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1篇

赔偿请求人：李**，汉族，现住惠城区马庄路24号，电话：13902626***。赔偿义务机关：惠城区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陈**职务：院长

请求事项：请求因惠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违法造成被查封的财产灭失，侵犯公民的财产权造成损害，赔偿请求人损失256286元。

事实根据和理由：以下两个相关联的案件，因法院的责任，造成了赔偿请求人的损害：案一（即前案）：

原告：hz市景龙梁氏实业有限公司；被告：hz市金航电子有限公司、吴兆儒。此案由于被告拖欠房租，原告于2007年10月向城区法院（由水口法庭受理），诉前由立案庭查封了被告的生产设备等。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15号第41条规定（以下简称《最高院规定》）：“对动产的查封，应当采取加贴封条的方式。不便加贴封条的，应当张贴公告。对有产权证照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查封，应当向有关管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不得办理查封财产的转移过户手续。”但法院只根据被告9月份的设备盘点表进行查封，没有清点、没有加贴封条或张贴公告。清单中有一部07年购买的货车，没有向交警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此案在审理中，即08年1月15日，被告突然转移财产。原告即将厂房通道锁住，同时以书面告知主审法官，请求法庭清点。法官在报告上签“已阅”（见附件1），但未进行清点。第二天被告以原告干扰其生产，影响员工工资为由，组织员工去政府上访。政府要求当地劳动站和法庭尽快处理。于是被告乘机提出搬走。在水口法庭要求和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法院及原告三方清点核对后搬离厂区，设备搬离必须经过法院同意（见附件2）。但1月30日被告搬走时法院没有派人到场清点和监督。

此案于08年8月经二审审结，原告即申请执行。08年9月在水口法庭负责执行的杨法官要求下，我带他们去找过被告。案二（即本案）：

我因与以上被告产生纠纷，于2007年11月22日向hz市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诉前向城区法院申请查封了被告的账户、小汽车、住房，并查封以上被前案查封的设备，其中设备是轮候查封。但法院只复印前案的清单，没有到场核实前案查封的财产是否有变化，更没有贴封条和公告。2008年1月15日仲裁裁定下达，同年2月12日我向hz中院申请执行。经审查，发现本案主要部分是轮候查封，与前一查封案都是城区法院受理，为提高执行效率，方便前后查封并案分配，中院于08年6月移送给该院执行（【2008】惠城执1087号）。

从中院移送至今已近3年，我多次向法院申请并案和参与分配，并追查被转移的财产、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见附件3至6）。执行官告知我：1、水口法庭不愿接案；2、他和郑副院长几次询问水口法庭叶庭长，都答复前案的原告没有申请执行，因此目前无法并案，也不能去处理被查封的财产。我反复声明前案已在执行中，叶庭长是讲假话，我已带过杨法官去执行；08年9月至10月间，我和前案的原告四次联合向郑副院长和水口法庭书面报告被查封的财产已被转移，申请追查并扣押被查封的财产（见附件7至10）；但法院对我们的报告和请求一直置之不理。据了解，今年初被告已正式将被查封的财产全部转让给他人，本案已变成无财产可以执行了。

至今被告共去了三次法院。其中第一次（08年7月）是因被告不听传唤被决定拘留15天，但不知为何在对方拒绝申报财产的情况下提前解除拘留。前二次我都当法官的面强烈要求对方交代被查封财产的去向，被告拒不回答，法官也没按程序要求被告如实申报财产。直至09年9月中旬，被告第三次到法院与我协商支付欠款时，在我一再要求下法官才递给被告财产申报表，但被告仍拒绝申报。《最高院规定》（26和30条）：“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被执行人转移、隐匿、变卖、毁损财产的，应当立即采取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拒绝按人民法院的要求提供其有关财产状况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搜查”。法院对其近3年都拒绝申报财产也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做法是枉法的。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被告被查封的房产是09年11月27日到期，到期前我多次要求处理该房产，法官与评估公司去过，但没见到被告就作罢了。法院在到期后的12月初才去办续查封，但恰好在续封前几天，该房产被告已抵押给别人了。对这恶意转移财产，已构成刑事的犯罪行为，法院一直不去依法追究。

本案应执行201269.76元（不含利息），至2011年3月止，已执行被封账户的1940元和小车拍卖款12780元、现金1万元，余欠254349元（含利息，见附件11和12）毫无进展。我于去年7月16日向城区人大，至9月中旬法官才通知我一起到水口法庭了解情况。经了解前案的情况：1、的确是水口法庭同意被告搬走的；2、前案早已由其执行，并已了结。

综上所述，城区法院的责任在于：

一、违反查封的程序：对被查封的货车如果依法向交警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是不会流失的。前后查封都是同一个立案庭进行的，如果其查封时依法加贴封条或张贴公告，水口法庭就会知道有轮候查封，就不会同意对方搬走。

二、严重失职：1、立案庭在办理轮候查封后没通知水口法庭，使前后查封没链接而产生漏洞。2、水口法庭在前案还在审理中的情况下，同意对方将被查封的财产搬走，又不按协议去清点，不去跟踪登记存放地点；经我们追问，他们无法答复财产搬到何方；甚至在我们联合报告财产转移情况并申请扣押时仍然置之不理，事实上是放弃监管、解除查封。3、对被查封的财产超期才续封，使被查封的财产被恶意抵押，而法院不采取任何追究措施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三、枉法和不作为：前案明明已经执行，法院仍编造理由不予并案；明知对方拒绝申报财产，明知对方已转移财产但法院仍置之不理，甚至提前释放对方，使其有充足的时间顺利转移财产。这是其对抗法律、纵容犯法、罔顾上级法院移送执行的意图所造成的。

可见，是由于法院的责任，使本案从有财产可执行，变成无财产可执行。现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国家赔偿。请核准。

此致：hz市中级人民法院

赔偿请求人：李**

2011年3月10日

国家赔偿申请书（二）

赔偿申请人：xxx，男，20xx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XX市人，山东魁星化工公司宁阳化工厂退休人员，住山东省XX县磁窑镇宁阳化工厂宿舍西生活区7-206室

赔偿义务机关：XX区人民法院

请求事项：

1、赔偿精神抚慰金100万元

2、赔偿身体残害治疗补助费100万元

3、赔偿申请人治疗精神疾患，改换环境，安家费30万元

4、赔偿申请人工资补差30万元

5、赔偿申请人补发工资5.5年及歧视利待遇11万元

6、赔偿申请人申诉期间的医药费及歧视性费用10万元

7、向申请人发还20xx年多没收的原止马营14号坵号410640-2祖产简单房二间（共2.65平方丈）或按照现有房间价值赔偿。

8、发还被没收的房租、即原店面铺房，房租共717.00元

事实和理由：

20xx年8月22日，XX市红卫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就申请人有胡春生破坏宝像陷害他人一案作出（70）区红军管字第7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胡春生有期徒刑五年，交原单位执行，私房出租部分及非法所得房租予以没收（20xx年9月24日XX区人民法院已以信函形式回复XX县磁窑木器厂同意延长胡春生刑期半年）申请人胡春生不服，不懈地申诉。

20xx年9月2日，南京XX区法院以（20xx）建刑再初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审被告人胡春生无罪”至此35年的冤案终于昭雪。终于得到了公证的结果。

本案的彻底，说明国内法制人权事业的进步。

本案是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陈光中（终身教授）主任、李宝岳副主任（教授）及陈学权博士直接参与下取得的。

全国的很多报纸、杂志、媒体报道了此消息，其中《南京晨报》（20xx.9.6）、广州《南方周末报》（20xx.9.16）、北京司法部主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20xx.10.16）等报道，并发表了评论，上海《良友报》等纷纷转载，各大网站有的以整版新闻，重点进行了报道。

三十五年冤案虽已昭雪，但胡在20xx年遭到刑讯逼供，因长期得不到应有治疗，造成创伤，而重病缠身，特别是心脏病要住院（有省级医院医嘱证明）而举步维艰。【注】20xx年6月4日~8月22日，胡与哥哥胡年生，被关押在南京红卫区军管会，当时为迎合政治潮流之需要，胡哥与胡被从拘留所拉出，进行群众大会批判，当时很多群众亲自签字画押（包括二位居委会副主任也签字画押）为胡证明：看到胡遭刑讯逼供所受的伤害。（见证明材料一）

20xx年8月22日，胡被押到山东原单位（监外执刑），当时有很多领导，多位党员及很多群众签字画押为胡证明，看到胡因刑讯逼供的伤害。见证明材料（二）

多位律师 在一审、二审的审讯笔录之查访中，前后印证，逻辑推理，也证明刑讯逼供的事实。见证明材料（三）

从多年病历资料及最近在省级医院检查，有诊断证明的疾病多种。见证明材料（四）

胡春生在20xx~20xx年的大学时是班委、体委委员，体育课代表，球队主力队员兼队长，20xx年6月份刑讯逼供前，在山东宁阳磁窑木器厂，曾协助搬运工扛撬千斤木头（锯解木材工作），此事证明胡的身体以前是棒的。

这样的身体如果没有20xx年6月~8月刑讯逼供，是不可能造成目前这种严重的病态。

20xx年的刑讯，特别是后期的酷刑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法制，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即将反革命分子“打死活该”，或对反革命罪恨之入骨为目的，以至阶级敌人于死地而后快之结果，并放任这种结果的产生，故与现在重病在身恶果，有必然因果关系。

三十五年的伤害，且这不是过失伤害，是一直接故意，胡在痛苦中挣扎着，挣扎了三十五个春秋，漫长的三十五载，并非“弹指一挥间”，它是一万两千四百六十天！对于胡，它也是一万两千四百六十个充满幻想连接的梦，一个让胡绝望和伤害的梦。

胡春生曾多次向时XX县化工厂党委书记侯昌森（兼厂长）、副书记李荣玉、副厂长董敬和、工会崇孝周主席及医务科长王希录反映其在南京受到刑讯逼供（造成精神疾患、心脏病、胆囊病、病、眼外伤、右额瘢痕疙瘩的毁容，打掉牙7-8颗，及腰椎打伤疼痛不止等）所造成的冤案。【见证明材料（五）】及在服刑期间，（县磁窑木器厂受到虐待，造成三次自杀经过）是冤案直接恶果。

经党委多次请示，决定委派原政工科李殿祥、李加柱赴南京反映。侯书记因打抱不平向原轻工局反映过木器厂的违法行为，并指派医务科长王希录带胡去上级医院诊治疗伤。【见证明材料（5-1）】。

胡在多次申诉中，少不了刑讯逼供一节（见前申诉材料）当时不可能给胡勘验伤害，但从收集到的证明，业已形成证明链来看，否认刑讯逼供事实是不可取的，在此向贵院申请刑讯逼供伤害的司法鉴定。

总之，现在身染重的发生，皆是源于20xx年刑讯逼供，且这不是过失伤害，是一直接故意，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35年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等同于阶级敌人，经济困苦倒也作罢，但受伤害的身体，一直无有人道的救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精神损害概况：

20xx年7-8月，XX市军管会，在XX区莫愁路小学，召开万人大会，只批斗胡氏二兄弟反革命分子罪行，三十五年一直不能，胡春生臭名远扬，以前好友、同学、同事、战友、亲戚、朋友皆反目为仇。

80年代，根据【78】法办研字第31号文中要求：对中不实之词，应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处理，即按31号文要求：应以“判决书”之正规法律文书 形式改判，但原法院对此冤案的处理，采用违法裁定，将反革命罪未经任何法定程序改判为“诬陷罪”，维持5年刑期。对“澄清性质，消除影响”的字句，只是用手写的一封便函表示，且字迹龙飞凤舞，让人感到极不严肃、极不认真，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见证明材料（5-5）】与20xx年，为宣判胡为反革命犯，犯有反革命罪的正规打印“红头文件”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原单位，也就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会议上“澄清性质，消除影响”了。

胡自20xx年参加工作以来，年年荣获先进，20xx年荣获“县劳动模范”称号。

胡在高中时是优秀团员，在大学时也是优秀团员、班委委员，南京林学院20xx年团代会代表，20xx年申请加入党组织，参加工作后，20xx—20xx年考验二年后，被确定为入党对象（填完入党志愿表），由于冤案发生，入党志愿始终未能实现。

20xx年后，胡不因冤案逆境，而对党和国家怀恨在心，而是以积极的心态，用自己的能力报效国家。在逆境中国共产党创造三项省级科技成果，三十多项市、县级科技成果，共创造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见证明材料六）。

先后开发成功，多项新产品及新技术工艺，填补了当时省内空白，先后撰写了论文 13篇，担任实际上技术学科带头人。使一个濒临破产的化工厂起死回生，由当时单一产品企业，发展到门类齐全，多产品体系，国家大型一档国营企业，年销售收入由200万元增至1.6个亿，增加80倍，年利税由2.6万元增加到20xx年的2500万元，增加900多倍。因产品运用于太平洋运载火箭发射，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嘉奖。

82年主要产品三聚氰氨，荣获国家质量最高奖，由我主管的质量qc荣获省经委、建委、总工会及省科协、省质协的通报嘉奖，后来我被推选为县劳动模范。

由一个县办集体制小厂，一跃成为XX市十大经济支柱企业（20xx年），曾为XX县第一利税大户，20xx年国家统计局授予我企业为中国500家最大化学工业企业称号。泰安创汇额第二位。

然而飞来的20xx年横祸，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沥沥在目。

（一）精神损害事实

1、20xx年国家机关对胡的刑讯逼供，造成了精神上极大地伤害，参见前申诉材料，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这种精神伤害波及到胡的亲人。

胡自己被屈打成招后，胡的母亲（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也被卷入旋涡中，没白没黑地、无事生非地被叫到派出所、居委会，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那个公安员，击打胡母的脸，用手狠拍

她的胸膛…，胡母（王荣）以后得了心口疼病，犯病时不省人事，醒后泪流满面，并说，都是胡这个不肖子孙惹得祸，受此奇耻大辱，母亲晚年精神生活抑郁寡欢，虽然其生活条件至少在中等以上，儿女们也很孝顺，但她常穿破烂不堪的衣服，常去菜场拾烂菜度日，过着一种近似乞丐似的生活（居委会常找到胡，反说胡不孝顺，让其母过着近似五保老太的生活），究其原因，她是精神上受到刺激或打击造成的。

母亲的反常也深深刺伤了胡的心，胡母临死前，最后一声无奈地叹息，胡春生至今难忘。

胡觉得对不起他的母亲，对死去母亲怀着永世难忘的内疚，胡要求法院为胡登报，以还愿九泉之下母亲的在天之愿。

2、胡的前妻小潘，因胡的反革命罪的精神恐怖及未得到应有的公正地救助，在生孩子中，母子双亡（20xx年10月）。

小潘系共青团员，妇女队长（小队），身体素质好，生孩子前身体亦好，但在医院里却死于非命。

胡当时是山东省XX县磁窑木器厂职工（20xx年底，胡刑满释放后当工人），胡当时告之医院，若有生孩子大药费，单位上可以担保，但由于当时对胡的反革命身份的鄙视（当地因大学生反革命，仅胡一人，故方园几十里内皆知胡春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妻小潘生孩子中，没有公正的救助（流血而不给输血）导致惨剧发生。

这个姑娘老实厚道，明知胡是反革命，却待胡很好。

胡至今孜孜不忘记前妻的音容笑貌，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纯真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

一个人也许只能有一次这样的童真，一旦破碎，永难复生。

小潘死后，她的姐姐一直瞒着她那年迈的母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老母亲（年愈古稀），得知此事后，不到多时便死去……

胡一直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二人……

胡一直觉得此生此世的内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3、胡的第二个妻子王世春其实是骗来的。

因当第一个妻子死后，别人替胡介绍了好几个，且都是农村的女孩，都因胡明白告之，自已曾是个反革命，被判过五年刑，皆以此告吹。

所以未再告知王世春上述此话后，他们俩结合了。

新婚不久，胡的坐过5年牢事，很快被知道，她多次要求与胡离婚。

因王世春当时是农村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共青团员，正积极要求入党，嫁给胡这个反革命罪犯，等于葬送她的一辈子政治前途。

她与胡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在当时思想，尚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时候，反革命罪是十恶不赦的，刺激了她的神经，产生了脑电图不正常，经医生诊断为癫痫病。

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减轻了症状，但落下了神经性头痛的顽疾，由此造成心脏病、肾虚、浮肿病等。

（二）具体诉求如下：

根据中办法【20xx】6号文件要求，对于已复查的人，要认真做好消除影响工作。胡希望政府、法院，满足胡的精神要求，使胡的亲人（不管是死去，还是活着的）得到心灵的安慰，特别是让那些同情、支持、帮助过胡的长辈、亲属、朋友、同学，让他们得到宽慰的解脱。

无论根据文件，或根据现行文件（如20xx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三十四条：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谦。

故要求：为达到“澄清性质、消除影响”，敬请原法院公告判决书。

1、由于胡的同学有的远在海外，故要求公告判决书的媒体，必须具有海外版的全国性媒体；

2、胡在山东工作、生活近40年，是胡的第二故乡，由于冤案，给胡人格、名誉，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求在山东省级媒体及XX市或本企业的海化报（山东海化集团主办）分别公告判决书，以“澄清性质、消除影响”或赔礼道谦。

（三）要求因三十五年精神伤害的精神抚慰金100万元。

三十五年，来国家对胡春生的侵害不能简单套用文件，胡的冤案本应在八十年代解决，但因法院在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一拖即是二十五年，胡的一生最美好的前途被彻底葬送了，再套用前八十年代的文件处理善后，有失公允。

胡春生申请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依据是基于职务侵权的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特别在20xx年6-8月对胡的刑讯逼供，造成胡的永不磨灭的肉体、精神伤害，属于一种积极的职务侵权行为（）。职务侵权行为产生的责任，属于国家赔偿责任。

原判与精神损害，显然存在必然的，内在的因果关系，所以胡春生要求精神抚慰金，亦是合情合理，又符合法制精髓的。

二、身体伤害的经济补偿，即医疗补助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20xx年1月2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20xx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试行）152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药费。

根据国家赔偿法 第十五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的职权机关及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其中第三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执行。”

根据中办发【20xx】6号文，对中冤假错案在经济上补偿，对高级知识分子优先解决的要求，即人性化的落实政策，不能人性化落实政策，是对人权入宪原则的亵渎。

20xx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中，将第33条原文中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是人性化落实政策或获得人性化国家补偿的宪法人权基础，特别对胡这样的老年人，能够尊严地生存生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人性尊严的追求。

20xx年4月18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来函中，认为：“鉴于胡春生同志几十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及其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及现在生活困难等情由，我部希望你们就有关福利，特别是住房分配，公费医疗及保险等方面给以照顾”。

（一）具体伤害及治疗

1、心脏病治疗及其费用

山东省省立医院，李秀芹主任医师要求住院，押金1万元。（见证明材料4-1）

且愈发愈严重的心脏病，抢救费用将成倍增长。

2、胆囊切除手术费用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李杰主任医师，要求手术切除，住院押金费7000元。（见证明材料4-2）

山东省齐鲁医院牛军教授、博导也要求手术治疗，入院押金费8000元。（见证明材料4-2）

3、病

山东省齐鲁医院泌外科，周尊林主任医师，诊断为疼痛综合症，左精索静脉曲张，该院徐志华主任医师，确诊后要求入院手术。（见证明材料4-3）

省千佛山医院李青主任及其徒弟赵大夫，也要求入院手术切除，预交住院费5000元。（见证明材料4-3）

4、整容手术费

因右额被打伤，反复发炎，溃烂，造成瘢痕疙瘩所形成的毁容（针刺般刺伤了心理），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与痛苦。

