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范文

法律援助范文第1篇

一、政府责任原则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已经写入了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根据这条原则，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有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社会的贫弱群体享有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政府责任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灵魂，这也是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社会道义行为发展到国家对公民权益维护的一项法律救济和保障措施的必然结果，政府责任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

政府要履行法律援助责任，就需要采取确定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工作监管等具体措施来保证政府责任落实到位。一是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要将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列入政府人事编制，确保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二是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是基于政府财政拨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科目，并且明确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办法和标准，保证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三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管。负责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都应当尽职尽责，违反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损害受援人利益的行为都应依法受到追究。依据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被拒绝后，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二、职能部门管理原则

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作用，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协调发展，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就应当遵守法律援助的职能部门管理原则。职能部门管理原则更能体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遵守和履行法律援助职能部门管理原则。一是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统一管理法律援助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各种社团组织、高等院校和志愿者的法律援助工作都要接受职能部门的管理。二是在管理上确立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机制，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法律援助服务的实施。三是在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时，应当由案件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审查，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后，如超出本机构受理能力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协调处理，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受理争议时，可由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具体受理单位。案件受理后决定提供法律援助时，统一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专人办理。四是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除了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日常工作外，还要对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要针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在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服务质量实施统一监督检查。

三、灵活处置原则

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存在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的困难群众获得政府的法律援助，在执行经济困难条件上，法律援助应实行灵活处置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的困难公民获得同等的政府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实行灵活处置原则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在制定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困难标准时，既可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也可结合公民个人经济收入情况和家庭整体状况及案件情形，灵活掌握经济困难标准。如有些申请人虽然个人收入超过经济困难的标准，但其本人有慢性重大疾病，需经常性支出较大数额医疗费的情形；或者申请人对其负有赡养、扶养义务的其他家庭成员有重病、残疾、失业等情形；或者原来不符合经济困难标准,但因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等已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而且可以预见将来仍要支付有关费用的情形；或者已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对于以上因素在审查时应予以充分考虑,在扣除必要的社会支出费用后要确认其经济困难状况,从而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

二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应当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在发生工伤赔偿案件、支付拖欠工资案件、以及交通事故等人身损害导致死亡或者重伤而追索医疗费的赔偿案件，在申请法律援助时，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一律给予受理。

三是对于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可能加重伤害程度，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的情形；或者遇到即将超过仲裁时效、诉讼时效，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申请人败诉或者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机会的情形，法律援助机构可先予受理，允许申请人事后补充有关身份证明和经济困难等证明材料。

四、便民原则

便民原则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在具体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时，应当从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出发，而采取各种普遍性的便民措施，方便公民了解法律援助，方便公民及时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范文第2篇

一、领导重视

特别是年《省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县加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曾多次向县委、政府汇报，赢得了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去年借国务院公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之东风，又专题向县委、政府汇报，得到县编委的大力支持，去年，月县编委下发了关于成立“镇安县法律援助中心”及人员编制的文件，定编3人，系事业单位建制。因政府机构改革原因，人员暂时未到位，此项业务由县局基层股代办。为了扎实认真的搞好法律援助工作，县局在全县基层相继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14个（主要挂靠公证、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事法律援助人员39人。其中专职3人，具有律师资格的4人，公证员资格的2人，法律服务资格的29人，均系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法律援助队伍素质得到明显加强，从而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领导重视、全县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网络健全。

二、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打造了司法行政爱民窗口形象。全县从事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从不讲条件，不讲报酬，默默地为那些法律上无知、经济上无助的弱者、残者及社会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当事人服务，为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努力工作，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弱势群体解难，树立了司法行政机关爱民窗口的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据不完全统计，年以来，全县法律援助机构共承办法律援助案件391件，其中刑事案件14件，民事57件，行政1件，非诉讼70件，法律咨询、代书249人次或件，支付法律援助经费高达5万元，全系自行承担。青铜关镇法律服务所积极主动为残疾弱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去年月受到司法部、中国残联的惩处。目前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并办理年月日特大交通事故索赔案，受遇难者家属委托，担任28名受害者诉讼代表的委托，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此案涉及诉讼人数之多，涉及索赔金额高达60余万元，县尚属首例。

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采取了多种形式，从党政领导，从咱们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和基层人民群众三个层面进行重点宣传，大力营造领导重视法律援助、全社会支持法律援助、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推动了县法律援助工作更快更好地开展；

一是认真履行管理职能，推进法律援助的规范发展，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将切实履行这一职能，加强监督和管理，坚持“统一、便利、效率”原则，规范案件运作流程，规范法律援助行为，建立规范、科学的业务管理制度，加强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教育，不时提高办案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受援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组织网络，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县、乡镇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社会力量为补充，以村级“两会一户”及社区工作点为基础的法律援助网络，不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更广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把贯彻《法律援助条例》过程，变成扩大法律援助服务的过程，通过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给予协助，引导他通过法律顺序解决问题，为党委、政府排忧，为困难群众解难，促进社会的稳定，为“平安镇安”发明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执业素质较低。导致当事人不知自己是否属于法律援助对象，贻误案件时机；

