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03:54:40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领域；软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0128-09
软法概念肇始于国际法，国外研究迅速开展，而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于2005年12月成立，同年12月15日，罗豪才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公域之治中的软法》系最早在公共治理背景下研究软法的文献之一。自此，国内关于软法的研究在质疑、反对甚至抵制声中逐步开展起来。关于软法的概念，国内学者频繁引用法国学者《欧洲法律杂志》主编弗朗西斯·施尼德（Francis Snyder）的定义：“软法是原则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具有实际效果的行为规范”[1]198 。此定义清晰，而国内学者中罗豪才对软法的界说同样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他认为：“‘软法’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2]49就研究进路而言，一方面，部分学者致力于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软法理论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侧重于运用现有的软法理论成果，从领域、部门、专题软法现象的角度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技术标准、村规民约、公共政策、裁量基准、自治章程、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这两方面的研究交相辉映，较好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主义、规范与实证的结合[3]350。
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公共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经济加快转型期软法现象大量涌现的背景下，经济法学者不应坐视不理或漠然处之，理应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经济领域软法现象研究中来，而实际上众多经济法学者也确实关注到了经济管理关系的公共治理，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观察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经济领域软法现象，结合软法基本理论，从经济法角度展开研究，试图把握经济领域软法这一似新实旧的法律现象的规律。笔者试图通过CNKI、读秀学术搜索平台等搜罗2005年以来所有研究经济领域软法这一法律现象的论文、文集、硕博士论文，盘点当前国内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状况，梳理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进路，查找研究的亮点及存在不足，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力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经济领域软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经济领域软法兴起的背景
1.对实际存在的社会法现象的回应。经济领域软法的兴起首先是由于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存在的众多传统经济法学无法统摄的经济法律现象的回应。朱国华、倪天伶主张“存在即合理”，他从国内外两个方面阐述经济领域软法产生的原因：（1）国际层面。宣言性文件，如《发展权利宣言》；国际经济惯例，国际商会主持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及《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由跨政府组织形成的非国际条约性质的协议如巴塞尔协议；同时，国际上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国际经济标准和规则如国家标准化组织ISO的认证体系；2000年里斯本高峰会议之后，欧盟开始采用开放协调机制（OMC）协调欧洲国家行动。（2）国内层面。NGO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其制定规范的权限呈现扩大的趋势，如律师协会。经济法学者必须对于这种实际存在的社会法现象作出必要的回应[4]295，296。 并率先提出“经济软法”的概念。程信和也认为，“国家法”之外的社会规则其实大量存在，它们实际上支配着许多领域的活动。比如，公共政策、行业规约、公司章程、专业标准、交易习惯、国际宣言等[5]89。
2.公共治理与经济法的契合性。张永忠撰文讨论了公共治理之道与经济法现象的变迁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和谐社会构建呼唤公共治理这一新型社会经济管理模式，而公共治理与经济法具有一致性：历史使命的耦合；本质特性的契合；经济法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制度形式。因此必须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研究经济法的本质，而在经济法学界己有初步探索，并形成了“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即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6]291。由此，他构建了我国经济法治现象变迁的公共治理解释框架：多中心治道促进经济法主体制度的变迁；认同和互动参与基础上的治理推动经济法治过程的民主化；治理方式、机制的多样呼唤经济法的软硬兼施，而这又体现了公共治理与经济法的共有价值：公平、发展、安全[7]。
程信和也认为，在公共治理主导的的框架下，社会规范的多样性日益显现，经济领域的硬法机制必将走向成熟，软法机制必将脱颖而出，它们分别和共同大显身手[8]。
（二） 经济领域软法的理论基础
为了使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有法治理性的指引，有学者注意从经典著作、经典论述中寻求经济领域软法的理论支撑，以使经济领域软法获取深广的理论语境。
1.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与公私法融合。朱国华文中引用了黑格尔与李昌麒的论述，论证了“经济软法”概念提出的必要性。黑格尔曾对社会结构作过“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划分，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他高度认可同业公会的社会价值，他指出，同业公会“是构成国家的基于市民社会的第二个伦理来源”[9]251。李昌麒教授指出“市场—社会中间层一政府”三元框架范式，他认为“当我们面对市场失灵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应当再是政府能做什么，而是行业协会可以做什么；我们对市场失灵的思路就不再是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两步走的思路，而应当是市场失灵—行业自治—政府干预的三部曲。”[10]157因此，朱国华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隔阂实际在缩小，法律的制定权和实施权由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过程中，“第三条”道路存在且必须存在，这条路由第三部门——行业协会来引领。同样，“公法私有化”与“私法公有化”互趋运动中也诞生出新的法律关系主体——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层。行业协会行使权力制定各种软法律，如行业标准、公共政策以及自律规范的行为，正是软法最重要的渊源。
2.传统法概念的突破。软法是不是法？这涉及到传统法概念的突破。汤道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对法的理解上的国家意志中心主义和国家司法中心主义，那么软法即可以融入到法的大范畴中去，他引用了法学家博登海默的评价：“即使一个拥有大量立法权力的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制定出有关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的法律。政府法律仍留下了大量的真空领域，而这此领域必须或能够通过行使私性或准私性的立法权力予以填补”，博登海默教授的评价为我们理解软法机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辨视角[11]。程信和认为，西方学者法社会学学派埃利希提出的相对于“国家法”的“活法”（living law），庞德主张的相对于“书本上的法”的“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理论，虽然潜在着使“法”泛化的倾向，大大超出软法的范畴，但其关注现实生活、主张法应该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思想颇有见地，对理解软法现象不无启迪。
此外，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论述“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的“基本的东西最管用”也分别被朱国华、程信和两位学者引用论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负着协调功能的软法这些“管用”的规则，其真理性正在不断地经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谢小弓谈及软法、经济法和自然法在理论界的相似命运，启发理论界探求三者存在的某种契合以及在自然法学说发展与流变过程中找到理论上的立足点[12]。
（三）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渊源和运行
1.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朱国华结合软法的特征将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形成主体的多元性；形成程序的开放性；载体形态的多样性；规范结构的随意性；效力位阶不明显；机构化或组织化；实施方式的非国家强制性；救济方式的非司法中心主义。程信和认为，经济领域方面的软法指国家法之外的，与国家法类似具有规范性、公共性、权力（权利）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任何规则都必须同时具备这四个特征要素。基于其提出的“经济软法”的概念与特征，朱国华还辨析了经济领域软法与硬法、经济法之间的互依到补互转互推的关系。他认为，当经济领域软法与硬法出现矛盾、冲突时，应当坚持硬法优位原则，软法不能与硬法以及宪法相抵触。但他不赞同某些公法学者“硬法为主，软法为辅”的结论。他认为在软法可以胜任的领域，硬法应当尽量让软法去发挥其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程信和也对比了经济领域软法与硬法的异同，关于两者差异性或特殊性，他认为硬法呈刚性，软法呈柔性，硬法的惩罚功能超过软法，软法的协同功能胜于硬法，这是功能、效力方面的最大区别。
2.经济领域软法的渊源。朱国华将行业标准、公共政策、自律规范、弹性法条、交易合同、集体合同列为“经济软法”的渊源。而程信和将其拓展为国家法之外的属于公共政策的正式规范、次国家法的民间社会自治规则、专业标准、交易习惯（前四为国内层面）、超国家法的国际非正式规范（国际层面），将经济领域软法的概念拓展到国际层面。
3.经济领域软法的运行。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法的运行当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而经济领域软法之运行方面的研究远远没有展开，但有学者作出了相关的初步思考。程信和关注了经济领域方面的软法的生成与实施，关于经济领域软法的生成方式有自然生成与机构创制两种，且应当符合两个前提：一是它要符合以宪法为代表的硬法的基本精神。二是它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他还结合自律与他律原理阐明经济领域的软法的实施的机制有三种：民间机制，官方机制，介于民间与官方之间的机制，亦可称为半官方机制。由于软法的“非司法中心主义”，所以软法的实施依赖“谴责——丢面子”带来的“出局”压力来实施，违反软法的人必须承担“出局”的责任后果。
关于违反软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谭砚认为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出现的行政“软法”，对传统的法律责任模式提出了挑战。他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各类经济金融行政“软法”的法律责任模式，强调了设定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分析规定的法律责任现状和问题，并对合理设定法律责任提出建议，为经济领域软法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实证的研究角度也提供重要的研究进路的探索[13]。亦有学者将行业协会典型的“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囊括进了经济法特有的责任种类中，由此提高经济领域软法的约束力[14]65。
此外，两位硕士研究生杨立春、曾明在不同时间分别撰写毕业论文研究经济领域的软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杨立春自经济法与软法的契合关系入手，放眼国内外，结合具体例证，针对经济法的划分进行软法的逐个嵌入，分析了软法对经济法的作用，最终得出“经济法应该软硬兼施，集合二者的共同点实现经济法的目标”的结论[15]。曾明基于对传统法概念的检讨及法视野的拓新，分析了经济法视域中软法规范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存在原因，辩证地阐述了其正负效应，并针对性提出改善措施，其别提及软法规范的可司法化问题[16]。硕士研究生邓小梅梳理了经济领域软法的表现形式以及软、硬法之间的关系，针对经济领域软法运行的障碍存在的经济领域软法机制（制定机制、制裁机制、监督机制）及运行环境（硬法的引导辅助、社会组织作用、政府支持）存在的障碍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17]之后，就读博士研究生的她就软法的运行提出了新的观点：软法的运行具有协同性，软法的运行体现了自律与他律的结合，由民间与官方合作实施，硬法与软法协同运行[18]。
二、若干具体经济领域的软法研究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将软法理论“嵌入”各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洞察具体经济领域的软法现象，梳理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经济、宏观调控、市场规制三领域的成果最为丰硕。
（一）国际经济领域
正因为软法肇始于国际法，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研究也数国际经济方面的软法研究最为厚实。徐崇利的研究相对深入，他连续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述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现象。关于“跨国经济法”范式，他认为基于“全球治理理论”，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了另类跨国经济法律渊源（跨国经济领域软法）的立法主体，治理的法律手段应软硬兼施，而此种现象无法归类入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范畴，因此，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存在为“跨国经济法”范式的引入注入了一种独立的理由[19]。
关于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徐崇利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为缓解这种供需之间的张力，应以“全球治理”理论为基础，在“国际公法”仍居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部分国际经济立法权让渡给有关政府间组织、政府下属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非政府组织、跨国商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藉此将形成一种“跨国经济立法’的新模式[20]。
关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国际经济立法活动，徐崇利认为，近现代，在各国国内，随着经济事务的日益复杂多变，中央立法机关己无力包揽所有的经济立法工作。于是，各国便普遍以授权立法的方式，将非基础性的经济立法事务交由行政部门完成。同样，在跨国层面，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不断增加，仅仅由各国外交代表等通过传统的正规途径共同缔结国际经济条约，已越来越呈独力难举之势。鉴于此，在全球治理理念的主导下，各国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开始不断地组成跨政府组织网络（transgovern
mental networks），开展辅的国际经济立法活动，其所制定的虽为“软法”却有“硬效果”，构成一种值得关注的特殊国际经济法律渊源[21]。
王海峰在文中阐释了国际经济领域软法产生的缘由——软法所具有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比拟的优势；辨析了国际经济领域软法与国际软法在制定主体、制定方式、规制领域、实施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罗列出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表现形式：现代商人法、跨政府组织网络制定的国际经济领域软法、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或规则。作者还特别地梳理了国际软实力与国际经济领域软法创设之间的关系，即各国软实力的博弈主导了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形成。作者还结合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缺位”，倡导中国必须全方位构筑和提升软实力，在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创设过程发挥积极作用。其关于中国国际软实力与国际经济领域软法创设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价值[22]。
此外，有学者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消费者软法保护及食品安全的软法规制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前者如，陆寰放眼国际，以软法在欧盟消费者保护领域中的作用为背景，结合消费者保护问题重新定义软法的概念，分析了软法之于供应商、消费者的益处及存在问题：供应商的适用范围有限，消费者无法真正参与，缺乏公信力等，并进一步分析了软法所处的困境，认为软法自身的缺陷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来弥补，对此，作者主张从自身完善、外部干预、传统法律的引导和调控三个方面来应对，并主张应当借鉴欧盟消费者保护的软法规范结合我国自身情况来提高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的水平[23]449457。在此基础上，杜志华、陆寰撰文以法律运行的各个阶段为线索，分别介绍和分析了欧盟消费者保护领域中软法的制定、执行、适用和监督环节不同于传统法律规范的特点，指出应从完善软法规范和加强外部力量干预两方面入手来提高软法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用[24]。
关于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制软法研究，韩永红关注了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制中的软法现象。他认为，在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国际软法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法与国际政治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从国际软法的概念入手，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的软法主要表现为跨政府治理网络中的国际软法和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软法。这些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实际效力的国际软法在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发挥着独特的补充和辅助功能，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作者呼吁作为民族国家，我国应重视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软法的认别、研究和利用。对于食品安全相关国际组织的软法，我国应将其作为完善国内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国内食品标准体系的重要参考，同时致力于提升对食品安全相关国际组织的参与能力，争取将我国的要求和主张“写进国际软法”。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参考与借鉴[25]。
（二）宏观调控领域
1.宏观经济领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在宏观调控领域，应当直面软法，重视其重要功能，并试图从宏观上构建相关的经济治理模式。曾明、陈乃新从宏观调控的一般理论出发，首先通过对规划的规范性、普适性、程序性等法的表现形式，认定规划的软法属性，再通过对规划的调整对象细化、整体增量利益的维护、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一一相契合的角度，论证规划的经济法属性。并把软法硬法化作为规划法治化的重要保障[26]150156。
