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致谢词范文

房地产致谢词范文第1篇

一心奉献 社团精英

认识梁启霖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所担任的一个社团重职——香港华商会会长。就在刚过去不久的香港华商会2013年新春团拜活动上，他满腔热情地发表致辞，呼籲民族团结，倡导和平，言辞激昂，令参会者记忆犹新。这就是朋友们眼中熟悉的他，爱国爱港、一心奉献。

2003年，为促进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及教育之交流与合作，梁启霖先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共同筹备及创办了香港华商会，设联络总部於香港，立足大中华的枢纽，为海内外华人工商企业，建立一个敦谊交流、精诚合作的服务平台。许多人仍记得在创会当天，创会成员之一的梁启霖先生带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发表了感人心弦的创会感言，“提笔写这段致谢词的时候，真的有点兴奋，回顾筹备过程中的甘甜苦辣，随着键盘的敲打而一一浮现於心中……让我带着感激向你们致谢！”

成立以来，香港华商会积极推动两岸四地的交流与合作，在香港推行发展各类项目，如培养人才、捐校奖学、投资考察、促进国际技术合作，牵头筹组两地商务协调会等。期间，梁启霖会长受到内地相关部门之邀，经常组团带领会员前往内地考察、交流、投资，大力推动了两地华商及经贸合作的大门，为两地长远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时光荏苒。2012年，香港华商会成立的十周年会庆隆重举行，近六百位来自两岸四地的会员及各界友好欢聚一堂，同时邀请到众多嘉宾前来主礼，使得宴会熠熠生辉。

当晚，梁启霖先生就任2012-2013年会长，在致辞时他表示，该会成立十年来，历届会长、副会长出钱出力，薪火相传，使会务不断发展壮大。在十年的历程中，苦乐参半，但大家坚持创会宗旨，致力促进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为广大华商提供服务，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未来希望全体会员，以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作为勉励，共同为该会的发扬光大再作努力！”

香港华商会，只是梁启霖先生参与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实，他所参与的服务机构很多，多年前就已加入狮子会、童军等服务团体，现仍是香港交通安全队特遣署署理副署长、香港童军总会贝登堡联谊会永远会长、国际狮子会总会380区会员、中国广东电白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委员（97-12）、深水埗街坊福利事务促进会永远名誉会长。担任多项公职，代表着佔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梁启霖先生认为，“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取之社会，理当回馈社会。”带着感恩回馈之情，本着付出的心，他履行着自身的社会责任，一点一滴。

事业之路 多元发展

梁启霖先生，祖籍广州，早年随家人来港，其创业历程是一个不断学习、追求、创造机会的过程，每一阶段都充满了智慧、勤奋，以及永不放棄的坚持。

还是在学生时代，梁启霖先生便跟随父母来到香港，一直利用打工赚取的学费，在珠宝行里做学徒，月薪五百元。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不惜花费一个月的薪水当学费，聘请老师，学习英语。而真正令他开始改变生活状况的是一位朋友的相助，开始无需本钱，做起了专售台湾运动鞋的小贩生意。在那个物质相对短缺的年代，又凭借着亲和的销售技巧，短短一个晚上，他竟然赚取了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令他欣喜不已，从而开始慢慢地积攒起第一笔财富。

“在从事珠宝行时，结识一位从事法律业的老先生，他带我入行，並发现许多公司的顺利经营，都涉及到法律专业，拥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一次机缘巧合，梁启霖先生接触到法律並用心钻研，先後考取了中国司法部高级培训刑事辩护律师证书、中国司法部法律专业证书、中国内贸部法律顾问执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法律培训合格证书等，在专业方面拥有与时俱进的知识储存量，之後一直有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如今，他仍是香港执业律师事务所的总经理，拥有三十多年的相关经验。他亦真诚地呼籲大家用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以专业知识为企业的运作护航。