法律援助范文第3篇

――【英】戴凯恩

1999年夏，英国议会大厦里所有议员都在聆听一份法案，法案的报告人是时任英国上议院（贵族院）议长、司法大臣尔文拉格大法官，该法案被称为《接近正义法》。乍听来，大家对这份法案的内容不会有清晰的了解，但是该法案的内容却是被英国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一项司法制度――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一项司法制度。英国作为此项制度的发源地，它的发展历程中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反思。

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该制度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自由大》第四十条规定：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虽然该条没有法律援助的明确表述，但为法律援助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大的这项规定被视作法律援助制度的萌芽。随后在亨利三世（1207-1272）统治时期及其后两个世纪期间，法律援助仅仅作为律师的一种慈善行为而存在，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494年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制定的一个法案中规定：正义应当同样给予贫困的人，根据正义原则任命的律师应同样为穷苦人服务。1531年亨利八世又规定了一个新的法案，进一步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确认。至此法律援助制度成为了英国人的一项政治权利而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19世纪中期，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旧有的法律援助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因此，英国议会于1883年通过了《制定法修正案》，废除了原有法律援助制度，确立了新的法律援助制度。但是，由于该法案操作起来充满困难，穷人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英国议会又于1914年颁布了《穷人程序法》。此外，1903年英国议会还通过了《贫穷囚犯辩护法》，后又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号称要给予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服务，法律援助制度也同样成为了服务项目之一。因此自1949年以来，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来完善和弥补以往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使之日臻完善。如《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

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形成及完善过程亦是经历长时间、多方面完成的。例如法律援助对象的问题。英国早期，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贫民）。《1494年法案》和《1531年法案》都对援助对象有严格控制，要求年收入不足五英镑。且只有原告才有资格获得援助，被告被排除在外。19世纪中期英国国民收入大大增加，因此在《1883年制定法修正案》中制定了新的规则：凡年收入不足二十五英镑者均可得到法律援助。此外，被告也被列入援助对象的范围。《1914年穷人程序法》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凡年收入不足五十英镑均可享受法律援助；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援助对象可以扩大到年收入不足一百英镑者。进入现代时期，法律援助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法律援助的范围应延伸到所有的家庭和每一个个人，即除了极端贫困者外，虽能交得起一定的诉讼费用但无力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的当事人也应有权享受法律援助。《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案》放宽了接受法律援助的资格条件，扩大了受助人的范围，为低收入者获得法律援助打开了方便之门。但这不意味着放弃财产衡量受援助对象的标准。通常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申请人只有经审查符合以下经济困难标准时，才有资格获得免费民事法律援助服务：（1）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三百英镑；（2）可支配资产不足三千英镑。如果申请人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三百英镑但不足六百九十八英镑，或者可支配资产超过三千英镑但不足某个具体的上限时，经其本人同意，申请人可以获得分担费用的法律援助服务。当然，如果法律援助申请人属于低保人员、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或者正在享受其他政府补助的，则无需接受经济状况审查即获得免费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资格。具体的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资格审查如下：如果申请人的可支配资产不足一千英镑，而其每周可支配收入为九十五英镑，即符合获得接受咨询及帮助服务的资格。由此可见，英国法律援助对象的由单纯收入的多寡确定援助对象到不完全以收入为标准而以是否应当获取帮助为标准确定援助对象体现了法律援助的真谛：让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

又譬如法律援助范围。早期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离婚案件，后逐步扩展到所有民事诉讼案件。从1883年左右开始刑事法律援助也已经被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1903年贫穷囚犯辩护法》，之后对它的进一步修改，都标志着刑事法律援助的正式确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还只是停留在律师出庭提供法律援助，虽然在1944年前也出现了免费的庭外法律咨询，但是法律咨询业务未被正式纳入国家法律援助的范围。直到《1972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出台，法律咨询才被正式确立，此外法律协助和法律也陆续出现并得到确认。英国法律援助的范围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形式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近代人权意识的增强，限制国家公权力与保障公民不受非法拘禁和审判，法治国家理念深入人心，刑事法律援助的确立恰恰顺应了这一潮流。此外，鉴于现当代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尖锐和复杂，法律援助也在向纵深发展，以多种形式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和效果保障是英国对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做的最有益的改革之一。它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英国最早的法律援助虽然有法律明确的要求，但是可操作性不强，政府也没有成立固定机构管理法律援助相关事宜，也没有相应的资金保证。因此法律援助成为了律师们的一种善举而不是义务。资金和效果往往是成正比的，资金的充裕会保证有足够的利益吸引律师为法律援助奉献一切。早期的法律援助没有被纳入到国家财政的范畴，每个律师仅仅是在凭借自己的良知和正义从事这项神圣的事业。因此很多律师千方百计逃避援助。甚至即使有律师承担了援助义务，但由于他们多是刚刚出道的年轻律师，缺乏经验，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援助任务，导致效果不理想。1919年英国虽然成立调查委员会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并得出结论，指明改革方向，但没有得到当时英国政府的重视。

