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03:48:45

国际法学论文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最后，应注意教学相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在学习效果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采用实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效果。在实例教学法中具体运用的方式可以是教师事先将下次授课要用到的教学实例提前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该教学实例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出案件争执的焦点、对既有裁决和判决作出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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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国内国际法学期刊论文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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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国际法学外文文献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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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索国际条约的数据库

联合国条约库是比较权威而全面的条约数据库。联合国秘书处将登记的条约汇编成册予以公布，并制成了电子数据库联合国条约库。联合国条约库主页Frequentlyaccessed一栏中包含二个重要的子数据库，它们是向秘书长交存的多边条约数据库以及联合国条约系列数据库。多边条约数据库包含了已经向秘书长交存的500余件主要的多边条约信息。这些条约依其内容被分列到29个主题下，例如人权类、裁军类、环境保护类、难民类、海洋类等等。我们可以在某一项主题下查询到所有相关的多边条约。点击进入某件具体的条约，我们可以找到与该条约有关的信息，包括条约全称、缔结或通过的时间和地点、生效情况、条约登记日期及编号、签署国数目及缔约方数目、载有条约文本的文件号、按缔约方名称字母顺序排列的缔约方参约活动详表、缔约方声明、保留或反对意见及具体内容。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美国国家组织的官方网站检索所有美国地区国际法主体间缔结的多边条约，欧洲理事会条约办公室的网址检索所有欧洲理事会条约的文本。

五、检索国际法学综合性文献资料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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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　国际法专业课程设置

根据笔者的考查，国内具有国际法专业博士点的法学院，其国际法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如下：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私法、国际条约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税法、世贸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际贸易法、国际公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组织法、国际关系研究。再来看看美国大学法学院。耶鲁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国际法与对外事务、国际投资法、谈判、投资者、国际诉讼、外国法、跨国法(Transnafional Law，该课程涵盖跨国法的公私方面，包括跨国法律程序、宪法和涉外事务、条约法、习惯国际法、贸易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刑法、国际商事交易、关于使用武力的法律、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以及跨国商事仲裁，该课程只为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感兴趣的学生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国际法、国际人权法等。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课程主要有国际组织、外国投资、国际税法、跨国规制、WTO的核心问题和争端解决；国际知识产权法、欧盟：宪法和经济法、国际竞争法：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商事仲裁、国际仲裁：投资仲裁、国际诉讼、联合国宪法、外国投资法与政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国际税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和全球化、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化、全球化与经济发展、法律和文献(law and literature)、高级国际法、国际法律理论(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国际经济交易(international economictransactions)、冲突法等。相比之下，我国具有国际法专业博士点的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似乎更成体系，但显得没有那么丰富多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的法律写作课程外，美国大学法学院有一些课程对于提高国际法学生的写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请一些重要的法律期刊和杂志的专家来法学院授课，如国际法杂志(Joumal of Interna-tional Law)、耶鲁法律杂志(Yale Law Journal)和耶鲁法律和政策评论(Yale Law＆Policy Review)，这些课程一般是1-2学分(Units)，意在指导学生如何写作。

二　讨论式教学

美国法学院的国际法教学除了一般的讲授课程(lecturecourse，一般听课人数较多)外，主要是讨论式课程(seminarcourse，规模较小)和专题讨论课程(colloquium course)。seminar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式(socratic dialogue)教学，参加的学生不能是该讨论课程领域的初学者，在美国大学法学院，这种课程一般是针对高年级学生的。老师事先布置阅读材料，引导学生在课堂上针对这些材料进行讨论。学生可以随意打断老师向老师提问，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辩论。比起讲授式课程来，Seminar相对不那么正式。

实际上，colloquium只是Seminar的一种特殊形式。以纽约大学法学院2009年春季的国际法律理论(international legaltheory)colloquium为例，其由Benedict Kingsbury和JosephWeiler教授主持，专门讨论国际法律理论，定期邀请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发表专题论文，再由主持者对专题论文进行分析、讨论和回应，colloquium是向全院开放的，所以规模比较大，听众也可以提问。德国马普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的现任所长Armin VOU aogdaudy和前WTO上诉机构成员Georges MichelAbi-Saab都曾受邀参加这个colloquium。实际上，国际法律理论这门课程是并用colloquium和Seminar上课形式的，在col-loquium之前和之后都有相应的Seminar，由选修该课程的学生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由于受传统教学方法所累，中国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已经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而且由于现在的研究生本科化，针对研究生的上课方式也基本是讲授式教学。

三　国际法案例教学

根据笔者在美国纽约大学一年的体会，美国的国际法教学也非常重视案例，甚至以案例为主，举例来说，无论是An-dreas F.Lowenfeld教授开设的“国际仲裁：投资争端”(Intema-tional Arbitration：Investment Dispute)，还是RobertHowse教授的“国际法中的投资争端”(Investment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Law)，都重视教科书、文件资料与案例的结合。Lowenfeld教授在课堂上给学生发了大量的书面材料。在国际经济法的教材方面，Lowenfeld教授早就编写了经典教材(《国际经济法》)，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并于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Robea Howse教授用的教材是R.Doak Bishop，James Crawforand W.MichadReisman编撰的“《外国投资争端：案例、资料和评论》”(Foreign Investment Disputes：Cases，Materi-als and Commentary，Kluwer。2005)。

我们也使用案例教学法，但大多是穿插在理论教学中，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案例教学比较枯燥，所依据的大多是案例缩

编，我国的国际法或国际经济法案例教程或案例分析书也很多。Ⅲ我们很少使用完整的原版案例，因为原版案例是英文或其他文字的，而且又非常之长，所以，很少使用。

需要提及的是，模拟法庭实际上是案例教学的一种特殊方式。以纽约大学法学院的“WTO的核心问题与争端解决”一课为例，根据该课的教学计划，老师事先发给学生一个假设的案件，学生要选择作为原告或被告参加授课教授主持的模拟专家组程序。在模拟专家组程序之前和之后，学生要提交案件摘要(legal briefs)。在模拟专家组程序中，每个学生都要提交“第一次陈述”(First Submission)，在程序结束之后，每个学生都必须提交“反驳”(Rebuttal)。由于模拟法庭由学生自身参与，比一般的案例教学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四　国际法诊所教学(clinical pedagogy)

法律诊所教学在美国大学是非常流行的，这种教学要配备专任的教师。法律诊所教学具有案例教学不可比拟的优点，即它是针对实际案例进行的研究，这也许也是其与模拟法庭最大的区别。模拟法庭所研究和讨论的案子通常是根据实际案例编撰的案例，它能够反映实际案件的主要问题，但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案件。而诊所教学所针对的案件则完全是实际案件，相比之下，更能体现案件的生动性和研究的现实意义。以2009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审理的Ntsebeza，et al.v.DaimlerAG，et al.and Khulumani，et al.，V.Barclays National Bank LTD.，etal.案为例，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在国际人权法律诊所主任Tvler Giannini和Susan Farbstein老师的指导下，对该案进行了参与和研究。Tyler Giannini本人不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项目诊所主任，最关键的是他是该案原告方的律师之一。因此，他对该案件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他所指导的学生的研究也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有20多个法律诊所，耶鲁的国际人权诊所也非常有名，在国际人权律师的指导下，其给予了学生第一手的人权辩护的实践经验。该诊所每学期都代表人权组织和人权滥用的受害者接受了许多诉讼、研究和辩护项目。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Lowen-stein教授的国际人权诊所，参加的学生将参与许多人权项目。该诊所的课堂教学环节还为学生提供对基本人权原则和其适用的理论教学，及写作技巧。

概括起来，与我们所熟悉的模拟法庭相比，一个是实的，一个是虚的，一个是真枪实干，一个是雾里看花。教学效果显然应该是诊所教学更好。诊所学生代表真实的客户，解决真实的法律问题，参加诊所的学生能够在法院出庭，而不是像模拟法庭那样只是模仿或扮演角色练习。诊所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也和老师建立了密切的师生关系。因为诊所教学可以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很多学生都参加一个以上的诊所。

诊所教学效果虽好，但对老师的要求很高，目前在我国的国际法教学中还鲜有这种教学方法。

五　如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国际法教学的最佳状态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平衡。在法学教学中平衡理论和实践也一直是英美国家法学院的努力目标和改革目标。其实，强调理论与实践平衡在我国的国际法教学中已是老调重弹，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陈致中教授早就强调国际法教学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教科书、文献资料与案例三位一体的教学法，并身体力行，在教科书方面，自己编著了教材，一般理解，国际法实践教学方面，大都体现为案例，为此，他编写了简明的《国际法案例选》。为全面贯彻其教学思想，陈致中教授还主持翻译了德国马普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的《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1-4辑(遗憾的是，虽然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所决定将由12个专辑组成的全套百科全书译成汉语，但最后只出版了前四辑)，它们分别涉及国际争端的解决、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及国际法案例。需要指出的是，陈致中教授对于国际法案例非常重视，并将之概括为：“体现在案例中的国际法，是实践中的国际法，从实践中学到的国际法，就是活的国际法”。笔者非常赞成陈致中教授的观点，而且，笔者认为，如今我们通过案例进行国际法教学有了更好的条件。互联网的发达及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不同程度地遵循透明度原则，使我们可以接触到大多数案件的原始判决，举例来说，虽然WTO的争端解决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但是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执行在散发给当事方后几天就予以，并显示在互联网上。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进行的投资仲裁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其裁决结果同样是公布在互联网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案件管辖权的确立、法律的适用、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法院的结论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案例书上经过裁剪的内容。而且，对于国内外学者对案件的评价，也可以通过中国期刊网和Lexisnexis等数据库进行全面地考查。而且，现今研究国际法的学生和学者，大多英文不错，也具备了一定的阅读原始判决的条件。笔者主张，应当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涉及到某一基本理论时，一定要同时让学生阅读经典案例和最新案例，让学生了解最新的理论发展。一门课程也可以设置一到两次的模拟法庭。

另外，对于美国法学院的诊所教学方法，国际法教师应当进行研究和借鉴。当然，这对法学院和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在我国国际法教学中推行诊所教学法的确很困难，但我们要尝试着去做。

笔者还主张，活的国际法不仅仅体现在案例中，也体现在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因此，要体现国际法是活的法，还必须关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举例来说，对于国际投资法，中国与其他国家不断进行的签订和修改双边投资条约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活动。再例如，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造法活动。

最后，为了体现国际法的实践性和发展性，笔者还主张对课程细化，只有课程细化，才能有助于学生深入地学习，教师深入地研究，而不是在研究生阶段重复学习本科阶段的知识。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通过对2000-2009年间cssci法学核心期刊上刊发的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学科分布、文献类型、语种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法学学科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和宪法与行政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外部学科是经济学、哲学与环境科学；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的主要表形式是论文与专著，教材的影响力显著下降；环境法学论文引证外文文献的比例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但以英语文献为主，存在结构性缺陷。

