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教育范文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1篇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写作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②原字京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2篇

反观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它以独具的交际功用、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跨越时空,成为维系华夏各民族的重要交际工具和精神纽带。它以古文(文言)教育为基本内容,坚持“文以载道”的指导思想,强调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重视教学过程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实践性,重视根据汉语文特点进行语文训练。其实,我们民族精华的东西正是现代教育所缺乏的、忽视的内容。那么,语文教育应该走什么路才能在今天的教改中有新的突破呢?让我们回归传统教育去看看。

1.道德教育

学会做人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精髓。中国古代教育家看到了思想道德素质在人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把学会做人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正如宋代教育家陆九渊所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由于教育目的是做人,中国古代学校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德育课程,可是品德教育却无所不在,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和形式之中。

首先,它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之中。如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在识字、读书、作文等常识教学中讲授如何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它将识字教学、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融为一体,在识字教学中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中培养品德习惯,教学生如何做人。大学阶段则专门读儒家经典,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主要是伦理道德教育。

其次,不仅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均贯穿着道德教育,而且课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都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为了了解学生在校外的行为表现,学校每天都要考德,逐一检查学生在家的情况,以督促他们切实遵守道德准则,使其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一致、学习和运用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践行相统一,这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大特点。

读书是为了明理,而明理是为了学会做人;学只是手段,行才是目的。只要真正将课内所学的行为准则切实用于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身体力行,并且经常按道理去做,就会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道德教育也就取得了成功。

2.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化功能

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忠孝为本的“三纲五常”。学校里教忠教孝,社会和家庭则要求人们做忠臣、孝子。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一种合力,这样,学校德育便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人们也会真正按照教师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道德品质形成问题上,环境的影响要远胜过学校教育的作用。古代教育家不仅抓学校教育,而且重视社会教化,他们紧紧扣住环境影响这一环,使其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相吻合,从而产生了强化学校教育的作用。

3.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不是分科教学,而是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是融识字教育与文史哲经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教育。在我国文化思想艺术史上,几乎没有纯粹和独立的哲学、经学、文学与史学著作,它们是充分交融于一体的至大至精的文化综合体,如史学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体悟和实践的过程。语文教学尽管也要进行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分析与讲解,但主要是知识传授部分。要真正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提高,还必须靠学生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历来坚持实践性原则,才造就了大量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思泉涌的文学神童和文章奇才。像三国时七步成诗的曹植,南朝时倚马可待的袁虎,唐朝四杰中的骆宾王、王勃等,均是得益于这一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

4.启蒙教育理念的实施

现代的语文教学是在教语文课本,只注重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很少站在学生生活的高度来审视教学活动,致使语文教学成了学生生活的一种负担。中国古代语文教育,除了首先将学生培养成“人”外,还将文明传承、人生智慧的顿悟、生命的内在和谐与社会和谐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注重智商的培养,而且注重情商的养成,让每一个学生带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断探索人生,不断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文明的精神内涵。文明借助教育给子民以终极关怀,子民又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以文明赋予的精神动力创造并壮大文明的生命力、能动力。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0到13岁是儿童记忆力的高速发展期,13岁以后记忆力逐渐减退。因此0到13岁是人生储备智慧的时期,是儿童的最佳启蒙期,这个时候最佳的启蒙做法就是以文明经典武装孩子的头脑,永久性记忆文明经典,一则传承文明,二则开发智力,三则顿悟觉解人生,从而冲破生命的极限,重塑辉煌的人生。儿童启蒙首先是心智的启蒙,如何做人的启蒙,其次才是智力的开发,再次才是技能的培养,中国古代教育做到了,做得很成功。而我们今天则刚好相反,本末倒置,许多人正以自己的爱心毁灭着孩子的未来。

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是读,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古代教育家懂得利用少年的特点,在学生机械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时候,让他们大量读背,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写作的基础;读,是继承的开端。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培养不出语文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传承文明几千年而不衰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其他民族。能够以礼仪之邦、文明国度领先世界千年,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传统文化的价值可见一斑。只有不带偏见,不受观念影响,重新认识我们古代教育的博大精深,挖掘其合理的因素,并运用到现代社会,那才是我们教育的幸事,才是我们民族的幸事。

参考文献:

[1]教书育人.2007.3.