直到1949年之后，法律援助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根据英国1988年《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法律援助委员会建立并维持一笔独立的法律援助基金，这主要来自国家拨款，由大法官进行监督。法律援助基金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筹集，一是社会捐助，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向法律援助委员会捐助法律援助基金；二是受助人捐献，如果受助人的收入和可处理资产额在法律要求的限度内，则他在得到法律援助的同时，应依法向法律援助组织捐献法定数额的金钱或者资产，作为接受援助的一个条件。

然而英国援助资金逐年递增，援助案件的数量却不增反降，以致办案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英国通过了《1999年接近正义法》。该法案引入了合同制和竞争机制，只有经过资质审查的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委员会签订了服务合同才能承接法律援助案件，获得法律援助基金。这样就摆脱了过去没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为了援助基金随意接案，办案效果不佳的困境。

法律援助范文第4篇

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按一定的程序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年司法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首次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求后，省司法厅于*年5月31日组建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法律援助机构——*省法律援助中心。*年，在省人大的有力指导下，司法厅积极主动地推动了地方性法律援助立法。*年9月22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和颁布实施了《*省法律援助条例》。*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称《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法律援助制度在全国的正式建立，我省的法律援助工作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到*年底，全省应建法律援助机构205个，已建197个。其中省、市级应建22个，已建22个；县（区）级应建183个，已建174个。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总数为562名，其中有律师资格243人。*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2497件，其中69%为民事案件，咨询15万人次，受援人达35442人。

二、法律援助常见问题解答

（一）哪些案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1、民事、行政案件：（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2、刑事案件：（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4）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5）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

（二）哪些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符合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法律援助条例〉确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通知》（川办发[*]40号）规定的公民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一是：城镇居民按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农村居民按上一年度国家公布的农村低收入贫困线标准执行。二是城镇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吃、穿、住、医、葬的；在养老院、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内由政府供养的；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的；参加我省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按最低养老金标准领取的退休、退职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城镇失业人员。

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单位（组织）：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县级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三）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些材料？

1、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2、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状况的证明；

3、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并支持其请求的案件材料；

4、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四）符合条件的公民向哪里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的，向相关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2、请求给予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相关义务机关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3、其他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向被请求人（被告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4、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申请由看守所转交法律援助机构。

（五）农民工朋友申请法律援助有哪些优惠规定？

针对当前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严重，并且农民工由于文化、经济等主客观条件条件的限制，很难通过自身的能力或聘请社会执业律师去维权的实际情况，我省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明确了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规定。

此外，为了为农民工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从机制上、措施上作出了部署。一是要把农民工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包括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满足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需求，设立专门的接待室、指定专人负责农民工的接待工作。体现一个优先、特殊原则。二是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农民工的案件要考虑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限内予以解决，既是为了尽快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尽早消除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要通过建立农民工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上报制度，完善案件跟踪检查制度和投诉处理机制等，保证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六）在保障残疾人获得法律援助方面有什么新举措规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近期*省司法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如何确保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获得无障碍法律援助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法律援助,就是通过各种渠道为残疾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援助,消除他们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面临的经济条件障碍、物质环境障碍、语言障碍和信息障碍,使他们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是在接待、受理方面，将残疾人列为法律援助重点对象之一。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在24小时内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也要提供法律咨询并引申请人去相关机构处理,不得推诿。二是在案件受理条件的掌握方面，按照《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向盲、聋、哑人提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不需要审查经济困难情况。根据各地法律援助资源可参照农民工工伤、劳动报酬法律援助条件受理的有关规定，适当放宽残疾人民事、行政方面法律援助的受援事项和经济困难标准。对有事实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情况紧急的，法律援助机构可暂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及时受理并先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允许受援人事后补交有关证明材料。三是在接待受理的物质环境改善方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建设和改善便利残疾人求助的办公接待场所和无障碍服务设施。有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要按照《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标准》改造办公接待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物质环境。

（七）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首先应该将该争议事项提交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在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情况下，才能将该争议事项提交人民法院，进入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必经程序。

（八）关于工伤认定、评残和赔偿问题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伤，应尽快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认定。若工伤致残的，在工伤依法认定之后，向劳动能力鉴定部门申请伤残等级评定。在上述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提出赔偿请求。劳动者对最后的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九）关于工资拖欠问题

劳动者在完成一定的劳动后，有依法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被无故拖欠时，应及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

