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论坛范文

法治论坛范文第1篇

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对《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三稿征求意见稿)》的论证意见

试论银行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对策

电信诈骗犯罪的成因、特点及防范对策

侦查电信诈骗案须从革新侦查理念与机制入手——以台湾与广州警方的侦查现状的比较为视角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侦办难点和对策

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犯罪问题实证研究——以社会保障制度与犯罪率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

关于遏制公款行贿的几点思考

重伤害案件刑法条款适用问题研究

完善贪污贿赂犯罪法定刑初探

利用影响力的认定及其侦查难点

破产管理人制度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论我国破产案件的申请与受理

论监管机构在银行破产中的权力及其限制

上市公司重整中的法律难题——以华源股份重整为例

反思与重构——新破产法视野下的债权人知情权保护

从台湾破产法的修改看经认可之台湾破产裁定的效力

破产管理人指定之规则构建——以对某市两级法院实践模式的分析为基础

浅谈法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角色——由“五谷道场”破产重整案引发的思考

先刑后民原则在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困境与破解——以被害人权益保护为视角

检察建议:防范电信诈骗的“重盾”

审判权运行之实证分析——以一例案的刑事裁判过程为样本

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探析

关于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的若干思考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思考——以《人民调解法》为蓝本

主动执行机制论要——以广东省法院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

司法权威与裁判效力——以内蒙古基层法院否定高级法院判决案等影响性案件为例

低碳经济时代碳关税合法性问题研究

国际强行法与国际条约关系一解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及其培养——基于对广州地区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

由广州亚运安保引发的制度瞬思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拆违问题的调查思考

当前劳资纠纷申诉案件的特点、成因和检察对策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与珠三角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以“富士康跳”现象为切入

我国电信诈骗防控体系完善对策的思考

论高校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的新模式:信托HttP://

论由国家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探析

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特殊证据规则

我国消费者公益司法保护制度研究

游离在司法救济边缘的环境公益诉讼——以诉讼主体和诉讼模式为视角

检察机关参与民行公益诉讼之我见

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刍议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探析和程序设计

试论检察机关担当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正当性

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一元化构建

法治论坛范文第2篇

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德在致辞中表示，工资增长机制的建设是关系到企业员工合法收入的提高，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目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正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此，此次论坛的召开对研究企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探讨法律规范的途径和方式，保证员工收入增长在法律规范的轨道中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论坛分为两场专题研讨。在首先举行的“企业发展中的工资形成机制”研讨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磊表示，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有不足，改革与转型仍在持续进行，因此目前我国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干预原则应当遵循坚持以调节二次分配为主，调节初次分配为辅。调节初次分配的手段则应以间接调节为主。他同时指出，调节初次分配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并应加强民间力量，使之成为政府调节的有效补充。

上海华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张先超就企业发展与员工收入提升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企业发展与职工收入提升是双赢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企业发展也不可能有收入的提高。

市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黄琦表示，工资收入是职工劳动经济权益的核心，是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当前深化企业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这一制度在我国才刚起步，需要社会各方的大力扶持和培育。

在随后进行的“企业发展中的薪酬保障机制”研讨中，市人保局综合计划处处长叶维弘认为，目前在促进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工作中，完善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重要内容之一，应以提高中低收入职工工资为重点，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政策及正常增长机制。

针对目前劳动争议在司法程序上的一些问题，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竺琴就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劳动争议审判工作的影响表达了看法。她认为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审理影响较大，应重点关注电子证据的审查和认定、逾期举证的后果、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限制公民范围这四大问题。

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员工欠薪维权问题，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温陈静表示，要解决员工欠薪问题，当务之急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加企业违法用工的成本，通过公示违法欠薪企业名单来增加企业信誉成本，通过宣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震慑恶意欠薪企业。同时，还应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加强行业管理。

在听取了专家们的发言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乔蓓华进行了点评。

市律师协会会长盛雷鸣为论坛做了最后总结。他表示，此次法治论坛是市律师协会首次与市企联和市法学会联合举办，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企业协会展开交流，听取企业、工会等各方意见，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中推进与完善上海的法治建设。

法治论坛范文第3篇

上午好!

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法制日报社、中共*市委、*市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法治建设"论坛将于明天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

首先，我代表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欢迎大家光临*中国•*"法治建设"论坛新闻会，并对各位朋友长期以来给予*法治建设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初，市委政法委、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部署法治*建设时，就已把本次论坛作为今年法治建设的重点。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我们制定了《实施方案》，并经论坛组委会审议通过，以市委、市政府两办的名义正式下发文件。在整个论坛的筹备工作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杨卫泽书记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市政府毛小平市长给予了具体支持，市委周解清副书记亲自召开会议并具体部署。各地和市各有关部门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紧密配合，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在论坛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坚持边筹备边发动，依托论坛，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大力宣传法治建设，掀起了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潮，使论坛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大课堂，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刚才，我们还举办了"走向法治－法治*建设"图片展揭幕仪式，并印制了法治*建设宣传画册，集中展示近年*推进法治建设的工作成效。

目前，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明天将正式开幕。现在，我代表论坛组委会，向大家新闻：

一、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指导思想

本次论坛的指导思想是：以"*"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对法治*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经验交流，提高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对依法执政、依法治理、公正司法的认识和全民法治意识，有力推进法治*建设，为*"*"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意义

举办中国•*"法治建设"论坛，在我市法治工作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当前*法治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市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举措，是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根据市委政法委、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意见，并报经市委同意，我市将每年举办一次中国•*"法治建设"论坛，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法治问题，把领导关注、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重点，邀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开展研究讨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推出高质量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落实论坛成果转化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向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对策建议，使更多的研究成果进入决策层，在领导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抓好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将优秀论文公开结集出版，促进法学成果向实践转化，使更多的优秀成果应用于立法、司法、执法实践，为法治实践服务；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定期磋商、交流信息、推广经验，努力使论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法治建设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论坛的举办，将为各级领导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交流经验，探讨理论，研究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将为开展法治教育构建一个载体，也将为各地特别是我市展示依法治市成效创造一个窗口，对深化法治*建设，扩大法治*的影响，打响法治*的品牌，为*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创建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组织领导

