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

“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再次，古代文论的学科体制不能保证“现代转换”的可行性。虽然学科体制推进了古代文论的大力发展，肯定了传统话语策略的作用;但是，学科体制的规范性总会要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总会呈现出超越语境的倾向，传统话语融人现代文化也会发生变异。例如，王国维的“意境说”曾被看作是成功地进行现代转换的典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虽然王国维((人间词话》采用了传统话语，但是他以西方近代主客体二分思想作为研究坐标，将“意境”分为“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这已不同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瓦解了“意境”的文化内蕴。“意境”蕴涵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无限韵味，是根本无法用形式规则来做逻辑划分的。学科体制体现了现代性的学术规范，先天地以形式化原则抽离了古代文论的语境，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的完整性。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3小结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3篇

从古代论说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单个字所表达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和宽泛，因此思想层面会表现出含混不清的状态，从单音节词逐渐衍生出了一系列多音节词，从而使语言的应用更准确。在引导学生细读文本词义过程中，除应当了解词语的含义，还应当注意作者主观层面的特别含义，即作者选词、用词过程中所赋予的主观情感、含义等；作者用词恰到好处，可以有效激发读者充分的想象，而读者也可发挥自己的联想能力，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充，以此来丰富其内涵。古代论说文的句子，通常是由很多个词连缀起来的，然而句子的意思却并非所有词义的简单相加。古代论说文讲究的是条理性、逻辑性，教师在引导学生品读、学习过程中，应当以字词为基础，重点审视句间、句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比如，苏教版高中教材《逍遥游》教学过程中，文章可谓捭阖，选材非常的广泛，令学生感到头疼、思绪混乱。在此过程中，若能够以小大之辩作为切入点，则问题可迎刃而解。何为“辩”？何为“小”？何为“大”？带着问题细读文本可知，蜩、朝菌、学鸠以及蟪蛄等为“小”，鲲、冥灵、鹏以及大椿等为“大”；所谓“辩”，即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别，无论是“小”者还是“大”者，在自然界中均“有所待”，没有绝对的自由；进而可知，自然界万物尚且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由此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启示我们应当摆脱身心之羁绊，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由此可见，古代论说文的作者观点多是一言以蔽之，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以中心论点为突破口，细细地去品读文本，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二、高中阶段语文古代论说文教学中的比较教学法应用

正如乌申斯基所言，比较是理解的基础，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真正的了解万事万物，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引发思考。对于古代论说文而言，其文体横向上的比较应当与古文中的其他文体进行对比分析，古文体除论说文外还有序跋文、杂记文、赠序文、传状文、书牍文以及哀祭文和碑志文等。比如，苏教版教材中的《寡人之于国也》、《廉颇蔺相如列传》两篇文章，可以对比阅读。其中，《寡人之于国也》即为论说文，而《廉颇蔺相如列传》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传状文。虽然二者所讲述的故事均发生在战国时期，但前者主要是记录了孟子、梁惠王之间的谈话，旨在宣扬“仁政”主张；而后者则讲述了完璧归赵、廉吏交欢以及渑池之会三个故事，旨在使廉颇、蔺相如两个人物形象更加的鲜明。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文体表现手法、写作目的均存在这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建议引导学生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学习，这样可以更清晰、更准确地把握住论说文的观点、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利用比较教学法进行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采用跨作者比较法进行教学，即作品时代、民族等没有交集时，可通过比较作者来找到其中的相通之处。以《逍遥游》和《兰亭集序》为例，二者在写作内容上均对人生的思考进行了大篇幅的阐释。其中，前者大到鲲鹏，小到尘埃，只要有所待，则必然会受限，倡导人生应当追求自由，即无所待，这样身心才不会受到牵制。然而，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体现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后者则借古人关于死生亦大矣之感慨，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感悟，对人生之短暂以及世事的流逝发出惋叹，同时也透露出本文的作者王羲之对生命的那份眷恋。

三、结语

在新课标背景下，高中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应当不断的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立足实际、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4篇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这样，才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以前学过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能更好地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衔接起来。例如：中学课本对辛弃疾《西江月》“听取蛙声一片”的解释———取，助词，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成，可释为“得”、“着”。古汉语教材未选辛弃疾的这首词。但是在讲授古汉语的词类知识时，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即古代汉语教材为什么没有涉及“取”的这类用法？这就关系到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更涉及汉语语法史的相关内容。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文言”，而这种“文言”中“取”是没有时态助词用法的。时态助词在汉语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9］86。适当补充汉语史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建立语言发展的观点，既深化学生的认识，也使得古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师，不仅要对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也要对中学文言文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了然于胸。国家教委师范司颁布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古代汉语课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10］23这也要求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不能只顾自己的教学体系而无视中学文言文实际。据柳士镇先生统计，以2003年人教社中学课本为例，课内外合计，中学阶段学生接触到的古诗文总数约在250篇（首）以上。中学这么多的古诗文学习内容，理应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很好的铺垫［5］13－14。因而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对中学文言文有哪些篇目、中学生已经掌握哪些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应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将大大有助于古代汉语教学，才能真正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也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将来的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总之，我们所说的衔接是多角度的衔接，既包括文选，也包括各个知识点。由于学习的层次不一样，中学、大学选篇重复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二者不重复。如文选篇目重复，我们固然可以做全方面的衔接；如篇目不重复，但一些知识点属于同类型的问题，也应做到有效衔接，如尽量联系中学学过的例句和知识点，在相关通论或在讲评文选时加以拓展。不过，完全不同的知识点，则不必强做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高校现有的古代汉语课程不仅没做好与中学文言文的衔接，在古代语言文化类课程内部科目的教学内容的衔接方面也有问题。例如，“古代汉语”有相当的篇幅介绍训诂学、古文字学的知识，但在教学实践中，人们很少考虑古代汉语与训诂学、古汉字学相关内容的有效衔接，容易造成重复学习，浪费时间。此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跟古代文学、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相关课程的衔接也值得我们关注，许多篇目古代汉语学了，古代文学课程再学，作品选课程还要学，既造成学生厌烦，也造成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应成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关注的一个要点。注释：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全国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广泛采用的教材，因此本文的讨论以这两套教材为主。同样，人教版中学语文影响最大、运用最广，我们在说明中学文言文教学时，即以人教版教材为讨论对象。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完善学生的道德素养

不论是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并且学生可以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中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较欠缺的，学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内容对于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还是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完善学生的品格，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