按省立医院专家估算费用为1万，手术一次成功，不包括后遗症治疗的费用。（见证明材料4-4）

5、修复牙费用

牙被打掉7颗，其中右下排三颗，尚可种牙，山东省省立医院，马泉生专家说：因牙槽低平，活动牙无法修复，又因只有10-11（祥见牙片）之距离，国产牙不行，进口产品每个牙6000元×3颗=18000元。（见证明材料4-5）

其余牙损落造成不便，暂不计算。

6、治疗白内障（双眼）费用。

经山东省中医院，郑新青主任诊断为白内障，需长期服中药或中药饮片。（见证明材料4-6）

7、腰椎疼痛，韧带炎治疗费用。（见证明材料4-7）

山东省省立医院姜礼庆主任，诊断为第二腰椎上韧带炎疼痛。

8、精神疾患治疗及其费用。（见证明材料4-8）

（二）身体需治疗救治费用100万元，不包括根据医保规定，可以由医保负担的部分，即此100万元是在医保范围之外的花费，原因如下：

1、根据山东省宁阳国家医保规定，很多疾病的门诊治疗费，不属于医保范围，如胆囊炎、病、治疗白内障、腰椎疼痛、精神疾患等。

2、由于XX县是贫困县，或财政补贴县，所以医保只能是低水平的双方负担，即医保水平只能根据可能，不能根据需要，只能提供县财政和企业能够承受的基本医疗保障，加之XX县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满足胡医疗救治空间很窄。

3、XX县魁星化工公司，最近几年一直亏损，20xx年亏3000万，20xx年亏损5000万，濒临破产边缘，一旦公司不能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则XX县有权停止职工和退休人员，享受的基本医保待遇，考虑此风险因素，故国家赔偿医疗费，应该提高一定系数。

4、由于伤害造成疾患，旷日积累，疑难杂症造成的并发症，此类疾病的治疗要超出医保范围（用药超出医保药品目录，诊疗超出项目范围，在医疗服务设施上，也超出标准规定范围。）根据规定，超范围的医疗费显然由个人付费（社会统筹不予支付）。

5、由于三十五年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根治此类疾病并非易事。要用到未经物价部门制定的标准诊疗项目，根据医保规定，上述费用不在医保范围内，根据疑难杂症病要求，又必须应用此来治疗，所以治病的费用必须由个人负担。特别是35年的伤害属于疑难杂症会超出省劳动保障部门规定的，价格昂贵医疗仪器与设备检查治疗项目和医用材料的范围，此部分费显然要由个人负担。

6、另外，医保不予支付的费用要求在国家赔（补）偿中支付。

a、要求支付①挂号费，院外会诊费

②出诊费、检查治疗加急费，定点手术附加费、自请特别护士等特需医疗服务。

b、要求支付：①各种保健的治疗项目

②各种医疗咨询、医疗鉴定

7、根据医学专家建议用到

①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prt）电子束ct等医疗设施进行检查治疗。

②各种自用保“茨图觳槠餍

③省物价部门规定不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疗材料（上述医保不予支付的费用），必须由国家赔偿中支付。

8、根据医保规定，下述费用不在医保支付范围。

①器官或组织移植

②气功疗法、音乐疗法、保健性营养疗法、磁疗等辅助疗法。

由于身体伤害所造成的上述费用应由国家赔（补）偿中支付。

9、要求国家赔（补）偿中支付，医保规定不予支付的下述费用，即生活服务项目和服务设施费用。

①就（转）诊交通费、急救车费

②空调费、电视费、电话费、食品保温箱费、电炉费、电冰箱以及损坏公物赔偿费。

③陪护费、护工费、洗理费、门诊煎药费

④膳食费

⑤其它特需生活服务费

10、床位费标准

由于患有精神疾患，所以住院治疗床位必须是单间，此项费用虽有些破费，但对精神疾患大有补益。

11、由于三十五年造成的伤害，不是一种或几种中西药医疗能治好的，根据专家建议：进行中西医辩证治疗。

根据专家估计，中医药中必然有相当医保药品目录，不能报销的滋补性中药及部分可入药的动物及动物脏器，干（水）果类；用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泡制的各类酒精剂、各类药品中的果味制剂、口服泡腾剂；血液制品、蛋白质制品，其它一些劳动保障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的药品。

12、考虑多年内医疗服务及医疗设备的胀价因素，这部分费用亦因在国家赔偿中有所反映，即增加医疗费用的系数。

上述费用100万元，因系刑讯逼供造成，要求原审法院一次性发给个人，彰显国家赔（补）偿或落实政策的人性化。

三、关于治疗精神疾患，改换环境安家费30万元。

由于35年的冤案及延长半年刑期，完全有社会因素引起，自身难以控制和摆脱，因长期心理冲突，而产生明显的心理症状特别是只要在山东省XX县，即联想起中，之不公正对待，而造成胡的紧张不安，过分担心，忧虑悲观，兴趣索然，身体表现为心慌、气短、出汗、脸发烧、四肢发抖、胃痛、恶心呕吐、烧灼感、部分不定的疼痛、沉重感、紧张感、肿胀感，经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胡虽然主动求医，有强烈的摆脱痛苦的愿望，迫切要求医生给予帮助和治疗，但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是原判已对胡春生造成伤害，八十年代未能，反而违法加重了判决，多次毫无根据地认定为原判所未有的诬陷罪，使胡一次又一次地陷于绝望之中，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几乎成铁案。由此造成八八年出国及九十年代多次出国政审中的错误结论，给胡造成不可挽救的精神损失。

例如：20xx年10月，XX县化工厂报告XX市化工公司，要求委派胡春生（时任技术科长）等5人赴法国、比利时验受生产关键设备，因胡的所谓不认罪而取消了出国资格。

一九九0年，XX县魁星化工公司（原XX县化工厂）与伊朗签订了一套生产设备与技术出口合同，总价值在1000万美元之巨，系当时化工部第二大出口项目。

该公司出国赴伊朗干部职工数十人次，伊朗工程指挥部，几乎全部工作人员，皆到过伊朗国家，唯独该部副总指挥之胡，一直因政审不合格，被剥夺了一次又一次的出国机会。

由于原审法院错误判决所造成的冷嘲热讽及心灵打击，达到厌世的精神疾患，而不能自拔。

当地流行顺口溜曰：

积极苦干劳动模范

多次出国说了不算

大学生不如初中文化

极“左”思潮，上头说了算。

胡在20xx年获县劳动模范，90年代，多次伊朗出国不能办理，（当时政策是出身不由已，历史不能改，但重在表现，一个获得县劳动模范表现的人，又不能出国，此非渍渍怪事）。提拔副厂长是初中文化，胡这个大学生，干了十几年的技术一把手，难道还不如初中文化，难怪前县科委领为胡打抱不平说：胡春生当然不干（闹情绪）。

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萦萦而至曙；

意晃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

神修忽而不反兮，形枯稿而独留。

胡自20xx年得重病而病退，直到20xx年正退，20xx年经山东省精神病医院，三个专家会诊为，仍有精神症样疾患。

胡要求搬迁入南京，在南京购房一套，彻底改换环境，以治疗长期压抑的心理精神疾患。

尤其南京尚有年愈古稀的哥哥胡嘉为及姐姐胡嘉宜，他（她）在困难时期，一直以亲情、爱心，抚慰着胡的心灵，胡至今对他（她）们心存感激之心。

另在南京同学，不管是小学（儿时同学）中学及大学同学，在困难时期也都鼎力救助，胡觉得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才能改变心情。

申请国家在落实政策中，照顾购房一套（按高工标准120平方米），且必须是带产权的，可继承的，以在亲人、同学和情感中有所寄托，当然可以是廉价房。

按此计算，此房费用应在30万元左右。

四、关于工资补偿

按中央文件，80-90年代，此冤案完全应，胡春生诸如入党政治问题早就解决，进而带动经济状况的提升。

80年代后，又拖了近二十多年至今才，此因国家违法错误过长，错误强度过大，而使个人遭受特别损害，即国家错误已超过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而形成特别损害。

特别是当时胡是大学生，反革命危害更恶毒，遭受打击更恶劣，不但不能给反革命提升工资，且国家的人事政策，对反革命罪特别严厉，如胡的三级浮动工资，不能够按期转正，最后被撤销。（见证明材料5）合法侵害作为侵害性，仍有可责难性，特别是将反革命罪，未经任何合法程序，违法第二次判决为诬陷他人罪，显属违法，由于此违法判决，又延长了胡二十多年经济损失，合法侵害=违法造成侵害，实质是一样的。

由于起点的不公平，过程中又再次造成不公平，因而造成显属不公平的报酬，20xx年胡退休前，仅608元的月工资，刚退休才688元，（见证明材料5）比正常工人退休金还少，所以要求国家弥补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损失。

即胡的工资一直维持在最低水准上，胡做出贡献，担负高级职称应负责的工作量，但在经济上，却未多拿国家一分钱，不但经济上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

根据中办发【20xx】6号文要求，在冤案后，要在经济上补偿，生活上妥善安置的要求，在后，应“恢复原工资级别，但明显偏低……，应以适当照顾，少数有突出贡献的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和实际水平，确定其工资待遇。”

如20xx年，胡已刑满释放5年，仍拿当时刑满释放时所定的工资36元（3级工工资），（见证明材料5-3）当时，同为南京林学院校友陈永天，在化工厂工资已为71元，差近一倍。（应当指出当时刑满释放时，按政策要求是同工同酬。因未按同工同酬原则，造成胡工资起点极不公平），且在工资普调中，因反革命罪，多次未能提升工资基数。

20xx年11月20日工资表，胡工资为57.8元，当时陈永天的基本工资为114.5元，也接近少一倍。

20xx年元月10日工资表中，胡的工资为125元，当时陈永天的工资为243元，也接近少一倍。

20xx年7月份，山东海化魁星化工公司工资表显示，一名科长张建工资为1712.94元，而当时胡的工资是608元。（见证明材料5-4）

据此应按平均工资的一半给予胡补偿。

即每年补差1万元×30年=30万元

工资补偿的实质，胡春生因冤案，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违法改判，造成胡是长期拿工人级别的工资，却为国家已作出一个技术干部或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贡献，国家因此补偿给胡而已。

五、关于发给5.5年冤狱费等问题：

根据20xx年2月22日中办法【20xx】6号文要求“中因冤假错案，被扣发的工资必须如数补发”等精神。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损害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1、要求发给5.5年的冤狱费及要求补发：因反革命罪而剥夺5.5年的政治权利，及岐视利待遇的补发共11万元。

服刑只应剥夺人身自由，不应剥夺财产权利，胡春生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犯，一直不同意剥夺政治权利（5年），但原审法院多次来电函，确认其反革命犯，从而造成岐视利待遇。

2、胡是以反革命犯罪刑满释放的，工资仅是正常大学生的一半，严重影响退休金，故应重新计算退休金额及其补发等。南京原审法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要求发给申诉费用及申诉期间医药费及岐视性费用共合计10万元。（见费用单据证明材料7）

七、房产问题（见附）

以上落实政策或国家赔（补）偿合计：

1、精神抚慰金100万元；

2、身体残害治疗补助费100万元；

3、治疗精神疾患、改换环境、安家费30万元；

4、工资补差30万元；

5、补发工资5.5年及岐视利待遇共11万元；

6、申诉费用及申诉期间的医药费及岐视性的费用共计1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即要求国家政府法院落实政策或赔（补）偿281万元（不包括发回二间房产）。

以上赔偿完全是合理合法补偿，未受到一辈子如此折磨的人是不能理解上述国家赔偿的，胡宁不要这些补偿，也不要受到一辈子的荼毒，目前胡身体虚弱，特别是刑讯逼供造成的伤害，是上述赔偿弥补不了的。所造成的后遗症，恐怕再有比这更多的金钱也治不好目前残害疾病。

但如果疾病转为癌症或不治之症，胡将设立胡春生基金会，为受冤尚未的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活动经费，或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以回报社会对胡的援助支持帮助。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

申请人：xxx

20xx-6-6 17：36：22

国家赔偿申请书（三）

赔偿请求人：马建明，男，原上海经济报社记者、投诉部主任兼法律顾问。

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一、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赔偿请求人马建明因举报原上海经济报总编辑俞远明的违法乱纪事实遭诬告陷害，两赔偿义务机关轻信俞远明的诬告，对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赔偿请求人，以所谓“损害商业信誉罪”的“罪名”拘传1天、羁押401天，造成赔偿请求人人身和财产严重损害，特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申请赔偿具体要求：

1、因冤假错案造成赔偿请求人名誉权和荣誉权严重损害，由两赔偿义务机关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2、因冤假错案造成赔偿请求人丧失与上海经济报社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相关善后工作责任；

3、赔偿因侵犯人身自由402天的赔偿金39663.61元（赔偿依据、计算方式及相关证据另呈，下同）；

4、赔偿因身体伤害和误工减少的收入198318.05元；

5、赔偿因身体受到伤害的医疗费（正在治疗中，费用按实结算）；

6、赔偿因冤案聘请律师发生的律师费34000元（尚不包括申请赔偿案如需继续聘请律师发生的费用）；

7、赔偿因冤案造成的财产直接损失5804.61元（尚不包括申请赔偿案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

8、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

事实和理由：

赔偿请求人原系上海经济报社的资深记者，20XX年参加工作，20XX年11月，作为参加上海经济报创刊的首批记者经商调进报社工作。20XX年，赔偿请求人为揭露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撰写并顶住来自各方的重重阻力发表了新闻调查《谁之过？！》一文，引起全国新闻界的轰动，被舆论称之谓“《谁之过》风波”。该报道曾惊动了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最终使渎职者受到查处。历时5年的“《谁之过》风波”，使赔偿请求人成为上海新闻界以“敢于碰硬”而著称的新闻记者（详见当年《民主与法制》、《新闻记者》、《中国记者》、《解放日报》等多家报刊关于“《谁之过》风波”的报道）。

作为上海经济报社的主要骨干记者，赔偿请求人在新闻从业的近20年中，多次被报社指派参加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来沪的新闻报道工作，并经常参与各种重大新闻事件的采访报道活动。20XX年，曾作为报社特派记者，前往九江抗洪第一线，参加九江抗洪的重大新闻报道……赔偿请求人的工作业绩一直得到报社的肯定，历任摄影记者、记者、编辑、总编办公室副主任、投诉部主任、365天天投诉热线接待中心主任等职务，20XX年起还兼任报社的法律顾问，负责处理报社的日常法律事务。

赔偿请求人的工作业绩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曾先后担任过语文报特约记者、江南晚报特约记者、买卖世界杂志特约记者、中国经济新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中国少年新闻学院上海分院特聘讲师、企业文化与经济杂志社秘书长、上海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顾问、上海石油集团特约监督员、上海宝山巴士公司特约监理员等众多的社会职务，并经常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法庭内外》节目组邀请，到电台担任直播嘉宾，为听众提供法律咨询……

赔偿请求人的上述工作经历和社会经历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赔偿请求人却因揭露和举报时任上海经济报总编辑俞远明等人的腐败行为遭到诬告陷害。

俞远明曾任新闻报总编辑，因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大搞有偿新闻，受到市委宣传部撤职查处，并被调离新闻岗位。20XX年9月，他通过非正常途径，来到上海经济报任总编辑。但他一上任，又重新推行他过去那套出卖版面、搞有偿新闻的错误做法，致使上海经济报办报质量下降，发行量跌到历史最低水平，仅1万多份。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公开发行的报纸发行量不得低于2万份，否则一律停办。一份好端端的报纸，被俞远明搞到面临停办的困境，赔偿请求人和报社的一批老职工（指在本报社工作10年以上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觉得有必要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从20XX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先后以《谁来救上海经济报？――对上海经济报真实现状的情况反映》、《俞远明要把上海经济报引向何处？――对上海经济报总编辑俞远明严重违反新闻纪律的举报》等题，向有关主管部门上海市经委、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单位反映情况（详见已向公安、检察机关提供的举报信复印件）。我们的举报，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并派人进行了调查（调查情况详见《关于举报上海经济报情况的核查报告》）。

俞远明面对举报进行疯狂的报复，所有举报人凡署名的均遭到打击迫害。赔偿请求人作为举报的发起人之一，更是遭到骇人听闻的重重迫害，先是被俞远明非法辞退，正当赔偿请求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俞远明竟捏造材料向公安机关诬告赔偿请求人“损害商业信誉”，企图借公、检、法之手，达到报复陷害举报人的目的。

遗憾的是，两赔偿义务机关竟先后轻信俞远明的诬告，采用俞远明捏造的材料作为“立案”的依据，制造了所谓的“上海第一例损害商业信誉罪案”，而实际上却是一起诬告陷害举报人的冤假错案。

第一赔偿义务机关先于20XX年12月3日对赔偿请求人错误“拘传”1天，并对赔偿请求人的住宅进行“抄家”，还扣押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财产。接着，第一赔偿义务机关又在毫无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于20XX年3月15日对赔偿请求人错误实行“刑事拘留”。

此后，第二赔偿义务机关更在没有确凿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于同年3月25日错误批准“逮捕”赔偿请求人。尤其严重的是，第二赔偿义务机关不顾赔偿请求人及律师提供的无罪申辩和证据，在本案经过两次退回第一赔偿义务机关“补充侦查”后仍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又于20XX年11月12日对赔偿请求人错误进行“”。更为离奇的是，本案在开庭审理时，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却拿不出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赔偿请求人有罪。于是，又先后于20XX年12月24日和20XX年3月30日两次向法院要求“退回补充侦查”，致使在事实已经证明赔偿请求人无罪的情况下，仍被一再延期羁押。直至《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全部“走完走绝”，黄浦区人民法院即将宣告赔偿请求人无罪时，第二赔偿义务机关才不得不于20XX年4月14日向黄浦区人民法院提出“决定撤回”，“原沪黄检刑诉（20XX）223号书即行作废，”要求法院“予以注销”。20XX年4月15日，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许第二赔偿义务机关撤诉（详见黄浦区人民法院（20XX）黄刑初字第555号《刑事裁定书》）。按照法律规定，既然本案已经撤诉，两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释放赔偿请求人。但两赔偿义务机关却仍继续无故拖延，一直拖到4天后的4月19日，才将赔偿请求人“释放”，而且竟然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至此，无罪的赔偿请求人已被无辜羁押达401天。

一个揭露腐败行为的举报人，在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竟被长期羁押达401天之久。这样严重侵害公民人权的事实，竟然发生在以法制化的国际大都市著称的大上海，发生在新修订的《宪法》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的人权之后，发生在国家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之际，着实令人震惊……此事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而401天的冤狱，更使赔偿请求人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阳光、空气和水，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但赔偿请求人在被羁押的401天中，终年晒不到阳光；10多平方米的监室里日常关押20个人左右，最多时竟达27个人，晚上睡在地板上连平卧的位子都没有，只要起来上厕后就再也没有睡下去的地方，室内空气混浊可想而知；每天吃的热水是用铅桶装来的，当然难以保证清洁；洗漱用水一年四季哪怕再寒冷的冬天都是冷水（只有在春节唯一发过一次热水，可以洗一下热水澡）；夏天哪怕39度以上的高温天，监室连电扇都没有……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年过5旬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颈椎炎等多种疾病的赔偿请求人有病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医疗，尤其是患糖尿病得不到日常必须的控制饮食治疗，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由于监室内病菌交叉感染，赔偿请求人还几次受交叉感染患上疥疮、浓疱疮、湿疹等传染性皮肤病……

冤狱造成的精神上的迫害，更使赔偿请求人整夜失眠，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原先的一头乌发变成满头灰白；体重从80公斤下降至65公斤……现在，赔偿请求人虽已获释，并且经过一个月的休养，但冤狱造成的精神摧残和伤害却远未结束，至今，赔偿请求人仍常常彻夜难眠，更多的是半夜从恶梦中惊醒，再也难以入睡……

