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法律诊所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166 ― 02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经历了一个跳跃式发展的阶段，期间关于人才培养目标是以“学术型”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为核心一直存在争议。由于培养目标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方案与计划，进而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因此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同层次的学校，应根据学校地域特点、目标定位等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类型。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及其对地方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影响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应用型人才，是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的实现途径应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其反映在法学教育中，形成“应用型法律人才”。对此，笔者理解为“具有足够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法学知识，具备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职业技能，能够适应不同类型单位的法律实务工作并且具有较强的法律伦理和职业道德的专门人才”。大多数地方性高校的师资、实习机会、硬件设施等教学资源极其有限，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寻求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学校不仅可以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也能使学生的素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防止出现毕业生所学非所用或者无法与用人单位要求对接的尴尬情况。

（二）“应用型人才”与实践教学

从上述“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来看，其必然与法律职业教育紧密联系。实践性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目前各高校常见的实践形式包括各种类型的实习、毕业论文、案例研讨、职业实训、模拟法庭等。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形成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后两篇）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解决法学专业知识与实际应用能力相结合的问题。教育部、财政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加强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比例，增加实践课程，加强校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可见，完善法学实践教学是为法学学生奠定扎实技能的基础和主要方法。也是顺应时展，解决法学教育困境的有效措施。

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国外一些法学教育比较先进的国家，不管是大陆法系的德国（设置两年左右的实践培训）和日本（司法研修所内设置16个月的实习），还是英美法系的英国（为期两年的职业训练和实习）和美国（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其法学实践教学形式大多体系完整，逻辑严密。

上述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有丰富的借鉴作用。实践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因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应具备系统性。这一原则包括两方面的要求：

第一，各种实践环节的设置应杜绝任意性和随意性。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需要事先对实践教学体系充分论证，进行整体设计，在相对完整的教学周期内按计划完成各种环节。当然，一个完善体系的形成总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当遵循灵活性，满足学生需要。

第二，各个环节之间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对于其能力的培养、考查就应设计不同难度的实践教学活动。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分层次、递进式的设置实践环节，既能使学生接触到多种类型的实践方式，又能使学生在运用知识和转换思维的技能训练上有足够的空间一步一步提升。

（二）全面性原则

美国首法官霍尔姆斯曾经说过：“法律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经验的积累。”实践教学通过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动手、动脑能力有所增强，获得法律实务经验。因而经验积累的过程就需要尽可能多的采用丰富的形式，为学生搭建全面的学习平台。一方面，这样的平台既包括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实践活动，又包括专门的集中实践环节。另一方面实践类型上应涵盖观摩、模拟、亲身参与和科学研究等多元化形式。观摩（参观与旁听）能够使学生感受法律职业的魅力，加深对这个专业的理解，提升学习的兴趣；模拟（模拟法庭或者模拟法律诊所）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设计好的场景，初步体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标准流程；亲身参与则使学生直面社会，这个过程能够弥补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之间割裂的部分，进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三）伦理性原则

在法律职业教育中，经常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者如果缺失伦理，不仅会损害其个人利益和形象，更是对法律职业群体形象的抹黑。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灵魂，法律知识和技能是工具。因而，在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贯穿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

三、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本科阶段的法学实践教学在不同学期可以选择以下形式：

（一）观摩类实习与直接参与的实习

实习类环节是实践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分为观摩类和直接参与两种。观摩类实习包括旁听法庭审判、参观司法机构、监狱等场所。这类实习具有直观性，适合刚刚接触法学专业不久的学生，既能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法律职业，同时又能给他们冲击性和新鲜感，初步培养对法学的学习兴趣。但是观摩类实习获得的多为间接经验，学生要想获得第一手的直接经验，则需要亲身去接触实务工作。因而在观摩实习之后，需要将学生安排到各种法律机构和部门，如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和律所等，增加面向社会的机会，参与一些较为简单的法律工作。