古代教育中强调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内省思想，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注意从中学语文课程的实际出发，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还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领悟内省思想的内涵，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及时纠错。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在语文学习中有待加强的地方，以便及时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

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

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

三、总结

古代教育智慧是古代文化教育的精华，将古代教育智慧应用到指导和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上具有深远意义。中学语文教学要保留古代教育中的优秀观念，在借鉴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古代的教育思想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学语文教学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要处理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间的关系，既要传承和借鉴古代教育智慧也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中学语文教学课程不断的优化，也为学生人格、素质、思想的完善奠定基础。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6篇

当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而言，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尚不能与我们自己的研究相比。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如此，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有其特殊的价值。首先，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或表现来进行考察，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其次，它所采用的方法也与我们惯常使用的有别，而新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将研究导向新的层面，在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查的地方有所发现。由此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无论与我们同或不同，都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或印证我们已有的观点，或我们既定的看法，或提醒我们注意到研究的不足，或启发我们尝试新的思路。即使是一种误解，也可能促使我们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海外学人的研究并未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除了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有一些零散的介绍之外，真正从古代文论研究史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论述可谓凤毛麟角。这也许和古代文论研究者自身条件所限有关，同时也受制于长期以来我们闭关锁国的格局。毕竟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刚刚起步，译介过来的海外汉学著述更是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也给我们从这一方向总结古代文论研究史造成了困难。所以本文的撰写便不能不有一种材料匮乏、管窥蠡测之感。好在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全面述评，而重在对问题、规律的探讨，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我们多少得以窥见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情形，并得以在此基础上略作勾勒。

本文所用“海外”一词，按照通常的理解，指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从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欧美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此外，台港地区的研究也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所以本文拟分三部分来分别讨论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台港地区学者的研究，这样不但易于行文，脉络清晰，也较容易见出各自的研究特色。

一、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无疑是起步最早、用功最勤的。这也许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且文化交流的历史频繁而悠久的缘故。从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随着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文学已为不少日本士人所研习。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僧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参与使唐，三年后归国。在《文镜秘府论·序》中，空海叙述了他的编撰动机：“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初听余论。虽然志笃静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他于是将唐代中士流行的诗格去同存异，汇为一册，“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空海所编之《文镜秘府论》，应该说是中国诗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到海外，虽然不免于粗浅，但到底开了先河。

此后千余年间，日中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虽未中断，但作为专门之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却是到了本世纪初以后才真正开始。

1925年，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出版，［①］这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嚆矢。是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说先秦各家有关诗的见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明清诗论中的格调、神韵、性灵三种诗说。其中第三篇之第一章对唐、宋、金、元四朝的文论作了粗略的介绍，论及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1927年，孙＠①工将该书一、二篇译出，易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铃木虎雄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该书有体例混乱、详略不一之病，却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为后来中国学者撰写文学批评史提供了借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指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②］我们通常以为将魏晋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见解始于鲁迅，其实鲁迅很可能是接受了铃木的观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鲁迅1927年7月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原文中“文学的自觉时代”七字是加引号的，这表明原有所本，但历来注家均置之不理。［③］以鲁迅对日本汉学的了解，尤其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兴趣，他看过铃木原作并非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就不宜掠美，而应将这一观点的首创权还归铃木虎雄才是。铃木虎雄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并颇有成果的日本学者，当推出自铃木门下的青木正儿，他在1935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概说》，1943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思想史》，这两部书对于后来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很有影响。［④］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起点，在日本一些大学里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斯波六郎为核心的广岛大学，以目加田诚为核心的九州大学和以吉川幸次郎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他们的研究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门显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和《文心雕龙札记》，目加田诚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译注，均很能见出作者的汉学功力。吉川幸次郎本人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多，但出自其门下的兴膳宏、高桥和巳却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论著，尤其是兴膳宏，堪称日本年轻一代学人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人物。他于1968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龙》全译本，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1982年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长达11万字，从佛教影响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东京立正大学的户田浩晓对《文心雕龙》版本的考辨、译注，也颇不引为引人瞩目。他于1978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是海外第一篇《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专论。概而言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兴膳宏、目加田诚和户田浩晓的全译本，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1950）；在理论阐释方面；则有高桥和巳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本概念之研究》（1955）、目加田诚的《刘勰之风骨论》（1966）、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各种问题》（1967）、安东谅《文心雕龙之原理论》（1976）和《围绕文心雕龙神思篇》（1980）等等。1983年，王元化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收入日本学者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论文共13篇，从而使我们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还附带收入了冈村繁的《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一文，对自铃木虎雄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并附“主要学者及其著作（存目）”。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登载了由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1945—1982）》。这两份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加上一些译介过来的零散论著，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便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的情况，自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队伍也日渐扩大。围绕《文心雕龙》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也为日本学者所关注。尤其是钟嵘的《诗品》。1959年，弘前大学的高松亨明出版了《诗品详解》；1962年，在京都成立了以立命馆大学的高木正一为代表的“诗品研究班”，共有包括吉川幸次郎在内学者20余人，他们共同对《诗品》进行注疏，于1964年到1971年陆续发表了《钟氏诗品疏》。在此基础上，高木正一完成了《钟嵘诗品》一书的写作，于1978年出版；而兴膳宏译注的《诗品》（1971）也得力于该研究班的成果不少。译注之外，还发表了不少理论研究论著。如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之研究》（1953）、高木正一的《钟嵘的文学观》（1978）、林田慎之助的《钟嵘的文学理念》（1978）、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1968）和《诗品与书画论》（1979）等。

魏晋六朝的文论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除了刘勰、钟嵘之外，几乎所有较有影响的理论家及其著作都有专文论及。从曹丕、陆机、葛洪、沈约、萧统、颜之推，直到李充、挚虞、范晔、裴子野，乃至连我们的批评史都很少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温子升、北齐邢邵，日本学者都作了研究。对这一时期文论的整体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目加田诚的《六朝文艺论札记》（1947）和《六朝文艺论中的“神”“气”问题》（1948）、林田慎之助的《汉魏六朝文学论中情与志的问题》（1964）和《两汉魏晋辞赋论中的文学思想》（1974），兴膳宏的《文学批评的发生》（1965）等，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论文。