进入九十年代，梁启霖先生又找到了开拓事业的机会。因他八十年代进入房地产业发展，还创办了规模不小的环宇集团，公司发展十分蓬勃，但因无暇顾及，他将公司的财务工作外包一家会计事务所，但对方在工作成果等方面，达不到他想要的专业高度。从中，梁启霖先生发现专业、高质素的会计领域存在很大空间，由此通过自修对会计流程进行熟练常握，同时又考察了市场确定市场确实存在空间之後，立即开办了环宇商业会计秘书事务所，业务范围涵盖秘书及顾问服务、理账、报税、註册成立有限公司、起草中英文合约、中外企业融资、和解中外经济纠纷、协助解决公司坏账等。从而，梁启霖先生从法律领域自然而然地跳入会计领域，这种敏锐的市场触觉，灵活的应变手段，是许多人成功所具备的要素之一。

在与员工相处之时，他注重培养员工自我质素的提升，常以“虽知正确无误，不妨再覆检”的话语共勉，以认真严谨的态度，追求工作每一个完美的细节，以留给客户一个专业、高水準之印象。

随着香港越来越多地融入内地，梁启霖先生亦由香港进入内地，利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所拥有的多方便利因素，开设有千百汇贸易有限公司、千百汇礼品有限公司，与内地数十家工厂建立紧密的合作关係，既有内销，亦有出口。当然，崇尚多元化业务，善於把握机遇的他，並不满足某一领域的成就，他还是环宇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环宇商业会计秘书事务所董事总经理、汇联财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等等，多方面地巩固其事业版图，赢得未来！

房地产致谢词范文第2篇

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应当去律师事务所、去机关或者出国。从六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即将进入社会，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

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要有车有房，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三线城市都能实现的目标？

连续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公交车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让我想通了的几件事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块差不多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才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更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三百块管吃饭呢。怎么工作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豁然开朗，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条，而绝不仅限于那么两三条。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家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群体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我在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是人生大温拿（温拿――英文“winner”的音译，意“赢家”）。”

结果先生看到以后，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很快我也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一定有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我的理想是开一家餐馆

心理负担卸下得差不多了，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

其实一直以来我有个理想，就是去开一家餐馆。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我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不得不提的是，雕爷牛腩、黄太吉这样风头正劲的用互联网思维操作的餐厅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发。但在实地吃过雕爷百元一碗的牛腩饭和黄太吉十几块钱的煎饼果子后，我却发现两者运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只是通过强营销提高了顾客的期待，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善顾客体验，同时顾客还需要为营销成本付账单。

互联网思维做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快的、爆炸式的东西，而餐饮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积淀的东西。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快慢之间，容易脱节。

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认为关键在于卖什么产品：有没有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

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条对应。在我的家乡常德，米粉被当作每天早餐的主食，常德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米粉店。

除了色香味俱佳，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要提前十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人可以把煎饼果子、肉夹馍经营成中国的汉堡和热狗，那我想米粉最终被经营成中国的意大利面，也可以展望。

做米粉做成一门艺术

我最终下了决心。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

最后。我和同伴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最后才制作出几张配方。

2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最终蜗居在了环球金融中心。4月4日，我的“伏牛堂”正式营业。

“伏牛堂”是我一个小小的试验平台。在这家店里，不设服务员，我们摆了三个垃圾桶。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按照残汤、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丢进去。作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我们则回馈一份水果。这个试验对我们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一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铺则节约了人工。

或者未来这家店能够像美国的快餐店一样。只需要一两个人就能搞定。节省出来的成本，用于提高员工待遇，为员工提供培训、职业发展。如果能够形成模式，或许餐饮业会慢慢吸引更多的大学生，让做米粉成为一种艺术。

此外，“伏牛堂”还做了很多我感兴趣、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和“绿色和平”的合作。和“参差计划”的合作等等。它的未来就像一个操作系统，有着无限可能，可以加载许许多多的APP。我尊重我的米粉，尊重餐饮业，所以我带领员工看了将近十次《寿司》之神，力求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做到极致。

房地产致谢词范文第3篇

一边是“高大上”的北大硕士头衔，一边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职业，两者相撞，引发了网友对“接受高等教育究竟为了什么”的争论。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用于造福社会，就理应赢得尊重。正是因为认同这样的价值判断，许多网友为张天一送上了掌声。他们认为，每一种创业、每一次创业、每一个创业的人都值得尊重。

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一位北大硕士毕业生去卖米粉，怎么对得起国家和父母的培养？北大培养的研究生资源就这样配置？如果大家都用“大炮打蚊子”，社会又该怎样良性发展？

