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文学范文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1篇

一、古代文学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经典必定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条件不断地组合、变化渐渐就形成了经典。古代文学的经典早已深入人心。时代不同，人们心中的经典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一提到经典，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就出现了《红楼梦》这部作品。我们常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都是相应时代的标志，我们只能感叹时代不同，文学代表不同。经典必然有它成为经典的价值，它一定能经得起文学家的批判，历史的考验，最终会形成它的语言特色，肯定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价值。除了这些之外，经典文学的形成与当时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唐宋家，他们的有些作品价值到现在都无法说明，他们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这是陶渊明的作品，他之所以能留下千古名句，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所处的朝代不清明，他的作品大多表达了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流露出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态度，兼有平淡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的这些情趣理想是文学弟子向往的，这些都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现代教育中，《论语》一直是小学课本所学的文章之一。四大名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的价值我们至今没有研究出来，我国现在成立的“红学”一直没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它的内容涉及之广且语言功底深厚，里面的药方也有一定的价值。《桃花源记》语言优美，描写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诗经》的文学价值也是相当高。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性。

二、反经典

前面提到了经典与反经典相互依存，反经典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形式多样。谈起反经典，会想到李零的《丧家狗》。他在很大程度上个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李零的作品从某方面来说消解了孔子身上的神圣感，可是太过主观，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过激之处，他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有，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他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得以确定的。很多文学家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引用刘安的话高度评价屈原，赞美屈原的高尚人格。经典必然会引起争议，与此同时，扬雄第一次在文学史上提出了自己反经典的立场，作了《反离骚》，但他也非常敬佩屈原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格，同时他觉得屈原很可怜，很同情他的遭遇，可是对他投河自尽不赞同。扬雄对屈原的评判有赞扬也有贬低。从某种程度上说，反经典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有时候是政治的有意推动，从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理念。

三、结语

现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要适度运用文学，这样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我们看待经典与反经典，首先要了解传统与现代环境条件的不同。我们在现代的背景下认识传统经典，要两者都考虑到，有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忽视古代传统下的背景又要重视现代意识。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2篇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而《诗经》又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诗歌教学的肇始，自然意义非凡。然而，在当前的《诗经》教学中，不少教师仍然采用“解词———析句———串讲诗意”的“学究模式”，这样不仅破坏了《诗经》固有的美感和意境，也导致了学习效率低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诗经》的教学中，进行了如下的思考和尝试： 一、准确切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良好的学习动力，对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为重要的。当代大学生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理论说教，愿意探寻现实世界惊、奇、险、特的事物。 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寻找先秦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并以之作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在《诗经》的导入课上，我们曾经尝试把《诗经》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为导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重点提示学生的是：“当你离开高中压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学的殿堂，你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于是你吟诵起《王风•黍离》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大学里的俊男靓女举目可见，你瞪大眼睛寻找你的意中人，终于你发现了目标，于是你真情表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转眼间假期到了，和你挚爱的朋友就要分别，于是又吟诵起《王风•采葛》中的诗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开学之后与朋友相见，你情不自禁又吟诵起《邶风•击鼓》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之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有些诗句的引用不是那么准确，但能一下子让同学们感觉《诗经》原来是那样熟悉，就在自己的身边。 《诗经》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讲解，比如《诗经》中《周南•关雎》、《卫风•伯兮》、《郑风•出其东门》等众多的爱情诗，这些诗作无不是先秦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见证。在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联系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游戏心理，引导其形成忠贞、执着、专一的健康爱情观念，完成了文学课堂上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诗经》教学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学以致用来实现。《诗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于它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了古今一致的情感体验，例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 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带领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审美，在审美中学会运用，在运用中学会思考，通过运用和思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教学，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学生产生兴趣，充满好奇和探究之心，从而让学生们自觉地学习《诗经》，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二、精讲多咏———体会《诗经》语言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注重吟诵性情，创造意境，讲究韵味，这些审美特点是不可分割、浑然交融的艺术整体，整体关照则美不胜收，条分缕析便索然无味。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过：“教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着力于整体感知，充分发挥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功能。”《诗经》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启动—互动—自动”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精讲多咏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诗篇更适合于此。精讲，指教师只做简要的提示点拨，给学生指点些阅读、鉴赏古诗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鉴赏，作为学生初学古诗鉴赏的范例。 多咏，既指教师深入情境的范读，又指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主要是指学生自身的多读、多背。讲授作品时，应当首先介绍鉴赏方法，如把握意向、静心关照、想象联想等，接着精讲作品。以《周南•芣苡》为例，诗歌很短，但极有特色，特别是写妇女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讲这首作品时，我们让同学们注意《诗经》中精炼的动词运用艺术，体会作品中节奏的变化。留给学生的学习题目是阅读欣赏《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魏风•十亩之间》、《秦风•蒹葭》等诗篇。 下次上课时让学生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欣赏体会，教师因势利导，做些必要的订正、补充或概括总结。 学生们反映，过去他们读古诗，要么读不懂，要么只是笼统地感觉到好，却体会不出好在何处，如今在老师指导下读古诗，觉得引人入深，吟诵之中便不知不觉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 三、课堂竞赛———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学习《诗经》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晦涩难懂，有时会出现倦怠的情绪，可以通过学生参与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安排上，我们经常采用“活动-体验-表现”的方法。 比如在讲《秦风•蒹葭》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首先会让同学反复吟诵，体会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然后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图画并描述出来，最后评价谁的描述更加契合这首诗歌的意境。再比如讲到《郑风•将仲子》时，先让同学们自己尝试翻译，然后分成小组进行译文评比。最后，由教师介绍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刚刚接触周先生的译文时，同学们往往会哄堂大笑，但经过细细品味，学生们普遍认可其译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p#分页标题#e# 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同学的参与意识，教学过程非常顺利，教学效果也非常明显。 在学习《诗经》思想内容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通行文学史的思路给学生指明《诗经》具体内容的大致分类情况，而是按照类别分别学习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讲解、分析，然后让学生来总结《诗经》思想内容的大致类别，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面对大量的信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关注学科知识基础性的同时，教师也应强调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加强实际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梳理《诗经》的教学线索的时候，在讲授完《诗经》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后，学生已经对《诗经》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学习《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我们首先拿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与《诗经》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是人生感受。学生在发言过程中，基本上就把《诗经》的抒情性特点、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比兴的垂范作用等等总结出来了。 四、拓展视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之中。 那种认为古代文学的内容已经是历史，只要写好讲稿，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观点无疑是极不科学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将知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循善诱地解说明白，更需要向学生渗透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其以后的学习、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在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最热门的恐怕不外乎《诗经》、屈原、陶渊明、李杜、《红楼梦》，其中《诗经》作为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元典之一，每年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计。在课堂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尤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 每一次《诗经》学术会议的召开，每一篇《诗经》研究论文的发表，甚至学术期刊网上出现的博士论文，我们都会及时整理并在课堂上传达给学生，以启发有兴趣的学生在课下继续钻研。对“现有的先秦原始文献尽可能一网打尽，从材料的会同走向学术的突破”[2]（P215），这一说法不但适用于《诗经》的学术研究，也同样适用于《诗经》的实际教学。当前《诗经》研究的热点在于《诗经》的意象研究和《诗经》的地域文化研究，让同学们了解这样的学术信息，会让同学们觉得即便是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也同样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总之，文无定则，教无成法。教学步骤、方式方法可以千变万化，只要是于教学有益，于学生有益，对于《诗经》及其他古代文学经典的教学探索应该是永无止境的。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3篇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历史事实证明，欧洲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直接解读甚至转译一开始并不是来源于兴趣，而是出于宗教需要。欧洲人想要用基督教思想同化中国这个东方的神秘的泱泱大国，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古罗马帝国在攻占希腊时曾发生过的同样的情况:占领者被被占领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征服了。面对中国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基督教思想并没有说服力，如果不能先被中国的思想同化，借用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经典来说理，那么传教之路必然走不下去，这也正是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采用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根源。因此，从学习语言文字，到研读古文典籍，耶稣会士一步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并有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愿望，翻译就从这里开始。当然，这种翻译是有目的的，是为传教之方便，而且是片段的、零散的，水平十分有限。翻译的文字是拉丁文，并不是国别语言(特别是统一的意大利语言形成较晚)。清朝以后，意大利传教士的地位逐渐被法国人取代。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涉及范围更广，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对中国的研究系统化、科学化，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常为法语。再考虑到在欧洲大陆上经历了启蒙主义运动、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优越性，意大利在这一阶段往往只能追随法国的步伐，在对中国的研究上亦是如此。可是意大利人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典籍、经书、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译介从没有间断过，从最初到现在，可以说他们是欧洲汉学研究的启蒙者，是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最早的传播者，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译介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经典；影视改编