[2]思想、理论、教育.2008.8.

[3]教育研究.2005.5.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代语文；阅读教学；教学特点；教学规律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32-0-02

叶圣陶先生曾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朗读是一种眼到、心到、口到并发出声来的阅读方式。它是培养语感的关键，也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古人虽然未提出“阅读”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阅读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朗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朗读不仅有助于阅读者理解阅读材料，深入地领悟文章的精微之处，而且是锻炼思维、发展智力的重要途径。

一、古代语文阅读教学的内容

古代语文阅读教学并没有很详细的分类内容。主要是选取各个时期的一些散文作为阅读教学的主要内容。

前期阅读教学的教材主要是短小精悍的蒙养故事、散文故事、成语故事等，后期配合“四书”“五经”的学习，阅读教学的教材转为文选评点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古文观止》《古文释义》。两本书均流传很广，影响巨大，集中体现了传统语文教育教学的重要特点和方式、方法。

在古代，阅读教学的内容大多数都出现在《古文观止》和《古文释义》中。在使用过程中，塾师根据学生和教材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在内容上，有的只选唐宋时期的古文，有的则选从先秦直至作者生活的前一时代的作品。但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就是只选历代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而同代人的作品则没有经过这一历史检验的过程，一般不选择。我国传统语文教材流行最长久、最广泛的教材往往是不知名的“里巷塾师”编写。

二、古代语文阅读教学的特点

（一）详加评点批注

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字句画上符号。“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使用此法，对指导学生自读，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大有益处，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细心阅读、读思结合的良好习惯。对此，张志公先生有精辟的总结：“所有这些评本，大都有注，评（或批）和圈点。注，是解释字义、名物、典故等；评（或批），是指点文章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方法上的要点；圈点，是用符号（画在字旁的圆圈、黑点、直线、三角，画在段落末尾的短横等）标示重要的词句或段落的划分。这些，一般总称为评点。”[1]

正是由于特定的教学对象、固定的教学目的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决定了古文选本风格和体例上的大体一致。这种一致是一种认同，也就是对语文阅读教学方式、方法的认同。这种认同，来源于对汉语言特点的认识和不断总结并改进的语文教学经验。这种经验，简言之，一为“讲”，二为“贯”。讲者，讲其词义、字音、名物制度等知识；贯者，贯其“神理”，简要地把章旨、主题和隐藏于文内的精微之义加以阐明，点明写作方法与用字、造句之妙。讲着眼于“文”，故要透彻，贯着眼于“道”，故求显明，这就是古人一贯坚持的阅读教学模式。

（二）熟读精思博览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熟读又以诵读为基础。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通过诵读、熟读，不仅容易形成语感，而且有助于记忆理解。

读和思的关系十分密切，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始有益。”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

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千”和“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里。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许多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古人所说的“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就是这个意思。古文阅读是传统语文教学的核心。《古文释义》作者余诚从亲身感受出发，提出了阅读古文应有的心理状态：“读古文要心无纤介纷扰，而以全幅精神静会，才读得人。”在古文选本中，一篇文章的字数多在二百左右，尤其是所节选的先秦文章，便于背诵。学生只要篇篇熟读、精思，便可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

（三）讲解目的：释“文”明“道”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4篇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②原字京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5篇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2、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6篇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

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　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②原字京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7篇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②原字京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8篇

摘 要：本文介绍了古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历史返观，包括汉代、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代等时期。

关键词：文化传播；历史返观；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教育上主要是传播儒家文化、弘扬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兼有释、道等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无不是对儒家文化观的体现和融通。我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并举、海纳百川的文化，其间道家一直在和儒家的融通中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使得我国古代的文化在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下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气度，保持着文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提升，他们强调“行不言之教”，强调潜移默化的文化对人的影响。