冤狱更对赔偿请求人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害。20XX年，是赔偿请求人新闻从业20周年的日子，赔偿请求人本已准备与中国经济新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于当年举办“马建明新闻从业20周年暨新闻作品研讨会”的纪念活动，并准备将20年的新闻作品汇集起来，出版一本《谁之过？！――马建明新闻作品集》，但冤狱使这一计划夭折，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冤狱还造成赔偿请求人与上海经济报社的劳动争议纠纷（即被俞远明非法辞退一案）丧失了诉讼时效，已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同时，冤狱还使赔偿请求的个人信用体系和名誉权受到严重的损害，水、电、煤和通讯等交费因冤狱造成拖欠并为此赔付迟纳金……

冤狱不仅给赔偿请求人本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赔偿请求人全家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赔偿请求人的父母都已是年愈古稀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老人，本在无锡乡下安度晚年，得悉儿子被“刑事拘留”、被“逮捕”的消息后，几次昏厥过去，至今心灵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赔偿请求人的妻子，更承受了冤狱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灾难，身心遭到严重伤害，一年多就变老了许多；赔偿请求人的儿子，是上海建平实验学校初三的学生，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完全可以直升考进建平中学，但冤狱带给他的伤害造成他中考失常，至今进不了重点中学……

综上所述，冤狱对赔偿请求人及其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所有的伤害完全是由两赔偿义务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两赔偿义务机关理应依法履行赔偿义务。为此，赔偿请求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二）项，第十九条第一、二、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等条款的规定，依法提出赔偿申请，请赔偿义务机关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赔偿。

此致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赔偿请求人： 马建明

20XX年5月18日

国家赔偿申请书（四）

赔偿请求人：***，男，73岁，蒙古族，现住********，电话：*****。

赔偿义务机关：****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建平 职务：县长

住所地：**县****镇

请求事项：要求赔偿义务机关磴口县人民政府因违法行政给赔偿请求人杨玉林所造成的一切损害依法承担和履行国家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20XX年1月1日，本人响应***盟委、行署和***县县委、政府关于开发乌兰布和沙漠的决定，怀着一腔报国之心，与磴口县沙金苏木签订了定开发治理额尔特坑南沙滩1000亩沙漠的合同，并在磴口县公证处作了公证。之后，我带着两个儿子和十几年经营照相馆、修理铺积攒下来的资金，一头扎进乌兰布和沙漠，开始了对承包土地的开发和治理。经过努力，我结合沙区的实际首创了井灌打井提水灌溉的方法，投资15万元打了5口深水井，投资21万元开垦可耕地300亩，在开发的1000亩沙地上种了3000多棵白杨树、500多棵果树和小麦、玉米、籽瓜等农作物。正当我的开发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20XX年9月12日，沙金苏木团结嘎查书记沙拉扣、村长尹馒头及沙金苏木土地资源管理站站长杨五和村民敖腾（尹馒头弟弟）、李延宝（尹馒头大舅哥）五个人，开着两辆推土机到了我开发的土地上，借口以沙金苏木当时给我划的地不是当前的这块地为由，要给我重新划地。对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他们强行将推土机开入我开发的土地，将我承包区内的一口机井添埋，推倒杨树300多棵，霸占耕地600余亩，其中100多亩是已经开始耕种的好地。事发第二天，我即找到当时沙金苏木的党委书记李荣滨反映了情况，又向分管政法的李再河副县长作了反映。李县长让我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此事。20XX年10月3日，我向磴口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状告沙金苏木政府私自重新划地并授意杨五等人侵权抢地。但在诉讼开始之后，磴口县政府却，通过非法发放土地证和违法进行土地等一系列行为，使土地权属问题成为该案的焦点。导致我的案件一波三起，让一桩简单的民事案件变成一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交织的复杂案件。现在案件虽然历经10年，却由于磴口县政府的从中作梗，导致法院认定我的承包合同效力待定，使案件一托再托，我至也未能得到补偿。我认为，磴口县政府的违法行政行是造成我案件迟迟得不到公正解决和得不到赔偿的主要原因，已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我要求磴口县政府对其违法行政给我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现就磴口县政府政府在我案件审理期间所作违法行政行为一一列举如下：

1、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土地权属未明的情况下，磴口县政府违法向占地杨五发放土地证

20XX年10月3日，我向磴口县法院沙金苏木苏木长秦杰私自重新划地授意杨五等人侵权抢地。20XX年12月14日磴口县法院判决，“双方所签合同符合当前国家开发政策，应为有效。但四至界限不清，双方应完善合同内容，保持现状，继续履行各自义务，沙金苏木赔偿杨玉林机井损失、开垦地费用10500元。”20XX年12月25日我不服，以自己承包的地已被侵占应恢复原状为由，向巴盟中级法院上诉。巴盟中级法院于20XX年4月27日裁定，“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XX年5月18日，磴口县法院重审后裁定，“因所争议的土地所有权和性质有争议，需确认后再行审理，裁定中止。”原因是20XX年3月12日磴口县土地局给沙金苏木土地管理站站长杨五办理了磴国用（20XX）字第A14101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我认为，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20条规定，“尚未确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的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造册，不发土地证书”。磴口县土地局给杨五办理磴国用（20XX）字第A14101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为是错误和违法的。这里边不排除土地局向土地局工作人员杨五徇私的可能。

3、在铁的事实面前，磴口县人民政府于20XX年11月15日以磴口县人民政府文件磴政字〔20XX〕159号作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重新确权决定》，再次将争议土地认定为团结嘎查集体所有。

我由于对磴口政府20XX年6月28日作出的磴政地权字〔20XX〕第1号土地权属文件做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确权决定》不服，先后向巴盟行署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向磴口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维持；又向巴盟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被维持；我又于20XX年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申诉状。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6月13日以〔20XX〕内行监字第4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磴口县政府的确权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了临河法院〔20XX〕法行字第1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磴口县政府地权字〔20XX〕第1号土地确权决定，并判决由磴口县政府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磴口县政府对高院判决书中提出的司法建议，一直不予理会，迟迟不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直至我向巴盟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磴口县人民政府才于20XX年11月15日以磴口县人民政府文件磴政字〔20XX〕159号作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重新确权决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磴口县人民政府竟然仅以内蒙古高院行政判决书作为确权的法律依据，就再次作出了该片土地仍为团结嘎查集体所有的确权决定。

综上所述，磴口县人民政府在我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逃避责任，多次，违法行政，，给我造成极大的损害，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磴口县政府对此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要求磴口县人民政府对我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项目及金额附后）。

致

**县人民政府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2篇

赔偿义务机关：****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建平 职务：县长

住所地：**县****镇

请求事项：要求赔偿义务机关磴口县人民政府因违法行政给赔偿请求人杨玉林所造成的一切损害依法承担和履行国家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1995年1月1日，本人响应***盟委、行署和***县县委、政府关于开发乌兰布和沙漠的决定，怀着一腔报国之心，与磴口县沙金苏木签订了定开发治理额尔特坑南沙滩1000亩沙漠的合同，并在磴口县公证处作了公证。之后，我带着两个儿子和十几年经营照相馆、修理铺积攒下来的资金，一头扎进乌兰布和沙漠，开始了对承包土地的开发和治理。经过努力，我结合沙区的实际首创了井灌打井提水灌溉的方法，投资15万元打了5口深水井，投资21万元开垦可耕地300亩，在开发的1000亩沙地上种了3000多棵白杨树、500多棵果树和小麦、玉米、籽瓜等农作物。正当我的开发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1996年9月12日，沙金苏木团结嘎查书记沙拉扣、村长尹馒头及沙金苏木土地资源管理站站长杨五和村民敖腾（尹馒头弟弟）李延宝（尹馒头大舅哥）五个人，开着两辆推土机到了我开发的土地上，借口以沙金苏木当时给我划的地不是当前的这块地为由，要给我重新划地。对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他们强行将推土机开入我开发的土地，将我承包区内的一口机井添埋，推倒杨树300多棵，霸占耕地600余亩，其中100多亩是已经开始耕种的好地。事发第二天，我即找到当时沙金苏木的党委书记李荣滨反映了情况，又向分管政法的李再河副县长作了反映。李县长让我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此事。1996年10月3日，我向磴口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状告沙金苏木政府私自重新划地并授意杨五等人侵权抢地。但在诉讼开始之后，磴口县政府却，通过非法发放土地证和违法进行土地等一系列行为，使土地权属问题成为该案的焦点。导致我的案件一波三起，让一桩简单的民事案件变成一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交织的复杂案件。现在案件虽然历经10年，却由于磴口县政府的从中作梗，导致法院认定我的承包合同效力待定，使案件一托再托，我至也未能得到补偿。我认为，磴口县政府的违法行政行是造成我案件迟迟得不到公正解决和得不到赔偿的主要原因，已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我要求磴口县政府对其违法行政给我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现就磴口县政府政府在我案件审理期间所作违法行政行为一一列举如下：

1、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土地权属未明的情况下，磴口县政府违法向占地杨五发放土地证

1996年10月3日，我向磴口县法院沙金苏木苏木长秦杰私自重新划地授意杨五等人侵权抢地。1998年12月14日磴口县法院判决，“双方所签合同符合当前国家开发政策，应为有效。但四至界限不清，双方应完善合同内容，保持现状，继续履行各自义务，沙金苏木赔偿杨玉林机井损失、开垦地费用10500元。”1998年12月25日我不服，以自己承包的地已被侵占应恢复原状为由，向巴盟中级法院上诉。巴盟中级法院于1999年4月27日裁定，“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9年5月18日，磴口县法院重审后裁定，“因所争议的土地所有权和性质有争议，需确认后再行审理，裁定中止。”原因是1998年3月12日磴口县土地局给沙金苏木土地管理站站长杨五办理了磴国用（1998）字第A14101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我认为，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20条规定，“尚未确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的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造册，不发土地证书”。磴口县土地局给杨五办理磴国用（1998）字第A14101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为是错误和违法的。这里边不排除土地局向土地局工作人员杨五徇私的可能。

3、在铁的事实面前，磴口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11月15日以磴口县人民政府文件磴政字〔2004〕159号作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重新确权决定》，再次将争议土地认定为团结嘎查集体所有。

我由于对磴口政府2000年6月28日作出的磴政地权字〔2000〕第1号土地权属文件做出了《关于沙金

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确权决定》不服，先后向巴盟行署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向磴口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维持；又向巴盟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被维持；我又于2001年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申诉状。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3日以〔2002〕内行监字第4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磴口县政府的确权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了临河法院〔2001〕法行字第1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磴口县政府地权字〔2000〕第1号土地确权决定，并判决由磴口县政府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磴口县政府对高院判决书中提出的司法建议，一直不予理会，迟迟不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直至我向巴盟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磴口县人民政府才于2004年11月15日以磴口县人民政府文件磴政字〔2004〕159号作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重新确权决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磴口县人民政府竟然仅以内蒙古高院行政判决书作为确权的法律依据，就再次作出了该片土地仍为团结嘎查集体所有的确权决定。

综上所述，磴口县人民政府在我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逃避责任，多次，违法行政，，给我造成极大的损害，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磴口县政府对此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要求磴口县人民政府对我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项目及金额附后）

致

**县人民政府

赔偿请求人：***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3篇

1200万精神赔偿金使聂树斌案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为何申请精神抚慰金高达1200万

按照《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对于被扶养人应当支付的生活费，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

因此在聂树斌案国家赔偿中，除去已有明确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等，在金额上有弹性空间的即为精神损害抚慰金。

此前多位专家学者也表示，根据案件的性质、造成的影响程度、持续的时间等不同，每一个案件中作出的精神赔偿会有所不同；聂树斌案影响大波及范围广，或可开辟提高精神抚慰赔偿金的先河。

过往的国家赔偿案例显示，1996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决并执行死刑、2014年被改判无罪的呼格吉勒图，其父母最后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万元；被羁押14年后无罪释放的钱仁风此前获得精神抚慰金50万元；入狱近10年的浙江张氏叔侄拿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5万元。

聂树斌案申请国家赔偿人此前也表示，聂案较为特殊，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按相关规定会比较低，但是这些年聂树斌家属受到的精神伤害又特别大。从聂树斌案《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中看到，申请人就申请1200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共列出了4条说明，其中提到“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剥夺了受害人无辜的生命，在请求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消弭的精神伤痕，留下了永远无法抚平的痛楚，请求12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的是获得最起码的精神慰藉、心理平衡和人格尊重。”

河北高院将如何开展赔偿工作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涉及刑事案件的国家赔偿中，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在聂树斌案件中，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妇女罪，判处15年，合并执行死刑。正因如此，聂树斌家属昨日向河北高院申请国家赔偿。

按照赔偿程序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其中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按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金由哪个部门“埋单”

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7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则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支付赔偿金。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4篇

第二条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行政赔偿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赔偿案件应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行政赔偿案件的机构为县以上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制机构。

第二章赔偿义务机关及赔偿范围

第五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其损害的，对于加重部分，复议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六条两个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同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第七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八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五）违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

第九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行政赔偿案件的处理

第一节申请与受理

第十条申请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赔偿请求人必须是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侵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可作为赔偿请求人；受侵害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作为赔偿请求人。

（二）有明确的赔偿义务人，且赔偿义务人之一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三）有具体的请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四）具体行政行为已被依法确认为违法。

（五）在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内。

第十一条赔偿申请应当使用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被申请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记入笔录。

第十二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书之日起十日内，对赔偿申请进行审查，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符合赔偿范围及有关申请规定的，裁定予以受理，并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

（二）对不符合赔偿范围及有关申请规定的，裁定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

（三）对申请有关要件尚不齐全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赔偿请求人在十日内补正；逾期未能补正的，视为未申请。

第十三条赔偿请求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有效申请期限内，就未经依法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单独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赔偿的，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告知其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赔偿请求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赔偿申请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及有关规定，审查其申请，并做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第十五条赔偿请求人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赔偿申请的，该机关应当及时受理，不得无故推诿。

第二节审理

第十六条法制机构受理赔偿案件后，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第十七条赔偿案件审理的内容包括：

（一）赔偿义务机关已被依法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了损害及损害的程度；

（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受到的损害与赔偿义务机关被依法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赔偿的具体方式及标准。

第十八条法制机构审理赔偿案件，应当全面审查、核实相关的证据材料。

对于赔偿请求人申请中证据不足的请求部分，可责令其补充有关证据材料。赔偿请求人对赔偿请求未能或拒绝提供证据的，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法制机构可以根据认定的事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局长或提交局长办公会决定。

第二十条局长或局长办公会对法制机构提出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查，可作出予以赔偿或不予赔偿的决定：

（一）对已被依法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损失和公民人身损害的，或已被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受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决定不予赔偿。

（二）对已被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造成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处理：

（1）属于本办法第八条（二）项的，决定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造成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决定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或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按照实际损害确定赔偿金额。

（2）属于本办法第八条（一）、（三）项实施罚款，追缴、没收财产或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应当返还财产；对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和责令停产停业的，根据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确定赔偿金额。

（3）财产已经拍卖或变价收购的，给付拍卖变价收购价款。

（4）对财产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确定赔偿金额。

（5）属于本办法第八条（五）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金额及赔偿方式。

第二十一条赔偿处理决定书应当根据赔偿决定制作，包括赔偿请求及其理由、赔偿义务机关认定的事实、赔偿处理决定的内容及赔偿请求人的诉权等事项。

第二十二条赔偿请求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赔偿申请的，复议机关应当先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予以认定。

经复议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适当，予以维持的，应当在复议决定书中一并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

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变更或撤销的，应当将复议决定书连同赔偿申请书一并转交赔偿义务机关，并告知赔偿请求人。

赔偿审理期限自赔偿义务机关收到复议决定书和赔偿申请书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三条对应予赔偿的案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

第三节执行

第二十四条赔偿处理决定及有关文书，应当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试行）》中关于送达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赔偿义务机关执行赔偿处理决定，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的财务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按有关规定办理支付手续；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由原办案机构负责办理。

第二十六条执行赔偿案件应当制作笔录，由执行人和赔偿请求人签字、盖章。

执行文书、票据等材料复印件，应当存入案卷。

第四章行政追偿

第二十七条有关个人或组织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一）、越权执法造成经济损失的；

（二）未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采取扣押、查封、暂停支付等强制措施，给相对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三）复议机关决定原办案机关停止强制措施，执行机关拒不执行，由此引起经济损失的；

（四）扣押、查封的物品遗失的；

（五）超期暂停支付相对人的银行存款而不补办手续，以及冻结金额超过违法金额造成损失的；

（六）扣押、查封的财物经查与违法行为无关，没有解除扣押、查封措施而造成损失的；

（七）违反办案程序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第二十八条追偿责任人员经济责任，由局长或局长办公会决定。

第二十九条对责任人员确定赔偿数额时，依据责任大小，追偿金额为其月工资的1－10倍。

第三十条有关责任人员对其是否应当承担经济责任有申辩权。

第三十一条需要对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由本单位监察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家态度 转变 国家赔偿原则 《国家赔偿法》 亮点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其实质是判定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追根溯源，其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家赔偿中，国家与公民作为当事人实质上应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国家俨然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国家态度对于申请国家赔偿的申请人来说至关重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在本文中简称新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将该规定与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国家赔偿法》（在本文中简称旧法）第二条相比较，新规定把旧法中“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内容修改成“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即删掉了“违法”的限制。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在归责原则这一核心问题上改变了旧法以违法原则为单一归责原则的模式。

通过此次修改，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改善，拉近了国家与公民、政府与民众之间距离，扭转了以阶级属性为国家第一属性的传统国家理念。

对旧《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反思

依据修订前《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只有在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行政行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受害人才有权申请获得国家赔偿。根据法条的规定，“违法”一词的界定表明，只有违法的行为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损害的才能赔偿。如果不违法，即使造成损害，也不予赔偿。然而，在实践中违法归责原则存在着以下诸多缺陷：

违法归责原则的价值缺失。旧法的违法归责原则不是以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应由国家承担为出发点，而是侧重于认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是否违法。国家赔偿制度是对国家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制约，其目的在于保障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其价值层面的意义而言，国家赔偿制度是对“绝对”理论的驳斥，意在确立民主法治国家语境下，人权保障与权利本位的价值定位。违法归责原则着重强调对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律评价，但是缺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的损失是否由国家承担的考量。这就造成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违法归责原则的理论漏洞。国家赔偿主要包含两方面的赔偿，即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其理论上的漏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在行政赔偿中，仅以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赔偿原则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国家赔偿法的违法赔偿原则主要是为满足行政赔偿的需要而制定的。在实践中，虽然违法归责原则便于操作，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在有明显过错而并不违法，或者出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而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损失时，行为相对人均不能通过国家赔偿获得救济的情形。因此，违法归责原则过于严格地限制了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条件，旧法中的违法归责原则也成为受害人难以取得国家赔偿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刑事赔偿中，以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赔偿原则存在原则适用中的冲突。依据旧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责任适用的并不是违法归责原则，而是结果归责原则。因而，将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赔偿归责总原则，在刑事赔偿中是相互冲突的。

违法归责原则容易产生法律冲突。从旧法的内容上看，如果将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总原则，将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国家赔偿的法律依据中，不仅有《国家赔偿法》，还有《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部门法。然而，旧法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在同一事实行为的内容规定上存在诸多矛盾冲突。如果我们武断地将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赔偿法的总归责原则，那么各种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大。这也是造成国家赔偿问题难以施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赔偿法》修订后的新变化