作为研究环境问题对策的法学分支学科，环境法学被视为一门交叉学科。从纯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所谓交叉既指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又指环境法学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的交叉。交叉学科的性质，自然就决定了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多学科知识基础之上。环境法学的交叉学科性质给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什么是环境法学研究的“正统”？环境法学研究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或者换一个角度：环境法学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环境法学研究成果又是否体现了交叉性的知识基础？本文将通过对2000—2009年间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情况的统计分析，从定量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解答。

一、方法与过程

(一)为什么分析引证？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引证的分析多专注于分析样本的被引情况，即通过引证表明哪些学者、哪些作品的影响力大，进而通常会有一个影响力排名。[1]近几年这种研究进路受到了一定的批评，[2]因为作品被引用只是判断学术影响力的一个因素，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何况，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引证也并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引用者和被引者之间的学术影响关系，权威引证、装饰性引证、互惠引证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因此，本文对于引证的分析，采取了与主流做法相反的进路。如果说主流做法是分析“谁被引”了，那么本文就是分析“引谁”了。与之相对应，本文的统计结果并不体现学界的座次排名，而是对于从事环境法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的知识结构的静态分析。因为，引证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规训，后来者通过引证表明对已有资料的学习掌握。[3]引证还可以揭示出对作者撰写研究成果产生影响的文献及其学科分布，进而反映了作者的知识范围和结构。同时，考虑到论文相对于专著的快捷性、前沿性、广泛性和规范性，本文选取学术论文的引证作为分析对象。

(二)如何选取论文？

要保证引证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必须选择质量较高且引证较为规范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然而，何谓“规范”、“质量较高”并无统一的、客观的评价标准，自行选择无疑会有主观臆断之嫌。因此，本文借助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索引(cssci)的评价结果。

基于此，本文将样本论文的来源期刊锁定为2000-2009年间均被列为cssci来源期刊的法学期刊，共计十五种刊物(按照刊名拼音排序)：《比较法研究》、《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知识产权》、《中国法学》、《中外法学》。考虑到《知识产权》与《行政法学研究》两种刊物的专业性，本文最终将样本论文来源确定为其余的十三种综合性法学期刊。

至于来源期刊中的论文是否属于“环境法学”论文，其唯一的标准在于论文内容，即是否以环境问题所引致的法律问题为分析对象。至于其作者是否是所谓的“环境法学家”或专以环境法学研究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则对论文的选取不产生影响。根据上述标准，本文从上述十三种法学期刊中共识别出239名作者的360篇环境法学论文。[4]

(三)如何识别、统计引证？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引证分析环境法学研究群体的知识来源，因此本文所谓的引证并不单指通常所谓的注释或参考文献。引证强调的是为证明或说明某个问题而对其他文献的引用，其有可能表现为注释，也有可能表现为参考文献。本文所称的有效引证是对某种学科知识的引用，不包括对政策、政论、工具书、法律法规、新闻报道、官方文件等信息资料的引用。由于本文试图分析其他学科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统计引证时排除了作者自引。如果同一文献在同一篇论文中被多次引用的只计一次，而同一问题引证多篇文献的则分别计数。引用论文集中的论文的，只计论文本身，而不计论文集。

本文所称的外部引证，如无特别说明通常是指对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引证。但是，为充分体现环境法学之交叉学科属性，外部引证在特定情况下也指对环境法学之外的学科知识(含其他法学学科)的引证。

法学之外的学科按照通行的分类方法被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与哲学等。考虑到学科性质，本文在统计引证时对自然科学不再细分，而将人文社会科学细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其他法学学科按照通行分类法包括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事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考虑到军事法学的独特性与相对独立性，本文在统计引证时不再单列军事法学类别。

在统计引证文献的学科属性时，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如果所引文献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则以《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分类为准，如政治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属经济学，环境社会学属社会学，法社会学属法学，生态伦理学属伦理学等。第二，在统计引证文献的学科属性时以该文献的整体学科属性为准，而不再细究所引文献中被引证的具体内容的学科属性。第三，如果被引证的法学文献属于各法学二级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则在统计时以该文献的研究结论的实体内容的学科属性为准。例如，以环境侵权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若其结论旨在阐释环境侵权的理论或实践问题，则应归为环境法学；若其结论旨在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责任或特殊侵权理论与实践问题，则应归为民商法学。

二、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

360篇样本论文的有效引证总数为4055个，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11. 26个。考虑到本文在统计时排除了作者自引以及对官方文件的引证，因此环境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只略低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5]

尽管引证数量的多少与论文质量的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考虑到下面两个因素，那么环境法学论文平均引证数量略低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量，可能确实意味着环境法学的研究水平低于时下法学研究的平均水平：第一，环境法学研究历史积淀较浅，还没有形成关于学科基础知识的通说，因此在撰写论文时需要更多地注明各种论点的出处，从而会增加引证数；第二，作为交叉学科环境法学研究需要更多地引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知识对于论文撰写者和主要的阅读者而言都是外部知识，需要借助引证增强其说服力和权威性，这样也会增加论文的引证数。

事实上，环境法学尽管已经晋升为法学二级学科，但是与民商法学、刑事法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却还是不折不扣的小门小派。无论是教师数量，还是核心期刊发文数量，[6]在法学的各二级学科梯队中，环境法学无疑是排在最后几位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各期刊的平均引证数差异较大。最高的是《法制与社会发展》，达23. 21个；最低的为《法学》，仅为5. 93个。如此之大的差异，恐怕很难用期刊风格不同进行解释。因为，即使前者再偏重于发表理论性文章，而后者再偏重于发表实践性文章，其引证数均已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波动范围。这表明，环境法学论文撰写中可能存在对于引证数量的选择性控制，即为了增大的可能性而刻意地增加或减少引证数量，以迎合拟发表期刊的风格或惯例。

(二)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学科分布

总体上看，环境法学论文的引证分布于法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其中法学学科的引证有2866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70. 68%，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7. 96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证有938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23. 13%，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2. 6个；自然科学的引证有251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6. 19%，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0. 7个。

这个统计结果表明，法学知识是环境法学研究最重要、主要的知识源泉。当然这个结论的适用范围可能需要有所限定，因为本文所选取的样本论文都是发表在法学期刊上的论文，如果将非法学期刊上的环境法学论文纳入统计范围，法学引证在总引证中的比例可能会降低。但是，考虑到发表于法学核心期刊上的环境法学论文应当代表了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先进水平，那么这至少说明环境法学研究者中的“精英”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环境法学研究逐渐回归法学的正统，这应当是环境法学研究的走向。[7]

同时对于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29. 32%的外部引证率，要比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高出不少。[8]如果将二级学科作为标准来界定外部引证的话，则环境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要远远高于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因为，绝大部分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都是小学科内的引证，如民商法论文引民商法的、刑法论文引刑法的、法理学论文引法理学的，而对于其他学科的引证是很少的。[9]与之相反，环境法学论文的引证中，对本学科的引证不足引证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对其他法学学科的引证则占到了总引证的38. 69%。如果加上对自然科学的引证，则环境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更是高达68. 01%，不仅远远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也高于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证率。[10]

这就用定量的方式证明了环境法学的交叉性，或者至少证明了环境法学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具有更强的交叉性。更多的外部引证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的开放性姿态，意味着环境法学者对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努力吸收各学科养分以促进本学科理论发展有着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尝试，同时也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当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环境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技术性特征，这是环境法学界的通说。依此通说，环境法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证应当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这一点也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环境法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的外部引证率为6. 19%，远高于法学论文整体对自然科学3. 67%的引证率。[11]这表明，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自然科学对环境法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明显影响，环境法的科学技术性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但是，通过对239名作者的学历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作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理工科教育。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环境法学研究者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从自然科学知识中吸取支撑环境法学研究的养分，并使两者融会贯通。这也表明，环境法学论文远高于法学论文的自然科学引证率，可能掩盖了真实的情况：自然科学引证只是作为装饰，其与法学原理之间可能只是两张皮。

在法学类引证中，环境法学学科的内部引证是最多的，有效引证总数是1297个，占法学引证的45.25%。其他法学学科中，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四个学科的引证数排在前列，分别占到了法学引证的15. 11%、14. 55%、13. 64%和5. 44%，合计48. 74%。而经济法学、诉讼法学与刑法学的引证数都比较少，在法学引证中所占比例均在2%左右浮动。上述结果表明，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的较大的其他法学学科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

法理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较大可能是因为，环境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环境法的革命时，往往是从对传统法理学的革命开始的。这时就需要引用更多的法理学著述，或作为批判的对象，或作为某种新思想的历史探源。而在三大传统部门法中，民商法和宪法与行政法对环境法影响较大，这也印证了“环境法是问题对策法”的论断。[12]面对环境问题，公法与私法之手段皆在环境法学研究范围之内；作为公私法之典型代表，民商法和宪法与行政法学引证在环境法学论文引证占有较大比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环境法学论文对于民商法的引证率要高出宪法与行政法学近10个百分点，这与环境法规范中公法规范远多于私法规范的现象刚好相反。这种现象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民商法毫无疑问是当今中国法学界的显学，为谋求发展与创新很多民商法学背景的学者开始转向原属于环境法学的地盘，其撰写的论文的引证中，民商法方面的引证自然要大大高于环境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民商法学科及学者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其论文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的难度要大大小于“正规”的环境法学者，这也无疑增大了民商法学引证在本文统计的样本中的比例。而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环境法学者也认为通过私法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法问题才是环境法学研究的主流，也将其学术精力集中于环境私法方向。

第二，与之相反，宪法与行政法学尽管发展很快，但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完善性以及学术影响力还未达到民商法学的水平，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学背景的学者最多只是偶尔关注于某个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公法问题，而很少有转行专做环境法学研究的。

第三，“正规”的环境法学者往往也只是在本科阶段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而很少有在硕士或博士阶段接受过系统的民商法学或宪法与行政法学训练，因此其在选择以公法或私法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与民商法学相比，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要求更高，研究者除了具备良好的法理学基础外，尚需对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有着相当的把握。因此，在撰写论文时，更多的环境法学者都避难就易将选题定位为私法方向。

苏力的研究曾指出，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著下降，[13]然而本文的统计结果却表明：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国际法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在环境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中，国际法所占的比例只略低于民商法和法理学，而远高于其他学科，这是值得深究的现象。仔细想来，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法成为了国际法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者开始专注于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无形中增大了国际法引证在本文统计样本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具有更多的互通性，即使没有经过系统的国际法训练，以往只关注国内环境法的学者也可以写出较好的国际环境法论文，而国际环境问题的持续升温又无形中增大了国际环境法论文的发表概率。

