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论文范文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远根基

内容提要：有春雨般的严格执法，有严谨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法治文化渗透和引领，法治社会必将到来。

关键词：法治社会 严格执法 畅通法治 文化引领

当下中国，国家日益强盛、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福利日益多样，民生保障日益有力。——自信和自豪充溢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但又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信法、信上不信下，逢“死”必闹、以“命”相胁、进京相挟等等畸形怪胎，携带着无限的物欲；基层党委政府疲于应付，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惫、有“有律法没办法”的尴尬，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员”的“恶作剧”，却已使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者道不尽的无奈、叹不尽的盲从。这是我们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病灶”。这些病灶的形成，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劣根基因，有社会极速发展与转型而配套政策法规衔接不上，社会问题过度依赖金钱手段来调节，社会价值观念受利益驱动而出现逆差，文化道德建设显得苍白无力且无着力点，部分群众的物质欲望在攀比中水涨船高，权力运行不规范、腐败“”丛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专注经济发展而容忍中潜滋暗长，潜规则盛行，群众对党委政府及其组织不信任感也随之对应而生。祛除这些社会病灶，防止它们演变为“恶性肿瘤”，除了“开刀”治表外，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中给社会机体注入源源不断有效抗体，是当代社会管理者、治理者职责所在，以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用法律法规管理社会、治理社会是不可争辩的定律。而上述所点到社会病灶，正是在我国以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依法治国”的近十五年最为凸显。难道是法治的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归结为：权力泛滥，党纪国法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和执纪执法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低下，缺乏应有的法治素养。

何为法治素养？提出这一概念，立足于这样两点：首先是法律法规以及惠民政策的执行者、执行群体，要有法治意识，将正义、公平、公正等观念信仰化，成为指导行为的自觉意识；在执行的操作层面上处处体现严谨公开的程序内涵。其次是执法执纪行为必须是匀衡平稳态势，没有画蛇添足的造势形式，把执法行为保持一种惯性。要坚决摒弃把法治作为一时的某项工作的保障措施，把法律沦为工具主义。在我们的国家，法治理应包含有党纪之治。党纪应当比国法具有更严厉的约束力和规范力。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

严格执法 润物细无声

高度重视执法问题，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实施”就是用行动来实现。要把法律法规转化为实现社会内容，就要严格执法。何谓严格执法？按照法律法设定的标准和事项认真办理、操作到位，有效彰显其精神内涵，就是严格执法。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众多的执法从业人员以及党政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严格执法理解为对涉事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或者按法律条款“顶格”处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可畏声势浩大、家喻户晓、深得民意，有效扭转了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混乱状态，在国家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严打”仍在高喊，为什么社会治安诸多问题会不断反弹？一个个黑社会组织、黑恶势力悄然形成？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不断增多？值得深思。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普法成效不佳，干群的法治素养和意识彰显暗淡，在某些方面或领域还显退减，不得不令我们回味，喊了几十年的严格执法。

在安定的和平年代，严格执法不是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也不是集中整治式的执法，更不能把严格执法等同“顶格处罚”。 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活动，可能会有一时的社会效果，但从长远看，是对法治建设的最大破坏。违法人员会为一时“运动”而躲避，与执法人员做迷藏；在“运动”中受处罚人员会为一时的“严格”而怨恨不平，认为自己运气不佳，受人整治，法治公平正义功能大大折扣。“顶格处罚”——非法定情形的从重处罚行为，只能扭曲社会的公平正义。时紧时松的执法活动，必然造成选择性执法，极大地造成公众不信任，带来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多种社会病灶，执法权滑向肆意妄为的深渊，民众从何来敬仰法律？法治社会从何建立？严格执法应该是一个匀衡常态一贯式的，下述四个方面应当是严格执法的实质和核心内容。

首先要体现在执法的及时有效性上。违法行为一发生或者一经发现，立即受到公权力查处，发生一件、查处一件，不让违法行为在社会上有任何不良发酵，杜绝从众违法心理。这是保证严格执法的前提，也是让民众体验和感悟法治公平正义的首要前提。执法及时有效就能给受害方以及周围或知晓群众以安全感和欣慰感，民众自然会在现实中感悟法治，增进对法律的信仰。同时给违法犯罪者以震慑，增强我们执法防范功效，彰显法治的引导教育功能。

其次要体现在执法的严谨性上。执法人员以严谨工作作风和技能及时收集固定证据，不出现任何工作纰漏，有效排出其它可能性，执法过程公开透明，认事不认人，所认定事实经得起方方面面的盘诘和敲打，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这是保障法治运行过程基础性前提。严谨性还应包涵法治的中立性，且能有效排除“合理怀疑”。

第三要体现在处罚的适当性公平性上。处罚违法行为，是彰显法治公平正义之精神，是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的着力点。在法律条款幅度内，最大限度地反映立法原意和精神，充分推论比照实践中的各类情形，以达到最适当格次，尽力剔除处罚作操中的随意性，使民众最终认同法治。

第四要体现在依法界定事由的合法合理性。当下，一些诉求极端分子，以“闹”、以“不信任”为由，来威胁、恐吓党委政府，以实现其无理诉求。对此，我们必须以法规政策严格界定其诉求，以国家政权的威慑力来抵制、泯灭其无理诉求，向社会彰显公平正义，决不能为一时一事而“息事宁人”；宁愿花钱购买社会正气、正能量，也不能有丝毫退让；社会管理成本要花在法治治理上，绝不能造成“邪欲”的相互攀比。否则，法治无法深入人心。

严格执法就象严格教学，处处得体现行为的目的性，防止方法方式不当无意中伤及群众期待心理，无论是细小或重大的、凡是执法行为都应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严格执法要象“春雨”式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自然流畅及时慰藉受伤的心灵，荡涤不良心理，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人们的心田。

畅通法治 锄禾日当午

阻碍法治建设，有诸多潜在的问题，但人治权力因素是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障碍，最顽固的病灶。任何社会都是人治与法治并存体，只是两者的成分各占多少问题。当今社会，回到以人

治为主的社会已是不可能的，唯一抉择是一步步迈向法治，同时存留少许人治道德良俗，诸如社会精神文明、道德范畴方面的榜样引领力、模范号召力、道德自律力。儒家人治思想在几千的封建社会里滋养了中华的灵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但社会走到市场经济，以个人品德权威管理社会的人治思想极度地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相反，在市场经济催化下，人治教化育人优良思想被物欲横流的现实冲淡，甚至淹没，潜伏在“人治”中的“个人意志之治”危害性却逐步凸显；不经意中因权获利会使权力拥有者品尝到权力的惬意和，不加自愧检讨会促使权欲逐步膨胀，进而在一次次满足中，贪婪心里会一步步强化，私欲生理会不断地攀升，导致权力滥用，直至与党纪国法抗争，底线意识丧失，党纪国法沦为门面装饰。这就是权力腐败的轨迹。市场经济与人治管理一旦混合，必将导致社会的糜烂腐败。如此同时，导致公权力引领不了民众，出现政府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民众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自由思维意识竞相迸发，攀比金钱享受，物欲驱使道德文化退败，社会乱象丛生；人治权力滥用和腐败，又辐射另一部分公职人员顾忌丛生而不敢大胆依法行事，最终导致法治难行。这几方面因素相互助推，并形成恶性循环，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论英雄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后果。“十八”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实际作为，推动着法治建设。同志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排除”、“坚决防止”、“坚决惩治”,“三个坚决”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坚持推进严格执法的强大决心，这必将对法治社会形成注入强大动力和感染力。作为基层公职人员，如何踏上和保持与中央合拍共振旋律，值得深思和反省。

规范权力运行，排出合理怀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理应是法治应有之义。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长期自律，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从灵魂里、骨髓里信仰法治，自觉防范权力笼罩下的个人影响力、辐射力；不要为一时方便快捷或者讲求效率而违反法规制度，不要为一时“柔情”而干扰执法，不要在政策法规之外实施人文关怀，不要把自己扮演成少数人、个别人的“救世主”，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当前逢“死”必闹事件，值得我们回味反思这样一句话：“法治的根本是人的自我治理，培育理性而能够自我治理的公民，无疑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号召我们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党政领导干部和执法执纪从业人员，重在以身作则、坚定法治信念，不要为一时法治艰难而犹豫退让，更不能因“威胁”、“怕出事”而软化法治的刚性来迁就不良恶习。在这方面，除了党政政务要阳光、要透明，做到公平公开外，在现实生活工作中，要最大限度防范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合理怀疑”。笔者在问题突出的某镇，了解到有这样三件事值得深思。一是一镇领导为鼓励某一农户种桑，神秘地送给他一袋肥料，并叮咛他不要告诉其他人。可他当着我的面告诉了其他同样而未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其他农户。二是为鼓励兴桑养蚕，对栽桑户以“退耕还林”政策来奖补，一户多年来以此奖补未兑现而被镇干部贪污为由长期上访。其理由是“退耕还林”奖补政策落实到户，一经确认要延续多年，她只享受了一年。三是镇党委政府为解决某方面难题，把“低保”政策作为化解矛盾的手段，引发了多人。由此可见，公职人员要自觉坚守，权力的运行范围、条件、程序和界限，使权力运行严谨规范，坚决杜绝法外行权；要认识到，破坏法治的最大之力是来自公共权力。

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要先行，队伍是关键。用法治政府来推动社会法治化，这需要广大公职人员具有整体法治素养，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纪执法从业人员。要用法治思维方式产生的公务言行孜孜引导群众，严谨地对待处置利益诉求个体或群体，不让他们产生任何与政策法规相左的歧意，引导他们搜索寻找与政策法规相符的理由和条件；对符合条件要及时办理兑现，坚决防止“不闹不解决”的被动行为，防止无理取闹不良发酵。以有效的法治行为告诫民众，所有矛盾纠纷和正当诉求都有正当渠道；时刻注重引导民众按照法治思维方式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解决利益诉求，从而达到民众对法律的敬畏。领导干部要注重从细节上亲力亲为法治行为。——这应当是我们法治政府的当务之急。

