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论文范文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1篇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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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变与通——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再考察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 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 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 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 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 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 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 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 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p#分页标题#e#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 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 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巴赫金文论；外国文论；接受

作者简介：周启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俄罗斯文论、比较诗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子项目“外国文论卷”，项目编号：09&ZD071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12-09

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拿来”与接受可圈可点。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理论”、“话语理论”，已得到中国学者的积极阐发与运用，被运用于中外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被运用于文学与文化理论建构，被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被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成果十分丰硕。如果说，“复调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叙事学、小说诗学与美学探索，“对话理论”激活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学乃至整个人文研究反独断、反霸权的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狂欢理论”的应用深化了当代中国学界对经典文本深层意蕴与文化价值的发掘，那么，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学者对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知识生产机制的探究，“巴赫金理论的语境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则以其丰厚的“互文性”将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卷入当代世界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科学多种思潮流脉、学派学说交织纠结而互动共生的文化场。

巴赫金的思想与学说，在极大地开拓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在积极地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想解放与变革创新。当代中国对巴赫金文论的接受，凸显出三大特点：其一，基于多语种、多学科的参与，已形成巨大的覆盖面；其二，源于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之有效结合，已产生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三，缘于既能与当代国外各种文论思潮学派理论资源相对接，又能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应和，而已生成富有弹性的参与性与富有潜能的生产力。这些特点使巴赫金文论在中国的“旅行”成为中外文论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堪称外国文论中国化实践中的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一个成绩相当可观、内涵相当丰富的案例。1这一平台生动地映射着中国文论界对国外文论的拿来与借鉴的曲折印迹；这一案例典型地折射着文学理论在其跨文化“旅行”中被吸纳也被重塑、被传播也被化用的复杂境遇。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当代中国巴赫金接受的两大特点做一次梳理。

1. 文献译介上多语种的投入

巴赫金原著（至少15种）的翻译，从单篇文章、单本著作、单部文选到整套全集，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文论教学研究的几十位知名教授与著名学者的投入，不仅有《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这样著名刊物的支持，而且得到北京三联书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知名出版机构的支持。

多种（至少3种）巴赫金评传的汉译2，其承担者，有懂俄语的译者，也有懂英语的译者。多部（至少3种）国外学者论巴赫金的著作的汉译3，则是由从事法语语言文学与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来完成的。多篇（至少12篇）国外学者评论巴赫金的论文的汉译更是由多语种的译者来承担的，有译自俄文的，也有译自英文的，还有译自法文的。

2. 学术交流上多学科的互动

以巴赫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5次），从为期一天的单边小型研讨到为期两天的双边中型研讨，再到为期三天的多边大型研讨4，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但均以巴赫金的理论学说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乃是名副其实的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外国文学界从事俄罗斯文论、法国文论、德国文论、英美文论研究等不同语种的研究者，来自文艺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着巴赫金的理论遗产来探讨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艺术学理论、美学理论、哲学理论、文化学理论，话题涉及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得以实践，中外人文学者之间生动有效的对话沟通与互识互动，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得以实现。

3. 学术成果上大面积的覆盖

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研究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至少有15部，覆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个堪称中国人文学科重镇的外文系、中文系、哲学系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专业。这些学位论文涉及俄语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汉语言文学，辐射到多语种、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生动印证了巴赫金研究的多语种性、跨学科性。

外文系尤其是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中成功地承担起引领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语文学专业的张羽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夏仲翼教授、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彭克巽教授，最先从“复调小说理论”关注巴赫金学说。1979年，彭克巽在其“苏联小说史”课程中就有一讲评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1981年，夏仲翼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文章中已提及“复音调小说”[1]；1982年，夏仲翼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2]，并发表阐述小说复调结构的论文[3]。其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刘宁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白春仁教授陆续培养了一批以巴赫金学说为其学位论文论题的博士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多年开设全校研究生选修课“巴赫金专题研究”。中文系尤其是文艺学专业，亦对巴赫金理论表现出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必修课多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作为精读文本逐章讨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将巴赫金文论列入文艺学专业博士课程。在外文学院与文学院教授的悉心培育下，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专题来完成其学术训练的文学博士不断出炉。同时，一些钟情于巴赫金理论的学者之“自选题”专著也不断面世（至少有8部）1；1979—2009年这30年里，中国已经刊发的“巴赫金研究”的论文至少也有600篇。这些论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文艺研究》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上。其中，《外国文学评论》与《世界文学》在巴赫金理论译介与评论上尤其发挥了引领作用。

巴赫金其人其文进入了钱锺书、钟敬文等一代鸿儒的学术视野，已成为钱中文、吴元迈、胡经之、童庆炳等著名学者著书立说的重要理论资源，已成为当代中国高校文学专业、美学专业、哲学专业众多研究生的研究课题。读者不仅可以在评述苏联文艺学派或苏联美学的专著中找到专论巴赫金的专章2，而且可以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外国文论简史》等文科教材中读到论述巴赫金理论的章节3。检阅刊物上的“巴赫金研究”论文、教材中的“巴赫金学说”章节、图书馆书架上的“巴赫金研究”著作，不难看到：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译介与阐发，辐射到多语种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多学科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辐射到语言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美学研究、哲学研究，甚至民俗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在当代中国高等学府已经“登堂入室”，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几乎是无人不知巴赫金。巴赫金研究可谓当代文论界的一大显学。

在当代中国巴赫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有一些学者因勤于开采而实绩卓著，精于吸纳而建树丰硕，立下了开拓者与领路人的功勋。钱中文之于汉语世界的巴赫金学，正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样说，不仅仅因为中国第一篇从文学理论视界正面解读巴赫金学说的论文出之于钱中文笔下1，汉语世界第一部《巴赫金文集》由他主持，并不断发表以巴赫金文论为话题的文章，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界围绕巴赫金的学术争鸣，而且更因为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路径独特，视界宏放。这路径，这视界，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既有宏观的整体性眼光而又善于“精”——紧扣巴赫金理论学说关键词的涵纳而一步步逼近其学理性的核心思想；其二，既坚持立足于第一手资料而又善于“出”——直面理论园地的现实而富于鲜明的问题意识；其三，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而又善于“立”——勇于在对话中吸纳又富于独立的理论建构激情。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由叙述学界面切入“复调理论”，由文学学界面切入“对话理论”，由文化学界面切入“外位性理论”。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这一解读路向，既不断推进而走向精深，又不断拓展而走向宏放，与巴赫金本人学术探索的内在理路是相吻合的，它基本上还原了由“小说学”至“文学学”，再由“文学学”至“哲学人类学”的大思想家巴赫金的心路历程。这一探索，堪称是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在多学科互动中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缩影。