面对亲戚、朋友的困惑及网友的质疑，张天一专门写了名为《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一文。他表示，北大硕士卖米粉不丢人，“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把‘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之类当作炒作的噱头，而是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这个社会才算是正常的”。

以下为《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原文。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

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

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要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为什么开餐馆？

连续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差不多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还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元管吃饭呢。怎么工作就会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条，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暖。”

这段话在我看来，是表达了我关于人生的想法。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一句教诲：“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6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6年的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一定那么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心理的负担七七八八卸得差不多，我开始认真考虑开餐馆的问题。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岗位无高低，分工有不同”这句话，道理每一个人都懂，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这也是小学文化的驾校教练觉得工作好找而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来炒作或当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

这就是我的理想，去开一个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是实现。

为什么做米粉？

我最后联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也让我很受鼓舞与感动。这个团队里，有硕士、有MBA、有公务员，我们经营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雕爷牛腩、黄太吉这样风头正劲的用互联网思维操作的餐厅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发。但在实地吃过雕爷100元一碗的牛腩饭和黄太吉十几块钱的煎饼果子后，我却发现前两者运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只是通过强营销提高了顾客的期待，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善顾客体验，同时顾客还需要为营销成本付账单。

互联网思维做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快的、爆炸式的东西。而餐饮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积淀的东西。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快慢之间，便容易脱节。黄太吉的名声是大了，可是产品却未必改进得那么让人满意。

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认为关键在于卖什么产品：有没有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

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条对应。而我的家乡常德，正是把米粉当做每天的早餐主食。常德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样的米粉店：十几张桌椅，五六个小炖锅，锅中，汤水翻滚，牛肉飘香。煮粉的水、牛头汤头、始终保持着小小的沸腾，香料的多层次味道、牛油的醇味、汤头的鲜味、辣椒的香味、牛肉的肉味，俱在慢火熬制中盘旋蒸腾，纠缠不休。若有客人进店。一碗千呼万唤的米粉在滚水中沸腾，浇上汤头、牛头油码，撒上几撮香葱，滴上数滴香油，抹上一二胡椒粉，红、白、绿三色交融，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要提前约十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人可以把煎饼果子、肉夹馍经营成中国的汉堡、热狗，那我想米粉这种有着巨大的地域代表性的食物最终被经营成中国的意大利面，也可以展望。

无限可能的操作系统

我最终下了决心。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一天吃一碗是享受，一天吃十碗则是噩梦，我的一位合伙人和我开玩笑说。吃米粉已经吃得冒火。

最后，我们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买了一把小秤在无数个夜晚里面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这几张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蜗居在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再把相关手续的时间算上。4月4日正式营业。这个速度应该是神速了，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搭上了大学所有的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还干着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职，一个意外之喜是体重轻下来了将近15斤。

在写字楼里面开餐馆，有的时候忙到半夜，可是心里面却充满愉悦。

“伏牛堂”是我一个小小的试验平台。这家店里，不设服务员，我们有三个垃圾桶，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按照残汤、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好。作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我们则回馈一份水果。这个试验对我们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一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铺则节约了人工。

或者未来这家店能够像美国的快餐店一样，本来需要四个人来运转，最后只需要一个人、两个人就能搞定。节省出来的成本，用于提高员工待遇，为员工提供培训、职业发展，如果能够形成模式，或许餐饮业会慢慢吸引来更多的大学生，做米粉成为一种艺术，餐饮业也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吧。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不靠谱心愿。此外，伏牛堂还做了很多我感兴趣、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和绿色和平的合作，和参差计划的合作等等，他的未来就像一个操作系统，有着无限可能，可以加载许许多多的APP。我尊重我的米粉，尊重餐饮业，所以我们看了将近10次《寿司之神》，力求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做到极致。在尊重的前提下。我们也想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昨天，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我想了想，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或许对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经成功了吧。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没有可以再争取，不难，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