论坛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法制日报社、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江南大学联合承办，市政法各部门、市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及相关单位协办。

为加强对论坛的组织领导，专门组成了论坛组委会，由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刘飏，*市委书记杨卫泽，市长毛小平任组委会名誉主任；*市委副书记周解清、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任组委会主任委员；组委会副主任委员由法制日报社总编辑雷晓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副市长吴建选，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娄国栋担任。组委会成员由法制日报社、*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市政协法制工委、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以及市政法各部门，市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四、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议题和论文的征集

根据本次论坛的主题，组委会办公室分别确定了20个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参考议题。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法治建设；建设法治政府，从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等等。

这次论坛论文的征集，采取分系统特约征集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系统特约征集主要由法制日报社、中国法学会、江南大学特约部级法学界专家、教授撰写论文，各成员单位分别特约本系统国家和省部门的领导、学者撰写论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由组委会在法制日报、*日报等媒体刊登了征稿启事广泛征集。

论坛共征集论文171篇，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也有年轻学子、普通市民。这些论文围绕法治建设主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归结起来主要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建设法治政府等10个方面，经过专家组评审，入围111篇，其约征集57篇，社会征集54篇，目前录用论文已汇编结集，制成光盘，并形成了文字目录和论文综述，一批高质量论文还将进行大会交流。

五、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安排

中国•*"法治建设"论坛定于9月6日－7日举行。本次论坛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广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顾秀莲，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刘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孙永波，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省综治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寿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祥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艳等领导；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等中央部门的多名司局级领导；省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的论文作者等150余人将出席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采取集中交流与专题研讨相结合、论文交流与重点讲座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9月6日上午9：00，在*太湖饭店举行论坛开幕式暨第一次大会。大会议程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由顾秀莲副委员长讲话并宣布开幕；二是由市委书记杨卫泽致辞；三是由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致辞；四是由省委领导讲话；五是由中国法学会领导讲话；六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的两名著名教授作大会发言。开幕式暨第一次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毛小平主持。全市各市（县）区主要领导、各政法部门和市有关行政执法部门领导及特邀嘉宾、会议代表共计400人左右出席。

9月6日下午2：00，在太湖能园度假村举行论坛第二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法制办等专家学者作大会发言。同时，设9个分会场，其中，7个专题交流研讨，分别为：司法公正、司法监督、严格执法与服务、"五五普法"、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和加强法治教育；2个专题讲座，专题名称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公民的权利、义务、责任。各级领导、相关论文作者、全市政法系统和各有关部门的干部和相关人员3500余人参加下午的论坛活动。

9月7日上午，在太湖能园度假村举行论坛第三次大会暨闭幕式，议程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褚红军代表全市30个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宣读"法治*建设共同承诺"；二是由江南大学领导作论坛综述；三是由市委副书记周解清讲话；四是由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飏宣布论坛闭幕。会议由我主持。

为使本次论坛充分发挥导向作用，促进和扩大法治*的影响，我们恳请在座各位记者，充分发挥媒体的优势和各自的智慧，大力宣传论坛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论坛组委会也将全力为大家的工作提供方便。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有广大新闻媒体和记者们，特别是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中国.*"法治建设"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法治*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此，也邀请大家在论坛结束后，在*多看一看，观太湖美景，游山水佛国，对*的经济社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法治论坛范文第4篇

1、这是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决定的。

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6个方面的统一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其中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是民主法治,和谐社会首先也必然是法治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学研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组织推动法学研究是推进民主法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重要方式和体现。

2、这是由法学会性质、任务决定的。

法学会的性质是“三个团体”、“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会的工作职责有8项,其中,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是法学会的首要职责,而组织推动法学研究是法学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法学会的工作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的。这一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法学会工作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法学会的价值体现和未来的发展。目前我们正处在法学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对各级法学会的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开展法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清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抓住机遇,全力以赴,充分发挥法学会的特色和优势,把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二、地方法学会开展法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多年来,省法学会在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工作中,努力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法学是一门治国理政的学问,是一门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学问,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法学研究只有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在形形的法律文化和法学思潮面前,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法学研究放到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思考,从全局高度回答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的问题,才能避免思想上的片面性、局限性,真正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使法学研究更好地为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服务,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3、坚持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法学研究只有同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紧密结合,同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法学研究只有摆脱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坚决摒弃那种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摒弃那种把西方的东西搬来搬去、抄来抄去的研究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法学研究理论对法律实践的先导作用和理论对实践的支撑作用。

4、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唯有创新,才能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才能不断把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向前进。回顾多年的实践,民主法制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进展,毫无例外,是在理论创新的推动下取得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自觉地培育创新思维,鼓励创新精神,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学术研究氛围。

三、省法学会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主要做法

我们应在坚持上述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依据主客观条件,创新法学研究工作机制和活动方式,实现从单纯学术研讨向围绕中心开展应用法学研究的转变,从局限于召开年会、交流论文、评奖发证书向法学研究成果服务于领导决策、应用于法治实践的转变,从行政机关传统模式向人民团体、学术团体、群众团体运行机制的转变。

在这方面,省法学会的主要做法是:

1、组建学术委员会和研究会。我们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繁荣法学研究,绝不能仅靠省市法学会几十名在编的专职干部,我们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和引领方向,法学研究的主力军是学术委员会和各研究会。我们制定了《辽宁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工作规则》、《辽宁省法学会学科研究会活动规则》和《辽宁省法学会研究会管理办法》等文件,明确学术委员会是省法学会的最高学术评议和咨询机构,在我会组织的重点课题立项结项、优秀论文和十大法学成果评选等活动中,由学术委员组成评委会,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由两个方面人员组成:一是法律院校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学者,二是法律实务部门担任副厅级职务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并根据工作岗位变动、年龄等情况适时调整、充实;明确各研究会是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骨干队伍和依靠力量。创造条件让他们担负起组织本学科、专业领域的法学、法律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参与法制宣传、培养法学法律人才等任务。目前,省法学会已成立14个研究会。各市法学会也要参照省里的做法,普遍组建学术委员会,根据本地区法学资源成立若干个研究会,切实地把法学研究活跃起来。

2、建立省级法学研究课题管理机制。

制定了《辽宁省法学会关于进一步繁荣法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和《辽宁省法学会课题管理办法》,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和政法工作中心任务确定研究课题,在积极申报中国法学会和省本级课题项目的同时,省法学会每年年初经会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7—10个重点课题,列入年度课题指南,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课题主持人,对申报人及其课题计划,召开评委会评审,最后由学会党组决定予以立项的,各给予5000元经费资助,下达立项通知时先付一半,按计划检查进度,保证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课题,再召开评委会评审,同意结项的付给另一半经费,末通过的提出意见进一步调研、修改。经过几年的实践,已成为一项长期的固定的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实务部门工作者积极参与,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3、举办“辽宁法治论坛”。

我会于2004年创办了“辽宁法治论坛”,从2005年起实行省、市法学会共同举办论坛的新机制,省法学会作为设计者、组织者发挥主导作用,市法学会在论坛期间开展有本地特色的研讨活动。比如,2004年我会发起并与省委政法委等单位共同举办了“2004辽宁法治论坛暨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创造公平高效法治环境研讨会”;2005年由我会和沈阳市法学会发起,与省、市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了“2005辽宁·沈阳法治论坛”;2006年我会与大连市法学会联合承办了首届“东北法治论坛”暨第三届“辽宁法治论坛”;2007年我会与鞍山市法学会共同举办了第四届“辽宁法治论坛”;今年7月我会与营口市法学会将共同举办第五届“辽宁法治论坛”。“辽宁法治论坛”已成为我省法学研究为大局服务的重要平台,成为有影响的知名品牌。总结这几届论坛的成功经验,主要须抓好这样5个环节:一是要积极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经过努力争取,我们举办论坛时得到了中国法学会、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承办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这是论坛成功举办的根本保证。二是要选准论坛主题,提高征文质量,并邀请主管领导作演讲。这是提升论坛理论层面的重要举措。举办论坛不应是内容宽泛的轮流坐庄式的年会,而要办成集中围绕一个主题深入研讨、展示最新法学研究成果的平台。确定论坛的主题,应坚持法学研究“立足当地、研究当地、服务当地”的原则,紧紧围绕大局,抓住领导关注、群众关心、事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确定主题后,下设几个分论题,便于大家深入研讨,充分论证。为了提高征文的质量,我会在面向省内广泛征集论文的同时,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和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作重点准备,并几次调讲、反复修改。我们先后邀请江平、徐显明、张文显等国内着名法学家作主题演讲,受到一致好评。实践表明,上述做法对于提升论坛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要选好举办论坛的时间和地点,严密组织,搞好服务保障。这是论坛成功举办的必要条件。论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包括制订总体方案、征集和评审论文、邀请领导来宾、起草领导讲话、印发会议文件、收集与会代表名单、组织宣传报道、会场布置和食宿安排等,都要精心设计,安排得十分周密严谨,做到万无一失。五是要注重论坛成果的宣传、转化与应用。这是论坛取得成功的评价标准和最终目的。衡量一届论坛办的是否成功,既要推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要看论坛的优秀成果是否得到宣传,更要看这些成果能否进入党委、政府决策层,应用于法治实践。我们的做法是: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认真进行评选,确保高质量的论文入选,以正式文件对优秀论文予以表奖,颁发证书和奖金,对三等奖以上的获奖论文结集出版论文集。为了防止因主体缺位而影响成果转化,每届论坛都根据主题,邀请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使他们能切身感受论坛的气氛,及时了解研究成果,对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邀请省直主流媒体派记者参加论坛并作报道。在我会的会刊上刊登举办论坛的消息、领导讲话和照片,分期刊登部分优秀论文。我会起草的论坛“综述”,高度概括、全面反映了论坛的成果;编印若干期《法治建议》,专题阐述某一方面的专家建议,报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并通报省政协,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我们将论坛提出但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问题,列为省法学会重点课题继续进行研究,不断推动论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4、建立合作研究机制。

我会与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协社法委联合制发了开展合作研究的制度和办法,每年年初就重点课题进行协商,整合不同资源和力量共同攻关,调研成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研究成果的转化。我们将收集上来的省内法学、法律界学者纳入人才库,按照专业门类、知识结构等组成若干专家小组,接受省人大、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委托,协助他们为立法规划、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起草、修改和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推动地方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特别是今年凌秉志同志当选十一届省人大常委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杨松、王策同志由省法学会推荐当选省政协十届委员,他们代表全省法学会系统直接参与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开辟了法学会服务大局、履行职能的新方式。省人大法制委已提出,凡是省人大提出的立法规划、草案,事先都要交我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论证,所谓搭上法制直通车,在这方面我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5、建立国内外法学研究学术交流机制。

一是每年举办1至2次专题报告会。2005年3月21日,我会及时提出动议并具体组织举办了“建设和谐辽宁报告会”,由省委副书记王唯众同志主持,省(中)直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等1670多人参加,徐显明教授作了“和谐社会与法治”的精彩报告。