过去以书本为主体的纸质传播当中，人们需要花时间和心思去揣摩文学经典里蕴涵的深刻内涵，方式比较单一、缺少趣味性等，于是，在科技条件的支持下，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经典被改编翻拍成影视剧。与传统的书本相比，影视剧的翻拍和改编能够改变过去单一、枯燥的阅读方式，影视翻拍和改编除了融入文学内容之外，更多的以视频、图片、声音等吸引大众的眼球[1]。

一、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传播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些古代文学经典是我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经典一直处在起伏和动荡当中，同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又能够产生不同的文学经典。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文化中所蕴含的深意和内涵远非是一部影视剧所能够阐述的，尤其是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价值。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了，每一部古代文学经典，其中都包含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情况、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一旦有名人作家创作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就会深受后辈的尊崇和模仿，同时也引来批评家的推出或者批判，有人对文学作品大加赞扬，就会有人对其大肆贬低，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向来都是褒贬共有的。而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与该作品创作之时及其往后的社会风气、人们的审美心理、价值追求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的运气与机缘[2]。文学经典具有显著的相对恒定性的特点，正因为是经典，所以才能够唤起读者反复的阅读和揣摩，文学经典必然是能够引起人们反复阅读，并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品。俗话说“各花入各眼”，对于一部古代文学经典，通常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对其品质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总结和解读，所以，对于一部古代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向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被奉为经典，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其内容具有流传性、且传承下来的内容、精神和价值与大部分人的需要保持一致，只有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作品、符合绝大多数人审美和价值追求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3]。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由于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影视改编的可实践性变得愈加广泛起来，影视的改编除了广泛性之外，同样还具有多样性、多渠道等特点，由不同的编剧、导演等去改编，文学经典的改编方式和改编观念各不相同，因此，也没有办法去精确的界定“改编”这一概念和定义。每个人对“改编”这一词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以理论界至今也没办法给“改编”冠以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对于电影改编，美国一位著名的电影理论学家认为小说和文学作品只是影视作品众多素材中的一个，而非有机体，经过电影的改编丰富以后，会出现一个与小说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完整艺作品[4]。这是美国一位电影理论学家的观点，或许另外一位理论学家，就不是这么认为了。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有了互联网、多媒体等高科技的支持，能够显著缩短古代文学经典被影视改编后的传播时间，使得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渠道更加丰富多样，影视改编后的传播速度也由此加快，影视改编后传播时间的缩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方式的丰富多样促使更多人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影视改编，也因此激发了更多影视改编古代文学经典的热情和创作欲望。在如今快餐时代中，以年轻人为主的大众普遍选择通过网络搜寻和观看影视剧，这样观看影视剧的方式省时省力，还能不用出门，简直就是懒癌症患者的福音。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古代文学经典不用再和以往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埋头苦读，反而能够通过影视改编获得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同时，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也为古代文学经典题材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拓展空间，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很好的迎合了当今青年向往冲破束缚和自由的心理。总结虽然影视改编能够视为是古代文学经典的一种传播方式，且这种传播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同时必然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这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这条路上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另一种艺术形式，以另一个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也为受众提供了一次全新的审美体验。自古以来，只要是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每一部都被烙印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带有非常强烈的作家个人的鲜明特点，与这些文学经典一样，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文学经典自然也被烙印上了这个时代的特定因素，也带有创作者、导演、编剧等创作主体的观点和见解，所以，如果单纯从影视作品对原著的还原度来对影视作品进行片面评论的话，也毫无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娟:古代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1.