基层公职人员，要注重把群众、特别是文盲半文盲人员的合理而零乱或不规范的诉求转化为具有法治程序意义的诉求。执纪执法队伍不仅思想上要具有法治理念，而且行为上要具有法治操作基本技能。目前，要特别注重培植执纪执法队伍敢于担当，勇于善于执纪执法，党委政府要为他们“站得住也挺（顶）得住”摇旗呐喊，坚决杜绝为平息事态而“牺牲”我们执纪执法人员；从业人员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要鞭挞、甚至根除那种老练市侩，面对违纪违法行为上下左右观望、窥测大小领导意图、顾忌盘根错节人情关系，最后权衡自我得失，谨小慎微地执纪执法。

疏通法治渠道，根除人治导向。目前，基层党委政府最大压力是维稳。维稳工作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严重阻碍了法治社会进程。上访人员涌入北京，给首都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这是基层公职人员都能领悟到的。但进京访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指标，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难题，诸多不良社会现象由此发酵；执法从业人员要坚守法律底线，对此爱莫能助。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破窗效应”在维稳事态上表现得最为淋漓。

我们有过多的“一票否决”考核机制，有的对社会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计划生育，但更多的是与法治精神和理念是相背驰，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已逐步凸显；有的纯粹是人为彰显部门成绩，对社会发展和管理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如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把个人违法犯罪作为“否决”单位和领导的依据，其结果是各部门各地方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都来“捂”，尤其表现在腐败案件上。细研“一票否决”考核机制，是一种“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人治霸道作风，贯穿了以领导干部“乌纱帽”人为做担保，以行政强行威慑压制的手段而实现人为的理想目标，形成好大喜功的浮夸社会乱象。“不问过程”，“过程”就会泛滥成灾。当前，有诸多的考核指标只顾当前、不讲长远，只顾表象、不讲实质，甚至有逼使下属违规行事、子卖父业、不可持续反而得到激奖。

社会转型变革，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共产党人又有隐隐为民之切，忙于应对，但往往由于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和综合分析论证，决策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事与愿违的不良导向，值得我们反思警戒。有的地方和部门，把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搁置高阁，标新立异、劳民伤财另搞一套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如涉法问题，另搞一套终结办法，至司法终结权威何在！领导干部要牢记“凡属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是作为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自我限权自我约束具体行为，为我们每位公职人员信仰法治做出了典范。挑剔我们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的种种不良行为，是为了畅通法治、祛除人治，就象在广袤的田野上，拔起稗束野草，而让禾苗尽情享受阳光雨露、尽情吸取大地乳汁，必将迎来丰收之年。

文化引领 沃土结硕果

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借助研究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启蒙、成熟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与封建专制博弈、发动民众的动员口号和理论指南。这期间诞生了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影响至今的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他们在推动法治进程中的名言警句和经典名著成为几百年来政府遵循、人们信仰思想根基，引领了社会治理“技术”方向。这些思想和理念，对我们的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仍有借鉴和指导作用，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瑰宝。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同样需要文化的造势和引领，需要法治文化的繁荣；既要有来自法治实践的文艺创作，夯实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又要有喜闻乐见人人参与的乡土文艺，丰富民众的亲力亲为和业余喜好。党的十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此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以来，反腐败势头与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与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党委政府和国家机关的主旋律，法治文化应当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音符，并使之熏陶与改造民众心理，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丰富基层文体活动，增强道德渗透力。一波一波的维稳事态，使得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是法律，而培育民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是维稳工作的长远根基。对此，《意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操作平台，而且要求“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根据《意见》精神，基层政府和组织要把“核心价值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大党委政府在文艺宣传和文体活动上的购买力，并作为社会管理或治理考核重要指标，使民众在有利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文体集体活动氛围中，感受社会的和谐与温暖，感受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使个人的荣辱观、价值观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使不良心理在集体或群体熔炉里、在欢快氛围中慢慢自然消减、无意识中得到及时调适和矫正。

搭建社会评价平台，营造法治正能量氛围。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今，却有了相反的现象，原因之一，社会的评价力弱化、谴责力不足。法律法规必定是道德的底线，并且其威慑力和调节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外在强制机制来实现，虽然具有对思想观念的引导作用，但未必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而社会舆论对不道德行为、不良行为如何评价将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内心感受，进而引起当事人社会行为的变化，如此一来，就能起到规范的目的。当下，社会舆论形式多样，尤其是网络舆论发展迅猛，且能量巨大。如何利用网络平台，为法治建设营造正能量，是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重要工作方式。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发言人和博客队伍建设，开展了网络问政，积极回应网络舆情，重大事项提前设置议题引导舆情评议，“官方”博客在虚拟网络社会里引领了网络评价，效果显著。实践证明，网络评价文化平台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舆论阵地。同时，从网络舆论平台的公开性、自由性、广泛性和发酵性看，网络舆论评价平台又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法治化、根治人治特权的有效手段。搭建让民众积极参与交流平台，法治的论理性就有了市场，在争鸣争论中求共识、辩是非、明荣辱、评美丑、衡得失，这也是法治的有效方式。

社会舆论评价平台是多种多样，也是随时都可搭建的，公职人员不仅要有这方面意识，更要有这方面驾驭引导能力。这一能力，就是依法办事的法治能力。以司法机关为例，如何搭建平台，让更多民众来旁听其审判活动，让旁听人员从内心里接受其裁判依据和论理，使法、情、理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与裁判一致的社会舆论评价，就需要每名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务操作能力，而且要储备法学法理表达能力。让法治权威在社会舆论中兴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司法公开，各类政务、执法活动的全方位公开，不仅为民众提供了监督平台，也为民众提供了社会舆论评价平台。若因公开带来了社会负面评价，只能表明我们法治能力亟待提升。社会舆论的正能量，必然产生道德渗透力和自律力，从而达到内化于心的约束力。社会道德风尚的好转，法治的执行力自然就有丰厚的土壤。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市民社会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这种社会为法治的成长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促进法律形式化，市民社会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特征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演变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在思想史上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与政治国家混为一谈，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失去了在当代的价值。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并坚持市民社会更多地具有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内容。最早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做出明确划分的是黑格尔。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社会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社会决定国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相反，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主流着重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领域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主张以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当代最具影响的两位市民社会理论家首推葛兰西与哈贝马斯。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而非经济意义。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分析框架。他主张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以便使社会文化系统渐次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进而重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市民社会的特征

综合各种论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包括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独立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成员的自治领域；其次，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三，市民社会中的交往与活动以自愿为前提，遵循契约原则；第四，市民社会是在民主、自由的呼声及其为争取自身地位、权利的动力中产生的，所以它以民主、自由为核心，奉行法治。

二、法治的内涵及特征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笔者认为，理解法治内涵，应当把握三个方面的规定性。首先，法治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主体一律遵循法律，特别是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在这一意义上，法治与人治相对应。其二，秩序是遵循规则的结果状态，法治秩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之上的，这种法律制度具备形式合理性特征。对于这种特征，富勒称之为法律的内在道德。这种内在道德包括八个要素：(1)一般性或普遍性；(2)公布或公开；(3)可预测性或不朔及既往；(4)明确性；(5)无内在矛盾；(6)可为人遵守；(7)稳定性；(8)官员的行为与已公布规则的一致性。其三，“法治是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2)(p334]法治的这种规定性体现法治的实质合理性，法治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民主、平等、自由和人权。

三、市民社会的法治功能

西欧中世纪末期市民社会的形成与运动，直接导致了城市自治制度、城市法的确立、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海商法体系的建立，从而推动了作为法治重要特征的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近性的形式主义法律的主体架，为法律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着西方法治的发展进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确立，西方市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与此相适应，西方法治在自然演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逐步的完善，为西方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保障。由此，我们发现市民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和价值要求，使得市民社会成为现代法治得以存在并良性运行的基础。

1.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

法治的终级关怀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类本性所求，它体现了社会主体对自身价值、尊严、人格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在论述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马克思也指出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P71)在法治精神中，作为体现人之尊严、人格的价值要求，除了自由，还有与之密切联系的平等观念。但现代法治所要实现的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在法律上表现为法律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与自由是和谐统一的。法治所要促进的价值目标首先应当是意义上的平等。

市民社会是以多元化自由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契约社会，必然孕育着自由和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的内容、形式和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如此。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观念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商品经济对自由观念的促进作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4)(P77)近代市民社会出现以来，它一直存在着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并追求着自由的、自决的人的个体完善的目的，并塑造了市民社会的理性规则秩序。市民社会允许个人及机构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但并不允许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而是要对冲突进行合理的控制来达到市民认同、社会整合和理性规则秩序。这种理性规则秩序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市民法”，它是一定的社会法规，这种法规能够正式或非正式地涵盖斗争的全部领域，对冲突实施有效的管制。这种理性规则秩序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公众普遍遵守，它立足于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的过程中，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律的至上性和普遍才得到逐步确认。

2.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形式合理性发展

在追求自由和平等过程中，法治是人类社会最有力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法律形式化。西方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固然有其自古以来的尊法重法传统、崇尚法治的精神、普遍性和体系化的教会法等因素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但其更深层、更根本的动因，则源于市民社会精神的涌动并融入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之中的独特进程。[5)(P85)

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独立性是市社会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条件。市民社会又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社会，而多样化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主要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领域在市民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作为法治秩序内涵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合理性特征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发展都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具有内在的联系。首先，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特别是私法制度的完备性发展。市场经济活动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和多样性特点，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关系比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丰富而复杂。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内在地要求权威性法律规则的调整和规制，要求法律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资格、确认市场主体财产权利、规范交易行为和建立有效的纠纷处理和责任救济方式。其二，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具备形式合理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由于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它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时刻威胁着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出于对经济利益的强烈关心和算计，市场主体要求通过法律规则建立对市场交易过程和结果的合理预期，使市场交易活动在法律规制下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从而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这种预期规划和处理其交易行为。符合这种要求的法律制度必须具备一系列形式合理性特征，包括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不溯及既往等等。其三，市场经济还进一步要求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市场竞争关系的存在，客观上制约着市场主体只能共同选择在公平交易秩序中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市场主体不仅要求国家制定符合经济理性的法律规则，而且要求国家作为市场活动的裁判者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公正地行使权力。