2007年6月,我会精心组织“双百”报告团在辽宁专场活动,由徐显明、陈同志分别在省直、大连、鞍山作了3场报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1600多人出席了省直的报告会,同志会见了报告团成员。大家一致认为,这几次报告会非常及时和成功,是省法学会为全省工作大局服务所办的实事、好事。二是积极开展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组织省内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工作者参与中国法学会及其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和区域法治论坛,主要有“东北法治论坛”、“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十三省区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讨会等,在省内征集论文,我会负责评定获奖论文和等级,提交有质量的论文,由省法学会领导带队参会,交流法学研究信息和成果。三是与兄弟省、区、市法学会互访,开展横向学术交流。四是发挥对外法学交流主渠道作用。目前,我会已经与有关国家、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常性联系,形成常规的、批量的交流形式,2005年以来共组织12批161人次出国(出境)进行法学学术考察,分别提交出访考察报告,扩大了法学会在国外(境外)法学(法律)界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影响。

6、建立法学研究激励创新和成果评价、宣传、转化机制。

法治论坛范文第5篇

据悉，本次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是一家年轻的非盈利性社会智库，是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号召下成立的，院长周志兴在论坛前的一次采访中介绍，所谓新型智库，就是要有创新，而且要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我们就是顺应这样一个形势，建立了一个创新发展研究院，实际上是想作为一个智库来出现”。

本届大梅沙论坛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

本届论坛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周年，又适逢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看来，这次论坛“既是解放思想、汇聚各方专家共话中国改革创新的一个盛会，也是大家共同学习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一个学习会、动员会”。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已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论坛选择在深圳举办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说，“既能吸收深圳改革创新的新经验，又能够促进深圳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中继续勇立潮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本次论坛嘉宾覆盖政界、商界、学界精英，政界如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等;商界如招商局原董事长秦晓、香港交易所集团总裁李小加、宇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旭洲等;学界的就更多了，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等百余位。

嘉宾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代表了中国这些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部分参加论坛的嘉宾会后感慨，这次论坛堪称新时期的莫干山会议。30年前的莫干山会议，由一众青年经济学者发起，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变革，推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本届大梅沙论坛，参与的嘉宾有老、中、青三代，甚至有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但论坛的议题远远超出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讨论范围，直指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

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做了全面部署，吹响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集结号，拉开了新一轮中国改革的大幕。但是，新一轮的改革进程并不平坦，还面临许多的考验和挑战。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有了，旗帜也颇为鲜明，但是社会上总是还有一些噪音，用封闭教条主义的东西进行质疑和干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梅沙论坛将主题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本次会议设置了十余个分论坛，包括“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新时期反腐与党建”“中国政治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特区与新区：新时期改革创新的地位与作用”“变革时代的金融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科技创新活力何在”等。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论坛开幕前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落幕，论坛开闭幕式上几位演讲嘉宾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依法治国”上。

肖扬在演讲中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兴奋不已，称这次全会“点燃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的圣火”，“在冬天里迎来了一个法治的春天”。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做了题为《拨乱反正，依宪治国，开创新的政治文明》的演讲，她的建议是：克服宪法虚无主义倾向，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摒弃“权大于法”的封建理念，营造独立司法、公正司法的执法环境;革除阶级斗争的革命思维和唯GDP的经济思维，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重塑律师职业尊严，纠正冤假错案，并依法追责。她的这四点建议，极具现实针对性。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胡德平在闭幕式上也分享了他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他认为，四中全会《决定》是对国家和公民关系的重大调整，“如果我们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把我们的法立好，执法也搞得好，行政也搞得好，人民也守法，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我们的各种矛盾”。

法治论坛范文第6篇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力保障。加快推进法治江苏建设进程，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伟大成果；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协调共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江苏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江苏作为地处长三角的经济较发达省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更要率先加强法治建设，坚持法治导向，立足省情实际，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区域法治建设新路子。

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开创法治江苏建设工作新局面。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也是法治江苏建设的核心。在推进法治江苏建设进程中，要秉承"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的理念，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一是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二是要有效运用法治手段保障民权、维护民利。三是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必须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建设法治江苏，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发展观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法治江苏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坚持统筹兼顾，在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区域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法治江苏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努力使法治江苏建设取得新成效！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法治江苏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法治江苏建设，既要考虑当前发展和眼前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和长远需要，合理规划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法治建设的工作实践中，既要有长计划，又要有短安排，要把总体远景目标和当前具体的工作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保证法治江苏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序进行。要积极探索推进法治江苏建设的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法治宣传教育、维护社会稳定、法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长效机制，以及齐抓共管、协同推进法治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文化，筑牢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为法治江苏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要以办好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区域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建设法治省份、实现区域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法国方略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地方的生动体现。

要让论坛成为弘扬法治理念、内化法治精神的主阵地，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大讲堂，以期进一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法律素质和全社会依法管理水平，培养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广大执法人员信仰与忠诚法律的意识，并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崇尚法治、遵从法律的浓厚氛围。

要以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我省法学研究，为法治江苏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实践创新离不开理论创新的支持。法学理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理论优势，不断推动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法律实务工作者要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认真总结法治建设实践规律，并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创新举措，及时形成理性思考，进一步推进法治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

法治论坛范文第7篇

应如何解读四中全会的公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分论坛的牵头人王建勋。

共识传媒：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将于11月6-8日召开，其中的“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分论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论坛。您作为这个分论坛的主持人之一，能否跟我们谈谈它的意义和将要讨论的内容？

王建勋：对于当下中国，这个分论坛是非常及时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治领域，并没有太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法治的大方向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分地强调调解，以至于调解优先，司法的政治化倾向非常明显。现在到了纠正这种方向性偏差的时候了，我们要走到正确的路上来，所以司改是人们非常期待的一个议题。

在上半场，我们将从理论上、理念上澄清一些涉及到法治的重大问题，比如“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等。在下半场，我们更多是关注法治建设中的实践层面，具体的议题包括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等，这些都是涉及到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重大问题。