按照系统性规则，两类实习循序渐进，观摩类的安排在第三学期较为合适，直接参与类因为需要更全面的法学知识，适宜安排在第五至第七学期。

（二）模拟法庭与模拟法律诊所

模拟法庭是目前法学院常用的实践教学手段，而模拟法律诊所则是今年来新兴起的源自于美国诊所教育的教学手段。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通过模拟一个案件的解决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的法学知识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使学生得到较为系统的法律实务训练。区别则主要是模拟法庭更注重法庭审判环节，学生根据自己的角色集中锻炼在出庭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能力；而模拟法律诊所则使学生经历从接受案件到审理案件最后得到判决结果的全部过程，从如何接受客户委托开始，到研究案件过程，确定诉讼策略，搜集证据，最后准备法律文书以及开庭表现等，甚至包括如何调解与请求执行。除此以外，模拟法律诊所是以律师身份为视角，所锻炼的能力为律师事务技能，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贯穿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

模拟法庭与模拟法律诊所都非常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思辨能力、表达能力的锻炼，并适宜同时展开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学生要求较高，适宜在学生学完基础性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及文书写作课程之后开设，建议设置在第五学期以后。

（三）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既是竞赛，又是教学方法，其之于法学教育的意义今年来不断受到重视。法学学科竞赛常见的有专业辩论赛、模拟法庭大赛、公诉人（或者律师）辩论赛等。上述竞赛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临场反应能力，同时在专业技能上，学生需要进行法律分析和研究，以专业知识论证自己的主张，因而能够起到巩固和扩展知识的作用；此外，法学学科竞赛一般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在比赛过程中学生还需注意自己的沟通、协作和交流能力。通过一个完整的竞赛过程，既检验了学生对于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又锻炼了写作、表达、反应能力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技巧，对于提升人才整体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科竞赛能够全方位的锻炼学生，因而从进入大二开始，采用不同形式进行连续训练，可以将其设立为集中实践环节，也可以围绕比赛设立课程或者围绕课程设置比赛内容，使学生习惯于竞赛的氛围，提升自己整体素质。

（四）论文写作

法学教育面临大变革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论文写作培养的是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与“应用型”人才主要培养 “实践能力”的目标相悖。事实上，法学论文写作通过对一个论题的研究，首先锻炼的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不再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对资料搜集、整理、筛选；进而培养学生需要以所学知识结合资料，进行深度延展，以充分的论据说明问题，阐述解决问题的建议，同时锻炼了逻辑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因而，论文写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教学设置上，论文写作可以包括课程小论文、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学年论文在整个教学环节设置中位居“承上启下”位置，通过“课程小论文”的前期训练，使得学生积累一定的研究意识，再通过“学年论文”的撰写平稳过渡到毕业论文的撰写。

四、实践教学的实施保障

实践教学作为一个系统的过程，除了围绕学生能力培养设置各个环节外，对于实施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也不能忽略。

第一，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前者如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法援机构、律所等实务部门，是锻炼学生直面社会和运用法律知识的最佳场所。加强与实务部门的交流与联系，除定期将学生派往实习基地外，还可邀请实务部门的高级人才担任实践课程的指导工作，从而实现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后者则主要指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对于实训基地的使用，一是不断完善设施设备；二是制定实训基地的规章制度，防止使用的随意性；三是提高实训基地的利用率，特别是可以对一些非诉讼法律行为进行演练。

第二，同时，实践教学要想得到预期效果，必须加强过程管理，设置科学可行的评价标准。在实践教学中，除以学生为主体外，教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对实践过程加以管理，使教学运作更加流畅和具备实效。在环节结束后，通过考核学生参与程度、水平、对实践过程的提炼总结，综合评价学生表现和教学效果，既能刺激学生参与实践的热情，又能为实践教学的开展和完善提供经验积累。

总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作为地方型本科院校，需要寻找适宜自己客观情况的实践教学模式，建立并完善各个环节的设置、运行、考核评价等工作，提升所培养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力，走出法学教育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1〕史卫民.比较视角下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完善〔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4）.