房地产致谢词范文第4篇

“嘉道理别墅”时期

嘉道理别墅的原主人艾利・嘉道理，是声名显赫的嘉道理家族在中国的第一代创业者。19世纪八十年代，嘉道理从遥远的伊拉克巴格达来到了中国香港。他起先在沙逊洋行做办事员，几年后被解雇，便带着借来的500元港币，凭借犹太人在语言方面的特殊秉赋和经商才干，以香港为跳板来到了当时尚未繁荣的上海发展。在经营茶叶及陶瓷获利甚丰后，便购入大量土地。那些土地后来都大幅升值，以致利润与财富以倍数增添。借着这些原始的资本积累，嘉道理于1903年成立了中华电力公司，之后又购入香港和上海大酒店的大量股份，成为大股东。19世纪末，他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办实业，在建筑、房地产、公用事业、橡胶、金融等行业都有投资，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开创了香港第一家经纪行。1926年，他因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如上海的育才中学，即今育才中学，是他出资创办；又捐款创办上海首座肺结核病院，即今上海第一结核病院等），被英王授予爵士封号。20世纪三十年代，嘉道理的两个儿子：劳伦斯・嘉道理（1899年生于香港）、霍瑞斯・嘉道理（1902年生于伦敦）协助其父亲开拓事业，形成嘉道理家族集团，在上海滩名望渐大，成为与沙逊、哈同等齐名的犹太商财团。

事情还要从1919年说起，这一年，艾利・嘉道理原先在今黄陂南路上的住宅失火，妻子摩卡塔为救被困屋内的家庭女教师而丧生。嘉道理悲痛欲绝，为避免触景生情，带着两个儿子去伦敦暂住。行前委托好友建筑师布朗为他在大西路（即今延安西路上）重建新屋，却不知布朗是一个有名的醉汉，常常是喝足了白兰地后对图纸大抒豪情，结果把供四五人居住的宅院造成了一座大理石宫殿。结果，1924年新屋落成，嘉道理重回上海时，看到的是“一幢宫殿式的建筑和一个烂醉如泥、正躺在医院里的布朗”，而管理这幢花园洋房至少得用三四十个佣人，更让他吃惊的是，承包商寄来的账单上竟是高达100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按当时米价折算，可买大米5000万斤，足够14万人吃一年。别墅以巨额的白银建造，弄得嘉道理哭笑不得；但这毕竟是一座美丽的建筑，而且嘉道理本人也十分喜欢这幢建筑。

嘉道理花园占地约15000平方米，正面朝南，通过三跑台阶可上主楼正门前的大平台。每跑台阶两侧各有铁塔形灯座一具，面对花园中央入口处有一排仿爱奥尼式柱廊。公馆有大小房间20余间，底层有可容800人跳舞的大厅和近百人用餐的餐厅。主人卧室及起居室位于二楼。主楼内部装饰仿18世纪欧洲皇宫样式，富丽堂皇。门楣精雕细镂，漆以古铜色花纹。室内墙面多用金箔贴饰，房顶饰以石膏图案，色彩花纹各异。楼梯全用大理石砌就，柚木扶手，铜质栏杆。地坪除用大理石外，均为水曲柳、柚木嵌线图案。大厅四壁用大理石雕刻，顶上悬挂8盏玻璃珠子吊灯，成三二三排列，华灯齐放，满堂生辉。公馆外的花园内树木葱郁，绿草如茵；南面的草坪上更是建有马厩、鹿厩、网球场、暖气花房等，是供嘉道理家族及其亲朋好友们玩耍享乐的天堂。这样的一座皇宫，你能想象它是一个醉汉设计的吗？

然而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并不长久，抗战初期，从欧洲逃过来的犹太人很多。1938年10月，大批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霍瑞斯・嘉道理首先出面召集救助会议。上海所有的犹太社团和社会救济组织都来到这座“大理石宫”，决定建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并采取联合行动帮助难民。嘉道理家族不但捐出巨额钱物，而且还出资创办起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专收欧洲犹太难民子女，使这些正在逃难中的青年及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嘉道理家族首先发起的集体救援在这场灾难中做出了积极而有价值的努力。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嘉道理是犹太人，“嘉道理花园”被日本人接管，所有财产均被没收，一家人甚至还被关进了集中营。后来，因嘉道理身患重病才被放出，但软禁在花园内下人住的小房子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嘉道理花园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插曲：有一天晚上，前法国驻沪法院首席法官考夫曼怀抱一根7公斤重的金条前来叩门，要求嘉道理两兄弟帮忙藏匿。后来，嘉道理的儿子劳伦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一贫如洗并被软禁起来的战俘，我们的感情十分复杂。尽管如此，弟弟和我仍在半夜里偷偷溜出屋子，跑到花园中，把那根7公斤重的金条埋在一棵树下。9个多月后，战争结束了。我们找到了那根金条，并把它归还给考夫曼。”可见嘉道理一家品格的高尚。