官欣荣力图跳出思维定势，围绕优化“泛珠”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对泛珠区域软法问题加以探讨，在分析了软法调整具有三大优越性（泛珠“软法”的构建有利于节约法治成本，使其效益最大化；“软法”的构建具有高度的民主协商性，更能促进泛珠资本市场分工、合作；区域软法构建，对于正式地方立法（硬法）而言，具有重要创新性、试验性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泛珠"区域软法的一些设想（确立一个泛珠区域软法构建的指导理念：消除不当的行政干预；建立泛珠区域内的软法实施机构：成立泛珠立法协调委员会、组织专设职能部门负责协调泛珠资本市场的发展；注重健全区域内资本市场各个领域的自律性软法规制）[27]。
王晓杰、蓝光喜认为在管理行政向给付行政时代转变过程中，公共治理主要是软法之治，软法是实现善治的主要手段，软法治理则是给付行政时代主要的治理模式。作者通过对浙江发展个私经济的经验透视得出软法是硬法的先导的结论，而“浙江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以行政软法治理民营经济，其软法治理的特点为：双向共生、开放协商的生成机制；崇尚引导激励自律；开放协商协调机制下的软约束力[28]。
2.金融领域。张燕、杜国宏、吴正刚认为，社会中间层中的行业协会的治理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软法”之治，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管理运行就是软法机制的运行，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仅体现为其规章与章程的作用，它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运动，在运动中体现软法的价值。软法的内容即主要在于调整民间金融共同体成员内部的各种关系。农村民间金融”软法“之治纵向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微观（金融市场主体）、中观（行业协会）、宏观层（国家政策）进行分析。作者也谈及了软法的归宿，即国家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吸收民间规则与习惯、行业协会的规章和公共政策的优点来制定出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法律等软法规范，等时机一旦成熟，被国家立法机关采纳从而上升为硬法[29]。
在此基础上，张燕、庞标丹又阐述了农村民间借贷与软法的契合，将软法的规范与引导作为农村民间借贷的理性回归，提出了软法规范与引导的设想[30]。
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与金融风险的应对，彭清燕认为通货膨胀治理对策的基本属性，完全可定位于软法，他分析了通货膨胀治理对策中软法的补充、回应、制约功能，主张软硬并举，构建一种更为合理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法治治理结构[31]。邹越、黄诗霖强调一种更加有效的监管机制：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国家与社会组织协同监管。要加强软硬法之间、软法之间的协同作用，特别地，作者提出加大半官方机构制定和实施的软法的数量。关于软法约束力方面，主要靠“谴责——丢面子”带来的“出局”压力来实施，违反软法的人必须承担“出局”的责任后果，从此角度来看，软法并不软，当然，作者也指出，面对没有竞争的行业来说，此种约束力相当小[32]。
（三）市场规制领域
1.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汤道路通过探究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的社会文化根源发现，其本质上是一种企业道德伦理责任，硬法只能有限度地强制推进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内容，其他内容更适合软法机制推进，因为CSR的这种道德伦理性本质特征与软法机制的“非国家权力中心主义，非司法中心主义，强调多元、参与、合作、理性与激励”的特征具有本质上的内在契合性。作者主张的政府一企业合作机制是CSR软法与硬法体系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对于国家权力保障、推进和控制CSR的正确进程意义重大。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承认并重视软法机制，立足国内法治与文化的本土资源，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规范化的、组织化的CSR软法机制，是推进国内企业CSR状况、并在CSR国际领域实现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基本途径[33]。
2.限制性竞争方面。杜紫立自《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的限折条款（第六章22、23条）所引起的广泛争议入手。作者运用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详细分析《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认为《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作为行业协会的自律规范尽管具有目的正当性，但在实施手段和方式上却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因此，对于行业自律规范这一软法现象，可以“一转变，三结合”着手规范行业自律规范，即实现行业协会职能的转变，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指导和管理；行业自律规范事前审查与事后查处制度相结合、公私救济相结合、硬法与软法相结合（即前述软法硬法整合理论（theory of hybridity））[34]。
3.食品安全方面。任端平等学者提出了“强法”与“软法”并重构建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这一重大命题[35]，文中，他们认为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强调以制裁为特征的“强法”，忽视以强调纲领、政策和原则为特征的“软法”。食品安全管理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制中包括针对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设定的，以“纲领方针政策”为主要特征而不直接体现罚则的“软法”，“软法”具有事先性、综合预防性的特点，制定和完善“软法”也已成为现代食品安全法制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中国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任重道远，其中软法的制定与适用不可忽视。。田飞龙由“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疑难入手，将沟通软法理论与规制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介绍“强化政府模式”，但由于该模式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作者回归规范立场，基于软法立场提出“均衡规制”概念，将其作为合作性规制的理想目标，并尝试给出该框架对于食品安全标准规制问题的合理化方案。[36]303326
三、经济领域软法的缺陷及完善措施
由于对于软法特别是对于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还嫌不足，因此，国内学者对于软法的质疑甚至诟病一直未曾停止，有些人习惯上将“国家制定法中的一切执法不力的弱法”确定为软法，比如，赵宏伟文中所讨论的“软法”恰是统计造假所造成的统计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防止“软法”成为“豆腐法”[37]；亦有学者提出，就像欧洲议会所担心的那样，软法可能会危及到至关重要的民主透明原则和法治社会对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会危害法[38]。当然，软法研究者自身也注意检讨软法现象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并寻求完善软法的合理途径，最大限度发挥软法的效用。
程信和在前述两篇文章中都表达了对经济领域软法效应的疑虑，提示了软法现象有可能存在若干先天不足，如：针对某些软法规范性不够，某些软法约束力不强的现象，软法会不会泛化，软法有没有负面影响，软法如何靠得住？对此，他主张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完善软法规范，另一方面则要借助硬法支持软法规范。他还引入了西方学者的硬法、软法整合理论（theory of hybridity），超越两者的人为划分，试图把硬法、软法相结合，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具体来说，除前述陆寰在讨论欧洲消费者保护提及软法的不足及应对之外，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软法的不足。刘会春认为，在GATT/WTO体制下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简称RTAs）审查制度中，作为审查制度的核心，工作组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CRTA）在审查过程中所遵循的“协商一致原则”使审查制度烙上了软法的印迹，软法效应严重，致使对RTAs的审查依然举步维艰，效力低下，可能造成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态势严重失控，为此，作者主张从加强CRTA的职能、寻求软法与硬法之间的平衡两方面入手提高审查效力[39]。
刘宇分析了WTO规则中的“软法”缺陷，认为其较大的灵活性及不高的法律强制力使之在WTO这一“刚性”体系中显得格格不入，并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为此，就需要对WTO规则的“软法”缺陷加以弥补，将松散的承诺上升为有约束力的和强制性的承诺，中国也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40]。
四、结语与研究展望
从现有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已有程信和、朱国华、徐崇利等30余名学者关注到经济领域软法现象，或总或分，从国外到国内，兼及宏观调控及市场规制等领域，撰写论文，表达学术观点，引领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向广度、纵深发展。学者们大都认为，经济领域软法现象远早于经济领域软法这一概念的出现，社会法现象的复杂多样、公共治理的兴起呼唤经济领域软法之治；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的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法概念的突破、“法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生命”等为经济领域软法的证立打下理论基础；经济领域软法的出现会突破传统法的概念；经济领域软法相对于经济硬法、经济法具有其自身的特征；经济领域软法具有广泛的渊源；其生成实施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但不等于没有约束力，其具有自制独特的法律责任追究体制。
部分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对某些社会经济领域的软法现象加以观照，具体包括：国际经济领域软法，规划、区域经济、民营经济、农村民间金融，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企业社会责任、限制性竞争等方面。
经济领域软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具有硬法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不可避免的不足，学者主要从完善经济领域软法自身、寻求硬法的保护、促进向硬法的转化（当然这不是必由之路，因为软法也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入手解决，一般认为，实现硬法与软法的结合（theory of hybridity），实现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混合法机制，已成为调整当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必由之路。
然而，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就研究方法而言，更多的是做软法+经济法的理论拼凑，鲜有明确的理论进路及理论范式；实证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进而缺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研究内容而言，经济领域软法的概念还需厘清，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渊源还需廓清，特别地，关于经济领域软法的生成与实施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就研究热点而言，财政软法、消费者权益软法保障、食品安全软法保障等方面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
因此，国内学者若从事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研究，要随时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所谓硬法内外），同时力求“竭泽而渔”，盘点国内外软法、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消化，同时认真国内外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以先进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为指导，展开研究，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增强中国问题意识，加深经济领域软法理论与实证研究
当前国内经济领域软法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纷繁复杂的经济领域软法现象，存在着较明显的脱节现象，如何遵循类型化的方法在经济领域软法这一现象中提炼、抽取社会经济现象的内核，并遵循认识真理的思维的辩证方法——“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上升为经济领域软法理论，其研究问题可以为：经济领域软法是不是法？经济领域软法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中，在“法”或“经济法”的大家庭（“属”）中，其“种差”是什么？是经济领域软法还是经济法领域的软法软法之治抑或经济领域软法规范？经济领域软法与经济硬法的关系如何？经济领域软法如何完善？等等。当然，研究者首先借鉴现有的理论成果，比如经济领域软法的合理存在与运行机制是否与一些经济法学者探讨的经济法本身具有的不确性与非程序性相关联？[4142]其他诸如经济领域软法的渊源、分类、功能、效力和约束力等都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最终指导经济领域软法实践。
为使理论研究对实践更有指导性，研究者恐怕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问题意识。中国问题有其特色，中国的经济领域软法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的，其面对的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特殊情况，中国特有的文化沉淀、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状况等都会对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产生影响。以此为背景，才会构建起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经济领域软法理论。其二，加强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43]2541。而实证分析就是指只对经济现象、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别急于断定“应该怎么样”，首先研究“是什么”同样可贵[44]457506。
（二） 力求“两个结合”
1.经济领域软法的实体与程序研究相结合。朱国华建议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软法现象的类型化分析。确立适当的分类标准，将经济领域软法的现象进行归类，在归类的基础上剖析各个类型经济领域软法的个性，在个性的基础上深化对于共性的认识。同时加强经济领域软法的程序，这涉及到经济领域软法的效力与约束力以及人们对经济领域软法接受与否的大问题。
2.国内与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研究相结合。国外关于软法的研究较早，因此关注国外软法的发展特别经济领域软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于中国的经济领域软法的发展大有禆益。具体来说：可以将国内外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去粗存精，将国外的先进理论放到中国的语境中加以验证，寻找适合中国的规律性，上文提到的陆寰关于欧洲消费者保护的新工具——软法的初步探讨当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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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一)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其新质量的一个反映
对当今经济全球化,人们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但大致上依然可以把它们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
1.制度论。制度论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不过彼此也有所差别,从一般生产关系论到美国主使论,一层比一层更加尖锐。第一种制度论者认为,全球资本并不是不停地在全球范围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的民族资本的代数总和,而是一种有机的、超国家的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第二种制度论者着重考察的是全球市场经济。阿兰•伯努瓦在《面向全球化》一文中指出:“用卡尔•波拉尼的话来说,最好这样来界定全球化,它是从国际经济向真正的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变。前者被认为是运转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地方经济的总和,后者则是由统一的规则体系所控制的”(阿兰•伯努瓦,1996)。第三种制度论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乔治•索罗斯写道:“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乔治•索罗斯,1998)。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所谓全球化,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埃伦•米克辛斯•伍德,1996)。赫伯特•吉尔施在德国《明镜》周刊上写道,全球化只是一个用于发展已久的过程的新名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将其经济方式扩展到了世界的边缘地区(《明镜》周刊,1999)。《纽约时报》则载文强调,“全球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正在向一度是社会主义统治的地方扩展”(《纽约时报》,1998)。第四种制度论者的观点更加尖锐。他们认为,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地球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这是一种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是对西方经济行为大规模摹仿的结果。第五种制度论者则是把全球化判定“是美国激发的一场取消全球经济管制的运动”(《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
2.网络论。网络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对于这一网络化的发展进程,有些学者比较侧重从全球视角进行考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全球化乃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德国科隆大学教授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代表前一种观点,德国左翼学者约阿吉姆•比朔夫主张后一种观点。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认为,网络化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第二,转移范围越来越大。无论是服务与监督职能机构的转移,还是各项生产要素的转移,这些转移的范围都越来越大。第三,权力集中于少数国家。约阿吉姆•比朔夫的观点同上述观点有相通之处,只是他更强调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比朔夫写道:经济全球化被说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各大洲、各民族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然而,这种网络化主要指的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它反映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结构变化。全球化“与其说是指由于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质的变化而把所有地区都纳入市场和市场发展,不如说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空间的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结。绝对不会由于全球化而使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使前者居于主导优势的世界经济结构瓦解。相反,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个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加强了。因此,全球化是反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结构变化的一种现象”(约吉阿姆•比朔夫,1996)。