令人惊讶的是，在环境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中刑法学的引证率居然排在倒数第二，仅为1. 92%，这与刑法学在我国法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反差着实太大！这或许是因为作为一类具体的犯罪形态，环境犯罪并不被刑法学者视为值得特别研究、具有理论增长点的问题。另一方面，环境法学者又普遍认为环境犯罪属于刑法的研究范畴，而且限于知识局限，环境法学者又很难写出能够达到刑法学研究平均水平的论文。因此，发表于法学核心期刊的环境刑法方面的论文数极少， 10年间仅为7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学的学术影响力小。而可能只意味着，在当下的环境中，刑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力较小，而且这种小可能只是暂时现象，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日益彰显，刑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强。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环境法学论文引证较多的三个学科依次是经济学、哲学与政治学，三者合计占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90%。其中经济学引证最多，有效引证共计476个，占总引证数的11. 74%，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则的50. 75%；哲学次之，有效引证数为284个，占总引证数的7%，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30. 28%；而政治学引证共有85个，占总引证数的2. 1%，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9. 06%。尽管相关研究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学科已经开始稳定的影响法学研究。[14]但是，本文的统计结果说明，至少就环境法学研究而言，经济学无疑是过去10年中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学科。因为，经济学引证不仅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在总引证中的比例甚至比民商法学引证还高一个百分点。这也再一次证明，经济学帝国主义确实正在或者已经形成。

前文已经述及，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理想状态看，还是从本文的统计结果看，环境法学研究都应当是开放式的，不应有任何门户之见。因此，我们理应为环境法学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感到欣慰。然而，我们又不能过于乐观，以为环境法学研究进入了百花齐鸣的良好状态。事实可能仅仅是：鉴于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力，环境法学者也被迫时髦一些，在撰写论文时找些经济学的论著做点装饰；而从实体内容上看，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有机的融入环境法学研究之中，尚未成为发现新的知识增长点的有力武器。

除了经济学之外，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哲学，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30. 28%。值得指出的是，哲学类引证在总引证中也占到了7%，即使与除环境法之外的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其引证比例也相当可观，略低于排在最前面的民商法学、法理学与国际法学。

这表明环境法的革命可能正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因为任何理论上的转型与传承都是从最基本、最抽象的哲学起步的。而环境法学论文对于哲学的高引证率，表明环境法学者不仅注意到了传统法律规则对于环境保护的不适应，而且已经超越了具体规则关注到了更为形而上的原理部分，试图从根基上探寻传统法学理论之局限，进而构建环境法作为后现代之法的正当性基础。尽管这场革命可能还远远没有接近成功，甚至连星星之火都谈不上，但是本文的统计表明这种革命正在或已经具有了形式上的表征。

(三)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类型分布

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中，论文、专著、教材所反映的学术研究广度的深度是不同的。通常而言，论文所研究的论题最为具体、研究最为深入；而专著在保持论文研究深度的前提下扩展了研究范围；教材则在涉及该学科几乎所有问题的同时，并不展开深入分析。在所有样本论文的4055个引证中，论文类引证共计1721个，占42. 44%；专著类引证共计1651个，占40. 72%；教材类引证共计683个，占16. 84%。

苏力教授的研究曾表明，法学论文的引证中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15]而汪劲的研究也发现，从cssci引证检索的来源文献看， 1998-2003年间被引次数排序前5位的环境法学著述均为著作。[16]上述两项研究均表明，法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尤甚)中，著作包括教材的学术影响力要大于论文。

然而，本文的统计结论表明，至少就近十年来的环境法学研究而言，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与论文被引数量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大。论文引证数甚至略微超过了专著引证数，两者共同构成了影响环境法学研究的各学科知识的主要载体。与之相对应，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教材的学术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远低于论文和专著。

如果我们再对所有的环境法类引证的文献类型进行分析，结果就更明确了。在环境法学论文所引的环境法引证中，论文类引证超过了半数，达到了52. 2%；而教材类引证仅占到了17. 66%。可见，就学术影响力而言，环境法学论文已经远远超过了教材。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上升与教材学术影响力的急剧下降表明，跑马占地式的环境法学研究方式、靠着一本教材建立学术地位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法学研究或许已经度过了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数量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这种数量的竞争是否能够演化为质量竞争，其都反映了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值得肯定。

通过对各类型文献的学科分布进行比较，本文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专著类引证与论文类引证中各学科的分布比例，与总引证中的相应比例差异不大；而教材类引证则不然，教材类引证中的法学引证比例高达91. 65%，远高于法学引证在总引证中70. 68%的比例。

通常而言，如果各类型的文献中各学科引证的比例，与各学科引证在总引证中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各学科研究成果对环境法学的影响力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环境法学者获取各学科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的难易程度差异较大。

上述第二种解释似乎很难合理解释教材类引证中法学引证明显偏高的现象。因为随着电子期刊的发展与普及，获取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的难度大大降低，而专著又与教材的发行与获取渠道相同。因此，很难说教材就比专著和论文更容易获取。

若根据第一种解释，则表明对环境法学研究而言，法学教材比其他学科教材的影响力大，并且其幅度明显大于法学与其他学科总体影响力差异的幅度。换言之，环境法学研究者需要引证法学知识时选择教材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需要引证其他学科知识时选择教材的可能性。这一点也得到了统计数字的证明：法学引证中，教材引证占到了21. 84%，明显高于总引证数中教材类引证16. 84%的比例；而经济学引证中，教材引证仅占5. 67%，哲学类引证中，教材引证仅占3. 52%，均远低于总引证中教材类引证的比例。然而，数据所揭示的现实似乎又与学术研究的常理不符。以笔者的研究体验看，如果以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为参照系，各学科引证中教材的比例会上下浮动，而其摆幅应当与研究者对该学科的熟悉程度成反比。研究者对某学科越熟悉，就越容易获得该学科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最新文献，其结果就是更多的论文或专著被引用；反之，研究者对某学科越不熟悉，就越难获得该学科中与研究主题契合的最新文献，只好引用内容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教材被引用。

一般而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当对法学学科的知识更熟悉，而对经济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相对陌生。因此，正常情况下，法学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应当低于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经济学与哲学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应当高于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

但是，统计结果却恰恰相反。或许以下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第一，其他法学学科与环境法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太少，特别是关注于某个具体问题的论文或专著更少，因此环境法研究者只能更多的引用内容更为丰富的法学教材。这也说明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其他法学学科研究者的充分重视，环境法学还处于被影响者的地位，还没有对其他法学学科产生实质性影响，远没有形成互动之势。第二，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使得环境法研究者在需要引证相关知识时可以较为容易的找到与研究内容相关的专著或论文，而不必引证教材。[17]这也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对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的熟悉程度，可能超过了对其他法学学科的熟悉程度。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学者在撰写论文时对于外部学科知识并不求甚解，因此与其辛苦去翻阅教材，不如直接引用其他论文中看似已成结论的论断，并以此减少犯逻辑错误的风险。无论如何，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丰富了研究范式与思路；但又值得担忧，因为环境法的法学正统何以为继？

(四)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语种分布

按照语种不同，引证可以分为中文引证与外文引证。在360篇样本论文的引证中，中文引证共计2780个，占68. 56%；外文引证共计1275个，占31. 44%。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引证澳台引证共计204个，占总引证的5. 03%。港澳台著作虽用中文写作，但与我国大陆的学术渊源明显不同，还需将其与大陆的中文引证区别对待。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谓的中文引证不包括港澳台引证。而在外文引证中，原文引证共计674个，占52. 86%；译著引证共计601个，占47. 14%。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法学研究者撰写论文时利用的主要是中文文献。但是，环境法学论文31.44%的外文文献引证率远高于社会科学对外文文献的平均引证率，[18]表明环境法学研究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也确是事实，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的互动性、各国环境法之间的可借鉴性、各国环境法理论之间的互通性，要比其他法学学科更强。

但是，外文文献的高引证率并不能说明环境法学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实现了充分的融合。而至多说明，相比其他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环境法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容易或者更好些而已。一方面，更多的外文引证看起来表明了作者掌握了更丰富的文献资料，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外文引证多的论文更可能被录用。基于此，我们需要对数字所表现出的繁荣保持足够的谨慎。另一方面，环境法学研究者对外文文献的引证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外文引证过分的集中于英语作品，英语原文及英语译著引证合计占到了外文引证的74. 67%。日语作品与德语作品处于第二集团，其引证所占比例分别为10. 67%、8. 32%。这说明环境法学研究者的语言结构存在缺陷，[19]对于德语、日语、法语等其他主要语种研究成果的借鉴程度根本无法与英语相提并论。如果认为英语著作代表了英美法系，而德、日、法语著作代表了大陆法系的话，那么上述统计结论的引申含义就是：对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来说，英美法系的影响要远大于大陆法系。

从中外文引证中专著、教材与论文三种类型的文献的比例分布看，中文引证中三种类型文献的比例与总引证中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外文引证中论文与专著所占比例刚好与总引证的相应比例相反，外文专著引证比例54. 67%，高于外文论文引证比例30. 12%。

由于论文反映了学科的知识前沿，因此更新速度较快，影响力的持久性较差；而专著则是对某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更新速度比论文慢，但影响力更持久。外文专著引证比例高于论文，说明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乃至法学研究尚未完全与国际同步，还不能捕捉并跟进发达国家环境法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点也可以从外文引证与样本论文的时间跨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样本论文所引外文文献与样本时间差在5年以上的占到了外文引证的65. 4%， 5年以内外文文献仅占34. 6%。而能够反映最新国际动态的文献，即与样本时间差在2年以内的引证仅占外文引证的10. 3%。除去文献获取难度和速度等客观因素问题外，这是否表明我国环境法学的课题大多数都是外国学者5年之前就已经研究过的主题？

汪劲教授的研究曾表明，影响较大的环境法学研究成果中，教材类著作最多，理论性专著较少，而译著则更少。随着最近几年一大批环境法学术专著的出版，以及大量环境法论文的发表，教材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这一点也得到了本文统计数据的支持。但是，译著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方面，从样本论文所引法学译著的学科分布看，法理学方面的译著占到了47. 45%，而环境法译著仅占到了13%；另一方面，从样本论文所引的环境法外文引证中原文与译著的分布比例看，原文占到了87. 38%，而译著仅占12. 62%。这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并无多少环境法译著可供参考。事实也确实如此，目前市面上可得的环境法译著屈指可数。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学者愿意翻译外文著作。一方面，翻译费时费力，实在是件苦差。另一方面，在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职称评定中，译著并不被计算在科研成果之中，翻译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从学术发展的需求看，译著是缩短与先进国家研究水平差异的捷径，犹如跨越大河的桥梁，使后来者省却了绕路渡河之苦。因此，学术史一定会为译著者记上浓重的一笔。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我们迫切的期盼，环境法学界出现一批淡泊名利的学者，翻译更多的外文环境法著作，为环境法学研究之繁荣奠定基石。