〔2〕欧阳爱辉，马柳颖，罗万里.应用型人才培养视域下的法学实践教学基本原则.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

〔3〕管华，何晓琴.法学本科生学年论文写作调查〔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5，（03）.

〔4〕包玉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法理学是我国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教育学校法学本科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在本科教学体系中属于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整个法学体系中,法理学是最为主要的理论法学,同时也是其他部门法学的基石,法理学构成了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及方法论。在法学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当中,法理学是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统领着法学的教学,既是法学的入门课程,又高于部门法学,是整个法学体系中理论集大成者。[1]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定,还是各个学校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赋予了法理学学科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教学实践中并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教学目的,而是长期存在着两难境地——老师难教,学生难学。作为教授法理学课程的教师而言,法理学艰深枯燥、不具有形象性和生动性,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对于接受一方的学生而言,法理学既抽象难懂,又不能解决现论文联盟实问题。笔者认为,法理学教学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缓解抽象、一般的理论与具体、现实法律问题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适度平衡是法理学教学的关键。而要实现二者的平衡,首先要深刻认识法理学教学的理念,只有对法理学教学的理念有了深刻而又准确的认识,才能真正平衡法理学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

一、 法理学教学的理念

较之于民法、刑法等具体的部门法教学而言,法理学涉及的是法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制度,是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说明法学的根本问题。法理学研究的不是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案件如何审理,程序如何进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分配,等等,它所关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问题。而对这些原理性问题的分析,就充分体现了法理学的理论性和思维性。同时,法理学不是对某个具体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具体介绍,其关涉的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哲学基础,因此法理学是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正如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所说:“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2]正因为法理学具有理论性、概括性、抽象性等特点,因此,法理学教学与其他刑法学、民法学等应用法学学科的教学是有显著区别的,后者注重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是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而法理学则侧重于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一种法律精神的培养,其教学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为初学者敷陈法律原理;训练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实践能力;培养法律职业者的见识、修养与境界,促进法律职业者的人文关怀与哲学态度。[3]由此可见,法理学教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法律现象、法律原理或者法律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法律精神的培养和法律人格的锻造,这才是法理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也就是法理学教学的理念。法理学教学的理念作为法理学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对法理学教学的成败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个法理学的教学人员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了法理学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并践行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当中,才有可能实现法学教育的目的,并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为什么要强调法理学教学的理念

之所以要重提法理学教学的理念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的法律职业化趋势导致法学教育中重实践轻理论以及对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轻视。法律职业是指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从狭义上来讲主要是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从事的职业,广义上也包括警察、公证员、法律顾问、法学教师等法律工作者。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律顾问等法律工作者共同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我国自2002年起开始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法律工作职业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学科,要求法律职业者不能仅仅纸上谈兵,而是要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大学阶段的法学教育可以说是对法律职业者的初步训练,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并应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职业市场对人才需求和评价,成为社会对法学毕业生的评价,进而成为对法学院的评价。而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适应市场的导向。对于培养未来司法专业人员的大学法学院来说,不能不考虑这种职业市场的导向。[4]在我国,职业市场导向促使有些院校将法学本科教育定位为司法考试服务,并将国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作为来衡量法学教育质量的优劣,也就是以职业市场的需求作为制定培养方案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应用法学学科的地位,因为其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比重大,也成为教学的重中之重。而作为基础理论法学的法理学因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加上司法考试所占分值比重小,其学科地位进一步被弱化。同时,对于法律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本该在法理学教学中详细讲解和细细体味的,也因为法理学的弱势地位,而只是被草草带过,根本无法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正如德国当代法理学家魏德士教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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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今天的法学教育被司法考试牵着鼻子走,它所培养出来的与其说是独立思考并具有判断能力的法学家,毋宁说是熟练适用法律的法律技术匠。”[5]这种职业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虽然一方面是满足了市场经济对法律技术人才的源源不断的需求,但从法律职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的宗旨而言,却无法塑造一个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律职业人必须具有不同于大众的素质。一是技术理性,即法律职业人特有的只是体系与思维方式;二是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信誉及尊严,而为其内部所传承的职业道德。二者共同构成法律职业人德才兼备的整体素质,缺一不可。[6]