3.市民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近代法治产生与运行是以权利制约和权利保障为基础和核心的，并强调当权者与其他人同样服从既定的法律，而这一制约保障及法律至上的要求，则主要是由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制衡来获得保证和实现的。这不仅使专断权力难以立足，而且也使得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规制的框架之中。

首先，从总体上来讲，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形成对国家集权的社会消解。其次，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组织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间零散的呼声转变为团体的诉求，从而对国家权力机构及政府官员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国家权力必须对法律和公众的意愿负责。再次，市民社会形成多元利益中心分散国家对资源的独占从而遏制国家权力。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最后，由于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高度发达的社会，对内，它是市民社会成员相互沟通的机会和场合；对外，它是市民社会行使民利、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有力手段。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来自市民社会的批评和压力，应当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施政资源。它可以促使政府更真实、全面地了解民众的意愿、呼声、要求和希望，使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才会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特殊的结构和特征，使其具备了其他社会所不具有的法治功能，从而为法治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塑造出了自由的社会个体，自由和平等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的，并体现在公民意识之中从而内化为法治的精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有不断的冲突和矛盾需要整合，不断促使法律的形式化、使法治的手段不断科学、合理；同时，在冲突——整合的无限循环中，又为法治提供了一种原生性规则秩序；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权利，人们对自身的权利才会格外关注，对自己的独立性要求更加强烈，法治的基本内容也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因此，市民社会是法治生存的土壤，是法治实现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依靠长老政治和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的内生性权威可以有效地整合生活秩序。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导致了村庄历史断裂，长老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动摇[3]。建国后，农村实行了这种类单位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乡村社会，保障了乡村的秩序。但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逐渐解体。为弥补管理体制解体之后乡村社会控制的不足和公共权威的真空，村民自治登上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舞台，成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在乡土社会逐渐收缩和退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建立和贯彻国家的秩序？而此时实施的基层司法建设便承担了重建国家对个人的权力关系这一功能，成为在乡村社会贯彻国家秩序的一条可行路径，即所谓的“身体治理日益退场”、“技术性治理能力逐渐加强”[4]。正如苏力所言，“‘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5]。

但是，对于习惯按照地方性知识来调解纠纷、由村庄内生性权威整合地方秩序的乡土社会而言，基层司法建设并不是件易事，甚至是困难重重。“即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6]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没有多少法律需求。乡土社会自身有一套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农民遇到纠纷时通常诉诸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习惯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寻求“中人”调解。此外，纠纷的解决通常并不是以消灭对方、获得某一具体的权利为目的，而是要追求当事人所认为的“理”、正义和面子，即所谓的“讨个说法”。此外，纠纷调解的结果通常是和稀泥，息事宁人，没有绝对的胜者和赢家。由此可见，在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中，纠纷的解决是要恢复双方之间被破坏的关系，而不会轻易地诉诸法律，即熟人社群中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瞄向未来”的，将来的彼此关系比眼前的是非重要[7]。另一方面，对法律规矩知之甚少的农民来说，法律与其日常生活是相对隔离的。法律有着一套系统的程序、规则和逻辑，而这些都是农民所不熟悉的。农民赖以生存的规矩、惯例、风俗和经验与法律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因此，农民即使不排斥法律，也难以主动诉诸法律。

由此，在“法律的不毛之地”开展司法建设的难度可见一斑。在此境况下，“法律下乡”、“送法上门”便成了法律进入乡土社会的必要途径，“炕上开庭”也成了法律适应乡土社会的范例。但是按照“送法下乡”的逻辑，法律要想在乡土社会扎根并发挥实效，就必须改变农民的一些固有惯习，塑造农民的法律需求，建立农民对法律的高期望，甚至重构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场域，而普及法律知识以及魅化法律便是达到此类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国家除了颁布大量新的法律规范[8]，从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层面推进基层司法建设之外（如基层司法所体制建设、基层司法助理员的业务培训等），通过普法活动、口号宣传以及媒体对成功案件的报道来魅化法律[9]，以确保法律在乡土社会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树立法律的威信，型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拉开了普法活动的序幕。普法活动的宗旨在决议的一开始就已明确指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将法律交给广大人民掌握，使广大人民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保障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10]

决议中的“知法、守法”以及“运用法律武器”等是普法运动和媒体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在普法的话语体系中，法律不仅是需要被服从和敬畏的条文，而且也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神圣“武器”。这一武器具有客观公正性，能够伸张正义，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是可信任的。由此可见，普法运动不仅是推广法律知识，扫除“法盲”，而且是推广法制精神，型塑农民对法律的需求，提高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期望，激发农民的法律参与。

二、法律的祛魅：农民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参与

基层司法建设的直接效用是诉讼率的上升[11]以及司法在乡土社会秩序维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的推进，法律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更为重要，人们也更为普遍地使用法律话语和权利宣称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正如苏力所言，“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就如同先前中国人对‘革命’，如今对‘改革’的信仰一样”[12]。对此，学界用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在增长来概括这一变化[13]，甚至将这一变化标榜为“法律制度的无声革命”[1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迎法下乡”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者已具有现实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导致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式微和瓦解这一现象暂且撇开不谈（后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迎法下乡”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是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的信任度。试想一个不相信法律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农民怎么会花费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去诉诸法律？如果个体对法律的公正性存在质疑，那么其诉诸司法救济的可能性通常相对较小，除非诉诸法律的行动本身是想利用司法体制的这种弊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和权势去影响法律，将“法律”为自己所用。换言之，在乡土社会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15]的影响下，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诉讼，而一旦选择诉讼，甚至不遗余力地去诉求，这至少暗含了诉讼者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因此，“迎法下乡”这一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范式优势；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16]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质疑。

那么农民的法律实践是否建立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呢？本文认为农民的法律实践同样经历了盖勒格尔（MaryE.Gallagher）所说的“知情祛魅”（InformedDisenchant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即所谓的“知情”），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的失望和沮丧在增加（即所谓的“祛魅”）[17]。盖勒格尔基于对一家大型法律援助中心的实地考察，发现法律求助者的法律意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即“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使用法律”（HowwellcanIworkthelaw?）和“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Howwelldoesthelawwork?)。尽管法律意识的这两个维度是相关的、互构的，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时变化，且变化方向也不一定相同。在调查中，盖勒格尔注意到“法律求助者在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获得提升时，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效率的负面评价却在增加。许多法律援助求助者对法律感到失望，认为法律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想和期望的方式来运作。”[18]

鉴于此，盖勒格尔指出，人们的法律实践行为与法律态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那种将诉讼率作为法律意识的测量指标是有问题的[19]，诉讼行为只表明人们做了什么，而并不一定体现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参与其中的法律制度[20]。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正如诉讼率一样，“迎法下乡”的法律实践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就一定在增强，更不能以此来证明法律威信的提高。因为，在基层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即法律的祛魅化。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常常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21]农民的法律意识俨然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22]。

因此，“知情祛魅”逻辑下的“迎法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本身的信任，并且司法救济的诉诸者通常也不是以追求司法正义为目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进入司法场域，将法律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自己与对方谈判博弈的工具和砝码，即“对国家法律的援引也主要靠各种‘关系’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私力’的表达……使国家权威在村庄场域中被异化成为纠纷双方‘力’的对比。”[23]在一个缺少对现代性法律充分信仰的乡土社会,现代性的诉讼被乡土社会重新分割改造了,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侵蚀、蜕变和整合[24]。所以，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使“迎法下乡”的普遍性和潜力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三、理性选择：结构混乱下的乡村秩序

董磊明等人认为，乡土社会逐渐陌生化、异质化和理性化导致了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和解组，即所谓的“结构混乱”[25]。在此状况下，乡土社会本身已产生了“迎法下乡”的现实需求。我们并不要否认这种需求的存在，而是认为农民法律实践的祛魅逻辑限制了这种法律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当然，这只是从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来说的。那么，从产生这种法律需求的外在环境来看，“迎法下乡”是否具有范式优势和说服力?

当下，多元权威[26]并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法理权威正逐渐取代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s），但它在乡土社会尚未成为主导性的绝对权威。“虽然我们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27]。苏力所指出的这种法律规避现象现今依然存在，只是他所说的法律规避多是由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控作用等因素导致的，而当下的法律规避是因为知情祛魅降低了对司法救济和法律权威的信任度，对法律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对法律进行理性规避的可能性加大。苏力指出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愚昧不懂法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规避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大更确定的利益[28]，甚至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29]。因此，法律规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和理性选择[30]。

农民知情祛魅化的法律实践使其对司法救济有一个相对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从主体角度抑制对法律的需求，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法制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导致的制度甚至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本身，都会从外在抑制农民对法律的需求[31]。正如梁治平所指出的那样，“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和担任基层政权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民间调节活动的司法助理员，本身就难以胜任被指派给他们的繁重工作……相对于乡村法律事物的繁复和庞杂，这些基层司法机构无论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还是在财政力量方面都明显地不足。这种正式司法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32]。“民众之所以倾向于同时也在法律之外寻求公道，也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今天，这种缺陷包括：可以利用的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33]。因此，如果不从根源上健全基层司法制度、完善法律服务，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和持久性的增长，“迎法下乡”也就仍然任重道远。

在结构混乱、多种权威共存于乡土社会的状况下，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我们也曾经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发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34]。

当然，诸如私力救济这类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的优点，但也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以及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的不足[35]。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是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以及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36]。虽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范愉所指出的，正式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7]。

四、小结

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在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弥补村庄内生性权威社会控制不足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是一个法律祛魅化的过程，即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在法律实践的知情祛魅逻辑下，农民的“迎法”行为多半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这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此外，基层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因此，农民的“迎法”行为难以具有扩展性和持续性。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下，农民不仅对法律有着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着理性选择。因此，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送法下乡”到法律祛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送法”、“迎法”转换。

注释:

[1]王铭铭，《“送法下乡”解》，《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2]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7页。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4]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5页。

[5]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5页。

[6]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5页。

[7]刘星，《法律的隐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8]截至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数据引自汤鸣、李浩，《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3期。

[9]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0]《中国普法：将法律交给亿万人民群众》，转

[1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民事诉讼率只有31.46件/10万人，而到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03.23，前后21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1.82倍。参见冉井富，《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1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如文泽纯，《农民呼唤法律——关于湖南省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中国司法》，2001年第11期；Pan,Philip“InChina，TurningtheLawIntothePeople’sProtector”,TheWashingtonPost,28Dec.2002,p.A01.