3.传统论。传统论者用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他们认为,对全球化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是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下半叶事实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全球化时期,因为世界出口率已从1965年的9.1%,上升到了1998年的24.3%,2005年将进一步扩张到大约28%(OskarLafontaine、ChristaMueller,1998;《世界报》,1999)。有的学者更强调国际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中,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
(二)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主要内容
上述三类定义,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新内涵,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主要内容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里指的是国际经济活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信息网络。
1.国际经济活动。国际经济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13年,欧洲列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进出口商品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到1993年,欧洲列强的相应指数似乎没有多大变化,法、德、英分别为32.4%、38.3%和40.5%,只有美国上升到了16.8%(保•赫斯持、格•汤普森,1996)。在海外投资方面,1913年英国海外投资年均约占国内收入的9%(阿•肯伍德、阿•洛赫德,1996)。这就使得一些人认为,今天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没有达到19世纪的水平,世界并没有更加全球化。然而,现实生活表明,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在使国际经济活动具有新的质量。
第一,国际资本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全球直接投资额1995年已达3150亿美元,到1998年进一步增至4300亿美元,累计余额约为40000亿美元。全球5.5万家跨国公司的产值约占世界总产值的30%,贸易额约占世界总贸易额的60%,对外投资约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巨头的力量膨胀更为明显。1998年全球500家大公司的销售总额为114634亿美元,资产总额为389893亿美元,雇员总数为3969万人(《财富》,1999)。资本力量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总额已达30多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日成交量达到15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发展,固然对世界经济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但同时,这种脱离实物交易的金融交易,使世界经济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其中实物交易不超过2%)。如此巨大的资本力量会对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在贸易领域,经济生活国际化不仅在数量规模上得到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改变。如果说,世界出口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在20世纪初期大约为7—9%,那么到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了24.3%。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达114000亿美元,届时将占世界生产的28%。同时,出口商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制成品贸易地位大大提高。
第三,在国际投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比贸易领域更为突出。仅就最近15年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就增加了6.5倍,到1998年底,累计余额达40000亿美元(《经济学家》,1997;《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9)。如果说,当今跨越国界经济活动的日益发展,其内容不仅包括商品和资本,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等,那么,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面貌的改变发生重大的影响。“旧世界经济”的主要标志是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主要途径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地位已超过了原材料;“新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则是,日益增大的一部分生产与财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创造和分配。组织世界生产是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法国经济部、安达信公司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对300家大公司所作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公司的各项经营指标中,预计在1996—2002年间,开设在国外的分支公司,其营业额所占的比重将由47%升至56%,产值由35%增加到45%,就业则由34%扩充到42%(《世界报》,1998)。国际直接投资促进“新世界经济”形成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自从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以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浪潮。第四次浪潮始于1990年,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前几次,绝对金额以数以万亿美元计,相对规模仅次于第一次,平均约占资本输出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金中夏,1998)。
目前,第四次浪潮还在持续。第四,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其速度之迅猛,影响之巨大,都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表1)。在1972—1995年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世界生产增长了7倍,世界出口扩大了12倍,而国际金融市场则膨胀了43倍(《议会》,1998)。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企业和国家的投资、筹资和融资;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世界经济非物质化倾向的日益增强,使世界经济更具流动性、投机性和风险性。据阿兰•伯努瓦估计,今天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货币总量高于产品实际价值的15倍。结果是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不再联系在一起,这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更深层的含义。这个“金融社会”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和国际组织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日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
2.国际经济组织。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国际经济组织。战后产生的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又是它的强大动力(见表2)。与以往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相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在美国主导下于40年代末建立的一系列重要国际经济组织,都是美国为寻求建立一个首先有利于自己的开放式的国际经济,“以防止另一次经济衰退并遏制共产主义”而作的努力(罗伯特•基奥恩、约瑟夫•奈,1998),但在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组织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主要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两条渠道加以体现。在实施组织管理方面,国际经济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所进行的多个回合谈判及其结果,来对国际贸易实行具体管理。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可以预期,它将对国际贸易的组织管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制定世界经济规则方面,国际经济组织也具有重大影响。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规则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规章制度,虽然从理论上讲,“一种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性体制的作用,不可能超越其最薄弱环节所能承受的程度”(《金融时报》,1998),但是实际上,目前通行的世界经济规则显然大多都打着美国的印记,有利于西方国家。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处于无助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毕竟时代已经变迁了。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和经合组织其他28个富国正在就《多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该条约对投资自由化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蒙特利尔,有关人员正在研究公司在全球股票市场登记股票的准则。在瑞士的巴塞尔,负责协调各国中央银行工作的国际清算银行已公布旨在指导所有国家银行检查工作的新“核心原则”。这些原则能够决定哪些国家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其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消除银行系统存在的问题。
3.国际信息网络。技术革新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信息网络,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已使真正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国际信息网络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巨大。第一,新的沟通技术使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目前全球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额已达15000亿美元,而1985年一天仅为19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迅速发展,使“金融化”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使世界经济“非物质化”日益增强。第二,发达的国际信息网络使跨国公司真正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成为可能。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1995年跨国公司通过国外分公司销售了70000亿美元的货物,明显超过当年世界出口总值。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是以其国外直接投资为基础的。到1996年底,这种投资已超过30000亿美元,1998年则更达到40000亿美元。世界全部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是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支付的(《经济学家》,1997)。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信息网络的发展,其主要得利者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阿兰•伯努瓦指出:“古典的传媒在传播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上是有限的,而因特网却能把它的用户运送到所谓‘其他地方’去。……因特网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称它为电子游牧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正如耐森•撒尔和马歇尔•寿克卢汉的追随者在多伦多大学指出的:‘因特网的力量最终表现为它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确切些说像美国人——作者)一样去思考,去写’”(阿兰•伯努瓦,1996)。然而,国际信息网络也具有缩小差距的效应,存在着超越的可能性。由于它能降低成本,减少进入市场的壁垒,为获取信息和技术提供机会,以及迫使企业朝着更加“灵活化”的方向进行改革等等,大国强国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小国弱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国家力量可以利用这些变化,非国家力量也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会还是存在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
强调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和重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掩饰它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趋向同一性与日益多样性同时并存;超越与国家在同时加强;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在同时加强;地区化与全球化在同时加强;世界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同时存在;对跨国公司和以其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宜过于夸大等。前三点表明了经济全球化内在的矛盾性;世界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反映了全球化所蕴含的消极面;地区化与全球化在同时加强,象征着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和形式的参差不齐;对跨国公司和以其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宜过于夸大,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相对限度。
(一)趋向同一性与日益多样性并存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原则普遍化的进程,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交织和相互依存日益密切,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同一性的增强。这种同一性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法律与社会制度以及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等,所有这一切都将日益以是否符合世界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规则为准。同时,这种同一性还表现为最有竞争力的某些强国的垄断性,它们力图将一种全球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世界主义者,又是沙文主义者,两极相通。之所以说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否认基于某一具体模式中人性观点的民族差异;说他们是沙文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只想使“西方文明”这一具体模式普遍化。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日益加剧的竞争必然会促使人们寻找更加多种多样的办法来适应和解决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新问题,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创新,形成各不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所有这些受历史影响铸成的各色各样的体制结构、模式标准和文化特点,都将继续突破全球市场的“定则”。事实上,在承认人们的取向模式和消费模式日益趋同的同时,还需要确认的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特殊性绝对没有消失。世界上不会存在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资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没有国籍的国际金融产业部门和民族国家金融体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因此,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只能孤立无助地听任国际金融资本运动和权力摆布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超越与国家在同时加强经济全球化正在把人们引进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其标志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空间之间的分裂。在这些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竭力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采取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是一系列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际资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跨国公司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以及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所有这些都使国家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正在受到销蚀。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受到限制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学者那里也是有争论的。迈克尔•林德指出,如果19世纪出现了亚当•斯密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李斯特学派的辩论,20世纪出现亚当•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那么21世纪应当出现亚当•斯密学派和李斯特学派之间的辩论。一方希望现在实行不干涉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设想把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市场模式看作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上几代人的谈判结果。亚当•斯密学派认为全球市场一体化会促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李斯特学派则认为全球市场一体化应当出现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之后。亚当•斯密学派希望到2000年最晚在2020年建立全球市场,而李斯特学派则愿意把完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推迟到2200年或者推迟到3000年(迈克尔•林德,1998)。其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核心部分也并没有受到严重销蚀。但是,国家的作用的确比以前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矛盾了。在新的时期,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日益具有跨国性的环境中执行“民族”政策。现代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而且两股力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好像全球化的每一次扩展都会导致本土化的增加,反之亦然。实际上,本地的、民族国家的跨国交往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现实是,出于正当理由人类事务需要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组织起来;人们的某些需要只有通过身边的组织才能满足,还有一些需要只有通过民族国家才能充分满足,也有一些需要则要通过跨国实体得到满足(詹姆斯•N•罗西瑙,1997)。