三、法理学教学应该注重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道德的培养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法学教育包含两个要素——专业要素和职业要素。这两个要素又分为专业知识、法律技能和职业伦理三个方面，三方面的内容为法律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一部分都不可或缺，它们的缺失会影响到法学教育的质量。就专业知识而言，法学教育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

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确立了法学专业的16门核心课程，这也成为现在各法学院校专业知识授课的基本依据。与法学专业知识教学相比发展不平衡的是，法律技能和职业伦理的传授并未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在课堂上教师倾向采用解释的方法来突出理论知识，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缺失了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职业伦理的熏陶。

在当前培养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应用型、涉外型、基层型法律人才的形势下，法学教育应该突破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情景体验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苏格拉底讨论法等，在教育环节着力推动学生对于经典案例、基本问题的研究性学习，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理解知识，在问题和知识中形成法律思维，掌握法律技能，获知法律伦理。使学生自发形成主动发现、研究、解决案件问题的能力，最终推动学生实践操作水平的提高。基于此，新型的法学教育突破了传统法学教育的固有模式，在拓展思维视野、培养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构建科学的法学课程体系

以面向职业、面向社会为指导思想，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和个性化的培养目标，构建科学的法学课程体系，对于提升法律专业化水平，提高法学人才培养层次至关重要。所以在法学课程设置上，既应设置开放型理论课程体系，又应构建实务型课程体系。开放型理论课程体系，应当包括法律必修课和柔性选修课，以推进个性化教育。构建实务型课程体系，作为推进实践教学手段的改革可以做以下的尝试。

开设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教学。模拟案例来自于理论教学相关的实务案例。教学可以包含三个方面：模拟法庭、仲裁庭课堂教学环节；不定期的法庭现场观摩；参加各级模拟法庭大赛。

鼓励“诊所式教育”，推进高校与实务部门以及案件当事人合作。在案件中学生亲自负责法律咨询及案件诉讼等工作，让学生直接参与到案件审理，从而锻炼出职业素质优良的实务人才。

采用“案例式毕业论文设计”，案例来自法律实务或法院的案例汇编。学生的工作流程是：首选案例—过程设计—角色分配—毕业设计—演示答辩。最终的毕业论文则针对案例设计中的问题写作，以此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法学教育改革，还需要各层次法学院校进行创新、深入的探索，更需要院校之间的通力合作，以为法学教育成功应对社会发展和全球化挑战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信息伦理的内容构成

1.存在基础

信息伦理的存在基础，首先来源于信息活动的伦理需求。需求产生创造的动力，经济活动和精神活动无不如此。近三十年来，由于计算机特别是网络活动的日益频繁，伦理规范的需求随之产生。先是网络问题频频发生，一是信息使用的不平等。网络建设力图平民化、普及化，但还是难以做到最终平等，而一旦“信息高速公路”变成某些人的“高速信息私路”，那么对其他信息使用者肯定是不道德的。二是道德冷漠。信息的生产责任淡薄，垃圾信息大量产生，浪费网络资源；信息使用者有偿意识淡薄，极力免费使用有偿信息，损害商业秩序。三是人际情感疏远。人机交往频繁，导致人际接触减少，从而疏远了人际感情联系。四是道德冲突。信息的生产、传播超越物理空间，导致民族国家伦理冲突。五是信息污染、信息欺诈问题严重，个人的隐私和身心健康受到侵犯。这只是网络活动一个方面的问题，在更广泛的信息活动中，问题同样大量产生并存在着。由于这些问题的大量产生和普遍存在，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伦理秩序，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抑制这类问题的发生，这样就使信息伦理有了最初的存在基础。