二、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有效结合的平台

1. 复调理论的解读与运用

当代中国学界对复调理论的解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起点：其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起点，其重心在于考量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艺术的关系；其二，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起点，其重心在于阐说复调理论所负载的多种思想价值；其三，以复调小说为起点，探讨小说艺术新类型。历时地梳理，当代中国学者对复调理论的解读经历了这三个不同起点的转移；共时地考察，以这三个起点而展开的探讨也是复调理论在中国“旅行”的三种形态。

当代中国学界最早是将巴赫金作为一个提出“复调理论”的小说理论家来发现的，最早是将巴赫金作为一位以复调理论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来接纳的。然而，“复调理论”很快就超越了一个大作家的艺术世界之诗学特征的概括，而向其他界面辐射，成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的概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概括。学者们不仅仅关注巴赫金运用复调理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作了独具一格的解读，更加推崇复调理论所负载的思想价值，更加推重复调理论所内含的艺术思维方式。论者看待复调理论的起点不同、着力点不同，便有了对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论争。

论争的焦点是复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这首先体现为“主人公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主人公能否脱离作者的控制”，也体现为对多种“作者身份”的辨析。《外国文学评论》曾于1987年与1989年两度组织以巴赫金复调理论为专题的对话争鸣。争鸣中，有学者认为，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最终要受作者意识的制约”，“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立场”颇为可疑。[4]有学者看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交流、每个主体的声音都具有独立思想价值这一观点，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就成了作家和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这种关系确实在陀氏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复调更应被理解为小说家的一种艺术思维方式。[5]在艺术思维方式这一界面上来谈论复调理论，还见之于一些并不推崇复调理论的文章。有学者认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顶多只是停留在复杂化了的真正抒情原则上，从属于较高的艺术思维方式或艺术时空观念层次[6]；有学者将复调理论理解为一种读书方法而不是创作理论[7]；有学者则认为复调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8]。将复调理论视为一种读书方法也不失为一种阐发；将复调理论视为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则使对复调的解释适用于任何小说，已超越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界限。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点应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9]经过这场围绕复调理论的争鸣，巴赫金复调理论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得到了初步的呈现。此后，复调理论的探讨继续深化，争论在延续。《复调小说理论研究》的面世就是一个印证。对于复调理论的存疑是这本专著的一个特点。陀氏小说世界与巴赫金复调理论之间的“分野”依然受到关注。有些学者将这一“分野”纳入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来加以思考。这类文章与其说是在探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如说是在研究陀氏的复调艺术。另一类文章的重心则向巴赫金复调理论后移，以这一理论自身为焦点。也有学者不再关心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世界吻合与否，而着眼于探讨一般的复调小说，由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转向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复调理论。

复调理论中最有争议的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在这里，“主人公的独立性”是理解这一关系的一个焦点，“作者身份”也是一个关键。钱中文将巴赫金的“作者”区分为哲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与美学意义上的创作主体。[10]（序言）有学者则认为复调小说里“作者”分裂为“本文作者”与“现实作者”两种存在形态，作者身份本身具有复调性，可用“复调作者”来概括。[11]有学者从复调理论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切入，认为巴赫金赋予其“作者”之于主人公的关系，类似于上帝之于人——既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同时又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这也正是巴赫金借宗教思想在其建立的复调模式中要表达的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12]

对于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缘于复调理论本身具有丰厚的内涵。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小说体裁理论，而且具有多重意指。有必要对巴赫金文论建构中这一核心话语的不同内涵进行梳理。应该看到，复调小说理论只是巴赫金“复调说”的思想原点。其实，巴赫金笔下的“复调”既指文学体裁也指艺术思维，既指哲学概念也指人文精神；“复调”在巴赫金笔下是一个隐喻。巴赫金本人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复调”这一术语的“隐喻性出身”。正是这一隐喻性，使复调由隐喻增生为概念，由术语提升为范畴，其含义不断绵延。在文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一种特征，因而有“复调型长篇小说”；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而有“复调性关系”；在文化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复调是类似于“和而不同”的一种理念，因而有“复调性意识”[13]。也有学者在不同的“复调”概念的比较中来探讨复调概念由巴赫金再到昆德拉这一内涵不断延扩的过程，来预见复调艺术思维随着当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14]

可见，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解读在不断深化，阐发视野在不断扩大。在这种阐发中，有误读，也有过度诠释；有误解，也有误差。譬如，将复调理论解读为多重结构、多重情节，而未抓住复调理论的核心是多元价值观、多重独立思想的平等共存、多声部争鸣，离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本原内涵相去甚远，而走向将巴赫金的“复调”“泛化”或“简化”。然而，围绕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这些探索毕竟大大开拓了思维空间。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已经进入当代中国文论界的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之中。巴赫金的复调观点作为一种理论资源被不断征引。这一应用，体现为一些学者对复调理论之于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加以阐发。有文章认为，复调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思维有启迪意义，“指明一条拓展小说审美观照的版图与艺术空间的广阔思路”[15]。这一应用，也体现为更多的学者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直接运用于文学文本的具体解读：复调理论激励读者从一元思维所掩盖的文本世界里听出“多种声音”。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复调理论的运用涉及从古代作家到现代作家乃至后现代作家的一些名作。当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已经离不开“复调”、“对话性”、“多声部性”这样的标记性话语；复调理论更被积极地运用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意大利文学，甚至汉语言文学。当代中国学者在对《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浮士德》的解读中，有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运用。一些论者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读出复调因素。至于艾略特《荒原》的复调解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复调特征、乔伊斯小说的对话性，已然是不少评论文章的论题。有学者关注卡夫卡《城堡》的“对话性和复调特征”[16]（P33）；有学者认为，“那些既代表社会阶层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狂欢化的朝圣旅程，使《坎特伯雷故事》在本质上成为多种声音对话的复调作品”[17]。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推动了研究思路的拓展。严家炎认为鲁迅小说就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18] 一些当代批评家在巴金的《寒夜》、卞之琳的新诗、钱锺书的《围城》中读出复调艺术，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承志的《金牧场》、高行健的剧作、舒婷的诗歌里听出“复调和声”。