有关其他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自然也不在少数。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1945—1982）》共收入论著、论文500余篇（种），虽然包括了翻译在内，但这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了。从先秦儒家的诗论到清代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举凡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略有影响的理论家或著述，没有不被研究到的。这的确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异。在诸多研究者中，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兴膳宏、户田晓浩之外，还有两位也很引入瞩目。一位是东洋大学的船津富彦，他的研究领域较为开阔，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重要时期，在冈村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他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诗话研究》不仅在日本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另一位是九州大学的林田慎之助，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六朝至唐代的文论，1979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该书被认为是日本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理论“最充实、也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冈村繁语）。从研究选题的角度看，日中比较诗学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1958）和松下忠的《江户时代之诗风诗论——明、清之诗论及其吸收》（1969）。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如小泽正夫的《古今集序与诗大序》（1956）、《古今集序与诗品》（1956）、《从比较文学上看到的诗病说与歌病说》（1978），小西甚一的《中世纪表现意识与宋代诗论》（1951）、《本意说与唐代诗论》（1953），以及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1960）和国崎望久太郎的《沧浪诗话给近世纪的影响》（1960）等等。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日中诗学的比较主要是偏重在影响研究方面。

限于材料，对于日本学界80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我们知道的不多，不过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成果。应该说，相比之下，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富的。其研究特点，依我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步较早。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现代而系统的研究上，日本学者要早于中国学者。铃木虎雄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开山之作，两年以后，中国学者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才问世，而且明确将铃木所著列为参考书之一。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在该书出版六年后，中国学者对诗话作系统研究的专著才陆续出版。［⑤］这虽然只是其中两例，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铃木虎雄得以着其先鞭是受惠于日本更早地接受了新学，从而在研究方法上领先于中国学者的话，那么船津富彦写作《中国诗话研究》并不占此优势，无论在方法的掌握还是材料的占有上，中国学者都更具条件。由此我们便不能不追问更深一层的原因。事实上，尽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草创时期，日本学者先行一步，但中国学者却后来居上，从20年代到40年代，其研究成果远远超出日本同行。而且，正是中国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得，为后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古代文论研究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人为地延滞了古代文论的研究进程。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又大踏步地追了上来，客观地比较一下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日两国的研究状况，我们非但在质上不占优势，甚至在量上也难以称雄。这应该是我们引以为鉴的。

二是学风扎实。日本学者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较之其他海外学者，他们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勘，这虽然有其独到之便（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善本），也与日本学者注重实证的研究态度相关。我们看他们的研究，第一步往往是对文本的细读，认真做好译注工作，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对《文心雕龙》、《诗品》即是如此。相应地，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论述的细致绵密著称。凡所考证，必刨根究底，穷本溯源；而所作结论，也力求论据充分，材料翔实，颇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遗风。若与同期中国大陆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相比，日本学者很少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不特别强调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及诸如此类的意见，从而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以认识其本来面目为目的。而这正是我们同期研究所缺乏的。在我们一些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的某些选题实在过于琐碎、偏狭，可以说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这或许不为无理。但自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追赶潮流，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几个有限的课题上，而宁可去研究一些小问题。譬如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多方征引，反复辨析，进而总结出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题目虽小，研究却很实在。古川末喜选编的目录中有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文章，如魏晋南北朝的总论部分的《六朝时期“赏”字的例子》（小尾郊一）、《六朝诗中的“清”与“丽”》（大矢根文次郎）、《文学评语“遒”字的意义》（久保卓哉）、《魏晋之“论”》（横田辉俊）等。另外，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笠原仲二的专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1979），也是通过字源的考辨和字义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感意识的形成及衍变。

三是有一种不为人后的意识，一种学术上的自主意识。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别国的古代文学理论，而非自己民族的遗产，但日本学者却不甘于只是翻译介绍，他们还希望以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进行研究，与中国同行相互交流。当然，日本学者这样做与历史上中国文论曾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大的影响相关，因而这种研究便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遇到与中国学者意见相左的情况时，他们并不盲从，其所征引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也只是作为理解、看法之一种，而很少视为既定的、不可易移的真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见解如何，单就这种态度本身而言，的确有可称道之处。

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与日本有几分相似。

首先是中国古代文论传入的时间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唐代。据韩国学者李钟汉的《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介绍，［⑥］早在公元900年前后（唐代末期），曾于唐懿宗成通九年（868）入唐留学的崔致远所写的两篇文章已经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字，这与日本空海大师使唐而熟悉中国诗学的经历颇为一致，只是这位崔先生没有将他所知道的中国诗学典籍整理出来，而空海大师则留下了传世之作《文镜秘府论》。而且，尽管接触中国文论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开始研究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其次，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是从研究刘勰、钟嵘等著名理论家及其著作开始的，而且研究的重点似乎也在魏晋六朝。李钟汉道：“韩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研究的60年代，其开端工作恰好是对《文心雕龙》、《诗品》的研究。”当时汉城大学教授车柱环首先对钟嵘《诗品》进行研究，于1961年完成了《钟嵘诗品校证》。这部著作和稍后完成的《校证补》在对照30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于勘正《诗品》流传中造成的讹误作出了贡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而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此外，车柱环也是韩国第一个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他在1966年至1967年间撰写了《文心雕龙疏证》，虽然只是开头的六篇，也得到同行的好评。总之，在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车柱环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开创者，同时还以其研究使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世人所知，第三，在研究方向和学风方面，韩国学者也像日本学者那样偏重考证辨析，故其学术影响主要在资料整理方面。

继车氏之后，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李钟汉文和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章佑介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们知道，［⑦］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已有两个《文心雕龙》的韩文全译本，一个是崔信浩的译本（1975），另一个是李民树的（1984）。虽说这两个本子主要参照日本兴膳宏的日译本因而价值不高，但对于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文心雕龙》却是非常有益的。［⑧］在理论研究方面，80年代以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至于《诗品》，除车柱环的《校证》之外，还有车柱环学生李徽教的《诗品汇注》（1970）和李哲理的《钟嵘诗品研究》。李哲理曾受教于李徽教，《钟嵘诗品研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论及《诗品》的研究概况、钟嵘之生平与文学观，和《诗品》之成书年代、版本、理论内涵等问题，并于篇末附有《诗品》详释。［⑨］对于魏晋六朝其他文论家如曹丕、陆机、葛洪等人，韩国学者也有专文研究，只是不及对刘勰、钟嵘那样深入。