[14]Tse，KarenI，“TheLegalSystem’sQuietRevolutio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1,Feb.2005,MaryE.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5]斯科特（James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经济实践、风险分配和社会交易进行考察，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种“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和生存伦理。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同样，笔者认为农民是否诉诸司法救济也受到一种类似“生存伦理”、“安全第一”的原则影响，诉讼不能影响正常的过日子,第19页。

[16]布莱克对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与法律量的相对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7]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类似的研究有Sarat和Felstiner对离婚程序中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经常降低被人对法律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合理性的期望值以及对“法律公正”的有限性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参见Sarat,Austin&WilliamL.F.Felstiner,“LawandStrategyintheDivorceLawyer''''sOffice,”Law&SocietyReview,1986，(20)：93-134.

[18]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40):783.

[19]法律意识在上述两个独立维度上发生变化较好地解释了高诉讼率与对法律权威的低信任度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盖勒格尔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在纠纷平息之后，求助者对法律制度的态度和评价多半是负面的和批评的，但在实际的和可预测的未来行动中，绝大部分的求助者许诺他们会为一个类似的问题再次诉讼。参见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0]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1]冯象，《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2]尤伊克和西尔贝通过考察美国普通公民是如何理解法律和使用法律的，提出了法律意识的三种理想类型，即敬畏法律(standbeforethelaw)、利用法律(playwiththelaw)和对抗法律(actagainstthelaw)。参见[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9至295页。

[23]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2页。

[24]蔡杰、刘磊，《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5]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8页。

[26][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29]同上，第47页。

[30]同上，第32-33页。

[31]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2]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33]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于《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梁治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4]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洪浩，《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法学》，2006年第11期。

[36]姚虹，《私力救济的现实基础及其法律规制》，《学术交流》，2006年第4期。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该文以和谐社会与法治为主题,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内涵为出发点，通过对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和谐社会对法制的要求及我国的法治建设三方面的描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学理论支持。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我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关头，针对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新概念。从同志对和谐社会的概括描述可知：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它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保驾护航。

1.构建和谐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战略性意义

1.1和谐社会的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社会。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务和谐、区域和谐、民族和谐、文化和谐、代际和谐等。和谐社会可以归结为28个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

和谐社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民主法治”，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要依靠法律制度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引导全社会的公民遵守这个法律，维护和谐的气氛。所以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离不开法制的支撑。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和谐社会也应该是平等的社会、法治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如今仍存在不和谐、不平等的地方，这些问题还要通过多手段全方位的发展来解决。

1.2建设和谐社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现象，但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罪于市场经济，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市场经济是自由选择、平等竞争的，经济公平竞争能带来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所以，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保证公平竞争，实现竞争和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谐有赖于三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2.1产权保护机制

市场交易是权利的相互让渡，市场经济以产权的合理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各种要素所有者都有权自由支配、自主行使所拥有的产权，其合法权益不容侵犯。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公共产权也不可侵犯，知识产权、劳动力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1.2.2公平交易机制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自由选择、自愿签约是市场主体的天然权利。交易双方权利平等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不允许欺行霸市，垄断市场，也不允许坑蒙拐骗，不守诚信。交易的契约化、法制化、规范化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

1.2.3利益协调机制

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过程。竞争主体能力有强有弱，资源禀赋有好有坏。因而竞争的结果必然有成功，也有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和均衡机制。既激励强者，又保护弱者。因此，在初次分配中要体现经济贡献，在再次分配中则要统筹兼顾，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分析三大机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现无一不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其前提条件，为其创造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只有这样才可促进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2.和谐社会的形成需以法治为基石

2.1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2.1.1和谐社会的文化内涵和内在统一性，都要求有法治作为坚实的基础与强大的支柱。

各种不同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必须要有事物的组织法则与运行法则。人类社会当然需要必要的社会规范，以及将相关的规范加以良好实施。在良好的法律状态即法治状态下，就可以既使个人的意志得到尊重，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又使各个不同的个人服从于统一的规则，形成既有个人自由，又有统一意志的社会局面。能达成这种状态的，只有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保障良好的规范来确认个人的权益，并形成统一的整体意志和行为规则。

2.1.2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的社会，它需要法治来协调各种社会元素。

人类社会的各个分子在社会中如何进行角色的分配，如何进行劳动的分工，各个个体、群体之间如何协调统一，怎么才能形成互补的社会关系，是人类面对的重要问题。人类社会的这些结构关系，一是需要法律作为其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加以有效的实施。没有相应的规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法治既能为社会的互补提供规则，也能为这种规则的实施提供保障；二是与法律相关的元素也应当处于互补的状态之中。比如保护与打击的关系，调解与审判的关系即是如此。

2.1.3和谐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它需要法治作为调节的手段。

在彼此互动之中，每个个体或群体都应遵循规则，相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使社会免于矛盾、冲突，乃至混乱，并使被破坏的秩序得到恢复，使紊乱归于和谐。当社会矛盾发生之后，纠纷裁决机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单一的解决办法就必须为多元的解决办法所取代。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维护公正，恢复秩序。这些都离不开法治的作用。

2.2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

2.2.1社会的民主法治当以法治作为其基本内涵

在“民主法治”这一特征中，“法治”之必不可少自不待言，而民主也同样离不开法治。因为，民主从希腊文的原意上讲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民主发展到现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赋予了法治的内涵。因为人民中的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人民要当家作主，就必须运用法律来记载自己的意志，并以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以此来确保人民意志得以实现。所以，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推行法治。

2.2.2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法治加以特别维护

公正是社会永恒的理想，但是公正却始终难以获得。公正的对立物是邪恶与偏私。要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有强制力制裁邪恶，克服偏私。人类为此创立了许多道德规范与宗教规则，在众多的规范与规则之中，惟有法律的规则具有最大的明确性与肯定性，最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因而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强大的外在力量。

2.2.3社会的诚信友爱必须法治加以有效的保障

诚信友爱，看起来是纯粹的道德状态与要求，或者是纯粹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其实它与法律同样密不可分。因为严重的不诚信、不友爱的不道德行为，也许就是违法行为。一旦违反法律，法律对于相应行为的惩处也就为道德提供了最有效的维护手段。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的处罚来维护社会诚信和社会友爱。

2.2.4社会要充满活力必须良好的法治环境

和谐社会当然不是僵化也不是混乱的社会，而且一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一个僵化或混乱的社会是不可能充满活力的。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惨痛教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实现不僵化、不混乱的社会和谐状态，法治就是最重要的路径。

2.2.5社会的安定有序必须法治加以维护

宁祥和是人们对于自身与社会生活的美好向往。安定有序的状态也就是社会秩序良好的状态。只有社会管理达到相应良好程度的社会，才可能出现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法律就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法治的情形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安定与否，有序与否。法治是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石与保障。

2.2.6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是法治对相关关系的调整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良好认知的产物。人类经历了无数的失误和挫折才得出了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依法调整在自然问题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法律，没有把这些法律充分实现的法治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

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涉及法治的方方面面，法治能否在这些方面适应和谐社会的需要，直接关乎法治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作用的发挥，也关乎法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自我发展的情形。

3.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要从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做起

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对人类思想,行为的规范。“以人为本”是我国宪法修正案的内在价值核心，就法律而言既是以人的权利为本。[2]这也是同志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描述的灵魂所在。

3.1.1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核心，以人为本则是宪法价值核心。

宪法在社会主义中国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制的最高规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迈向小康社会必须依据的国家章程。依宪行事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依法而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宪法内在价值核心，在我国宪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国新的宪法修正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是“三个入宪”：一是人权入宪、二是私产入宪、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入宪。这就更加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关注和保护，强化了以人为本的观念，使以人为本这一宪法内在价值核心和最高价值追求更加彰显。

3.1.2宪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自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法治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法的意识空前高涨，整个社会心理从原先对政府的期待逐渐转化为对法的期待。十六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我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这与我国宪法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要从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做起。只有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才能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3.2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前提条件

3.2.1完善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需求

和谐社会是一个被法律调整得很好的社会，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良好法治状态的社会。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使各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获得良好法律调整的制度前提。我国正在建设的，并预期在2010年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3.2.2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和谐社会的保证

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生活就难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一些社会方面的问题的无法可依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无序。社会一旦无序，就不会有和谐可言。

3.2.3和谐社会需要完备的法律调整

凡是需要法律调整的事项，都应当得到法律的调整。所以和谐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不是简单的有法可依，而是有良法可依。这里的良法应当是指价值意义上的符合公平正义，技术意义上的表述科学完善，实质意义上的适应社会发展。完备的法律体系应该包含着这三个基本方面的要求。

3.3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3]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纷争的社会。社会没有纠纷是不可能的，减少纠纷和化解纠纷则是必须的。只有纠纷较少，一旦发生了又能很好解决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以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的司法必须以公正作为价值目标。法律本身就应当是为公平正义而存在的，公平就是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4]追求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理想。实现公平正义是对法律本质的体现，是司法对于法律本质的展现与归结。每一个社会的司法体制都有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度问题，没有一个司法体制会公然反对或者否定公正的价值诉求。公正是司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

司法机关是社会争端的裁决机关，是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关，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我们现行的司法体制的基本模式还是建国初期设立的。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推进，司法体制愈来愈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正如十六大所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改革司法体制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实现公平正义，从而为社会和谐提供深厚的基础与良好的保障。只有矛盾纠纷通过司法得以良好解决，违法犯罪通过司法得到有效控制，我们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中国法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将是漫长和遥远的，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包括见过或未见过的重大难题，但是中国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长远的社会目标，甚至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社会理想。在我们前进的路途上肯定还有很多艰险，在路途中还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不能灰心，我们要勇于担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去眺望中国法治国家的日出，去展望中国和谐社会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2005年2月19日召开的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形式分析大会之会议综述hattp:∥.