三、结论

法学就是环境法学的“正统”，这是环境法学的应然状态，也是本文所揭示的实然状态。在法学大家庭中，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这个结果也契合了环境法公私结合的性质及其对传统法学理论的“革命”需求。而环境法学论文远高于法学论文平均外部引证率的结果表明，环境法学在保持了法学正统之余，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引入外部知识对传统法学进行着“革命”。其他学科对环境法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尤以经济学、哲学和环境科学为胜。对引证文献语种分布的分析表明，环境法学者的语言结构存在严重失衡，环境法学研究存在言必称“英美”的现象。随着旅日、旅欧学者的增多，这种现象会有所改观，但短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如此看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环境法学研究者：或者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即使不能成为法学通才，也要至少精通某一法学二级学科，在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的同时，打通环境法学与该二级学科的经脉；或者应当能够至少熟练运用某一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环境法问题展开研究，并进而能够发现新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方法、理论；或者应当掌握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能够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取环境法学研究的灵感和素材；或者应当能够从非英语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必要的理论素材与灵感，反哺国内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与方法。

上述几点的核心就是环境法学者应当如何通过自身的研究活动践行环境法学的交叉性。事实上，本文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环境法学者看起来已经很好地践行了这种交叉性。但不可讳言的是，相当一部分环境法学研究成果中，外部引证只是游离于论文主题之外的时髦点缀，只是一些其他学科的新名词与环境法学研究对象的简单叠加。

可见，问题的要害之处并不是我们有没有借鉴的愿望和勇气，而是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过硬的学识根基，能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将所借之“物”为我所用并且不失法学思考的本真，在交叉研究中实现诸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融合。[20]任务很重、道路很远，但我们必须担当，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是为此文，与诸君共勉。

注释:

[1]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凌斌：《中国法学30年：主导作品与主导作者》，载《法学》2009年第6期。

[2]参见刘磊：《我国法学引证研究之省思》，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3]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可以说，这239名作者囊括了我国环境法学界的中坚力量，目前活跃于环境法学研究一线的学者都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360篇论文中共有70篇合作作品，其中70%左右的合作者之间都具有师生关系。

[5]据相关研究，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为13. 93个。参见前注③，成凡文。

[6]本文选择的13种法学核心期刊十年间总共发表了360篇环境法论文，平均每种期刊每年只发不到3篇环境法论文。如果环境法学研究水平达到或高于法学研究的平均水平，恐怕所发表的论文绝不止这个数。年均36篇cssci法学核心论文的数量，已经比过去有了大幅增长。据汪劲教授统计， 1998年-2002年发表于cssci法学核心期刊上的环境法论文共计78篇，年均仅16篇左右。参见汪劲：《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998年-2003年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

[7]参见前注[6]，汪劲文。

[8]据相关研究，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约为16. 67%。参见前注③，成凡文。

[9]与之相应的现象就是尽管同为法学，但是各二级学科之间很难交流，隔行如隔山，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

[10]据p. eaele和b. vickery的相关统计和研究，社会科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大致处于42%的水平。参见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44页。

[11]参见前注[3]，成凡文。

[12]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3]参见前注[1]，苏力文。

[14]参见前注[3]，成凡文。

[15]参见前注[1]，苏力文。

[16]参见前注[6]，汪劲文。

[1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对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对所引外部知识一知半解，为了装饰论文不得不引用，而教材则没有对论文的具体问题进行阐述，因而只好引用对该问题有具体论述的专著或论文。

[18]据相关研究，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外文文献引证率为13. 86%。当然，考虑到时间因素，需要对这个比较结论进行限定。参见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9]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导向和课程设置有关。对于英语的极端重视，无疑使得通晓其他外语的成了稀缺人才，既通晓其他外语又从事法学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也从事的是法学中的“显学”，如民商法、行政法等。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讲授式教学法

课堂讲授式教学法虽然在法学教学中受到诸多挑战，但是在国际法课程教学中仍然是贯穿始终的使用较普遍的方法。讲授法与成文法国家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具有天然的相适应性，即使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创立了苏格拉底式案例讨论教学法的兰代尔都没有彻底放弃讲授式的教学［3］。目前，课堂讲授法之所以存在许多问题，并屡遭批判，其主要原因不是方法本身问题，而是许多教师对这一方法掌握不力、运用不当之故。运用课堂讲授式教学法，需要教师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即所谓的备学生、备教材、备讲授内容。备学生，就是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需求。为此，上第一节课前，让学生先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国际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你对国际法有多少了解;第二，你认为哪些现象可以用国际法的知识来分析理解;第三，你希望教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讲授这门课程。通过问卷调查，大致了解了学生对国际法学科的认知程度;了解了学生对自己学习的目标定位不仅局限于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知识，还希望扩展课外知识，学到更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知识;在授课方法上，学生希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并且多采用案例教学。

针对学生的要求，教师授课时就要对全部课程内容做通盘设计调整，优化课程内容，做到详略得当，增减有度，理论联系实际。例如，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国际法导论、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主体等原理部分，进行详细讲授和透彻分析。分论部分的部分章节，如外层空间法、国际法上的居民、国际关系法等一些章节的内容，让学生自学，但自学不是放任，而是把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和参考书目留给学生，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然后提纲挈领地略讲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还设计一部分章节介于详讲和略讲之间，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讲授。就课堂讲授的内容而言，除了教材上的基本理论知识点，还要根据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变化，及时补充新的理论知识，并密切联系国际关系的实际，补充真实的国际时事中的案例来分析解释国际法的理论，尤其要更多地联系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实践。教材上的案例很难跟得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国际时事有时能更好地说明国际法及其发展，所以在讲授国际法时如不密切联系国际关系的现实问题，就会让学生感到国际法高远空洞没有实际价值。如讲到国际罪行中的海盗罪时，结合2009年9月25日索马里海盗将一艘货船劫持到领海内索要一千万美元的案例，帮助学生分析对这种行为哪些国家享有管辖权，管辖的法律依据如何，为什么中国要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其法律依据就是国际法上的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原则。在讲授先占规则时，全面介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争端的来龙去脉，我国对的历史和现实的国际法律依据;在讲授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时，介绍中国和日本东海划界的争端等情况;在讲授外交特权与豁免时，介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涉及的国际法问题。通过对这些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解读，把书本上的“死知识”和国家实践联系起来讲成“活知识”，易于学生理解，让学生感到这门学科距离现实并不遥远还挺有实用性。为此在授课计划中最好安排一定的机动学时，对于国际关系实践中发生的事件允许学生随时提出，如讲到国家要素时，学生提出我国台湾是否具备国家的要素，对此教师就可以依据国际法关于国家的构成要素，理论联系实际地帮助学生逐一分析我国台湾为什么不符合国家的要素，因此不是国家，进而无权要求加入只有国家才可以加入的国际组织。

讲授式教学法具有无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等缺陷，因此，在教学中应积极尝试采用学界倡导的双向互动的讨论式教学方法。

二、讨论式教学法和案例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主要表现为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和案例，通过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互相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由教师总结以完成教学任务［4］。讨论式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备受青睐。国际法教学中恰当运用这一方法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讨论式教学法在运用中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案例讨论教学法的含义

在讨论式教学中以案例作为讨论内容，即案例讨论法，实际上就是案例教学方法的一种。案例教学法始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兰代尔创立的判例教学法，它是指由学生运用其所学法律理论和知识对某一真实或模拟案件应该如何定性、处理或围绕其他争议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或辩论的教学活动［5］。美国的案例教学法在教学方法上以苏格拉底问题讨论法代替传统的课堂讲授，是苏格拉底式案例教学法。这种方法中的所谓“案例”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案例教学的实践者将这些司法意见运用归纳的方式总结出一系列的规则和原则，并将其作为教学的对象［6］161。案例教学法之真正价值应当是培养学生掌握法律方法，即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真正学会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具体案件的能力。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案例教学法，但与美国的案例教学法有很大不同，在实际教学中采用的具体形式有案例讨论法、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作业法、模拟法庭案例演示法等［7］。案例分析法和案例讨论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教师为主，在理论讲授式教学中运用案例分析理解基本原理;后者以学生为主，教师辅助引导，用基本原理分析案例或从案例分析中得出结论，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展开教学，与单纯的课堂讲授教学模式相比是双向互动的交流式或讨论式教学。

2．讨论内容的确定

为此，我们指导学生浏览国际法院网站分析讨论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案例和咨询管辖案例，也指导学生讨论案例教材中各国法院的案例。国际法院的判决对于认证和解释法律原则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现实国际争端的解决也有指导价值，因为国际法院判例是国际法的参考辅助渊源。如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原则的确认，本案的判决对于解决我国与日本之间东海大陆架划界有参考价值。来源于国际法院和案例教材的经典成案固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现实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国际事件更能反映国际法律关系发展的现状，所以教师除了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有一定综合性、启发性和争议性的典型案例，还要密切关注国际关系的实践，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争议焦点或热点国际问题，及时帮助学生分析。诸如我国台湾有学者主张台湾依据国际法上的实效原则、民族自决原则通过全民公决取得独立，就此“主张”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由于该论题是社会热点和学生关心的问题，能引起共鸣，有可谈性，学生们非常积极查找资料，讨论过程学生们情绪高涨，高潮迭起，事后不少学生还对讨论的有关问题津津乐道。总之，不论讨论的内容如何，选择合适的论题是讨论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

对于讨论问题提出的方式，根据具体案例涉及的知识点的范围宽窄决定。如涉及知识点比较宽泛的论题，由教师根据论题内容设计若干相关联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允许学生再随时补充提出新的问题共同讨论。如讲到课程最后一章“战争与武装冲突法”时，其中“战争罪犯及其责任”一节的内容综合性较强，尤其与总论部分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法律责任”一章关系密切，对这一节的讲授采用讨论式教学，布置学生讨论“战争罪犯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其法律依据如何”?为了讨论这个论题，设计一系列与前述章节有关联的综合性问题，训练学生融会贯通地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第一，什么是国际罪行，对于国际罪行承担责任的主体有哪些?进而引出“国家、个人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各自承担责任的方式如何?第二，战争罪犯由什么样的机构审判?进而引出“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目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法律依据如何?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意义?对我国的意义如何?”第三，比较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分别是什么性质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各自的职能范围如何?