(三)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在同时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系列因素在促进市场力量的加强,但在经济事务中国家权力却在相对减少。过去20年间,世界范围内普遍实行的放松管制甚至取消管制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趋势。但是,促进政府作用加强的因素也在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本身越来越复杂,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事实上,全球化在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虽然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从七八十年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在西方占上风以来,在那里的三类国家中(以美国、日本为代表,政府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约占1/2;以瑞典为代表,约占2/3),政府总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迄今为止均呈上升趋势。
(四)地区化与全球化在同时加强最近20年,在经济全球化明显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世界上已出现了144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数为68个,贸易振兴会的推算数则为101个。在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化的发展势头特别猛烈。这种状况表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也许更多的并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诸如北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区域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同时借此力争在外部世界获取更多利益。此外还可以用来作为政治筹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当然也要借此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把地区化作为将来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更高层次的一个阶梯。但是,地区化并不一定能够成为通向全球化可靠的阶梯。相反,地区性协定有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新根源。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认为,地区主义无疑还将继续扩散,问题在于这些集团是会向着独自发展,还是能够日益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的全球化环境,最终消除它们各自的倾向性特征。对于这一点,至少今天还是没有把握的。在当今世界中,区域化的重要性并不次于全球化。
(五)世界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分配更加不公经济全球化通常使各项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从而在客观上导致经济财富的增加。从长期来说,世界财富增加将有助于普遍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社会分配的更加不公。这是由下述一系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制度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黑格尔所说,富裕社会也不会富足到可以减少由其制造的大量苦难。第二,市场力量发展的原因。全球化往往同自由市场力量发展联系在一起,它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因为它使半垄断又回到市场力量之中。第三,竞争的原因。福利国家本是劳资妥协的历史产物,它是资本为满足一些社会要求而作出的一项策略调整。但全球化破坏了这一社会契约。显然,并非只有南方国家受到这种待遇。在北方,全球化意味着激烈的跨国竞争,这种竞争通过出口和直接投资方式,正在影响工资和就业状况。第四,结构变动的原因。全球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它导致了收入变化。调查表明,收入很高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岗位在增加,中等收入的工人职员的劳动岗位在减少,低工资的劳动岗位则大幅度增加。这种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在加剧。1960年,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人口的大约30倍,而1998年上升到78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约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些旧的标准价值模式已渐渐不被重视,代之而起的是后福利主义资本主义。它的意识形态理论内容主要是更加提倡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推崇个人成就,强调由个人自我承担责任等。在经济上则是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形式被种种“灵活化”所取代。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越来越分裂的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注定会越来越恶化。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利益。例如在70年代中期,东亚10个家庭中有6个生活在贫困线上,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减少到了10个家庭中有2家生活在贫困之中(世界银行,1997a)。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太少。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还不到20个。8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收入低于10年前的水平。
(六)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作用不宜夸大在过去的20年中,特别是在最近的10年里,经济全球化确实发展得相当迅速,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但它还远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依然是由各民族国家经济作为主体的格局。我们这里仅以投资为例。1997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为281570亿美元,其中22%用于投资,为61954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总计为4230亿美元,约占6.8%。这一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59097亿美元,其中25%用于投资,为14774亿美元;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1720亿美元,约占11.6%;发达国家的相应数字为223219亿美元,21%,46876亿美元,2510亿美元,外资占国内总投资的5.3%(《世界发展报告》,1998/99)。虽然,跨国投资增加很快,其重要性在日益提高,但是就全球范围而言,国外直接投资依然起着辅助作用。表4是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业务在部分发达国家所占比例。跨国公司75%的产值迄今依然是在母国生产的。在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产70%是在国内,服务业则为74%;在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产97%是在国内,服务业则为92%。研究表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并不多。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都不是“国际化指数”最高的公司(“国际化指数”系指国外投资占该公司投资总额的比重、国外销售占该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和国外雇用人员占该公司雇用人员总数的比重,这三项比重的平均值)。据199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国际化指数”最高的10家跨国公司,其中有4家是瑞士的(雀巢为首),其他6家分别来自加拿大、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和法国。问题是为什么跨国公司没有大量地投资于工资和税收最低的地区?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重要性,降低了可变成本的重要性,这种状况减少了向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投资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二是新的生产手段强调了生产者和供应者之间的地理差距,这赋予了当地供应国以特有的优势,因而推动了地区性而非全球性资源网的发展。三是母国基地对于跨国公司至关重要。国内制度框架使之获得了贸易协会、培训、金融制度、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构成了其竞争优势(琳达•韦斯,1997)。世界市场并不只是一个跨越国界交换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场所,而且还是一系列国际机构的活动空间。人们本来寄希望于这些机构能够担当起民族国家正在失去的一些职能。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国际机构所专注的事情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化和削弱各民族国家的调节能力。这些机构既缺乏民主监督,又没有公众合法性的压力。它们并不能弥补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限制的活动余地。重要的国际组织只是起着全面推进自由化的发动机的作用。现存的国际机构,或者缺乏应有的权限,或者缺乏行动能力,或者被少数几个大国所把持。它们使世界市场经济相对处于无调节状态,在机构效能方面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
上述对于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与局限性的论述,应是我国考虑对全球化的态度与政策的基础。“新质量”为我们揭示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客观性、开放性和强制性;而“局限性”则为我们阐明了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二者的结合决定着中国如果不参与全球化,就没有出路;相反,如果无条件地参与全球化,也没有出路。事实上,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一场制度的竞争(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家都鼓吹的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理念的竞争(他们大多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政策竞争(他们多数主张放松或解除管制);同时,全球化又是一场国家、部门、企业和产品生产率的竞争。这个生产率的竞争是决定命运的竞争,其核心环节是企业。在这些竞争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开放性,而且也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局限性来发展经济。例如,国际规则规定不能对出口实行补贴,不能对一个企业实行补贴,但是对科研却可以补贴,美国50%的科研工作都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我们要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明确这些重要条件是什么。
(一)经济增长
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进入小康阶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W•弗格尔1999年6月26日在北京所作的题为《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讲演中所引用的资料,目前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正处于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当于美国1880年的水平,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则为1890年的水平,差距达百年之大;只有某些社会人文指标相对接近,小学生所占人口比重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水平,中学生所占人口比重达70年代水平,预期寿命则为1966年水平。因此,中国仍须进一步扩展经济规模,合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从1978年的360亿美元逐步增长到了1998年的3240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国内生产总值)则从13%提高到了33.7%(世界银行,1997b)。诚然,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个衡量经济开放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中国的贸易大约有一半属来料加工),所以中国的开放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无论如何是显著提高了(笔者估计中国对外依存度目前实际为20%左右)。①截至1998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为324620家,合同外资金额为5724.9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671.09亿美元。在批准设立的324620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目前仍在运营的企业约25万家,已终/中止或停止运营的企业近7万家,直接就业人员达1800多万人,占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的11%左右。在证券投资方面,中国市场潜力很大。到目前为止,流入中国的外资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16个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总之,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目前约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额的40%;中国占所有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跨国商业信贷中的15%,并且已开始利用不断增长的证券投资资金(世界银行,1997b)。当然,仅仅“开放政策”还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经济增长。虽然萨克斯和瓦尔纳在1995年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论文中认为,平均而言,实行开放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增加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指出,开放政策和其他一系列国内改革须同时发生。所以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说明,在其他改革不出现的情况下,仅仅实行开放政策会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而在这个“其他方面”,中国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但还须做更多事情。
(二)经济进步
“经济进步”的核心是提高经济质量水平,大到宏观经济结构,小到一件件具体产品。首先,对外开放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加快了中国的改革进程。离开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进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开放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其次,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缩短了走向现代化的时间。再次,对外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最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正在加速形成。
(三)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提出了经济安全问题。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的缺陷。人们正生活在一个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特别是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市场就更是如此。这两年来亚洲市场出现的混乱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们涉及到如何恰当地确定汇率、如何处理泡沫资产、银行监管不足和不容忽视的金融信息的匮乏等问题。对于游资的冲击,从理论上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规模庞大,高度发达,足以化解资本流入量仅占经济产值2%的游资的冲击。而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这种资金一旦脱身而去,则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因为在90年代中期,游资总共占这两国经济产值的一半之多(丹尼尔•罗森,1999)。对于中国来说,人们担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损及国家经济安全。这大体上有五方面原因:第一,对外开放步步深入,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冲击我国一些产业部门,由此还可能发生相关联的失业等社会问题;第二,经济全球化既传导经济景气,也传导经济衰退,因此,它会增大有关国家经济的波动性;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巨额资金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风险性,一方面在某些方面有益于世界经济,但另一方面又使世界经济增加了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第四,由于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有人担心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某些经济部门可能被外国人控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第五,某些人还有若干制度性的考虑。我们认为,只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完全能够确保经济安全。
1.首先,我们要办好国内的事情。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础条件。为此,除了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之外,更要继续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正确地选择政治战略和发展战略。在政治战略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其办法是建立或加强权力联盟。对外是在地区或国际层次上建立跨国联盟,对内是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国家与产业界的联盟,后者的合作关系特别重要,它是国家能力的真正核心。在发展战略方面,我们要把出口导向、进口替代、重视国内市场三者结合起来。