抗战胜利后，美军登陆上海滩，他们通过瑞士领事馆与嘉道理兄弟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他们仍住在大理石宫内。兄弟俩十分兴奋，他们进入大理石宫后打开了所有的电灯，以示欢庆战争的胜利。后来这里成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人的活动中心。解放后，嘉道理家族结束了上海的业务，转至香港经营。经宋庆龄先生提议，1953年5月31日，上海市有关领导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欢晚会上宣布：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正式开幕了，地址就选在正在举行晚会的“大理石大厦”。随后又在院内先后修建了科技楼、游艺楼、小剧场和天象馆，使得这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劳伦斯・嘉道理夫妇于1979年再次来到上海时，特地参观了已然面貌一新的少年宫，心情非常激动。他说：“我父亲特别喜爱的大理石大厦，已成为几千名儿童获得知识的地方。”1989年嘉道理别墅被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1997年8月2日至8月8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斯、西班牙、泰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千余名“和平少年代表”欢聚上海，举行上海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为歌颂和平、传播友谊、创造未来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草坪上立下了和平友谊门。

宋庆龄与中福会少年宫

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远方，和蔼的面庞上浮现着千百万少年儿童再熟悉不过的微笑……2003年，为了纪念中福会少年宫成立50周年，一尊名为“宋庆龄和孩子们”的汉白玉雕像在中福会少年宫落成，雕像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精心打磨而成，在大理石基座和灯光的映衬下，显得素朴大方、柔和典雅。

宋庆龄，这位一生以“缔造未来”为己任的伟大女性站在自己亲手创办的中福会少年宫内，怀里拥着两名少年儿童。她的脸微微向左侧，调皮的小男孩正把小嘴凑过来，想亲一亲可亲可敬的宋奶奶，传递着孩子们对她的崇敬和热爱；而在她的怀抱里，一个小女孩正开心地笑着，那是一代代在宋庆龄关爱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的写照。雕像创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润垲、张得蒂夫妇说：“‘爱的呼应’正是作品的立意所在。”参加揭幕仪式的主角是孩子们，他们认真聆听了少年宫老学员讲述宋庆龄开创新中国校外教育事业的历史，并踊跃地在雕像前和“宋奶奶”合影留念。