2.本体定性

信息伦理的本体定性，也就是信息伦理本质的规定性。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信息伦理是什么？二是信息伦理学研究什么？前者回答信息伦理的内涵问题，是信息伦理的本体定性；后者解决信息伦理的外延问题，是信息伦理在理论上的深化与升华。关于信息伦理的本体定性，吕耀怀指出：“信息伦理又称信息道德，它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这里，主张用伦理调整信息关系，意在强调伦理与法律的区别，即不靠法律强制而是依靠舆论的力量，来维持信息关系的平衡。关于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沙勇忠指出：“信息伦理学的本质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的伦理学，是一门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伦理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2]信息伦理学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这没有什么疑问。论者又进一步指出，它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这至少抓住了信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本质，即它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3.实践价值

信息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更广泛意义上说，伦理学就是实践哲学。信息伦理学是在伦理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哲学，自然它也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就信息伦理来说，一方面它是从信息活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信息实践活动需要信息伦理规范调整，信息伦理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信息伦理对信息实践活动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同时它本身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实现自身不断强化，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说明信息伦理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实践也是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4.发展前景

信息伦理无论是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实践哲学范畴，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或准备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活动正在开始或可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甚至成了支柱产业。美国首富比尔・盖茨作为成功人士，他就是靠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微软帝国。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把传统制造业向境外转移，而用信息业来填补制造业留下的空白。二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表明，信息产业的支撑不可忽略。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在经济的崛起过程中，信息产业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新兴的工业化过程中，信息产业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如今在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中，信息化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四是信息产业是一个十分宽泛的产业集群，它不仅包括信息通讯、网络等新兴迅速崛起的行业，而且还包括报刊、出版、电视、广告等传统行业，所有这些行业的发展都可看作是信息产业的壮大。五是传统产业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信息业的支持和帮助。所有这一切表明，信息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这同时标志着信息伦理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经济运行需要合适的规则来规范，信息伦理就是信息经济的合适的规则。

二、信息伦理的结构构成

1.理论构建

信息伦理的表现形式首先是理论形态，它是由计算机伦理学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授W.曼首先发明并使用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个术语。他认为，应该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引进伦理学，解决在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所出现的伦理问题。1985年，J.H.穆尔在《元哲学》发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论文，对计算机技术运用中发生的一些“专业性的伦理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菲尔・卡普罗教授发表题为《信息科学的道德问题》的论文，提出了“信息科学伦理学”“交流伦理学”等概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信息伦理学的问题，包括信息研究、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他将信息伦理学的研究放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知识等背景下进行。他认为任何伦理理论都是对人的自由反映，通信与信息领域的伦理也是如此。1986年，美国管理信息科学专家R.O.梅森提出信息时代有4个主要伦理议题：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准确性（Accuracy）、信息产权（Property）、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通常被称为PAPA议题。20世纪90年代，“信息伦理学”术语出现。1991年，D.福勒和G.帕拉迪斯共同出版《信息系统中的伦理学》专著。1995年，斯皮内洛出版了《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专著。两部专著的中心论点仍然是伦理学与信息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将视点置于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90年代中后期，将信息技术和信息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信息伦理学研究发生了本质变化。1996年，英国学者R.西蒙和美国学者W.B.特立尔共同发表《信息伦理学：第二代》的论文，认为计算机伦理学是第一代信息伦理学，其所研究的范围有限，研究的深度不够，只是对计算机现象的解释，缺乏全面的伦理学理论，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1999年，拉菲尔・卡普罗教授《数字图书馆的伦理学方面》，对信息时生巨大变化的图书馆方面产生的伦理问题加以分析和论述。2000年，他又论述数字时代的图书馆的伦理问题，指出：“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信息伦理学揭示了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信息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态度产生影响。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理论，信息伦理学开创了对道德态度和道德传统的批判。”随后，他又发表题为《21世纪信息社会的伦理学挑战》论文，专门论述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特别讨论了网络环境提出的信息伦理问题。他将信息伦理学从计算机伦理学中区分出来，强调的是信息伦理学，而不是计算机伦理学。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最近几年发展很快，2002年以来，我国陆续出版了多部信息伦理学专著。从1998年至2004年，信息伦理学论文已达218篇。