确立多元归责原则，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转变为违法与结果并行的多元归责原则。新法相较于旧法最大的改变是其第二条“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规定内将“违法”这一限定词去掉，这说明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从旧法中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转变成新法中多元的归责原则体系。根据修订后的规定，除了违法行为造成的侵权损害可以获得国家赔偿之外，针对于那些即使不违法，但在结果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也有权获得国家赔偿。这就打破了旧法对于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的设定。由于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修改将直接影响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条件以及举证责任的负担。

取消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程序，便捷受害人的申请。根据旧法规定，公民申请国家赔偿时应当先对请求赔偿的事项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确认，经过赔偿义务机关确认赔偿事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之后，申请人才能进入国家赔偿程序。该规定在实践中已明显成为公民难以获得国家赔偿救济的症结。因为国家机关完全可以通过不予确认或延迟确认等手段变相拒绝赔偿请求人的合法请求。以至于这条规定逐渐演变成国家赔偿机关的“保护伞”。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确认程序，降低了申请国家赔偿的门槛，简化了赔偿请求程序，使个人申请国家赔偿更加便捷。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特殊情况下施行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新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提供相关证据。在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在强制措施执行期间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于自己的行为与该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供相关证据。新法对于举证的规定本质上是一种举证责任倒置。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将有助于在刑事赔偿中准确判断、认定非正常原因造成死亡等情形出现时的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将更有利于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往往要大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此前，国家赔偿标准过低以及精神损害没有纳入国家赔偿一直是学界与实务界热议的话题。人权保障的缺失，不仅仅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更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民主法治理念的伤害。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恰恰充分体现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

规范赔偿程序。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主要对刑事赔偿领域的赔偿程序予以规制。由于旧法对赔偿程序举证责任的缺失以及对于确认程序、程序期限规定的模糊不清，造成国家赔偿程序执行的很多障碍。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不仅废除了赔偿程序中的确认程序，还对申请赔偿、赔偿机关与复议机关赔偿决定做出的具体期限和程序进一步细化与澄清。这些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受害人申请国家赔偿的程序。

提高赔偿费用管理水平。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实行的是先赔偿后报销的赔偿制度。这样一来，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意愿就会十分消极，受害人很难获得国家赔偿。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机关要在赔偿申请人提交赔偿申请书后七日内将申请书转交同级财政部门。赔偿金核拨机关必须在十五天之内作出赔偿决定。新法废除了旧法先支付后报销的赔偿方式，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金。

结语

无论是国家意志、政府形态还是法治环境、社会生态，国家与公民、公权与私权等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在润物细无声地发展与进步。国家对公民的态度不再是强势的，国家机关与民众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法治发展带来的是民主意识的觉醒、公平正义的复苏。只有当国家形态由统治型转向民主型时，公民的法律人格才能得到真正的保全。只有当政府类型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时，社会生态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不仅仅是在法律意义上完善国家赔偿构成要件、明确举证责任的负担、扩大赔偿范围以及改进赔偿程序，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修改背后法治观念的改变、民主思想的深入以及国家对于公民合法权益损害后救济态度的转变。归根结底，法律在保障公平与正义的同时还要充分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只有当国家不再成为利维坦，政府真正成为公民的“守夜人”时，民主与法治才能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6篇

为了加强人民防空行政执法管理，促进依法行政，实行行政执法未果报告制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报市政府申请联合执法，以提高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效果：

(1)未办人防手续就开始施工，被人防执法人员查出后，拒不补办人防手续的；

(2)既不修建人防地下室、又不按规定缴纳人防易地建设费，执法人员上门服务三次，仍不执行的；

(3)对按规定应缴纳的人防易地建设费和人防建设费行动不积极，故意拖延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

(4)少报多建，被人防执法人员发现，一个月内不补办人防手续的；

(5)无视法律，拒不办理人防手续的；

(6)对人防行政执法处罚单，拒绝签收的；

(7)对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不予配合，不提供方便条件的；

(8)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擅自拆除的。

2、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为规范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审批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工作责任心，严肃政纪，追究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违法和失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审批防空地下室必须严格办理手续，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审批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违纪行为，给予通报批评、责令赔礼道歉、调离岗位、停职、行政告诫；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在追究当事人责任的同时逐级追究领导责任。

（1）应当受理而拒绝受理的；

（2）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的；

（3）丢失、损毁审批文件材料的；

（4）违反人防法律、条例和市人防工程建设规定的；

（5）违反规定增加或减少必要审批程序的；

（6）在依法规定并公开审批条件和标准之外，擅自增加其他条件或者限制的；

（7）违反法定权限，超越、办理有关手续的；

（8）无正当理由对符合规定条件应当予以批准的行政申请不予批准的；

（9）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行政审批项目予以批准的；

（10）审批项目超过规定审批时限未办理完毕的；

（11）私自做主，放宽审批条件，造成失误的；

（12）违反规定程序实施行政审批，造成不良后果的；

（13）下一审批环节对上一审批环节没有尽到把关职责的；

（14）有其他违反行政审批规定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3、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

（1）熟练掌握和运用与行政执法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人防工程战术技术规范、工作程序等业务知识。

（2）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完成各项任务。

（3）依法行使管理、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权，严格遵守执法程序、标准、规范。

（4）执行公务必须证件齐全，着装整齐。

（5）秉公执法，实事求是，不徇私情，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6）尊重事实，注重证据，取证及时完整，方法严谨科学，手段合法有效，法律文书书写整洁、及时、规范。

（7）自觉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保守行政相对人的有关秘密。

（8）有准与行政相对人建立经济关系，禁止在行政相对人单位兼职、担任顾问或者其他有报酬的职务。

（9）严禁索贿受贿，不准参加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宴请，不准参加由行政相对人组织安排的休闲娱乐等活动，禁止接受行政相对人的礼品、礼金，不得借用行政相对人的通讯、交通工具。

（10）禁止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各种利益或者方便，执行公务时，不得在行政相对人单位用餐、购买物品或者接受其他服务、照顾。

（11）严格依法行政，自学接受监督，严禁越权执法违法行政。

（12）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可能妨碍公正执法情况时应当提出回避。

（13）举止大方，态度和蔼，文明执法，廉洁奉公。

（14）仪表端庄，男同志不留长发和胡须，女同志不浓妆艳抹，不戴耳环和耳坠。

4、行政执法投诉办理制度

（1）为确保人防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执法职能，防止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制度。

（2）行政执法投诉受理范围：

①投诉人认为人防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不适当的；

②投诉人认为人防行政机关（含受委托组织）违法、违规或不作为的；

③投诉人认为人防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3）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果不服以及不符合受理范围的投诉，承办部门应急向投诉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4）秘书科负责行政执法投诉的受理，呈请批示，交办、催办以及办理过程中的协调和监督。

（5）办领导根据投诉的具体事项，指定相应的职能部门办理。

（6）投诉一般在30日内办理完毕，若需延长办理时限，须由领导批准。

（7）承办部门应将投诉的办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办领导审批。经批准后可予以结案，并由承办部门将办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人。

（8）办理终结后，承办部门应将投诉材料、办理报告送秘书科归档。

（9）经办人员应当严格保守有关的秘密事项，不得泄露有关情况。

（10）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1）为确保人防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制定本制度。

（2）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是指人防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由于个人职务行为造成重大过失，损害国家利益或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应承担的责任。

（3）人防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应追究其责任：

①违法或错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复议被行政机关撤销的；

②违法或错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撤销的；

③违法行使行政处罚，经行政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害或其他不良后果的；

④在执法检查中，被上级机关认定属较大行政执法过错的；

⑤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

（4）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从轻或免于追究责任：

①发现执法过错，主动及时纠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②过错行为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已改正的。

（5）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防行政执法人员不承担责任：

①行政相对人虚假陈述或出具伪证，致使发生行政执法过错的；

②对所作出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措施，行政执法人员明确表示不同意且有据可查的；

③其它不应追究责任的。

（6）追究过错责任的方式有：

①责令改正；

②暂扣、注销行政执法证件；

③赔偿部分或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④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⑤行政处分。

以上追究过错责任方式可以现时适用。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7）暂扣行政证件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个月，注销行政执法证件须报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批。

（8）追究过错责任由本办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作出决定前，应认真听取过错人的申诉，在充分听取意见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由主任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

（9）涉及行政处分的，按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的规定程序作出处理决定。

（10）追究过错责任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在局面决定民出后7日内向市政府法制局和省人防办局书面报告备案。

（11）行政执法人员对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起30日内向本办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组申诉，也可以直接向市政府法制局或省人防办申诉。

（12）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行政复议、应诉和赔偿制度

（1）为确保人防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执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制定本制度。

（2）本制度所称行政复议是指人防行政相对人对本办作出的个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市政府或本办上级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办作为被申请人参加行政复议活动；或人防行政相对人对市（县）、区人防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本办申请复议，本办受理并组织行政复议活动。本制度所称应诉是指人防行政相对人对本办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办依法参加行政诉讼活动。本制度所称赔偿是指因本办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当，经行政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行政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向本办要求赔偿，本办依法给予赔偿的过程。

（3）行政复议、应诉和赔偿工作，由本办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组组织，具体工作由秘书科负责，有关职能科室人员参加。

（4）向本办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本办应依法受理，并作出下列处理：

①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10日内作出受理、不予受理、限期补正的决定；

②自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复议被申请人；

③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2个朋内完成审理，作出复议决定，将复议决定送达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并监督执行。

（5）在收到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机关行政复议机构送达的《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后，本办应在1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机关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证据和答辩书，参加复议，并执行复议裁决。本办如对复议裁决不服，应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并执行法院的终审裁决。

（6）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执法相对人状副本后，本办应在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证据和答辩书，参加诉讼，并执行法院裁决。本办如对法院裁决不服，应在规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执行终审裁决。

（7）本办法定代表本办参加或书面委托人参加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8）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申请，本办应依法受理，并依法在两个朋内给予赔偿；赔偿申请人对本办的赔偿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本办应参加诉讼，并执行法院终审裁决。

（9）赔偿结束后，对于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责任人，应依据本办《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有关条款进行处理。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赔偿；现状；完善

一、行政赔偿的概念

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的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部分，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与国家赔偿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二、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现状

1、国家赔偿实行多元化的原则，不再强调“违法原则”，拓宽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成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概率增大。原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从归责原则上看为违法归责原则。新法删除了“违法”二字，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发生了重大调整，即从违法归责原则变成了违法归责和有条件的结果归责相结合的多元归责原则，依照新规定即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不违法，但主观上有过错或者从结果上看已造成损害的，国家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2、扩大行政侵权行为范围，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责任加大。针对在监狱、看守所，行政机关、刑事、侦查、审判机关都存在以不作为方式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新法将“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的行为纳入赔偿的范围，将原规定的“暴力”行为修改为“殴打、虐待等行为”，明确了不作为行为的赔偿责任，也将“虐待”等行为纳入赔偿范围。今后，公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使用非暴力的措施虐待受害人，或者对侵害人殴打、虐待受害人导致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的，公权力机关将有可能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新国家赔偿法将原规定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修改为“违法征收、征用财产”，增加了违法征用财产可以请求赔偿的情形。

3、增加了赔偿项目，提高了国家赔偿标准、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增加了造成身体伤害的护理费，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须的费用。对于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新法增加规定了变卖财产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以及解除冻结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这些规定都是对赔偿范围和赔偿额度的扩大。原国家赔偿法区分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限制最高赔偿倍数。新法增加了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赔偿的上限倍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其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人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不再按原来的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精神损害赔偿首次纳入国家赔偿。新法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4、完善行政赔偿程序，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遵守的程序性义务增多

增加申请书签收等程序性规定、加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程序约束。新法规定，对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的申请书，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增加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听取意见和协商的程序义务。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协商。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决定的送达时限和不予赔偿说理的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加重了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责任。新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该规定明确了受害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对损害和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当举证。

取消违法确认的前置程序，对行机关谨慎作决定提出了新要求。新国家赔偿法第九条取消了违法确认的前置程序，并在第三十九条对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起算时间做了调整。方便了受害人及时申请赔偿，意味着行政机关一旦作出了违法决定，就将面临当事人的监督，随着行政赔偿程序的变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行为在程序上必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与约束，这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所要求的“程序正当”的应有之义。

三、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

1、完善行政赔偿范围立法模式。虽然我国的赔偿法在形式上采取的是概括式和列举式并存的混合式立法例，但在司法实践中，以列举规定为主，尤其以这种严格的肯定列举为主的模式，实质上是对赔偿范围的限制，使列举之外的相对人权益被排除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受制于于这种严格列举式的范围的模式是我国行政赔偿范围过窄的主要原因，因此，采用以肯定概括式和否定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路将最大限度地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纳入行政赔偿的范畴。只要是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一律属于赔偿的范围，无需逐一肯定列举，而确实需要排除的事项或行为，采用否定列举的形式予以排除。

2、完善有关精神损害的司法解释。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但是新法没有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对于何种情况下适用何种方式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严重后果的认定没有具体规定。考虑到现实的情况的复杂性，法律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的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以便于实际的操作。

3、完善行政赔偿执行方面的规定。加强与赔偿义务机关的沟通。在执行行政赔偿案件时，法院要主动加强与赔偿义务机关的沟通，让其不断提高认识。行政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并判决赔偿，确实是行政机关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事情发生后总要采取方式挽救，行政赔偿正是这样一种“矫正正义”的方式。从根本上看，不履行法院的判决、裁定，是不诚信的表现，而一个有高效权威的政府应该是负责任、讲诚信的。行政机关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及时向赔偿申请人支付赔偿金，不仅能够及时修复受到损害的行政法律关系，更是负责任、讲诚信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应松年.行政法学教程[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3]高家伟.国家赔偿法[M].商务印书馆，2004.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8篇

一、目前现状

对国家机关及司法机关职权行为违法的确认，是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确认问题不解决，不可能进入赔偿程序，就无法行使赔偿请求权。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确认问题仅规定2个条款，即第9条：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第20条：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这些规定均过于原则，很笼统，既没有明确确认主体、确认程序、确认期限，也没有对不予确认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缺乏可操作性。这不仅使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难以实现，也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不便，使国家赔偿在有些时候只是可望而不可及。

二、问题分析

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国家赔偿的确认制度，但并未明确对确认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确认程序到底是怎样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李国光曾在二二年一月全国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赔偿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指出：“确认程序不是三大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诉讼程序”［2］。从目前在《国家赔偿法》中散见、零星的程序方面的规定看，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违反程序正义原则。

（1）实体法固然能够起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但要使实体法真正能够发挥作用，更多要依赖于程序法的力量。

（2）任何法律的核心价值是两个，一是公正，二是效率。没有效率的公正，是暂时的公正，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价值。

（3）目前赔偿义务机关均是由本单位受理赔偿申请的部门，根据当事人提供和自己查明的证据直接做出与违法与否的确认，以此为基础做出赔与不赔的决定。即确认和处理合二为一，一并进行，即存在着现实中常说的“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或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无法保证确认的公正性，事实上也成了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的最大梗阻。即便是人民法院在审理确认法院的违法案件时，也同样存在着“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的问题。这种将确认程序完全纳入赔偿处理程序并由自己确认的做法，违背了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使因违法行为而受害的大多数被拒之国家赔偿的大门之外，对当事人无程序保障而言。“而缺乏程序保证的权利无法实现”［3］。

（二）司法赔偿程序粗糙。对侦察机关、检察机关和监狱管理职权机关违法行为的确认没有具体的司法程序可操作，规定极为简单，致使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无法可依。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申请确认，国家行政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职权行为违法，首先应申请侵权机关自己确认，但没有规定确认的立案期限、审理期限、执行期限，一旦侵权机关不予确认或申请人对确认结果不服时，赔偿请求人只能“申诉”。但目前我们的行政及司法系统存在着严重的依附现象和行政化倾向，上下级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上级机关很难有太大的公平性、中立性。相对于国家机关而言，赔偿请求人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国家赔偿这一严肃问题时许多人出于畏惧、担心、缺乏信心和观望等心理，不敢告、不愿告、不知告、不屑告；或者怀有“告了也没用”的消极心理，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讨个说法”。不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就进入不到赔偿程序中来，那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成为一句空话。更因为存在着申诉难、立案难、执行难、赔偿标准低、赔偿范围太窄等因素，导致很多受害人不愿诉请法律支持。

（三）违反诉讼效益原则。就其申诉的本质而言因此，在“申诉”这一程序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申诉就其本质而言，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一个民利，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诉权，更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保障。就《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来举例说，某区法院有一违法行为，但其不予确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首先应到该院申诉；被该院驳回后，又要继续向中院申诉，再被中院驳回后，又到高院申诉。再被驳回后，则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几个法院复查下来，少说也有两、三年时间了，赔偿请求人其苦何堪。

（四）确认构架和设计与现实冲突。就司法赔偿而言，由法院来决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违法及侵权肯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的关系“分工负责，互相赔偿，互相制约”，共同行使司法权。检察机关还有监督法院的职权，和法院有平等的地位，享有同样的司法解释权。在实践中，审判人员之间、法院和法院之间，对法条的理解、适用均时常产生不同的理解。而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在追究错案及相关责任越来越严厉的今天，矛盾和冲突可想而知。仅以法院发生的一案件为例，某中级法院在一案件的审理中，因被告人申请，该法 院在被告人写了有关保证后，即将被法院查封的车辆发还给被告人。时至一年余，该法院在执行中发现该车已无下落，被告人也已无下落。原告人即提出确认申请。该中院当然认为自己没有违法行为。原告人又向高院提出申诉。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该中院的行为有违法之处，但就本案的具体情况，先采取其他处理方式。在高院和中院协商后，中院自己又进行了审查，其结论仍然认为是其院没有违法行为。

（五）赔偿责任主体和义务主体没有区分。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部门还是国家，在国家赔偿法中没有明确。在某些地区政府还是吃财政饭，财政部门根本无钱可赔。因此，国家赔偿就成了部门赔偿、行业赔偿，再加上对部门荣誉和利益的考虑，部门、行业及相关官员都不愿承担责任，不愿意赔，其后果是加大赔偿工作的难度。

总的概括起来，就是国家赔偿程序过于烦琐，其中的确认程序没有合理性、可行性、透明度，没有集中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三、具体构想对于目前国家赔偿确认问题，《国家赔偿法》目前将其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处理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法院各自做法不一的情况下，于二二年出台了《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讨论稿），也只是针对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及执行过程中的司法行为违法确认专门作出的规定，而且是讨论稿。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审理程序上存在的关键问题，就是确认程序是三大程序之内的一种独立程序，即按照三大诉讼法的具体程序来设定国家赔偿确认的程序，那么出现了把本是属于行政法大类的国家赔偿案件，却又要在行政诉讼法或行政复议法中又重新设定了一个类似诉讼法的程序，明显名不正，理不顺，行不通。如果不依照三大诉讼法来设定确认程序，等于和《国家赔偿法》立法背景相悖，等同于要重新立法，而又难以解决目前或者说多年来存在的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瓶颈”问题。

本文认为在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具体的确认程序立法之前，为了审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便利，应在目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范围内，将此程序设定地简便可行、易于操作，以便解决目前殛待的实际存在的问题。具体提出以下的构想：

国家赔偿确认程序的基本原则应实行一次确认制度，取消确认的申诉制度，简化确认程序，以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诉讼。

（一）行政赔偿，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的赔偿。在行政赔偿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应向该侵权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请求确认。该上一级机关应在十五天内立案，在立案之后的六十日内给予确认；逾期不立案或不予确认的或赔偿请求人对确认结果不服的，赔偿请求人可在确认期满之日或收到结果之后三十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的同级人民的赔偿委员会直接申请确认和赔偿。如果上一级机关在规定的六十日之内，不予确认，赔偿请求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请求。