宋庆龄的一生都是同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四十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就在上海劳动人民集中的地区开展了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和福利工作，创办了3所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剧团，这是中国儿童校外教育机构的雏形。其中，第一儿童福利站的前身是创建于民国35年（1946年）10月12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图书阅览室，位于沪西胶州路725号晋元小学内，由教育家陈鹤琴任主任，民国36年4月4日扩建为第一儿童福利站，宋庆龄亲临检查、指导工作，并辅导年仅7岁的吴方看书识字；第二儿童福利站创建于民国36年10月10日，位于沪东许昌路811号通北公园内，由陈维博负责筹建并任站长；第三儿童福利站创建于民国36年11月7日，位于虹口乍浦路245号昆山花园内，先后由周尔贤、丁景唐任站长。这三所儿童福利站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儿童工作组第一任组长为俞志英，后由顾锦心继任。宋庆龄非常重视儿童福利站的工作，她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对外宣传画册《上海儿童工作组》的卷首语中写道：“本会的工作，在1946年10月已经开始。从那时以后，我们的三所儿童福利站就成为它们附近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不管他们遭遇个人的疾病或火灾的祸害，想读书或做一个舞台演员，无论他有怎样的要求，他们知道他们都会从福利站方面得到同情合作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宋庆龄为儿童福利站确立的工作原则是“自助助人”。3所儿童福利站先后为附近失学儿童办起了扫盲识字班，招收的学生有黄包车、三轮车夫，失业工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课本是自编的两年制4册《老少通》，有语文、算术、常识、唱游等课程，上午、下午、晚上都开课。识字班普遍推行陶行知“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经过短期培养，发现和挑选那些最适合而且愿意为失学儿童服务的品学兼优的孩子做“小先生”，并在识字班的教学活动中对“小先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扫盲工作的积极性作进一步考查。由于“小先生”们自己的生活与识字班学生比较接近和熟悉，因而更加有助于获得信任和欢迎，有利于开展工作。而福利站的老师则是对“小先生”的工作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在每周一次的“小先生”会议上，一起参加讨论和帮助解决“小先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民国36年（1947年）下半年起，儿童福利站开设了家庭识字班，“小先生”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小先生”们带着小黑板、粉笔、识字课本，到弄堂里、马路边、棚户区、墓地旁或家庭的灶披间、阁楼上，为沪西、沪东、虹口地区的贫苦失学儿童开班上课，并办起成人识字班、童工识字班和难童识字班。“小先生”制的推行，以少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取得良好的扫盲成果，宋庆龄本人亦十分赞赏和重视儿童福利站推行的“小先生”活动，亲自到福利站进行视察并给予鼓励。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暑假，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西郊虹桥路1191号为180多名“小先生”举行了第一个夏令营，营期自1949年7月17日至8月21日。8月19日，宋庆龄、邓颖超、许广平等到营地视察，观看孩子们的文艺演出，并和他们一起聚餐。在夏令营期间，一批优秀“小先生”分别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2月，3所儿童福利站分别改组为妇幼保健站、少年儿童文化站和少年儿童图书馆，儿童福利站的工作随之结束。其中作为文化教育的延伸，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儿童文化站于1950年3月按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计划组建，地点在沪东许昌路811号劳动公园内，第二儿童福利站原址。文化站的任务是通过文化、娱乐、体育等活动，在校外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并起倡导推动作用。文化站初始阶段，重点是办识字班（学生240名）和补习班（“小先生”80名）；1950年5月，在识字班和补习班中又建立了少年儿童队组织，开展有意义的队活动。为扩充文化站的活动场地，在劳动公园的支持下，教职员工和“小先生”把一块荒地开辟为运动场，开展了篮球、排球等各种体育活动。文化站还先后组织“小先生”到大场，和少年村、育才学校的同学以及与中国人民举行联欢等活动。1950年8月以后，文化站的重心转移到筹划扩建工作，1951年2月少年儿童文化站工作结束。与此同期，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儿童图书馆于1950年3月开始筹备，4月18日开放阅览，5月5日正式开幕。馆址设在虹口乍浦路245号昆山花园内第三儿童福利站原址。藏书以3所儿童福利站图书室的原有图书为基础，共8000余册；1951年8月藏书增至2万余册。图书馆开展群众性的读书指导活动，为沟通作家与小读者的联系，图书馆积极组织小读者与作家见面会，儿童文学作家贺宜、金近、陈伯吹、何公超、胡德华、孙毅、龚炯、奚里德、圣野、田地、邱陵等都曾先后在此和小读者见面、座谈，小读者还向作家献上心爱的红领巾表示敬意。

1952年7月，宋庆龄提出，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儿童文化馆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53年1月，两馆合并，开始筹建。从建宫方案、人员配备和宫址选定等方面，宋庆龄都亲自关心和指导，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少年宫宫址终于被定于延安西路64号的“大理石大厦”。于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于1953年5月31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上宣布正式开幕，由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的吴克坚剪彩并致词，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致辞祝贺，少年儿童代表向中国共产党和主席致谢词。1954年6月，应宋庆龄之请，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写宫名：少年宫。、刘少奇、邓小平、、徐特立、、、罗瑞卿、、、朱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视察、参观少年宫，并题词、讲话。宋庆龄对少年宫的工作方针、教学内容、师资培训和科学研究等方面，通过讲话、写信、题词和撰文作具体指导。1958年，宋庆龄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5周年题词：“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之后，宋庆龄又多次视察少年宫，观看少年儿童游艺、体育、科技、文艺活动。1960年1月27日，宋庆龄更是来到了少年宫，与少年儿童和小伙伴艺术团的小演员们一起欢度春节。在宋庆龄一生光辉的业绩中，保卫儿童、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1981年5月，在她逝世前半个月，社会各界筹备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她重病缠身，生命垂危，还坚持在病榻上写了一封长达五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深情地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