[2]曹文慧:论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3.

[3]赵宏丽: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数字影视媒介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相彬:浅析当代影视中的戏曲名著改编[D].中国海洋大学,2011.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5篇

汉代大儒扬雄也表达出同样宗经、征圣的主张。他高度推崇儒家圣人的言论和著述，认为其是道及是非标准的体现。其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2］(p．67)，又云:“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2］(p．221)可见，在大儒扬雄看来，儒家经典除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之外，在文辞方面也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这种推崇经书文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主流推崇古代经典的文化风气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对世俗崇古抑今的观念进行猛烈抨击。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言:“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3］(p．1173－1174)当然，王充是从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说的，他所重视的是直接服务于政事的应用文及学术著作，所以，其所说的书并非是指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典主要是儒家典范著作，还没有独立的文学经典的概念，思想性是人们判断著作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即使偶尔谈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典范性作为基础。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4］(p．526)，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5］(pp．2－3)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5］(pp．22－23)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5］(p．23)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6］(p．20)，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另外，《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6］(p．2)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7］(pp．118－120)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7］(pp．69－70)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三

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8］(p．55)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9］(p．5589)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10］(p．5741)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11］(p．5588)，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12］(p．5646)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3］(p．1177)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13］(p．1927)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四

明清时期的复古运动尤盛，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一方面，人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另一方面，文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导者们也想利用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从古代经典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时代的复古运动，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相反渐渐走上了因袭和模拟的死胡同，从而也招来了强烈反对的声音。在流派众多、新旧思想交织、争论不休的明清文坛，围绕经典与反经典、复古与革新呈现出一道热闹非凡的风景线，从而也为古代文学经典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14］(p．7348)，主张散文学先秦两汉，古诗学汉魏，近体则学习盛唐。而唐宋派则主要是在散文领域，主张散文创作应该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名家，虽说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趋同的，即反对明初以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及陈腐的八股文，从扭转文风的角度讲，此次文学复古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没有能够处理好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循古，极少创新，因此，创新成就乏善可陈。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15］(p．569)可见，他将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则，认为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式，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匍匐于经典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终究使得这次复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拟古，层层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写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强烈反对。如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就对当时盲目复古进行了猛烈批判: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16］(p．188)客观上讲，袁宏道的批评是中肯的，也道出了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复古的弊端。因此，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的成就远远高于明代的复古派。如果说明代复古派重在“复”的话，那么公安派则重在“变”，在复与变的争论中，前代经典的意义也较为客观呈现了出来。清代的文学复古流派更多，较有影响的，如诗词方面有清代前期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散文方面则有清中后期的桐城派和骈文中兴派等等。但总的说来，清代的文学复古多以拟古为主，创作上成就不高，失去了太多积极意义，与前代的文学复古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故不再赘述。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大致掌握古人文学经典观形成与演变的脉络，也能总结出中国古代围绕经典问题开展的文学活动的诸多特点。首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从依附于经学到逐渐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此间一直存在经典与反经典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着经典的树立与的问题。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经典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经历长时间历史的洗礼。另外，这一过程必然存在着争论，因此，也会存在着起伏和波动。其次，中国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每次复古运动的时候，经典都成为扭转和改革文风的重要武器，发挥着典范的作用，人们每次都能从经典当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从而树立新的典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也不断地发现并树立着新的经典。如上文提到的韩愈倡导学习扬雄作品，欧阳修对韩愈古文的推崇，严羽高举盛唐诗歌等，都体现了古人与时俱进的经典观。认清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经典的内涵，也为更客观地讨论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帮助。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 幼儿化 改编 运用

中国经典著作是民族文化教育精神的一个庞大的载体，是民族生存的根基，使孩子们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品行。但古典文学古奥深涩，其神韵往往是几层相互交织叠加的，对于四五岁的幼儿读者群来说，远远超出其能力。生硬诵读，违背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如何将古典著作带入幼儿的生活阅读教育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题材选择

首要原则是以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出发点。题材上的选择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幼儿熟悉的事物或者是他们能理解的事物，这些用以构成艺术形象的生活材料较能唤起幼儿有限的经验，对于幼儿的接受能力也相对比较适合，可以激发他们阅读和诵读的兴趣。古典文学主要有以下类型的素材可供选择改编。

（一）选择古代诗歌及简单的题画诗，尤以咏物和叙事诗为佳。它们描述的对象、情节都相对比较单一，而且形象突出鲜明，甚至在教师的某些提示下能做到可观可感。例如贺知章的《咏柳》对于柳树的形象给予惟妙惟肖的比喻描写，有十分浓厚的趣味。