2.我国要重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对国际经济合作的要求日益增大。这种合作既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又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经济合作尽管困难重重,但它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可以说,“在过去10年里国际性的经济关系对世界稳定与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对外关系的任何一个领域”(《法兰克福汇报》,1998)。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例如,有人对“最后贷款人”问题提出建议,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承担起拯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在危机爆发之前提供所需流动资金的责任。但是,要想有资格获得援助,有关国家必须满足金融和管理规定。对“全球监管”问题,有人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另外新设一个机构监督各国政府、中央银行以及私人金融机构公开资料,使债权人可在此基础上评估风险。对“控制对冲基金”问题,各中央银行将监管巨额私人基金的跨国界转移,并分享信息以抵御投机性攻击。对“资本控制”问题,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建议发展中国家限制游资过多流入。智利对短期贷款和证券投资“征税”的做法被视为典范(《商业周刊》,1999)。在这些改革设想中,无疑有些打着西方的印记。即使如此,中国也应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尽量扩大其中的合理内容,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性方案。
3.要加强内部的有效控制。最近两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内部的有效控制。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首先离开本地市场的投资者是那些掌握最多信息的本地投资者”。“第一批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工业家,因为他们借入的是美元,如果不在本币贬值以前换成外币,他们就要破产。如果在汇率为5500∶1而不是在2300∶1时偿还贷款,企业债务的实际价值就不止翻一番”。“首批逃离的还是局内人。国际基金管理者跨国界调动大笔资金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大加快了某些力量打压价格的速度,但与某些肤浅的关于‘全球化’的一般论调相反,他们从来都无法引发危机”(莱斯特•瑟罗,1998)。此外,为确保经济安全,政府必须要有收拾残局的能力。
(四)经济
世界各国大多数经济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销蚀国家经济。德国赫姆尼兹技术大学社会学教授狄特玛尔•布洛克在对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与历史上早在欧洲“漫长的16世纪”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作区分时指出,“如果把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那么,人们就可以区分出两次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效果。在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瓦勒斯坦证明已形成‘现代世界体系’的那一历史阶段中,民族国家产生了。全球劳动分工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在当时)至少是导致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个根源。而今天恰恰相反,我们所碰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却使民族国家,至少是以社会福利国家形式出现的民族国家受到威胁,并且被挖掉基础”(狄特玛尔•布洛克,1997b)。具体一些来说,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因素影响到国家经济。第一,国家之间的竞争使民族国家推行本国政策的能力受到削弱。第二,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和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有时候就是强迫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命令等。第三,过去国家间的贸易谈判涉及一些国家行为,而今,贸易外交的风险已远远越过国界,谈判涉及国家内部的制度。第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域正被网络取代。第五,西方霸权性的干涉主义理论。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早在两年前就提出了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他说:“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因此,在这些国家推进民主和自由也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危险的和艰难的,但是不去干预有时甚至会更危险”(乔治•索罗斯,1998)。然而,对于经济全球化损蚀国家经济的问题,不宜作过度的渲染。连克鲁格曼都认为,虽然商品、资本和技术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流动已经完全改变经济竞争方式,这是一个普遍公认的真理,从而使许多人认为国家不再有权利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政府完全受国际市场支配,但是,“关于国家自消亡的报道是严重夸大其词的”(《纽约时报》,1997)。对于我国来说,维护国家经济与经济安全同等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固然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但从根本上说,国家问题是不容讨论的。我国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五)经济地位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 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 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16.例如，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肖乾刚、程宝山主编《经济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等等。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事主体 经济法主体 法律关系 商事主体体系 国有企业
民法是规范商品经济的基本法，现代商法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行为准则。民商法旨在依法确保市场主体通过的自身力量，本着私法自治原则来实现主体交易合作。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形式，与民商法这种克服市场失灵、节约交易费用的市场主体“内部化”法律方法不同，它主要是依法确保市场主体以外的主体（政府）通过的政权力量本着协调为主，强制为辅的原则来实现主体交易合作。[1]（P122）但是，两者又相互融通，联系紧密，缺一不可。这主要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对商事关系的调整作用，以及体现这种作用的制度和规则进入商法。表现在立法上，即商法中有经济法规范，经济法中含有商法内容。而商法和经济法分别是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得以确立的法律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具有某些相似性，不易区分，本文将对它们予以界定和比较。
一、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界定
（一）界定和比较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的意义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原因，我国市场主体法定化存在许多问题，如市场主体外延界定不明，市场主体分类标准不一，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不均衡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从理论上对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异同的研究。
考察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商品经济建设和市场体制建设都不是自发开始的，而是政府顺应历史规律和时代要求自上而下通过“改革”来启动和推动的。[2]（P2）但是由于市场自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这时，必要的制约是必须的，而这种制约的外在力量只能来自政府。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被赋予了管理市场和规制竞争的神圣职责。这里便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以及对私权的保护。尽管我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十年有余，但是计划体制的残余在政府这个“裁判”脑中一时间挥之不去，因而在进行市场交易和竞争过程中，商事主体特别是小型企业经常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厘清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的关系，有利于政企分开、官商分离，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而促进一个统一、有序、稳健的市场体系之建构。
再次，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准确把握两者的特征，以更加准确地界定商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根据法学原理，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确定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限定能够参与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的范围。调整对象与主体是密切相关的。商法和经济法的主体范围分别是由二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反过来，准确界定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能更好的理解和明确经济法和商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二）商事主体的概念和特征。
商事主体，在国外商法典有不同的称谓，如“商业主体”、“商主体”、“商人”。关于商事主体，我国法学界对其还没有统一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商事主体是指依商事法的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简言之，即商事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归属者。[3]（P15）（2）商事主体，又称商业主体，是指享有商事法律人格，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职业，在商事法律关系中享受和承担经营性商事权利和义务的人。（3）将商法主体从经济学意义上和法学意义上予以界定。在经济学上，商主体即有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能够根据各种主客观情况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出判断，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法学意义上的商主体，是指依据商事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商事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4]（P30）第一种观点简单明了，但是能全面概括商事主体的含义。第二种观点未指出商事主体取得的法律依据。第三种观点则有纵容经济学“霸权”之嫌，商事主体从其词源考察，本是法学范畴的概念。笔者认为，我们在从事法学研究时，应当剔除凡事谈“经济”的思想。而且仅把自然人和法人组织归入商主体，却把商合伙排除在外，是片面的。所以，笔者采纳第一种观点。
商事主体有如下特征：1、商事主体是商事法上规定的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变态形式。2、须有商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是商主体依据商业登记所核定的经营范围，独立地从事特定的商行为，享有商法上的权利并承担商法上的义务的资格和能力。3、须是参加商事活动者，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民事主体才能成为商主体。4、须是缔结商事关系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者，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5]（P15）
（三）关于经济法主体
对经济法主体，观点不一，有如下不同的观点：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拥有经济职权或经济权利、承担经济职责或经济义务的当事人。[6]（P98）2、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承担者。在我国，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3、还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律关系范畴中，应区分经济主体、法律主体；法律联系主体、法律关系主体等概念，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经济权限，参加或能够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社会主体。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将经济法主体中，国家这一经济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了，是片面的，不足取。第三种观点将经济法主体进行一种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抽象分类，过于复杂，不易于掌握经济法主体的概念，亦不足取。
二、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比较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具有合法性、意志性、法律主体特定性等特征。本文所要比较的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正是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意义上进行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商法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十分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经济法强调的是政府适度干预，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也对微观经济有所调整，如国家对市场交易主体的规制。所以，商法主体和经济法主体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一） 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共同点
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有密切联系。经济法主体依据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两类，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规制主体和受规制主体。从根本上说，受控主体和受规制主体依附于民商事主体资格，但它又突破了民商事主体资格。笔者认为，从主体范围上，商主体均可以成为经济法主体中的一方，成为国家调控和规制的对象。而国家这一经济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以私法主体身份参与商事法律关系，成为民商事主体，如机关法人。
1、商事主体因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这些分类体现了不同国家商法对不同类型的商事主体的特别控制要求。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因为商事主体的复杂性与隐蔽性，不易为人所感性把握，也使得人们容易误认为企业是商事主体。传统商法理论认为，以商事主体的组织结构特征为标准，可以分为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
2、把国家确立为参与市场活动的私法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作为私法主体具有典范性和基础性的特殊功能及服务性和导向性的特征，它的根本目标在于为社会公益服务。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民商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便要求国家参与商法关系时，应与一般商事主体平等地适用商事交易规则。
（二）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标准不同。这是由商法和经济法的本质决定的。商法以商事组织为本位，商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至多是“中人”标准，但它只要求个人做到不“损人利己”就行了，他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而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本位经济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明显地高于民商法，它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为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如此标准，经济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人不仅要做到“利己利人”，而且还要“损己利人”。[7]（P18）
2、主体范围不同。经济法主体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法主体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隶属性。一般而言，经济法主体中的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是能够代表国家行使其经济职能的各种国家机关，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还包括某些社会中间组织。受控主体和受规制主体是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接受国家的调控和规制的主体，包括企业、自然人、社会团体等。[8]（P97）商事主体的范围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主体包括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现代商法理论界对商主体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划分，观点不一，这里不一一列举。
3、构成要件不同。商主体须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即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须实施某种特定的商行为；须持续地实施同一性质的商行为。经济法主体则不同，经济法主体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或授权而取得；拥有经济权限，包括经济权利和经济职权；其实施行为应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整体公平与整体效益为目的。
4、两者的特征不同。不同学者对商事主体的特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商事主体具有法定性，即其资格一般须依法登记取得；其主体类型法定，不得任意设定；商事主体范围有明确限制，各国大都奉行行政部门不得直接经商的原则。而经济法主体具有广泛性；在经济法律关系中，调控主体是最重要一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选择性。调控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单方面设立、变更、废除经济法律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是市场主体接受和服从其意志，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激励、诱导、刺激、控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9]（P97）
三、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制度的一点思考
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主体是从广义上讲的，不仅包括私法主体，即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也包括公法主体，即经济管理主体和行政管理主体 .鉴于本文主要探讨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故笔者主要对如何健全我国商事主体制度与经济法主体制度谈谈一点想法。
