事证券交易，全世界18个国家的450家银行都与法兰克福的证券交易中心联网，全德国85％的证券交易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目前，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已成为德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截至2007年年末，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866家，股票市值为21052.0亿美元，居欧洲第三位、全球第六位。在期货市场方面，1998年9月，德国期交所集团与瑞士交易所共同组建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凭借交易方式电子化、交易费用低廉等优势，欧洲期交所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
第二，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付清算系统方面，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所在地，法兰克福拥有欧元跨国支付清算系统――欧元实时全额清算系统(TARGET)。该系统是欧元区统一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部分，由12个欧元区国家和4个欧盟国家的实时全额支付清算系统(RTGS)和欧洲央行支付机制构成，可以处理欧盟国家间所有的欧元贷记转账业务。证券托管清算系统方面，2002年，德国证券交易所集团与负责国际证券清算业务的世达银行(cedel)合并，在卢森堡成立明讯银行(Clear-stream)，其全资子公司德国证券交易所明讯结算公司(clear-stream Banking Frankfurt)设在法兰克福，使法兰克福的证券清算系统实现与全球性的证券托管清算系统的连接。
(六)东京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做法
为了重振东京国际金融中心，提升日本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于1998年4月实施了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为核心内容的金融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加速金融业务自由化进程。实施《禁止垄断法》，解除对持股公司的禁令，解除对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公司债券、商业票据的限制，从而增加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
第二，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在外汇市场方面，1997年，为了使日本的外汇制度更接近国际惯例，日本对外汇管理法进行了修改。新修订的《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将原外汇法中的“管理”二字删掉，为实现外汇交易的完全自由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证券市场方面，取消有价证券交易税，取消政府对证券公司股票交易委托手续费收费标准的限制，制订衍生交易品种的交易规则，以增强东京证券市场的吸引力。
第三，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从制度上改善金融机构的破产处理对策：在金融监管方面，向法制化监管转变，加强信息披露，采用时价会计制度，实现会计标准的国际化。
2007年12月，日本公布“加强金融和资本市场竞争力的计划”，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根据这项改革方案，日本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建立一个综合性的金融市场，可以处理股票交
易、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买卖。日本还计划打破银行和证券公司间的分割状态，允许银行，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开展紧密合作。
四、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经验总结
第一，放松管制是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制度保障。放松管制，也称金融自由化，是指市场机制取代政府或金融当局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进行的各种直接的干预和控制的过程，包括对内金融开放和对外金融开放。麦金农和肖的发展模型表明，金融自由化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金融抑制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因此，扩大金融开放程度、放松金融管制，是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制度保障。事实说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都把放松管制作为提高金融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其方式包括：一方面放松金融机构准入制度，吸引各种境内和境外金融机构入驻，形成金融资源聚集效应；另一方面放宽金融市场的管制，提高金融市场活跃程度，形成金融市场规模效应，进而提高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第二，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动力源泉。金融创新的产生，传播、扩散、再创新是一系列随时空变化的过程，通过金融创新，加强了金融中心系统各要素间的联系，使国际金融中心的各个组成要素联合成为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由此可见，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动力来源。从各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实践看，世界经济中心城市开展金融创新的主要途径有：一是金融制度创新，即通过利率制度创新，金融市场体制的改革等方式，清除金融市场提高效率的障碍，从而提高金融活动的活跃程度。二是金融组织创新，即通过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革，组建综合化经营的金融集团等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金融业务创新，即通过开发新型的金融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丰富金融产品种类，提高金融市场容量。
第三，金融基建是国际金融中心提高竞争力的有力支撑。建立和完善高效、安全且具有成本效益优势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必备条件。近年来，全球各主要金融中心纷纷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当地金融基础设施。从实践看，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重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完善支付清算系统，提供高效、安全、低成本的结算服务，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结算便利优势；另一方面是完善证券，外汇和衍生产品交易系统，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