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通过对贵州省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政策需求与支撑的分析，探讨了高等教育扩张中结构和体制的优化和政府在高等教育扩张中应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扩张、适度、控制”三阶段发展理念，合理规划贵州省高等学校，引导大学正确定位，保持大学类型结构的协调发展等贵州省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对策建议，为贵州省高等教育持续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并进一步推动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贵州省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教育政策需求与支撑

贵州省高等教育进行跨越式发展是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同步进行的。从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顺利实施，是由其完善的体制、合理的布局、多元的资金筹措以及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所决定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制定了宏观和微观政策，提供了制度化的有效运行机制，搭建了适宜于中国现状和各地方高等教育实际的政策支撑平台。对于贵州省来说，一些有效的政策支持比单一的资金投入，比如扶贫资金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中共中央西部大开发的理念，对于贵州省就是本世纪最好的发展机遇。

(一)高等教育扩张中结构和体制的优化

在20世纪中叶，美国在其社区学院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了比较合理的高等教育体制。而目前贵州高等教育还未完全形成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体制，其层次结构、区域结构和科类结构等都存在不尽合理之处。

2006年我省的普通高校数仅仅40所，其中省属高校6所，“211工程”建设大学1所，重点建设的高校2所(不含贵州大学)，大学数量仅高于宁夏(22所)，(17所)．．居全国倒数第三。特别是近2—3年成立的地区新校和升格的学院，办学水平和规模都不高，绝：大多数学生规模都在5000人左右，即使省属大学，在校学生规模都在12000人左右，如贵州财经学院11085人，贵州民族学院12180人，贵州师范大学15000人。从科类结构来看，理工科较少，仅有的贵州工业大学也合并给了贵州大学，农学也是如此。贵州省发展农业应该依靠农学专业的门人才，但是贵州省的农学毕业生所占比例很低，拥有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农学教师人力很低，教师人力全省为651人，仅仅高于全省最低的历史学科教师人力(历史学科323人)，居倒数第二。如前所述，贵州省在管理学、法学、医学、教育学学科生师比较高，学科设置中管理学、法学、教育学比较合理，而医学学科在贵州省大学资源布局上配置了3所，且都是老牌大学，贵阳医学院还是省属重点大学。导致医学学科结构偏大。实际上农学和经济学学科在贵州是需要大力发展的学科，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因为贵州省地处欠发达、欠开发地区，是农业省份，需要农学和经济学促进贵州省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贵州省城乡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同时，贵州省的硕士专业点和博士专业点还需要全局配置。在贵州民族学院，作为唯一的民族大学，需要培养高层次的少数民族研究人员，保存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教育遗产，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目前的民族学院尚无硕士点，博士点单位也仅仅是贵州大学和贵阳医学院。贵州大学到目前为止只有10个点，不及国内一些大学的一个分院(系部)的点多。贵州师范教育、财经教育、民族教育都需要在布局结构上重新考虑，以适应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可以说，目前贵州省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仍未摆脱原来精英教育及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不适应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因此，根据贵州省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结构与体制，将是近期贵州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

(二)政府在高等教育扩张中应承担的责任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能力在逐年增强，但目前，完全依靠高校自己来筹措高校发展的全部资金还难以实现。因此，在高等教育改革的特殊时期，政府应该在管理和资金等方面对高等教育发展承担重要责任。下面是贵州省部分大学的教育事业经费拨款情况(表1)：

从表1中我们看到贵州省部分大学在事业性教育经费拨款中所占的份额比例，省属大学拨款都超过3千万元以上，地区学院除遵义师范学院接近这个数字外，其他均低于2千万元，黔南民族医学专科学校和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甚至不到1千万元，后者仅仅6百多万元。作为民族聚集的地区类大学更加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这些大学对资金的需求量超过省属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地处民族区域，而是一些学院是重新组建或改组升格的大学，在校园扩张、实验室建设、图书馆等场所建设，教师人力配置等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如凯里学院、安顺学院、铜仁学院、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阳护理职业学院等新批准设置的学院，在资金注入上缺口很大，需要政府承担主要责任，推动其发展。

一是高教经费投入政府要坚持贯彻《纲要》提出的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原则，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总量，确保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主导作用，并从政策上向民族地区倾斜。虽然贵州省教育事业经费拨款在逐年增长，但是仍显不足。省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应力争做到提高1—2个百分点，使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尽快实现4％的目标。二是做好贵州省高等教育近、中期以及长远的发展规划。《贵州省“十一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已经省政府批准实施。《规划》明确了“十一五”期间我省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是“十一五”期间我省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下一步就是要如何落实，如何处理好规模、结构、层次、布局及效益的关系问题，切实推进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三是办学质量和管理机制的建立与监控。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从宏观上更加凸显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加快建立高等教育质量监控机制的重要性。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要以评估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设立独立于政府和高等学校的以专家为主体评估人员的专业评估机构，并把质量评估结果与对高校的财政拨款结合起来。这样一种体系的建立，再加上政府的督促检查，将能够真正实现对高校培养质量的监控，并避免一些高校以创收赢利为目的的滥发文凭现象发生，使政府能够真正做到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高校的宏观质量管理上。

二、贵州省高等教育扩张需求的对策建议

(一)贵州省高等教育扩张需求对策：“扩张、适度、控制”三阶段发展理念

从上面的分析论述中，贵州省高等教育需求呈现旺盛的局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家庭(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很大，政府在贵州经济教育发展过程中扩张高等教育的意愿强烈。2005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为47．41％，有52．59％约76092毕业生升不了大学。按照2005—2006年总参加高考人数计算，贵州省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11％，其高等教育扩张的空间很大。(东部发达地区如广东省、渐江省、上海市已经达到了70％以上)。从我国1999年扩招来看，前三年高等学校学生数平均增长28％，超过了常规发展波动区间，三年内学生数翻了一番，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大国空前发展高等教育的特殊例子。从贵州省经济教育发展状况来看，高等教育需要大力发展，但也要考虑适度规模，并且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从较长的历史看，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会伴随其规模的扩张而逐渐递减，并在一定区间内波动。如美国高等教育学生数的年增长率在一5％至+10％区间内，是随着其规模扩张而波动的。我国高等教育半个世纪来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高等教育发展要适度。结合贵州省情，在“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不可能递减而是要大力发展，只是发展规模要适度，这个适度发展可以分“扩张、适度、控制”三阶段：到2010年增长速度在15％一20％，属于“扩张”发展阶段，2010年以后以10％一15％的速度为宜，属于“适度”阶段，“十一五”以后保持控制在5％一10％之间，属于“控制”阶段，这样就能够促进贵州省高等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地区院校，学生人数在5000人左右，其发展规模需要靠近万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要考虑贵州高中教育普及问题，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更多的是思考义务教育的“普九”问题，高中教育的合理布局和普及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高中教育的普及问题必须考虑，这是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贵州经济腾飞的基础。

贵州省高等教育“扩张、适度、控制”三阶段适度发展理念，是通过上面的考察分析得出的结论，其目的在于我们不仅仅要从数量上重视贵州省高等教育扩张的适度发展，也要重视扩张过程中的教育质量问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的需求兴趣是高等教育能够长期保持质量的不断提高的结果。因此，未来贵州省高等教育要改革教育教学手段，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学生的技术能力和适应生存能力的培养。贵州省职业技术学院占了高等教育一部分比例，正是基于贵州省需要技术型人才，至少在解决生存状况和脱贫致富问题上是符合贵州省发展需要的。为此，大学要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大，特别是地区的学院一定要发展规模，提高办学效益，省属大学目前已经在控制规模了，开始注意适度发展了，如贵州财经学院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在校学生数不超过1．5万，主要是发展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发展之路，而毕节学院、铜仁学院等新型学院正处于发展时期，扩充规模就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否则就规模不经济了。因此，他们更应该重视大学的扩张。