共识传媒：四中全会的公报前几天刚刚，您怎么评价？

王建勋：我可能不像很多人那样对四中全会期待比较高。我不会因为它的主题为依法治国，就认为法治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共识传媒：目前公报所提到的内容，有没有涉及到什么重要问题？

王建勋：就推动司法独立而言，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它虽然提到了很多方面的改革，比如设立巡回法庭、法官专职化，还有要对干预司法的官员、领导人追究责任的制度安排，但我觉得这些都还没有触及到司法独立的根本问题。

从根本上讲，如果不能做到以下两点，在我看来司法独立是很难实现的。第一是法官终身任职。如果法官不能终身任职，如果一个法官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就很难独立起来。比如说，如果一个法官判了一个案子，某个领导人不喜欢了，他的职位就可能因此被拿掉，那么他肯定很难做到独立。第二是法官在任职期间，薪水不得减少，他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如果法官的职位和生计问题都解决了的话，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就独立了。至于法官的工资是从地方财政来，还是从中央财政来，我觉得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不管法官的工资来自于地方财政，还是来自于中央财政，只要没有人能拿掉他的乌纱帽，没有人能够随便减少他的薪水，他就谁都不用怕，也不用担心任何人。

共识传媒：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最高法院设巡回法庭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去地方化，一是去行政化。您觉得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王建勋：去地方化是一个伪问题，去行政化是一个真问题。

中国司法的根本问题就是不独立，谈不上什么去地方化的问题。我们常说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干预太严重，但其实它还受中央的干预。而且在我看来，它受中央的影响更大。过去司法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不都是中央的命令吗？比如，要搞大调解，调解优先，要把调解率作为办案考评的一个依据等，不都是来自中央吗？这跟地方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司法扭曲、司法不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面各种各样的命令。你现在要搞什么去地方化，那好，上面发出的任何命令，在地方法院都没有任何阻力了，都要无条件执行和遵守，如果中央的命令存在问题，只会使司法更加糟糕。如果说以前还有某种程度上地方抵制的可能性，那现在就变得完全没有可能了。但是，你怎么能保证中央发的这些政策、命令，都是正确的呢？如何保证它们都不会对司法带来消极的影响、不会扭曲司法？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所以，所谓去地方化，根本就是个伪问题。

共识传媒：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您认为是什么？

王建勋：在于司法独立，还有违宪审查。

司法独立是重点，因为只要司法不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未必是一个充分条件。就是说，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但不是说，有了司法独立，司法就一定公正。因为司法公正，需要很多因素，而司法独立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若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公正肯定是建立在一个不偏不倚、中立的立场之上的，如果一个法官受制于他人的影响、命令和干预，他是不可能有任何公正可言的，他就不能根据自己的良知和自己的专业水准做出判断，从而不可能有任何公正可言。

违宪审查为什么也重要？如果说宪法不能够被司法机关适用，如果说法院不能够解释宪法、适用宪法、捍卫宪法，不能够判其他机构违宪，那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要想把宪法落到实处，违宪审查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你一方面宣扬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律、根本的法律，你另外一方面又不让法院适用它，这怎么可能有法治和可言？当然，这也取决于另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比如说什么样的宪法才是一个合格的宪法，什么样的宪法才是一个能够实现法治和的宪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上面说的两点，都是重点，同时也是难点。要实现它们，需要整个社会所有人，尤其是法律人的努力才行。

共识传媒：在制度安排上，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法治论坛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外交 理论探索 实践成就 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张文显，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大法官；谷昭民，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2-0001-20

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全面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传统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越来越需要从法律的视角来进行，这就要求各国必须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外交活动当中，善于发现外交中的法律议题，善于将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善于通过司法程序化解棘手的矛盾纠纷。以此为基础，在理解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格局发展的问题上，中国法学家提出了“法律外交”的概念。所谓“法律外交”，是观察和思考外交问题的一个新的视野，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新的维度，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即把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之中，善于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合法的程序和行为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转变外交方式方法，开辟外交工作新局面。这样，法律外交是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并行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外交中涉法活动，比如司法协助、签订条约、国际诉讼等等；更是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作为一个崭新的提法，法律外交是一个颇有创新价值的概念，是中国外交观念和外交机制的重大转变和丰富。

一、法律外交产生的环境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利益关系的碰撞、博弈、较量更加激烈，法律作为定纷止争的实践理性，作为需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为各文明国家所公认，其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法律外交的产生，既是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产物，也是当今时展的产物。

法律外交产生的国际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世界多极化对法律外交具有深远影响。世界多极化趋势建立在《联合国》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世界多极化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严格遵循《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从客观上强调了法律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意义，不仅改变着亚洲地区格局，也将使世界格局更趋均衡――这就为法律外交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将进一步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对法律外交具有重大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国际间普遍认可的经贸法律制度，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规则的发展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可以预见，在解决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而产生的诸多全球性经贸问题时，法律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各国法学界、法律界进一步加强交流，充分了解彼此的法律法规，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这就推动了各国之间法学、法律交流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而网络科技和现代交通的飞速发展会使这种交流愈加方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还深刻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运行模式，尤其是不同法律体系、法域、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的趋同化。这就为各国法学界、法律界人士的全球流动及法律服务方式的不断丰富创造了条件，使各国的法律理念、观念，包括一些基本的法律价值观相互接近或趋于认同，直接为法律外交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同时也丰富了法律外交的内容和形式。在这一趋势下，法律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多元主体的法律制度和体系蕴涵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的共同基本准则，多元主体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在某些方面彼此接近和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接的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法律外交具有重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石是自由贸易协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相互间贸易自由化所作的一种特殊贸易安排。其核心内容是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彼此加大开放包括货物贸易以及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内的市场。其法律基础是国际条约及相关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如欧盟的法律基础是《欧共体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等由所有成员国共同签署的条约或协定；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依据是《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条约》等12个基本文件。这些法律文件的起草、执行、解释都为法律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运行与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法律，自贸区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本区域内法律外交更频繁、更深入、更实用、更及时，从而催生出一种法律一体化的过程和趋势。通过法律趋同化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自由贸易区可以推动其成员在法律领域的相互认同，抑或在此基础上创造新规则，从而直接促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相对有限的区域范围内进行法学法律交流的强化、细化、深入和创新。