2.行业规约

行业规约是信息伦理又一个外在表现形式。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的10条戒律，为其成员规定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具体内容是：你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你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你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你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你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你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钱的软件；你不应未经许可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你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你应该考虑你所编的程序的社会后果；你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

美国计算机协会还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他人；要诚实可靠；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秘密。

有些机构还明确划定了被禁止的网络违规行为，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络伦理协会指出了6种网络不道德行为表现：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联的系统；商业性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偷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户场合作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伪造电子邮件信息。

1996年2月，日本电子网络集团(Electronic Network Consortium)了《网络服务伦理通用指南》，旨在促进国内网络服务健康发展，避免毁誉、诽谤及与公共秩序、伦理道德有关的问题的发生。[3]

2002年3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制定并且正式实施《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2002年11月，《中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准则（试行）》开始实施。

3.学科结构

建立完善的学科结构，也是信息伦理成熟与否的外在标志。程现昆指出，信息伦理在我国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其根据是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在这一文件中，有两处可以列入信息伦理学，但没有列入。一处是“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列有7个一级学科、18个二级学科，未列入信息伦理学；一处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伦理学”，列有8个二级学科，也未列入信息伦理学。由此，程现昆认为，“十几年以前，信息伦理学尚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这种情况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我们有必要将伦理考量的视域由信息技术拓展到信息社会的整个社会信息活动，以此来形成信息伦理的学科追求，并以此作为把握信息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以及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础与前提。”程现昆进一步认为，“信息伦理学是植根于信息实践活动，在信息与伦理双重视域及其背景学科的交叉结合中，研究现实社会的信息道德问题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4]

程现昆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但有两处值得商榷，第一处他说“将伦理考量的视域由信息技术拓展到信息社会的整个社会信息活动”，笔者认为应删去“信息社会的”这一限定语，理由在于一是信息社会在我国尚未到来，而是“整个社会信息活动”内涵很大，既包括信息社会的信息活动，也包括非信息社会的信息活动，这样再用“信息社会”加以限定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影响信息概念的准确表达。第二处，信息伦理学的学科结构图中，上部的三个层次排列不准确，第一层次“信息哲学”，第二层次“理论信息伦理学”，第三层次“应用信息伦理学”，将理论与应用（实践）看成母子关系，不够严谨科学。

4.社会影响

信息伦理是社会伦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学者们纸上谈兵，因而社会影响对它来说特别重要，甚至是决定它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社会伦理是什么？是可以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伦理。信息伦理也要在社会上普遍应用，所以要注意其社会影响研究。事实上，信息伦理是在社会上受到普遍而深刻关注的伦理。首先，信息伦理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信息伦理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际色彩。信息伦理学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具有国际性。其中，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当属1997年、1998年和2000年召开的第一、二、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伦理学国际大会。这三次国际大会的规模逐渐扩大。第二届国际大会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伦理学虚拟论坛。这个论坛由来自德国的R.库勒恩教授主持，共召开了两轮讨论会。第一轮讨论会的主题是：(1)信息伦理学的概念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2)信息伦理学的社会与政治方面，包括信息富有与信息贫穷、作为公有和私有商品的信息；(3)全球信息市场的伦理方面，包括信息的可行性、所有权和合法性，网络的隐私、秘密、安全，仇恨和暴力。第二轮讨论会的主题是隐私、信息鸿沟、科学与教育、信息市场和公众的作用。大会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做的8项工作。第三届国际大会将会场分别设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使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参与者和论文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各大洲的会议分别提出了代表各自利益的信息伦理学建议和宣言。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反映了各地信息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水平，更代表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伦理学的理论进展。这次国际大会总的精神是强调公平、公正地进入信息社会。大会探讨了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此同时，在与信息技术、计算机、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网络及法律有关的各种国际会议也安排了信息伦理学的内容，由此可见信息伦理学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占据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成果。其次，信息伦理在我国也得到关注，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信息伦理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主要表现在于一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00年10月，我国在北京承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信息伦理研讨会。二是积极进行理论译介和理论研究。国家、地方、大学和有关单位近年来资助了多个信息伦理研究项目。三是积极制定和践行信息伦理行业规约。四是积极进行信息法律和信息伦理的对接。从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看，我国已经部分实现了信息伦理的法制化，对信息伦理的成长和发育无疑具有重大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吕耀怀.构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空间.光明日报，2000-08-01.