(二)实行多元化办学体制，推动大学经营方式变革。扩大教育生产能力，保障教育资金足额供给

尽可能加大投资力度，着力增加贵州省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贵州省高等教育扩张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大学自身挖掘潜：打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府要切实担起应由政府分担的财政拨款，调控学费标准、教育类型结构，援助弱势区域和人群，规范教育市场以保障教育资金足额供给。特别是需要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尽可能获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至少在义务教育、扶贫基金上获得大额支持，可以形成充足的财政支撑力度，扶持高等教育。鼓励形成多元投资筹资，多层次、多元化办学，多方拓展经费筹措渠道，建立社会投资、出资和捐资教育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发展高等教育应拆除限制高等教育的“樊篱”，不要因为我省地处欠发达、欠开发地区，就不运行市场机制。实际上应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大学管理模式更新，走经营化之路，以扩大高等学校教育生产能力。贵州省高等学校学生收费标准在全国水平比较下处于最低状态，完全可以提高一定标准，同时，还应发挥一切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动员国际、国内一切力量，推动我省高校联合办学，鼓励大学之间的相关院系联合成立股份制运作的_一级、二级学院，鼓励、支持大、中、小型性质的企业或教育集团公司参股经营学校，支持各种形式合作办学，筹措教育经费。在多元化办学形式下，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等学校，对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给予政策优惠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下放民办高校办学自，全面提升我省民办高校规模、层次、水平，增加高等教育供给、满足多样化需求、增强教育活力。因此，我省应在政策上、高等教育体制上有所突破，狠抓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不拘一格办教育，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尤其是民族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形成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共促发展的格局。积极拓展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空间，支持普通高等学校与社会力量整合、按民办机制合作创办独立学院，逐步实现民办学校的公办待遇，允许部分公办教育资源，如师资力量、科训基地、实验室、图书馆等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民办高校开放，把高等教育作为国民素质教育基地，大力发展民办非学历教育，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技能型就业人才。

(三)合理规划贵州省高等学校，引导大学正确定位，保持大学类型结构的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从我省“十一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所定的目标来看，今后几年，全省高等教育的规模将持续扩张，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靠挖掘现有高校的潜力显然要走“内涵式”和“外延式”同步发展之路。因此，一方面，要进～步加大高校布局的调整力度，在积极创办新的高等学校的同时，把一部分条件较好的中等专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转化提升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扩充我省高等教育的办学能力；另一方面，省里要加强统筹规划，引导学校正确定位，使各个层次、各个类型的学校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并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同时，省里要合理规划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满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出发，在结构目标的选择上，“重点发展两头，适度发展中间”。即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量知识型、应用型人才；结合知识创新，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重点培养研究开发人才和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在切实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三段式”扩大本科规模，本科教育应是全省高等教育的主体，本科教育的办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省的高等教育质量水平，依据我省高校现有的办学条件和可发展空间，要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只能适度发展。

如前所述，贵州省医学教育比较发达，省属医学院校就达到了3所，民族院校才1所，农业、工业已经成为大学里面的一个院系，其专业学科需要大力发展，结构布局也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加强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结构的协调布局和教育资源整合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保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否则大学结构、专业结构、学科结构甚至地区之间的大学布局都会产生畸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贵州省高等学校的发展不能重蹈覆辙。在贵州省十一五教育事业规划中，高等教育的布局开始关注区域性发展，已经设置和正在准备改组设置新的地区学院，特别是职业技术学院的设置，贵州省政府非常重视，2006年一次性批准了3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成立，是改变贵州省高等教育布局局限贵阳市和个别地区无大学的局面的举措。与此同时，加强对高中阶段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引导他们按照社会、市场需求和自己的学业特长、心理特性和专业兴趣选择高等教育。调整高等教育纯理念研究的专业学科，贵州省高等教育不应该把着眼点摆在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上，而应该加强对职业技术院校的建设，积极扩张职业技术教育，提高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水平和对公众的吸引力，在专业化设置、职业化设计和劳动力就业等方面顺应市场需求，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和毕业生对口就业率和成才率。

(四)调整优化贵州省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又是教育发展的方向，专业设置与结构的调整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省既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同时也要加强对高等学校办学的引导和指导，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结合，要根据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以及人才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积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建立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特别是应该适当调整医学专业和学科布点，增强民族学科、师范专业和职业技术类专业建设，适度减少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医学专业，为地区职业技术人才储备一定的人才。制定好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十-．五”期间学科和专业建设规划，重点发展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且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优势的学科、专业，努力建设一批新兴学科和专业，重点扶持一批与我省战略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应用学科，改造一批有价值的传统学科和专业，促进相同相近学科专业的调整与融合。同时，也应淘汰一批社会需求不大、办学水平低的学科专业，力争形成反映和带动我省经济增长的有特色的学科群。各高校应按照全省“十一五”期间学科和专业建设规划，根据本校发展定位、人：培养规格定位、特色定位以及实际办学条件，自主调节好本校的学科和专业，省里要加强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管理，既要为高等学校提供多种信息，包括全省、全国的专业布点状况，各类专业的就业情况等等。同时，也要在尊重高校办学自的基础上，定期对高校的专业办学水平进行评估检查，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通过多种手段促使学校建立主动适应社会需要、进行自我调节的机制。

(五)优化配置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师人力资源，构建高水平大学教师队伍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丛刊发论文总数统计结果来看，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只有在2011年，发刊总数稍有下降。

表统计显示，近五年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最多的6所高校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191篇，占16%）、厦门大学（72篇，占6%）、华东师范大学（47篇，占4%）、北京师范大学（42篇，占3.5%）、南京师范大学（35篇，占3%）、北京大学（32篇，占2.7%）。这6所高校近5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管理学论文数占了论文总数的35%，这表明这6所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引领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

五年期刊刊发文章中各种研究方法基本都有涉及，但是从上表数据上可以看出，纵向数据显示基本以理论研究为主，其中的案例研究，文献研究和行动研究都是次主要的研究方法。横向比较之后，各项研究方法没有固定的规律，只有案例研究是整体呈上升发展趋势，随着院校研究的不断发展，案例研究作为院校研究的主要方法，比重不断的上升。

从统计结果来看，近5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和“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分布比例均超过了10%，三大领域发文数占到全部论文总数的37.8%。由此可见，这三大领域既是学者们高度重视的学科领域，又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高度集中的领域，足见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所占比例为14.4%，在所涉及相关主题中所占比例最高，反映出我国对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其中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和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也占到了相当的比重，分别为8.95%和8.11%，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因此，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上统计结果显示为8.95%。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同样受到重视，比例上显示占到了8.11%。

统计显示近5年来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的文章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比重占到了五年文献综述的6.44%。说明近年来我高等教育着重研究和推进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这对我国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来说，是个加快发展的好契机。

参考文献：

[1]安雪慧.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法[J].上海教育科研，2000（4）.

[2]叶林.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期刊论文的调查与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3]袁培国.论引文统计分析的重要性和引文规范化方面的问题[J].学术界，2005（1）.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教融资；捐赠收入；学杂费

一、目前我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投入

这种方式是我国目前高校融资的主要来源，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校的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肩负着培养国家急需高级人才的重任，政府作为直接、最大的受益者，对于高等教育就有了“社会责任”，就必须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措经费。不论高教如何采取多渠道融资，政府都应该是高教最主要的投资者，都不能减少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学杂费

自1998年开始在非市场的前提下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收费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一直在大幅度提高。学费提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对高教投入不足外，还由于高教成本被滥支或者被过高估计。由于我国学费增长的速度远快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不但很多农村居民难以承受较高的高教收费，就是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对负担高教收费也倍感沉重，这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三)企业对高校的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打破传统的办学模式，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这样不但增强了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其闭门研究的沉闷气氛；也加速了企业改进生产设备的步伐，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产学结合模式主要有：高校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成果；企业出资在高校建研发中心；高校出智力，企业出资本共建合资企业等等。

(四)社会捐赠

我国高校在社会捐赠这条路子上面起步较晚，目前就是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国内成立较早的著名高校建立了捐赠机构。相对比国外高校，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管理工作不够专业，规模小，同时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政策支持。尽管高校在对待社会捐赠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社会捐赠收入已经显现了它在高校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补充作用，因此我们应尽快完善其相关基础工作建设。

二、美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资助与拨款

美国政府对高教的资助与拨款可分为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资助与拨款。其中联邦政府的资助拨款由拨款、贷款与合同款、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三部分组成。联邦政府的拨款大部分给了公立院校，贷款和合同款的流向比较均衡；研究和发展中心的资助更多的是给了拥有高水平科研人员的私立高教机构。州的资助和拨款更多的是用于本州的发展，其贷款和合同款相对公平的分配给本州的公私高教机构。地方政府资助主要用于中小学教育，用于高教的比较少，但是其作用仍不可忽视。