（一） 重构我国商事主体体系。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研究，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10]（P32）我国传统商法将商事主体依据所有制和责任承担形式双重标准进行划分，基于当时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很弱，国家政权尚不是很稳固的情形下，这种划分标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和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进行身份上歧视的标准越来越成为我国民商事主体快速稳健发展的阻力。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有制划分标准逐渐消除，从而顺应现代商事主体以责任承担形式的划分标准。我国宪法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我国商事主体地位的定性提供了宪法依据。
关于我国商事主体体系，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我国商事主体以财产责任承担形式不同而进行划分为宜。这样可将商事主体分为商事个人、商事合伙和商事公司（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公司不宜归入商事主体中）。其一，商事个人又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其二，商事合伙主要指合伙企业，同时将联营企业予以重新归化。联营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强横向经济联合”这一公法要求干预私法的结果。法人型联营本质上为公司的设立，且为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创设行为。这种民事主体的设立和运行应由公司法调整，应归入商事公司中。而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型联营体应当归入民事主体之法人中，不作特别规定。合同型联营只是一种合同关系，谈不上是民事主体，应当有合同法加以规定。合伙型联营性质上属于法人合伙，应归入到商事合伙中。其三，商事公司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对外债务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而公司则以其独立的财产对公司所负的债务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二） 关于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
公司法的制定与修改，为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经改造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保障，为我国国有企业带来了一些生机。如一些经营具有高营利性和竞争性的一般的建设项目的国有企业，改造为公司，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具备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取得了新生。对这类国有企业，可将其归入商事主体，即商事公司中。对这部分项目，国家应尽量少投资，即逐渐退出竞争领域，让一般的市场主体成为主要的市场竞争参与人。（这也是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要求）那么最适当的做法是，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为一般的私法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和谐有序、良性运行的环境。
但对于那些基础性公益产业，如涉及国家安全、国防极端技术、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邮电和通讯等产业，需要庞大的投资，且投入周期长、收益慢，对其投资是不可能依赖市场中一般的私法主体的，这只能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如任凭其进入市场，由私人主体来经营，在市场中相角逐，必然带来竞争的无序与资源的极大浪费。基于经营这些项目的国有企业的特殊性，简单说，是指其投资主体的唯一性，经营目标的社会性，企业经营决策的集权性以及法律调整的特殊性。即国家作为其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全部资产拥有所有权；企业生产经营要以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依据，由政府任命或委派的经营者按照国家的意图进行经营决策，以保证实现国家特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国家又赋予其以法律上的特权，并享有国家的优惠待遇。[11]（P336）所以这部分国有企业应由国家进行经营管理，因而应归人经济法主体中。
（三） 关于国家的定位
我国市场基础的薄弱，确立市场经济建立目标至今也不过有20余年的历史。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有痕迹难以消除。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我国各类型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此外，由于行政垄断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的大量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格信号，难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面临这种情势，一方面我们需要国家“有形之手”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宏观调控，授予政府经济管理权，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当规制政府经济行为，防止政府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保持适度，从而确保私法主体能够具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进行公平竞争。①
在国内，国家具有多重身份，在从事民商事行为时，国家成为民商事主体，如机关法人，与民商事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对经济进行管理时，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经济管理权，成为经济管理者，是作为调控者，此时一般的民商事主体成为被调控者。因此，法律实践中，我们涉及国家的民商事或经济纠纷时，应首先对国家的私法主体与公法主体的地位予以界定。
在国际上，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加入WTO快三年了，我们不难看出，国家（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二是越来越重要了。国家是WTO规则制定主体和约束对象；WTO规则的实施需要由国家将其转换为国内法；争端的解决要国家参与，反倾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WTO要求国家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我国国家职能应在经济、法律手段上要强化。②
（四） 关于中间组织的地位
中间组织，是指处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具有一些经济管理职能。有的学者称其为社会团体，有的称其为社会中间层，或中介组织，其权力由成员企业共同授权形成，也可以由法律授予一部分权力，对其成员的行为予以规范，对其成员之间的纠纷予以协调、处理，从而减轻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担，并接受国家和社会的监督。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理经济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使市场主体难以有独立地位和独立的意志。由于统得过死，中间组织其行业自律的功能被压抑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间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如行业协会对其本行业的内部管理与协调。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法学理论界要求确立中间组织的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的呼声不断增强。我国著名法学家王家福200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五讲讲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指出：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中介组织，发达的市民社会。因为它们是政府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市场经济运作的剂、自律器。
笔者认为，中间组织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基于其功能的特殊性，主要是将对民商事主体（主要是商事主体）的行业自律和国家他律相结合，与国家一道履行好经济管理职能，有必要确立其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注释：
①何兆飞。法律关系中商法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比较[J].西安：陕西人民出版，2004。
②刘文华。中国经济法论文问题辨析。 [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 （3）。
主要参考文献：
[1]周林彬。论商法独立与经济法发展战略和策略—一种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思路[A].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赵新华，冯彦君，董进宇。市场管理法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3] 覃有土。商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 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 覃有土。商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 李昌麒。经济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 王全兴，管斌。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论纲[J].法商研究，2000（5）。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商事主体 经济法主体 法律关系 商事主体体系 国有企业
民法是规范商品经济的基本法,现代商法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行为准则。民商法旨在依法确保市场主体通过的自身力量,本着私法自治原则来实现主体交易合作。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形式,与民商法这种克服市场失灵、节约交易费用的市场主体“内部化”法律方法不同,它主要是依法确保市场主体以外的主体(政府)通过的政权力量本着协调为主,强制为辅的原则来实现主体交易合作。[1](P122)但是,两者又相互融通,联系紧密,缺一不可。这主要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对商事关系的调整作用,以及体现这种作用的制度和规则进入商法。表现在立法上,即商法中有经济法规范,经济法中含有商法内容。而商法和经济法分别是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得以确立的法律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具有某些相似性,不易区分,本文将对它们予以界定和比较。
一、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界定
(一)界定和比较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的意义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原因,我国市场主体法定化存在许多问题,如市场主体外延界定不明,市场主体分类标准不一,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不均衡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从理论上对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异同的研究。
考察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商品经济建设和市场体制建设都不是自发开始的,而是政府顺应历史规律和时代要求自上而下通过“改革”来启动和推动的。[2](P2)但是由于市场自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这时,必要的制约是必须的,而这种制约的外在力量只能来自政府。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被赋予了管理市场和规制竞争的神圣职责。这里便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以及对私权的保护。尽管我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十年有余,但是计划体制的残余在政府这个“裁判”脑中一时间挥之不去,因而在进行市场交易和竞争过程中,商事主体特别是小型企业经常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厘清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的关系,有利于政企分开、官商分离,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而促进一个统一、有序、稳健的市场体系之建构。
再次,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准确把握两者的特征,以更加准确地界定商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根据法学原理,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确定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限定能够参与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的范围。调整对象与主体是密切相关的。商法和经济法的主体范围分别是由二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反过来,准确界定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能更好的理解和明确经济法和商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二)商事主体的概念和特征。
商事主体,在国外商法典有不同的称谓,如“商业主体”、“商主体”、“商人”。关于商事主体,我国法学界对其还没有统一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商事主体是指依商事法的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简言之,即商事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归属者。[3](P15)(2)商事主体,又称商业主体,是指享有商事法律人格,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职业,在商事法律关系中享受和承担经营性商事权利和义务的人。(3)将商法主体从经济学意义上和法学意义上予以界定。在经济学上,商主体即有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能够根据各种主客观情况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出判断,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法学意义上的商主体,是指依据商事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商事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4](P30)第一种观点简单明了,但是能全面概括商事主体的含义。第二种观点未指出商事主体取得的法律依据。第三种观点则有纵容经济学“霸权”之嫌,商事主体从其词源考察,本是法学范畴的概念。笔者认为,我们在从事法学研究时,应当剔除凡事谈“经济”的思想。而且仅把自然人和法人组织归入商主体,却把商合伙排除在外,是片面的。所以,笔者采纳第一种观点。
商事主体有如下特征:1、商事主体是商事法上规定的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变态形式。2、须有商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是商主体依据商业登记所核定的经营范围,独立地从事特定的商行为,享有商法上的权利并承担商法上的义务的资格和能力。3、须是参加商事活动者,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民事主体才能成为商主体。4、须是缔结商事关系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者,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5](P15)
(三)关于经济法主体
对经济法主体,观点不一,有如下不同的观点: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拥有经济职权或经济权利、承担经济职责或经济义务的当事人。[6](P98)2、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承担者。在我国,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3、还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律关系范畴中,应区分经济主体、法律主体;法律联系主体、法律关系主体等概念,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经济权限,参加或能够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社会主体。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将经济法主体中,国家这一经济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了,是片面的,不足取。第三种观点将经济法主体进行一种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抽象分类,过于复杂,不易于掌握经济法主体的概念,亦不足取。
二、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比较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具有合法性、意志性、法律主体特定性等特征。本文所要比较的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正是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意义上进行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商法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十分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经济法强调的是政府适度干预,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也对微观经济有所调整,如国家对市场交易主体的规制。所以,商法主体和经济法主体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一) 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共同点
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有密切联系。经济法主体依据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两类,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规制主体和受规制主体。从根本上说,受控主体和受规制主体依附于民商事主体资格,但它又突破了民商事主体资格。笔者认为,从主体范围上,商主体均可以成为经济法主体中的一方,成为国家调控和规制的对象。而国家这一经济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以私法主体身份参与商事法律关系,成为民商事主体,如机关法人。
1、商事主体因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这些分类体现了不同国家商法对不同类型的商事主体的特别控制要求。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因为商事主体的复杂性与隐蔽性,不易为人所感性把握,也使得人们容易误认为企业是商事主体。传统商法理论认为,以商事主体的组织结构特征为标准,可以分为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
2、把国家确立为参与市场活动的私法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作为私法主体具有典范性和基础性的特殊功能及服务性和导向性的特征,它的根本目标在于为社会公益服务。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民商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便要求国家参与商法关系时,应与一般商事主体平等地适用商事交易规则。
(二)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标准不同。这是由商法和经济法的本质决定的。商法以商事组织为本位,商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至多是“中人”标准,但它只要求个人做到不“损人利己”就行了,他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而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本位经济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明显地高于民商法,它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为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如此标准,经济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人不仅要做到“利己利人”,而且还要“损己利人”。[7](P18)