韩国学者对魏晋六朝以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如何，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只能暂付阙如。不过，李章佑文章提到，韩国学者已经出版了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一部是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1974），另一部是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88）。此外，车柱环在1973到1977年间陆续发表了从《孔子的诗说》到《袁枚的续诗品》共38篇文章，而以《中国诗论》为总题。虽未出单行本，但显然是一部中国诗论史。从这些成果多少可以窥见韩国学者的研究之大概。1992年7月，韩国中文学界成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汉任会长，车柱环为顾问，会员有40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韩国的境况。

总之，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且后劲颇足，近20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相信正如李钟汉文中所说，假以时日，“必会有引人注目的新成就”。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从现有材料看，中国文学对西方产生影响，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初。通过海外贸易和传教士的活动，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1735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l.p.du halde）的《全志》问世。这部洋洋四卷的巨著，谈到了中国的经书与文学，并摘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大概是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文学译本。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曾据此改编为《中国孤儿》，而引发伏尔泰改编欲望的，是体现在原作中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性精神。这种对理性的突出正是当时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文学的特征。此后，诸如《好逑传》等剧本和一些中国古诗也相继被译介到欧洲。据说歌德在看了《好逑传》之后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还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⑩］歌德的这一思想。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突出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对18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伏尔泰这样评价中国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导的是一种睿智的调节，一种简朴的真实性，这与其他东方国家那种夸饰的风格大相径庭。”［①①］在伏尔泰那个时代，能对中国诗歌作如此理解是不容易的，这恰与后来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歌德对中国诗歌的倾慕，则表现为他模仿中国古诗风格而创作了《中德晨昏四时歌》14首。19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中国作品被译介到欧洲，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更见明显。从作为中国诗学前导的角度来说，有两部作品尤为重要。一是法国贡古尔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迪丝·戈蒂叶（judith gautier）翻译的中国诗集《玉书》，该书初版于1867年，后被辗转翻译为德语、英语近10个译本。二是英国人翟理斯（h.giles）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对本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将埃兹拉·庞德编译的《神州集》，埃米·罗厄尔与人合译的《松花笺》，则差不多成了当时诗人写作的范本。从意象派到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直持续不衰，以至于庞德宣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①②］

然而，尽管给予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的评价，对于中国诗学，西方学者却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据意大利学者珊德拉（sandra lavagnino）的研究，欧洲学者在19世纪中叶就知道《文心雕龙》了。韦莱（a.wylie）于1867年出版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了《文心雕龙》，称：“《文心雕龙》是诗文评论的第一部著作，是刘勰在公元六世纪写的，被认为是体在思精的著作，但是目前的版本有缺点和很多错误，宋代出版的评论目前已丢失，清朝的黄叔琳以明朝的梅庆生的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文心雕龙辑注》，是一个更完整的评论。”［①③］这段文字写得很在行（其中“评论”二字或系误译），非一般人所能道。或许因为是在上海出版，该书并未引起欧洲学界的注意。中国诗学著作最早译成外文，大概始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介绍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并作了全译。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于1909年编译出版了《翠玉琵琶：中国古诗选》，其中选译了《二十四诗品》中的十首诗。不过，无论翟理斯还是克兰默－宾，都将司空图所作理解为某种哲理诗而非诗论。翟理斯说得很清楚：“《二十四诗品》明显是24首独立的富于哲理性的诗作，它们以令人赞叹的方式表现纯粹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每则诗品的主旨，也是诗人思想的主导。”克兰默－宾则称司空图为“善于表现丰富哲理的诗人之一”。他将“纤?”译为 return of spring，“精神”译为 the colour of life，“含蓄”译为 set free，“典雅”译为the poet's vision，也正是从哲理诗的角度作另一种解释。所以，虽然作了翻译介绍，却非《二十四诗品》的本来面目，也非司空图的写作初衷。［①④］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为中国诗学的传入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契机。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中国诗学开始被译介到西方，而且当即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1922年，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辨”、“诗法”两章由张彭春（chang,peng-chun）译成英文，发表于当年九月号的《日晷》（the dial）杂志。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胞弟，曾于1910—1916和1919—1922年间两度赴美留学，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博士学位，回国后以倡导新剧著称。译文前有当时美国文论界权威斯宾加恩（j.e.spingarn）写的序言，说明《沧浪诗话》的翻译乃是应斯宾加恩的紧迫要求，并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与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理论相比，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①⑤］1929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全书译出，在美国匹兹堡出版。

继《沧浪诗话》之后又一部译成西方的中国诗学著作是陆机的《文赋》。1925年，法国人马果里哀（g.margoulies）将《文赋》译为法文，收入《〈文选〉中的赋：研究与原文》一书在巴黎出版。1948年，《文赋》由陈世骧率先译成英文出版。1951年，修斯（e.r.hughes）的专著《陆机〈文赋〉：翻译与比较研究》在纽约出版，著名文论家瑞查兹为该书作了序言。1959年，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人施友忠将《文心雕龙》全书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1977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由日凯特（a.a.rickett）译成英文，香港大学出版。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据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l.idema）于1982年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文（英、法、德、荷）论著初编》，［①⑥］截止到80年代初，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及日本学者丰富，但也颇为可观。就研究范围而言，从先秦孔子的文学观到清末王国维的诗学理论，从对专人专著的研究到理论观点的阐释、术语的辨析，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与早先只注重诗歌理论不同，50年代以后的研究还注意到小说理论、戏曲理论。在译介之外，还出版了不少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如德邦（g.debon）的《沧浪诗话：中国诗学典籍》（1962），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一译《中国诗学》1962）和《中国文学理论》（1975），日凯特主编的《中国人研究文学的途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1978），罗纳德·苗（ronald c.miao）选编的《中国诗歌和诗论研究》（1978）等。另外，研究者的素质较先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伊维德目录中论文的选题来看，其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诸如吉布斯（d.a.gibbs）、海陶伟（j.r.hightower）、何思孟（d.holzmann）、日凯特等人的研究，显然已不止于浮泛地介绍或只专攻某一问题，而确实堪称登堂入室了。至于刘若愚、陈世骧、周策纵、叶嘉莹等华裔学者，更学兼中西，代表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水准。