(二)学杂费

美国的学杂费除了包括狭义的学费外，还包括：住宿费、膳食费及申请费、注册费、学生活动费、停车费、成绩单费等各种杂费。学杂费是美国私立高等院校最重要的财源，在私立高校各项收入中居于首位。1980～1981学年占36.6%，到1992～1993学年已上升至41.2%。相对私立高等院校昂贵的学杂费，公立院校的办学经费由于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所以学杂费收费相对较低。1980～1981学年占12.9%，到1992～1993学年也仅仅是18%。

(三)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是美国高教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对私立院校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募捐的数量越来越大，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常见的募捐形式有：现金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不动产所有权捐赠，有形资产捐赠，延展捐赠，寿险捐赠，信托捐赠，企业对等认捐等等。捐赠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了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有一举两得之功效。

(四)美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美国的大学不但是传道授业的场所，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与企业在科研上的合作获得了更多的经费以供研究之用，这一合作有利于增强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解决了部分大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安置问题。美国的公司企业从利用基础科学以解决新的生产实践和提高生产的知识密集角度出发，对与大学合作科研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对美国政府来说，竭力支持双方的科研合作，企业增加了对大学的科研资助，减轻了政府的一些负担。

三、美国高教融资对我国高教经费来源的启发

(一)建立高教募捐机制

结合我国具体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教多元化投入机制，创立我国高校募捐机制，实现高教多元化。一是应该在高等院校内部设立募捐发展办公室，其领导者直接对校长负责。这样就可以使得募捐有专人负责，开创了募捐的渠道，就可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二是从事募捐工作的人员职能应专业化。募捐的效果主要和募捐人员的素质相关。一所大学募捐宣传的质量和力度，募捐计划的吸引力等等都要通过募捐工作人员体现出来。所以要使募捐工作人员职能专业化。三是募捐形式要多样化。目前我国高校募捐形式主要是现金捐赠和有形资产捐赠这两种，形式单调，使得资金来源狭窄，捐款渠道不畅。因此有必要开创募捐新形式。

(二)大力发展股份制办学

近年来，高校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数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经费和发展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仅靠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高等教育，鼓励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控股、参股形式投资办教育。通过股份制办学有利于筹集资金，有利于所有权与办学权的分离，有利于完善学校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竞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教产业化，是解决高教供需矛盾、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开发民间教育投资潜力的重要途径，是我国高教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推动“银校合作”新局面

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上为“银校合作”清除障碍。在“银校合作”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对银行进行监督；各银行在高校市场争夺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竞争的苗头；有些银行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种种情况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银校合作”，积极完善其法律法规。二是转变思想观念，扫清“银校合作”思想障碍。高校长期以来一直靠政府拨款办学，缺乏“谋生”能力，因此面临资金困境时，要从思想上改变“一等、二靠、三要”的态度，积极利用金融渠道为自己“谋生”。真正把高等教育纳入市场轨道，让其真正参与市场运行。三是从体制角度改革“银校合作”。“银校合作”使得银行将原来为企业服务的机制应用于高校办教育，高校则由原来与财政部门打交道变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打交道，这里面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银校双方都要转变观念，对规章制度、服务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推动“银校合作”事业的发展。

(四)建立高校基金制度，组建教育基金

通过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制，可以逐步改变我国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附属地位，使得高等院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在拨款上面向公平、透明和效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些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成功的例子。高教基金制的建立要与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及其他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协调一致，配套进行；建立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将中央一级财政预算中的高教投资和事业性经费划拨给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由其分配；各省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的建立要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期分批进行，不搞“一刀切”。

参考文献：

［1］祁连校.美国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的形式及其作用［J］.决策借鉴，1995，(01).

［2］刘军，黄梅.美国高等教育募捐机制对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1999，(01).

［3］徐玉斌.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浅析［J］.教育与经济，2000，(03).

［4］李福华.中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比较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2，(02).

［5］胡瑞文，陈国良.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J］.教育发展研究，2002，(05).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他受到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宇宙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为资源耗尽而毁灭。唯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实现宇宙飞船内的资源循环。

循环经济的主要原则可以概括4R原则。一是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Reduce），即在投入端实施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主要是通过综合利用和循环使用，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二是产品生产的再使用（Reuse）原则。强调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产品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下，用尽可能长的时间而不废弃。三是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指在材料选取、产品设计、工艺流程、产品使用到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实行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毒化和资源化，实现再循环。四是再思考（Rethink）原则，就是不断深入思考在经济运行中如何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实现污染物排放最小化、废弃物循环利用最大化。

传统的循环经济理论主要侧重于自然资源的循环，主要研究的是工业循环经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进入到了一个以智能经济、知识经济为主流的崭新社会，信息资源的占有量和使用成为界定财富的最新标准。至此，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已由传统的自然资源范畴扩展和囊括到能够为人类利用的所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系统。

高等教育属于服务性行业。我国的高等教育既具有社会资源系统的属性，又具有经济资源系统的属性。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因此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同样可以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我国高等教育行业的发展。循环经济理论指导的高等教育称为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其具体内容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循环经济原则，目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同样具有4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就是以尽量少的资源投入和消耗，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各种资源，实现高等教育投入效益的最大化；再使用原则（Reuse），强调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使得投入的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实现最大效益。同时，尽力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再循环原则是指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监控，从市场调研，专业设置，到教师配备，教学设备的完善，教学计划的指定，全过程都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一方面包括高等教学所投入的各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资源的浪费;再思考原则（Rethink）,就是不断深入思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及时调整战略，不断创新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二、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的《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49位，较上年下降了3个位次。（9月26日《国际金融报》）。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下降，这和我国的高等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是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缺少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2005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印度六国人才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位居第四，仅排在俄罗斯和印度之前，属于第三层次，远低于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人才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人才队伍、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和人才环境四个方面的要素。根据这一体系，中国的人才优势主要体现在人才队伍上，而在人才投入和人才环境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在人才队伍上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人才潜力，得益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可以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使用环境，有效地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第二，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不足。目前发达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与本国GDP比值约为6.2%，发展中国家约为4.0%，而我国近几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不仅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力度相比亦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资源浪费也很严重，没有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率。在校内资源方面，表现为很多地方不顾地方实际，建设大学城，专业设置方面贪多求全，有经验的教授上课的很少。学校的产品——培养的人才资源方面又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我国人才浪费严重，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有利于缓解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况。据测算，普通高等院校一般专业每年生均成本一般是在10000～20000之间，而财政拨款、学杂费等收入来源生均收入只有7000～11000元，还有一定的教育成本无补偿来源。现在，很多大学生上不起大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费太贵。统计表明，每个大学生每年学费在5000元左右，加上住宿费用、生活费用，每年不少于10000元。而去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却不到3000元。同时由于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出现经费短缺，这使得乱收费问题日益严重。2006年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教育乱收费。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可以大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可以减轻学生负担。三、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的策略和措施

一是在投入层面，完善高等教育投入结构，要挖掘新的投资渠道，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投资渠道，继续大力提倡多渠道办学，要加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财政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加大投入的规模，提高投入效率。有学者提出，改革国家对高校投资拨款体制，实行模拟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制度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资本金的保值增值。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高等院校的发展方向、规模、历史投资水平等因素,确定一个资本金的投资基数,每年以此基数为基础,再经过对高等学校办学效益的考核结果，确定以后对各个高等院校的投入比例。可以结合教育部各个普通高校进行的教学评估进行，以此作为今后对高校投入的重要依据。此外，应该倡导多渠道投资，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来源，如发行教育债券、发行教育、设立教育基金、用调节税收的手段鼓励向教育捐资集资、吸收外资等。现在为止，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未对外资开放，其它社会力量办学还存在各种障碍。为此，应该尽快出台科学有效的措施，给各种资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便捷渠道。