1、汉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汉代教育崇尚儒术，对后代的语文教育影响甚大，“把语文教学看成是经学的附庸，认为学语文只是治经的手段”，“重视识字写字教学”，“重视教师的讲解”。由于重视经学，就形成了对先秦书面语言的高度重视，为经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久占据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阵地的基础；由于重视识字与写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小学”，这为进一步巩固经学和强化我国古代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视教师的讲解，保证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但这些也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比如，造成了在教育内容上书面语言和历代口头交际语言的长期断裂（这一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得以纠正）；教育方式上的食古不化，缺乏创新，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经学文化的垄断和新文化的举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三苍》、《急救篇》等蒙学教材，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开辟了蒙学之路。

2、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混乱，官学时断时续，教育时兴时废，但语文教育却有不小的成就：家学盛行，父子传授，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家学传统，如王羲之一家的书法教育，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语文教育，也为后世开辟了一条家学的传统；清谈玄学，为避言论得祸，这一时期清谈玄学风气大盛，虽使当时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远离了时代的需要，但对时人的语言训练却起到积极的作用；蒙学兴起，其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出现了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它们成为我国古代基础教育和文化渗透的有效工具；佛教大兴，在传播佛家经典时，为使大众听得懂，采用了当时的比较口语化的讲解方式，对一般群众进行了基本的语言教育，虽主观上起到了麻痹大众思想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对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佛家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汉民族文化价值观里融进了新鲜的血液；文学作品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的《昭明文选》为代表，这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人已经能够把文学与经学、史学、玄学分开，这种认识反映在《文选》的编撰上，就是经书不选，子书不选、说话的记录不选、史书一般不选，只选其中有文学价值的{论序述”18，再加上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的出现，文学作品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在语文教育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不仅开启了我国语文教育文选型教材的先河，还重视文章的艺术成就，使得文学作品独立出来，是一种新的语文教育观的确立，对以后的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官话”教学和“双语学习”得到重视，这一时期是一个民族文化（包括异域文化如佛教等）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权的迭次更替，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交流，南朝兴起了“官话”教学，北朝兴起了“双语” 学习，在满际需要的同时，各种文化也得以传播和交流，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多元文化传播与交融的黄金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特性得以张扬，文化内涵得以丰厚，奠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融通各民族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多元向心文化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为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3、宋元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宋元时期，宋代政治的封闭性导致了汉文化在哲学和文化思想上追求道德思想的完美、明心净性精神提升的理学思想，语文教育思想也随着“理学”（“新”儒学）产生和发展而演变。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教育名师辈出，唐宋家中宋代的六大家不仅继续发展着韩柳古文运动，还以他们的文学业绩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育；民族文化的交融继续发展，特别是元代文化，以汉文化和的蒙族文化交融为核心，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文化进一步交融。虽然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逐渐失去了隋唐时的文化活力，但在考试之外，为了满足民间的交往，在交际上民间语文朝着实用化发展，元曲的繁荣就是适应这一需要，其代表成果是关汉卿等人的创作不仅成为语文教育的典型内容，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流传物。宋元时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赵孟\等人的书法、绘画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成就斐然，作为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语文教育上值得提倡的还有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养教育和修身教育，其主旨还是通过这些教育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价值观。

4、明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明代是一个旧传统教育思想逐渐僵化、新思想萌芽的时期。一方面，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科举考试必须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强调“代圣人立言”，封建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至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敕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为钦定语文教学内容来传播正统儒家思想19；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在我国历史上被史家认为是不同程度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的已经渗透了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具有近代的启蒙思想，如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只可惜这种思想的亮光，由于本为游牧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而没能发扬光大，清朝建立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没有继续发展，封建道统得以继续维系，科举考试继续僵化；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走向高潮，汉、满、蒙、藏还有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无疑也促进了语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思想上，黄宗羲等人提倡办学校要崇尚实学精神，“不是为了空学儒家经典，而要有用于天下”20；民间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四大古典小说为标志的民间文学创作渐入佳境；种种态势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文化观、教育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拨。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在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呈现出一种优势的地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第一次面临着强势的西方文化而涤荡、迷失、自省，语文教育从思想到形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直至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一种凤凰涅似的文化变革――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

5、结束语

以人文化成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在我国古代Z文教育中一直是隐藏并立在教化明线后面的暗线，以口头语言、器物上的刻画标记、书面语言等为主要媒体的文化潜移默化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语文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朗读 语感 阅读教学