伊维德目录所收英、法、德、荷四种文字的研究文献，虽然包括了绝大部分欧洲学者的著述，但仍有遗漏。事实上，要论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前苏联学者的贡献是不应忽略的。如有苏联汉学奠基人之称的阿列克谢耶夫（b.m.alexeiev）对中国古代文论就颇有研究。1916年，他发表了硕士学位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和研究》，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从诗歌理论的角度对《二十四诗品》进行研究；1926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和居美博物馆（musee cuimet）作过六次关于中国文学的讲演，其中第一讲论述中国文学的思想体系，第五讲论述中国诗法。讲稿于1937年在巴黎出版。［①⑦］由此可见，不只在俄苏，就是在整个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先驱者这顶桂冠也非阿列克谢耶夫莫属。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前苏联另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人物是李谢维奇。他于1979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专著《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对从先秦到魏晋六朝文论中的若干重要范畴作了系统的研究。当代欧洲学者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的朱利安（f.juliien）和珊德拉，他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在欧洲学者中颇为突出。朱利安目前正从事将《文心雕龙》译为法文，而珊德拉用意大利文翻译的《文心雕龙》已经完成并即将出版，这将是施友忠英译本之后的第二个欧洲语言的《文心雕龙》译本。［①⑧］

1994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概览》（黄鸣奋）一文，为我们了解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进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该文作者根据他1988、1993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期间，利用国际联网计算机系统检索美国哈佛大学藏书所得，对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主要为已出版的专著、论文集和博士论文）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时间从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据黄文介绍，80年代出版的相关论著已超过20种，90年代问世的也有好几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黄文介绍了不少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士论文，这可算是黄文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一些是完成于80年代之前而伊维德目录未收入的，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1970）、威克斯特（j.t.wixted）的《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976）、费斯克（w.c.fisk）的《中国中古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里的形式主题：模仿、指涉、用喻与置前景》（1976）、博德曼（r.w.bodman）的《中国中古早期的诗学与作诗法：空海〈文镜秘府论〉译析》（1978）等。从黄文介绍的情况来看，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向多样化、纵深化发展，无论在翻译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又有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布什（s.bush）与穆尔克（c.murck）合编的论文集《中国艺术理论》（1983），欧文（s.owen）的《世界征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1985）、《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和《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以及刘若愚的《语文·悖论·诗学：中国透视》（1988）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相关的博士论文。

纵观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首先，相对于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研究起点看，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即在早期的研究中，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兴趣集中在《文心雕龙》上，而欧美学者却选择了《文赋》、《沧浪诗话》如果不作深究的话，我们很容易将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为语言的障碍，传播的途径，甚至某种偶然性因素，但细思起来，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日韩学者的选择，恐怕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这种共同的文化渊源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因而《文心雕龙》遂以其体大思精、笼罩群言而成为他们研究的首选对象。上文曾提到斯波六郎等人的研究，其实早20年代，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的老师铃木虎雄已经开始了对《文心雕龙》讲授和研究，撰写过《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正是由于从铃木虎雄到斯波六郎等人的努力，《文心雕龙》才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门显学。韩国的情况多少与此相似。而在20—30年代的欧美，正值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形成和发展时期，此前的象征主义诗论对“纯诗”的追求和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强调，自然会促使文论家在译介、研究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时，更关注那些与自己主张类同的观点。相比之下，较之《文心雕龙》的泛文学理论，严羽《沧浪诗话》对诗歌之特殊本性的极度重视无疑更容易被欧美文论家引为同调。我们从斯宾加恩对《沧浪诗话》的高度评价中，不难看出其价值取向之所在。同样，陆机《文赋》之所以成为早期欧美学者翻译、研究的对象，也是因为《文赋》突出了对形式因素的探讨。

其次，与日本学者注重版本的校勘、文本的译注不同，西方学者的研究明显偏重在理论阐释方面。如果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一种还原性研究，那么西方学者的研究则突出了阐发性。这也许和中国古文迥异于西方语言有关，在对原著的字词层面的解读上，西方学者不如日、韩学者那样有一种天然的便利——汉语曾经是其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西方学者便本能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上的优势，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参照系来观照、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方面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亚伯拉姆斯（m.abrams）在其《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的借鉴，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便引入亚氏的文学四要素，对中国古代文论性质的归属进行分析。这种先入为主的阐发固然不乏望文生义的曲解，却也有不少因视角的变换而别开生面的新意。自60年代以后，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开始用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诺爱尔（m.g.knoerle）的《陆机的诗歌理论及与贺拉斯〈诗艺〉之简要比较》（1966）、列斐伏尔（a.lefevere）的《西方的解释学与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1975）、弗克马（d.w.fokkema）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1978）等，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的著述，比较诗学的应用更为普遍。同时我们注意到，与日本学者偏重影响研究不同，西方学者主要为平行研究。

再次，在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队伍中，华裔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且不说像《文心雕龙》、《文赋》、《沧浪诗话》这些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典籍均由华人先译为英文，［①⑨］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即以理论研究而言，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华裔学者的成果都最为可观。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在欧美的传播，华裔学者们所做的工作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果稍微了解一下那些老一辈的海外华裔学者的经历，我们会知道，他们大多生在中国，长在中国，［②⑩］尽管后来移居海外，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联系。而新一代华裔学者也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港或香港，既有着本土文化的熏陶，又对西方文化有着真切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便能够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取长补短，互照互省，较一般的西方学者具有更多的优势，更大的便利。黄鸣奋文章中介绍的80年代以后的博士论文，相当一部分都出自华裔学者之手，即是一个证明。可以预料，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华裔学者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台港学者的研究

对于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本该有相当的了解，但事实却非如此。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本世纪40年代末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往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学界的相互了解也不过是近十几年来才开展起来的。所以，尽管并无语言、文化的隔阂，但对台湾地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知道的并不很多。

另外，对台湾学者身份的确定也有一定困难。一方面，台港两地学者之间的来往、交流较为频繁，不少人往往分别执教于台湾、香港两地，其研究所得的发表或出版也不限于一个地区，因此对其归属的划分只能是大概而言。另一方面，部分台港学者后来移居欧美，而其所著述亦多用英文写成，对于这部分学者，我们习惯上将其划入西方学者的范围，这在上文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时已经涉及。不过，其中某些学者前期的研究，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准确些说，台湾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从6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据王更生《“文心雕龙学”在台湾》一文的介绍，［②①］50年代台湾高校中仅台大和省立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两校设中文系，限于各方面条件，虽有少量，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台湾局势的渐趋稳定，经济的繁荣，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为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显示出自己的实绩与学术个性。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先就台湾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描述，借以窥见其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之一斑。