2、主体范围不同。经济法主体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法主体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隶属性。一般而言,经济法主体中的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是能够代表国家行使其经济职能的各种国家机关,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还包括某些社会中间组织。受控主体和受规制主体是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接受国家的调控和规制的主体,包括企业、自然人、社会团体等。[8](P97)商事主体的范围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主体包括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现代商法理论界对商主体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划分,观点不一,这里不一一列举。
3、构成要件不同。商主体须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即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须实施某种特定的商行为;须持续地实施同一性质的商行为。经济法主体则不同,经济法主体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或授权而取得;拥有经济权限,包括经济权利和经济职权;其实施行为应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整体公平与整体效益为目的。
4、两者的特征不同。不同学者对商事主体的特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商事主体具有法定性,即其资格一般须依法登记取得;其主体类型法定,不得任意设定;商事主体范围有明确限制,各国大都奉行行政部门不得直接经商的原则。而经济法主体具有广泛性;在经济法律关系中,调控主体是最重要一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选择性。调控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单方面设立、变更、废除经济法律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是市场主体接受和服从其意志,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激励、诱导、刺激、控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9](P97)
三、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制度的一点思考
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主体是从广义上讲的,不仅包括私法主体,即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也包括公法主体,即经济管理主体和行政管理主体 .鉴于本文主要探讨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故笔者主要对如何健全我国商事主体制度与经济法主体制度谈谈一点想法。
(一) 重构我国商事主体体系。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研究,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10](P32)我国传统商法将商事主体依据所有制和责任承担形式双重标准进行划分,基于当时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很弱,国家政权尚不是很稳固的情形下,这种划分标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和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进行身份上歧视的标准越来越成为我国民商事主体快速稳健发展的阻力。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有制划分标准逐渐消除,从而顺应现代商事主体以责任承担形式的划分标准。我国宪法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我国商事主体地位的定性提供了宪法依据。
关于我国商事主体体系,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我国商事主体以财产责任承担形式不同而进行划分为宜。这样可将商事主体分为商事个人、商事合伙和商事公司(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公司不宜归入商事主体中)。其一,商事个人又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其二,商事合伙主要指合伙企业,同时将联营企业予以重新归化。联营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强横向经济联合”这一公法要求干预私法的结果。法人型联营本质上为公司的设立,且为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创设行为。这种民事主体的设立和运行应由公司法调整,应归入商事公司中。而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型联营体应当归入民事主体之法人中,不作特别规定。合同型联营只是一种合同关系,谈不上是民事主体,应当有合同法加以规定。合伙型联营性质上属于法人合伙,应归入到商事合伙中。其三,商事公司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对外债务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而公司则以其独立的财产对公司所负的债务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二) 关于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
公司法的制定与修改,为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经改造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保障,为我国国有企业带来了一些生机。如一些经营具有高营利性和竞争性的一般的建设项目的国有企业,改造为公司,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具备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地 位,取得了新生。对这类国有企业,可将其归入商事主体,即商事公司中。对这部分项目,国家应尽量少投资,即逐渐退出竞争领域,让一般的市场主体成为主要的市场竞争参与人。(这也是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要求)那么最适当的做法是,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为一般的私法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和谐有序、良性运行的环境。
但对于那些基础性公益产业,如涉及国家安全、国防极端技术、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邮电和通讯等产业,需要庞大的投资,且投入周期长、收益慢,对其投资是不可能依赖市场中一般的私法主体的,这只能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如任凭其进入市场,由私人主体来经营,在市场中相角逐,必然带来竞争的无序与资源的极大浪费。基于经营这些项目的国有企业的特殊性,简单说,是指其投资主体的唯一性,经营目标的社会性,企业经营决策的集权性以及法律调整的特殊性。即国家作为其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全部资产拥有所有权;企业生产经营要以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依据,由政府任命或委派的经营者按照国家的意图进行经营决策,以保证实现国家特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国家又赋予其以法律上的特权,并享有国家的优惠待遇。[11](P336)所以这部分国有企业应由国家进行经营管理,因而应归人经济法主体中。
(三) 关于国家的定位
我国市场基础的薄弱,确立市场经济建立目标至今也不过有20余年的历史。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有痕迹难以消除。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我国各类型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此外,由于行政垄断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的大量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格信号,难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面临这种情势,一方面我们需要国家“有形之手”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宏观调控,授予政府经济管理权,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当规制政府经济行为,防止政府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保持适度,从而确保私法主体能够具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进行公平竞争。①
在国内,国家具有多重身份,在从事民商事行为时,国家成为民商事主体,如机关法人,与民商事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对经济进行管理时,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经济管理权,成为经济管理者,是作为调控者,此时一般的民商事主体成为被调控者。因此,法律实践中,我们涉及国家的民商事或经济纠纷时,应首先对国家的私法主体与公法主体的地位予以界定。
在国际上,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加入WTO快三年了,我们不难看出,国家(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二是越来越重要了。国家是WTO规则制定主体和约束对象;WTO规则的实施需要由国家将其转换为国内法;争端的解决要国家参与,反倾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WTO要求国家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我国国家职能应在经济、法律手段上要强化。②
(四) 关于中间组织的地位
中间组织,是指处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具有一些经济管理职能。有的学者称其为社会团体,有的称其为社会中间层,或中介组织,其权力由成员企业共同授权形成,也可以由法律授予一部分权力,对其成员的行为予以规范,对其成员之间的纠纷予以协调、处理,从而减轻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担,并接受国家和社会的监督。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理经济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使市场主体难以有独立地位和独立的意志。由于统得过死,中间组织其行业自律的功能被压抑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间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如行业协会对其本行业的内部管理与协调。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法学理论界要求确立中间组织的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的呼声不断增强。我国着名法学家王家福200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五讲讲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指出: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中介组织,发达的市民社会。因为它们是政府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市场经济运作的剂、自律器。
笔者认为,中间组织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基于其功能的特殊性,主要是将对民商事主体(主要是商事主体)的行业自律和国家他律相结合,与国家一道履行好经济管理职能,有必要确立其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注释:
①何兆飞。法律关系中商法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比较[J].西安:陕西人民出版,2004。
②刘文华。中国经济法论文问题辨析。 [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 (3)。
主要参考文献:
[1]周林彬。论商法独立与经济法发展战略和策略—一种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思路[A].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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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在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活动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同时存在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就是明显的例证。
所谓税收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 Tax Coordination），或者更全面意义上的“税收国际竞争与协调”（International Tax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和税制设置来达到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税收关系中进行多方位协调与合作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所谓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of Accounting Standards）则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在国际强势集团的推动下，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对这两个并行趋势的影响，把握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对两大趋势的发展，我国应如何在税收制度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有所回应，如何协调税收制度与会计安排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显然，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关于税收与会计国际发展趋势关系的跨学科问题。虽然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外税收和会计理论界都较少，但却已有相当的基础：一是关于税收与会计在微观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冯淑萍，1999；曲晓辉，2003；魏长升等，2003）；二是在宏观层面上，财税学者对税收国际协调已进行了较长期研究（靳东升，1994；邓力平，2000，2003；钟晓敏，2001），会计学者则已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全球趋同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葛家澍，2001，2002；冯淑萍，2001，2002；曲晓辉，2001；曲晓辉等，2003）。笔者认为，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交叉研究，这是一种把税收与会计相关国际化趋势联系起来的探讨，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探讨；二是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既为有关部门制定规制提供导向支持，又为企业提供应对之策。本文仅就宏观层面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尝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二、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并存
对两大趋势并存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主体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地说，经济全球化具有四种形式：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国际化、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企业），宏观主体则是国家（邓力平，2000）。在研究税收国际化和会计国际化时，必须考察经济全球化对此的影响，必须分析跨国公司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一）税收国际协调及其表现形式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各国的减税就形成了税收国际竞争。税收国际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关系的及其协调这一对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邓力平等，2001），并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当的税收国际竞争可以促进资源向税负低的国家流动；另一方面，过度税收国际竞争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致各国之间持续地降低税负，最终导致各国税收的丧失。这样，适当的税收国际协调就成为必要。
概括地说，税收国际协调采取五种依次递进的形式：其一，税收合作（Tax Cooperation），即国家间通过交换各自税制结构和纳税人信息，防止和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其二，税收协定（Tax Agreements），指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寻求解决税制之间相互冲突引起的重复征税问题；其三，税制趋似（Tax System Approximation），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相近的国家，通过规则的约束，使各自税制具备相似的特征；其四，区域税收一体化（Regional Tax Integration），指区域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通过部分经济让渡，相互协调以缩小各自税制的差异。这是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背景，税收国际协调的较高层次；其五，拟议中的国际税收组织（WorldTax Organization，WTOⅡ（1））（Tanzi，1994），这是最高层次的税收国际协调，显然须与较高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相对应。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的原则进行了税制改革，这一税改浪潮迅速波及全球，从而使各国税制呈现主动和被动性趋似；二是区域性税收协调是以一国的部分让渡为前提，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间协调的内在要求。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国在税制设置与税收政策运用方面进行更大让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
（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及其表现形式
与税收国际协调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也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依次递进的形式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出升级的要求。贸易自由化引发各种国际会计业务，客观上要求有适当准则与之相对应；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融资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要求会计国际合作以建立相应的规则；投资国际化对特定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生成及其可比性提出要求；而在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内部及其与关联公司的定价在很多场合下难以找到市场参照，需建立相应的会计规范，跨国经营活动也需相似乃至统一的会计准则（曲晓辉，2001）。