2. 对话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从学术探索的逻辑上看，对复调小说理论的深入考察必然引导学者们一步步逼近这一理论的思想核心——多声部性、主体间的对话性。及至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学者纷纷进入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发。一些阐述巴赫金理论的文章标题中醒目地出现了“对话”、“对话主义”、“对话理论”这一主题词1，甚至出现了阐述“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的专著2。如果说，复调理论解读比较集中地考量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聚焦式探讨，那么对话理论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阐发与运用，大多是一种发散式探讨。学者们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阐说为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对话主义的文化理论、对话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对话思想、对话思维、“大对话”哲学理念。3

学者们多方面探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价值。有学者从对话理论获取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19]；有学者认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意义超出文学范围，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理论价值[20]；有学者看到巴赫金不仅把“对话论”应用于各学科研究，还将之上升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础[21]；有学者指出巴赫金的“对话”模式具有思维革命的现实意义[22]。然而，正面梳理巴赫金对话理论内涵的文章相对较少4，更多的是对话理论的阐发运用。在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运用上，有学者认为对话原则应延伸到所有艺术形式之中[23]；但也有文章指责对话理论夸大了对话所赋有的重大意义，在颠覆旧的话语霸权时又形成新的话语霸权。

对话理论的阐发与应用何以出现这样的格局？这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植根于其语言哲学、植根于其话语理论不无关联。泛泛地谈论“对话”——提倡主体间平等、多声部争鸣，比较容易。要深入探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在理据，还必须立足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必须梳理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些关注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的文章，关注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内在的对话机制的文章5，堪称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发开始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

3.狂欢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狂欢理论”是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学说。这一学说内容庞杂，涵盖面极广。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孕生于其复调小说体裁渊源研究。当代中国学者对“狂欢理论”的关注最早也是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入的。在“复调理论”登陆中国之际，就有学者注意到“狂欢理论”，并对其基本要点作了概述。[24]不过“狂欢理论”研究之全面展开，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至世纪之交则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至少出现了4部专著，它们都是在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2000）的作者夏忠宪，是国内巴赫金研究队伍中“狂欢理论”主要开采者之一。在这部专著里，他从历史诗学、体裁诗学的角度来剖析“狂欢化文学”的重要特征，论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对文学、文化、哲学、美学诸方面的多重启发意义。着力强调巴赫金以“狂欢化思维”在颠覆中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这是一种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另一部也以“狂欢诗学”为题的专著《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2001）则更多的是一种重在诠释解读的阐发。作者王建刚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其对话理论的逻辑必然。巴赫金揭示狂欢文化的内涵，剖析狂欢文化的内在机制，是为对话理论的发生提供一种内证。在《巴赫金的理论和〈坎特伯雷故事集〉》（英文版，1999）作者刘乃银看来，乔叟笔下的朝圣正是巴赫金所说的最基本的狂欢行为，即狂欢节日的“模拟加冕”。香客乔叟具有狂欢的参加者与事件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体现了客观的作者立场：让不同人物充分表达自已的观点。通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具体解读《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巴赫金理论作为文学文本批评工具的可操作性和优越性。与刘著相比，另一部专著更直接地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解读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狂欢化与康拉德的小说世界》（英文版，1999、2004），作者宁一中细致地论述了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特征，尤其是运用“狂欢理论”对其小说《吉姆爷》进行细读，精彩地解读了吉姆从成为“爷”到其“爷”位之被颠覆的过程。除了这些专著之外，以“狂欢理论”解读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单篇论文难以计数。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主要是在他对拉伯雷的文学世界的解读上建构起来的。我国法国文学专家吴岳添分析了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巨人传》的艺术特色，回顾了狂欢化这种文学现象在法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为全面理解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有益的参考。[25]像拉伯雷一样，果戈理的文学世界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一个文本据点。巴赫金当年在其学位论文中认为“果戈理的笑与讽刺作家的笑不可同日而语”。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式的笑”来解读果戈理文学世界的艺术魅力，是今日果戈理研究的一大亮点。我国的俄罗斯文学专家认为，笑的锋芒在果戈理笔下“指涉客体”而又“反顾主体”，“鞭挞具体”而又“弹劾一般”，“抨击个别”而又“敲打普遍”，这种笑渗透着引人入胜的戏剧性与发人深思的悲剧性，浸透着鲁迅先生所说的“不可见之泪痕”。这也许正是果戈理之“含泪的笑”那撩人回味、促人沉思的魅力之所在。[26]

中国文学批评界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也给予了热烈的接纳，在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与运用上甚至更为积极。有学者在狂欢化视角下审视《水浒传》的狂欢化因素[27]；有学者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红楼梦》从民间节庆的狂欢场景上加以重新解读[28]；有学者借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反思晚清“谴责小说”，重审其“闹剧”意义，以对照“五四”以降多数评者使用的“讽刺”模式[29]；有学者将鲁迅笔下的民间世界比附为巴赫金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节中发现的“狂欢”世界[30]；有学者在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镜照下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同类文本[31]；有学者运用“狂欢理论”分析萧红、莫言的文学世界[32]。

巴赫金所说的“狂欢”，首先是指民间文化，是富于活力的下层民众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狂欢概念的内涵有两个层次：狂欢现象与狂欢化的文学现象。巴赫金是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狂欢描写，揭示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巨大的人类狂欢热情，从而得出他的文学“狂欢理论”。钟敬文看出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对中国的狂欢文化现象的研究很有启示。1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受到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研究者的欢迎，是不难理解的。有学者借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进行透视。[33]然而在所谓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中，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普遍套用与随意滥用，与巴赫金的“狂欢”本原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在影视研究、传媒研究、时尚研究、流行音乐研究、通俗文学研究中，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尤其受到偏爱。许多文章被冠以“狂欢”之名，许多言说涌动着“狂欢”话语，甚至有文章用“狂欢理论”来分析美式摔跤中身体的狂欢，有专著用“狂欢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春晚”。这是文本的狂欢，抑或是狂欢这一套语的狂欢？