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在大陆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首先要归功于大陆已故著名学者、龙学研究专家牟世金教授所作的努力，在他1985年出版的《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一书中，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对50年代以来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进展作了全面的述评；另外，199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也特别收入了台湾学者王更生的专题文章及研究论著目录。这样，台湾学者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才得以为大陆同行所知。而由于《文心雕龙》一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特殊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即可以看出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水平和特征。所以，尽管不免以偏概全，但由此切入，仍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

本世纪50年代研治《文心雕龙》的，主要是台大的廖蔚卿教授和师院的潘重规、李曰刚教授。廖蔚卿在50年代已有若干，如《刘勰的风格论》（1953）、《刘勰的创作论》（1954）等。潘、李的成果较为晚出。他们的贡献不只在于自身的研究，还在于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如后来以研究《文心雕龙》知名于世的王更生、龚菱、沈谦、黄春贵等均毕业于师大，这无疑为台湾《文心雕龙》乃至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牟世金统计，台湾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50年表6篇，60年代50余篇，70年代130余篇。论著则60年代5种，70年代17种。其发展趋势之迅疾，多少可以由此见出。其研究重点，大致以70年代中期为界，以前偏重校注译释，以后则转向理论研究。截至1982年底，已出版论文集7种，校注校释11种，理论研究10种，导读、年谱各1种，共30种，［②②］另据《文心雕龙学综览》提供的材料，从1983年至1992年又新出了10余种。以台湾一省之区而论，数量已颇为可观。其中有的著述或开风气之先，或为独到之论，均有其特殊的价值在。校释方面如李曰刚的《文心雕龙诠》，理论研究如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沈谦的《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和《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王金凌的《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彭庆环的《文心雕龙综合研究》等，都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总之，作为一个缩影，透过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我们可以想见台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大概。事实上，台湾不少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对于《文心雕龙》之外的古代文论典籍也不乏研究，如徐复观、王梦鸥等人便是如此。只是为材料所限，我们知道得不多而已。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毛庆其选编的《台湾学者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选》，共收入台湾学者发表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19篇文章。其研究对象从汉代《毛诗序》到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而以魏晋六朝文论占的比重最大（6篇），其次为金元和清代（各3篇）。这当然不能代表台湾学者实际的研究方向，但至少可以表明并未局限于《文心雕龙》一书。选编者自己也承认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本，只是希望它能够客观地反映最近和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台湾学界在古代文学批评方面研究的概貌。不过老实说，这个选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连编者本人也难以断言。书后虽有编者撰写的《编后记》，却未对台湾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作必要的介绍。非不愿也，实不能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建树，还有以下著述应该提到。

在资料整理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由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类编》（1970）。该书辑自《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三部诗话丛书，而分为前、后两编。前编以诗话所论作家为纲，按姓氏笔画编排；后编则分诗论、历代诗评论、体制、作法、品藻、辨正、论文、杂记八类，编撰该书的意义，编者在自序中有一个说明：“惟合百一种诗话为一编，使冗杂之资料，分别类聚，有例可寻；凡诸论述，皆可循序以求；或有辗转剿袭，亦犁然可辨；是不仅省翻检之劳，亦有功于考证尔。”由此看来，《百种诗话类编》主要是为文学史研究而编撰的。197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共11册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该书所收资料，上起两汉，下迄清末，除成本的理论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及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不收外，较为重要的零散篇章均在其内。8卷依次为：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2、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3、北宋文学批评资料汇编；4、南宋文学批评资料汇编；5、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6、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7、明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8、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每卷之中又分为“叙论”与“资料汇编”两部分，前者综论该时期文学批评的特点、流派及其成就；后者则按时代先后将文献加以标点、编排。这两部资料集的编成，对于台湾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其编选角度和体例也颇有新意，且以规模而言，实走在大陆学者之前。

在批评史撰写方面，主要成果为几部断代史。如朱荣智的《两汉文学理论研究》、廖蔚卿的《六朝文论》、张仁青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张健的《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朱著重在讨论两汉文论产生的背景、文论家及其理论主张、在批评史上的地位，但开头专设一章讨论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等人的文学观。廖著基本内容为六朝文论的综合论列，分绪论、文德、文质、通变、文气、神思、风骨、文体、修辞、声律、批评11单元；此外还特别讨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张健曾著有《沧浪诗话研究》、《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欧阳修之文学理论》等专著，于宋代文学批评用功甚勤。这部《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分别讨论了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若虚四人的文学批评理论，虽合为一帙，其实也可视为四本小书。张仁青的本意，据其书之简介，是的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拟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卷，《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先出，但其余四卷未见。明清部分似无综合性史论，不过分论清代诗学、词学和桐城派文论的专著却有几部。

就发展状况和研究特点而言，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不乏相似之处。譬如旧学风气较浓，重视资料整理工作等，都十分接近。若以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研究而论，在不少方面较大陆学者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点也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相一致。另外，注重吸收大陆学人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亦为其研究特色之一。1990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策划、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内容包括：大陆当前文献学著作的类型及其得失，大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评，中国文学史中民族关系问题之探讨，大陆庄学研究概况，以及大陆中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教学情况等。其中还收入了一个“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的记录，参加者主要是台湾各大学研究古典文学、文论的教授。台湾对大陆学术研究的关注，于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我们对台湾学者研究的了解、介绍实在是欠缺。造成这种失衡现象，固然可以归结为客观方面的限制，但我们自己主观上重视不够，恐怕也是应该反省的。

至于香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因为有香港学者陈国球的专题介绍文章，我们知道的要较为完整一些。陈国球本人即是研究古代文论的专家，对香港学界的情况又有切身的了解，故由他撰文介绍，自然更能得其真实。他于1988年撰写的《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概述》，［②③］和后来为《文心雕龙学综览》撰写的《香港〈文心雕龙〉研究概况》两篇文章，为我们了解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据陈文的介绍，香港学者中最早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是饶宗颐。1952年，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文学批评”，即由饶宗颐任教。饶氏于1954、1955年分别发表了《〈文心雕龙〉与佛教》和《〈人间词话〉平议》两篇论文，是为港人研治中国古代文论之发端。同时，这两篇论文似乎也预示了后来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从50年代到80年代，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六朝文论和清代的诗文理论一直是香港学者研究的重点，恰与上述饶氏两篇论文内容相合。

