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向国家求情

这是自2011年3月以来，被中国处死的第五名菲律宾毒贩。

“我很悲伤。”菲律宾副总统比奈说。他原本计划来中国请求国家主席免除这名菲籍女毒贩的死刑，但被中国以“现在不是访华方便时刻”拒绝。

7月3日，菲律宾外交部宣布，这名毒贩已被中国处决。

菲律宾的类似求情，已经是两年半内的第三次，连手法都一模一样：由副总统比奈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递交总统阿基诺三世的亲笔信。不过，结果不同。

2011年2月，比奈的首次“求情之旅”成行，尽管最终没能改变判决，但中国还是将三名毒贩的死刑推迟一个月。同年12月，又一名菲籍毒贩在中国被判死刑，菲政府在民声沸腾中打算如法炮制，却被中国以“无法安排行程”为由拒绝。

这次，拒绝的理由更直接。媒体分析称，“不是访华方便时刻”的背景是，中菲关系因南海问题陷入低谷，并且菲律宾还将中国告上了国际海洋法法庭。

事实上，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向他国求情并非罕事，有的结局皆大欢喜，有的以失败告终。每个事件都有其操作手法，但共同的是，几乎每次都是一场政治较量。 以什么名义“低三下四”

要跨国救人，先得出师有名。挽救生命是“国际求情”最常见的理由，即使对方是一名罪犯；其次，诚意要足。

2005年，一名越南裔澳大利亚人因贩毒被新加坡法院判处绞刑，澳大利亚总理五次向新加坡提出赦免请求；2009年，为拯救在中国被判死刑的巴勒斯坦裔英籍毒贩，英国政府在六个月内与中国交涉了十次，其首相还在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时先后求情，还给总理写了信。

不过，为罪犯求情的尴尬是，自己国家已经废除了的死刑，在其他国家是合法合规，人家那么罚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这种求情常常被指责“干涉他国司法”，成功率比较低，上面提到的两个事件，都以失败告终。

而1994年的迈克尔·费伊案，则从一开始就陷入制度和文化之争。这位18岁的美国少年因喷涂汽车、窝藏偷来的路标被新加坡政府判以鞭刑，美国政府赶紧求情，但新加坡的态度很明确：“（美国）个人随心所欲权力的膨胀，已到了以有秩序的社会为代价的地步。”最终，迈克尔还是没能逃过六鞭的惩罚—这还是新加坡政府看在时任总统克林顿的面子上，给他减免了两鞭的结果。

另一种常见的请求理由是“国家的尊严”，说不上生命与国家哪个重要，但反正很有效。 新加坡拒绝了澳大利亚一次求情，作为“回报”，澳大利亚拒绝了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在澳洲与美国之间开辟新航线的计划。

南苏丹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的经历就像一场“国家尊严之战”。这个经过50多年内战终于独立出来的非洲小国，刚刚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却发现不被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所承认：由于注册时间达不到二年年限，他们被要求使用原苏丹共和国的国旗参加奥运会。

总统萨尔瓦·基尔上诉未果后，又亲自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写信，但都无济于事。罗格说二年年限是早就立下的规矩，不过，最后他用另一种方式给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以尊严：28岁的南苏丹马拉松运动员古尔·马里亚，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国家尚未得到奥委会认证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选手。 怎样求情才能成功

其实，为了自家的事向别的国家求情，对方无缘无故答应的可能性一般不高，但如果展现足够心意，效果可能就不一样。

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飞赴朝鲜“领回”两名因“非法入境罪”和“敌视朝鲜民族罪”被判刑的美国女记者，前后不过20个小时，但这场营救从五个月前就开始了。

派谁去？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人选包括副总统戈尔和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德森。前者够分量，后者有经验：比尔曾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赴朝，救回一名战俘和一名偷渡客。

最后，朝鲜选择了前总统克林顿做特使。美国一名朝鲜问题顾问分析说，克林顿2000年在华盛顿接见了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任期接近尾声还差点访问平壤，这让他在朝鲜备受尊敬。

共识很快达成。根据朝中社的新闻公报，朝鲜最高领导人下达委员长令，对两名女记者予以特赦，克林顿郑重向其“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看法的口信”，两人还在“亲切的气氛中”共进晚宴。朝中社乐观地判断，这次求情“对加深朝美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做出了贡献”。

也就是，在朝鲜眼里，为记者求情并不重要，两国关系才是关键。但美国似乎不这么认为，载着克林顿和两名获释女记者的飞机刚一落地，政治气象表立刻由晴变阴—奥巴马在欢迎致辞中感谢克林顿，只字未提美朝两国关系；希拉里还说，克林顿此行与美朝重新接触的努力以及核问题“完全另当别论”。无疑，这让朝鲜十分恼火。

同样为了一名被捕的女记者，美国还向另一个“邪恶轴心国”伊朗求过情。与朝鲜类似，伊朗对来自美国的情谊十分看重。当时的总统内贾德还专门致函检察总长，要求确保这位记者“充分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法律权利”。

最后，记者洗脱了“间谍”罪名，八年监禁改判为二年，缓期五年执行。在政治分析师们眼里，她是一颗幸运的棋子。因为事件发生时，恰好是美国表示将全面参与与伊朗的多边核谈判之际，有人猜测内贾德借机向奥巴马表“诚意”；也有分析认为，伊朗想借此跟美国交换，让其释放2008年被捕的伊朗人。

反过来，如果不答应求情，结果就很可怕—有一次，新加坡政府拒绝了澳大利亚总理免除一名毒贩死刑的请求，作为“回报”，澳大利亚拒绝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在澳洲与美国之间开辟新航线的计划。 2009年，时任中国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遭一外国学生扔鞋，面对英国警方“严惩肇事者”的表态，反而为他求情。 政治家也会帮外国人求情

尽管维护本国利益是国家求情的主旋律，但领导人为外国公民求情也时有发生，这种无私的行为一般关乎最质朴的人权。此时，求情的国家也能收获好名声，所以要是在新闻里看到某些国家领导者替外国公民求情，不要觉得奇怪。

2010年7月，伊朗妇女阿什蒂亚尼因“通奸”被伊朗政府判处石刑：身体埋在土中，被众人向头部砸石块致死。法国外交部表态“将和欧盟伙伴国共同研究她的案件，以找出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石刑的最终实施”。

一个毫不相关的国家，巴西站出来了。其总统公开为她呼吁，还提出要给她提供避难所。

受舆论压力所迫，五个月后，伊朗释放了阿什蒂亚尼。

2011年，时任澳大利亚女总理吉拉德在新西兰出席国际会议时，驾驶国家首脑专车的司机不知其身份，请她换乘为首脑配偶准备的车。

新西兰知道司机冒犯他国总理后，打算撤他的职，但吉拉德说：“他的敬业精神应该得到褒奖，而不是受罚。”经她一再请求，司机最终被“赦免”—此举成了吉拉德少有的几个佳话之一。

中国领导人也曾为外国人求过情—2009年，时任中国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遭一德国籍学生扔鞋，面对英国警方和校方“严惩肇事者”的表态，曾让中国驻英大使传话，请求“校方给他继续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