（二）司法赔偿是行使侦察、检察、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地情况下的赔偿。就司法赔偿中侦查、检察、监狱管理职权机关实施了刑事裁判违法行为，赔偿请求人可向实施行为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确认，上一级应自收到确认申请书之日六十日内给予确认，逾期不予确认或赔偿请求人对确认结果不服的，赔偿请求人可在确认期满之日或收到结果之是三十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这样做可以避免侦查、检察、监狱管理职权机关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不予确认的弊端，更好地恢复和保护因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赔偿法的行为而被侵犯的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司法赔偿中人民法院实施的刑事裁判行为，赔偿请求人可以通过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确认职权行为是否违法。二审终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判决，就是对刑事裁判中存在的违法行为的确认。这样就可以把刑事裁判行为的违法行为的确认直接纳入了正常的审理程序之中。

（四）司法赔偿中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诉讼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的，赔偿请求人在两年内，可向采取违法措施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职权行为是否违法。上一级人民法院应该在收到确认申请书之后的七日内，由立案庭立案，并转至审判监督庭审理。（具体立案及审理期间，暂时可参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赔偿请求人在收到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通知书后，在三十日内，可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的的赔偿委员会请求确认和赔偿。

上述问题及构想，是本文作者在审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其它又如实体中存在的国家赔偿案件，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对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的问题，等等。总之，我们期待着国家立法部门对国家赔偿法的尽快修改与完善。

注：

［1］见贺卫方《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也谈国家赔偿法之不足》

［2］李国光《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开创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新局面》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9篇

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在人治背景下，政府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即使要负责任，也是有限的责任。国外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世纪中叶以前，可称之为国家赔偿的全面否定阶段。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没有哪个国家明确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发生的法国，由于受“命令说”的影响，“及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除法律特殊规定的极少数情况以外，国家不负赔偿责任。”英国曾是欧洲高度封建化国家，长期坚持“国王不能为非”的封建传统，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三百余年，才制定了《王权诉讼法》，开始承担有限的国家赔偿责任。美国堪称民主、法治国家的典范，但在建国170年后即1946年才颁布了《联邦侵权赔偿法》，该法几经修改补充，至今仍在很多方面保留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特权。

各国建立国家赔偿制度之所以如此迟缓和艰难，与“豁免理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所谓“豁免理论”是建立在“绝对”观念基础上的国家免责理论，盛行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许多国家，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是者，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所表示的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取消了国家”。早在16世纪，法国学者布丹在其《国家论》中就主张“是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其后又出现了多个具体解释国家豁免理由的理论，如“无拘束论”、“绝对论”、“命令说”、“人民利益论”、“个人责任论”等。

19世末至20世纪初，随着国家职能的迅速扩展，国家的侵权现象也日益增多，加之民权运动的高涨，人民对缺乏救济手段逐渐不满，以及国家财力的增长，国家豁免理论日渐式微。一些国家被迫在有些领域放弃国家豁免观念，国家赔偿进入相对肯定阶段。例如，法国把国家行为区分为：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和权力行为。对征兵、课税、立法和司法等行为统治行为，国家仍享有豁免权；对执行公务、管理公共财产等管理行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对邮政、航空等私经济行为，国家依照民法负担赔偿责任。当然，相对肯定意味着国家在有些领域开始承担赔偿责任，此外的很多领域，国家仍享有豁免权。特别是在立法、司法和统治职能等领域，“豁免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国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许多国家开始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国家赔偿制度。例如，瑞士《民法典》第69条确认了国家赔偿责任，1958年的《联邦与雇员赔偿责任法》进一步扩大和健全了国家赔偿责任。美国、英国和日本二战以后相继公布的《联邦侵权赔偿责任法》、《王权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成为这些国家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同样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就赔偿制度的历史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装点门面的国家赔偿制度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国家赔偿制度是由政府通过宪法和特别法确立的。但这些法律在当时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仅仅是装点门面而已。我国最早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见诸1934年宪法草案。该草案第26条明文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此宪法草案于1946年12月（民国35年）由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通过，标志着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国家赔偿制度。1932年（民国21年）公布的《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前项损害赔偿除适用行政诉讼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规定，但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除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之外，当时还有一些法律规定了国家赔偿的内容。例如，1930年公布的《土地法》第68条规定：“因登记错误遗漏或虚伪致受损害者，由该地政府机关负损害赔偿责任。”1933年公布的《警械使用条例》第10条、1934年公布的《法》第11条，1944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第28条分别规定了因警察人员违法使用警械造成他人伤亡，因国家实行、总动员造成他人损失的，政府负责赔偿或补偿的责任。

（二）虚化的宪法原则靠政策维系的国家赔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十分注意干群关系、军民关系，虽然没有建立系统的国家赔偿制度，但制定了有关政策，处理冤假错案。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各级人民法院过去时期所发生的错捕、错判、错杀问题的指示》，提出对于在“”、“三反”、“五反”中产生的冤假错案，本着“有错即改”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改判和，抚恤救济。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第99条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是新中国首次用宪法的形式确认了国家侵权的事实和受害人取得赔偿的权利。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零星规定了国家赔偿的内容。例如，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条例》第20条规定：“港务局如无任何法律依据，擅自下令禁止船舶离港，船舶得向港务局要求赔偿由于未离港所受之直接损失，并得保留对港务局之权。”1956年司法部制定的《司法部关于冤狱补助费开支问题的答复》、1963年劳动部制定的《劳动部复关于被甄别人员的补发工资问题》等成为处理冤假错案的具体依据。

1976年以后，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又进行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工作，重点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人给予昭雪。国家采取了补发工资、发放生活困难补助费、返还查抄没收的财产、安排工作等方式赔偿和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例如，1980年3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198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抓紧复查处理政法机关经办的冤假错案的通知》等文件都是当时的具体政策依据。

1982年宪法再次明确了国家赔偿责任。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与1954年宪法相比，新宪法的规定在两方面有所发展：一是规定了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及赔偿责任；二是提出了制定专门法律确认国家赔偿责任的要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宪法之外的法律首次规定国家赔偿责任，在落实宪法原则，保证公民、法人取得赔偿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海关法》、《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规定了国家赔偿内容，但由于对国家赔偿的范围、方式、标准、程序等缺乏具体规定，使得国家赔偿责任的实现仍存在一定困难。

（三）行政赔偿----国家赔偿的突破口

1989年，我国颁布了民主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诉讼法》，该法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讼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因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受到损害的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九章对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义务主体、赔偿程序、追偿及赔偿费用来源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是我国建立健全国家赔偿制度，特别是行政赔偿制度的又一重要步骤。当然，由于该法只对行政侵权及赔偿责任作了规定，且行政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对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行为，特别是司法行为未能涉及，对于赔偿方式和标准也未作规定，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更为全面的国家赔偿法，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

（四）制定《国家赔偿法》，建立行政赔偿制度

1989年《行政诉讼法》公布后，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行政赔偿案件也随之增加。为了进一步落实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更好地处理行政赔偿案件，解决司法侵权问题，全国人大根据立法规划，委托曾负责起草行政诉讼法的行政立法研究组着手研究起草国家赔偿法。1991年4月，行政立法研究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了国家赔偿法的试拟稿，法制工作委员会经修改后，印发有关部门、各地方和法律专家征求意见，并进一步调查研究和修改，拟定了国家赔偿法（草案），于1993年提请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后，各国家机关纷纷制定配套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25日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对国家赔偿费用的分级财政列支、赔偿费用的申请核拨条件、程序以及追偿、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199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设立赔偿委员会的通知》，要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并在1995年1月底前组建完成。1995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又连续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暂行规定》等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12月2日也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法（试行）》。公安部于1995年2月13日下发了《公安部关于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司法部于1995年8月24日通过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此外，许多地方为了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还制定了一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全国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全部设立了赔偿委员会和审理赔偿案件的专门机构，有关赔偿工作已全部展开。截止1997年9月，全国法院系统已受理赔偿案件800多件，已有200多起赔偿案件当事人依法得到了赔偿。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实施准备工作，并提出检察机关要“积极赔、主动赔、依法赔”。据统计，1996年1月至1997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赔偿请求543件，立案审理397件，已给予赔偿66件，除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外，共支付赔偿金73万多元。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依法办理了大量国家赔偿案件。近两年来，辽宁、贵州、湖南、广东、江苏、四川、福建、云南、广西、重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共办理赔偿案件563起，支付赔偿金781万多元。当然，国家赔偿法的实施还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就法院而言，各级法院受理的赔偿案件与客观存在的应当赔偿的案件数量相距甚远。例如，人民法院1996年一、二审宣告无罪的共有2281人，而因此受理的赔偿案才35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赔偿法不普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懂得用国家赔偿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有少数赔偿义务机关规避赔偿，甚至威胁赔偿申请人的；有的法院领导对赔偿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充分，等等。

二、现行国家赔偿制度的特点和内容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责任给予赔偿。这种赔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其特殊性表现在：

第一，国家承担责任，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国家赔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国家承担法律责任，最终支付赔偿费用，由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具体赔偿义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公务人员并不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履行赔偿义务。这与“谁侵权，谁赔偿”的民事赔偿不完全相同。从国外国家赔偿制度产生的过程看，最初国家对公务人员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公务人员个人承担责任。直到本世纪初，各国法律才确认由国家自己承担责任。但是，国家是抽象主体，不可能履行具体的赔偿义务，一般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赔偿义务，因此，形成了“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特殊形式。

第二，赔偿范围有限。国家赔偿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给予的赔偿，属于国家责任的一种形式。从赔偿范围来看，它不同于民事赔偿“有侵权必有赔偿”的原则，国家只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部分违法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国家赔偿窄于民事赔偿，属于有限赔偿责任。例如，对国家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的部分行为，即使造成了损害，国家并不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各种情形。此外，按照赔偿法定的原则，诸如公有公共设施损害，法院作出的民事、经济、行政错判，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均不在赔偿范围之列，国家不予赔偿。

第三，赔偿方式和标准法定化。与民事赔偿有所不同，国家赔偿的方式和标准是法定的。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了具体的赔偿方式和标准。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辅助方式。根据侵权损害的对象和程度不同，又有不同的赔偿标准，赔偿数额还有最高限制。对于多数损害，国家并不按受害人的要求和实际损害给予赔偿，而是按照法定的方式和标准，以保障受害人生活和生存的需要为原则，给予适当的赔偿。例如，对于公民人身自由受到的损害，国家根据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给予金钱赔偿，并不考虑受害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和因此遭受的其他实际损失。对生产经营者的营业损失赔偿，国家只赔偿已经实际发生的必要的经常性开支，而不赔偿生产经营者的实际利益和利润损失。对于罚款损失的赔偿，也仅限于返还罚款，不赔偿利息损失。

第四，赔偿程序多元化。国家赔偿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赔偿程序多元化。受害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取得国家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取得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多种程序。受害人要求行政赔偿，可以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还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受害人提出司法赔偿请求，需先向司法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然后再向其上级机关提出，最后才能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但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民事侵权纠纷，当事人不能协商调解解决的，统一由法院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类。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损害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我国现行行政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的范围是指国家对哪些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对哪些损害不予赔偿，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领域。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对具体行政行为和违法行使职权的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对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因受害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予赔偿。

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实施的产生行政法效力的法律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强制措施等；另一类是事实行为，如公安机关讯问、拘传、收审公民时的辱骂、殴打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致人伤害等行为。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行政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都应当负责赔偿。《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采取的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包括违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以及违法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等侵犯公民、法人财产权的行为。违法的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实施的（除具体、抽象行政法律行为外）已产生事实结果的行为，包括：非法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对公民殴打或者施以暴力的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警械使公民受到伤害或死亡的行为。

1．对侵犯人身权的行政赔偿

人身权包括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指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身份权指荣誉权和婚姻自等。《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有侵犯下列人身权的行为，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1）违法拘留或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

行政拘留是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和安全管理的人，剥夺一定时间的人身自由的一种处罚。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家安全法》的规定，行政拘留的期限为1日至15日。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拘留公民的，属于违法拘留。因违法拘留造成公民损害的，国家应予赔偿。

行政机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有：收容审查、强制戒毒、强制治疗、强制约束、扣留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违法采取收容审查、扣留等强制措施造成损害的，国家应予以赔偿。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嫌疑的人，或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在社会上有危害的人实施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行政审查措施。收审累计不超过3个月。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有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扣留、带离现场、强制约束、强制隔离等。行政机关违法实施以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2）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

非法拘禁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地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非法地对被害人身体实行强制拘禁，如捆绑、隔离、监禁、使被害人失去行动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因此造成公民自由被剥夺的，国家应予赔偿。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例如，有的乡政府或工作人员私设公堂、私设牢房，用拘留或变相拘留的手段，非法剥夺不交售公粮、超生的人及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的当事人的自由，或用办学习班不让回家等手段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造成侵害后果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工作人员，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职权的组织（如联防大队）的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如有殴打公民致其遭受身体伤害的，或采用其他方式，如捆绑、示众、罚跑、罚站以及种种酷刑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唆使他人相互殴打或施暴造成公民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

武器、警械是指枪支、警棍、警绳、手铐和其他警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使用武器、警械故意或失误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国家应当赔偿。

（5）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除上述四类行为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其他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如刑讯逼供、打骂体罚等造成公民人身自由或生命、健康权遭受损害的，国家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对侵犯财产权的行政赔偿

财产权包括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土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采矿权、宅基地使用权、租赁权、专利权和著作权等。对法人而言，财产权包括企业经营自、不动产和动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采矿权、专利权、商标权、租赁权等。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国家应当予以赔偿。

（1）对违法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行政赔偿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尚未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制裁。行政处罚中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权的处罚种类包括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

（2）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强迫相对人履行行政法义务或行政决定，或为了达到某种行政法目的的而采取的各类强制性措施。涉及财产权的行政强制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损害的，国家应当给予赔偿。

（3）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

行政机关有权依法向公民法人征收财物，如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税，环保部门征收排污费，计划生育部门征收超生费，等等。国家也有权依法征用公民和法人的财物、占用土地等。由于征用财物、收取税费关系到公民、法人的财产权，一般均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征用、征收的数额、标准、方式、期限、对象等。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向公民法人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属于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国家对行政机关违反国家规定（主要指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征收财物、摊派费用造成的损害，应当负责赔偿。

（4）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征收行为外，其他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害的，国家也应当予以赔偿。如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行政检查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命令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的行为等。例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强制企业合并、联营，非法强迫公民、法人转让商标、著作权，违法确认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等。根据《行政诉讼法》，法律规定的违法不作为行为有：行政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拒绝颁发许可证、执照或不予答复的；拒绝履行保护公民、法人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或不予答复的；未发给抚恤金的。此外，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许可行为造成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财产损失的，国家均应负责赔偿。

3、国家不予赔偿的情形

《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有：

（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包括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对于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那些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负责赔偿。所谓个人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职权无关的涉及个人感情、利益等因素的行为。例如，公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间以外的民事行为；以个人名义实施的各类行为；为了个人利益或感情实施的行为等。例如，某税务局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内着装来到所辖饭店大吃大喝并殴人致伤的行为，不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国家对此造成的损失不宜赔偿。区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主要标准是：行为的时间、地点、名义，与职务的内在联系，与个人感情、利益的联系等。对那些客观上具有行使职权特征的行为，一般均宜认定为职务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类行为：行使职权的行为，如罚款；与行使职权密不可分的行为，如刑讯逼供、随意扣留物品；工作时间外行使职权的行为，如警察休息期间追捕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管辖区域以外行使职权的行为，如甲地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到乙地抓人、扣物；超越职权行为，如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扣押人质解决纠纷的行为；行为，如为泄私愤，工商管理人员吊销个人体户执照的行为；等等。上述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虽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实施，也不一定合法，但具有行使职权的性质，因而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个人利益、感情因素实施的与职权无任何关系的行为不同。

（2）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害的原因很多，如果该损害是因受害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国家不予赔偿。例如，某公民的妻子开车肇事，为保护妻子，该公民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作虚伪陈述，欺骗行政机关，最后导致自己被拘留处罚，该公民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发生，国家对此不予赔偿。国家对受害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受害人有故意，其故意行为是导致行政机关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要或全部原因。那种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刑讯逼供或诱供被迫作虚伪陈述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应当负责赔偿。二是损害必须完全是受害人自己的故意行为所致，国家才不予赔偿。如果部分损害是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所致，部分损害由受害人自己行为所致，则国家应当给予部分赔偿。

（3）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里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不包括法规、规章在内。例如，因《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的“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国家不予赔偿。

（二）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在行政赔偿事件中，存在两方当事人，一方为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害的赔偿请求人；另一方为承担赔偿义务的行政机关。哪些人享有行政赔偿请求权，哪些机关应当承担赔偿义务，均有法律明文规定。明确赔偿事件的双方当事人，不仅有利于受害人行政赔偿请求权，也便于行政机关履行赔偿义务。

1、行政赔偿请求人

行政赔偿请求人，是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而遭受损害，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赔偿的人。赔偿请求人既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侵害的，也可以成为赔偿请求人。但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家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限制的，中国和该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所属国实行对策原则。法人也可能成为赔偿请求人。所谓法人，是指依法成立，有必要财产和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及社团法人等。其他组织是指公民、法人以外的组织，即不具备法人条件，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行政赔偿中，有权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有以下几种：

（1）受到行政侵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及不能辨识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当他们的权益遭到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损害时，他们的监护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成年子女、配偶、近亲属等）为法定人。但赔偿请求权人仍为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

（2）受害人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成为赔偿请求人。例如，甲某因行政侵权死亡，其继承人为赔偿请求人。其亲属乙某在甲某死亡前一直由甲某赡养，甲某死亡后，乙某随即丧失了赡养请求权，因此，乙某有权作为与甲某有扶养关系的亲属请求国家赔偿。

（3）受害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法律赋予承受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赔偿请求权，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关系上有承继关系，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例如，某企业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违法罚款，后该企业被另一企业兼并，新的兼并企业有权对工商机关的处罚提出赔偿请求。

不发生赔偿请求权转移的情形有：

第一、法人或其他组织被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或执照，但该法人或组织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赔偿请求，不发生请求权转移问题。

第二、法人或其他组织破产，也不发生赔偿请求权转移问题。破产程序尚未终止时，破产企业仍有权就此前的行政侵权损害取得国家赔偿。

第三、法人或其他组织被主管行政机关决定撤销，也不发生赔偿请求权转移问题。因《行政诉讼法》已经赋予上述情形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诉权，受害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行政赔偿，不发生转移赔偿请求权问题。

2、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是指依法履行赔偿义务、接受赔偿请求、支付赔偿费用、参加赔偿诉讼程序的行政机关。由于国家行政机关为数众多，部门林立，职权交叉分散，当行政侵权损害发生后，被害人很难确定应向哪个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个别赔偿机关也借机互相推诿，致使受害人无法行使赔偿请求权。为了保证受害人及时获得法定赔偿，确定不同行政机关应负的赔偿义务，《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不同行政机关的赔偿义务。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例如，海关人员违法处罚给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该公司应直接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请求赔偿；又如，公安机关某干警在执行巡逻任务时非法殴打他人致残，该受害人就应当向该民警所在的公安局提出赔偿请求。

（2）共同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实施违法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应由该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即受害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赔偿请求，该机关必须单独或与其他赔偿义务机关共同支付赔偿费用，承担赔偿义务。一个机关履行了赔偿义务并不免除其他赔偿义务机关的义务。所谓共同行使职权，就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以各自名义就同一对象作出共同职务行为，或两个以上机关以共同名义作出某行为。分属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共同行使职权侵犯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应以这些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