（十）关于交通事故赔偿问题

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该及时报警，由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当事人在交管部门的主持下，对赔偿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被告所在地、交通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提讼。

（十一）关于对已生效裁判、调解书不服的问题

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判、调解书不服，应当依照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申诉。同时，可以通过的途径，请求人大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十二）关于婚姻家庭纠纷的问题

法律援助范文第5篇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法律援助关乎整个社会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文化的建立，对弱势阶层来说，法律援助是一个安全网，如果网络运作得好，就不至于将其抛到社会底层，与整个社会共同体形成对立。

然而，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却十分突出。在记者采访时，“经费紧张”是法律援助领域的一个关键词，而深究其理，事实却不仅如此。

关乎社会稳定的法律援助

2004年底的一天，当记者走进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时，约20平方米的服务大厅已被挤得满满的。

仅有的三个服务窗口前站满了排队的人。其中，有农民打扮的，也有小孩、老人和妇女。靠窗的一排椅子上，坐满了人，这是一群最需要援助的人。

一个民工模样的男子已经排了两个小时。他来自河南，他的工伤至今没有得到赔偿。他说话时，目光茫然。据他讲，他已经走访了好多部门，从出事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北京万森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第一次来这里电话值班。“到现在为止，已经接了十五六个电话，其中有四五个是关于民工工资问题的。”

而来自北京薪评律师事务所的叶星林律师，已经值了两天班，他提供的是面对面的咨询服务。仅12月13日一天，就接待了十五六拨人，其中涉及民工工资的有五六起。

12月15日，记者拨通了北京市海淀区援助中心148法律咨询热线，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告诉《望东方周刊》，2003年，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到咨询电话2．4万个，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16件。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在办一个案子，一位广西的民工来寻求帮助，我们接到求助就到问题企业协商，经过调节后，他最终拿到了7000块钱的工资。”

在2004上半年，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就有385起，占到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44．5％，高居首位。

在法律援助领域，需要法律援助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还有更多的弱势人群，如果不将这些人的行动纳入理性的法治轨道，非理性的手段就可能成为其选择。法律援助正是一道安全阀门。

法律援助经费每人一毛钱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学法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国家财政拨款1．52亿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是一毛钱。”

北京市2003年财政拨款500多万，平均每个人五毛钱，“这相对来说还是高的”，香港每年8个亿港币，人口才600多万，“这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2004年9月份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十周年座谈会上谈到目前法律援助面临的困境时指出：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经费仍然严重短缺；县区法律援助人力资源不足，法律援助机构基础建设薄弱，法律援助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尚未建立，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不少省份还没有采取措施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等3个授权事项，导致《条例》的有关规定不能落到实处。

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却是资源闲置。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中国有12万多名律师，10多万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动律师和基层工作者参与提供法律援助的潜力很大。 然而，现实是社会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只占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量的1／2，有些大城市的律师甚至完不成按年度规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这些问题是否应该归罪于律师?

政府责任缺位

“虽然国家要求地方财政把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但每年财政能拿出多少钱，现在没有依据，我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是零给予，有些地方财政一年就给一万块钱，一年却要受理两百多个案件，律师的报酬很低。”桑宁说。

他说，“律师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态度总体上还是好的，但如果一个国家法律援助制度长期建立在牺牲律师利益的基础上，最终是牺牲当事人的利益。”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业务部律师常明传介绍，由于资金紧张有限，造成法律援助的门槛比较高，10个人里头只有几个人能得到援助。

清华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邓轶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则表示，“我们平常运作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盟捐助。”

按照2003年9月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

但《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一年多来，情况不容乐观。

以海南省为例，得到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足2／3，还有8个市县的法律援助机构从未得到财政的拨款。

谁也不能被法律遗忘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从1997年成立到现在，收到了60多面受援者表达感谢的锦旗。这些旗帜让王学法感到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在他看来，法律援助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老百姓太需要了。

从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筹备时就在这里工作的桑宁描述了法律援助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在未来几年内，使符合接受法律援助条件的人都获得合格的服务。”

在桑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一段不远的距离要走：目前尚有3／4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救助。

桑宁介绍说，《法律援助条例》对援助对象的经济条件控制得比较严格，一般来说，是最低生活保障线。这样，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夹心层，位于夹心层的人，没有能力购买律师服务，同时又超过了援助标准，这部分的数量要远远大于那些符合救助标准的弱势人群。

在桑宁看来，法律援助都是需求大于供应，这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问题，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覆盖的人群多一些，发展中国家少一些。但夹心层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服务门槛会不断降低，夹心层会不断地被纳入援助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谈到司法公正时指出，公民可以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别而有先富后富之分，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加强激励机制，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司法公正与财富的平等不同，不能让一部分人优先得到法律的保障，而让另一部分人被法律遗忘，最后才实现人人共同享有的法律的保障。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

200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第一次进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之中。