叶圣陶先生曾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朗读是一种眼到、心到、口到并发出声来的阅读方式，它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朗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朗读不仅有助于阅读者理解阅读材料，深入地领悟文章的精微之处，而且是锻炼思维、发展智力的重要途径。

心理学研究表明，熟读成诵能使人的大脑皮层产生多次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能使词语、句式、情感在人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进而产生强烈的语感。语感一旦形成，就内化为能力了。我们的语文文本一经朗读，更具有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感染学生心灵的作用。它往往比单纯的讲解分析更能使人体察入微、感受至深。所以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中少讲语文知识，淡化分析讲解，通过反复朗读让学生在课文语境中自然而然地感受课文的言语形式，从而达到提高“听读”水平的目的。语文课文中大量的白话文，字面上较易理解，字里行间的蕴意有时又不可言传，通过朗读，能溢于言表，使人心领神会。文言文，经过朗读，能更深入理解古人的语气、句读以及课文深刻的含义。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就十分重视朗读，不仅对于朗读的意义、作用等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如杨雄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如：“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而且对于朗读的要求、方法、要领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古代大教育家朱熹对朗读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又指出：“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就是要求学生通过朗读和思考的实践，提高阅读水平，培养语言能力。因此在古代文言和口语基本脱节的情况下，语文教育基本上能让大部分学生得心应手地运用文言写作，这恐怕主要得归功于朗读的教化。

读，是感悟的前提，是理解的过程，是继承的开端，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言文学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论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专题，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经典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朗读者进行朗读，听者听别人朗读，都是一种高尚精神享受。在朗读的语境中伴随着自如的声音、悦耳的语调、生动的语气传入耳鼓，那深邃的思想内涵、高尚的情操，那美好的憧憬、语言的美感，也就同时流入听者的心田，激荡着他们的胸怀，陶冶着他们的性情，在高尚的精神享受中，在生动的美感愉悦中，提高着他们的精神境界。正如叶圣陶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

在基础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可喜的是新课程标准研制者精心设计了阅读教学的内容。它继承了传统语文教育重读的传统。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它把阅读教学分为四个时段描述，体现了阅读教学的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其中有关四个时段的划分，无论是阅读教学的目标，还是对阅读内涵的阐述，都很具体，富有时代的特点。首先，阅读不仅是一种包含朗读等具体行为在内的学习活动，而且是对人生价值和美好个性的追寻。新课程提出的“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其次，阅读活动不是孤立的单项的学习行为，而是质疑、对话、讨论、交流、欣赏辩证统一的综合性活动。新课程尤其注重在对话与交流中讨论与阅读。比如，在第三阶段，新课程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判断。”在第四阶段则提出：“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并能运用合作的方式，共同探讨疑难问题。”另一个是强调在阅读活动中对课文及作品的欣赏与评价能力。如第四阶段提出：“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总之，新课标初步建构起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个体阅读能力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学生是阅读能力发展的主体。语文教学，不论课堂形式如何变化，各种文体有多少区别，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我们都应该立足于这一主体，瞄准“朗读”这一目标，抓住了“朗读”也就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灵魂”。

总之，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要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就必须重视语文朗读教学，使学生在朗读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感的熏陶，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朗读教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名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我们有责任把语文朗读教学做得更好。让我们一起沿着那些语文大师们的足迹，更好地传承他们的优秀教学思想，提升朗读教学的意义和地位，发挥它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中的重大作用，使这条实践之路走得更坚实。我们呼吁：语文教学应重视朗读。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第2版.

［2］王尚文.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8.