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辐射力超越了文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的独创性与深刻性、开放性与可操作性，已引发并还在引发当代中国学者多种多样的话题。巴赫金理论思想内在的对话性、互文性、跨学科性，正引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驻足其中，领略其思想艺术的无穷魅力。2007年成立的中国巴赫金研究会，已启动多卷本“巴赫金研究”丛书（“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由周启超、王加兴主持，分为五卷：《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中国学者论巴赫金》，近期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其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四十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检阅，以期为当代中国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上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可谓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当代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解读、阐发与运用，方兴未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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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仲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J]. 世界文学，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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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钱中文. 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J]. 外国文学评论，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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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王晖. 死火重温[A]. 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册[C].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31] 朱崇科. 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32] 刘康.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但就中国美学中古代和现代两大传统而言，也具有内在的联系与区别。中国美学的古典传统显示了 哲学 统摄，道艺相通，关注人生的功能和封闭性、感悟性、评论性、技法性的特点。与此不同，中国美学的现代新传统具有中西结合，以西释中，知识谱系化，论理逻辑化，范畴学科化、意识形态化和开放性、建构性特点。而这两个传统的所有特点又都能从中国美学史写作中找到最典型的例证。可以说，没有两个传统的对照，就没有美学史的写作成果，而没有美学史的写作成果，中国美学传统也就无迹可寻。中国美学的传统是在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中彰显的。同时，中国美学的现代新传统也就包含在这种对古典传统的阐释中，是传统的现代生成，也是现代的传统回归。这里不存在新旧传统的断裂。相反，新旧传统相统一的学理基础已然分明。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我和一些同行专家出版的美学、文艺学教材和相关著作中有关意境、气韵、中和、神妙等审美形态、范畴的阐述看得分明。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6篇