十六大明确提山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范文第6篇

试点发现之一:辩护率显著提升

试点发现，从被告人角度，选择免费辩护的愿意较高。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接受了免费辩护停息告知的被告人中，选择免费辩护的比例较大，由此使D县法院在试点后辩护率显著提升。受各种因素限制，①协调组没能将免费辩护信息告知试点期间到法院的所有被告人。在150名被告人中，除14人属于指定辩护的情形，有68人接受了告知，其中，有35人选择免费辩护，其他33人中选择委托律师辩护的20人，选择自我辩护的13人。随着诉讼的进行，接受告知的被告人中，有一名先期准备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最终放弃了律师辩护，转而进行自我辩护。故68人中的实际辩护构成为:35名免费辩护，19名委托辩护，14名自我辩护。如果考虑指定辩护也是影响辩护率的重要因素，那么，当免费辩护的权利告知程序实施之后，辩护率状况为免费辩护为42%，委托辩护24%，指定辩护17%，自我辩护17%。这与试点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2007～2008年，D县法院审理的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辩护率高达77%，而律师辩护率仅为22%，公民辩护1%。两相比较，试点期间样本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上升了约60%。显然，影响辩护率变化的根本因素是增加了试点期间的免费辩护这一变量。辩护率发生显著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显然，对于选择免费辩护的被告人来说，“有辩护必要”是其选择律师辩护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之前他们的家人并没有为其委托律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家人认为没有必要聘请律师?考察发现，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被告人的家人都认为有请律师辩护的必要，而之所以没有委托律师主要原因为经济困难或者不了解聘请律师的渠道。对于“作为亲属，你认为给被告人请律师是否是必要的?”一问，17名受访者中，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共有15人，占绝大多数，没有必要的2人，说不清楚的没有。而对于“如果你认为给被告人请律师是必要的，为什么没有自己花钱请律师?”的追问，如表3所示，分别有接近一半的亲属选择“请不起律师”和“不知道怎样请律师”。尽管如此，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与课题组在试点之前的预设大为不同。②何以如此?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一方面，对于委托律师辩护的情形来说，委托辩护律师已经确定、免费律师辩护信息告知太晚是主要原因。对19名选择委托辩护的被告人，课题组当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题为“为什么委托收费律师进行辩护，而不选择其他(免费辩护、自我辩护)的理由?”其中13人接受了调查，另6人拒绝回答，根据回答情况统计为表4。如表3所示，13名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师辩护而放弃免费辩护，家人已花钱请律师为主要的客观原因(11人)，而极少有被告人(2人)从辩护效果预期的主观角度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是否委托律师其实并非取决于被告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家属的安排。这是因为，所有这些被告人都被先行羁押，虽然他们失去了寻找律师、委托律师的能力，但其亲属可为其代行使权利。另一方面，就选择自我辩护的情形而言，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案情较轻而无辩护必要则是其关键性影响因素。如表5所示，对于“如果你选择自己辩护，不请人辩护，理由是什么?”14名选择自我辩护的被告人中，共有10人认为“自己的案情很清楚，没有必要请律师”(6人)或“自己案情不严重，没有必要请律师”(4人)，占约70%;其次是“请不请律师效果差不多”(3人);认为“案情不严重，自己辩护效果更好”的只有1人。

试点发现之二:辩护效果平稳

就辩护效果而言，无论是客观性评估还是主观性评价，试点案件中的援助辩护都有一定效果，但相比对照组案件并无突出之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辩护意见采纳率较高，另一方面，从司法人员角度，援助辩护与委托辩护效果大体相当。总体上，援助辩护效果可以称之平稳。

(一)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

辩护意见采纳情况直接反映了律师辩护效果，而无论被告人最终是否被认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考察发现，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辩护意见采纳情况大致相当，前者案均采纳4．9件，后者为6．1件，其数量差异主要由辩护意见提出频率所致，而采纳率则基本相当。如图1所示，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辩护意见的案均采纳率均不低，且相当接近，这尤其是在法定从宽和酌定从宽情节方面。相对而言，“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基本事实成立，但不构成犯罪”及“基本事实成立，但构成轻罪”的辩护意见提出频率本来很小，其采纳情况受案情影响较大，因此，虽然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有一定差异，但不具有显著性。