第四，一些新科技问题对法律外交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基因、克隆、新能源、环保、外空等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使传统的法律理念、观念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与人类生存、社会伦理、文明延续关系密切，也涉及国家的和根本利益，由此引发的关于法律理念、观念的碰撞和交锋，促使人们对法进行反思、再认识和创新，也势必引起全球法学界、法律界的共同关注。例如，中国主张“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但现有的相关法律文书不足以有效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因此不仅需要加强法学界、法律界的交流、沟通，促进相关法律的完善，还需要从全人类的角度，甚至超越国家、时间空间，对法的传统信仰、理念、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法律外交的产生也有深刻的国内环境因素。首先，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法律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8%，达到51.4万亿元人民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载人航天工程、进出口贸易、人民生活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欢迎。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为积极参与国际法学法律交流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依法治国方略的切实贯彻为法律外交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法治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基本理念；1997年，“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分别被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方略的切实贯彻，为法律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法学交流也日趋活跃，民间法学、法律团体充分发挥自身的灵活性，配合国家外交政策，围绕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重点，积极开展法律外交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法学法律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第三，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为法律外交开辟了更广的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逐步确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走出去”战略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和品牌已开始走进国际市场，国际兼并、劳务承包、工程投标等项目发展迅速。但由于不熟悉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及相关国际贸易规则，一些经贸合作项目经常为法律问题所困扰，产生了不必要的代价和损失，我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走出去”要靠法，用理性的法律手段应对反倾销、反调查、反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国际法律规则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维护本国企业及在外公民的合法权益势在必行。与此同时，随着外商投资的不断增加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正在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与研发基地，中国作为世界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与采购中心也正在形成。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涉外经济法为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办厂，维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靠法“引进来”的。贸易投资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相关法律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为法律外交拓宽了领域、丰富了内容、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法律外交的发展。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长期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已成为法律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法学教育的长足发展为法律外交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改革开放30年多来，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法学教育，大力培养法学、法律领域的后备军。中国的法学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06年年底，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03所，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接近30万人，还有一支庞大的从事法学法律教育和研究的师资队伍；全国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达333所，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29个，有13个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实务的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全国法院共有近30万名工作人员，其中法官约18万名；全国检察机关拥有近16万人，其中具有检察官职务的近11万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律师21.5万人。从事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人员的迅速增加，为法律外交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而法律院校法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的齐备、法学科研院所的增多，则为开展法律外交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专业基础保障。

推动法律外交符合当今世界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对提升中国法学法律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塑造法治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构建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国家关系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开展法律外交的必要性和意义

法律外交对正在快速发展并逐渐从全球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转变的中国而言，不仅有着短期重要性，更有着长期战略性的意义。关于开展法律外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法律外交顺应了当今世界法治化的趋势。法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和人类的普遍追求，法治更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国际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法治化的趋势。正如当前国内的很多问题已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很多问题也越来越多地纳入法治轨道。法律外交是在国际治理结构法治化的背景下，将国际事务上升为法律问题的模式变革，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作为法律议题开展外交活动。

第五，法律外交有助于化解有关国家和国民对于中国的不理解和疑虑，有助于打消国外广泛存在的“中国”。目前在中国境外渲染“中国”的论调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太快、规模惊人，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二是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太强大了，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三是说中国人口众多、消耗的石油等能源太多了，会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

虽然散布“中国”的人只是少数人，但是这种论调对于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推进法律外交，会减少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忧虑感。这是因为法律外交的交往方式具有平等性、长期性、规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对于法律的尊重和遵守，会让这些国家对中国有更多的信心和信赖，会让世界更相信中国是一个不会称霸的、热爱和平的、信守承诺的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主张，应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法治，不能搞“一刀切”。任何有效的法治模式都必须符合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通过法律外交，中国可以采取对其他国家来说更容易理解、接受和欢迎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展开深层次的交往。法律外交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一个大国的广博胸怀。中国不是暴发户，不会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而是会以一种平等、谦和的姿态与其他国家交流、沟通，建立互信、互利的和谐关系，坚定中国的非霸权主义方向。

第六，法律外交能够在客观上维护中国利益，促进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法律外交的推展意味着相关机构和人员要善于从法律的视野观察外交问题，用法律的思维思考和处理外交事务，考虑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环境、人权等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这一方式，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外交主张更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由此可以掌握外交主动权。

西方大国的外交实践已经展示出法律外交的积极意义，他们非常精明地将政治、经济等诉求转化为法律问题，确立游戏规则就掌握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在历史上，英国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都以战争、领土和贸易规则压服中国，以法律的形式掩盖其不合理的利益主张，使得本来受侵略的中国反倒处于表面上看来违背国际法的不利地位。同样，关于中日问题之争，中方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对，在法理上无懈可击，也更具说服力和公信力，因为这是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结束战争状态、构建亚太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是中日之间解决战后领土归属问题的法律基础。

由此可见，了解和运用法律在争取和掌握国际关系主动权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将我们发展的诉求法律化，这样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更强的合理性。法律外交可以交流信息，有助于培养人才，从而促进中国法律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法律外交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助于增进国家之间在法律层面的信任，有助于各国在法律问题上的沟通和合作。不仅有助于完善国际法律机制，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广泛地推展法律外交，才能够良性地构建中外关系，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使得中国的利益得到更好地维护。