文学现实与西方理论范式在近年来不断变化，在变化中总结、反思乃至于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同时，“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在新语境和新挑战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为总结与反思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加强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筹办的“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宪发来贺电，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德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文虎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西建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机构的130余位文论界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理论与文论教学的创新、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信息时代文论教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学理论的前景与展望等多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中国当前的文论建设的策略 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是今年中国文论界学人的普遍理论诉求，而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朱立元教授从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对当前文艺学建设的新想法。第一，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应从单纯的认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本体论）。文艺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思路下，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第二，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应当从寻求固定不变的文学本质的现成论转向动态建构的生成论。第三，文艺学应当从二元对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走向真正的辩证思维。第四，很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以人为本）出发重新认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朱教授认为从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出发重新认识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就会发现它对于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但与其他探讨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多种功能，可能揭示一些过去被忽视乃至遮蔽的重要东西。王元骧教授指出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规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们分别对应为固定、经验、批判。他分析了三种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围、本质以及三种模式间的区别和优劣所在。对于文艺学的选择，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描述性，文学理论是反思性，文学史则是规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谈到“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问题。他说当论的危机是“理论多了，问题丧失了”。高教授呼吁讨论问题应从问题而不是从“主义”出发，问题是理论的生长点。不要把理论当做时文的写作，话题应该迎接社会的挑战，理论不是智力游戏，接地性不能成为取消理论的借口，面对实际问题，它应为理论提供了契机。周宪教授在提交的论文《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中指出：现代和后现代是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出的两种范式，它们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并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通过转变中九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周教授认为反思其纷争、考量其嬗变，对于文论建设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优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两者的对立而达致新的理论建构，“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论”的文化语境，探讨其在“知识面貌、知识范式与理论表征”上对文论知识图景将产生的影响，李教授认可伊格尔顿所言的文学应“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号学”，这是文论知识生产应坚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顾祖钊教授则认为中国文论经历了“全盘西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现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目前已为“新阶段”做好了理论准备。他强调未来的文艺理论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现代文论三部曲中最为辉煌的乐章，文化诗学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学理论未来的形态。张伟教授的论文也认为综合应该成为文艺学创新的方向。 陆扬教授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学界热点指出了诸多耐人寻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识生产问题。他指出该问题具有“地道的中国本土化的话语形态”，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论资源”。陆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该问题在韦尔施看来是“浅表的”、“荒唐透顶的”、“叫人无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国美学语境，韦尔施反过来却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有力佐证”。陆教授指出成为学术热点是因为它涉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敏感问题而“招致了愤怒”。但更重要的是韦尔施强调的认知层面的“审美化”偏偏给中国学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意味深长的。至少，它意味着美学不必在形迹可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中随波逐流，相反，美学的哲学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认识论双重层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阐释，将是可以证明大有作为的”。刘俐俐教授从重读钱钟书《七缀集》获得的启发谈起，她认为文学现象是有价值的文学研究选题得以产生的丰富资源，也是文论教学的资源。同时，文学现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将相类似或者相反现象联系起来比对，发现异同。文学现象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复杂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变文学观念和研究视野才能对之说清楚，这就间接促进了文学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伟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认为：“只有破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清洗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张荣翼教授的论文从身份、转向、媒体、对话和语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思维模板，这对于问题意识的形成具有借鉴的意义。张永刚教授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系必须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识层面，在理论内部进行探讨才能深入认识。王苏生教授主张应从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本体思考入手，最终才能达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国特色的独创文学理论的建立。刘慧姝则揭示了存在论对学科建构的积极意义。程镇海认为从当前现实和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兼顾传统的“再生性”。#p#分页标题#e# 二、古典文论的现代阐释与价值 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论的现代价值以及阐释其当代意义，也是此次会议学者们所普遍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许建平教授从甲骨文的意象思维说起，谈了本土意象思维的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叙事特性和风格。吴子林从孔子“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和“志于道”的过程探讨了孔子之“学”的思想，进而由此论及人的人文化、社会化、个体化的完成，并超越“人伦日用”之生活世界，“上达”超验的形上领域。由为“人”到为“己”再到为“道”，人性得以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创造性转化。程勇从儒家思想出发考察其对文艺审美的制度建设的可能性路向。孟庆丽对道家的“善行无辙迹”理论进行了美学阐释。张艳艳关注了庄子以气构生的身体观念与中古通感审美体验存在的勾连关系，由此认为通感体验的特性不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质应在超越具体感官层面的生命一体融通。张节末教授提交的论文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了“兴”起源的比类传统。李昌舒论述生活禅的主要特点及其美学意蕴，着重探讨“境”这一范畴，并尝试从生活禅的角度解读“境”进入美学范畴的原因所在。朱志荣教授阐释了他最近对《沧浪诗话》诗歌语言观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认为应重视诗歌语言中的语音、音韵问题，应正确看待严羽认同前人论述与自我标榜问题（独创性问题），应仔细辨析严羽所面对的诗歌及看法问题。他也提及了做学问所遇到的困难、解决的办法及学术中品格的重要。刘凯对境界概念进行了多维探察，凸显其在传统思想中的价值及意义，同时展开了对境界美学内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体性意义空间。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论文认为老子的生态观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新的美学创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下评价老子体现的生态观，探索其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意义。刘毅青的论文尝试从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文论研究的比较方法出发，探讨对我们的启示，他认为中国文论若要确立自我身份，最终还是必须以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为资源，探索人类生存的共同课题。黄键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发现与体认其中的审美价值”以抗拒现代工具价值体系的策略必须克服独断论思维，以新的方式处理与工具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才能为文化与社会的现展作出贡献。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论思想内涵上的潜体系用合理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来，并揭示其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他以个人主持并独立完成的“十一五”部级指南类高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精心筛选的几十个古代文论重要范畴、命题为起点，论述了建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与方法：对当前文论教学的反思 王元骧教授认为当前文论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不是从现状出发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维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问题。郭世轩思考了后现代语境下地方高师文论课教学的四大困境：师生间信息源不对称与价值坐标不统一，课堂内外的热难点不同步，感性理性的双向追求不协调。他认为解决的策略是：矫正信息源，兼容多视角，实现信息同源化；深挖经典内涵，划分层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经典；扩大文化视野，关注热点，重新调整知识建构化；重视感性价值，确立新理性，确保感性理性协调化。张文杰认为文论教学的困境在于学生兴趣和积极性不高、文论课的价值受到质疑、市场功利主义影响、影视图像文化的冲击和对理论的漠视，出路在于文论自身的不断创新和阐释运用、学科配置的互渗以及直观性教学的探索。梁晓萍认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电子媒介下文学的复杂性超出了文论的解释范围，90后经典文本阅读体验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论的“隔”和古代文论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学的困境，她认为解决此等困境：教材要践行反本质主义思维，从文学实际出发探寻文学内在规律，体悟文学相对稳定的东西。乔东义看到了当今学生文化素养的不足，他认为出路不仅在于要加强文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文献方面的修养。李丹发现学士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题不清、主次不分、观点不明、理论与材料脱节等问题，她认为出路在于设置《文学批评》为必修课。张冬梅指出文论教学的问题是难度大、灌输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她认为出路在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借鉴意义。葛红兵教授则从创意写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化”发展与高校对口专业教学尤其是中文及文艺学教育教学模式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他认为创意写作可先从文艺学内部改革，让其承担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孵化器：文艺学应成为高校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器，用创作论研究、创作论教育教学改革来带动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创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文论教学中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法问题。对此，张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论中进行研究型教学的策略。他认为研究型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研究的方法。应以经典原著为根据，梳理关键问题，分析问题转换，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审视西方文论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可行性和适应性，鼓励学生把西方文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做到“洋为中用”，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杨文虎教授同样强调创造对于文论要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与迫切。他认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继，对理论遗产保持开放态度，要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某些“不变的东西”加以关注，要“保卫文学的梦，阐发文学之梦的内涵”，要面对和解释新现象和问题，关注社会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阅读和思考。之外还应对形而上关心和思索，这样文论才能为“创造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而做出贡献”。刘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艺理论能够得到什么、应当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认为文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使命不是关于文学规律与本质的探讨，而是关于立场与理想的表达，它是对文学活动的反思与研究，它关注文学活动内部的变化，追问变化的意义。陆扬教授从德法大学建设的实际尤其是法国巴黎高师全球招生制度侧重对学生思维能力考察的变化角度谈了对文论教学的看法。#p#分页标题#e# 四、学科、创新与西方文论 方克强教授就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在“后理论”的新基点上重申了学科立场。他重申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学科本位的彰显，是社会发展趋势，更是文学自身运动的结果。后现代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盖文艺学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弃文学而趋文化，跨学科甚或改变学科边界，就会出现“捍卫学科独立性的生存本能”。对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认为这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过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论”时期，重返学科本位和文学焦点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正置身于“知识生产”的模式化时代。批评者失去了批评意识和基本判断，批评陷入尴尬且异常虚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回返到“审美基点”探寻新媒体背景下文学的新质，考察文学的外部关联，进而重建审美批评新秩序。 在理论的创新方面，苏宏斌教授对身体何以能够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身体不是写作的对象而是主体，不是主张作家要“写身体”而是要用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主张的是身体而不是心灵为创作的主体。身体是一种灵化的肉，它与世界之间的交流构成了创作经验的前提。创作的基础是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流。正是通过这种交流，世界对人来说才变得生动。交流中产生的感受和体验，构成了创作所要表达的意蕴。刘锋杰教授扼要地评判了学界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四种可能性策略：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合流共同解构审美论将文学引向政治之维；通过重新界定政治实施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语境论与关系论的同构，反消费主义成为诉求前提。刘教授主张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应在文学审美性的指导下来理解这个政治维度的建构，以期能够既坚持文学的审美本质，同时又含蕴充分的政治意识。赵静蓉谈了记忆转向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她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指出文论界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忽略，认为探讨理论生成比站在理论的结果更重要。朱生坚以“泛政治化”为题，期望澄清“文学性”的本来面目。寇鹏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歪曲”话语的逻辑，并指出主观臆想性、政治集权性与主观恶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驾马车。汤拥华以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观的调整为参照思考了“理论如何更好地服务文学”的问题。肖伟胜的论文追溯了图像的谱系及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傅其林的论文探讨了喜剧的异质性存在及其哲学意义，曹谦认为朱光潜诗学与存在主义美学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涛重温了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研究。 在西方文论方面，张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畴之本性，他详细考察了形式范畴的形成、特点、意义及品格等，他认为形式范畴的“恰切定性应当为既是元范畴又不是元范畴。形式是型塑、彰显西方文化精神特质（两个世界、本质之学、主客两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赵建军论述了后现代语义的逻辑基础、关键问题及对未来的语义穿越问题。刘晓丽认为理论的误用是造成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作品现象的原因之一，它产生的各种批评危害的不仅是作品，还降低了理论的品质。詹冬华认为西方“哲性批评”的原创性和辐射力值得深思，应将理论储备化约为整体经验，不断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刘阳阐释了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径。王轻鸿强调信息科学在知识、思想、哲学层面对于文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和价值。张瑜通过对“实践转向”的转向的考察和比较，试图呈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脉搏。贾玮借助巴特“文本”概念变化的悖论，思考了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仲红卫发现新型大众读物的出现不仅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同时建构了初步的“文学公共领域”，并引领了“现代化”历程。 本次会议加强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过对经验的总结、问题的提出与反思、学科理论的探索，相信它一定会对今后中国文论研究和教学产生积极而深远地影响，这也是与会学者们所期待的。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理论研究；文学批评；有机融合：黄擎；《视野融合与批评话语》