对于光华寮案和湖广铁路债券案涉及国际法主体的承认、继承、国家豁免等有限范围，就把案例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思考，独立分析，提出要讨论的问题，学生们在课前互相交流、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教师所想不到的有价值的问题。“教”与“学”是双向的复合体。从“教”的角度看，教师是主体，学生和教学内容是客体;但从“学”的角度看，学生就体现为主体，而教师和教学内容就成为客体。而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学。如何让每个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是教师孜孜以求的最大愿望。案例讨论教学方式给了每个学生参与的机会，对培养学生自主发现和归纳规律性原理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双向关系对教师教学水平提高起着教学相长的促进作用。选定了要讨论的论题之后，还要依据论题灵活地选择讨论的方式。

3．讨论方式

讨论在形式上可以由教师主持，也可以由学生主持;在组织上，可采用小组讨论、大班讨论和对抗性辩论。对同一个讨论题目，先进行小组讨论，再进行大班讨论，选派代表发言效果会更好。具体做法是: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每个小组选出中心发言人。在大班讨论会上，除各小组中心发言人的主要发言外，其他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在班上发表，做到畅所欲言。案例讨论教学主要是按照课前布置好的讨论议题，列好提纲，课上讨论，也可以课上根据讲课内容随机选择议题讨论。在时间安排上，可以全堂讨论，也可以半堂讨论或选择若干分钟讨论。也可以在课堂上介绍完相关的知识点后，提出几个更深入的议题供有兴趣的学生在课后进一步讨论学习。为了保证课后讨论的有效进行，对同样的讨论问题设计不同的检验讨论结果的方式。比如，要求学生分组讨论，然后以案例分析作业题的方式分组提交讨论结果;个别对于讨论问题感兴趣并愿意深入探讨的学生，可以把小组讨论分析的结果以课程论文的方式提交，从而培养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它是法学专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践环节。当然也可以把它当做毕业论文的阶段论文，让学生对这一论题进一步关注，积累素材为毕业论收集资料的准备。

把课后讨论结果以不同方式提交，学生们的答案不仅有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个人的真知灼见。该方法中的问题研讨也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成绩评定形式，指向很多的教育结果，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都能提供有益的反馈信息。无论讨论的方式如何，讨论式教学在师生关系上以学生为中心，始终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的掌握从书本到实践，从死板的记忆到学会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参与［6］158。为此学生需要做充分的准备。首先，根据讨论内容收集资料，必要时到实践部门搞社会调查，收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在阅读大量资料、吃透案情、领会题意的情况下，才能在讨论中旁征博引，运用自如。在“战争与武装冲突法”一章中，为了讨论“战争罪犯及其责任”这一论题，为学生提供以下参考资料供学生参考选用，如教材第四章“国际法律责任”，第五节“国际罪行”;第十七章“战争法”，第六节“战争罪犯及其责任”;梅汝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余先予和何勤华的《东京审判始末》。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学生们又自己补充查阅了其他的资料，如电影《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提出了许多教师没有提出的问题。其次，编写发言提纲。发言提纲要列明自己的观点，一般要求有论点、论据，并对有可能出现的反对观点作好反驳的理据。如果是案例讨论，要写明案例的性质和法律适用依据。对一些有明显争议的讨论内容，可以把持对立观点的学生分成两组，在大班讨论前先进行小组讨论，共同写出一个发言大纲。在正式讨论时，两组学生的代表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反驳，自然形成唇争舌斗的场面，教学效果更佳。虽然讨论式教学的特点是学生居于主体地位，教师居于辅助地位，起着围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展开组织引导教学的作用，但这种教学方式其实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在专业功底、知识面等方面更好地提升自己，而且要密切注意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就论题内容进行讨论，防止讨论偏题。如讨论“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分别是什么性质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以及各自的职能范围”时，学生们进而提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为什么没有像前南斯拉夫总统米勒舍维奇一样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受审?

因为有可比性，所以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讨论。但同时有学生提出米勒舍维奇死在监狱，因而怀疑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这个问题的确有争议，很复杂，不是学生力所能及，因此，教师只告诉学生问题的所在即可，不必让学生继续讨论。可见教师在讨论式教学过程中需要掌握授课的总体进程和方向，以达到教学的目的。当学生在讨论中由于意见分歧而僵持不下时，教师应抓住关键，适当地提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把讨论步步引向深入。如讨论“国际罪行承担责任的主体”时，有的学生提出“只有国家应当承担责任”，还有学生提出“国家和个人都应承担责任”，两种观点僵持不下，对此教师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考虑两种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经过这样的引导，学生们统一了认识，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是民事赔偿，而个人承担刑事责任。教师还可以针对某个学生的发言内容，进行反问或提问，以求抛砖引玉。教师在讨论结束前要做小结，内容要紧密结合讨论的情况，把学生的意见观点作一个全面的概括，提高学生对论题的认知层次，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一些法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得较为原则，甚至有争议的问题，教师只能谈倾向性的意见，不必强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意见一致，要允许学生保留不同的看法，为以后进一步探究留下空间。

4．案例讨论教学法的重要性

经过几轮的教学方法改革实践，讨论式教学在国际法教学以及多数法学学科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不断探究、不断创造的思维能力，这一点对法律专业人至关重要。(2)讨论式教学法有利于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3)讨论式教学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取得了教学相长的效果。讨论式教学也是一种研究性教学，是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提倡研究精神的开放的教学体系。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主动性，提倡教师引导、学生自主的教学模式，现代教育原理认为，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双边互动过程，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教为学而存在，学又靠教来引导［8］。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找出符合自己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讨论式教学正是以这样的原理而展开教学，其结果是教师取得了教学和科研的成果，学生改进了学习方法，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

国内法的实践教学方式较多，如法律诊所式教学、法律咨询、法庭见习、毕业实习等，这些方式国际法教学很难有条件适用。因此，国际法模拟法庭教学就是国际法实践教学为数不多的形式之一。在国际上杰塞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创建于1959年，由国际法学生协会(ILSA)和美国国际法学会(ASIL)联合举办，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模拟法庭竞赛。该辩论赛的宗旨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国际公法的学习与研究，并通过模拟国际法庭审判来加强学生运用法律进行专业辩论的能力，通过案例教会学生如何运用国际法。Jessup比赛于2002年引入中国，该比赛不仅为我国法科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与提高英语水平和学习国际法知识的极佳机会，而且为我国的法学教育，特别是国际法的教学引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国际法实践教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国际法模拟法庭教学对教师和学生要求很高，但对提高国际法教学水平，提高学生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英语程度有限，在语言运用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采用双语教学，在查找案例资料、模拟法庭训练过程中逐步过渡到英语教学。

四、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

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是教师可以利用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国际法学是发展较快的法学学科，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辅助渊源有国际法院判例和国际组织决议等，要想较快地了解掌握国际法的第一手资料，借助网络是最为快捷经济的手段。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教学手段，既能丰富教学内容，增加课堂信息容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又能节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另外，还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课题讨论、课堂内容的、资料收集和远程指导等［9］。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讲授式教学法

分论部分的部分章节，如外层空间法、国际法上的居民、国际关系法等一些章节的内容，让学生自学，但自学不是放任，而是把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和参考书目留给学生，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然后提纲挈领地略讲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还设计一部分章节介于详讲和略讲之间，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讲授。就课堂讲授的内容而言，除了教材上的基本理论知识点，还要根据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变化，及时补充新的理论知识，并密切联系国际关系的实际，补充真实的国际时事中的案例来分析解释国际法的理论，尤其要更多地联系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实践。教材上的案例很难跟得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国际时事有时能更好地说明国际法及其发展，所以在讲授国际法时如不密切联系国际关系的现实问题，就会让学生感到国际法高远空洞没有实际价值。如讲到国际罪行中的海盗罪时，结合2009年9月25日索马里海盗将一艘货船劫持到领海内索要一千万美元的案例，帮助学生分析对这种行为哪些国家享有管辖权，管辖的法律依据如何，为什么中国要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其法律依据就是国际法上的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原则。在讲授先占规则时，全面介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争端的来龙去脉，我国对的历史和现实的国际法律依据;在讲授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时，介绍中国和日本东海划界的争端等情况;在讲授外交特权与豁免时，介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涉及的国际法问题。通过对这些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解读，把书本上的“死知识”和国家实践联系起来讲成“活知识”，易于学生理解，让学生感到这门学科距离现实并不遥远还挺有实用性。为此在授课计划中最好安排一定的机动学时，对于国际关系实践中发生的事件允许学生随时提出，如讲到国家要素时，学生提出我国台湾是否具备国家的要素，对此教师就可以依据国际法关于国家的构成要素，理论联系实际地帮助学生逐一分析我国台湾为什么不符合国家的要素，因此不是国家，进而无权要求加入只有国家才可以加入的国际组织。讲授式教学法具有无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等缺陷，因此，在教学中应积极尝试采用学界倡导的双向互动的讨论式教学方法。

二、讨论式教学法和案例式教学法

1．案例讨论教学法的含义

2．讨论内容的确定

案例讨论教学中讨论的内容可以是案例、争议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时事热点问题。论题的提出可以由教师选择，也可以由学生提出后再由教师选择确定，通过案例材料或试听材料等多种形式呈现给学生。法学是应用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一定量的课时进行实践教学。针对国际法课程的特点，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案例讨论教学和模拟法庭教学法实现。为此，我们指导学生浏览国际法院网站分析讨论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案例和咨询管辖案例，也指导学生讨论案例教材中各国法院的案例。国际法院的判决对于认证和解释法律原则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现实国际争端的解决也有指导价值，因为国际法院判例是国际法的参考辅助渊源。如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原则的确认，本案的判决对于解决我国与日本之间东海大陆架划界有参考价值。来源于国际法院和案例教材的经典成案固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现实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国际事件更能反映国际法律关系发展的现状，所以教师除了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有一定综合性、启发性和争议性的典型案例，还要密切关注国际关系的实践，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争议焦点或热点国际问题，及时帮助学生分析。诸如我国台湾有学者主张台湾依据国际法上的实效原则、民族自决原则通过全民公决取得独立，就此“主张”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由于该论题是社会热点和学生关心的问题，能引起共鸣，有可谈性，学生们非常积极查找资料，讨论过程学生们情绪高涨，高潮迭起，事后不少学生还对讨论的有关问题津津乐道。总之，不论讨论的内容如何，选择合适的论题是讨论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

3．讨论方式

4．案例讨论教学法的重要性

经过几轮的教学方法改革实践，讨论式教学在国际法教学以及多数法学学科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不断探究、不断创造的思维能力，这一点对法律专业人至关重要。

(2)讨论式教学法有利于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3)讨论式教学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取得了教学相长的效果。讨论式教学也是一种研究性教学，是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提倡研究精神的开放的教学体系。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主动性，提倡教师引导、学生自主的教学模式，现代教育原理认为，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双边互动过程，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教为学而存在，学又靠教来引导［8］。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找出符合自己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讨论式教学正是以这样的原理而展开教学，其结果是教师取得了教学和科研的成果，学生改进了学习方法，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国际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宪法的明确规定。依法治国，是一项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本方拟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论述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建议。