三、法律外交开展的主要方式

在法律外交开展的方式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立体化、灵活多样的形式，追求法律外交的实效。在法律外交的模式上，既包括民间外交，也包括官方外交。从官方的角度讲，外交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法律外交方面确立项目、举办活动；从民间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研究会等法律团体也可以积极参与法律外交的实践。最近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通过中国法学会等民间团体开展法律外交，产生了超乎预期的效果。

在法律外交的具体形式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顺应开展法律外交的需要。一方面，为顺应国际社会法治化的趋势，中国相关外交机构应当强化法律方面的配置。例如，可以考虑将外交部条法司改名为法务司，在驻外使领馆和驻联合国常驻使团设立法务参赞或法务秘书，以求更好地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在外交、外事部门要注重选拔任用优秀法律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在工作机制上，应当树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法律外交模式，各个外交职能部门和外交活动的参与者都要在总体上树立明确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充分认识到将法律贯穿于外交活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积极意义，从而在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将法治的精神渗透到外交工作中去。

第二，主动有效地参与国际立法、国际执法和国际司法。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等有关组织的国际立法活动，参与国际条约的制定，推动国际法律规则和全球法律规则的形成，推动国际立法领域的扩大，通过这些活动充分表达我国的立场、观点、利益取向和核心价值，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促进社会公正和世界和谐目标的实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负有执行国际法律的重大责任，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法律的执行。同时，国际法律的有效执行对于维护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参与国际法律的执行活动，例如维和、护航、环保等。当然，中国还应当积极开展涉外问题的司法程序研究。尽管已经有很多法院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但很多时候，中国还不善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致使党和政府直接面临矛盾，处于风口浪尖。而将这些问题法律化，并诉诸司法程序，则会给党和政府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活动空间。当涉外问题被界定为法律问题时，就可以使涉外问题巧妙地以司法的方式予以解决，党和政府就可以远离矛盾的第一线。

当前，我们要认真分析中国加入国际司法体制的战略和策略。虽然我国在多个国际司法机构都有法官和工作人员，但是有些部门对于参与国际司法程序却始终有抵触和怀疑的情绪。随着国际社会的法治化，更多的国家对于国际司法体制持积极的态度。中国也应当论证在适当的时候接受相关司法机构的可行性，增强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法律信誉。

同时，也应当对于中国外交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法律研究，科学制定法律规则，掌握法律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国际争端和敏感问题上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例如，关于东海、南海等海域，与邻国的海洋边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就应当进行更扎实的法律探究；在民族、宗教、人权、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也要深刻掌握国际法律动向，避免国家决策处于被动地位；在粮食、公共健康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要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之中予以认识和观察，以提高中国法治国家的良好形象。

第三，中国应当积极推广以法律为内容的外交活动。在法律外交的具体内容上，既包括国内法的交流，也包括国际法领域的交流。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第一，交流和问题研讨。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的方式，让中外法律专家就某些专门的涉法外交和法律外交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例如，近年来举行的中非合作法律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法律论坛以及中美、中澳、中德法律论坛等，以论坛的方式相互交流，使参与者和相关国家了解并逐步认同彼此的法律规范和程序。第二，派遣更多留学人员学习法律。可以进一步在法律领域开展长期或者短期派驻留学，以此种方式增进外国人对于中国法律的了解，消除相关的误解；也增强中国人对于国外法律和国际法的了解，这种方式还有助于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整体水平的提高。第三，考察和访问。有关部门及民间团体应当提供更多的机会，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人大和政府机关的法律工作者等法律职业人员，以及法学研究人员和法学教育工作者进行目标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更高的互访。这种访问不仅会促进不同国家的法律理论和实践的交流，而且能够获得更加直观和感性的印象，增强各国法律制度的相互协调。由此达到各国法治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标。第四，法律援助。回顾300年来的世界史，西方大国，尤其是英国走到哪里，就把他们的法律带到哪里。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帮助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构建法律制度，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在尊重和国家文化的基础上，输出我们的法治理念和经验，以对他们产生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反复重申，加强法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健全的法制符合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我们相信，积极有效地推广法律外交，能够促进中国的繁荣、稳定、健康发展，也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中国法律外交的实践成就

当前，中国的法律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部门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外交机制体制和人才队伍。这样，中国法学会承担起中国法律外交的先锋践行者。作为中国对外法学交流的主渠道，中国法学会充分发挥民间外交、法律外交、学术外交的独特优势，遵循对外法学交流的“五四三”指导思想和“合作、发展、共赢、和谐”的理念，积极推动法律外交新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了国家关系发展。

首先，以中国法学会为主，中国的法律外交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战略布局。目前，中国法学会已经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法学、法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与其中8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个重要法学、法律组织和机构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会见了400多位外国部级以上的司法界高官，培训国外法学法律人才100多人，举办了10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和法律论坛，近6000多人次的中外专家学者参与。先后成功举办了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等千人大型国际会议；倡议、主导并在国内外举办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拉美、中国―亚欧、东北亚等五大区域法律论坛多达20次。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已被正式列入政府间合作机制，纳入了中国对非合作的主渠道。

其次，中国法律外交在派团互访、法学研究、学术研讨、法律人才培训、法律服务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实践。中国法学会组织实施了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法律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拉各斯名录暨中国―非洲仲裁员互聘计划；签署了《南宁宣言》、《乌鲁木齐宣言》、《合作与发展共同宣言》、《下龙湾共识》、《北京宣言》和《中国―拉美法律论坛宣言》等6份区域战略合作文件；成立了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中非法律论坛中方协调委员会、中非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中国―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研修班、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环宇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中国―东盟自贸区商事调解中心、东北亚法律培训基地、东北亚法律培训基地研修班等区域培训、研究及合作机构；分片设立了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河南、重庆、吉林、甘肃4个分中心，推动各学科研究会、地方法学会以及法学法律界专家学者参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在法律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法学会体系的协同性、整体性、系统性进一步加强，体系的功能、活力和魅力进一步显现。中国法学会已成为中国民间外交大军中具有独特优势的重要力量。