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论文集《文心雕龙专号》（1962）、程兆雄的《文心雕龙讲义》（1963）、由台来港执教的潘重规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会校》（1970）、石垒的《文心雕龙与佛儒义理论集》（1977）等专著。此外还有若干学位论文和发表的单篇文章，其中陈耀南在进入80年代以后发表的系列论文尤为引人瞩目。有关六朝文论的研究，开始主要是以陆机《文赋》和钟嵘《诗品》为对象，后来略有拓展，兼及沈约、萧统等人，成果则多为论文。

对清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起初主要是围绕王国维的词学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五六十年表的论文中，有关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70年代以后视野渐宽，诸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叶燮、沈德潜、袁枚的诗论，王国维、朱彝尊的词论，乃至李渔的戏曲理论和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有专文论及。

当然，香港学者40多年来的研究决不止于以上所述，对于其他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香港学者也不乏研究。如唐、宋、明三个时期，研究著述都不在少数，只是不及对六朝和清代研究的成果丰富而已。我们注意到香港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学位论文占了很大部分。这说明香港学府对传统文论的重视，在培养古代文论的研究人才方面下了功夫。这是很可称道的。其不足则如陈文所说：尽管七八十年代以后研究的涵盖面渐趋广泛，但仍有一些薄弱部分。例如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汉代班马、王充以至辞赋家的文学批评、宋代的《沧浪诗话》、明清的小说戏曲理论等，都未能作充分的研究。另外，40年来还没有一部文学批评史问世，这也是令人遗憾的。究其原因，则为香港的学术研究多属个别学者的自发行动，故难以进行大项目的研究；且学术论著出版不易，图书资料又较为匮乏，因此不免缺少一种恢宏的气度和整体的建构。

平心而论，香港学者的古代文论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限于客观条件，香港学者的研究不以资料整理见长，而是以理论阐发取胜。虽说也有一些校释注译方面的成果，但最能代表其特色的，应该说还是借鉴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变换视角来研究传统文学理论。譬如黄维梁关于中国诗学的研究即为一例。在他的《中国诗学纵横论》（1977）及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或引入西方诗学理论来反观中国传统诗学，或将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每每能别树一帜，另创新说。又如陈国球的《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1987）和《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2），亦属借鉴新学，偏重阐释一类。香港学者研究的另一个突出之处，则是跨语种的研究。由于香港学府普遍重视英文的掌握，故即便是专攻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人，也都有很好的英文读写能力，这一点不只为他们吸收借鉴西方最新文论成果提供了便利，更使他们能够：（一）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自己的见解相比较以加深认识；（二）将中国古代文论之重要典籍译成英文以减少讹误；（三）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用英文写出以推向国际。其中后两条尤为内地学者所不及。在这方面，黄兆杰的表现似乎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于1965年在香港大学获硕士学位，论文为a moral approach to chao ming wen　hsuen-a study in poetry and morality（从道德观点论《昭明文选》）* 196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此后他又完成了两种中国古代文论典籍的英文翻译：一是以“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为题将从《毛诗序》到《文选序》共13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献译成英文（1983），二是王夫之的《姜斋诗话》（1987），他的这些研究和翻译，对于西方学者了解、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无疑是很有助益的。

香港治古代文论的学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一是在内地生长，后来于50年代南下并定居于香港的，如饶宗颐、石垒；二是在香港完成学业，于六七十年代在香港高校任教的，如黄兆杰；三是80年代初毕业获得学位，并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如陈国球。老、中、青三代学者在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特色。肇始草创之功，已为老一辈学者所建；而继往开来之责，实非中青年学者莫属。香港虽人少地狭，但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确有自己的便利和长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并引为借鉴的。

通过以上对日韩、欧美和台湾学者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的粗略描述，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尤其近30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中国古代文论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的兴趣，而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国内学者之间相互的交流、学习，还必须有一种世界眼光。这里说的世界眼光，并非指借鉴一般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是指了解和吸收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得，包括其对文本的考辨校释和理论阐发两个方面。当然，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如蔡镇楚的诗话研究，曹旭、张伯伟的《诗品》研究，詹 ?的《文心雕龙义证》等，都尽可能地吸收、借鉴了海外及台港学人的成果。

存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学术整体，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在海外和台港地区的研究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应该承认，与日本、台湾学者相比，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意识，本文所据的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和台港学者的介绍，即表明我们此项工作的薄弱。事实上，我们非但不重视对大陆以外研究状况的了解和介绍，而且对我们自己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应有的总结，我们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目录，这是很不应该的。日本学者编写过《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献目录》（伊藤漱平）等多种目录资料，台湾学者也编过《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洪顺隆），时间跨度自1900—1983，语种则以中、日文为主，兼及韩、英文。而我们除了《文心雕龙》研究的资料工作差可外，别的几近空白。我们连自己都不甚了解，又遑论了解他人呢？这种对研究之研究工作的忽略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它使我们的研究难以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真正认清自身的状况而陷入某种盲目性，甚至以徘徊为前进，以蹈袭为创新，以做无用功为勤奋，而空白仍在。

当年孙 ?Z工翻译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时曾有这样的感慨：与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实在令人惭愧。“譬如子孙继承了祖宗遗传下来的一点遗产，哪怕就是荒莽的山原，自己也应该早已作过那种剪刈培植的工作了，现在这种工作却要借助于别家人，这哪能不使我临笔而增加了无限的惭愧呢？”周作人为王俊瑜译青木正儿《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所作序也有类似的感受，谓“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这实在是学人之耻”。这种心情不难理解，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文论遗产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中国古人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一方面，我们主张学术无国界，不论研究者的国籍为何，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科学研究都是值得嘉许的，其所取得的成果也应该是引为借鉴的；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们更有责任在自家这片土地上努力耕耘，较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也期冀有更大的收获。近水楼台，我们理应在国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而了解海外和台港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之一。

①关于《支那诗论史》问世的时间，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和兴膳宏《〈文心雕龙〉研究在日本》二文均称是1927年，而古川末喜所编之《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则注明初版时间为1925年。笔者未查到原书，但当以古川氏之说为准，盖陈钟凡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将铃木此书列为参考，而该书中译者孙 ?Z工的译序作于1927年5月，揆以常理，《支那诗论史》当先于此一段时间出版。