(二)案件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表现为两方面:其一为是否作出定罪处理，其二为定罪后的量刑情况。就前一方面，在所有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中，虽没有无罪判决，但存在撤诉这种实质的无罪处理结果。其中，试点案件有一件1人被撤案，而对照组案件则有两件5人。考虑到对照组案件与试点案件数量之比，上述撤案情形之比较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分析这三起案件，可以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中律师作用都较为明显。撤案处理的试点案件为一起共同盗窃案件，书指控(最终被撤诉的)被告人的作用是负责望风。该被告人不承认指控，而律师也对控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辩论阶段提出“控方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辩护意见。双方辩论激烈，第一次庭审时间达180分钟，第二次开庭后公诉方即以“证据变化”变由撤回。与之相比，撤诉的对照组案件均为自诉案件，且案由都是故意伤害。这两起案件(A、B)中，只有B案4名被告人中有1名聘请了律师。分析撤诉原因，A案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法官调解，被告人也缺乏律师辩护，未有辩护功能的体现，故庭审时间只有30分钟。B案略有不同，辩护律师对原告出示的7份主要证据均提出异议，且自己提出4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与原告方形成激烈对抗，庭审时间也多达100分钟。最终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为试点案件34人、对照组案件110人，对照组案件中，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36人、自我辩护的74人。课题组拟在控制指控严重性这一因素之后，比较分析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量刑状况。为此，课题组选择了审判程序这一控制条件，即认为分别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况下，指控的严重性大致相当。考察发现，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形下，试点案件的量刑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案件，无论是律师辩护案件还是自我辩护案件。如图2所示，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试点案件适用拘役、缓刑之比共为36%，而对照组的律师辩护案件和自我辩护案件分别为89%和55%。而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情况下，如图3所示，试点案件的拘役、缓刑之比累计26%，对照组的律师辩护案件和自我辩护案件则分别为48%和43%。是否律师辩护不力导致试点案件的辩护效果不如未试点的律师辩护案件，甚至是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情形?分析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图1中，试点案件中关于量刑的辩护意见采纳率不弱于对照组案件，按常理，在控制其他变量因素影响之后，案件的裁判结果也应相当。故量刑结果的差异可能出于案件的结构性因素，分析结果印证了这种判断。具体而言，试点案件中被告人被羁押的比例及其为外地人的比例较大，从而导致其更可能判处较长刑罚或者更可能判处实刑而非缓刑。首先，就强制措施的适用状况而言，试点案件的所有被告人均被先行羁押，而对照组案件的羁押率相对较低。如表5所示，对照组案件的羁押率只有66%，其中律师辩护案件为72%，自我辩护案件为64%。其次，就被告人的籍贯而言，试点组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的被告人。如表6所示，试点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为50%，而对照组被告人的同一比例只有35%，其中，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为33%，自行辩护被告人的同一比例为36%。

(三)主观评价

从诉讼参与人角度，试点案件辩护效果如何呢?考察结果构成客观效果评估的一种有效补充。问卷发现，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被告人亲属，大多认为试点案件中援助人员的辩护总体有一定效果，其中，司法人员的评价更加积极。如表7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有8人认为“有效果”，而17名被告人亲属中有11人作出同样选择。更进一步，在评价援助人员辩护效果的具体表现方面，司法人员和被告人的亲属感知不尽相同。司法人员的评价比较多元和分散，而被告人亲属的认知较为单一。如表8所示，9名司法人员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效果分别表现在“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方面”(6人)、“案件的定性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5人)、“促进案件的公正审判”(5人)、“案件量刑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3人)，而被告人亲属的评价集中在“案件量刑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7人)。从司法人员角度，通过与委托辩护的比较能够更为确切地印证其评价态度。这种比较发现，绝大多数司法人员认为两类辩护的效果相当。就“与委托辩护相比，你认为授助人员的总体辩护效果如何?”9名司法人员中，认为两者辩护效果相当的达8人之多，1人说不清楚。逆向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司法人员与被告人亲属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效果之所以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其所辩护的案件性质所决定，无援助人员的辩护能力、态度、辩护权保障无直接关系。如表10所示，对于“如果你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工作总体上没有效果或者效果果不好，主要原因是什么?”5名作出选择的司法人员均选择“案件事实一般很清楚，不管辩护如何，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是一样的”，而4名被告人亲属中有2人作此选择。

试点发现之三:辩护方式单一

试点中，援助辩护主要倾向于在研究案卷基础上积极地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则相对消极。尽管如此，在主观评价方面，受访人员总体上认为援助人员的工作态度较为积极、辩护能力较强，此外，司法人员还认为援助人员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庭前和法庭之上。

(一)客观辩护方式

1.庭审发问情况。辩护人在庭审中的第一种辩护方式即是向被告人发问，其价值是发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并为此后的质证、举证和辩护奠定事实基础。考察发现，无论是试点案件还是对照组案件，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的次数均不多。如表11所示，试点案件中辩护人向每名被告人平均发问只有0．9次，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也不过1．2次。试点案件的35名被告人中，有20名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发问;而对照组的37名被告人中，也有18名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发问。辩护人发问普遍不甚积极的原因，很可能是被告人认罪态度所致。试点案件中，被告人不认罪的只有2人，而对照组案件则只有1人。由于被告人认罪，控、辩双方对指控罪名和案件事实无争议，因而辩护人发问至多只需要核实一些量刑情节。