最后，中国法律外交的理论建设也正得到快速发展。在广大法律工作和法学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法律外交的调研力度大大提高，中国法学会所确立的“法律外交”重点课题转入第二阶段研究，法律外交教材的撰写也已启动。同时，在对外交往中加大对法律外交的总体设计和推介力度，在国内积极利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法律外交战略，加大统筹协调，法律外交理念得到国内法学法律界和有关部委的广泛认可和呼应。法律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计划乘势启动，20多家全国知名法律院校、社科研究院和律所加入计划，法律外交研究和推动力量进一步壮大。“推动法律外交”写入《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章程》，首次以书面形式确认法律外交为中外法学法律界的共同使命。

中国法律外交的成就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两个具体实践。首先是中国法学会倡议发起的“中国―东盟法律论坛”。首届论坛于2005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为“中国―东盟经贸法律政策与实务”，论坛通过了《南宁宣言》。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法律咨询台”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设立了“法律文化广场”。第二届论坛于2006年12月14日至17日在越南下龙湾举办，主题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法律合作”，论坛通过了《下龙湾共识》。第三届论坛于2007年9月12日至15日在重庆举办，主题为“繁荣与发展―中国与东盟法律合作之前景”，论坛期间举办了“中国与东盟法律―企业界人士见面会”活动，在西南政法大学设立“法律文化园”。第四届论坛于2010年11月10日至14日在重庆举办，主题为“走向互利共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的法律合作”。第五届论坛2011年9月25日至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主题为“合作共赢”。

中国法律外交的另一重要实践是“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的建立。随着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中非法律外交拥有了坚实的基础。推动法律外交，加强中非法学、法律界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法律外交”，用法律的手段化解纠纷，应对挑战，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增进中非友谊，保障中非贸易往来和投资顺畅，促进中非共同繁荣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配合国家总体外交，贯彻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于2009年12月20―21日在埃及开罗举办。来自中国和20多个非洲及西亚地区国家的80多位法学法律专家出席了论坛，与会各国代表围绕“加强法律交流，促进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2010年9月16―17日，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非洲38个国家和中国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围绕“把握机遇、加强法律合作，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展”的主题展开探讨并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北京宣言》。2012年12月3日至15日，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在毛里求斯召开，论坛期间召开了首次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章程》。

“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法律外交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推动了中国与各国关系的发展。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强中国与东盟法学法律界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用法律的手段化解纠纷，应对挑战，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法学法律界的友谊，保障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和投资顺畅，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发展，实现双方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中国与东盟政法界高官多次开展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坦诚、友好、深入地交换看法，就进一步推动法学法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会谈增进了理解，加深了友谊，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业已存在的法学交流，拓展了务实合作领域，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大局，对消除分歧、化解冲突，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双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目前已为东盟10国培养了近百位了解中国和东盟民商、经济法律制度的优秀青年法律人才，对优化区域法治环境，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又如，通过“法律文化广场”和“法律文化园”等活动，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不同法律文化间的理解与认同，有助于求同存异、相互借鉴，有助于沟通思想、消除隔阂，有助于共同解决问题、探索发展道路。

同样，“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也为促进中非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自2008年开始，中国法学会共派出8个重要团组到非洲开展了法律外交，其中4个团组是副部级以上高访团组，举办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和一次中国―非洲次区域专题法律研讨会，倡议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与非洲35个国家的法学法律组织建立了联系，与非洲28个国家的34个法学法律组织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方协调委员会并召开两次会议，成立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在湖南湘潭大学成立了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

其次，通过相互学习和了解，促进了中国自身的法制建设，提升了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始终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法律制度、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的务实合作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主题，以法学法律界的广泛交流为切入点，在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对如何创造有利于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如何加强司法协助与合作，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贸纠纷等政治、经济和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达成广泛共识。中国与东盟各相关法律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形成了很多新的设想，提出了很多有益意见和建议，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论坛研讨成果丰硕，为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相互了解彼此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学习和借鉴最新的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经验，促进各国法制建设，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律框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自贸区的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保障中国―东盟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法律支持。

“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也极大地促进中非之间的相互交流，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例如，2012年5月，在法律外交的框架下，中国法学会对中国对非投资概况、中国对非投资的主要风险、当前中国对非投资风险的法律防范与救济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6条完善对非投资的法律防范与救济机制的建议，代表团还与加纳律师协会和赞比亚法律协会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又如，2012年7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特别提及：赞赏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倡议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并于2009年12月在开罗、2010年9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两届论坛会议。同意进一步加强该机制建设，加强双方在法学研究、法律服务、法律人才培训以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领域的合作。

法治论坛范文第9篇

韩杼滨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既为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正确的法治价值取向，推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学理论和法律框架的研究，促进法学研究出精品，推进法学的繁荣和发展。刘云耕在致辞中说，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齐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中央党校的卓泽源教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上海市法学会会长沈国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冯军、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童之伟、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成良等13位法学专家，围绕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主题，就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法制如何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课题作了精彩演讲。

与会专家认为，依法治国要依照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形态上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和法律要求，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保障经济发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实现依法执政，应正视社会矛盾，法治的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能搞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浪漫主义。

与会学者提出，和谐社会应该讲究人本法律观，要将劳资冲突处理法制化，要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制要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中国在农村法制、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保护环境、行政立法、刑事诉讼等方面的法制建设滞后，直接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法律应在维护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会专家建议，在推进实质法治的同时，要防止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走向另一种形式的法律虚无。

法治论坛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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