②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 ?Z工译，北新书局版，第47页。

③参见《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④1933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青木正儿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王俊瑜译。是书共四章，分别讨论中国文艺思潮的概况、原始的文艺思潮、儒家的文艺思潮和道家的文艺思潮，似也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相关，但不详其原著出版时间。

⑤1983年，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⑥李钟汉文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⑦李章佑文《南朝鲜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⑧另据李钟汉文，汉城大学教授李炳汉已完成了一部新的《文心雕龙》韩文全译书，即将付梓。

⑨张伯伟发表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的《钟嵘诗品在域外的研究及影响》一文称“《诗品》的朝鲜文译本尚未出现”，而据李钟汉文，则自车环柱起就开始了《诗品》的韩文翻译，李徽教也曾致力，但均为部分，至李哲理始完成全译。李哲理于1990年8月获博士学位，张文所言，想来是未见其书出版之故。

⑩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①①转引自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①②同上，第11页。

①③珊德拉《文心雕龙研究在欧洲》，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①④此处材料据王丽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国外》一文，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王丽娜自80年代以来致力于介绍中国古代文论典籍在海外的流播和研究，除此文外还发表过《严羽沧浪诗话的外文译著简介》、《国外对文心雕龙的翻译和研究》等，为我们了解海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①⑤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第123页。

①⑥见《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目录所收为西方著述，但不问作者所属之地区国籍，是以包括了亚洲学者用英文撰写的研究成果。

①⑦该书因用法文写作，故为伊维德目录所收。

①⑧据珊德拉文，出处同注⑨。

①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为涂经治所译，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出版。

②⑩譬如施友忠早年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1945年赴美任教前曾长期执教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等。

②①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②参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7篇

本文从古今观的视角探讨古代文论在当代研究的现状。认为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本身有着相当厚重的文化意蕴。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论内容也显得相当必要。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层面来考察古代文论的研究则较为欠缺，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中国文化包括古代文论尤其是文论中文学发展观的重要影响作用，并对传统文论中古今观念的重要性予以了理论上的强调和初步的论证，但是对文论古今观的具体阐释及其对古代文论思想内容的具体影响乃至文论与古今观之间的具体关联等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关键词】

古今观；古代文论；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载体之一，这已间接说明，传统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全面渗入和影响。因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的确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选择，并不是照搬西学的盲目跟风。但是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文化”概念的极大涵盖力，这样的研究还显得远远不够。无论是对个案的研究还是在整体性的研究都还有向文化更广阔领域扩展的必要。而从中国古代文化中较为重要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古代文论的研究目前则显得更为欠缺。

一

虽然西方学者非常注意对观念进行研究，但是因为古今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故而西学视野中的古今观研究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西方文化主要把古今概念视为纯粹的时间观念来进行科学的考察，譬如英国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改变世界的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就是如此。鉴于此类著述与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研究的关系不多，于此本文不作过多引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古今观念研究的问题上，西人的科学体系及其观念也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中古今观念的认识和探索。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实绩。有张岱年等人的《中国观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华和张代芹合著的《观念世界探幽》（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两本著作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国观念史》对中国文化中有关的文化观念予以个体式的讨论；《观念世界探幽》则从横向上具体对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知识观、时间观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萧新煌主编的《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书收集了大量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考察观念形态的论文，该书中杨国枢的论文《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对文化的层次及其关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从主观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态度、观念）的角度出发才能了解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文学、艺术、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观涛的专著《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对观念问题研究进行了整合和总结，但他多关注的还是政治性或与其相关的观念。而学界真正对中国观念理论进行研究的则是张连海的《观念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是学界第一部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观念理论研究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研究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于古今观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较少涉及。目前真正讨论文化中的古今观念的论文有3篇。分别是晋文《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建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杨春燕《从看刘勰的古今观》（《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修贵《浅谈的古今观》（《沧桑》，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论文分别从人们对待古今的态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这两方面对古今观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论者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问题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所以这些研究在开拓文化研究新领域上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因为目前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个案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导致目前对古今观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个案的同时结合整体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观的研究放在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

二

学界对古今观念的研究论文本来就少，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和文论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问题纳入文论研究的是罗根泽先生。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就把“贵古贱今”和“贵今贱古”视为是文学批评的两种错误意识。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节注意从古今的视角来讨论文论。由此说明，文论与古今问题的密切关系在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早期就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这一方面的研究后继者没有再往前继续推进。近来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一书对古今问题也颇有涉及。论者对汉代人如何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古今关系作了一个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汉代尊经复古和变古贵今的两种不同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此种古今认识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虽然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还显得比较粗略，并且主要讨论的是汉代的古今观与文学观念，但是这也为探讨古今观与文论的深层关系提供了文学史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和经典个案。此外，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一书虽然是探讨文论家在看待文学变化问题上所形成的文论范畴，但是实质上也较多牵涉到古今问题，故而实际上也揭示了历代文论家对继承和创新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是该书的主要论述部分还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论思想，对之前的文论谈得比较粗略。而刘绍瑾的《复古与复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则对儒家的复古与道家的复元古思想进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复古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但是刘著仅仅从复古的方面来谈文论思想则容易忽略文论思想中的适时性与当下性的一面，并且仅仅以儒道两家来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化复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视域。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则把中国传统文论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当下态势中来进行关照。该书认为古今关系是中国文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书对传统文论发展观的阐述相当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识也相当突出，但书中对文论古今问题的阐述仅限于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与梳理，对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的具体内容则较少论及。

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文论的影响的研究还有胡大雷的《传统文论的魅力、模式与智慧》（凤凰出版社，2005年）一书。论者把古今问题视为传统文论的问题之一，认为它是文学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对整个古代文论中的古今之争进行了粗略的梳理，进而说明了文论中古今问题的持续存在。但是对于文论中为何有这样的古今认识，这种古今认识在文论史中是如何变化并体现时代文化对它产生的影响，文章都没有进一步探讨。徐和勇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古今观”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对古今观与文论关系的讨论更为具体一些。论文旨在研究古今观念变化产生的结果对书法发展起到的影响作用，但论文仅限于对呈现在书论内容中的古今观念的考察，这本来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观的历史原貌，另外论者对古今观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关系上。

从以上相关研究现状来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因而从古今观角度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而且也是以完全可行的。

【作者简介】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④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陈平原编，2006年.p2.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9篇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 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 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 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 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 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 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 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 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p#分页标题#e#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 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 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论 教材体系建构 《文学理论教程》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

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

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

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

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

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

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

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

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

《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