二是在资源使用层面，要加强教学教育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改革目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主要取决于高校内部的分配与管理机制。近几年高等教育在巩固成果、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尝试,但在现行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下,高校各要素（教学、科研、后勤、基建、校产、行政办公、人员费用）的运作和资源占用与传统机制没有本质的差别，缺乏效率考核和导向,没有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高校内部争资源,市场经济意识淡漠,无成本概念的现象比较严重。统计表明，高校内部资源真正用到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比例不高，很多资源被行政费用、人头费用挤掉。因此笔者认为，第一要精简机构，特别是一些行政服务型机构，严格控制人数和经费总额。第二将有限的经费向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倾斜，要制定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教师，特别是高级职称的教师投身与教学与科研第一线；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业和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为重点，探索新的教学模式。第三在资源的投入方面应该有科学规划。使得投入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率，各个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特点，结合市场情况进行专业设置，避免贪多求全的情况发生。改变那种“校园越大越好，学生越多越好，专业越全越好”的落后观念。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严格监控，对于不顾自身具体情况的盲目扩张行为应该坚决制止。

三是在资源循环层面，要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力争使得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率。高等学校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学校本身具有的硬件和软件资源，硬件包括校舍、运动场地、图书馆、实验室等，软件包括师资队伍、声誉、学校文化等方面；第二类是高等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资源，这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对于第一类资源，应该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进行资源配置机制改革。鼓励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在平等协商基础上，高校之间共用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可以在不同高校间选课，学分互认，鼓励教师到不同高校兼职，兼职收益归己，同时鼓励学校和社会资源共享，学校可以与社会协作，进行课题研究，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对于第二类资源，也就是高校所培养的人才资源的循环。全社会应该树立大人才的观念，从全社会的角度认识人才所发挥的作用，避免人才浪费。为此要加强配套制度改革，要取消户籍限制，使得户籍制度不再成为人才流动的障碍。目前虽然各地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离理想的户籍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到一些非国有、小型企业、农村工作，主要是户籍制度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更科学的户籍制度推动人才合理配置。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在建设社会注意新农村的实践中，要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向农村流动、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方向流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价值。

四是再思考层面。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因此，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不断思考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应该大力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先进办学理念，结合我国实际，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摸索出适合我国特点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绝不能照抄国外的经验。同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方式应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科学地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刘新平．创新形势下的高校教学改革[J]．南昌高专学报,2005(1).

2、刘建国．创新型人才培养与高校教学改革[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3、陈治亚，孟祥泰，左惟，刘奇伟，龚北辰．从制度视角论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J]．现代大学教育,2006(2).

4、刘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2)．

5、管德明，秦旺锋．高等教育多渠道投入方式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1).

6、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7、戴世英．高等教育投入及其效益统计分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目标和期望

1.目标

作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一部分，合作研究网络计划致力于帮助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调整研究体系，鼓励这些机构将研究活动聚焦于其优势领域；促进研究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开展合作，从而提升双方的研究能力；帮助地区高等教育机构解决与研究相关的难题；提高创新体系中不同部门间、大学间的合作水平；通过合作研究服务地区的优先发展事项。[5]

2.愿景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网络计划制定了长期和近期愿景。长期愿景是在高等教育机构间建立可持续的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究网络项目实现各机构的研究目标，提高各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能力，通过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促进国家研究和创新的发展。近期愿景是提升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水平，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局限于此）：增加合作研究的出版物数量，改善联合申请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的情况，增加研究活动或研究人员人数，增加具有较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人数，提高研究管理的效率等。[6]

（二）申请资格和申请程序

1.申请资格

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具备一定条件时便有资格申请资金建立合作研究网络项目，并成为项目的领导机构。具体要求是：在2007年和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少于250万美元，或者在2007年和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少于1200万美元，且距离州政府100千米或者更远。依据这些条件，16个机构具备申请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资格，分别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巴拉瑞特大学、巴彻勒土著高等教育学院、邦德大学、堪培拉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查尔斯特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墨尔本神学院、新英格兰大学、澳大利亚圣母大学、南十字星大学、南昆士兰大学、阳光海岸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7]。此外，《2003高等教育援助法》中表A和表B列举的其他学校可以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但领导机构必须限定于上述16所大学。另外，私立研究机构、国际机构和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机构也可以作为项目的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不仅可以利用国内资源，也可以利用国际资源。

2.申请程序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想要参加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获得项目资金，必须通过以下步骤。第一，合作机构提交项目意向书。项目意向书包括：项目描述，内容涉及拟参与的合作伙伴、项目目标和预期结果；简短陈述，阐述拟议项目如何帮助参与机构达成目标，特别是如何提高领导机构的科研能力，以及如何使合作机构受益；简要说明如何满足项目目标和选拔标准；制定参考预算，明确资金的数额、主要支出方向及每个参与机构可获得的资源；指出合作研究网络计划支持该项目的必要性；明确项目所需成本，制定项目实施时间表；说明从每个合作伙伴处获得的支持[8]。每个符合资格的领导机构只能提交一份项目意向书，但是可以作为合作者参与多个合作研究网络项目。

第二，管理者和合作机构讨论项目意向书。合作研究网络项目提案必须与参与机构的目标和任务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内容联系在一起。同时，合作研究网络中的合作关系要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并且能够提供潜在的长期利益。鉴于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重要性，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会与领导机构讨论合作研究项目的策略

和期望。此讨论可能会修订拟议项目的范围、结果、资金数量等，但任何一项修订都要获得所有参与者的同意。管理者认同项目意向书后，申请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程序。第三，领导机构提交详细的资金支助申请。资金支助申请必须包括：最终讨论后的项目描述；简单陈述拟定项目如何帮助参与机构，特别是如何提高领导机构的科研能力以及如何使合作机构受益；简要说明项目如何满足目标和选拔标准；提供详细的项目预算；列出项目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资金、员工、学生、基础设施等；提供详细的时间安排；预测项目和各种重要的绩效指标可能产生的结果或利益；制定事务管理计划和风险管理计划。资金支助申请必须在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四周内提交。

第四，管理者对申请项目进行评选。合作研究网络项目需参加竞争评选，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的官员和相关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估的标准主要有：项目如何满足拟定目标，项目如何支持参与机构的任务和战略方向，项目在研究能力建设方面预期的结果和效益，参与机构特别是领导机构的研究能力，参与机构提供的支持措施，合作项目是否能够长期持续，项目对政府高等教育创新系统的战略和结构改革的支持程度，项目对提升各机构研究质量的作用等。通过评估，管理者会最终选出符合要求的合作研究网络项目。

（三）资金管理和使用

1.资金管理

每一个申请成功的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要和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签署资金协议，获得相应的资金支助。资金协议的内容包括项目合作伙伴、项目总资金、约定的项目绩效指标和结果、约定的时间表和相应支出等。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领导机构必须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说明费用支出情况、项目取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等。如果项目没有满足资金协议中的要求，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有权力中止项目资金的投入。

2.资金使用

合作研究项目的资金可以用于保障该项目顺利进行，比如，为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支付的工资；为项目设立的奖学金；用于职工和学生的学术交流，联动监管或职工的发展计划，共享研究设施，购置研究设备；建立和加强合作经费等。领导机构一般获得项目资金，但也可能会转让一部分资金给合作伙伴。

二、启示

（一）设立专项资金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为提高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水平和培训能力，设立了合作研究专项资金，鼓励这些机构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从而提高各自的科研水平，完善相应的研究系统。这一举措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机构间开展合作研究的积极性。通过充分利用各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能够招募到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这样有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界由于机构间的合作研究较少，从而导致许多资源、信息以及优秀人才无法实现交流共享。因此，我国需要加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设立专项研究资金，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二）支持科研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重点关注研究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师资水平、地理位置及资金不足等问题常常制约着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的发展。鉴于此，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主要帮助这些机构提高其科研能力。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发展迅速，但逐渐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科研创新似乎成了重点大学的专利，很多地方高校以及地理位置偏远的高校在科研竞争中缺少优势。然而，这些高校却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快速提高这些高校的科研能力是当务之急。由于这些高校自身力量相对薄弱，政府部门应给予特别支持，鼓励开展合作研究，实现科研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成立管理合作研究项目的专门机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由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监督和管理，该部门对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申请资格和程序进行严格要求，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密切监督。此外，该部门对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即项目能否给澳大利亚创新体系、社区、企业、工业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利益。在这一专门机构的管理下，避免了权责不清造成的各种问题，保障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间合作不充分的现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促进合作的开展和进行很有必要。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时代的动力源，不仅能为科技创新培养高层次人才，其本身就是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基地，是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创造者，担负着科技创新的使命。然而，这一重任非单个机构能够担当。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注重加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利用各机构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促进研究结构和研究层次的调整，丰富研究成果，最终实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矗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