一、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亟待加强

中国的法治工作起步较晚，国际法同样走过弯路。[1]但是我国的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1978年12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2]

1997年12月9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的中共中央第四次法制讲座的内容是关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总书记主持并发表讲话，指出：“国际法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各国越来越重视利用国际法来保护自身的权益。这是国际社会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他号召：“所有代表国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工作的同志，也都要学习国际法知识。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由于缺乏国际法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不少亏。这种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办法就是加强学习，加深了解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通行惯例及发展趋势。”最后强调：“我们既要遵守和发展国际法规则，又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作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3]

2000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十四次法制讲座，内容是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委员长主持讲座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要善于运用国际法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他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掌握国际法知识，对于我们做好人大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中国是信守自己的承诺的国家，遵守已经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在制定有关法律时，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处理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4]

在实践中，对于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国内的许多部门和公民、法律工作者，甚至是法学学者对此还缺少充分的认识。

2001年6月，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过电脑检索到全部以“依法治国”为题的专著八本，其中除了李龙先生主编的《依法治国－－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一书中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衔接，以国情为本”的内容外，其他几本书系统或专门论述依法治国问题，均未明确涉及和阐述。[5]至于报刊杂志中部分领导和其他人在对依法治国的论述中不提或忽视国际法的问题也同样普遍地存在着。

我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曾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部级专业资格考试之一。长期以来，国际法是律考科目之一，而1997年有关部门竟宣布，取消国际法作为律考科目。这与律考注重实务操作有关，但是，国际法的发展不容得一个国家认为它的法律执业者可以将国际法排除在其法律素养之外，其法律操作水平也将得益于其对国际法的了解和掌握，甚至国际法也有可能成为其实践中予以考虑和处理的必要因素。2000年律师伊始，有关部门宣布：重新将国际法纳入律考科目当中，而且因为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的出台，使其成为法定科目被固定下来，这不失为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最新的司法统一考试继续将国际法作为必考的科目。

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是日趋明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的扩大，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国际参与能力和影响力的加强，国际法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我们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二、国际法是依法治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首先，学习和运用国际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需要。

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的事务、事业和工作既有国内事项，又有对外和涉外事项，依法治国中的“法”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法，对此应该有全面的理解。国际法在国内法治生活中有时有直接的作用，比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还有一些国内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与国际法有着密切的联系。[6]在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国际法的作用就更为突出和明显了。我国要在国际社会中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提出自己相关的法律立场和主张，参与国际组织，处理国际事务。至少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上运用国际法的状况与该国依法治国的水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国际法与国内法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国际法新分支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与国内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国际法需要国内法的转化和吸收，通过国内法实现其目标；另一方面，国内法也可以从中找到相应的国际标准，从各国共同缔结的条约以及国际习惯所表达的法律确信中，找到科学的借鉴，丰富自己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思想。比如，包括我国在内，目前已有191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目前参加国最为广泛的人权公约。它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高度共识，而且倡导了一种科学、全面的儿童观。根据该公约，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实施公约和实施国内的相关立法，是成为一个相互促进、有机联系的整体。由于我国实施该卓有成效，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为“旗舰”。[7]不仅一国加入的公约，即使是已经存在但尚未加入的公约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贾俊玲教授就曾提出，虽然中国不是有关公约的参加国，但在中国社会保障的立法中，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有借鉴有参考价值的。[8]

再次，这是树立我国的重视和遵守国际法的国际形象的需要。

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威廉，在其《谈判桌上的中国人－－风格与特色》[9]一书中列举了中国人谈判的特色，其中第一条竞然是“中共不相信国际法”。威廉的认识是片面和不正确的，但是要纠正这些人的偏见，树立和展示中国的国际法形象，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做出努力，在对外工作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说明和论证中国对于国际法发展的贡献，[10]中国对于国际法的立场和态度。法律是提供可预见性、可参照性的有力工具，无论是外交还是经济、文化合作，一个良好的法律形象是非常必要的，这既需要国内法方面的法治水平的提高，还需要有国际法方面的努力。

最后，发挥国际法的作用，是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需要。转

我国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势必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由国际法进行调整。国际法提供了国际上的行为规则，是国家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的一种法律形式，同时也是国际裁判的法律依据。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尚未完全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反对某些国家和利用所谓“”、“问题”等分裂中国、干涉我国内政，是国际法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的海上边界与邻国之间多有分歧，维护和领土完整，妥善解决海域划界问题，离不开国际法的支持。这些都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学者的学术论证，尤其是在国际上著文立说予以论证和澄清，意义非同小可。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学者托马斯W．帕哥认为WTO规则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要从中获益并非易事，尚需做出努力，[11]这对国际法学界就是一个机遇和挑战。目前，已有48个国家批准了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据国外的普遍估计，2002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极有可能达到60个国家予以批准的使规约生效的条件，而在这之前，未批准规约的国家将不能参加第一次缔约国大会，从而不能参加该法院的成立、其主要运作文件的起草和通过，以及其组成人员的选举；而我国是否批准该规约，涉及对该法院管辖权及其相关规则详细分析，对我国各种国情的具体权衡，相关研究和决策不仅重要，而且紧迫。国际法所关涉的事情，往往涉及国家的根本或重要利益，不可忽视，而应当放眼长远，早作预备，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建议和对策

首先，加强国际法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国民的国际法意识。

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第四个五年的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包括宣传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法律知识。[12]这是当务之急的一个任务，但是国际法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绝不仅限于此。宣传完整的领土观念，推动正确的国土观、海洋观的形成；普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方面的知识，澄清国际人权法方面的认识；宣传国际组织法的内容，提高社会各界对于联合国、世贸组织、欧盟以及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认识；宣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包括原则的知识等，都是非常必要，意义重大的。它有助于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形成良好的国际法意识、正确的国际观。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加大对国际法研究的投入和支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国际法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国际法学各领域的水平是不平衡的。北京大学的邵津教授倾向于认为，总的来说，中国的国际法学研究还只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而已，尚不是繁荣。在一些领域，还相当薄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13]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程晓霞教授就国际法教学和师资情况进行的调查，截止2001年3月，从22个向中国国际法学会做出回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统计数字看，全国研究国际法（指国际公法）的教授仅23人；[14]而值得说明的是，统计时有些单位还把已经退休或正要退休的教授包括在内了，数量恐不在少数。更耐人寻味的是，国际法的课程在国内法学院系的教学中，一段时间以来，与法史专业一样并非热门。这可能是因为社会需求的影响，对大多数本科生来说，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具有职业的吸引力。[15]一方面，学生攻读国际法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法出成果难，实用性差，同时也往往不受重视，国际法教学和科研队伍中的人转攻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或别的学科的人，或者转到其他行业的人也不少。因此，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则有后继乏人之忧。国际法人才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根据该学科的特点，国家和社会有必要对其加以特殊支持，包括加大投入，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第三，着力培养和推出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家。

要真正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搭起桥梁，实现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合格的国际法人才是必需的。而且，随着国际组织的迅猛发展，我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影响更离不开国际法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二条，国际法院法官应是“品格高尚并在各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管理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八条，解决争端的专家应由政府或非政府的“资深人士”组成，并强调“不同背景和丰富阅历”；根据第十七条，其上诉机关“一般应由公认的权威并在法律、国际贸易以及涵盖协议主题上有专长的著名人士组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保证和争取在有关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争端解决组织中有自己国家的人拥有席位，意义重大。这当然需要重视培养和推出中国自己的国际法专家。这不仅靠个人的努力奋斗，还要有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推动。

再次，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参与能力，增强影响力。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现代国际法也是在西方为主导的情况下形成的。不容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法的形成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二战以来，新国家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形成，也使国际法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16]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跟踪国际法发展的进程，积极参与国际法的运作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首先，要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和发展，在国际交往中，“国际法盲”是更加要不得的。其次，要有所研究，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有关情况，提出本国的见解和主张，提高参与能力和水平，增强影响力。

最后，建立国际法顾问机制，发挥国际法作用。

我国的外交部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机制，由国内资深的国际法学家担当法律顾问，这也是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一方面，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在相关领域应当加强对国际法的重视，在必要的情况下设立专门的条法机构，在需要时聘请国际法顾问；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形成官方与非官方，政府与民间科研机构的良性互动和整体优势。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实践部门与科研机构互不通气的“两张皮”现象还比较突出。而重要部门，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还应该建立能够及时、有效运作的顾问机制，做到权责清晰，准备充分，反应及时，意见有效。由于我国没有政府律师制度，这方面要尤为重视。

总之，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要牢记中央领导的指示，重视国际法的研究、宣传和运用，发挥国际法的作用。

[1]见邵津：《中国国际法学：从恢复、发展到初具规模》，载北京市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编：《国际法学论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从50年代末到“”结束的时期内，我国的国际法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长期处于萎缩和停顿状态。作者指出，根据童兆红等编《1949－－1984年法学论文目录集》，从1961年到1978年，报章杂志上没有一篇国际法论文。

[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47页。“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该书第140页。

[3]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0日第一、三版。

[4]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5月1日第二版

[5]这八本书是：巩献田：《论依法治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龙主编：《依法治国――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版；曹建民、郝铁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版；肖扬：《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1997版；李龙主编：《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版；陈建新：《依法治国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版；侯少文：《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版；刘海年等主编：《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版。

[6]国内法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研讨的一个热点，有关情况参见朱晓青、黄列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中德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7]参见“下一代”网站，访问时间：2001年12月26日。

[8]白桂梅主编：《国际人权与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视角》，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9]AlfredD,Wilhelm,Jr.,theChineseatthenegotiatingtable:styleandcharacteristics,Washington,DC,NationalDefenseUniversityPress,1994.