[2]张文显论和谐社会“2005辽宁o沈阳法治论坛”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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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曙光“加快司法改革，让法治成为和谐社会的平衡器”——于2005年2月19日召开的“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形式分析大会”发言稿.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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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代表”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总目标,深刻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怎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江总书记在阐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时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如何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江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建立的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法治国家,而是要把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结合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江总书记的论述,指明了我们建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和总路径。

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高度概括,是与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方针相一致的,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法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必然对社会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只有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法治,才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法治。要保证法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性(即法为良法、治为良治),法治必须由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党来领导。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的科学性,就在于社会主义法治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政治制度,具有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性,而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这和剥削阶级的法治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保障的关系:一方面,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使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的贯彻实施有了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

2、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发展健康、科学、向上、推动社会前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认识先进文化和法治文化的关系时:一方面,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而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以人民民主为本质内涵,在党领导下所要倡导的法治文化,正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先进文化。法治文化的建立,正是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法治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表征,是以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和人权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就具有权利义务一致的规范性,法治文化必然对先进文化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法治文化和先进文化,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体现利益、价值取向等方面是根本相同的,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就是不断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伟大实践。

3、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成长壮大的宝贵经验。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体现的阶级性,正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国家意志形态上升为法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的阶级本质。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代议制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民利,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国家层面集中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从执政党层面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二者在群众基础和利益落脚点上是一致的。这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党,对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民主代议制权力机关的领导,使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始终奠基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伟大实践。

二、法治文化和先进文化的高度共融

“三个代表”中,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辟论述,是我们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新发展。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法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法治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表征,二者体现了高度的共融性。

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社会、法制、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法治国家的建立,必须依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正义弘扬的法制基础、法治导向的文化基础等共同的基底塑造来实现。而在诸多要素中,文化要素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条件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观念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载《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19页)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现象,在特定意义上说,“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体制,都只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真正的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汪太贤:《论法的人文情结》,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第132页)所以,以法治替代人治,文化基础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力量。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 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法治从来就是和民主相联系的。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人民民主,必须保障人民通过选举代表,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基本权利,而这种基本权利必须、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以最终实现。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所以,我们所倡导的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精神的高度凝炼。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人民民主和法治文化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关系,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阶级利益和民主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文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是一种法定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文化,它是市场主体平等、等价有偿二大基本特征的法律表现。”(郝铁川:《市场经济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变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22页)法律权利本质上是自由意志的集合,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直接要求。从辩证的角度看,法治国家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所以在强调权利的同时,忽略义务和责任,这就使权利缺乏应有的基础。权利、义务意识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人民民利在法律赋予的条件下,权利主体对于权利的接受意识、权利的实现意识、权利受侵犯时的保护意识的强化是法治文化得以弘扬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关于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统一的重要内容,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

三、在“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

中国推行法治,在文化层面的障碍是: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因其与民主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反向力量;另一方面,当代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理论往往沉缅于工具主义法治观之中。浓厚的法治实用主义色彩,使得这种法治文化观缺少一种必要的理性精神。由此,能够成功地导向法治并给以持久支撑的文化模式,也就难以建立起来。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必须有一场“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进行法律启蒙、观念变革和理性革命。

1、法律启蒙,就是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律宣传教育,使人民摆脱对法律无知的蒙昧状态。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这不单是因为对法律无知的人容易触犯法律,而且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的觉醒,一个受害者就不知诉之于法,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可以说,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才是法律巨大力量的源泉。但是,在中国,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法律的思想蒙昧,一种阻碍法律起作用的“土壤”。尤其是一些领导者法律意识很薄弱、很模糊,缺乏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者号召别人守法,却不以法律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法律思想的蒙昧,对法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要扫除这种法律思想蒙昧,改良这些阻碍法治的“土壤”,就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法律思想启蒙,使广大人民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习惯,使领导者接受法律思想的洗礼并在奉公守法、依法办事方面身体力行。其中确立法治思想应是法律思想启蒙的中心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江总书记亲自倡导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法律讲座,以及从1985年起开展的全民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就是一件十分必要而又意义深远的大事。

2、观念变革,主要在于摒弃或改变各种传统的不利于推行法治的法律观念,树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观念。所谓传统的法律观念,是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形成的独特法律思想相互交织的产物。不重视法律、不尊重法律或反对法治的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推行法治的严重障碍。因此,大力进行法律观念的变革,弘扬现代法律精神,使尊奉法治的思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将大大有助于廓清法治发展的道路。而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法律观念的现状,观念变革主要是抛弃“法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国家轻个人的观念,改变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改变法律工具论而树立法的基本价值观(自由、民主和平等)等等。其核心是摒弃人治思想,确立法治观念。这是由于,人治思想在中国法律史包括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史上,流毒至深,危害至极,影响至远,不坚决清除不足以行法治。超级秘书网

3、理性革命是指超越实用的眼界,确立法治的价值精神和对法律(法治)的信仰。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时局所限,并未完成通过思想启蒙创立新的理性精神的历史任务。民主和科学还远未被中国人所信仰。当人们把法治当作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时,法治也就会像“工具”一样可用可弃了。国家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前提只能是:通过理性变革,使科学、民主、法治所体现的哲学精神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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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最高权威。

从法律启蒙到理性革命,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是新的法治文化逐步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一个以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就是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的问题。法治本身所强调的是一套民主、公正、自由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领导层的个人智慧和素质。但法治社会也需要伟大的人物,推进法治也必须具有法治观念的领导层。正如黑格尔所言:“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为公众谋利益。”(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05页)从法治文化制约法治运行的角度来看,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是由法治观念规范、引导和推动法治的运作,以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而这种沟通正是需要人来实现的,主要通过执政党、领导层和各类执法者来实现。这表明,在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特别象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里,如果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是很难摆脱人治社会的传统影响,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的。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这是依法治国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培养的党员领导干部,才是能够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党员领导干部。

法治之于中国,不仅是一种制度变革和组织重构,而且也是一场文化观念的革命。没有丰盈广博的先进文化根基,制度变革和组织重构是难以启动的,法治的大厦也就无法拔地而起并挺立于天地之间。而在这个法治大厦的建设中,“三个代表”的红旗一直是指引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航标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一、刑事法治更多地更为直接地关注社会和谐的方面，即“冲突”与“斗争”。

思考问题，常常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尤其是反面问题不能不加以思考。在全社会高呼“和谐社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

和谐的反面是什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的匀称”。那么，它的反面，就是不配合，就是不适当，也不匀称。换言之，就是冲突，用中国人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斗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在《谈社会和谐——“法治、政治和德治”建设和创新》一文中，对“斗争”一词在经典文献中的运用作了一个统计：在《邓小平文选》中，第一卷有273个，第二卷中140个，第三卷有48个：著作中有“斗争”一词491个；中共十六大报告有“斗争”一词5个；新有“斗争”一词2个，“奋斗”一词5个。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应该按照说的去做，即“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奋斗的哲学，要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要社会和谐就需要斗争，需要奋斗。

刑法，是国家统治的有力武器，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工具。刑法的功能就是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人民。因此，刑法更多地更直接地关注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关注社会中的黑暗面，而在“和谐与冲突”这一对矛盾体中，通过与不和谐的现象作斗争，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二、刑法不是通过妥协达到表面的和谐，而是通过更为有效和更为有力的打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和谐社会”的新思路提出后不久，总理即在3月5日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第五部分“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中指出：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犯罪和多发财犯罪，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3月14日，总理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德国记者关于死刑问题时表示：出于国情，中国不能够取消死刑，但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由此可见，和谐并不意味着妥协，而是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的基础上，更为严厉地打击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稳定。

三、和谐社会中，刑事法治的新展望

（一）为了国家安全和和平统一，必须更为有力地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当前，中国社会态势良好，但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一些犯罪组织试图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或者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或者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对于这些现象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由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很少接触此类案件，但在当前情势下，积极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侦破案件，防止“”的发展与泛滥，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二）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必须严厉打击犯罪。腐败是社会存在的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最大政治风险源，它直接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据统计，由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为主要原因产生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占到社会矛盾纠纷的70%-80%，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带来的犯罪案件、经济纠纷、侵权案件、民事纠纷、数量的增长同样是飞速的。比如，由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和来访共83700件（人）次，到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4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申诉，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即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当然，造成这一结果除社会存在的腐败原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通过查处腐败分子，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保证社会财富合理、公正地分配。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原则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行为或现象，做出是否合法的初步判断；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对问题做出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解决办法；三是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四是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以立法或法律变革的方式就各类普遍性的问题提出长远、系统、普适性的解决方案。“法治方式”则是指，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换言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外化或对象化。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缺位：基于两个案例的分析

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问题普遍存在，透过下述两个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一）案例1：“小区业主维权”

2014年7月以来，我市部分小区的业主以拉横幅、堵门、堵路、驱车游行等形式组织了维权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所牵涉的矛盾纠纷包括：房产开发商延期交房；因供水供电、小区车位等问题引发的物业纠纷；因房屋漏水、破损、施工工艺不到位等引发的矛盾；因小区修建变电站、周边污水排放、垃圾焚烧厂、环境噪音等问题引发的纠纷。究其原因，一是开发商、物业公司有法不依。无论是物业问题、房屋质量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原本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管理办法。之所以会出现纠纷，根源在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或擅自更改已获批准的规划，或不兑现售房合同已约定的承诺，违法违约在先；二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不严。小区业主发现问题后一般都会先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协商，协商无果后才会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申诉，寻求救济。如果这些部门严格执法、履责到位，绝大多数业主都不会“无事生非”地采取极端方式来维权。