（二）选择一些充满趣味性的谜语。例如《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诸如此类的谜语，题目就是谜题的答案，浅显形象的语言描述，教师可使用挂画等辅助手段，让幼儿结合游戏的形式积极参与。

（三）成语故事或古典文学中的典型片断。成语故事几乎取材于生活，而且一些简单的成语常常在生活中提及，幼儿对此有相当的表征经验。参考儿童文学三大主题内容（培养幼儿优良品质方面的主题，知识性主题，趣味性主题），都广泛涉及，是幼儿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素材最丰富的宝库。例如狐假虎威、井底之蛙、三心二意等，富有情节性、趣味性，而且故事中的道理比较浅显，即使幼儿不能理解故事的深层含义，也可以让幼儿享受阅读故事。与此类似，长篇古典文学中，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幼儿阅读，但是可以截取其中某一细微情节加以概括或扩展，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

（四）古代寓言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等。寓言故事与成语故事相类似，而神话传说故事，典型的成功例子是《西游记》长篇故事，因为形象上的典型夸张、内容上的天马行空符合幼儿喜爱幻想的心理特点，这类题材很受幼儿欢迎，易于幼儿接受。

二、改编创作过程

选择了题材，就可以对已有的素材做幼儿化的艺术处理。如对题目的制定，结构的处理，艺术形象的典型化突出，以及艺术表达的处理等。

（一）题目的制定。郑板桥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但是诗，其他文体也是这样。适合幼儿文学的题目应该是直接单纯并且富有趣味性的，可以作比较夸张的修饰，也可以是对故事概括化的总结，例如李绅的《悯农》，一般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常见题目为《锄禾》。

（二）结构安排。一般是针对有情节的故事扩展而言的。诗歌如果是有故事情节的，就同样可以故事化，例如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可以写成一个农民辛苦耕作的故事，并且在改编的结构重设上可以更随意。文学作品的结构上一般分为开头、展开及结尾。开头做到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展开一般采取顺叙，但也有倒叙，还可以设一个简单的“包袱”激发幼儿阅读兴趣；结尾处要巧妙，有意境，令人回味。

（三）艺术形象典型化处理。有些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是很突出，或者缺乏趣味性，要对内容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形象加以修饰夸张，使人物性格更鲜活，植物动物形象拟人化等。例如，可以把贺知章《咏柳》中的柳树或风儿拟人化，给《狐假虎威》中的老虎和狐狸起名字等。

（四）艺术表达。文言文语言的改编，对教师的文字功底要求相对比较高。对语言浅显化、拓展化、形象化等处理是整个古典文学幼儿化改编的关键。具体语言要求正如儿童文学家朱庆坪所说的：“形象而有趣，浅显而美听。”例如《猪八戒吃西瓜》：“西瓜一块不够吃，我把孙悟空的一块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西瓜真解渴，再吃一块不算多，我把沙和尚的一块也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这下只留下唐僧的一块了。他捧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憋不住，把这块西瓜也吃了。”虽然对话中猪八戒的话只是简单句式的重复，但是有音乐美的排列效果，而且充满趣味性，是相当适合幼儿的。

三、运用

改编好的作品可以直接运用到教学或生活的阅读活动中。当然也可以加上一些辅助手段，例如挂画、相片、玩偶等。其次，形式上也可以丰富。可以是表演游戏、角色游戏，也可以组织幼儿观看动画片，例如《成语大观》。幼儿教师对经典文学的运用不必执著于文学价值的挖掘。经典文学的作用除了教育性以外，就是为幼儿提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能够恰如其分地将其与幼儿教学相结合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及幼儿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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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红.论幼儿语言文学的接受[J].早期教育，2005（11）：10-13.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7篇

《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良好的学习动力，对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为重要的。当代大学生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理论说教，愿意探寻现实世界惊、奇、险、特的事物。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寻找先秦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并以之作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在《诗经》的导入课上，我们曾经尝试把《诗经》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为导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重点提示学生的是：“当你离开高中压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学的殿堂，你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于是你吟诵起《王风•黍离》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学里的俊男靓女举目可见，你瞪大眼睛寻找你的意中人，终于你发现了目标，于是你真情表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转眼间假期到了，和你挚爱的朋友就要分别，于是又吟诵起《王风•采葛》中的诗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开学之后与朋友相见，你情不自禁又吟诵起《邶风•击鼓》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之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有些诗句的引用不是那么准确，但能一下子让同学们感觉《诗经》原来是那样熟悉，就在自己的身边。《诗经》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讲解，比如《诗经》中《周南•关雎》、《卫风•伯兮》、《郑风•出其东门》等众多的爱情诗，这些诗作无不是先秦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见证。在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联系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游戏心理，引导其形成忠贞、执着、专一的健康爱情观念，完成了文学课堂上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诗经》教学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学以致用来实现。《诗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于它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了古今一致的情感体验，例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带领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审美，在审美中学会运用，在运用中学会思考，通过运用和思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教学，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学生产生兴趣，充满好奇和探究之心，从而让学生们自觉地学习《诗经》，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二、精讲多咏———体会《诗经》语言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注重吟诵性情，创造意境，讲究韵味，这些审美特点是不可分割、浑然交融的艺术整体，整体关照则美不胜收，条分缕析便索然无味。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过：“教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着力于整体感知，充分发挥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功能。”《诗经》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启动—互动—自动”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精讲多咏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诗篇更适合于此。精讲，指教师只做简要的提示点拨，给学生指点些阅读、鉴赏古诗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鉴赏，作为学生初学古诗鉴赏的范例。多咏，既指教师深入情境的范读，又指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主要是指学生自身的多读、多背。讲授作品时，应当首先介绍鉴赏方法，如把握意向、静心关照、想象联想等，接着精讲作品。以《周南•芣苡》为例，诗歌很短，但极有特色，特别是写妇女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讲这首作品时，我们让同学们注意《诗经》中精炼的动词运用艺术，体会作品中节奏的变化。留给学生的学习题目是阅读欣赏《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魏风•十亩之间》、《秦风•蒹葭》等诗篇。下次上课时让学生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欣赏体会，教师因势利导，做些必要的订正、补充或概括总结。学生们反映，过去他们读古诗，要么读不懂，要么只是笼统地感觉到好，却体会不出好在何处，如今在老师指导下读古诗，觉得引人入深，吟诵之中便不知不觉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