［3］张颂.朗读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8.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第10篇

1.1注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鲁迅认为：“教育是要立人。”立人的事均无小事，万丈高楼平地起，对童蒙的教育就应从点滴做起，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家洛克认为：“习惯一旦养成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长久积累而成的。一旦养成就会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儿童的成长。好的习惯能够促进儿童的成长，是儿童取之不尽的财富，所以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童蒙良好习惯的养成。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就分别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这五个部分对童蒙的生活起居，言谈举止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从生活细节着手，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1.2内容丰富的蒙学教材对于儿童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着许多未知的事物等待他们去发现探索，古代蒙学教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向儿童展示着大千世界，扩展童蒙见识，培养他们的兴趣。除此之外，依照儿童的年龄特征，童蒙教材还引入大量贴近生活的故事，对儿童进行人文思想的熏陶。如：“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五子登科”这些故事让童蒙在寓教于乐中学有所得。

2蒙学教育对现今小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历史的车辙不断向前，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回顾过去，吸取蒙学教育的养分能够更好地滋养小学语文教育的根基。在课程改革不断前进的浪潮中，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也给教师带来怎样才能教好语文的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崔峦先生曾说：“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求发展。”怎样简单而又扎实的教语文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蒙学教育精髓中得到一些启示。

2.1注重读与写的训练何为语文？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言。文本于语，不可偏指，因合而言之。”而语文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培养新生一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为基本功训练，朗读与书写就是语文基本功中必不可少的两项。通过朗读能较快的将学生引入教材选文特定的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去积累字词、感受语言、培养语感。特级名师于永正认为：“没有朗读或朗读不到位的课堂是冷冰冰的课堂，是没有味道的课堂，是没有灵性的课堂。要把孩子教聪明，就得好好朗读，朗读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声情并茂。”朗读是语文课堂的灵魂。在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具体的课文以及教学目标来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如：科技性较强的选文，应注重学生阅读思维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此类文章的方法。注重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切忌让自己的阅读体验代替学生的阅读体验。而对于人文性较强的选文，则应注重学生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力不足的小学生来说，对于课文中的人文精神、用字艺术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教师过多的分析会让他们感到云里雾里，蒙头转向。这样的教学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所以对于此类文章应提倡学生多读，教师进行范读，通过教师的范读指导学生的朗读，在朗读过程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学生通过模仿教师的范读还能揣摩教师的朗读技巧，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除了提倡朗读教学外，还应要求学生背诵。背诵是学习语文不得不下的苦功夫，教材中不乏优秀的选文，这些优秀的选文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上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对于这样的选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背诵，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能帮助学生将优秀的语言文字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小学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小学语文教育除了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外，还应该注重书写训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使用的普及，下笔写字的机会逐渐减少，人们的书写水平也有所下降，有时还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音形义结合于一身，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能正确工整的书写祖国文字是语文素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小学教师应遵循书写规律，选择科学的训练方法,对小学生进行书写训练，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

2.2培养小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通过大量的阅读，能增长见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古代蒙学教育主张童蒙多读书，通过阅读扩展自己的视野。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有益的书籍凝聚着作者的智慧，作者对语言文字的把握，思索问题的方式都值得学生学习，学好语文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教师与其让学生在题海中把握语言的运用技巧，不如抽出部分时间，让学生阅读优秀的书籍，在语言实践中去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虽然小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但是阅读习惯的培养仍然重要。广泛的阅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而且在达到一定的阅读量后，儿童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都能得到提高。这样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就能在愉悦的心情下形成良性的循环。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推荐他们阅读优秀的书籍，在需要的情况下予以指导。长期坚持下去，学生有望养成良好阅读的习惯，这个习惯能让他终生受益。

2.3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多元教材教材的内容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小学语文的教学对象是儿童，虽然儿童的注意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注意的稳定性不好。课堂上除了需要教师时常关注学生的注意力外，教材的选文也很重要。过于艰深枯燥的内容不易引起儿童的注意，相比贴近生活、富有趣味性的选文更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启蒙阶段的教育要注意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布卢姆认为：“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选文与学生的学习动力关系密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也随之发生着变革，越来越多的现代信息技术被应用于教育，为教育开拓了崭新的视野。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有着信息量大，直观性强的优点。

在传统的语文教材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设计多元教材，增进教材的趣味性和音乐性。多元化的教材能让学生在读准课文的同时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导他们发现语言趣味性的一面，开阔视野，培养语文兴趣，为今后深入的了解语言文字的魅力提供可能。语言文字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教育任重而道远。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语文教育不容忽视。优秀的语文课堂不在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教学方式，而在于培养学生扎扎实实的语文能力，教学方式终究是为教学目标而服务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充满挑战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在吸取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踏踏实实的走好课程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