所谓“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就是在进行一项实际问题研究的时候，都树立起解决理论问题、从实践中进行理论抽象及理论建设的意识。在这里，问题系统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只有当研究者将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或关联搞清，才能逐步将理论建立起来。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很晚，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1862年创办于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1895年创办于天津的中西学堂，是最早出现的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雏形。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及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比西方高等学校的创立晚了800年。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中外两种思想的影响。首先，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创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又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必然渗透着西方文明与思想。在教育内容上西方的科学与中国的经书并存。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才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但自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一切革新计划又都遭到破坏。统治期间，始终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冲突，而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传统与整个文化传统一样，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就有一定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传统是受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中不断变革的。一方面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包括外国的和自己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几点：

一是教育传统不同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指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即在过去教育实践中形成并得以流传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体系，总是指一种旧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有的教育体系。当然它包涵了该国或该民族的传统教育的因素，同时又具有现时代的新的因素。

二是对传统教育本身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就是好的，优秀的教育传统，就会世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教育中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取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可能变成落后的，腐朽的，不可取的。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它在开始时取代世袭制是一大进步，但发展到后来的八股文考试，使科举制度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革的传统。

三是应该看到，在教育传统的变革中，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比教育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是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却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说明，传统教育思想的改变要比传统教育制度的改变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改革中要特别重视教育思想转变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传统是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建国以后向苏学习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种种冲突和洗礼逐渐形成的。因此要分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及其思想观念，就需要分析形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各种因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舶来品，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引进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然后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中国清政府被迫废科举，兴学堂。因此受西方教育传统的影响甚深。据史料记载，1807年最早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玛利逊于1818年在马刺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教会学校。1835年玛利逊死后，香港等地教士成立了“玛利逊教育协会”来纪念他。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不久被当地人赶走，迁往澳门开设了一所玛利逊学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办学，通过办学传教。最早办的学校有，1844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霭尔特色（Aldersey）在宁波开设的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的一所学塾（到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国外办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文会馆，1866年，英浸礼会在青州设广德书院，后二校合并为广文华书院，设在潍县，到1917年发展为齐鲁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学堂，1891年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1879年，美国圣公会合并在上海的培雅学堂和广恩学堂为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7年又在苏州创办中西书院，1901年合并，改名为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合并为燕京大学[1]。而中国人自己设立的高等学校只有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另外就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谩F渌褂懈V莸绫ㄑ谩⑻旖虻绫ㄑ谩⑸虾5绫ㄑ谩⒛暇┞房笱玫龋蠖际桥嘌潞凸こ碳际跞瞬拧5陨险庑┭茫笾轮荒芟嗟庇谥械茸蒲＃偈哂懈叩茸频乃健?BR>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2]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计划，筹办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奏准成立，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直到1921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

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来讲，大多是学习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入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入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入政治、文学、农业、工艺、医学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入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3]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词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员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都主张办学堂，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我国的原有的教育制度。维新运动从发展资本主义出发，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经过他们的斗争，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发生动摇，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崩溃。废科举，兴学堂就是这两次运动的结果。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传统并未彻底崩溃。无论从高等教育的内容，还是从管理体制上，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还相距甚远。

二、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对封建教育传统是又一次重大冲击。虽然辛亥革命并未成功，但它摧毁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一时的闹剧。中国的历史的从辛亥革命起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教育束缚，开始走向现代化。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同时公布了教育会议所决定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不久又颁布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大学令》。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大学设预科及本科，预科修业三年，本科修业年限按各科性质，三年或四年不等。本科毕业称学士。大学另设大学院，培养研究生。大学设校长一人及各科学长一人；教师分教授、助教授及讲师三种；各科设讲座。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组成，负责评议大学的一切重大问题。从《大学令》的整个内容可以看到，这个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抄袭自邻国日本。而日本的学制又是以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为蓝本。

这个学制公布以后没有实行多久，就被美国式的学制所代替，这就是民国十年的学制改革，称《壬子癸丑学制》，整个体系都是抄自美国。为什么刚从日本搬来的学制又换成美国的呢？研究者早有许多评论。周谷平在其《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个中原因。她指出：一是中国人对日观的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对日本从和睦、钦慕逐渐发展为防范和仇恨。二是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认为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已不再适合中国新的国情，而被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和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所吸引，转而把美国作为中国建设共和国的蓝本。三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扩张也大大加强。除继续利用教会对中国教育进行渗透外，还对中国的整个的学务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吸引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四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而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正是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颇迎合中国教育界的需要，为中国批判旧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4]。这?址治鍪呛苡屑氐摹?BR>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最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把美国的共和、民主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先进的知识分子觉悟到，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包括封建主义的教育传统。在学校里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内容；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学校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使学校教育接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提倡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国教育进入世界现代教育的行列，逐渐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教育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展得还很缓慢，但无论是从办学思想，还是在教育内容及教育体制上都有很大的转变。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条战线。

在高等教育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内又为北京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之初，北京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封建复古思想仍占优势。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5]

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又多次到欧洲访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是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其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是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是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第四是主张男女同校，并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第五是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研究会、社团，办刊物，开讲座等。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位教育家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甲午战争中他正在海军服役，亲眼看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异常震惊，转而弃武从文，在天津任家庭教师。1904年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推行美国教育模式，于1919年在天津开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对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的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他为南开制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五项称之为“公能”教育，并作为校训。

清华大学是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的。它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培养本科生。1928年改为国立。梅贻琦于1928年校长，1931年任校长。他主张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认为清华大学要向高深专精努力。他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又增设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1938年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被誉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争取民主的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建立的大学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都具有爱国民主的传统。

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大学仍占优势，但它们的规模不大。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为有钱人的子女。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中，学生数还是超出教会大学的学生（注：许多著作在引用日本《帝国教育杂志》中的统计数字时有误。该文统计，1917年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是，中国学校为15000人，外国学校为12000人。也即，外国学校的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的学生数的80％。而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两书中都把它说成外国学校的学生占中国学生总数的80％显然是错误的。请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但中国自办的大学已初具规模，而且通过中国社会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传统。可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据我们肤浅的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建立起了爱国和革命的传统。突出表现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大学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把鲜血洒遍中华大地。

第二，有追求真理，重视学术的传统。中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治学严谨，学习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教授的治学精神和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既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尊孔读经等封建文化受到严厉地批判。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仍然受到高等学校的重视。民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国学大师。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发展。有些学者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全盘西化是不正确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很复杂，但其主流是反帝反封建，是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种吸收、融合、继承、创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传统，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繁荣，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和统治时期，它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带有严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性质。高等学校受制于北洋军阀和的专制统治，学校中充塞着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同时学校中的复古势力始终没有消停。另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创办或主政高等学校的也大多是从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必然带来许多西方的思想和传统。当时西方流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杜威曾应北大和江苏教育学会的邀请来华讲学2年零2个月，对中国高等教育也有重大影响。总之，这一时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传统。

三、解放前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走向了新民主义革命的道路。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崭新的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苏区时期，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两个时期因革命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苏区时期处于土地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为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军事“围剿”的胜利，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不可能举办普通的高等学校，主要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党、政、军干部。苏区的高等学校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建于1933年11月，学员共有六七百人，分指挥科、政治科和参谋科；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创立，任校长，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班是本科，开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专业班，次年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共10个专业班，普通班为预科。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1933）；中央农业学校（1933）；高尔基戏剧学校（1934）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东江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高等教育主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不允许开办所谓正规大学，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短期训练为主。当时建立的大学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先后在山东、晋察冀、淮北、苏北、苏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解放区办了12所分校，直到1945年，共培养了20余万干部；陕北公学，1937年7月成立，并到延安求学的知识青年而设的干部学校，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初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后又设文学系，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于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而成，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4个部，后改为社会科学、文艺、教育3个学院，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9月创办，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矿4个系，学制三年，是抗日根据地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设三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两个专修科：英文、俄文专修科，1943年4月又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此外，在延安还有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

以抗大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的高等学校师生，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成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传统。

整个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它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新传统，影响着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我们只从教育传统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建立起了高等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信念和传统。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斗争，还是抗日战争，当时的现实是要争取战争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就没有工农政权，就没有中国人的解放。因此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这种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建立起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第三，建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学校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形成了顽强奋斗、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生动活泼、自觉主动的学习风气，团结民主的管理方法。