[10]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相关章节的论述。

[1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2001年4月27――20日政治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PaperandpresentationbyThomasW.Pogge,，EconomicJustice,NationalandGlobal。

[12]见《人民日报》，2001年5月28日第五版。

[13]参见注1文章，第16页。

[14]统计表格见《中国国际法学会通讯》，2001年3月，第1期。

[15]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9篇

坚守传统国际法主体范畴的学者，通常难以接受个人在国际公法中与国家地位的比肩。这些传统准则的捍卫者，并非都狭隘地排除国家之外的一切可能；他们也可能表达出对国际联盟、自治殖民地甚至教皇为主体的承认或支持，却往往对个人地位的提升仍不留余地的抵制。如，上文提及的熊氏所编国际法书，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观念便直接映射到对个人的排斥中来。其比较国家与个人后认为：“个人为国际法上之目的，非为主体。国家固为个人利益，互结各种之国际关系。个人因之得利益者。乃因国际法之反射作用，从其所属国而附与之也。”尽管“英美学派”与“大陆学派”的相左见解都在其后得以列举，著者却以“海贼”、“黑奴”、“通商航海自由”等例的逐一批驳表示出对否定个人地位的“大陆学派”的赞同。因而，依此书之见，“学者有以个人为国际法上主体者，误也。”谭焯宏则从国家元首及外交代表入手论证个人为国际法主体之不适格：“……殊不知元首、公使及其他国家代表与国民等能享受此权利者，因其国家对于国际法所生之权利，非其个人对于国际法当然所生之权利也。故一私人决不能直接享有国际法之权利，所以不能为国际法权利义务之主体。”郑斌也分述“中立国船舶”、“东印度公司”、“非洲国际协会”等例为证，明确其立场为：“学者或以个人公司外交官等为国际法之权利义务主体者，误也。个人止为国内法上之权利义务主体，决非国际法上之权利义务主体。”张道行更是简单明了地将个人归为其“国际公法的主体”编的第四章“不具有国际人格者”一节中，并未留存后续探讨的空间。吴颂皋为力证其所认可的国际法人只有国家，在其论文中如是分析个人的国际法地位：“须知人与物相同，皆系国际公法上之客体，而非主体，则个人不能在国际公法，享受权利与负担义务，自为理论为当然。……需知个人在此方面所享受之权利，只是一种空泛的人权。……在国际的实在法上，并不受到何种切实的保障。……国际公法上之权利，个人既非确然享受，各种义务他又不能负担，则把个人看做同国家一样的具有国际人格，当然是错误的。”

二、感召于外的松动立场

然而，国际新情势的客观存在与欧美国际法学界对个人主体的大力推崇仍然牵引了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目光。一些近代中国的研究者们一方面仍坚信国际法是国家关系的界域，另一方面却也开始放下些许对个人地位上升的戒备，于犹疑与猜度中，试图以一种折衷的表达来完成对个人地位的确定。如，盛沛东对个人主体资格的排斥本似颇为决绝，提出“个人不得为国际法权利义务之主体，在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上，毫无疑义”，又称“私人不得为国际法之主体，其理甚显，……”。但在其对个人“应有之法权”的讨论中，却又肯定个人权利仍可能具有“国际性质”。盛沛东认为，个人权利“一为人为法权”，“一为天赋法权”。前者“即民事与政事之权”，“系由各国国内法规定”；而后者则为“生而有之固有法权”，属“国际性质”，包括“个人不可侵犯及自由之权”、“个人徒居他国之权即移民之权”、“改换国籍之权”、“各国对于在外侨民之权利与义务”、“各国对于境内外国人之权利与义务”、“引渡罪犯”等五项内容。因此，盛沛东虽未对个人地位的先前结论，仍坚持“在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个人在国际公法上尚未认为有法人格也”，却也对其主体资格的获取有所期待与展望，推测“至将来国际公法逐渐发展，或认个人为国际公法之权利主体，将国家与个人间之纷争付诸国际仲裁裁判所”的情形出现，也“未可逆料”。韩桂琴同样通过条件和范围的设置委婉地表示对个人主体地位的认可。以原则与例外来描述个人在国际法中的状况正代表着当时学界的一种普遍心态。韩桂琴认为，“国际法和个人，在原则上，居于间接的关系；不过在例外的场合，居于直接的关系。”基于其对“受动主体”的界定，个人虽“不能实行外交交涉及参加条约之缔结”，却可以“依据缔结的条约而享受权利义务”。其权利包括：“外交特权”、“条约上之权利”、“国际诉讼权”；义务则表现为“海贼行为”、“破封锁、运输战时禁制品及实行军事的援助”、“条约上的义务”。因此，“个人在原则上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不直接具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义务。但不是完全不具有；在狭隘的范围内，是具有的。在那种范围内，是国际法主体。”至民国末年，崔书琴也承认，“国际法虽系国与国间的法律，但牵涉个人（自然人）的时候是很多的”。但这一“最近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是带来对传统说法“修正的必要”，却并不意味个人主体地位的稳固，因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只是“可能更加重要”，也主要在人权及人道主义保护方面才有这种松动的需要。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个人主体地位的最初认可都源于欧洲国际法新理论的传播与渗透，尤其是对英国学派新观点的接受。

正如邱培豪尽管更认同“惟国家”“可为国际法之主体”的“欧洲大陆学者”的主张，也仍将与之相反的“英国学者”的主张列于著作中予阅者参详；所谓“除国家得为国际法之主体外，凡公使会社及个人，均得为国际法之主体”，这正是对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明确支持。刘独峰更是个人主体资格的坚定支持者。他批驳“只承认国家为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不过是国际法的客体”的旧观点，“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的和谐与国际法的成就不仅源于各国家的努力，更是“基于全世界人民共同之要求”。因此，他指出，“在今日国际情形看来，个人不但不是国际法的客体，反之，却站在主体的主要地位。”周纬也大力推崇对欧美国际法学个人主体新理论的学习和接受。他提出，关于主体问题，惟“亚洲学者，多持惟有国家并无个人之见解”，而“在欧美二洲，此问题早已公认应与加入矣”。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必要，一则是为个人与外交往的前提，“与他人交涉关系，必须有个人之自由及所需之资格能力。不宁惟是，……即在国际社会中，亦有相当之关系焉”；一则出于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国际交涉中须保护个人之精神，身体、及智识，宗教等方面之独立，已早成为国际惯例矣”；再一则缘于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就个人之人格身价而论，就国际法以人类进化为其原则而论，应将个人视为国际法中之主体也”。个人也有其得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依据。国家的权义范围并非成立国际法主体的必备要件，个人为主体的权能也不必与国家的权能一一对照，所谓“国家自有国家之资格身价，个人亦自有个人之资格身价”；即便“既无订结条约之能力，又无负担国际义务之资格”，也不足以否定个人于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因而，尽管列为主体的个人“国际权利义务”范围较小，并不能“摄行国家所有之权利义务”，“实有要求尊崇并享用以人类本性为其根据之法权。是故……，应将个人视为国际法权之主体”。这一点在国际实践中也已多有证明，如国际联盟公约中的规定、“抵制外货或与外人断绝往还”举动，都是“个人应为并能为国际法人之新例”。是故，周纬定论，“个人应为国际公法中之主体即人一事，在今日已毫无疑义可言矣”，并积极建议“研究并发达国际法之各种科学社会，亦早规划个人应有之各种国际法权昌明而光大之。”

三、渐化于内的本土认同

在上述以专著中相关章节作一般性论述之外，民国学人渐有围绕个人主体地位问题所展开的极具针对性的专门研究，而这种以较大篇幅进行的专题讨论通常也都是个人主体资格的支持者们为打破旧有主体条框、谋夺个人主体地位的宣传阵地。1928年，化一《国际法上个人之地位》，载于《法学新报》第36期、第37期；1931年，任涛以相同题目撰写论文，发表于1931年第36卷《清华周刊》；1933年，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4期到第4卷第1期也分两期连载周鲠生论文《个人在国际法上之地位》，随后在其专著《国际公法之新发展》中，周鲠生再次将个人国际法地位的上升作为代表着新趋势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予以详述。任涛在其论说中言之凿凿，视个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为理所当然，似不屑于对旧学说再说加指斥，只将个人地位的上升看作国际法实践显而易见的事实。任涛认为，国家是个人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最大障碍，正是“学说发达”，使得个人被归属“国家万能之。于是国际法始于国际关系中仅承认国家，而个人之地位于是消失”。但这一立场在现时代已经不值一提。“十九世纪中叶遂有遭猛烈之攻击”，“顾此种观念过于勉强，不适于实际”；尽管持旧说之学者“不承认个人利益对于国际法之应用有任何直接之权利”，“惟此种反对究不能发生效力”，因此，“从法律之观点而谓个人离国家则在国际关系中无地位之学说实难继续维持”。

从国际关系的现状考察，任涛既吸取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也引据欧美国家的司法实践。如，引Kaufmann之观点，提出“在国家之关系外，更有个人的国际生活”，“国际法所节制者不只国家之权利义务，并及于诸国人民间相互之权利及义务”；又列举“有数大国之国内法庭，如美，德，常承认个人权利可直接由生”，“更进而主张在复杂之国际生活中，国家活动之外，尚有许多非国家之个人私的国际社会活动，亦往往使完全成为国际法之规则之发生。”任涛认为，国际法已有了关于个人的“消极的与积极的法规”，“前者之目的在保护或禁止某种活动，后者之目的在予个人以直接诉诸国际组织之方法，以保护其合法的利益，而不需国家之媒介”。分别详述之，则“消极法规之目的为确立对于身命，自由，健康，家庭，智识与道德之发展之保护与尊重，不论被保护者国籍若何，既一体待遇，……盖在今兹状况之下，此种法规不能不同国家之媒而应用，实际则直接辖及个人”；而“积极的法规最显著者莫如赋利害关系之个人以申诉于国联之权，如在少数民族，及一国违反消极的法规而损害个人的利害时之情形”。配合世界情势的发展，赞同个人主体地位的学说也走向两派；相对于在“国际法之新倾向”与“认国家为国际法唯一主体之旧观念”之间寻求折衷，而“承认个人在国家以外有相当之地位”，论者更偏向于激进的另一做派，“认个人为一切法律之真正目的，而应将其置于主体之最先，以使国际法成为民主的”。在其看来，这一说法的“理由充分完善”，“符合社会团体之进化，现代国家观念，及国际法之实质及目的”。所谓“符合社会团体之进化”，是看到“人类所生活活动之范围日趋扩张”，以国联的出现为证，“国家已开始入于自相联合而成世界社会之途”。尽管“现在世界社会方在开始建设中，因环境之需要，人类关系在原则上当仍续以国家之媒介”，但“俟全体人类社会团体造成，人类关系始非国际的，而为直接的，不需国家之媒介”，且随“时代之演进，今日视为例外者他日将成为原则”。论者甚至由此对国家与国际法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国家不过其中之人之关系系统而已”，“国际法不过为管辖属于各国家团体之人之关系法规之总称也”。所谓符合“国际法之实质及目的”，则仍是出于对国际人权保护相关内容的观察。论者判断，“因个人无防卫之方法于是有以为个人在国际法律生命中无地位，其利益仅由国家之干涉而国际化，此种意见实属错误”；“个人当予以保护其合法利益之方法，而政府，或国际机关，则应有保护国际社会一般利益必需之权力，以对抗个人之不法行为”。此处所指个人自保途径，则主要指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诉权的拥有。论者对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将个人申诉权排斥于外极为失望，并就法学家委员会的三项反对理由逐一批驳。不过，确立个人主体地位在当下面临的巨大阻力仍是不争事实，任涛也承认“国际法现处于过渡期中，今虽不完全为国际间之法律，然亦未成个人间之法律”；不过，他对个人为主体“渐占优势而终将完全胜利”充满信心，断言“俟一切人民间之关系失去国际的性质而成为世界的”，国际法终“克成为个人间之法律”。周鲠生在论文《个人在国际法上之地位》中的观点，与其论著《国际公法之新发展》如出一辙，同样致力于为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正名。他认为，“个人在国际法上之地位”的变动是“根本”性，个人独立于国家而“直接享受国际法的利益”、“受国际法的拘束”已为“新派公法学家”所肯定。