三、课堂竞赛———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学习《诗经》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晦涩难懂，有时会出现倦怠的情绪，可以通过学生参与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安排上，我们经常采用“活动-体验-表现”的方法。比如在讲《秦风•蒹葭》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首先会让同学反复吟诵，体会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然后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图画并描述出来，最后评价谁的描述更加契合这首诗歌的意境。再比如讲到《郑风•将仲子》时，先让同学们自己尝试翻译，然后分成小组进行译文评比。最后，由教师介绍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刚刚接触周先生的译文时，同学们往往会哄堂大笑，但经过细细品味，学生们普遍认可其译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同学的参与意识，教学过程非常顺利，教学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学习《诗经》思想内容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通行文学史的思路给学生指明《诗经》具体内容的大致分类情况，而是按照类别分别学习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讲解、分析，然后让学生来总结《诗经》思想内容的大致类别，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面对大量的信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关注学科知识基础性的同时，教师也应强调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加强实际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梳理《诗经》的教学线索的时候，在讲授完《诗经》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后，学生已经对《诗经》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学习《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我们首先拿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与《诗经》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是人生感受。学生在发言过程中，基本上就把《诗经》的抒情性特点、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比兴的垂范作用等等总结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四、拓展视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8篇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当时有没有“洛阳纸贵”很重要。假如现在有某个作者写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轰动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没有得到编辑的肯定，未获出版，作者本人也放弃了，那么一部名著还没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这部书出版了，不幸当时有其他的书或者别的事件耽搁了人们的欣赏，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新鲜期也过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变成平平之作了，没有再版，过了几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时没有能够一炮打响，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难了。可能一年后，几年后，几十年后，这作品已经难以寻觅，寂寂无闻了。很多经典名作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广为传布，在传播的广度上达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受到著名文学家张华推许，皇甫谧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时，洛阳纸贵，流传至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成后，时人争相传唱，引起很大轰动，甚至传到日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苏轼作为当时文化名人，作品传播也极快极广，曾敏行《独醒杂志》载：“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红楼梦》尚未完稿，就被四处传抄注释，许多人续写，所以留下多种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红学”。清代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认可，首先要保证在当时就能够领。作品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当时人说了最有权威性，因为当时人的接受是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最好的解读。文学作品不是名画，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几百年才拍出天价。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迟来的肯定。《秦妇吟》在当时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正是它能在失传的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现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韩云波在《<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兼论中国传统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一文中谈到关于作品的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时说：“轰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共时关系，在同一时期拥有最广大的接受者，恒久价值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历时关系，即拥有接受者的时间尽可能绵长久远。由于士、庶各自主要运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同，恒久价值传播者主要是士，轰动效应的传播者是庶。在具体鉴赏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只代表一个方面，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轰动效应主要在社会热点和重大题材中产生，多数未经缜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时的理论指导，停留于感性层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会心态，仍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在传播的劝服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在淘洗作品的过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层意蕴的东西，抽象为理论，产生跨越时代和地域、揭示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历史时代的效果而长久留传。”《秦妇吟》的轰动效应，有敦煌十种写本为它作证，它的历时性传播，也就是它最终的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书面传播的影响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传方式是书面传播。周天子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编成《诗》，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诵至今；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决定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所以为万世鉴。历史上文人都喜欢将自己作品结集成书，以为一世功业。即使在一个乱世，影响鉴赏和传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结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乱世，若非《花间集》的收录，我们又怎么会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词人、记住那些词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选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作家在后代的评价。在韦庄六十八岁的时候，其弟蔼曾经将他的作品结集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蔼便因闲日，录兄之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唐宋词人年谱》：“案今存端己诗，《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无他的成名作《秦妇吟》。在当时的各种总集中，也收入韦庄诗不少，如“《全唐诗补遗》七十首”，“庄诗见于《全唐诗》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无此诗。韦庄诗词，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间集》的收录，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妇吟》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题材选择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事实上，爱情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战争大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爱情的点缀方能有更强的吸引力。文学作品能否永久留存，与其题材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同为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选择的题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动人心弦的爱情和人情冷暖而广为传布。文学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层面上表现最广泛的人性。否则，过于独特的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和欣赏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历代士阶层读得多些，普及率显然不及白居易风情诗，毕竟关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怀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妇吟》选择的是唐末乱世的战乱题材，这种经历和情感，在当时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然而世易时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鸣了，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从诗中去感受那些残酷血腥的场面呢？另外，这个题材的选择有时效性，黄巢起义在当时是极大的新闻事件，天下关注，这当然也是此诗当时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新闻效应过去，便失去魔力，因为新闻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会夺去人们的注意力。仅仅五六十年后，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晋汉周已更替一遍，其间已发生过多少人间悲欢，谁还会去絮叨唐末那场起义的惨状？整首诗是以一个长安贵家姬妾自诉其苦的形式进行的，正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一开始还能引来一群人听，留下同情的泪水，后来听众越来越少，再后来，她一张口即被别人打断。