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干部教育为主，对学生实行统包统分制度，享受干部待遇，这种制度对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失去了它的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提出，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解放初期的教育改革，收回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运动，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变化比较大的是：

（1）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明确了高等教育为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为此，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通过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2）高等教育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全盘搬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教材、教学组织形式等。从1952年起，教育部规定大学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研室。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学习苏联的典型。（3）批判了“通才”教育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了改变旧中国通过教育和重文法轻理工的倾向，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129所调整为143所。综合大学由49所调整为14所，工业院校由28所增加到38所，农业院校由18所增加到29所，医药院校由22所增加到29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加到33所。1958年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如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以后，院系和专业调整工作进行过多次。到1966年以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艺术、体育、外语、师范教育的高等?逃逑怠＃?）院系调整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是，这种调整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被折散，变成文理大学或工科大学，使理工分家、文理分家，为今天的改革留下了消极的影响。（5）中央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集中领导。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建国以后17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吸收了我国革命根据地的传统和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这种教育传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照搬苏联的一套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形成了比较僵化的模式。同时，我国封建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思想体系的崩溃不等于这些思想从此绝迹。某些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残余仍然会存留下来，至今可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阻碍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和发展。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党的十五大又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一切都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8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都使人们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序幕。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使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10多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化。高教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办学体制改革。采取了“调整、共建、合作、合并”等办法达到资源互补，提高效益。二是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级办学，二级管理的体制，给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三是投资体制改革，由国家拨款改为以国家拨款为主，多方筹资的体制，鼓励个人捐资，社会团体办学。四是招生、就业、缴费体制改革。五是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为了办好一批大学，国家实施“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

从1995年开始，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到教学领域，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和编写面向21世纪的新教材，以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到来的挑战。根据十五大确定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了高教改革的思路和实施措施。要使高等教育不仅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且要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以往已经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一次否定，新的传统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因此，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在教育观念上加以转变。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改革的艰难就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办法就出来了，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为了转变教育观念，就必须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传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形成教育传统的因素，分析教育传统的内涵和特点，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摒弃陈旧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传统。同时，还要学习外国一切优秀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对于外国的经验也要研究和分析，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防止盲目照搬。

从以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形成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个国家教育模式的影响。例如有些同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是苏联高等教育的翻版，这是不确切的。当然，建国后我国推行向苏学习的政策，高等教育也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传统中还渗透着我们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而成的。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么讲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遗传是指本身固有的传统，包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环境是指时代的影响，外部条件的影响。大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传统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模式是不能简单移植的，日本战后的大学以美国为蓝本的改制就是最好例子，最后他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高等教育的传统更不能移植。因为任何传统中总渗透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有如人的遗传素质一样是不易改变的。当然文化传统也是变化的，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今天认为优秀的传统，明天可能又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又要不断变革。同时它又和民族文化传统一样，又应坚持民族的特性，保持民族的特色。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增长方式转型的时代，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观念的转变，这样才能较快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建立起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内涵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即是指政府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财政拨款。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教育事业费拨款、基建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费拨款）；一项是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城市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

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是现代财政基础评价理论发展和实施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效率实践探索的结果。当前公认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核心目标,就是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总量不足的条件下，要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能科学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财政资源，从而提高高校管理效率及与市场的协调能力,保障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其评价的基本原则为经济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除直接效益之外，绝大部分表现为间接效益，即教育项目的产出——各级各类毕业生进人生产岗位后高效率工作而为社会多创造的价值，即毕业生的工资进行计算，具体涉及：经济和收益的增长、收入差距的缩小、经济行为的改善和教育的外部效果。如何让有限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发挥最大的教育效益，一直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其间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考核显得尤为重要。

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现状与问题

使用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并结合上述的产出模型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进行考核，笔者发现了如下问题：1.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偏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劳动力相比,教育资本的产出弹性是0.023，远远低于劳动产出弹性1.134。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仍然欠缺，仍然是制约高等教育产出扩大的瓶颈；另一方面，实际到位的财政投入中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较高，使资本投入的效益短期内难以显现。2.高等教育的效益较强地依赖于专任教师比例。在我们的投入产出模型中,α=0.023。如果以专任教师总数替代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那么我们得出的α＞0.023。即在高等教育的劳动投入中，专任教师对高等教育产出的影响更强。换言之,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益随着高校专职教师的增长而增长。在使用现有的绩效考评指标对我国的财政投入进行考核的时候，我们发现绩效指标本身还不完善，并不能全面有效地反映财政投入的状况，从而使得整体的财政投入机制不能真正地激励高校竞争，促进高校办学效益的更快提高；财政投入也不能成为政府宏观引导和监督高等教育的有效杠杆。而且财政拨款公式的设计往往以学生数作为单一的政策参数或者核心考核指标，忽略了财政投入机制的多目标要求，也不能体现多政策参数对学校办学行为的多重激励作用，不能实现政府利用财政投入对高校办学进行引导和监督的多重政策目标。

三、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在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之前，首先应明确财政投入配置的政策目标或者说资金分配的政策目标，因为目标描绘了体系构建的方向所在；在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再来寻找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这些目标可以归纳为：1.充足，即投入总量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否能满足培养国家所必需的毕业生的需要；2.公平，即资金在各高校和各项目之间的公开和公平的配置；3.效率，即力图达到成本——收益和成本——效益的教育效率标准；4.绩效，即资金的预算或者拨付是否有绩效考核因素做支撑；5.稳定和可预见性：即高校的运作稳定，对于自身可以获取的资金配置也是可以预见的。

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通过绩效指标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影响，以改善高等教育服务供给，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的产出。在各国的实践中，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合理、周全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范围是设计具体指标的基础。可采用的范围涵盖：投入、产出、过程和结果四个方面。与范围相吻合的指标体系包括了投入指标、产出指标、结果指标和过程指标，在遴选指标之前，有必要制定一套简单、客观、有效而能引起共鸣的设计原则，如：(1)目标明确：指标与财政投入政策目标、高校教育目标相关，尤其应与教学和科研目标相联系；(2)精确和标准：指标简明扼要而不含糊，虽不一定完全量化，但有统一标准，便于比较；(3)系统：指标系统地反映投入、过程和产出等各方面的情况；(4)经济：即以合理的成本获得所需的数据;(5)充分：指标本身或与其他指标相结合，可提供有关学校运作的有效信息，并能反映其中的问题，从而为绩效考评提供充足的依据;(6）公正和可信，指标应具有可接受性、可信度，并避免偏见;（7)可以监督，即必须容易进行独立监督。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是以知识为基本要素的社会，如何应对知识的挑战是高等教育的重大课题。建基于“知识”这一逻辑起点，我们重新审视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将高等教育的功能界定为保存知识、传承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涵化知识、交流知识六个方面，并对传统高等教育功能进行了融合与超越。

一、知识社会: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重新定位

知识社会是伴随着信息革命和知识爆炸而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新型社会形态，知识社会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整合，这是由社会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因为“知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基本资源”，“知识”和“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的培养和质量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知识的制度”的人才培养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功能的发挥。对此，拍斯金作了充分论述，他认为:“知识是借助理性才得以创造的，所创造的知识倘若不传递给别人便会消亡。所创获、传递的知识经过广泛运用，才会产生新的知识，并且拥有永恒的、广域的活力。这样，知识是生生不息的，既有变化，又会发展二知识的动力性本质，体现于知识的创获、传递、应用的相互作用与紧张关系之中”。知识社会的到来无疑加剧了知识的动力性特征，使得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引起了知识结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的创新基地，因此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高等教育对经济与社会的强有力推动作用使它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实现了高等教育的“边缘中心化”。