2.质证情况。质证情况反映了辩护人对控方证据的基本态度和意见，它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否定性评价，即否认控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和可采性;另一种情形是肯定性评价，即从控方证据中发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司法实践中可见的主要是前一类型，即质证异议，试点中亦不例外。在此基础上，考察质证异议的频率和异议内容可反映辩护人对指控事实的对抗性程度。考察发现，无论是试点案件还是对照组案件，律师质证均不甚积极。首先，从质证频率看，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质证频率总体较低，前者略多。如表12所示，试点案件的质证频率平均为0．29次，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只有0．24次。其次，从异议内容看，试点案件全部集中在证据证明力问题之上，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则相对平均地分布于证据客观性、证明力及证据资格问题。

3举证情况。对比研究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举证频率总体不高，而有限的举证基本集中在证明被告人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证据方面;相对而言，试点案件的举证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案件。如表13所示，试点案件的平均举证频率为0．23份，而对照组案件相对较高，为0．79份，除了对照组案件中有一起自诉案件的辩护人提出4份无罪证据，其余所有证据均为证明被告人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证据。需要解释的是，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之所以出现举证频率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大多数试点案件由研究生辩护。他们虽然已取得律师资格，但尚未领取律师执照，囿于刑诉法规定的取证权限制，未能充分展开调查取证。

4.辩护意见提出情况。考察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的频率相当且均不低，辩护意见内容都倾向于量刑情节的辩护。略有差异的是，对照组的辩护意见在法定量刑情节上的频率明显超过试点案件。如表14所示，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辩护意见频率分别为3．6份和3．65份，从辩护内容看，两者都主要集中在量刑情节的辩护、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的辩护方面，前者为2．63份，后者为2．54份。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差异显现于法定从宽情节的辩护意见方面，后者约为前者的一倍(0．97:0．51)。这是因为，对照组案件中有13名未成年被告人由指定律师辩护，而“犯罪时未成年”属于法定从宽情节。辩护方式的综合作用会体现在庭审效率方面，即，在控制了案情复杂性等因素之后，辩护作用越积极则庭审时间越长。考察发现，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庭审耗时相当，而在普通程序之中，试点案件的庭审耗时则明显超过对照组案件。如表15所示，简易程序中，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庭审耗时量差之比为1:1．1:1．1，而普通程序则为1:0．84:0．55。

(二)主观评价

从辩护方式角度，司法人员和被告人亲属的主观评价包括三个方面:援助人员的工作态度，辩护能力及具体的辩护作用。具体而言，就“你认为援助人员对辩护工作的总体态度如何?”一问，如表16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有8人认为“很积极”或“比较积极”，而17名亲属中认为“很积极”的有14人。从司法人员角度，课题组也尝试让他们与委托辩护律师进行比较，9人中有8人认为态度“差不多”，另有1人认为援助人员“更加积极”。就“援助人员辩护能力”的问题，如表17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认为援助人员“能力很好”或“能力较好”的共7名，17名亲属中的同类选择则有14人。没有1名司法人员或亲属认为援助人员“能力较差”或“能力很差”。与委托辩护的律师比较，9名司法人员中有5人认为援助人员“能力较强”，有2人认为“能力相当”，只有2人认为“能力较差”。从司法人员角度，课题组进一步了解“在援助人员参与辩护的案件中，你认为他们在哪些环节发挥了一定作用?”对此，9名司法人员中分别有7人和8人认为是“开庭前交换意见”和“庭审中的辩护”，只有2人认为是“庭后交换意见”。就作用排序情况看，大多数法官、检察官认为援助人员通过开庭前交换意见而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一发现让课题组颇感意外。因为援助人员大多具备较好的法律素养，而课题组也曾假设他们的辩护工作会吻合“庭审中心主义”的理想设计，故跟踪考察的也是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而对其庭外与法官、检察官的庭外沟通情况并未加以关注。但随着试点的展开，援助人员越来越发现，有效的庭审辩护不止体现在举证、质证和辩护意见的准备方面，与法官、检察官的庭前交流更容易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基于试点的改革建议

法律援助范文第7篇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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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范文第8篇

一、以建立健全机构为出发点，全力构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法律援助工作科自从设置以来，加强了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完善工作，多次拟定实施意见，到总工会、老龄委、团委等相关部门协调，相继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目前，全区拥有法律援助中心x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x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x个，法律援助志愿者达x人，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二、认真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确保人员、经费、制度落实

自《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后，该法律援助工作科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条例》，确保“三个到位”：

1、领导支持到位。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在《条例》颁布之时，该工作科及时将《条例》送至法院、妇联、共青团、总工会、老龄委及区领导，主动汇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2004年，省法律援助中心到xx区开展了法律援助调研活动，市政府目标办专门到区法律援助中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通过强化宣传、促进了《条例》在全区的贯彻、落实，营造了各级领导关心、重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局面。