从目前的情况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存在依次递进的三种形式。一是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最初形式；二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这是以提高财务信息可比性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必经阶段，1973年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经过不懈努力，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IAS），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和实施，此外，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三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这是会计准则国际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LASC在2001年实施了重大改组后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然而，与税收国际协调相类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主导力量和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财务信息需求，这里同样存在国家经济的让渡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所设立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IASB，2002）能否实现尚需时间来检验；以欧盟（EU）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区域协调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关系
两大趋势的发展轨迹表明，二者在发展动因、影响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二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三是微观主体的利益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四是宏观主体的活动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五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六是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里仅从投资国际化角度举两例加以佐证。其一，资本市场国际化使资源配置超越一国限制而纳入国际范围。资本市场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运作基础是信息披露制度，而财务信息则是最重要的信息。由此，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在资本市场国际化下更显其重要性。同时，会计确认和计量作为税务体系的微观基础，其国际化进程势必对税务体系运作发生影响。而税收法规的刚性及其与财务会计规范的大量重合，又使国家税收不可避免地制约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其二，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在跨境资产重组中，对有关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十分重要，这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间的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各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协调对跨境资产重组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对跨境资产重组的不同税收取向直接影响资产的国际配置；而一国税收政策直接决定着跨境资产重组中资产定价、股息政策等内容，因税收政策不同而造成的跨境资产重组决策中的分歧须通过税收国际协调进行缓解。
（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与税收和会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世界性，即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二是现代性，即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两大趋势的内在联系。
就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税收国际协调的联系来看，税收国际协调的发展依托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理想税制原则是市场经济对一国税制内在要求的体现。市场经济下税制设置主要遵循效率、公平、易于管理三原则，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更强调经济的开放性和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映在税制原则方面，效率和公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凸现，要求通过对税收杠杆的运用有效吸引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此外，如果各国家的税制都遵循规范、透明、易于管理的要求，税收国际协调将更具有操作性。总之，税收国际协调趋势的发展同时也是各国税制不断按照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进行调整的优化过程。
同样地，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也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供了体制基础。会计信息作为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和表述，直接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引导着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向。从这一意义上看，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政治程序，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协调，并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趋势。从实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政府对本国国内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均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冯淑萍，1999）。
（三）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活动）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最根本动机是谋求其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会计是企业经营的“语言”，而税收则是进行跨国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的立场出发，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协调一致是理想状态，这样，企业以会计标准进行处理后无需再进行纳税调整。当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拓展时，如能建立起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将降低企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如果各国税制之间的差异可以完全被克服，企业将无需进行基于全球的税收筹划；进而，如果两大趋势共同发展甚至完全重合，企业的跨国财务和纳税的调整成本也将大大减低。由此可见，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代表了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要求，并且从企业利益出发，企业倾向于将这两大趋势发展至极致。然而克拉尼斯基定律存在的必然性（魏长升等，2003）决定了在一国内部，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分离的必然性，这种分离只可调节不可消除；进而在国际范围内，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消除但在程度上可以缓解的分离。因此，跨国公司的切身利益要求（进行调和的动力）和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客观约束（分离的硬约束）共同决定了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互相兼顾，既协调又异步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作为企业对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差异进行调节的应对之策，跨国公司采取了全球范围的财务（纳税）筹划，进行了各种转让定价操作，这些都是明证。
（四）宏观主体活动和利益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
一国税制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最终都将体现国家利益。会计准则（无论是一国的或国际的）具有协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则隐含着各国的和利益，会计准则全球协调和趋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及各种阻力实质上是各国利益之争（冯淑萍，2001；葛家澍，2002）。而税收是一国税收的直接表现，税收国际协调下的国际税收关系代表了世界经济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和调整。因此，两大趋势之所以有许多共同之处，源于两者都与国家和利益有着深刻的联系。
但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和税收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程度又不尽相同：会计准则通过微观主体经济活动与国家发生间接联系，因此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发展步伐的制约相对疏松；而以税制和税收政策为表现的税收，直接关系本国对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一国经济中最难让渡的部分，其受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往往最小或最迟。因此，较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税收国际协调所面临的阻力更大。与此相对应，二者的国际化进程（即发展的步伐）也将有所区别，可以预计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发展步伐会快于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经历了国际比较、国际协调之后将有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全球趋同；而税收国际协调从税收合作、税制趋似到区域税收一体化已近极致，全球税收一体化似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愿望。
（五）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
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主要涉及税基的确定、应税金额的核定、税款计算的正确性和确认及解缴时间的合规性。如前所述，税收国际协调不仅体现在税制的协调上，而且涉及税收征管问题。这样，财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就会影响到税收国际协调的效果。譬如，在我国现行税收实务中，财产税的计算就是以财务会计的折余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财务会计的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期间和预计残值的估计，都会对财产税负的计算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讨论财产税的国际协调，与财务会计确认密切相关的税基的计算就比税率显得更为重要。再如，虽然在当前税收实践中，所得税是严格据税法计算的，而财务会计税前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由于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是在企业申报所得税时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因此财务会计中有关所得税税基的确认就成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金额的计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实际上，在存在财务会计系统的情况下，在实务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纳税数据的生成是财务会计信息产出后的局部再加工而已。这样，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会在税务计量上反映出来。同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量和税收公平原则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受财务会计理论、准则和实务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国际协调势必受制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同时，应当承认，以税收中性化为目标的税收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税种的简化和税率档次的缩小，但仍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各国对税基的不同处理方式构成了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且形式更为隐蔽，足以抵销税收中性化的效果。而恰恰在税基的具体确认上，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和融合几乎达到极致。
（六）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首先，与国家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国家政府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两大趋势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税收国际协调是以各国政府为参与主体推进的国际趋势，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推动力量主要为国际职业组织和强势集团，其背后隐含了国家和利益（特别是涉及税收和保护本国投资人的合法利益等政策方面）。从这一意义上看，税收国际协调通过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产生制约作用。其次，从制度运作层面上看，税务对会计的制约作用在税收国际协调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进程、范围、程度和效果的影响。鉴于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把会计准则归结为法规和范畴以及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税务确认和计量对会计准则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税收国际协调的内容将会影响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税收国际协调范围的扩展也将进一步充实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一体化三难”：两大趋势并存与联系的本质
上述两大趋势之间的种种联系，就本质而言，是所谓“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Economic Integration Trilemma）在国际税收和国际会计领域中的表现。“经济一体化三难”指的是存在于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国家三者之间相互竞争、难以完全彼此兼顾的关系，即一种矛盾发展中的状态。在现实中，同时满足或兼顾其中两项目标而忽略第三项目标是可能的，而同时实现三项目标却极其困难，甚至是无法企及的（Summers，1999；Bagwell＆Staiger，2001）。
将对“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的认识思路扩展到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有助于认识这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本质。税收国际协调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趋势，但税收又因其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完全让渡，税收制度和政策必须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迎合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要求，一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间接体现了国家利益与。因此，“一体化三难”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既有明显的共性，又因其覆盖领域而各具特点。两大趋势中的“三难”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可能得到调和，对这种“度”的把握程度决定了“三难”三个目标之间在这两个关联领域的协调程度。
简言之，无论是研究税收国际协调，还是探讨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审慎地把握维护政府管理和国家的程度，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前，税收国际协调的难点在于税基的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核心问题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进行税收国际协调必须考虑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特点、程度和趋势，实施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必须考虑税收国际协调的宏观约束作用，二者的进展又必须以国家的活动和利益为基本前提。
（二）应对两大趋势之启示
面对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进程，我国应采取积极与稳妥相结合的态度，“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冯淑萍，2001）。这里，笔者仅谈谈对政府、学界与企业的三点启示。其一，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应把握趋势并注意协调。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政府对这两大趋势参与和干预的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转轨国家，不能够无条件接受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不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是各国博弈的过程（贾亚锋，2003）。我国应找准位置，研究税收规范和会计准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利用趋势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又要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还应联合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与强势集团和国家讨价还价，使这两大趋势最终沿着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其二，学界应加强在宏微观层面对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本文仅基于宏观层面对两大趋势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探讨，而就两大趋势的宏微观层面之结合，本文尚未涉及。因此，未来之研究还需要学界，特别是税收和会计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开创性思考和研究。其三，企业应充分了解趋势，把握规则，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税收法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两大趋势效应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对此进程的把握，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对中国企业而言，要与外资企业开展业务往来，必须有效了解外资企业居民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而要走出去，则更要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标准。总之，当企业经营活动突破国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发展，以获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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