四、篇幅的影响

总体来讲，篇幅短的诗要比长的诗容易流传一些。能背诵《诗经》中某些篇章的人很多，能全文背诵《离骚》的人很少；能背诵汉乐府的人很多，能背诵汉大赋的人很少；能背诵李白《静夜思》、杜甫《绝句》、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的人很多，能背诵《长恨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很少。中国古代诗歌选择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为主要形式，实在是以抒情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幸，否则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不可能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韦庄《秦妇吟》作为最长的唐诗，其最后销声匿迹可能与其过长的篇幅不无关系。首先，其未收入《浣花集》，就可能是篇幅过长惹的祸。张天健《<秦妇吟>讳因考》分析前引韦蔼《浣花集序》的话说道：“照韦蔼说‘因录兄稿，或默诵者’，那么，有的诗是靠回忆编录的。而像《秦妇吟》这样鸿篇巨制罕见的长诗，加上年代久远，颠倒混乱或遗忘就可能是意料中事。这也可能是《浣花集》不载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篇幅也成了一个拦路石。从敦煌抄本来看，当时这首诗主要通过抄录、讲唱等方式流传，抄录的人大多是寺院沙弥、学书者，篇幅如此之长，在它所反映的事件已不再是社会热点之后，又怎能吸引那些写书的人呢？讲唱，这样的篇幅大约也要费不少功夫去背诵，听的人要有耐心才能听完，这样慢慢就失去了民间传播的渠道了。五、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题材上看，选取政治因素是会有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秦妇吟》这样选择政治热点事件的，在此事件过去之后，作品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因为政治事件很容易成为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第二，容易触到敏感神经，各种明的暗的力量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和评价。如《秦妇吟》后来被作者自禁，虽原因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但不管哪种具体原因，最后都是怕触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和脸面，为作者自己带来祸端。第三，因不符合当时政治主旋律，被强行打压。被秦始皇毁了的无数书籍，被政府下令禁止的《西昆酬唱集》，被毁版了的《江湖集》，被禁演的《长生殿》，被政府舆论压制的无数其他作品，都是显例。即便在当时当世没有与政治挂钩，也难料在后世会忽然生变。如岳飞《满江红》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就红了起来，《秦妇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狠批。当然，被打压的一些作品却排除了命运的艰难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因为人们某些奇特的心理，愈禁愈火起来，前举数例便都是成功流传下来的代表。

五、结语

总之，一个文学作品，并不是作者熬尽了心力就一定可以成为经典，传诵千秋万代的，除了其艺术性，还有很多必然偶然的因素决定着它的命运，大浪淘沙，淘上来的固然是金子，但并非所有的金子都被淘上来了。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9篇

典是必要的。阅读文学经典时，首先是注意端正阅读态度;其次是采取课下教师指导，师生共读，讨论交流，深入阅读的方式。最后，对于阅读结果不做苛刻的评价，达到人人阅读，身受影响即可。

关键词：古代文学 经典文本 阅读态度 深入阅读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功利心很强，这也使得教育改革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因此古代文学因为短期实用性不强而日益边缘化。加之，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也使得教师们更加注重古代文学知识系统的完整性，而淡化文本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不太注重文本阅读。然而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文本比起文学史中的知识系统更能形象而又深刻地体现古代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审美价值。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经典阅读是不可或缺的。

一.端正学习态度

所谓学习态度，指学生对学习的看法和情感以及决定自己行动倾向的心理状态。在学习态度的三个因素中，情感是核心，起决定性作用。阅读文本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最基本方式，因此古代文学的学习态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经典文本的阅读态度。因此，在学习古代文学文本前，树立正确的阅读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1.确立非功利意识，培养情感。

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学生要明确自己对它的看法：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之根，文化具有非功利的特点，阿诺德曾说：“文化是一种慢功夫，来不得浮躁，因为它着眼于转变人的内心，而不是急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古代文学经典文本是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所以也要明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的心态必须是无功利的，自愿的，是放松惬意，无负担的。它要求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正如培根在《谈读书》一文中谈到阅读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其二，就努力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情感，就是对而培养情感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对待古代文学，尤其是文学有一番诚意，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其三，明白文学文本经典，是古代文学的精华，极具艺术魅力，淡化重知识轻经典的思想，这些都为日后平心静气的深入阅读经典阅读做了一定的铺垫。

2.持之以恒的阅读态度。古代文学距离现在时间遥远。其语言系统与现在完全不同。这使得文言文功底不深的青年阅读文学经典带来一定的难度。再者，现在的文化特点虽来源于古代，但是与古代文化毕竟有不同之处。即使在古代，每个时期的文化特色也是不同的，人们的思想也是有差异的，因此透过艰涩的文言文理解与自己时代思想、文化有差异的古代思想与古代文化，难度是很大的。而古代的文化与思想恰体现在文学经典中，因此不怕困难，持之以恒地系统地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才能够理解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与思想精髓。

3.科学求真的阅读态度。

对于古代文学经典要坚持科学求真的阅读态度。其表现有三：首先对于经典本身的语言阅读，要准确的弄懂经典语言的含义;其次是要联系作者的时代、思想、系统而准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其三是结合经典本身及其有关因素，对它做出自己的评价。要做到这三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于文学经典要吸取精华，避免就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做出片面的评价;二是要相信自己，避免盲从。