就实践而言，“在国际生活上，确有许多特殊场合，有直接适用国际法于个人的可能”，如“适用于个人的法规”至少可有两种：其一“以保护或禁止个人的有些活动为目的”，其二“在予个人直接诉诸国际机关以拥护自己的利益的机会”。就理论而言，他同样接触到支持个人主体地位两派学说。折衷派仍是“调和传习的观念与现代的趋势”为目标，以国家为“常规的主体”，个人为“例外的资格”；“急进”派则“将个人置于国际主体的第一位”，“认为一切法律，最后的目的是个人”。与任涛不同的是，尽管这一倾向已经“表现于各国学者个人的著述，并且形诸国际法学会的决议”，周鲠生仍更为认同折衷派的调和观，“急进”派之意见还是太过极端。相比于同时期其他有关个人主体地位的研究，周鲠生的论说颇具亮点。亮点之一在于对旧有国际法主体范畴的不当有充分而符合学理逻辑的分析。不同于任涛对传统学说理所当然般的摒弃，周鲠生在力证新兴趋势之前就“传习国际法”理论展开了极有说服力的辨析。他认为，否认个人地位的传统学说“自有它的理论的及事实的基础”。首先，国际法的定义束缚了国家以外主体的可能空间，“在以国家行为为对象之国际法中，个人自无独立的法律的地位不能具有国际的权利义务”。但现在这一定义的正确性已经受到质疑，传统学说的这一理论根基当然也就遭遇打击。这正是前述任涛在论证个人主体时改造“国家”及“国际法”定义的原因所在。其次，观念“助长”了“国家唯一主体说，而抹杀个人的地位”。但“绝对无限”的时代已经过去，“观念今日正遭受各方面根本的抨击”。新派学者重新定义“国家意志”正是观演变的反映。最后，客观而言，国际关系的现实确已从“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转变到为个人的参与留下余地。亮点之二在于著者观察到了“传习的学说”与“急进”派共同问题之所在。对于“急进”派的极端一面，周鲠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理论上，“新学说是不是比较旧学说”更能代表“现实的国际法”实“大有疑问”。国家在法律上毕竟不是“一种虚拟的观念”，而是“一个法律的事实。如果国际法“尚未能根本国家法人观念，则依国家不能有人格意志的理由而绝对不论它为国际法主体，理论上便根本不能成立。”同时，“新学说在实用上的困难亦很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国际法律责任的承担还是条约的继承考虑，这一做法“不但不合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事状，而且可以引致极不容承认的结果”。急进的新派学说其实与“传习的学说”有“共同的弱点”，即“方法的错误”：“它们虽各自命为基于国际现实生活的观察，而其实则都是一种成见的演绎”。两者都预设了一个狭隘的前提，前者前提为“国际法为规律国家行为的规则”，后者前提为“一切法律的规则”，“最后都是施行于个人”，从而双双推导到错误的逻辑结论。因此，著者以为，即使是从研究方法而论，也是“折中派的意见比较近于真理”。亮点之三在于较为细致而全面地列举并论述了有关个人地位上升的国际法实例。周鲠生以五大项讨论了有关个人的国际法现有规定，分别涉及“个人的处罚”、“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的国际出诉权”、“国际机关的规则”、“个人行动的国际效果”；其中，“个人的处罚”又包括“海盗、封锁破坏者、潜水艇规则违反者”，“个人权利的保护”又可分“少数民族，委任统治地，国际劳工组织，奴隶禁制，割让地人民总投票（民族自决）之诸场合”，而“国际机关的规则”、“个人行动的国际效果”则是国际法最新发展的反映与归纳。

四、结论

直到今天，个人的主体地位仍在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倍受争议，对个人主体资格的赞同往往还被作为挑战传统立场的新派观点来看待。事实上，中国研究者对个人主体的全盘接纳绝非二战后才兴起于国内学界的新鲜现象；由上可知，早在近代中国，个人主体地位的坚定拥护者们就已存在且为数不少。在对欧美国际法流几乎亦步亦趋的追随中，当时的支持者们已经积累起相当的研究成果，无论是逻辑的推理还是实证的收集，都为个人力争主体之位提供了重要基础与直接助力。

国际法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私法国内法国际法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其性质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一直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各派学者众说纷纭，其中就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法学家们主要观点有三类：世界主义学派的“国际法说”，认为国际私法是国际法；民族主义学派的“国内法说”，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二元论的“特殊法律部门说”，认为国际私法具有国际国内双重性质。

一、国际私法性质各种观点及分析

国际私法是国内法性质还是国际法性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今社会，理论界都持着不同的观点，具有影响力的可概括为以下三类学派：

（一）国际法学派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私法是国际法性质的法律部门，将国际私法的地位提升到与国际法同等地位，认为有一种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的国际私法”存在。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萨维尼、巴尔，法国的魏斯，意大利的孟西尼等。他们主张，国际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超出一国范围，并且这种社会关系跟国际公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国际私法具有国际性。如法国的魏斯在其所著的《国际私法手册》一书中指出，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已成为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并且国际条约在国际私法的渊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必然趋势。

我们认为，该学派的观点不管在国际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上还是在其渊源上，都过于夸大了国际私法与国际法的一致性，完全忽视了国际私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区别。同时，他们所说的国际法，主要是指调整国际主体之间的法律，即国际公法，而国际私法调整的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两者的调整对象虽存在交叉之处，但是不能过于片面将二者同一，可见该观点将国际私法与国际法的调整对象混同了。

（二）国内法学派

国内法学派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性质的法律部门，而不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他们主张每个国家都可以制定本国的国际私法，各国国际私法只是本国国内法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康恩，法国的巴丹、巴迪福，英国的戴西、莫里斯，前苏联的隆茨等。在他们看来，国际私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以该国国内自身利益与意志为出发点，制定的调整非者之间民法关系的国内法，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如“不动产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程序问题依法院地法”等原则或规则，虽被许多国家采用，但它们都是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定的，其具体内容与适用范围不尽相同，在国际上也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通过研究和分析可知，一方面，该学派的学者过于夸大了国际私法与国际法的区别，将国际私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完全割裂开来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国际私法虽然是“调整超越一国国界的私人之间关系”，但又只能是“间接地调整”，因为国际私法是通过一国冲突规范的指引而适用本国或者外国的实体法规范来调整民法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唯一组成部分，而不存在统一的或者公认的国际私法，可见其主张过于片面且僵化。

（三）二元论学派

该学派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国际性和国内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齐特尔曼，捷克的贝斯特里斯基。其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国际私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涉及国内又涉及国际；其次，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既有国内立法和国内司法判例，又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最后，国际私法本身所涉及的利益，既涉及一国的国内利益又涉及他国的利益。譬如，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将已订立国际条约的若干国际私法规则转变成为本国的法律，这种法律就包含有一切缔约国家所共有的一些规则，从而使国际私法兼具国内性和国际性。

笔者是倾向于二元论学派的观点的，认为该观点更可取。笔者认为，国内法学派和国际法学派提出的理论根据均有明显的局限性，国内法学派仅在于通过对传统的国际私法，即冲突规范的分析来确定国际私法的性质。而国际法学派，尤其是现代国际法学派亦是仅针对现代国际私法中统一实体法进行研究，以强调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性质。这两种观点均是不被接受的。

二、准确认识国际私法性质

在考察一个法律部门具有什么性质，属于哪一法律体系时，不应该从不是国际法就是国内法或者不是国内法就是国际法这种过于绝对和极端的观点出发，也不应该只停留于抽象的理论研究，更不应完全拘泥于各自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的不同，而应该从生动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出发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随着国际联系的日益加强，国际关系层出不穷，已经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产生了许多跨领域的综合性法律部门，而国际私法发展到现阶段正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法律部门，国际私法是兼具国内法和国际法性质的独特法律部门。

第一，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法律适用来看。一方面，国际私法调整的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顾名思义，国际私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涉及国内也涉及国外，同时，调整对象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国家有时也参加到民商事关系中来，只是这时国家不是以政治上的权力主体，而是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参加，并取得一般的民事法律地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国际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已超过了一国的范围，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和国际性，例如，几乎全部英格兰冲突规则已被苏格兰、加拿大和南非的判决所采纳，很多英格兰规则也已被美国所采纳。另一方面，就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而言，根据冲突法指引，适用本国法或者外国法来解决争议，协调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且必须有涉及一国以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否则就只限于本国内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只需要适用本国的民商法调整即可，无需适用国际私法予以调整，因此，国际私法兼具国内法性质和国际性。

第二，从国际私法的渊源来看。传统的国际私法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意志而制定和适用的，其法律渊源主要是国内立法和国内司法判例，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国际交往不断深入，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其调整对象日益国际化。这样，愈来愈多的国家在国际私法的立法中吸收、参照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或者直接以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形式规定统一的实体法、冲突法和程序法规范，这使得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日益成为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所以，国际私法以国内性为主、国际性为辅的趋势日益加强。

第三，从国际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目的来看。国际法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求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协调和发展；国际私法的目的是为了选择适当的准据法，保护涉外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法的目的是具有一致性的。虽然国际法更侧重于调整国家间的政治利益，国际私法更注重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合法权益，但是一个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其根本目的的，苏联学者克雷洛夫认为，“在国际交往中，在每一个具体的公司，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它自己的国家，而在这民事法律关系中发生的任何争议，甚至有关离婚的家庭纠纷，最终都可能转变为国家之间的冲突”。⑥民商事冲突在只涉及个人或法人之间，而没有上升到国家的高度的情况下，是不会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但是，当国与国之间的民商事冲突违背了国家而引起了国际冲突时，通过国际私法进行调整，则国际私法兼具的国内法和国际性就显而易见了。

三、确定国际私法性质的意义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国际私法归根到底是一个以国内法为主导并兼有国际性的独特法律部门。而国际私法发展到现阶段，确定国际私法兼具国内法性质和国际法性质，在世界上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从理论发展上来考量。国际私法的国内法性质和国际法性质的结合，对国内法论和国际法论进行了折中，有利于平息国内法学派和国际法学派的争论。此外，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把国际私法体系建立在冲突规范上，根据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本国实体法或者外国实体法，有利于国际私法学科在兼具国内法性质和国际法性质的道路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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