浙江大学青年学者黄擎在其专著《废墟上的狂欢——“文学”的叙述研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之后，最近又推出了学术新著《视野融合与批评话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她近年在学术上孜孜以求、攻难克艰的成果。作为学术同行．在有幸集中阅读之后。既感佩于作者横跨文学基本理论、当代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批评三方面广博的学术兴趣和突出的学术能力，也为作者敏锐而明确的问题意识、强烈的价值忧患和现实关怀、有感而发严谨为文的学风所感动。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文艺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分属不同学科，各科各有学术领地和规范的学术格局；而就一个学者来说，也往往因地制宜地选择某个主攻方向，日积月累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竞争力。然而，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内在学术逻辑．呼唤打破以往三界各守畛域、相互隔膜的研究现状。诚如黄擎本书所说，“现有的学科分类原本就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并无楚河汉界的明晰界域”。在新时代语境下，互通与交流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向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融合，是在分化基础上的融合，是一种更高的融合。事实上，就一个文学研究的从业者而言。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学养，要想取得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显然，黄擎对此早有自觉，并把这点作为自己的目标去认真追求。套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境界决定高度。一个学者的学术境界也决定了他(她)的学术高度。当然，这并不是说黄擎现在的学术已经达到了非凡的高度；但我想，带着这份对学术的热爱和对学术方法和境界的自觉，黄擎是有望在学术这条道路上达到一个可能的高度的。可以如此乐观预期的前提之一。就是眼下黄擎这本自觉追求多种学术视野融合的《视野融合与批评话语》。本书的上编讨论的是文学本体论。涉及文艺意识形态本性、文学形式本体、文学形式功能、语言功能等文艺基础理论问题。中编文学批评篇侧重对文学批评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思考，前三章对世纪之交的文学批评问题进行了考察．后三章以“十七年”文学、“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为观照对象，对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事件和批评话语进行了反思。下编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同时也对当代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了“十七年”和“”时期的“集体写作”、“戏曲改革”、“样板戏”，当代审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缺失等文学(文化)现象，以及当代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与反讽现象。

在上编关于“文学本体”的讨论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章《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研究》中，可以看出黄擎这一时期的学术立足点基本上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中心的。应该说，“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起点，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黄擎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学术史梳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的创新性，但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进入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一个比较宽广深厚的学术功底。而黄擎令人印象深刻的、突出的理论综合能力和“接着说”的理论创新能力。也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表现出来。

除了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上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外，在诸如“中西文论关于语言本体的反思”、“文化生态批评理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与反讽”等的论述中，黄擎明显地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走向更大的理论综合和理论创新。我想，这对黄擎的学术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8篇

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等文论教材，已经选录本雅明的文论，将他的文论作为大学生学习西方文论的必读材料。这一时期，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主要有四种形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辞典中收录本雅明条目、译为中文的本雅明本人论著论文、中国学者专题研究本雅明的论著论文、中国学者编译外国学者关于本雅明的研究成果，以及以上提及的进入高等院校文科文论教材等。例如，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都收录了本雅明的词条，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有：奚广庆等人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美国理论家罗伯特·戈德曼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专题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专著，其中包括专题研讨本雅明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王才勇的《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赵的《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等，他们从不同侧面，都对本雅明的文艺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和介绍。同时，本雅明本人的文艺论著和文学论文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进行广泛传播。如董学文和荣伟编的《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收录了本雅明致阿多诺等人讨论现代主义的一些书信；张旭东和魏文生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王才勇译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王炳钧和杨劲译的《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其中收录了本雅明的博士论文和有关文艺评论的著名论文；陈永国和马海良编的《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其中收录了本雅明关于文学和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的节译，以及关于语言学、历史和政治文化的论文。中国学者还编译了外国学者评述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文章。如刘北成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王鲁湘等编译的《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一书，收录了澳洲学者波琳·约翰逊评述本雅明的论文：《超越异化的社会存在：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对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本质同卢卡奇的关系，本雅明的历史观及其文艺美学理论观点与他的批评者的评论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评述。而该书收录的另一篇译文：《艺术与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则介绍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根本决裂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其中包括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当时影响较大的译著，还有李自修译的、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论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等等。本雅明的重要的文论论著和论文被译成中文后，在高校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大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除了他论述德国悲剧以及一些文学论文是节译外，他的主要文艺论著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被翻译成为中文，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和文科师生，基本上能够理解本雅明的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本雅明的文艺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以及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和他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等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均有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特征在于，中国学者普遍将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加以推介。例如，冯宪光认为，“人们把本雅明的著述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本雅明占有显要的位置。”[1]胡经之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导言”中，以“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主潮”为题，评述了本雅明的文艺思想，把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并指出，他“对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作出全新解释”[2]。奚广庆等人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本雅明词条，指出他是“德国文学批评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3]中国学者把本雅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事实上，也就是对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进行了定位，这个高度的定位，也就决定了中国学者对他的文艺理论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他的文艺理论进行评价的价值标准。中国学者把他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理论家，也就充分肯定了他的文艺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这就使他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获得了少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所有的中国传播者，异口同声地对他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作用，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例如，刘象愚在《本雅明的学术思想述略》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西方的思想家中，本雅明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深邃、复杂的特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侧面来认识他。”[4]他还引用著名文学批评史学家韦勒克的评价，认为本雅明是与卢卡奇、布莱希特、德布林齐名的20世纪德语文学中的四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这个时期，他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首先中国学者认为，他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艺术新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剖析西方工业文明社会新艺术的典范。例如，王才勇认为，“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机械复制艺术这一属20世纪的新艺术门类进行了独到的社会学描述，这对20世纪文艺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其次，对本雅明的文艺理论方法和风格的新颖性，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例如，张旭东在《本雅明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本雅明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处境的洞察，以及他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力，更确切地说，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承受力。”[6]他对本雅明的文艺理论表达方式方法的奇特性，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又指出：“本雅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专注地把体验（而非经验）作为思考的内容，从而，他使他的思想跨越了最广阔的领域以某种现象为单位，通过他的隐喻构成了他的寓言世界——不是卡夫卡的寓言世界。”[7]第三，在创新的文化氛围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还就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式，给予了十分宽容的高度评价，甚至不乏欣赏性的评价。例如，冯宪光认为：“在一个传统价值失落，甚至缺乏意义和表达方式的话语的时代，面对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文化风行，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理想的进步艺术究竟能不能产生？怎么样才能够产生？本雅明的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在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时，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8]他还对本雅明追求形式革新的艺术生产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建立和形成了粗具规模的艺术生产理论。在这方面，本雅明有突出的贡献。”[9]而张旭东则认为：“本雅明把一种物的关系——他的确是这样看待马克思的伟大发现的——移植到内心的事物之中，但他的思路却恰恰相反，他从内心事物出发，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捕捉到了世界的关系。这给我们巨大的启示。它暗示给我们一个把心灵世界同物质世界放在一个语境里讨论的方式，尤其是一种理论的方式。”[10]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本雅明的重要著作还有：托马斯·所罗门编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杜章智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该书介绍并节选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什么是史诗剧？》（载《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载《文艺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苏联奥符相尼科夫·萨莫欣编的《现代资产阶级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总之，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眼里，本雅明不仅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伟大的文艺理论家，而且，还认为他对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对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的发展，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这一时期，也还存在着批评本雅明的文艺理论思想的论者。例如，欧力同、张伟合著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该书主要依据翻译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2卷介绍并节选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一文，介绍和评价本雅明的文学理论思想。他们对本雅明的评价基本上持否定立场，认为本雅明尽管“反对用政治衡量或取代艺术，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艺术本身就具有政治的性质”[11]，他们批评本雅明“以文学标准作为政治正确的前提，将艺术作品中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等同起来。这样，就出现用艺术取代政治的另一种片面性。”[12]他们的这些批评无疑也是中肯的，切中了本雅明文艺理论中的缺点。但当时像这种批评性的评价还是不多见的。正如德国解释学美学的重要理论家H·G·伽达默尔明确指出的那样：“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Sein）。”[13]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是那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不同地呈现出来的东西，现在的观赏者不仅仅是不同地去观赏着，而且，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14]从阐释学角度看，作品只有进入理解活动才真正具有意义，读者参与了作品意义的生成，艺术真理是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读者理解的效果。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这个阶段的传播，也是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前20年的社会条件下，理解和阐释本雅明文论的效果史。由于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的作用，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得到高度的评价，文论界和美学界普遍把他看作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创新的典范，虽然存在一些批评和否定的批评性评价，但这些评价在这一时期并不占主流。