（二）案例2：“银行卡和手机卡实名制”

近年来，全国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武汉市也不例外，仅2014年就发此类警情万余起。对犯罪手法深入剖析发现，犯罪分子用于作案的手机和用于转移赃款的银行卡均不是用其本人身份证办理，这给公安机关侦查办案带来了极大障碍，也是导致此类案件持续高发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银行卡和手机卡“实名不实”。为寻求防范、打击这类犯罪的有效之策，公安机关与各大银行和电信运营商多次会商。后者普遍认为，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身份证是真实的就是落实了“实名制”，但同时也承认，为争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应对行业竞争，在办卡时没有严格审验办卡人是否“人证相符”，甚至存在“批量办卡”的问题。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议，在处理网络电信诈骗问题方面，要追究银行和电信运营商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垄断经营行业之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统一、执行不同步，以致留下了很大的管理漏洞和社会治安隐患。

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社会管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必须遵循六大原则。第一，法律至上原则，即坚持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性。国家行为和公民行为都在法治框架下进行，法不阿贵，法不阿权。无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社团组织、中介机构和公民个人，在做决策和解决问题时，都必须遵从法律、依法办事，违反法律必须受到制裁。第二，科学立法原则，即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必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格局。第三，严格执法原则，即：权由法定，权责对应；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执法必须公平、公正、公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凭好恶、关系、人情执法。第四，保障人权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公民个人人权；规范公权，有效防止滥用公权。第五，全民守法原则。守法是全民的责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守法是应尽的义务，是维权的有力保证。维权必须依法进行，非法维权不受法律保护。第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社会管理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和优化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自身要带头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其次是企业等社会组织要守法经营；最后在于公民自觉守法。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四点：

（一）完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要尽快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和修订。一是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不留“空白”，“织密”网络，形成体系。二是明晰执法主体，解决“多头执法”问题，防止“都管都不管”和“模糊处理”，做到权责统一。三是增强法律的“刚性”，减少自主裁量的空间，防止“随意执法”。

（二）理清权力清单，做到依法行政。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必须由政府管的事管好。一是明确划分国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的事权，不越权、不干预。二是明确划分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不“打架”、不“空档”。三是明确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暗箱操作”。

（三）严格落实奖惩制度，做到违法必究。

一是要抓紧建立企业诚信体系，将企业的守法经营行为记录在案、公之于众，并从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同时，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严惩，予以公示、以儆效尤，真正让守法经营者得实惠，让守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抓紧建立公民个人诚信体系，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同时记录在案，从升学、求职、创业、置产等方面进行奖惩，真正让守法的公民得实惠，彰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四）要加强法制宣传，引导全民守法。

要进一步改进“普法”的方式方法，一是用群众身边的案例“现身说法”，做到普法“看得见、摸得着”，增强其实效性。二是运用网络工具将宣传教育的内容最快捷地传送给民众，增强时效性。三是不断研究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需求的法制宣传方式，保持宣传教育工作的活力，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和谐社会”主要是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在把法治转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检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将“和谐社会”由理念变为现实的必由之路。法治保障和谐社会稳定运行；法治化解和谐社会各种矛盾；法治调节和谐社会各种利益冲突。

对于和谐范畴的理解主要体现在美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之中。在美学上，最为典型的是古希腊毕达哥拉和爱利亚派，他们以数的理论为基础，从音乐的和谐（数的比例）出发论证了整个“宇宙秩序”。他们认为音乐、几何、雕塑、宇宙天体中都有和谐的范例，它们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比例来体现，这个数字比例就是黄金分割率。[1]在哲学上，中国古代哲学是为典型，《易经》中的“太和”、孔子的“中和”等无不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在社会学上，和谐主要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或社会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人各得其所、各享其乐、其乐融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人们对之倾注了过多的理想和情感色彩，和谐社会的概念开始被泛化以至被滥用、误读。“‘和谐社会’这个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2]

一、法治调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益

正如上所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的根源是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紧张冲突。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而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利益。法不过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一套调整机制。法律关系是对现实利益冲突的映射，是对利益制衡的表达。正如赫克所言，“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冲突；法起源于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3]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道德、习俗等固然可以调节和谐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但是由于道德、习俗存在规范的模糊性，执行的软弱性等缺陷，人们在根据这些规范行为时要么是自由散漫，要么不知所从。而法律的明确性、强制性等特点可以弥补道德、习俗在调整利益冲突时的缺陷，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导向性和预期性。

首先，法调节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接为利往。逐利乃人之本性，正是逐利才凝聚了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围绕各种利益所展开的相互冲突、相互制约与彼此合作便构成了和谐社会内在图景。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注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对立与纠葛。利益总是有限的，当一部分人取得利益时，必以对方丧失利益为前提。因此，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长，相互制约。在这些利益的冲突关系中，有多种调节方式，如道德、习俗、宗教等都对利益纠纷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调节方式的模糊性、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调节利益（尤其是重大利益）冲突的有限性。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必然导致弱肉强食，人类在自我的斗争中会自取灭亡，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有国家保证的手段来调整这些利益关系。法律由于其本身的明确性、强制性、权威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对利益（尤其是重大利益）冲突调节的必然性。“作为利益整合的工具，法负载着根植于一定利益格局的价值偏好与选择，并将其外化为一定的权利（或权力）、义务和责任模式，进而能动地实现利益冲突的偏向性保护及利益结构的协调平衡。”[4]

其次，法调节利益冲突的方式。法对利益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分配利益，也即是同配制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来实现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立法。立法是在各利益群体各自的利益表达和要求的基础之上具体分配权利和义务的过程。立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分配。它通过赋予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方式来表达，其关注的最终结果仍然是利益。二是法律实施。法律制定出来之后，需要付诸实施。法律实施是指法律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和实现。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调解、仲裁和法律接受等多种方式。法律实施对调节利益冲突有着重大的意义。列宁曾说，“法律的重要性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由谁来执行。”[5]立法所确定的利益是静止不动的利益，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相互交往的，利益也是流动的。在利益的流动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产生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的纠纷。通过法律实施的手段来判明纠纷双方的责任，明确损害者应承担的责任，是解决和抑制社会冲突、维护合法权益、保持社会和谐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法治化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极乐世界，它同样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妙不在于“无差别境界”，而恰恰在于面对多元力量的社会现实，成功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多重社会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政治、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供需矛盾，是利益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化。多元力量的崛起给社会运转带来新的严峻的考验，因为多元社会力量之间既有价值一致的一面，也有价值差别甚至是价值冲突的一面。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上的多元化，导致经济利益关系的复杂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竞相发展，产生了各自的利益要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阶层利益、国家利益等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二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导致政治诉求“博弈”化。随着民主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是参政党。参政党通过协商会议等形式不断参政、议政，提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诉求。三是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价值冲突“显性化”。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体系已经打破，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体系尚未形成。在这个转型的社会里，外来的思想观念不断冲击着我们既存的思想体系；而有些封建的传统思想观念也在几经遭遇之后开始复活。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矛盾的、有差别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容纳矛盾而且有办法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源于差别而又高于差别，源于多元而又高于多元。因此，建构和谐社会并不是避免矛盾的存在，而是要建立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包括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等。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化解这些矛盾。化解矛盾的方法有很多，譬如心理的方法、政治的方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多元化的逐步形成，法律已经成为化解这些矛盾的主要途径。法律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优势主要有：一是权威性。在所有化解矛盾的方法中，法律是最具权威性的一种。法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体现国家意志的一般行为规范。社会关系通过法律规定上升为法律关系，通过对法律关系的确认就能对社会关系形成权威性的调整。而一旦出现法律纠纷的时候，法院就可以依照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而法院的判决本身又具有最高权威。三是明确性。与其他解决纠纷的手段比较,法律具有明显的特点是它的具体明确性。法律通过规定当事人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使当事人清楚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权力和应该承担的义务、责任，这样就利于防止社会矛盾的出现。在当事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发生纠纷时，法律又明确地赋予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而在法官审判案件时，法官所作出的裁决结果都是具体明确的，决不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通过这些过程，当事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必将清楚无疑。二是终结性。法律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终手段。在人们遇到有关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争执的时候，法律一般是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他们或可以提讼，或可以申请仲裁，或可以要求调解，这些手段都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手段。通过这些程序，纠纷一般会得到最终的解决。法律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决定了社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三、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曾提出过和谐社会与和谐理念，但是这些思想往往带有空想主义的浓重色彩，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撑，而且，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政治法律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为理论基础，吸收历史上的和谐理念，总结建国以来在促进社会和谐的艰辛探索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富有21世纪时代特点的“和谐”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样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会是空想主义，而是具有了现实基础和保障力量的社会目标。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法治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和谐社会要求法治来保障其稳定运行；和谐社会要求法治来化解各种矛盾；和谐社会要求法治来调节各种利益冲突。在一个和谐社会里面，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依法行事，所有公民都依法享受权利和自由，所有国家机构都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从而既保障公民权利，又维护社会秩序。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因此，法治是将“和谐社会”由理念变为现实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

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它能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确认各种利益归属。当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发生冲突时，人们可以寻求诉讼或其他法律手段来保障各自正当利益的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靠法治保障的民主社会，以下分几个方面来说明。1．统治阶级所取得的胜利成果需要法治来保障。任何阶级在取得革命的胜利之后，制定法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采取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将取得的胜利成果登记和巩固下来。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同样也需要用宪法的形式将其取得的胜利成果登记和固定下来，使之得以巩固，同志在制定我国宪法时曾指出，“世界上历来的，不论是英国、美国、法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6]同样，在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社会、取得建设的成果之后，有必要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和巩固这些成果。我们可以从我国的宪法和法律的修改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点。例如，我国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记载了中国重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四件重大历史事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1982年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和完善,把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我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的历程来看，我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果的确认和巩固。