高等教育以探讨高深学问为鹊的，力求了解人类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并对社会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深刻地反思。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种活动都是围绕“知识”的教与学活动展开的。“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一方面，“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传播它。”所以，一切大学主张，无论它的表现形态和内容是什么，都必然围绕着知识，尤其是围绕着以高深学问为核心的知识而展开。以知识为基点来描述高等教育功能，凸现了大学运载高深学问的本质，体现了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知识是大学最基本的原子要素。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大学最不可替代的两个要素(知识分子泛指大学里的专家、学者、教师和学生—作者注)，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大学就失去了其所为的构成条件。而且，知识与知识分子互为“对象性存在物”，并形成“生存共同体”而共生共存。知识因知识分子而彰显了知识的力量，知识分子因知识而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是知识分子生命的表达，知识分子的命运蕴含在知识的命运里。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是社会的基本要素，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轴心结构和动力站，必然以“知识”作为高等教育教与学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便是确定高等教育功能体系的逻辑起点。检验逻辑起点是否科学，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逻辑起点必须是研究对象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2)逻辑起点必须与历史的起点相一致;(3)逻辑起点必须蕴涵着整个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

二、知识社会:高等教育功能的再审视

知识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从影响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外在动力逐步变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内在动力，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知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说明和解释世界的模式和世界形成的动力。知识的创造、传播、整合和发展，将促进人类的理解与合作，实现教育的繁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讲，知识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存知识的功能

知识的本体基础是事物的“本质”，知识是正确反映事物本身的属性及事物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成果。由于知识被认为具有“价值无涉”的特征，常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遍事实性的真理，当作公共财富加以珍藏、分享。高等学校作为探讨高深学问的主要场所，无疑具有保存知识的重要功能。一般来讲，显性的知识通常可以通过图书馆、实验室、多媒体得以保存，而隐性的知识则主要存在于高校学者的头脑之中。大学作为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机构，拥有一批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他们所具有的隐性知识则不是图书馆所能保存的。图书馆、实验室和多媒体只能保存显性的知识，而学者头脑中保存的是隐性的知识。可以说，知识寓于生命的载体和非生命的载体之中。掌握知识的人是生命的载体，他具有激活知识的能力;书本、电脑软件是非生命的载体，它使自然人变成具有知识力的人。知识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非生命的物质载体是它的结晶果，有生命的精神载体是它的激活因。没有高校学者头脑中所保存的隐性知识，任何社会所保存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而且显性的知识难以激活，人们就不会有思想的火花，不能进行知识的创新。所以，使知识得以保存是开展高等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二)传承知识的功能

传承知识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传”为传播之意，指将当前的文化研究成果发散开来，得以共享，着重强调空间的广延性，即“知识的扩散”;“承”为传递之意，指将前人的知识、思想和文化成果世代相传，着重强调时间的继承性，即“知识的继承”。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是最重要的知识传播方式，它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将人类文明长期积淀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与此同时，高等学校本身也在社会生产的影响下逐渐觉醒，萌发了走出“象牙塔”的念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直接进人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去，“人才”作为一种“知识凝结物”，一旦步人社会，便成为点状的“知识源”，这种点状的“知识源”很容易凝结成片状或体状的“知识源”，即社会的知识群体或知识阶层，从而起到强大的知识扩散和辐射作用。知识的传播是以对知识的理解为前提的，如果缺乏对知识的理解、接受或认同，知识的传播就会失去意义。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不但帮助人们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还通过教育者的选择与加工，使之能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大大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程度。人们的教育水平和文化修养程度越高，就越是渴求通过知识传播过程获得新的文化知识。

(三)创造知识的功能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探刻表现之一在于教育所具有的知识创造功能，这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相较于基础教育的显。大学作为最新信息的集源地和学术思想的交流中心，他所具有的内在发展逻辑、激情洋溢的创新精神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高等教育创造功能的发挥。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场所，对知识的追求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但这并非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因为“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鉴于许多知识常常处于没有得出完全结论、没有被完全发现的状态，这就要求大学师生对知识进行永无止境的探求、研究和创造。通过各种文化与思想之间的交锋、交流、交融，形成新的知识价值观念，并以此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高等教育通过传授高深专门知识，培养人的个性与创造力，并将这种创造性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直接从事知识创造活动，从而使高等教育系统就像一个能量丰富的知识创造源，实现知识创造的‘辐射’和‘裂变’效应。’，困无怪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他“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毋庸置疑，创造知识是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最富有生机的功能。

(四)应用知识的功能

随着大学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在分配职业阶梯等级和定位社会结构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学也逐渐超越“象牙之塔”，从追求纯粹知识的研究开始关注知识的外在实用价值，向一般民众提供知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并为政府、企业提供咨询。正如威尔逊所说:“大学的科学知识研究不再是一种纯研究，其研究成果正在越来越多地卷人‘为国家服务’的领域，科学知识及其研究进入了工农业生产以及由于工农业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大学“从中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成今日在以知识为基础、以学科为方向的技术型后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机构”，大学成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从事着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并将知识产品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大学在向社会输出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产品、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运用他们头脑中的知识对社会运作和政府工作中的不完善之处进行批判和监督，促使社会和政府工作日趋完善:因为大学拥有一大批以探求知识、追求真理为己任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独特的思维视角，能够超脱党派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争，能对社会进行公正地评价、批判、监督，从而使社会正常运行只有大学真正发挥了社会批判和监督功能，他才能成为区分善恶、甄别真伪的伟大仲裁者，用良知批判社会的精神阵地及“社会良心”的代言人。

(五)涵化知识的功能

在知识社会中，人融人新的“知识生存”形态，即生活在知识当中，知识影响人的命运，知识生存构成人类生活的根本形式。人们只有与知识的和谐相处，才能够在知识环境中“诗意地栖居”，消解知识的“暴力性存在”，给人的心灵提供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维护心灵生长的自由，让人的生命意志得到最大的展开。韦伯曾明确指出:“一个有志于学术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重要特质，是所谓的’知识的诚笃’(intellectualintegrity)，他必须具有一种‘信念伦理’(ethicofconviction)，坚定地遵循着理性的召唤，追求整合良好的知识(well—integratedknowledge)，同时，他还有一种对知识献身的热情，对他而言，知识具有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知识因此而赋予他生命的意义。他将这种发自内心的知性追求提升到一种具有尊严的生命层次，并成为自己整体人格的一部分。这种知性追求来源于个人的体验，没有个人体验中的自我陶醉感，就无法摒弃人世间的是非与干扰，专心致志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智慧。作为教师，应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让学生体验知识的尊严与力量，点燃学生的智慧之火，照亮知识中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合符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

(六)交流知识的功能

知识社会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促使异质知识间的相互交流。现代大学的知识资源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可再生资源”，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的实质就是达到资源的共享和知识的交流:因为知识交流有助于思想对话和智力合作;有助于文化范式的借鉴和学术视野的拓宽;有助于全球教育的合作和国际理解的加强。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利用效率和现代大学的教育质量，同时也促使知识资源的再生。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发展型资源再生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资源分享不仅不会或很少到支援资源所有者的资源耗失，而且可能会使原资源所有者获得更多的新资源"。高等教育作为知识传播与交流的主阵地，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进行强有力的国际合作。这不仅可以打破横亘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学术壁垒，加强文化交流的力度与深度，而且可以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这就要求大学必须起到“帮助在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环境中理解、体现、保护、增强、促进和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作用。

三、知识社会:对传统高等教育功能的整合与超越

高等教育功能的探讨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他不仅体现出大学“宏大叙事”般的庄严和神圣，而且始终表达了人们对大学“乌托邦”式的情结。所以，高等教育功能的讨论享有旺盛的生命力，对高等教育功能的界说也异彩纷呈。纽曼对“自由知识”的追求形成了经典的大学“教学”理念;洪堡将大学的功能拓展为“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美国“威斯康斯思想”的确立将大学的功能定位为“教学、科研、服务于社会”，从而形成了关于高等教育基本功能的传统界说。此后关于高等教育功能的论述大都是从不同的逻辑起点或思维视角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形成了多维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功能观。有学者认为，教育作为传递文化、传授知识的人类实践活动，在本质上表现为通过文化达到“化人”“育人”的作用，“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化功能，就是通过实现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来促进文化与人的发展”。有学者在遵循高等教育三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技术创新”或“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作为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知识社会的到来为我们审视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以上观点，我们都可以尝试以知识为基点予以解释: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重在文化的传播、应用与创新，而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故文化功能可以通过知识来表征;高等教育的“技术创新”功能乃是“知识应用”功能与“知识创新”功能的统整运用;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就是“知识交流”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职能的传统超越是知识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知识社会知识的源动性特征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功能体现。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中，大学生是双重身份的主体：对于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而言，学生是需求主体；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大学毕业生将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供求均衡度的计量指标，也是实现各个主体利益的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框架下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的关键，以保障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平衡。