二、作为体验和表征现代主义的文论传播

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今，这是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在对他的文艺理论作进一步广泛地传播的过程中，注重挖掘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早体验并表征现代主义真理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时期，无论是对他的文论的翻译，还是对其文论的重要主题进一步深入的探讨，都出现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出现了中国的“本雅明热”。首先本雅明的文艺论著被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例如，他文论论著中最为晦涩难懂的当属《德国悲剧的起源》，过去未见完整的译本，这一阶段出版了完整的中文译本。其次，出现了不同翻译者翻译同一本本雅明文论论著的情况。例如，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不仅有王才勇的译本，也有张旭东等人的再版译本。第三，出版了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编的英译者的中文转译本：《启迪：本雅明文选》。第四，翻译了外国学者专题研究本雅明的论著。例如，出版了德国学者斯文·克拉默的《本雅明》一书，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第五，出版了中国学者编选的外国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研究本雅明思想的论文集，例如，郭军和曹雷雨合编的《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其中的论文涉及本雅明的语言观、翻译论、知识论和经验论、历史哲学与文化批判、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第六，翻译了选录本雅明文论的外国的文学理论读本，例如，翻译了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等人编选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选编了汤姆·科恩的“唯物批评”，重点评述了本雅明的文艺观点。第七，中国学者对本雅明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主题进行专题研究，出版了专题性的学术论著。例如，秦露的《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赵勇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其中专题论述了本雅明的大众文化理论思想。第八，继续出版专题讲授本雅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文论教材，例如，出版发行了姜哲军教授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开辟专章评述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张一兵等人编著，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项目资助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评述了本雅明及其文艺政治学。第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被译成中文，介绍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例如，2008年9月25日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有中国学者参加，而且外国学者的论文也被译成中文。第十，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举办文论研究，其中不少学者探讨本雅明的文艺理论。第十一，中国文艺学者发表了许多研究本雅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哲学思想、语言学思想等方面的论文。例如，德国的毛姆·布罗德森著《本雅明传》（国荣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李晓《滑动的商品：商品拜物教与瓦尔特·本雅明的物质文化异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1年00期），吴琼论文《解读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泽江《从“寓言”看本雅明的“救赎”意识》（长沙职业工学院学报，2003年01期），曹雷雨《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外国文学，2004年01期），袁文彬《本雅明的语言观》（外语学刊，2006年01期），刘志的《死海里的生命漩涡——论本雅明思想的精神意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吴慧坚《文学翻译的价值：以“诗意”开启原作的新旅程——从本雅明的翻译观看莎士比亚作品汉译》（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上官燕的《本雅明：格格不入的灵魂漫游者》（世界文化，2007年05期），尹树广《本雅明的历史政治哲学（草稿）》（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第三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会议论文集，2008），邢崇《艺术神话的破灭——本雅明艺术技术革命论的建构》（时代文学，2008年04期），《一场寻求精神救赎的文化之旅——评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01期），蒋继华《审美经验的重构如何可能——论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及其当下影响》（2009年江苏美学学会年会“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传统”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9），李茂增、苏仲乐译《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社，2009），李茂增撰写的序言《现代性与小说形式——以卢卡奇、本雅明和巴赫金为中心》，吴潇《本雅明眼中的都市街道和城市记忆》（西江月，2010年17期），蔡熙的《城市与光韵：本雅明的审美之维》（理论与创作，2011年02期）。可见，这一阶段，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其内容十分广泛，而且传播形式也是多样的。本雅明本身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诸多论题，这些论题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统论题，例如，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有些是本雅明探讨的新的论题，例如，机械复制与文艺的艺术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理解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的问题，这些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少关注的论题，也是本雅明所处时代面对的新的文艺理论课题。如果说，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中国学者基本上评述了他文艺理论所有的论题，但这些评述对本雅明文艺理论的理解深度显然还不够的话，那么，他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阶段，中国学者侧重于传播他有关批判性考察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论题，并特别强调他批判性地揭示现代主义真理的价值和意义。在对本雅明关于现代主义揭示的态度上，在中国的传播者之间主要存在三种明显不同的倾向：一种意见把本雅明看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存在进行辩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例如，王才勇指出：“就像在国外一样，中国的本雅明热同样由两种方式主导：其一，到本雅明著作中寻找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依据；其二，将本雅明视为‘后现代主义’包括其所包容的新个人主义和新享乐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精神代表。”[15]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是出版发行于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论著，他在“维护现代主义的美学”的总标题下，评述了本雅明的“寓言”美学，指出寓言是本雅明认可的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第二种意见认为，本雅明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文化的现代性。例如，张一兵等著的教材里认为，本雅明的文艺政治学：“从救赎的角度看，当本雅明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西方内在的历史之际，其深刻之处是不言而喻的。”[16]而郭军指出：“本雅明的思想洞见就在于，他自现代性进程刚刚起步那天起就已看到纯粹技术操作的盲目性以及这种盲目所带来的灾难，对进步观念的批判和对价值意义的呼唤构成了他整个文化批判思想的内在动力。”[17]事实上，他们对本雅明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属性，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三种态度并不对本雅明关于现代主义的揭示持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只是客观地指出本雅明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例如，王才勇认为本雅明的意义在于，“使得中国读书界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引发的变化。本雅明通过对源起的披露使人看清了现代主义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精神生活领域引发的变化。”[18]他重视本雅明的理论方法和对现代主义进行揭示所产生的意义，没有表达对本雅明本人关于现代主义的态度。在第二个阶段上，本雅明的文艺理论传播之所以出现论题转换，显然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而引起主流意识形态嬗变的结果。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与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不断转型，同时中国在更大范围里正融入世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发展，带来了与西方相同的现代性问题。只不过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早于中国上百年出现。因此本雅明文艺理论中体验欧洲大城市现代性日常生活的论著论文，以及他对现代主义生活的经验、描述、分析和理论表征，也就合情合理地吸引了中国学者的目光。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体验和意见。中国学者从各自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不同体验和理解出发，试图从本雅明的文论文本里发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或证据。这自然也就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对本雅明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论题的不同的理解。