二.深入阅读经典文本

在端正了阅读态度之后，最重要的是进行古代文学经典的文本阅读，这些经典内容过多，大多不能在课堂上详细讲授，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一定的经典文本，在课外深入阅读。在阅读时，可按以下方式进行。

1.教师按照自己的教育角度，选一本经典，提供指导方法，学习要求，师生课下共读。比如在先秦文学中，《论语》是一本比较重要著作，但又不适合教师课上详细讲授。因此布置学生课下深入阅读，其教育目的是了解我国的儒家思想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而古代文学中本身就有论语内容讲授。因此在上课前布置论语深入阅读。要求一个学期完成。

2.课堂指导。学生学习一门功课，重要的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方法。虽然，我们并不在课堂上用大量的时间去指导课下所布置的文学经典，但是老师的教学方法，在学生身上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刚开始，我们在讲授古代文学时，有意的将一些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和工具书的使用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进行论语文意的疏通了。在讲孟子、荀子时，有意地点出孟子思想特点及有关经典之间的关系，并将他与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他们对孔子思想的深一步理解。也使得他们有从经典中理解人物思想的意识。

3.作业深入。作业对于学习具有一定的巩固作用。因此古代文学课的讲授中也有作业要求。对于文本经典的阅读，也需要老师做出一定的作业设计。分层次，按步骤，由浅至深，由易到难地布置作业。如古代文学的整个学期的作业，可以围绕经典而作。比如要求学生阅读论语，可分为如下几步：首先，要求在上《论语》前搜集孔子及论语的有关资料，等到上课时，准备讲课。之后进入文本阅读，选择较好的论语文本，如论语译注。教之文本阅读方法。其次是检查学生的读书笔记：内容包括文意疏通与零星感悟;再次是让学生分类总结论语所反映的思想;最后是让学生搜集资料看一下，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与文人的影响，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4.讨论交流，活跃思想。英国作家萧伯纳说：“如果你有一个人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仍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每个人关于文本经典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专门安排一课时。进行经典文本讨论，在讨论前，可以让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发言提纲。老师先收集学生的发言提纲，将观点相近的分组，让他们进一步融合观点，选一人发言。分成几组。课上先让每组代表发言，陈述观点。然后再由其他组的人进行品评。

5.选修课升华认识。如果学校开的有相关经典的选修课，可以让学生在自己深入阅读经典后，选上该选修课。如学生在深入学习了《论语》，学校开的有《论语解读》，学生可选上，也会有一定收益的。

在深入阅读文学经典时，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人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阅读文学经典，人们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之根，学生在阅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古代文化的精髓对其内心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他们的内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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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建强，郑小军.论当代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与突围[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5）.

古代经典文学范文第10篇

一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史上，某一故事题材被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采而用之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水浒故事在元明清三代就被不计其数、各种类型的小说、戏曲所采纳。这些同题材的作品，并非个个都是经典，经典作品的产生有其各自的主客观条件，却往往受益于文学体裁的演进与变更。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为同题材经典作品，尤其是成功的同题材改编、续写之作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意义上的可能性。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指出，只有具备了无法同化而能被完全认同的原创性，并在已有经典所施加的“影响的焦虑”下，创造性地有意误读、误释前人的文本，才能创造出新的经典之作（参见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可见，创新是经典得以树立的重要因素。文学体裁的演进实质上反映了艺术表现形式的蜕变，艺术形式的蜕变必然为叙事文学作品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修辞诸方面寻求创变、突破腾挪出较大的空间。而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前提下，才会有新经典的因运而生。新的文学体裁带来新的原创空间，从而造就经典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史上俯拾即是。崔莺莺、张生故事首次出现在唐代元稹所撰传奇《莺莺传》中，金代董解元改写《莺莺传》为《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又以“董西厢”为本，创作了著名的杂剧《西厢记》。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上较之《莺莺传》有重大进展的“董西厢”，抑或是至今影响巨大的经典作品“王西厢”，两者的成功都与新文学体裁的运用息息相关：诸宫调以曲牌联套构成的大型说唱体制为“董西厢”反映情礼冲突的长篇叙述、细腻描写提供了可行空间；而“王西厢”所用五本二十一折的杂剧结构更是张生、莺莺、红娘等人物形象越发鲜活丰满及相关情节得以充分展开的体制保障。此外，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传奇之所以能超越唐代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以及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等，成为唐明皇、杨贵妃故事系列中的最经典之作，同样受益于明清传奇这一文学体裁所带来的写作便利。小说方面，《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之前同故事题材的话本、杂剧，这与长篇章回小说体裁的运用密不可分。晚明冯梦龙改编宋懋澄所撰《负情侬传》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后者的经典程度远在前者之上，也显示出短篇白话小说比之文言小说所天生具备的体裁优势。

如果说文学体裁的变更、演进为古代同题材经典叙事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如何利用新的文学体裁给予的创新空间，创作出符合并能引导当时人之思想文化需求以及审美趣味的作品则是经典成立的关键。明清时期，文人多以南曲翻作王实甫《西厢记》，但无论是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还是陆采的《陆天池西厢记》等，成就和影响皆远远不及“王西厢”。其原因正在于“南西厢”诸作并没能利用传奇在体裁上的优长而代表当时的社会民众发出时代的声音。《南调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精神相比于“王西厢”反而削弱，无法顺应明代中期以来日益高涨的个性解放思潮；而《陆天池西厢记》的骈俪风格也与大众化的审美标准不符。相反，冯梦龙“三言”中改编文言小说而成的作品则成功地利用了白话小说的体裁优势，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偏于通俗浅白的审美意愿，又反映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晚明人重视个体情感的思想要求。可见，受众的品位、时代的诉求往往直接决定着叙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程度，经典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迎合大众的。换句话说，叙事文学与生俱来的消费性、商业性不容怀疑，但经典迎合的终究是普罗大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和内在审美趣味，盈利并非其纯粹性的终极目的。更何况，迎合也不等于一味的屈从，经典还须通过呼应时代、怡悦大众，进而担当起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使之朝着积极、健康的正能量方向发展。