一、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

20世纪9o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是为了满足个人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但是，高等教育供给的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供给是否能够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确切地说，无论是满足社会还是个人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给，其最终结果必须实现大学生个人从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大学毕业生要在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配置。实现这个配置过程要求：作为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者的学校能够在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建起通畅的渠道，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又能够相互了解，以使所有的供求主体利益更加协调发展。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完成，可想而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事关重大。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是供求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就业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等教育供求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如果就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利益冲突就会得到化解；反之，利益冲突就会加剧。

就业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供求的数量和层次结构都有影响，因此，高等教育供求就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作出灵敏反应。我国学者康宁博士认为，由于大量人口涌向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仅仅只从规模扩大来缓解眼前人口压力带来的矛盾，势必导致大量人才出现“无效供给”局面，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现象。以致这种结构性失调供给的人才数量越多，则无效供给造成的结构性浪费越大，最终使生产性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增长和有效益的规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讲结构就是讲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结构优化；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就是讲结构性供需均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场所，它反映着高等教育供给数量和结构达到平衡气象变化。概言之，高等教育供求是通过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来实现，它制约着高等教育供求主体的行为(见下图)。

在高等教育供求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供给者(学生)、劳动力需求者(企业)、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学校)都需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供求活动已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这样供求活动才能满足各个主体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否则，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之间就会滋生出难以消解的利益矛盾，演变为利益冲突。因此，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必然是大学生就业市场配置效果的反映，因为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联姻”关系。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配置规律

按照劳动力经济学的解释，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交换而发生的一系列劳动合约的总和，是一种劳动供求之问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映。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变化中，作为劳动交换的当事人，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以寻求最大利益为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并以各自收益与成本的均衡为原则决定各自的供给和需求。在收益与成本均衡点相等之处，双方自愿达成劳动供求数量和工资率的劳动合约。这个收益均衡点就是工资率，即工资率作为一种劳动(小时)的价格，是一种灵活的“看不见的手”，它在劳动供求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通过利益引导，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劳动资源分配。工资率作为劳动供求运动的结果，既显示已有劳动供求状况，同时又引导劳动供求发生变动。调节着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劳动资源在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分配作为个体劳动力供给者，他们需要适应市场的安排，因为对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供给者来说，劳动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市场配置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将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分配到各个企业和部门中，其结果是不仅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改进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境况。正如我国学者付钢战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与企业所有制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它与行政性劳动资源分配体制主要的差异在于：(1)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资源的分配，是以劳动交换为基础。通过劳动合约形式而实现的；(2)它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过程中自动进行的配置和改进效率的社会形式，无需任何人格化和行政力量来安排。”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以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企业和劳动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从而达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有效配置可以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如何能够实现劳动力有效配置，经济学家的诠释如下：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劳动力市场配置过程是复杂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调节市场中“经济人”的主体行为过程而已。在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两个独立的主体：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需求主体指一切用人单位。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供给主体指凡有劳动能力又愿意就业的人。按照“经济人”假设原理，供求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作为劳动力使用的企业就成为需求方，它们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以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用人原则雇佣劳动者；而提供劳动力个人就成为供给方，他们是以个人收入与福利的最大化为就业目标。王善迈教授对此曾经作出比较具体的描述。他指出：“劳动力供求主体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形与无形的)双向自由选择，供与求相互间展开自由平等竞争，最终以劳动合同形式完成配置过程。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益，约束双方的行为。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在供求均衡点上形成均衡工资。工资的水平与变动，反过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并引起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间的自由流动。”其实大学毕业生作为劳动力特殊组成部分。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没有本质区别，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有着相同的反应，即大学毕业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者，要与企业这个劳动力需求者进行交换，双方的行为均为“经济人”，不过学校作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培养者也被卷进这个交易的活动中，因此，依据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比较有规律可循。

第二，政府干预学派的观点。关于劳动力市场配置，政府干预学派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补充。新凯恩斯主义的供求调节理论认为，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结果。正如罗莫尔(Romer，D．)指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工资粘性就会使市场波动演变为就业波动。”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配给制度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供给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适合性的话，失业的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现实。在研究劳动力供给调节问题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看法。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它强调劳动力的消费和供给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通过预期工资和财富价格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就业数量的变化。同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承认自愿失业，认为市场上存在的寻找工作的失业状态的人只是由于固定工时制的原因，在工作和闲暇两种状态中作出选择。失业表现为市场固定工时工资所带来的效应小于这段时间用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瞬时一般均衡理论很好地解释失业的原因，为解决失业问题另辟蹊径，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可以这样解释，随着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个人闲暇时间增多，“失业”则是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关于劳动力的配置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2o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观点提醒人们，如果一味地以数量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是因为教育本身不能绝对地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而且还要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筛选理论的观点将教育只是当作劳动力配置的一个“信号”。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史播斯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中曾经指出：“筛选假设系指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便将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的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人的属性按照特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叫做标识。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永远不变的那些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类叫信号，指的是人后天形成的、可以改变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阅历等。筛选假设理论认为个人受教育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只不过是一个筛选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说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就是教育有效地把能力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而已，由此，能力不同的人，工资收入是不同的，教育和收入是正相关的。筛选假设理论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当人才不再紧缺时，甄别的信号就不明显。人力资源不可能实现有效配置。其次，社会化理论也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代表人物英克莱斯等人认为，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也是学生进行社会化的地方，人的社会化程度与将来的就业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努力使学生进入高度等级化、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过程。社会化理论更加关注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培训，特别是为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工作，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M·卡诺依(MartinCarnoy)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为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垄断劳动力市场和竞争劳动力市场等。求职者受教育程度决定其进入那一种劳动力市场，个人收入多少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层次相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一步强调作为不存在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能够进入哪一级劳动力市场完全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主次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待遇存在本质区别，根据市场分割理论的判断，受高等教育者可能得到的预期回报就显而易见，如果个人希望获得高回报，就必须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

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对所有劳动力的配置过程做了一般解释，实现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供给要面向劳动力市场。K·辛齐利夫(K．Hinchliffe)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5O年代后期以前的模式中，劳动力被视为同质的。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这种观点不再被接受。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在一系列市场背景下得以解释。每一种市场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的背景有一定要求，有关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尤为重要。”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就是一种专业教育，它是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劳动力服务的。高等教育供求实现必须面向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供给需要兼备双重使命：其一，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中的生产者要满足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者的要求；其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者要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高等教育只有成为完成上述双重使命，对两个市场作出良好的反应，才能使供给达到合理的状态并转化为有效供给。

三、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配置中的调节因素

从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如下三点：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信号、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三个关键的焦点问题，因此，也是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机制健全与否的因素。

其一，就工资而言，在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配置调节过程中出现扭曲。一直以来对大学生就业的思考中，常常要求大学生要调整心态，降低对高工资的奢求，促进就业市场配置的实现。大学毕业生经过就业市场配置过程中的“博弈”，已经将自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降了又降。以致出现了“零工资就业”的现象，但是，就业率还是在下降。由此可见，从宏观上，工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起不到调节作用。

考察我国的工资变化，我国工资制度中的“体脑倒挂”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现存的工资制度还存在问题，工资制定缺乏根据，存在着行业界限。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工资制度一直在改革，但都是针对在岗人员采取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影响。

其二，就劳动力市场信号作用而言，曲恒昌教授指出，高等教育供给者(学校)、需求者或者是劳动力供给者(学生)和需求者(企业)都要面对劳动力市场(信号)协调它们的行为。因为“劳动力需求结构会影响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需求又决定对它的供给，从而劳动力需求结构也会对教育供给产生影响”。当然，由于在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不相同，从而导致社会主体对各类人才需求量占总需求的比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不相同，因此，高等教育供给也应该随着劳动力的需求结构而调整。但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信号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难以达到调整结构的作用。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学校与企业、学生与企业之间。在学校与企业之间，一方面是学校对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类别、级别需求信息和人才评估、各种人才管理政策信息掌握不够；另一方面是企业对学校的生产质量、办学水平不了解。在学生与企业之间，学生对市场上人才规格的要求、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等不清楚；同时，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素质、特别是实际工作水平也不能全面掌握。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号指示作用不强，供求交换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