2、人员到位。确保人员落实到位，是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必备条件。通过该工作科积极协调和努力争取，2004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实了x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目前，中心有法律援助专职律师x名，管理人员x名，工作人员x名，基层援助工作站均设有专兼职工作人员，全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达xx人。

3、经费保障到位。该工作科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商，争取领导重视支持，争取财力保障。2004年，争取到x万元援助经费，并且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三、加强软硬件建设，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中心

按照江苏省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积极开展了规范化创建活动，一是狠抓硬件建设。重新制作了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和法律援助公示栏，并摆放在显著位置。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增至四间，设有专门的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等，使用面积达xx平米以上。同时还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电话、传真机、文件柜、办公桌等，建立了法律法规数据库，使中心的硬件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狠抓软件建设。结合本区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上墙公布了法律援助的受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完善法律援助各类工作台帐，实行电脑化管理，制作和印发了100000张法律援助联系卡，发放到全区家庭，向xx户困难家庭发送了法律援助温情卡；公开五项承诺，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利用律师参与政府接待，为困难群众现场提供咨询、代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建立了每日值班接待制度，实行窗口文明用语，规范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通过一张笑脸、一杯茶、一张椅子、一席话，使来访群众感到舒心、放心，使他们抱着希望来，带着满意走，法律援助工作实现了零投诉。

四、积极健全和落实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该工作科重新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先后制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法律援助工作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接待工作规定”、“法律援助首问首办责任制度”、“法律援助一次性告知制度”、“法律援助机构案卷归档管理规定”、“法律援助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督和检查制度”等10多项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统一发放至各基层工作站。专门印制了宣传资料，将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醒目位置公示上墙，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和条件。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年活动：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案率；二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即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类别要以困难群众的民事案件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形式要以诉讼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民事案件占x%，诉讼案件占x%，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案件占x%；三是加大法律援助质量检查。专门组织人员对乡镇、街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检查、指导，从台帐登记、报表统计、案卷归档、建立公示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力争达到“接待咨询规范化，操作流程规范化，结案归档规范化”。

为保证办案质量，该工作科积极探索建立日常管理工作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水平，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近年来，共组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项检查x次，开展业务培训x次，在工作指导中始终贯彻坚持两个原则：1、不能假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服务，《条例》实施后的援助案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2、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能因为是自愿行为或者义务活动而不顾服务质量、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经上门征求法院意见以及当事人反馈情况，两年来xx区法律援助案件的满意率达到100%。

五、以关心弱势群体为着力点，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范文第9篇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

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细化案件质量标准。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实施细则》，以案件办理程序为依据，针对案件办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对各类案件各个办理环节的质量标准进行细化，以确保受理质量、指派质量和办理效果。按照部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内容制定管理流程和各项工作台帐。按照部级、省级、市级法律助案件质量管理文件内容制定相应的制度，特别要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案件初审、提交审批、指派的流程，以具体的制度指导办案。

法律援助范文第10篇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首先要在思想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树立起维护公平正义的思想。为了加强思想建设，盘

县法律援助中心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在

二、争取政府支持，重视硬件建设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其对象是弱势群体，其目的是维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不同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是有偿服务，但要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必要的经费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为能保证基本的办案经费，**司法局积极争取县政府的支持，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了每年

的财政预算，从2004年至今，县政府每年拨给6万元的法律援助经费。正是因为县政府对这一工作的大力支持，使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上了新的台阶。如今，**法律援助中心现有行政编制人员2名，事业编制人员3名，由原来的无独立办公室到现在独立的两间办公室（办公室和接待室各一间），开通了“12348”专线电话，配备了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及文件柜等办公设备。为我县法律援助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严格规范管理，确保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中心自成立伊始，就清醒的认识到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法律援助中心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例如：《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指派程序规则》、《接待咨询登记制度》、《接待来访规则》、《投诉制度》、《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首问责任制度》、《服务承诺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等。对整个工作的程序作出规定，使各项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在针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进行统一管理，严格按照统一受理、统一审查、统一指派、统一监督的“四统一”原则。这既保证了办案质量，也杜绝了乱向受援人收取费用的情况，因对办案质量进行了有效的监督，消除了受援人认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是否存在援助工作人员敷衍了事的疑虑。同时也提高了援助 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在群众中信誉度良好，满意程度提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至今没有任何投诉现象发生。

工伤认定的终审判决下达后，仍不服劳动部门的仲裁决定，又向县法院，这一系列的程序一拖就是一年， 2006年4月25日 ，**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经法律援助中心承办人员出示大量的证据和耐心劝说之下，砖厂的老板最终同意一次性赔偿**壹拾贰万玖仟陆佰元（129600.00元），这起历时一年多的工伤事故赔偿纠纷终于在**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下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案件办结后，**电视台专门为此案制作了一部题为“漫漫维权路”的法制宣传专题片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