新时代少年宫：梦开始的地方

“现在起，当你经过延安路乌鲁木齐路口时，朝着挂有‘中福会少年宫’门牌的地方看一眼吧！有没有在绿油油的大草坪旁，发现一个‘穿’着90米长的通透‘玻璃装’的高个子了吗？没错，那就是我――中福会少年宫综合活动楼。本周末我将打扮一新，正式和大家见面！比起‘姐姐’典雅的大理石大厦，共16层有40间教室的我长得更高更壮。今后，‘姐姐’将主要成为少年才华的静态展厅，而我则张开怀抱欢迎你动起来，带着勇气和智慧和我一同长高。”

2005年5月，一篇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中福会少年宫综合活动楼“落成演说”活泼俏皮地出现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她”位于老少年宫标志性建筑大理石大厦的东侧，建筑面积17287平方米，占地2000多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16层，高度90米，投资1.2亿元人民币。这座综合活动楼教育功能的定位着眼于上海“两个率先”和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方向，设计开发了一系列适合现代少年儿童的活动项目，突出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素质，是全市唯一一家为少年儿童提供各项活动的大厦。而在这一次扩建中，影响了几代人的“勇敢者道路”重新又回到了中福会少年宫；“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阅读指导基地”让孩子们寻找和体验阅读的乐趣；“小伙伴金色大厅”成为国际少儿文化交流的平台；全透明玻璃设计的“水晶舞蹈室”、弧形的“立体合唱排练厅”、剧场式的“戏剧试验小舞台”等小伙伴艺术团学习训练基地，让孩子们在培训中实境体验、实践锻炼；“小博士工作室”、“无线网络工作室”、“儿童求知工作室”、“远程教育工作室”等少儿科技活动基地，引导孩子们学会用科学的头脑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探究问题。至此，作为新中国最早创建的少年宫之一，中福会少年宫以文化艺术、科技活动为载体，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组织了大量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活动，将思想素质和品格教育融于兴趣活动之中，把少年儿童成长中最宝贵的东西――品格、素质，逐渐渗透到少儿身心之中，再配合以两座不同功能教学建筑的强大硬件，真正成为了上海几代人寄托童年梦想的“文化地标”，亦成为上海一枚不可忽视的文化符号。它以全市各区县少年儿童为对象，开展各项校外活动，组建科技、文艺等兴趣小组，共30多种门类、100多个小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小伙伴业余电台以及小伙伴服务队和小伙伴礼仪团，是提高少年儿童文化科技素质，增强自立、自理、自强精神的少年儿童社团组织。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倡导组织的各类科技协会和少年儿童艺术节、歌咏节、舞蹈节等已成为全市性的传统活动。通过主题集会、讲座、展览、兴趣活动、文艺演出、俱乐部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接受革命传统、道德品质和少先队组织教育。建宫以来，参加各项活动的6至16岁少年儿童超过3000万人次；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和青少年科技文化团体代表超过15万人次。

说起这些文化活动，就不能不提到中福会少年宫群星闪耀的艺术团体中最耀眼的那一颗――小伙伴艺术团。1955年5月，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成立，这是上海第一个儿童课余艺术团，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界知名人士贺绿汀、熊佛西、丁善德、周小燕、胡蓉蓉、白杨、卫仲乐、乔奇等担任小伙伴艺术团顾问，可谓群星荟萃，阵容豪华。1991年，小伙伴艺术团成为上海市艺术教育委员会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分团之一。1996年5月，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将小伙伴艺术团同时冠名为上海东方小伙伴艺术团。虽然冠名一直在变化，但在几代上海人的心里，它始终只有一个名字――“小伙伴艺术团”，这个“金字招牌”无疑是所有少年儿童走向艺术舞台的梦工厂。从它1955年成立至今，由这里走出了众多名人和艺术家：著名画家陈逸飞在这里开始了他成为一名“艺术大师”的梦想；著名歌唱家黄英在这里向国际大奖冲刺，最终成为全球歌剧界公认的“蝴蝶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