2．各种社会利益主体归属需要法治来保障。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已经由过去一个力量比较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力量并存的社会，主要表现在，（1）经济上多元；（2）政治上多元；（3）思想上多元。其中，经济上多元表现得最为明显（13万亿元的GDP已为国有、集体、私有各占1/3的格局），也是政治上多元和思想上多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利益主体多元化已经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创制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和谐的基础是多元，单一和纯粹不可能构成和谐。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唯一可能性，正在于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于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正在并将继续大量产生出来。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存在，必然带来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在转化过程中，法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能“定分止争”，通过立法事先确定各个利益主体，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保障社会利益的主体归属。例如我国的《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我国《草原法》第九条规定，“草原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家所有的草原，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些法律规定确立了各种社会利益的主体归属，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法治保障。

3．和谐社会的运转需要法治来保障。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社会，它同样是一个存在分工与合作、生产与交换等过程的动态社会。要达到这个社会的和谐运作，必然需要法律来维持。虽然社会自身也具有规范与调节功能（如说习俗、道德、宗教等规范也在调整、协调着社会的运作过程），但是法律自身的特点（如规范性、明确性、可诉性）决定了法律对维护和谐社会运转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律一方面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使得人们形成合理的预期，这样就保证和谐社会朝着一定的方向运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落实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使得人们合理的预期得到实现。通过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协调运作。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会出现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争执以及人们的合理预期不能如期实现，这时就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化停滞不前。消除这些矛盾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诉诸法律。法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保障社会协调运作。（1）司法，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是维护人们权利最后一道屏障，对实现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执法，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其工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拟定具体办法，提供服务与设备，支付经费，促使有关社会公众遵循法律的活动和行为过程。执法是法律过程的一个中心环节，对法律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以上两种法律手段之外，仲裁、调解等对维护和谐社会的运转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总之，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统揽全局的作用。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是互为表征的，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当然是和谐社会；只有在一个崇信民主，奉行法治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其他要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其它要素特征都包含着对法治的需求和依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许多问题最终都归结于法治问题，需要通过法治来解决。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必须依靠法律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来引导社会和谐的发展，依靠法律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有满足法治的诉求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从理想变成现实。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满足法治的诉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思想基础，为法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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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道晖.对构建政治民主化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J].河北学刊，2007,(1).

[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4]胡旭晟，蒋先福.法理学[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5]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卷[M].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俄罗斯限制、废除死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但屡经反复。大连海事大学赵微教授介绍了俄罗斯适用死刑的立法情况和民众的态度。1917年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但此后又恢复了死刑。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确立了“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的原则。1999年，在加入欧盟的压力下，俄罗斯联邦“冻结”了死刑适用，但是立法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目前，俄罗斯有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因此，俄罗斯在立法层面上能否最终废除死刑还得静观其效。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国家，回归，国家主义，法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学和法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与国家逐步分离，一个制约国家公权力的“私域”逐渐形成，这已成为伴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事实，这一事实成为中国法治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西方法律思想都有精深研究的吕世伦教授，对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社会与国家这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自然也不会脱出他的理论视野。吕世伦教授认为，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问题上的论述为指导，将此问题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的脉动之中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框架之内并关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明起源形态与多样化的文明发展路径，但文明的发展是主流蛹动与多样化进程的统一。中西方经历了社会与国家间不同的合一与分离的往返运动，但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国家溶于社会，大同世界的到来。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今天国家从一定的领域退出，社会与国家的逐步分离，正是国家溶于社会这一伟大进程的组成部分。

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趋向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恒久不衰的理论课题。从近代对二者关系的系统研讨开始，在西方形成了两种大的理论流向，一是“社会高于、先于国家”的洛克－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理论，一是“国家高于、先于社会”的霍布斯－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理论。在我国近年兴起的理论研讨中，也有两种理论影响较大。那就是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和90年代初的市民社会理论。前者主张以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作为社会整合和保证秩序的工具，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1]后者则认为在中国应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2]吕世伦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独到之处，但二者的共同缺陷是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原理是什么。而离开这一基本原理，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规律与未来发展趋向。吕教授认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颠倒的思辨法哲学体系的批判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的法哲学分析范式，是我们科学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必须立基于马克思关于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和“蛹化”的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才能正确把握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及其未来命运。

吕世伦教授认为，必须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科学把握社会与国家分离与合一的往返运动过程。社会与国家“蛹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国家从氏族中产生。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利用国家权力维护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特殊权力，但它却以普遍形式出现，表现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即国家异化为一种虚幻的普通利益与社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官吏攫取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已有同时又披上合法外衣，导致国家对社会的吞噬。2，在古代奴隶制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像亚洲专制制度那样，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换句话说，政治国家同物质国家（社会）一样都是奴隶。”[3]第二种情况是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由于直接民主制的实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有高度的同一性，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政治国家就是市民社会。3，在西欧封建社会，由于一个遍及社会的封君－封臣、领主—附庸的政治附庸网的形成，国家沦为大大小小封建领主构成的贵族阶级的特权工具。社会与国家的对立或国家统治社会已达于顶峰。4，从11世纪开始，在西方兴起了城市市民社会，到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的市民社会渐趋成熟。随着商业、财产、劳动方式及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构成要素日益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然而也必须看到，现代国家在政治上和法上又宣布为人民“普遍理性”的代表者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又出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再统一”。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统一仅仅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所以它必然是一种“虚假的再统一”，或者是一种“不能统一的东西的统一”[4]5，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与国家的形式的虚假的统一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分离，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恰恰就在于要把这种关系引向真正的实质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不过是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5]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的赘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国家必将重新溶入社会之中而自行走向消亡。而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半国家”或“消亡之中的国家”[6].即不应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脱离社会的机关，而应是国家对社会的异化转为同化，国家把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开始逐渐溶于社会。到了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溶于社会之中而走向消亡。

吕世伦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以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只有以此为指导，才能科学分析二者的现实关系及未来发展路向。

二、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公式被我国学者广泛讨论与运用。有人认为我国如今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权和契约制为两大支柱的“市民社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都是一个“契约社会”。中国真的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吗？吕世伦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对当代世界的透彻分析与我国现实情况的深刻把握，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了辩析。

（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吗？

吕世伦教授认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能用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这一公式来概括。梅因的论断指的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身自由关系，因此这一关系的适用范围是十分特定的：既不能向上延伸到原始社会，也不能向下延伸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地实行资本的“国有化”和经济的“计划化”，政府和私人经济同时发生作用而构成的“混合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由此可知，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的个人所有权和契约权，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侵犯”，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使然。针对中国的情况，吕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有颇多外形上的相似，但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首先，梅因所讲的“身份”是在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剥削关系，这与我国计划经济下建立在同志式平等和互助合作关系上的、经济性的或管理性的隶属关系没有可比性。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有更高程度的宏观控制。因此以“契约经济”概括中国经济是并不适宜的。

（二）当代中国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吗？

吕世伦教授认为，市民社会有广狭两种含义。在广义上，市民社会就是指从物质关系方面加以强调的、一般的社会。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交往关系），是广义上的市民社会诸形态之一，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态。而狭义上的或发生论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仅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从中世纪的贸易城市兴起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下来，其典型形态是19世纪欧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梅因所概括的，由身份社会转化而来的“契约社会”。其特征可概括为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由此来观照当代中国，吕教授认为，它与19世纪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社会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其次，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说是个有契约的社会，而且这种契约关系还将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市民社会也将有相当规模的扩大。但不能说它是“契约社会”，因为中国在经济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并且契约关系的主、客体和内容都被限定于社会主义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返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最后要溶化在社会之中的“半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它不需要用“契约国家”或“契约政治”之类的概念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在思想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相互转让的“契约”。

最后，吕教授得出结论说，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专指19世纪以欧美为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今天，“从身份到契约”对垄断资本主义已失去其适用性，遑论对社会主义社会了。西方法学家认为契约关系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适用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样便不可避免地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说当今中国以完全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作为根本方向或最终目标，违背了历史规律，是历史的倒退。

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成因、影响与衰微

（一）国家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吕世伦教授认为，中国法律传统中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吕教授认为，是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以“权力至上”为价值基础的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体系。其内涵为：1、强调国家权力支配一切；2、偏重于社会整合手段的实质正义；3、提倡以命令性规范为主来构筑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国家主义也弥漫于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个领域，其内在精神集中体现为重国家、轻社会，重权力、轻权利，重人治、轻法治，重集权、轻分权，重集体、轻个体，重实体、轻程序。

吕教授认为，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是一元化的，在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在整个封建社会，皇权无可置疑，君主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没有给宗教的强力发展留下余地，遑论以宗教的力量来制约强大的皇权。而在西方，国家权力是在同外在的对立力量之间形成的二元化的道路上行进的，它要受到自然法观念、多层次封建领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基督教以及代议制的制约。近代西方国家主义从马基雅弗利和布丹开始，经过霍布斯、格老秀斯、黑格尔、尼采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但国家主义在西方的每一次发展，都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思想和学派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抨击，所以它在西方的发展总是表现出阶段性和受制约性，最终使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主流。由此可见，国家主义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主义的形成原因

吕世伦教授认为，作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最经久不衰的传统之一的国家主义，其集中表现就是“王（皇）权至上”论。它在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从未间断的、一元化的发展道路。国家主义的形成，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吕教授从经济的、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国家主义的成因。

吕教授认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形成在经济上的原因表现在作为国家形成前提和基础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代希腊国家在野蛮时代中期已广泛使用铁器，而中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仍然是青铜时代，铁器的使用刚刚开始萌芽。因而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更加普遍，个性自由更为微少，对集权政治的需要更强。