（3）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被授予的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我国除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行政部门行使权力外，还有一部分由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企事业单位也行使行政职权。如烟草公司、盐业公司等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可以行使行政职权，这些组织的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国家应当负责赔偿。受害人请求赔偿，也应当以这些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4）委托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行政机关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将自己的职权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去行使，如乡政府委托村委会征收粮食税，公安交通局委托居委会维护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管理局委托商场监督检查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等。接受委托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时，享有与行政机关同样的权力，其行为与行政行为有同样法律后果。但受托组织行使职权的范围是由行政机关决定的，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的，产生的法律责任也应由行政委托机关承担。因此，当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组织行使职权引起赔偿责任时，应由委托的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充当赔偿义务机关。即使受托组织超越了委托权限，违法滥用该委托权力，委托的机关仍然应当承担因此引起的各项法律责任。

（5）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后的责任承担

行政机关实施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后又被撤销的，一般由继续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如果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尚未作出最终裁决时，该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二是受害人已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后，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前一种情形下，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二种情形，则涉及变更赔偿诉讼被告问题，受害人应以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后继续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诉讼被告，如果没有继续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则应以撤销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诉讼被告。

（6）经行政复议后的赔偿义务机关

经复议的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是，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例如，某人被区公安分局拘留5日，该公民不服处罚申诉至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作出了改处15日拘留的处罚复议决定。后该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应以原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即区公安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但由于市公安局最终加重了原处罚决定，那么市公安局应就加重部分承担赔偿义务，因此，以市公安局为赔偿义务机关，请求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合适的。

（三）行政赔偿程序

行政赔偿程序是指受害人提起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的步骤、方法、顺序、形式等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我国行政赔偿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单独就赔偿问题向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提出；另一种是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

1、行政赔偿请求的提出

受害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应当首先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在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向法院提讼。先行程序要求赔偿请求人必须首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通常适用于：争议双方对行使职权合法性没有争议，但赔偿问题达不成协议；侵权行为已经被确认为违法或已经被撤销、变更，被法院判决违法而撤销；该行为为终局裁决、事实行为等情形。

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是指请求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要求。其特点为：将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与要求赔偿二项请求一并提出，并要求并案审理。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通常先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然后再决定是否赔偿。

《国家赔偿法》规定，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请求。例如，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可以请求赔偿医疗费，赔偿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公民身体残疾并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受害人还可以申请残疾赔偿金及对其抚养的人的生活费；等等。当然，如果损害是单一的，请求人只能就该项损害提出赔偿请求，不得就该损害造成的其他间接损失提出赔偿请求。

赔偿申请书是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的书面文件，也是赔偿义务机关据以审查赔偿请求、裁决赔偿内容及结果的根据。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要求，首先应当递交赔偿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2）具体的请求、事实根据和理由。缺少事实根据和理由的，赔偿义务机关可以责令申请人补正。

（3）申请的年、月、日。因为赔偿请求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所在申请书中应当注明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申请书是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主要书面材料，因此必须内容完整，符合法定形式，语言简明，字迹工整，便于赔偿义务机关审查处理。请求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录。

2、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受案与处理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后，经审查认为赔偿申请符合条件的，应当通知请求人，并在2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请求人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赔偿与不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提出赔偿方案。方案包括：赔偿方式；赔偿数额；计算数额的依据和理由；履行期限等。

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如出现下列情形，视为处理不成：

（1）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申请不予理睬或对自己提出的方案不予实施的；

（2）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方案有异议的，包括对赔偿方式、金额、履行期限有不同意见的。

处理不成，自2个月期间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赔偿请求人可以提起赔偿诉讼。

3、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赔偿诉讼是特殊的诉讼形式。它是法院根据赔偿请求人的诉讼请求，依照行政诉讼程序和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裁判赔偿争议的活动。在条件、审理形式、证据原则及适用程序诸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从条件看，在单独提起赔偿诉讼时，要以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条件。在一并提起赔偿请求时，通常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为赔偿先决条件。从诉讼当事人看，赔偿诉讼以行政机关为诉讼被告，实行“国家责任，机关赔偿”制度。致害的公务员不是诉讼被告。从审理形式看，赔偿诉讼不同于行政诉讼，赔偿可以适用调解。从证据规则看，赔偿诉讼不完全采取“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而参照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请求人对其诉讼请求和主张举证。为了减轻赔偿请求人的举证负担，有些国家采用“初步证明责任”规则，使举证责任在原被告间相互转换。行政赔偿诉讼原则上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如送达等），还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4、行政追偿程序

追偿又称为求偿，指国家行政机关向请求人支付赔偿费用或履行赔偿义务后，依法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或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制度。追偿制度既可以保证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避免因公务员资力薄弱难以向受害人支付足额赔偿的情形，又可以监督公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增加其责任心，免除公务人员行使职权时的后顾之忧，鼓励公务员竭智尽忠，同时还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追偿是国家基于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之间特别权力关系而对公务员实施的制裁形式。追偿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已经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金；二是公务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谓故意，是指公务员执行职务行使权力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害，却仍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态度。所谓过失，是公务员行使职权时未能达到普通公民应当达到的标准，而造成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损害。重大过失相对于一般过失而言，更为明显，更为严重，即有超过一般标准的欠缺或明显、严重的欠缺。

（四）国家赔偿实务

1、国家赔偿方式

国家赔偿的方式，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各种形式。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的方式有三种：金钱赔偿方式是以货币形式支付赔偿金额的一种赔偿方式。这种赔偿方式，省时省力，可以使受害人的赔偿请求迅速得到满足，也便于国家机关正常开展工作。金钱赔偿方式的适用范围较广，无论是人身自由还是生命健康权的损害，都可以通过计算或者估算进行适当的金钱赔偿。返还财产是国家机关将违法占有或控制的受害人的财产返还给受害人的赔偿方式。例如，返还罚款，返还没收的财物、返还扣押、查封、冻结的财产等。恢复原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因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分割或毁损而遭到破坏后，若有可能恢复的，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修复，以恢复财产原状的一种赔偿方式。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以金钱赔偿为主，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为辅的赔偿方式。适用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的赔偿方式，以“能够”为前提。即能够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

2、计算标准

赔偿计算标准是计算赔偿金额的尺度和准则。《国家赔偿法》对不同损害规定了不同的计算标准。

（1）人身自由损害的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这里所规定的“上年度”，应当指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维持原赔偿决定的，按作出原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执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应当以职工年平均工资除以全年法定工作日数的方法计算。年平均工资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199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7.8元人民币。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的实际工资水平并不高，具体数额又在不断变化，因此，按上年度职工的日平均工资计算赔偿额是科学的。

（2）生命健康权的损害赔偿标准

国家机关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的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

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赔偿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造成公民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抚养（或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抚养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18周岁为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被抚养（或扶养）人的生活费给付至死亡为止。

（3）财产损害的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的赔偿原则，是以赔偿直接损失为原则，所谓直接损失，是指由于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失。侵犯财产权的具体赔偿标准为：处罚款、追缴、没收财物或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灭失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的费用开支。

3、赔偿费用

国家赔偿费用是国家用以支付给赔偿请求人的金钱。国家赔偿费用以货币形式表现，由赔偿义务机关支付。我国国家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国务院专门制定了《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我国各级财政分级预算是指各级政府在每年编制预算时，把国家赔偿费用作为一项固定支出列入预算计划。国务院及所属部门的赔偿费用，由中央财政支出；省级政府及所属部门的赔偿费用，由省财政支出；县级政府的赔偿费用，由县财政支出。

4、赔偿请求时效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期间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制度。国家赔偿请求时效，是指国家赔偿请求人行使请求权的期间。如果请求权人在该法定期间内不请求赔偿，即丧失依照法定程序取得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定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5、请求国家赔偿免缴费用

《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不论最终处理结果如何，均不得收取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等一切开支和费用。以上所有费用均由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自行负担。

6、免征赔偿金税

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即赔偿请求人获得的赔偿金不用缴纳任何税款。

三、国家赔偿法的发展及完善探索

1995年1日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基本上确立了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它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公民权利体系日益完善的标志。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赔偿法》尚不完善，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本文立足于我国实际，针对国家赔偿制度的缺陷和面临的困境，通过借鉴别国赔偿制度的有益成果，试图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发展及完善作一初步探索。

（一）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归责是对责任归属的判断。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关注的是以何标准和依据确定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它是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关键所在。《国家赔偿法》第2条确定了违法原则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但我们对“违法”不能拘泥于字面意义僵化地理解，而应作扩张解释。另外，国家的侵权行为样态繁多，性质各异，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不能完全调整其赔偿责任，应另以结果责任原则为补充。

1、“违法”的涵义

以“违法”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本意在于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依据出发，确定归责标准。法律规范无疑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最主要的行为依据，但绝不是唯一的行为依据。在现代福利国家时期，国家职能大为扩张，国家在许多领域的行为主要出于维护公益需要并依据一般法律原则及法律精神作出，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对之调整。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会因先前作出的行为而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如公安机关对处于其控制之下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负有保护的义务。在上述情形下若以实在法律规范作为判断职权行为违法的标准，势必一方面使得大量的国家侵权行为得不到监督和纠正，另一方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无法获得救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对国家赔偿法中的违法概念作狭义解释，相反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扩张解释。”其理正在于此。尤其在我国目前法制尚不健全、有些领域无法可依的情况下，采取狭义理解更是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就比较法制而言，对违法原则作扩大理解的背景在于归责标准的客观化，而法律规范仅仅是客观标准的一部分。日本在1946年的《国家赔偿法》中采过错违法原则，但近年来受民法抽象过失论的影响逐渐修正其过失违法之内涵。论者认为所谓过错并不是加害者的主观心理状态，而应作为客观要件来理解，即违反了规避以普通人的能力而具有预见可能的危害结果的义务。可见在过错客观化理论中，归责标准除违法外还包括违反一般注意义务。在法国，公务过错的范围超过违法行为，行政机关的笨拙、疏忽、怠惰等都是公务过错。对违法作扩大理解同样是扩大归责标准，以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总之，“客观上欠缺公正，侵害私人法利益的一切行为都构成违法”。

就内容而言，“违法”包括：违反实在法律规范，即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违反法的一般原则，如尊重人权原则、公益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等等；在一定情况下，违反对特定人的职务义务。

就表现形态而言，违法可表现为作为违法及不作为。

作为违法系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积极地违法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乡政府的违法摊派行为。在有裁量权限的情况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裁量权的行使背离了法律的目的或者裁量结果严重不当时，仍构成违法。

不作为系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负有某种法定作为义务并有履行该义务的可能却逾期未履行的行为，实质在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怠于行使职权、放弃职守。如巡警发现某公民遭抢劫却不予救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主动行使职权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而不行使时，亦为不作为，在对之进行认定时，可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在东京斯蒙案件的判决中所提出的关于权限不行使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危险的迫近，预见危险之可能性、规避损害之可能性、规避措施之补充性及国民的期待性）。

2、应当以结果责任原则作为辅归责原则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确立了违法归责原则。但是第十五条第（一）（二）项的错拘、错捕行为是以违法为归责原则抑或以结果责任为归责原则，学者对其见解不一，实践中也颇多困惑。

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违法仅指行为违法。准此以观，《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是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60条所规定的拘留、逮捕条件的拘留或逮捕。如果有重大犯罪嫌疑或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符合其他逮捕条件而有逮捕必要的，公安检察机关决定拘留、逮捕，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应加以非难。因为“逮捕、拘留，只要在当时关于犯罪嫌疑具有相当的理由，并且被承认了必要性的话，就是合法的。……时或公诉进行时的检察官的确信，在其性质上和判决时法官的确信不同，被解释为只要综合考虑时或公诉进行时的各种证据资料，通过合理的判断过程，具有被认为有罪的嫌疑便足够了。”刑事诉讼各阶段不同的具体目的以及对证据审查判断的不同要求和标准（无罪判决的证据要求严格于拘留逮捕的证据要求）决定了有可能存在合法的“错拘、错捕”。

但是对于合法的“错拘、错捕”依违法归责原则受害人得不到赔偿，这是极不公平的。从维护公益的角度出发，刑事诉讼法的构造认可了合法“错捕、错拘”的存在，但是个人所遭受的损害—人身自由受到剥夺—系为维护公益而付出的特别牺牲，因此依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应由国家赔偿。对此别国赔偿法多采结果责任原则：被羁押的公民确系无辜的，无论司法机关是否违法，有无过错，该公民都有权请求赔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在诉讼程序中被临时拘禁的人，如果在程序结束时不予、免予处罚或无罪释放的决定已确定，而且羁押给他造成显然不正常的损害或特别重大的损害，可以请求赔偿。”德国1971年《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被释放，或者针对他的刑事追诉措施已被终止，或者法院拒绝对他开庭审判，当事人由于受羁押或其他刑事追诉措施而遭受的损失，由国库予以赔偿。”

参酌国外立法例，我国对错拘、错捕应当采用结果责任原则，以使受害人获得救济，同时可解除公安检察机关的困惑，保护其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此外，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人损害的，系由国家所掌管之“物”引起，受害人无从判断其违法性，也难以证明国家之过错，亦应采用结果责任原则（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容后论述），这也是国外通例。如《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由于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营造物的设置或管理有瑕疵，给他人带来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之《国家赔偿法》亦同。

由于结果责任不具有法律责任本身的性质，其宗旨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亦即“分配正义”；兼之它对公共财政的负担能力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而往往只在一定范围之内适用。在法国，只有“所受损害特别重大”时才可依此得到赔偿。在日本，亦有学者认为前述第二条的规定是有限定的结果责任。但因我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尚不健全，无辜公民因国家合法行为遭受损害若得不到救济，其正常生活甚至生存将有极大困难，因而我国在刑事赔偿及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方面适用该原则时不应有过多限制。

（二）国家赔偿的范围

国家赔偿的范围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事项范围，也是受害人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同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赔偿范围较窄，司法赔偿范围尤其狭窄，因而扩大赔偿范围已是国家赔偿法不容回避的选择。

1、应当完善行政赔偿范围

行政赔偿范围相对于司法赔偿范围而言尚较合理，但亦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①应考虑将“规章以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违法的决定命令”纳入赔偿范围

上述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混乱，越权情况严重，制定程序随意性较大，因而违法现象严重，往往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国家赔偿法》制定时，由于没有切实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审查其合法性，在实践中它们一般被废止而不被撤销，当时将之列入赔偿范围意义不大。但1999年《行政复议法》出台之后，复议申请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的审查申请，从而为审查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途径。在上述规范性文件因违法被撤销或改变后，应当赋予因其遭受损害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对于行政法规及规章，《立法法》第87、88条虽然规定了对之的监督程序，但基本上是对宪法的重申而已；第90、91、92条规定了对之的审查启动程序，但可操作性有待检验，因此将之纳入赔偿范围尚不具有可行性。。

②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赔偿范围较为合理

所谓公有公共设施是指由行政机关或其特许的公务法人设置或管理以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桥梁、车站、机场等。对于因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瑕疵，欠缺通常应有的安全性，以致使用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国外一般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如日本1947年《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因道路、河川或其他公共营造物之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他人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此应负赔偿责任。”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赔偿责任中也都包括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我国的公有公共设施为国家所有，由国家授权一定的机构进行管理。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受害人目前虽可依民法或一些单行法获得赔偿，但一律让管理机构承担责任并不公平；且这些机构的财力有限，不利于受害人权利的保障，因而致害责任由国家承担比较合理。

③应当将严重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明确纳入赔偿范围

行政主体在有裁量权限时可斟酌具体情况在不同的行为种类、幅度之间作出选择，以适应复杂的客观情况，更好地执行法律。裁量结果一般不当的，不应受违法评价；但裁量结果显然失当的，则已构成违法，因此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目前已有单行法律对此作出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公民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错误的，应当向受罚人承认错误，返还罚款及没收的财物；对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其中“处罚错误”显然已超出处罚违法而包含不当行为在内。

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奖惩任免等内部人事管理行为侵犯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也应由国家赔偿。目前《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由行政机关赔偿，责任不明确，不利于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鉴于国家赔偿法目前定位于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赔偿，对违法行政处分的赔偿宜于公务员法中单独作出规定。

2、应当扩大刑事赔偿范围

刑事赔偿范围过窄，免责条款过多，不利于保护受害者权益。尤其是随着1996年、1997年《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修正，刑事赔偿的范围益显狭窄，因而必须扩大。

①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确立使得轻罪重判已非违反刑事裁量权而系违法行为，应将其纳入赔偿范围。《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它在我国刑法中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罪—责—刑的均衡关系，要求罚当其罪，有力地防止了刑罚权的滥用，是对人权的极大保障。国家赔偿法应当适时吸收这一成果，将轻罪重判行为纳入赔偿范围，使犯罪者的合法权益被违法侵害时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其他非法羁押行为，如司法机关以监视居住、取保侯审之名行羁押之实的，侦查机关、监狱部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期满的服刑人员无正当理由超期羁押的，受害人都应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②应当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协调，将取保候审中的违法罚款及违法没收保证金的行为纳入刑事赔偿范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分别规定了对保证人处以罚款和对取保侯审人没收保证金的规定，但对违法擅自收取、没收的保证金以及违法罚款是否返还没有规定。为保障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的合法财产权不被侵犯，国家赔偿法应当将其纳入赔偿范围。

③《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一项及第六项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成为违法拘留、逮捕规避赔偿的借口，为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这两项不宜作为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由。有些国家也未将此作为国家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如1971年《联邦德国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第三条规定：“如果法律规定允许法院或检察官依据裁量终止刑事审判程序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就可以对第二条所指的刑事追诉措施（包括暂时留置、监视留置、暂时拘留等——作者注）进行赔偿。”

④其他违法行为造成人身权、财产权损害的，如侦查机关违法搜查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侦查机关、监狱部门纵容他人殴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侮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服刑人员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对无罪被判处管制、拘役缓刑、有期徒刑缓刑时，判决前被羁押的有权获得赔偿，判决后的刑罚可不纳入赔偿范围；但因此影响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的，应当在影响所及范围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导致受害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赔偿慰抚金。

3、可以扩大民事行政司法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法》第31条列举了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范围，但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能并不仅发生在上述活动中，如在组织诉讼的过程中错送传票而导致他人死亡，因此须从实践需要出发，考虑扩大赔偿范围。对于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违法造成他人损害的，亦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错判的，似应以因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造成者为限，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限于无法执行回转的那部分损失。

4、应明确《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与《民法通则》第121条的关系

《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是否可不受《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的限制，在适用时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有观点认为，国家赔偿法是规定国家赔偿问题的基本法律，完全取代了民法通则第121条的规定。如果认为《国家赔偿法》是关于国家赔偿责任的基本法律，并结合其第二条中“……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进行分析，则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道理。

目前有关著作在论及国家赔偿法的渊源时，在不同的意义上提到了民法。有的是在回顾历史发展或作比较法研究时提及，认为“渊源于民法的国家赔偿法却脱离了民法”；有的则认为《民法通则》第121条概括性强，凡是《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国家侵权行为应当追究赔偿责任的，可适用该规定。在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不同而各异。

事实上，《民法通则》第121条不仅为国家赔偿制的建立提供了实践经验，促进了《国家赔偿法》的产生，目前在《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有限的情况下，这一规定仍然对《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有补足的作用，为国家赔偿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提供更为广阔的实践基础。须注意的是，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国家赔偿法，未列入赔偿范围但又未明确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事项。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5、应改变国家赔偿范围的确立方式

赔偿范围的内容是国家违法行为，但违法行为样态万端，不可能被一纸清单列举穷尽——已列举出的也只是立法者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对之的认识，因而以列举违法行为的方式确立赔偿范围实不可取。就立法技术而言，一国法律制度应保持适度的弹性，以使其能够与时俱进，同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尽量保持一致。这一目标以列举的方式不可能实现。有鉴于此，赔偿制度先进的国家都以概括的方式确立赔偿范围。如瑞士《国家民事责任法》第一条规定：“日内瓦行政区对于司法官于执行职务时，因故意、过失或疏忽之不法行为，致使第三人受有损害者应予赔偿。”《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规定：“担任行使国家或公共团体公权力之公务员，有关行使其职务因故意或过失违法加损害于他人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应负赔偿之责任。”