相应地，当以某种文学体裁呈现的某故事题材的经典叙事作品产生之后，相同文学体裁的同题材改编、续写之作则将难以重塑为经典。因为在同一文学体裁下，尤其是在这种体裁的优长已经被之前的经典充分利用的情形下，大致相同的艺术形式所能提供给文本的变换、创新空间有限，新经典也就迫于原创力的缺失而难产。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史上亦十分多见。如明人沈璟根据汤显祖《牡丹亭》改写而成的《同梦记》、据《水浒传》续写、改编的陈忱《水浒后传》、俞万春《荡寇志》，《西游记》续书《续西游记》、《西游补》、《金瓶梅》续书《玉娇李》、丁耀亢《续金瓶梅》、日本作家曲亭马琴改编的《草双纸新编金瓶梅》以及以长篇章回小说形式出现的各种《红楼梦》续书等，均笼罩在之前经典的强大影响力下，无法利用与之前经典相同的文学体裁再次取得思想、艺术上的创新，也就无缘成为新的经典。从这个角度着眼，可以说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中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也算不上是成功的续补，大团圆结局的设置使得原八十回所呈现的悲剧属性大为消解，小说勘破世道人心的力量也就此削弱。

二

明确了以上这些文学史现象及规律，再反观当代影视剧对于古代叙事文学经典的翻拍，则可以获得更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正犹如纯文学体裁的更替、演进，从小说、戏曲等传统文学样式到电视剧、电影等泛文学形态同样反映了艺术形式的递变，只不过由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图像意味着这种变化更大而已。艺术形式的巨变所创造的原创空间自然也为新经典的产生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机遇。正因如此，在诸多翻拍古代经典的影视剧作品中并不乏成功、经典之作。电视剧方面，杨洁版《西游记》、王扶林版《红楼梦》等都堪称一个时代的力作；周星驰、巩俐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也以其颠覆精神与解构手段成为点秋香故事系列中的爆笑经典。

然而，当某故事题材的经典影视剧作品出现后，后续的同题材改编之作将难以另树为新的经典，也同样是受到了艺术形式局限的根本性影响。更何况，许多后续的改编之作并非应社会思想文化与受众审美旨趣的变化而生，而只是商业利益驱使以及原创力枯竭迫使的产物，更有甚者纯粹是为了跟风尚、赶时髦。讲到这里，笔者不得不结合理论观点，围绕李少红版《红楼梦》及高希希版《三国》发表一通拙见。在笔者看来，新版“红楼”对一百二十回本的依从（王扶林版《红楼梦》主要根据的是八十回本），剧中人物过于写意的“额饰”、画外音过多的情节设置、颇具“现代性”的“黛玉裸死”以及“新三国”中那些穿越时空的雷人台词之所以饱受争议，正说明了这些所谓的创意并不全然是顺乎思想文化与审美趣味的时代变迁所得，恐怕更多地是在电视剧这一体制结构难以为主题、人物、情节、语言上的真正创新另辟空间时，迫于各方压力，急于重塑经典、吸引眼球的被动求变与无奈选择。而海选演员的“新红楼”拍摄方式看似是选秀时代的“以民为本”，却也实在逃不脱大张声势、竞逐利润之嫌。在这种情势下，翻拍者无疑陷入了悖论的“泥潭”：遵循经典必被视作趋从、抄袭，背离经典又被叱为无知、叛逆乃至哗众取宠。艺术形式的局限性导致绞尽脑汁的翻拍常常以两面不讨好的结局尴尬收场。这就是为何前几年那些信誓旦旦要成为新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在炒作帮衬下的短暂火热后便隐没于公众视野，而那些业已造就的老经典却愈久弥新，其中的情节、人物仍历历在目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李少红版《红楼梦》、高希希版《三国》、张纪中版《西游记》、吴子牛版《水浒》，以及《赤壁》、《画皮》等等被人们率相诟病的背后根由。借着这一根由，各种各样的网络宣泄、商业炒作以及心怀叵测的恶意诽谤也接踵而至，大肆地在媒体平台上滋生、蔓延。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电视剧与电影在艺术体制上存在的差别，同题材经典在两者间转换还是颇有一定可能性的。

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读出不一样的红楼。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纪实，需要在思想、艺术的创新中追寻发展。文学经典，包括影视剧经典之所以能成其为经典还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任意时代、地域、族群、语境的任意受众皆能以自我独特的诠释参与到经典的重构之中。新的经典也正是在一次次的重新阐释中不断被创造着、发展着。每个时代都需要，也势必会产生属于自己时代的经典。为此，笔者并不反对翻拍，受众对翻拍经典的接受也诚然有一个或短或长的心理过程，但诸位如若不能正视中国叙事文学演进规律所带来的经验启示，将翻拍当成终南捷径，意欲通过翻拍成就经典的成功率必将很低。以翻拍成就经典其实非但不是捷径，相比一空依傍的创作更要难上加难。如上所论，成功的翻拍除了必须遵循一般的文艺规律外，尤其需要令人信服的原创力与自信心。不要让成风的翻拍仅仅成为沽名钓誉的砖子和创造力缺失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