其次，吕教授分析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国家主义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萌发与中华文明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文明展开于绵细肥沃的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流域，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文明发源之初，就有了鲜明的农业文明的色彩。而黄河的淤塞与泛滥，客观上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能调动全国的资源，指挥人众兴修水利，使社会发展获得必要的安全。从天候来看，我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不规律的降水经常造成水、旱灾害的发生，而为了应付周期发生的灾荒，需要一个能调动全国资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存在。另外，由于降水的南北不均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野。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形成了长期的威胁，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战国时就有了将北方各国所筑的原始形态的城墙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塞的必要，这项工程由秦始皇统一以后以暴力方式完成。吕教授认为，这种国防上的需要，也成为促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

吕世伦教授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才能以统一和集权为主题写成。但中国在辽阔疆域内迅速实现统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政治上的早熟。而在技术落后、制度创设不能完全展开的条件下，要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行使一个大国繁重的职能，建立一个以权威为主导和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就成为当然的选择。秦国接受了法家学说，而由秦始皇兵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态，并为管理一个统一国家进行了制度上的尝试。而由西周至秦汉所进行的制度尝试和治国经验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因袭。此后虽有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震荡，但国家主义的传统却经久不衰，并且在制度上日渐成熟，至隋唐达其顶峰，并延至明清。

在分析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成因以后，吕世伦教授转而分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嬗变过程。他认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的父亲禹就是一位带领群众治理水患的英雄，因此公共需要促使国家早熟和民众服从权威的基因早在中华文明肇始之初即已埋下。商的统治者将祖先崇拜与上天崇拜结合而发展出最初的神权政治学说，为强化皇权和国家权威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再次，是宗法制度的作用。西周的宗法制度所创立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强化了国家权威，把人基于先天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扩大为人对于国家的全面的义务关系，强化了每个人的身份角色和义务内容。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此不赘述。而礼治的出现和完善，更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根据社会为自己规定好的身份来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尽自己的社会义务。最后，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派都力图获得当权者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央集权的需要决定了各家学说的兴衰起落。经过长期的互动与整合，中国的国家主义终于找到了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以儒家为主，儒、法、道三家并立，三家虽立论不同，但相互为用，共同为中央集权和义务本位的社会结构服务。

（三）国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留存及其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性质最惨烈最根本性的一次变革，六法全书的废除标志着新政权与旧的法律传统决裂的决心。但国家主义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直到今天仍弥漫于法律理念与法律制度之中，原因何在？吕教授认为，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解释，一是中国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二是苏联的影响，三是战争经验的影响，四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任务所需。由于以上四个原因的存在，国家主义传统在中国并未中断而是延续了下来。而理解了国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留存，便可以理解中国的诸如计划经济问题、民主太少、缺乏法治的问题以及为何中国屡犯“左”的错误等问题。所以虽然自19世纪末启动的法制现代化始，国家主义日渐衰微，但并未根除，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对当今的法理念与法制度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吕先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主义对中国制度性法文化的影响：（1）强调诉讼中国家本位原则，忽略或轻视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2）将国家权力的公正性视为预先设定的毋庸置疑的原则，并将之贯穿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之中；（3）通过频繁的立法来扩充国家权力管辖的范围；（4）频繁的立法活动所促成的法律自身的粗疏，引起司法环节中权力操作体系的失衡，从而为司法权侵蚀立法权留下了空隙；（5）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经常的表现就是行政权的无序性和任意性；（6）国家主义的权力本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体系中建立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极大阻碍。

2、国家主义对我国理念性法文化的影响：（1）对人权理论的影响。我国的人权理论中夹杂着许多国家主义的思想，其代表性的思想有“高于人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把全人类的人权普遍性同国家（）对人权的管辖混为一谈。从长远来看，国家是最终要被消灭的东西，也是人权实现的障碍，无论对人权多么重要，也不能把人权看作是派生的，完全看作从属于国家的。（2）对法的性质和功能的影响。由于国家主义的影响，把法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刀把子”，忽视甚至否定法的独立价值。（3）对法的体系及内在结构的影响。受国家主义影响，使法的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公法高于私法、实体优于程序的倾向。而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民事给刑事让路”的做法，使公民及其他社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3、国家主义对大众性法文化的影响。（1）公法优于私法的法律传统强化了人们“法即刑”的观念，而对刑本身的畏惧又迫使人们不得不远离诉讼而去追求诉讼外的和解；（2）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在判断公与私、官与民、权与法等各种范畴时，总是以权力为轴心的。

（四）批判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在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立法、执法、司法及人们的法观念中，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强大阻力。吕世伦教授强调了批判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德国的“国家迷信”进行斗争时，多次强调要反对国家主义。如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但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7]吕教授认为，马克思经典作家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是我们现今处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当然吕教授在反对国家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国家权力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性。他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们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又承认二者均含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里，采取的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保持国家一定的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他着重强调，虽然权力非常必要的，但对当代中国来说，摈弃国家主义仍是当务之急。因为要理解在中国反对国家主义的必要性，就不能脱离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经济土壤、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在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形这下，法治意识和个人权利观念过于微弱。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必要而合理的国家权力，这种国家权力要能够日益地融合于社会之中，并足以维系社会自身健康地发展，而不是保留传统的国家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

最后，吕世伦教授得出结论说，我们既要警惕那种19世纪的、边沁式的过分排斥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但也要防止和克服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而合理地分配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范围，将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关键。

四、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国家关系格局抑制腐败，建立“廉价政府”

腐败已构成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与政权的稳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为解决腐败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吕世伦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原理出发，独创性地提出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道路。

吕教授指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指出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得不“暂时地”加以利用的“祸害”。“不得不”利用，指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祸害”是指它本身包含着腐败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局限性。吕教授指出，从发生论上说，国家是源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国家是社会的异化，公民是市民的异化。对人民群众而言，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一切政治腐败的渊薮，而廉政只在极有限、极相对的范围内才存在。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就了“半国家”或“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这时国家对社会的异化变为同化，国家开始逐渐地溶于社会之中，国家变得越来越小，社会则变得越来越大，国家开始把它所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社会中的全体人民服务。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十分精简，效能大大提高，已不再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吕先生指出，“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唯有走这条路，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国家的寄生性，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实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提出的“廉价政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政权之中的全体人民服务。而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却相当严重。吕教授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国家的影响；二是权力本身的特性，一切权力都蕴含着追求更大的权力和滥用权力的属性和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未能消除这种特性，在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也不会避免腐败现象的滋长。因此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危险趋向。所以，吕教授认为，摆正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雷厉风行地向种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才能实现廉政。

吕教授认为，所谓“小政府”是指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标，转变政府职能，根据现代社会政府“小”职能进行国家机构的精简，形成“小”机构。与此同时，扩大社会权力，推动广泛的社会自治，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以形成“大社会”。吕教授认为，“大社会”可以从诸多方面实现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控制：首先，“小政府，大社会”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用范围，从而也就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其次，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下，社会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发展和壮大，可以对权力腐败现象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第三，“大社会”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传媒和公民权利的行使对权力滥用进行广泛的舆论监督；第四，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利益格局下，各个阶层、地方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形成各种社会利益在法律上的平衡，实现对权力腐败的制约。吕教授认为，“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必由之路。而为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廉价政府”的目标，从根本上保证反腐倡廉的社会法制机理，在处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必须坚持：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实行社会本位；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实行权利本位；树立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建构保障和促进为社会服务的法律机制；确立国家对社会的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观念，依法保障和控制国家宏观干预的能力。

最后，吕教授得出结论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理，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既要确认适度的国家权力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又要有效防范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才能真正抑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实现“廉价政府”。

五、法：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

国家溶于社会是人类的最终理想。而在具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国家通过什么渠道与形式回归社会？吕世伦教授指出，法是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法必须也能够成为制约国家、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唯一力量。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使国家权力逐渐向社会回归，最终实现国家溶于社会的伟大目标。

吕教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并没有走上如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的消亡过程，相反，却走上了强化国家政权和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道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权于社会，为国家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二十多年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国家放权的过程，改革的成果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用以指导下一步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每一次变化都导致法的变化，而法在型塑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又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的每一阶段，无论是社会权力的张扬，还是国家权力的抑制，法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法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国家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形成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2，法划定权力的界限，制止国家权力的滥用；3，法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性；4，依照法来规范党政关系，依法制约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实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5，法保障实行广泛的社会自治，扩大社会权力，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实现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吕先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人民本身就是这种普遍事务；在这里，我们谈的是这样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民意志中，才能作为类意志而获得现实的定在。”[8]这种意志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作为“市民社会在国家的全权代表”的机构所拥有的立法权制定出来的法。既然立法权是国家整体性的权力，那么立法权产生的法也必然是全体人民意志（社会意志）的体现、表达和运用。因此，法必须而且能够成为支配国家、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唯一力量。确实，代表机构的意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意志甚至有时会抵触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且法常常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协调”或“契约”。但是，除了法之外，在解决国家回归社会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物。

吕教授认为，法在促进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法促进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正确理解国家和法的关系，抛弃那种贬低甚至否定法的价值和独立地位，将法视为“帝王之具”或单纯的手段即“刀把子”的观点。他认为，在国家和法的起源上来看，二者的产生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国家的出现意味着法的产生，在此过程中无先后之分。从二者的职能来看，作为上层建筑，二者存在着既联系又并立的关系，也不发生谁服从谁的问题。而随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国家将它从社会获取的权力归还社会，最终溶于社会之中。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同时消亡，被新的大同世界的共同社会规范所代替。吕教授认为，实现法促进国家回归社会，需要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坚持社会本位，抛弃国家本位。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我们采取的是国家推进型的法治模式，国家权力在这一进程中将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也是用法律手段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在当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际出发，逐步培育社会的独立性，尽量扩大社会自治范围，相应缩小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并最终实现国家向社会的回归。

最后，吕教授满怀信心地指出，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实现“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9]使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并“表现出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0]社会变成“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重新溶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消亡，人类的彻底解放。

参考文献：

[1]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5。

[3][4][8][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285.361.325.2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41、28。

[6]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M].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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