我国司法赔偿范围过窄主要受制于列举的确立方式。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应以精炼的归责原则统率赔偿范围，用概括的方式规定所予赔偿的事项，而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事项，从而扩大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赔偿请求权。

（三）国家赔偿的程序

国家赔偿的程序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实现过程，更是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救济或恢复的途径。缺乏程序保障的权利无法实现。国家赔偿的程序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决定着赔偿请求人的权利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

《国家赔偿法》将赔偿程序分为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其内容均由确认违法程序和赔偿决定程序组成。行政赔偿程序可以与行政复议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相衔接，基本上能保证求偿人实现其权利。司法赔偿程序则是国家赔偿法的“瓶颈”：确认违法程序极端粗糙；赔偿委员会的功能严重缺失，因此整个程序基本上失却价值。此外，国家赔偿程序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如何协调立法未作规定。以下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相关法律提出本文建议。

1、应当彻底改造确认程序

①确认程序弊端严重

国家赔偿法事实上赋予了司法赔偿义务机关对违法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由于对确认主体的设定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所以确认结果的公正性难以保证。立法原意是给予赔偿义务机关一个“有错必纠”的机会以维护其形象及威信，但在没有制度依托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极易也往往被扭曲为“有错不纠”的“护身符”。

国家赔偿法对违法行为不区分性质一概由赔偿义务机关确认，与刑事诉讼法相悖，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第三条（三）、（四）、（五）项、第十五条（四）、（五）项规定的违法行为很可能构成犯罪，因而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确认最具权威。立法对此语焉不详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妨碍了受害人实现赔偿请求权。

确认无明确期限，赔偿义务机关能拖则拖，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不过是“一张无法承兑的期票”。

总之，确认程序严重不合理，欠缺“法律的道德性”，应当全面改造。

②对确认程序的重新设计

应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依侵权行为的不同性质及侵权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性质来确定确认程序及方式。公安、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因而对公安、检察机关的某些违法行为不宜由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人民法院在各种诉讼中的违法行为，除错误裁判可循二审及再审程序救济外，其他行为上级人民法院尚无监督方式。上述行为由赔偿委员会确认（以重新设置赔偿委员会为前提，见后论述）较为合理。

第一，事实行为侵权的，赔偿请求人有权要求赔偿义务机关确认。赔偿义务机关确认侵权行为存在的，赔偿请求人可启动赔偿请求程序；不确认或确认不存在的，可要求赔偿委员会确认并提出赔偿请求。赔偿委员会确认存在的，可同时决定赔偿金；确认不存在且该行为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赔偿请求人可依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及第170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即为对之的确认。

第二，对于侦查、检察、监狱管理机关作出的刑事非裁判行为以及其他违反职责的行为，赔偿请求人应当向作出该行为的上一级机关申请确认。该机关不予确认或对其确认结果不服的，赔偿请求人可请求赔偿委员会确认。

第三，对于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判行为，赔偿请求人可依上诉程序及再审程序申请确认。

第四，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采取的诉讼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以及其他违反职责的行为，赔偿请求人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该机关不予确认或对其确认结果不服的，赔偿请求人可请求赔偿委员会确认。

2、应协调国家赔偿程序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十五条第（四）项、第（五）项等规定的违法行为在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虐待、体罚被监管人员罪的情形下，赔偿请求人应依刑事赔偿程序获得赔偿还是应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国家赔偿法没有作出规定，我国学界也认识不一。有观点认为，应当优先适用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民事赔偿，因为国家赔偿法相对于刑事诉讼法来说是特别法；即使已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的，附带民事判决也应依审判监督程序撤销，而后依国家赔偿程序解决。另有观点认为，无论哪种程序对受害人都是可以适用的救济程序，受害人可自由选择，亦可在所选程序不能弥补其损失时启动另一程序，不过不能获得双重赔偿。

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的犯罪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违法职权行为，它更多地表现了公务员的某种缺陷或恶意，体现为公务员自身的过错。许多国家对这种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在美国和新西兰，公务员的殴打、诽谤、恶意引起的侵权后果由公务员自己承担责任。法国行政法理论认为这种情形是公务员的个人过错，并且认为当公务为过错的完成创造条件时，公务执行中的过错同时构成公务过错和公务员本人过错。此时，受害人可以向普通法院，适用民法规则要求公务员赔偿全部损失；也可以向行政法院，适用行政法的规则要求行政主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受害人不能得到双倍赔偿。法国的上述理论对受害人的利益、公务员的利益、行政主体的利益综合考虑，值得借鉴。

国家赔偿法不仅具有补救受害人权利的功能，而且有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不侵害人民权利—防范违法—的功能。为促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及国家机关履行对其工作人员的监管职责，应当承认两种责任并存。据此，国家赔偿程序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受害人的不同救济途径，受害人可选择有利于已的途径求偿，在所选程序不能弥补损失时可启动另一程序求偿。

3、可考虑重新设置赔偿委员会

国家赔偿法规定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内设置的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这与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协调，从而导致无法合理解决赔偿案件。由于目前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就案件审理进行请示、汇报，当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时，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难以保证公正；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及职权关系微妙，赔偿委员会也不适于审理检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赔偿委员会的审理程序实行书面审理不公开进行，也难以保证其决定的公正性。由于体制制约，赔偿决定也无法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赔偿委员会设置在人民法院导致其功能缺失，从而影响司法赔偿案件的合理解决。因此必须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对赔偿委员会的设置。

其于我国的体制及司法体制，赔偿委员会设置在地级市（行政公署、自治州、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之下比较合适，这样既可免除赔偿义务机关设在任何一家司法机关的尴尬，又可使赔偿案件的处理处于人大的监督范围内，有利于保证公正。在组成方面，赔偿委员会由来自于本级人大的法律委员会及本级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公安、国安部门以及律师界的代表组成。在权限方面，赔偿委员会有权最终确认无法进入审判程序的行为的合法性，如人民法院采取的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人民检察院的没收保证金、搜查等行为。在程序方面应当实行公开审理，允许双方言词辩论。赔偿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决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不服者可向其申诉，也可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及上一级赔偿委员会申诉。同级人大常委会对申诉可依个案监督程序处理。上一级赔偿委员会认为决定错误的，可通过本级人大常委会向下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意见。赔偿决定可由人民法院参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执行。

（四）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及赔偿方式

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即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根据损害程度确定赔偿额的计算准则。从国家赔偿制度在各国的实践来看，大致有惩罚性、补偿性、慰抚性三种计算标准的原则。我国目前采慰抚性原则，称为“生存权保障原则”。

依慰抚性原则，我国对受害者所受财产损失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人身权所受损害只赔偿身体所受损害及直接损失而不赔偿精神痛苦及间接损失，且有最高额限制。与民事侵权法赔偿实际损失相比，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低，事实上不足以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因此我国可考虑采用补偿性原则，提高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与民事赔偿标准达到基本一致。在一定情况下可考虑赔偿精神损害，对因“武断专横和行政（司法）权力的骇人的滥用（德夫林勋爵语）”的受害者的精神痛苦以慰藉。

1、对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额应当有一适当的幅度。人身自由具有目的与手段双重价值，作为目的的自由是个人人格的体现，就此而言人人平等；作为手段的自由则是个人获得收入、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因而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其手段性价值不同，以目前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确定赔偿额时应当斟酌关押的种类、时间，本人应得利益的丧失，精神上的痛苦等诸因素，最后确定一合理数额。

2、造成身体健康权伤害的，应当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造成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丧失的，残疾赔偿金应考虑受害人的年龄大小、健康状况、家庭因素等确定。以目前的赔偿计算标准，甚至连生存权都无法保障。例如，一个20岁的青年被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造成重伤以致丧失全部劳动能力的，如按社会平均寿命计算，最高额的赔偿金也无法保障其生存。

3、造成财产权损害的，不仅应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直接损失系指既得利益的丧失；间接损失系指现实可得利益的丧失。现实可得利益是指已具备利益取得的条件，若无加害行为发生则可必然实现之利益，如法定孳息及天然孳息，此外若有相当证据证明某收益必可实现的亦属之。风险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是收益也可能是损失，不予赔偿。

国外一般对间接损失予以赔偿，如日本、法国、韩国等。1947年3月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关于法国电力公司的判决中指出：“如果将来的损害是可以立即评价的则应当对其进行赔偿，因为它是对现状的直接延伸。”更有学者倡言：“现代工商社会，由于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所失利益往往大于所受损害，因而对所失利益的赔偿，益见其必要。”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冻结、查封措施足以使其一蹶不振，因此赔偿间接损失对其尤为重要。

4、应当考虑对精神损害以慰抚金的形式予以赔偿。所谓精神损害，系指公民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损害，表现为受害人产生的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精神痛苦，严重者甚至导致精神分裂。对公民人身权受损后应获精神赔偿是对之的尊重，这是二战以来法治发展进步的标志。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系“借物质之手段达精神之目的”，可使受害人感到慰藉并可在其他方面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逐渐遗忘其痛苦，从而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在行政赔偿责任发达的法国，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1961年11月2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工程部长诉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物质损害，儿子的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是可以作为给父亲赔偿的充分理由的，从而在国家赔偿中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

人体生理或心理遭受损害都会引起精神痛苦，因此在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时应对上述两方面的侵权来源均应考虑，不能局限于《国家赔偿法》第30条所规定的情形。

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对精神损害予以慰抚金赔偿应当有所限制。一般可限于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遭受损害的情形，若人身自由遭受侵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应给予赔偿。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主要参照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同时斟酌侵权情节，损害后果等因素。一般而言，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情形应当给予受害公民以慰抚金。

（五）国家赔偿费用

国家赔偿费用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向赔偿请求人支付的费用，它是受害人实现赔偿请求权的保证。国家赔偿费用一般由国库支出，但在确定具体来源及管理方式时既受财政体制的制约，又应考虑保证受害人能得到合理适时的救济以及防止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或滥用赔偿等因素。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赔偿费用的来源及管理作了具体规定，但在实践中以下环节存在弊端：

第一，国家赔偿费用的来源得不到保证。《办法》第六条规定：“各级政府应当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一定数额的国家赔偿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有些地方财政收入很低，不肯也不能为赔偿费用作出单独预算，从而导致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无法实现。

第二，赔偿金的支付存在弊端。《办法》第八条规定：“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本条的意图原在于保证受害人可得到及时的救济，且可监督赔偿金的支付。但由于有些赔偿义务机关担心影响领导政绩及本机关形象，往往用自己“小金库”中的钱来支付赔偿金，不再向财政机关核拨，以至发生某市赔偿费用5000万却未动用的奇迹。这种现象使得财政机关对赔偿义务机关的监督功能荡然无存。

基于以上情况，赔偿费用的预算列支与支付应当改进：

1、应对赔偿费用的预算列支加强监督。同级人大在审议预算时，发现赔偿费用未列入预算或数额显然过低的，应不通过对其的审议。该地区确实经济困难的，国家财政可拔付赔偿补助金，但严禁挪用。同级人大及上级财政机关对该项资金的使用应加强监督。赔偿费用支付方式上，赔偿请求人凭赔偿决定书可直接向财政机关申领赔偿金。

国家赔偿申请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刑事赔偿 程序

一、刑事赔偿程序概述

刑事赔偿程序是指解决刑事赔偿纠纷所应遵循的程序，是刑事司法侵权受害人实现刑事赔偿请求权的方式、方法和步骤。“程序法规范虽然不直接规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但实体法规范必须借助于程序法规范才能实现，因此可以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所以，从刑事赔偿程序的价值意义上讲，刑事赔偿程序不仅仅是国家刑事赔偿责任的实现过程，更是受害人所受损害得以救济的过程。法律规定赋予了公民某种权利，却没有规定实现此种权利的途径和保障措施，那么这种权利就形同虚设。刑事赔偿程序的设置一方面对刑事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职权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为受害人实现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和制度依靠。正因为如此，刑事赔偿程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刑事赔偿范围等实体性问题。“虽然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但如果赔偿程序完善，我们至少还能够保障‘低水平的正义’；如果赔偿程序也不完善，那么，连‘低水平的正义’都可能无法实现。”

（一）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特点。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等存在差异，表现在刑事赔偿立法上也各有特点。我国刑事赔偿程序有以下特点。

一是刑事赔偿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一并规定在《国家赔偿法》中，并且刑事赔偿程序适用行政赔偿程序的部分规定。

二是刑事赔偿只能单独提出。有别于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赔偿的规定，国家赔偿规定刑事赔偿只能单独提出，进行司法侵权确认，然后进入先行处理程序。

三是先行处理程序、复议程序为必经程序（如果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则直接进入决定程序），否则刑事赔偿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

四是采用国际通行原则，法院终局解决刑事赔偿纠纷。先行处理程序之后，争议仍然存在，受害人进入复议程序（如果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则直接进入决定程序），如果还有异议，则请求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终局决定，受害人不再有其他救济途径，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程序。

五是法院赔偿委员会解决刑事赔偿纠纷适用决定程序，不适用诉讼程序，采用书面审查，不开庭、不辩论。

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缺陷。“我国现行赔偿法真正问题的症结可能并不在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问题的缺失和落后，相反，恰恰是程序要件的缺失、程序可操作性低、程序设计不合理、程序机制的失效、赔偿责任主体和义务主体混淆等问题造成了现行国家赔偿法制度的‘整体失灵’”。

（二）刑事赔偿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刑事赔偿程序的正当性是刑事赔偿程序的设定和运行所体现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就是程序正义。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判断法律程序正当性应依据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自然正义原则要求“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和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程序的正当过程的最低标准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他必须有行使陈述权和知情权的公正的机会。”所以，刑事赔偿程序的正当性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是最终解决刑事赔偿纠纷的机关必须是中立的。这是自然正义的要求，是人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因此最终解决刑事赔偿纠纷的机关必须不是赔偿义务机关，或者是与赔偿义务机关领导关系的机关，除非受害人本人同意。

二是受害人必须参与到刑事赔偿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刑事赔偿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法律应当允许刑事司法侵权机关与受害人参与诉讼，其中任何一方在对自己的利益存在着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决定制作过程中，如果不能向裁判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或主张，不能与另一方展开辩论，进行说服、交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不公正感源于其主体地位被裁判机关的否定。

三是刑事赔偿程序必须符合透明性原则。透明性原则，要求受害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一个公开、公平的场合，就各自的主张进行举证、质证、辩论。并且要向当事人及社会公开，允许旁听和记者报道。只有这样，才能将赔偿审理活动置于当事人和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保障刑事赔偿程序的公正性。

四是刑事赔偿程序必须符合效率性原则。程序是一个过程，而过程只存在于特定的时间阶段中，刑事赔偿程序并非是无休止的救济程序，它因最终裁判而结束。因此刑事赔偿程序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结束，否则在超过正常人所能忍受的时间以外得来的救济，可能给受害人造成新的痛苦。

五是刑事赔偿程序必须遵循平等性原则。刑事赔偿纠纷不同于其他纠纷，受害人面对的是公安司法机关。这些机关曾经代表国家对受害人进行刑事追诉，对受害人而言，其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如果法律设定的救济程序没有明确规定侵权者和受害者程序地位的平等性，那么这一救济程序将形同虚设。

二、确认程序的存废

刑事确认是指确认机关对赔偿申请人提出的赔偿申请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应予以赔偿的法定程序。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原则，所以确认就是审查刑事司法机关行为是否存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违法侵权情形。刑事确认是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是刑事赔偿的第一道关口。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刑事确认的规定仅仅体现在国家赔偿法第20条，该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15条、第1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本法第15条、第1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国家赔偿法对该程序仅作了简单、粗糙的规定，对确认主体、确认程序、确认期限、确认的形式、确认的法律效果以及对确认结果不服的救济途径等都缺乏相应的规定，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也导致了申请确认的困难。”因此各赔偿义务机关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确认问题各自进行了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2月6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对确认程序作了明确规定。2005年11月9日又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18日公布《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法院系统办理确认案件遵循的程序。但是由于检法两家对刑事确认上的不统一性，致使法律效力相同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的规定存在不少不协调的地方。

（一）刑事确认程序存在的缺陷。“可以这样说，如果行政赔偿程序尚存在着种种不足的话，那么司法赔偿程序则存在着致命性的缺陷，而缺陷的根源正在于赔偿确认程序。因此，确认程序是整个司法赔偿程序重构的核心。”确认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赔偿义务机关为维护自身声誉，不愿正视职权行为违法和给予赔偿的“挡箭牌”，从客观上看，约有44%的请求人却因各种原因未能提供确认文书而无法进入赔偿程序。正因为如此，确认程序称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甚至成为学者们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认为，确认程序举证责任不合理，先行处理程序是与虎谋皮，申诉程序形同虚设，确认程序只能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失去了平衡对话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有的学者干脆称确认程序为缺德程序。

刑事确认程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认程序明显违背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基本内容，而确认程序对确认主体的设置却恰恰是自己对自己侵权行为的确认。《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应当依法确认，未经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的赔偿申请不应进入赔偿程序。”根据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制度，确认由检察机关刑事赔偿办公室根据相关部门的审查意见决定，并制作《刑事确认书》。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侵权机关以不予确认阻碍受害人进入赔偿程序和避免外界的指责，200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规定侵权机关不予确认决定必须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规定：“申请确认由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受理，但申请确认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确认权上提一级，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从有关这些确认程序的规定来看，检法两家都认识到了确认程序确认主体设置的不合理性，试图从形式上进行掩饰，但无法改变其本质缺陷，欲盖弥彰。

二是确认的内容与决定的部分内容重合，增加受害人的负担，且不符合效率原则。赔偿决定应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和决定结论，任何一个赔偿决定，既要查清行为、情节、后果等案件事实，也要适用相关的法律规范，只有在事实和法律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最终结论。确认，是确认侵权行为违法或符合应当赔偿的情形，这些内容在决定作出过程中需要重复进行，否则决定就是不完整的。因此确认程序与决定程序必然重合，有画蛇添足之嫌。

三是确认程序严重阻碍受害人申请赔偿权利的行使，人为造成上访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确认程序作为前置程序，不予确认，就不可能进入赔偿程序，加之确认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往往受害人在申诉不成的情况下就无任何法律途径可循，导致受害人“状告无门”，不得已采取法律以外的上访途径谋求权利的维护。特别是一审二审判有罪，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基层检察机关和市级检察机关对法院改判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确认基层检察机关刑事司法行为违法，对受害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二）笔者对确认程序的态度。学者对修改确认程序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废除，另一种在现有基础进行修正。《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提出了两个建议方案：一是完全废除确认程序，由法院在统一的诉讼程序中一并确认和判决，不再保留专门的确认程序；二是废除现行的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行为违法的制度，改由法院确认。笔者认为在民事侵权纠纷诉讼中，侵权事实的审查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同样是侵权纠纷，只是因为侵权机关是公安司法机关就设置一个纠纷处理的前置程序极不公正，同时考察其他国家刑事赔偿立法，也鲜有确认前置程序一说。像刑事赔偿归责原则部分分析的一样，我国刑事赔偿立法将来采用以结果归责原则主的归责原则，因确认是确认违法，那就更无确认程序立身之地。加之对确认程序缺陷之分析，该制度本身就违反自然公正之原则，其存在的前提缺乏正当性，程序设计存在重复性，增加受害人讼累，不符合效率原则，理当彻底废除。