三、本雅明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理解本雅明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呢？这个问题，不仅是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自身发展所提出的论题，即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是表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对待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19]。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文艺理论适合中国文艺理论发展需要的程度。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不过，在我看来，随着经济总量的上升和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对本土文化形态有意识的保护，在当今的中国，不可能像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及弱小地区那样，越来越深入地陷入“美国化”。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必将成为全球化文化中的重要一翼。从这个方面看，作为文化重要方面的文艺理论，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成的材料，而是要根据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需要，借鉴和吸收像本雅明这样的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既符合当代全球化需要，又能够概括和引领当代文艺发展的中国的文艺理论。本雅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作为最早体验、探讨和表征欧洲发达国家现代性文化的理论开拓者，显然，他的文艺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丰富的启示意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者，或许可以从本雅明文艺理论的救赎理论中获得这样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在与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表达形式。犹太教救赎观念与人类解放理论的结合，形成了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救赎理论。而对于中国来说，儒家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里，或许可以与“大同社会”古老理想相融合而取得理论阐释的满足，并促使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走向国际，参与当代的全球化文化竞争。本雅明用来表征文艺真理的理论方式，启示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学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观察现实基础上阐释和批评文艺创作形成文艺理论时，可以有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不必拘泥于某种确定的方式。本雅明通过体验、观察，选取他所研究的时代一定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以此作为他理论阐释和批评的契机或切入口，对生活和文学艺术作品展开批判性研究，表征其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本雅明独特的“寓言”理论的隐喻的方式，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当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他启示了中国的学者，在当今全球化文化竞争激烈的形势下，要想促使自己的文艺理论走向世界，必须对当代现实和当代文艺有自己的独到发现，并找到属于自己的表征方式。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作为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业产品的大量输入，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艺术的文艺生产理论，其自身包括的丰富内容，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城市化和城镇化加强，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将越来越快，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会在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具体环境中的生活体验、经验，应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体验和经验有一致之处，当然，也必然有不同之处。因此，本雅明早在20世纪初期对法国巴黎现代生活的体验，以及联系这些体验而对法国文化，以及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这些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学者如何理解现代性社会和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应该看到，作为现代化的本质属性，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诞生，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本质变化；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社会的“物化”，以及某些社会阶层贫困化等问题。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指出：美国的现代性具有三个无法克服的局限：“首当其冲的是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从一开始，现代性就将自然作为‘可利用’的对象，以资本利润率的增长为目标”[20]；“现代性的第二个局限是对人自身的损害。”“贫穷便是资本的绝对极限。今天我们了解穷困在整个地球上发展蔓延”[21]；“现代性的第三个局限是现代性无法将所有人纳入其中，就是那些自现代性开始就一直被攻击，并被排斥在其之外，逼入贫困的人口、经济、民族和文化。”[22]美国社会的现代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杰姆逊所指出的美国现代性的三大局限，目前在全球其他发生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存在着。例如，目前一些发生现代化的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情绪浮躁，道德文明滑坡，以及生活和文化精神上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等现象，严重地制约着人类对幸福生活的创造。本雅明以其独特的方式，对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发达城市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些文艺理论及批评内容，对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代主义论题，全面地阐释和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9篇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2.对部分文论派别的政治化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尚无一部著作从文化政治角度切入整个当代西方文论，宏观地、综合地考察文化政治如何具体地渗透到文学理论之中，产生出怎样的新质，又有哪些弊端等问题。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第10篇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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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传承，特别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发扬，随后被流行于整个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所强化，成为一直主导世界文论潮流的强势文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一切伪科学的、非人性的、非历史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清醒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鉴别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判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三、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

应当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是产生文艺思想的源泉和推动文艺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是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恩格斯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经典性定义是从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观察和评论文艺是从歌德等人的创作和作品中抽取出来的。同理，没有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决不会有列宁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壮，1995）的著名论述。列宁的以反映论为主导的文艺思想同样是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创作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的、首要的、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倡导和注重变革世界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的伟大使命和根本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极其重要性，甚至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舆论的和精神的批判对改造旧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反对用舆论的精神的批判取代对社会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他们认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能否依靠“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作为区别“新人”与“旧人”的根本标志。他们祈盼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世界的一代新人。一切舆论的精神的思想的批判，都不能最终地实际地有效地改变人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必须使先进的思想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感性实现，变成物化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同前注，121页）一切优秀的文艺和先进的文论，都应当为改变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人的意识和思想只有影响、引导、推动、激励和鼓舞群众参与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活动，才有实际的意义。西方文论多半停留在舆论层面，诸如“语言革命”、“词句革命”、“符号革命”、“解构革命”、“本能革命”，乃至一些空泛的“文化批判”，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把重大严峻的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领域，这必然使对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语境的批判受到局限。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主要徘徊和漫游于语言王国，带有明显的脱离历史和躲避现实的缺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

四、重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文本

重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文本，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那些过去曾经阐释过的经典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现实生活的需求和文艺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的触发，重新解读，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取得新发展。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再学习和再阐释，还可以开掘出新的理论资源。近年来，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经典文本中，发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主体论思想、实践论思想、价值论思想、心理学思想、语言学思想，有的还相当丰富、系统，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紧密相关。只有回到完整的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才能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确立正确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