三、先行处理程序的修正

先行处理程序，是指刑事赔偿请求人先依法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予以先行处理的程序。法学理论上将其称之为“先行处理”或“协议先行”原则。《国家赔偿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请求。”，可见现行刑事赔偿制度确立了先行处理原则。先行处理原则作为一项赔偿程序原则，为了体现分权原则和疏减讼源，各国国家赔偿法基本上都确立了该原则。

（一）先行处理程序的优越性分析。之所以赔偿程序将先行处理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一是刑事赔偿纠纷由侵权机关先行处理，侵权机关提供了一个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有利于改善和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二是侵权机关了解案情，熟悉业务，该程序简便迅速，能节省受害人和侵权机关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使受害人的损失尽早得以弥补；三是先行处理程序能够疏减讼源，减少法院的压力；四是先行处理程序为受害人和侵权机关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商谈的平台，有助于消除对立情绪，避免矛盾激化，有利于社会稳定。

（二）我国刑事赔偿先行处理程序应确立协商原则。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先行处理程序，一般是请求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受理---立案---决定赔偿或决定不予赔偿，对作出决定之前没有具体规定双方进行协商。这种模式的先行处理实际是先行决定，受害人没有真正参与到先行处理的过程中来，受害人只能被动接受处理结果，失去了同赔偿义务机关的平等对话协商的机会，使得先行处理程序的存在价值被大打折扣。“在国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都相当重视协议程序，并将其作为法定的必经程序。”正是因为国家赔偿法先行处理程序的这一缺陷，使得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处理没有显现出该程序的优越性，反而招来学者们众多批评。协议能够提高办案效率，体现程序的效率价值，有助于缓解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又具有平衡与协调价值。我国法律一直以来遵循协商原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解决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刑事自诉案件都适用协商原则，因此在刑事赔偿程序的先行处理程序中明确协商原则，并对协商程序进行详细规定，既体现对受害人权利的尊重，又符合法律协调一致性要求，当属必要。

（三）先行程序作为必经程序的必要性分析。由于我国赔偿法对先行处理程序规定不具体，实践中又存在利用该程序阻碍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实际情况，有些学者建议将先行处理程序改为选择程序。“我们建议，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可以保留，但不能规定为必经程序，只能作为选择程序，即当事人可以申请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其上级机关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或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建议将先行处理程序改为选择性质的先行处理程序，让受害人自己进行选择，他可以先向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双方进行协商解决；他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通过诉讼程序来尽快弥补其损失（当然，在诉讼程序中仍然可以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先行处理程序就成为了受害人可以选择的一种救济途径，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受害人实现权利的障碍。”考察各国赔偿法的立法，虽然各国赔偿法规定的主管机关并不完全相同，但多数国家和地区规定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并且先行处理程序一般是国家赔偿的必经程序，对先行处理作出的赔偿或拒绝赔偿的决定不服，或者主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决定时，赔偿请求人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笔者认为刑事赔偿先行处理程序应当为必经程序，因为：一是先行处理程序的价值之一就是疏减讼源，减轻审判机关的压力。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和受害人就赔偿纠纷达成协议，受害人权利得到救济，不需要进入繁杂的诉讼程序之中，便捷迅速，充分体现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原则。二是中国历来就有“厌讼”“惧讼”之传统，“私了”盛行，先行处理程序，为赔偿义务机关和受害人提供了“私了”的平台，与我国传统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土壤。纠纷得以处理，赔偿义务机关的侵权行为没有被张扬，对受害人而言权利得到了救济，对赔偿义务机关而言社会威信得以维护，何乐而不为？三是受害人和侵权机关本身的对立性，决定了受害人不可能自愿将纠纷交给对立方来解决，也不愿意在有其它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同侵权机关平等协商。因为受害人请求赔偿的目的，一方面是寻求权利的救济，另一方面也是寻求对侵权行为的否定，借以恢复自己的名誉。在我国当前基层公安司法机关社会威信度大大下降的状况下，如果将先行程序改为选择程序，实际结果和将该程序废除没有什么不同。四是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先行处理程序作为必经程序予以规定，我国先行处理程序规定为必经程序有实践依据。

四、对刑事赔偿国家主动性问题的认识

北京律师墨帅在2006年2月4日新京报撰文《国家赔偿能否变“被动”为主动》，提出“将受害人自行提起赔偿请求，变为由国家赔偿机关主动启动赔偿程序，将被动接受申请转为主动给予受害人相应赔偿请求，并将其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而不必“坐等”受害人登门索赔”。类似的主张近来常见之于报刊杂志。其实对国家赔偿，国家主动还是被动，在国家法赔偿颁布之初就有学者认为我国国家赔偿坚持了主动赔偿原则。国家赔偿法第20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据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认为“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主动赔偿。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不管受损失人是否提出赔偿要求，都应当主动予以赔偿。因此，国家赔偿法特别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应当给予赔偿的，应当给予赔偿。”坚持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主动赔偿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这样可以减少受害人的“讼累”，彰显法治精神和恤民情怀。

笔者认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不应主动赔偿，原因如下：其一，国家赔偿法第20条之规定其立法原意应是对确认赔偿事项，国家应当承担赔偿义务，而非国家主动向受害人赔偿。不然国家赔偿法就没有必要再就刑事赔偿的申请、复议、决定程序进行规定。其二，受害人申请刑事赔偿作为刑事赔偿程序的启动，坚持了程序启动“不告不理”这法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否申请刑事赔偿是受害人的权利，受害人有权主张，也有权处分。其三，刑事赔偿其主要价值是对受害人进行权利救济，另外就是其预防功能，即通过行使申请权制约赔偿义务机关纠正错误，预防再犯。如果刑事赔偿变被动为主动，此项功能便无从实现。其四，考察各国刑事赔偿程序之立法，大多是赋予受害人申请权启动赔偿程序，很少国家主动赔偿。

但是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刑事赔偿请求人不懂法律、不知道申请、不会申请、甚至害怕申请的现实，导致刑事赔偿申请率过低，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救济。据统计1995年至2004年，山东省法院判决宣告无罪被告人申请国家赔偿的仅为宣告无罪被告人的0.5%。针对这个现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告知赔偿请求权的程序制度。笔者认为山东省高级法院的作法在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在将来的赔偿法修改中，根据笔者上文的论述，根据无罪赔偿原则，赔偿义务机关将作无罪处理的案件，根据刑事赔偿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受害人赔偿的，告知受害人有刑事赔偿申请权，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刑事赔偿。如此立法，既能坚持刑事赔偿程序“不告不理”基本法理原则，又能解决刑事赔偿请求人不懂法律、不知道申请、不会申请、甚至害怕申请的现实，比较切实可行。

五、刑事赔偿复议程序的废除

刑事赔偿案件的复议是指刑事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后，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受理或逾期不作答复，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确定的数额或者赔偿决定确定的赔偿方式不满，在法定期限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对刑事赔偿案件争议的事由再次进行审查，并对原赔偿决定作出维持或变更的决定的活动。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刑事赔偿案件复议程序只适用于公安、国家安全、检察、监狱机关等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经先行处理程序后，直接进入决定程序。刑事赔偿复议程序作为受害人的一项救济途径，确实为受害人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增加了一次机会，作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也纠正了刑事赔偿义务机关数量相当的错误赔偿决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像其他刑事赔偿程序那么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是该程序的设置也存在一些问题。

复议，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对已做决定的事再一次的讨论。复议应该是行政法上的概念，是运用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上级机关审查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判定是否违法或不当，并予以纠正的活动。复议申请人与行政机关存在法律地位不平等性，复议的对象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约束当事人的行政行为，复议的目的是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修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权纠纷解决途径。国家赔偿制度源于民事赔偿制度，西方国家在国家赔偿立法中很少设置复议程序作为先行协商程序后的救济程序，而是直接进入诉讼程序。现行刑事赔偿程序确立复议程序，笔者推测立法者当初应该是受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法律地位不平等这一错误思想的支配而进行立法的。如果在将来的刑事赔偿制度中确立协议先行程序，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平等地先行进行赔偿协商，如果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刑事赔偿纠纷到此结束，不存在复议程序存在的空间；如果双方达不成赔偿协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根本就不与受害人协商，因此进入复议程序，那么复议机关实际上是对赔偿义务机关和受害人的纠纷进行审理，而不是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进行审查。由于复议机关是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其地位的不中立性决定了其公正性存在瑕疵。加之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是解决纠纷的最终决定，有浪费受害人时间，增加讼累之嫌，因此笔者建议在将来的刑事赔偿立法中，废除复议程序，先行协商不成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六、决定赔偿程序应修正为诉讼程序

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纠纷规定的最终解决途径是赔偿委员会的决定赔偿程序。决定赔偿程序的设置的不合理性，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实际问题，亦是学者们对刑事赔偿程序予以批判的热点问题之一。“决定程序不公开、不质证、不辩论、一裁终局，既非行政程序又非诉讼程序，不伦不类。当事人不服、不信、不履行，也无从救济。”这些成为该程序缺陷的集中表现。

考察该程序的立法，起初国家赔偿法草案规定的是诉讼程序而非决定程序。草案第24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不予通知或者在两个月内与请求人达不成赔偿协议的，请求人可以在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专家意见，将草案规定的诉讼程序修改为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程序。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专家意见是什么意见，无从考证。有的学者认为，之所以将诉讼程序修改为决定程序，是因为“刑事损害赔偿的义务机关，必定是国家某个司法机关，如公安机关、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此，用‘到法院告法院’，‘到法院告检察院’的方法进行诉讼，在理论上是一大难题，从实际操作来看，诉讼中的回避、强制执行等具体问题的解决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因为法院、检察院其主体的特殊性而排除适用诉讼程序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一，赔偿诉讼原则是各国赔偿程序遵循的基本原则，既然法院、检察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受害人进行了侵害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在赔偿诉讼中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被告，并不因为法院、检察院的特殊性而另辟他途设置新的程序。其二，在我国，公安机关在行政赔偿中可以进入诉讼程序称为被告，政府在行政诉讼中成为被告，那么法院、检察院有什么理由不能在刑事赔偿诉讼中成为被告呢？其三，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单位犯罪，法院、检察院作为机关法人完全有可能触犯某条款构成单位犯罪，那么法院、检察院在刑事审判中就必然作为被告人接受审判，并不会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而排除到单位犯罪主体之外；同理，如果法院、检察院作为机关法人从一般民事行为产生纠纷，也不能因其身份的特殊而排除接受民事审判的可能。2006年7月4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涉嫌单位受贿案在昌吉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就是例证之一。笔者认为片面强调法院、检察院的特殊性，而排除适用诉讼程序，实际上是立法者官贵民贱的封建残余思想和司法机关高高在上的特权思想在刑事赔偿立法上反映。一个案件是否适用诉讼程序应该是根据纠纷的性质来决定，而非根据这个案件中一方的身份而定，刑事赔偿案件和一般侵权赔偿案件除却侵权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外，其纠纷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这种侵权的共同性决定了刑事赔偿应当适用诉讼程序。

七、对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改造

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设置、程序及完善问题是刑事赔偿程序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赔偿委员会的定性，我认为它基本上属于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行政程序。它是‘一审终审’，双方当事人不见面、不开庭，采用书面开会式、讨论式的一种典型行政程序。其中责任人不到场，申请人无法获取听证，一切不透明。既没有双方的参与与对抗，也没有严格的听证，程序不公平。”如果将决定程序修正为诉讼程序，那么就必须对法院赔偿委员会进行对应改造。

（一）刑事赔偿工作机构现状。根据现行刑事赔偿的有关规定，刑事赔偿工作机构在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一般为该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检察机关为刑事赔偿办公室（一般与控申检察部门合署办公），法院为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法院赔偿委员会是刑事赔偿的最终决定机构，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设赔偿委员会。以山东省法院系统为例，鲁高法[1995]130号《关于设立赔偿委员会机构的通知》要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编制、机构单列，截至1996年2月6日，省院、全省中级人民法院都健全了机构。2001年因机构改革精简人员编制，省法院和大部分中级法院撤销了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的独立编制，改为挂靠或与其他机构合署办公。后来部分中级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恢复了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的独立编制。现在赔偿委员会办公室有挂靠、合署、独立设置三种形式，省法院目前挂靠行政审判庭。基层法院普遍设有由分管院长任组长的理赔小组，负责办理本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事务，理赔小组其他人员一般由审判监督庭或者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兼任，具体办理本院的赔偿事宜。

法院赔偿委员会的组成。根据199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设立赔偿委员会的通知》的规定，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由3名或5名委员，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由5名或7名委员组成。赔偿委员会委员由审判员担任，其组成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赔偿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副院长兼任，亦可设专职主任主持工作，下设办公室，配备2名至5名工作人员。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权限是讨论、决定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解决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争议，行政赔偿诉讼由行政庭办理。另外，设有赔偿委员会的中级以上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时，一般委托赔偿委员会处理，接受申请，参与协商，代为制作法律文书，但是赔偿委员会处理本院的赔偿案件仅仅是受委托行为或行为，自己没有主体资格，无权作出决定，只能由本级法院决定。赔偿委员会办公室，是赔偿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机构，负责案件审理，赔偿委员会会前准备、会议记录，草拟会议纪要等工作。

（二）学者们的几种改造意见及评价。针对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对赔偿委员会的改造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赔偿委员会设在法院，当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时，就出现法院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形，程序设置有失公正，且实行一审终审，没有监督，出现错误决定不容易纠正，建议设立中立性的机构“国家赔偿委员会”，隶属权力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对刑事赔偿案件行使最终决定权。第二种意见认为，赔偿委员会设置在地级市以上的人大常委会之下，由本级人大的法律委员会及本级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法学专家学者组成，决定程序实行公开审理、辩论原则、申诉原则。第三种意见认为，目前赔偿委员会可以设在法院，但要提高它的审级，比如说可以放在高级法院，应由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不了的可以考虑由国家设置国家赔偿委员会，可以放在人大或相应机关，但不应放在公检法里，要任命大法官作为赔偿委员会的委员来主持裁决。第四种意见认为，刑事赔偿案件由普通人民法院管辖存在弊端，应设立专门的刑事赔偿法院来管辖刑事赔偿案件。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意见都对赔偿委员会的改造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也都存在一些缺陷。按照第一种意见，在权力机构或司法行政机构设立国家赔偿委员会，确实可以解决赔偿委员会的中立问题，但这样的裁判组织实际上更像仲裁机构，如果受害人对最终决定不服如何解决，单纯依靠申诉途径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在当前中国法治现状下令人怀疑。再者笔者前文已经论述刑事赔偿纠纷的性质决定了应当适用诉讼程序，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致命缺陷是缺乏强有力的救济途径，将赔偿委员会设在权力机关，那将更无任何机关可对赔偿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监督，受害人将更无救济途径可言。第二种意见和第一种意见类似，只是更加细化，明确了赔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决定程序，一样存在第一种意见的缺陷。第三种意见实际基本坚持了现有体制，只是相应提高审级。但是大多数刑事赔偿案件发生在基层，让受害人到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作出赔偿决定，路途遥远，徒增负担。第四种意见既解决了管辖刑事赔偿案件机构的中立性问题，又坚持了赔偿诉讼原则，该说比较理想。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符，也缺乏基础，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

（三）笔者对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改造意见。笔者认为对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改造必须坚持赔偿诉讼原则，在现行司法体制框架基础上进行重构。在中级以上法院设立刑事赔偿审判庭代替赔偿委员会，将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改为刑事赔偿诉讼程序，实行二审终审制，公开审判，举证质证，允许当事人上诉。刑事赔偿审判庭负责受理、审理、判决下一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行政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刑事赔偿案件。刑事赔偿审判庭的审判员由本级人大任命，接受人大监督。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委员会的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国家赔偿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此类赔偿的监督职责，导致监督缺位，权力失衡，错误的赔偿决定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刑事赔偿审判庭替代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改为诉讼程序，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赔偿判决可以提出抗诉，进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缺位的现状就可以改变。各级人民法院成立刑事赔偿办公室，编制单列，不附属刑事赔偿审判庭。刑事赔偿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代表本院与受害人就刑事赔偿进行协商。在全国人大常务委会下设国家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赔偿判决有争议的案件。笔者认为这种设计可以最大程度上克服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不公开、不质证、不辩论、一裁终局，无救济途径等缺陷。“一个公平的法律程序组织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做出公正决定的可能性。”笔者也希望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对刑事赔偿“公平法律程序组织形式”的构建有所帮助。

八、刑事赔偿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现行国家赔偿法没有专章专节规定执行程序，也没有专条专款规定有关执行的措施，只是在第23条第三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赔偿决定执行难，是目前国家赔偿工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的学者在论述刑事赔偿决定执行的特点时，将执行方式的非强制性作为特点之一。其理由是国家既是刑事赔偿主体，又是履行赔偿决定的义务主体，还是赔偿决定的执行主体，集义务与执行于一身，不可能对自身采取强制办法落实赔偿决定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混淆了刑事赔偿主体和履行刑事赔偿义务主体的概念。因为国家作为虚拟主体，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的确立了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并且多数将侵权机关确立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负责赔偿义务的履行。所以说刑事赔偿的主体是国家，履行赔偿义务的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义务机关拒不履行赔偿决定的，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从法理上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属于生效的法律文书，与法院其他业务庭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一样，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还有的观点认为刑事赔偿决定之所以无强制执行性，是因为执行对象是国家公共财产，大多数国家一般都将公共财产排除在强制执行范围之外。多数国家把公共财产排除在强制执行之外是正确的，但并非完全和绝对的排除，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的范围加以特别界定，对公共财产中财政财产采取有条件的强制执行。在我国行政赔偿中，政府财政财产可以强制执行就是例证。所以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至于刑事赔偿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执行措施，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强制措施，可以划拨、罚款、提出司法建议，以至于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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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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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嗣元、石佑启编著：《国家赔偿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53页。

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25页。

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25页。

参见徐静村主编：《国家赔偿法实施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29页。

参见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实务操作与理论探讨》，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44页。

章剑生：《国家赔偿、公民权利与程序正义》，载中国公法网，2003年4月3日。

参见杨小君：《国家赔偿法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2页。

法律只赋予受害人申诉权。《国家赔偿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

参见国家赔偿法课题调研组：《〈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05年9月1日。

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47页。

参见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实务操作与理论探讨》，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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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嗣元、石佑启编著：《国家赔偿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61页。

徐静村主编：《国家赔偿法实施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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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48页。

段明学：《国家赔偿宜由“被动”变为“主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4期。

顾昂然：《国家赔偿法制定情况和主要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

法国的刑事赔偿程序是一个例外，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同时，作出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的决定，书面送达请求权人，请求权人如果不服法院作出的裁定，可以在裁定送达后6个月内向第一审法院所在地法院检察机关呈递请求状。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70页。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4月3日《关于我省法院系统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情况的报告》。

参见向泽选、武晓晨、骆磊：《法律监督与刑事诉讼救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99页。

根据山东检察机关的统计，1998年至2005年共立案审查刑事赔偿案件226件，决定赔偿99件，纠正下级院错误决定21件，占立案审查案件的9.3%。参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2006年4月10日《全省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情况报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本，第396页。

国家赔偿法课题调研组：《〈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05年9月1日。

全国人大委员会1994年4月28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修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98页。

2006年7月11日，《检察日报》第一版。

陈瑞华：《国家赔偿法三人谈》，载《法制日报》，2001年1月14日。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4月3日《关于我省法院系统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情况的报告》。

参见刘家琛主编：《国家赔偿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797-8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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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制度变革中的行政赔偿》，载应松年主编《走向法治政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庄会宁、黄玉蓉：《法学专家谈〈国家赔偿法〉四个缺陷》，载《?望》2001年第38期，此观点系陈瑞华教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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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远：《刑事赔偿不该成为法律监督的死角》，载《检察日报》200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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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林等著：《刑事赔偿与执法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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