[2]沙勇忠.信息伦理论纲.情报科学，1998，（11）.

[3]梁俊兰.信息伦理学：新兴的交叉学科.国外社会科学，2002，（1）.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柏拉图 贤人政治 精英主义 法律职业共同体

一、“贤人政治”与西方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功构建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的贤人治国理论甚至常常被拿来与孔子的旺天下比较。然而近年来，有人认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理论是一种空想，在今天的中国无任何实践意义。

笔者认为，柏拉图“贤人政治”的实质是“精英主义”的最早渊源。由此可知，“贤人政治”并不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贤人政治”的理论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当时的时代。柏拉图在理念本身的逻辑推演中建构出“贤人政治”。具体到今天，尤其是具体到法律职业共同上，“贤人政治”的意义愈加凸显。当今时代，知识和职业愈加细化。科技从未如此清晰地渗入人类生活，职业的专门化和技术化成为一个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从精英政治的角度解读柏拉图的理论具有现实意义。于是，社会职能与知识科技的有机结合使得社会职能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应运而生。而职业化与专业化意味着精英化，其中法律人抑或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求精英化的趋势可能凸显突出。

第一，柏拉图的“贤人政治”认为“贤人”即“哲学王”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即“知识即美德”，而这一点又唯有当他结合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到。如果允许不曾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与政府，那么他们将会不可避免地败坏政治。联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看，所谓职业是指需要大量的、专门的训练和学习才能胜任的行业。法律职业是指专门从事法律适用、法律服务工作的特定职业，是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一种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从事该职业的人，应当是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且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即“法律职业者”。从狭义概念而言，法律职业共同体包括以法律活动为专业和职业的群体，主要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从职业利益的角度，法律职业者是经济人，是利益共同体；从职业精神层面，法律职业者具有共同的伦理、目标、价值观、心理倾向、阶层感、归属感、荣辱与共感等，是伦理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意义共同体。由此可见，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柏拉图的“贤人政治”都意味着经过专业化训练的职业化与精英化。

第二，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建立在本体论上，毋庸置疑，他的思想必然有空想的成分。但是仅从它的概念上看，精英治国的思想在他的理论上已经有所表现。但在当时的希腊，无论其经济状况还是政治现实，都不足以支撑他的理论变为现实。而作为近现代产物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种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共同体形成的经济与政治因素，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况。

从政治因素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提供一定的条件。十七八世纪，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此时，市民阶层的力量真正形成，国家权力从市民阶层中撤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这为法律职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动力。国家行政权力受到制约，与此同时，司法权有了独立的地位。法律分工明显，法官、律师产生。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人经过职业培训，法律的专业群体形成，并且随着法治精神的泛化，法律职业团体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群体。除此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还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法治文化法治观念的形成或法律信仰的养成。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看，法治社会是与市民社会互为表里的，而法治文化则伴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而产生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第二，法律专业知识体系的形成。法律职业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职业，就是因为它有自己高度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有自己专门的概念、术语、范畴，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表达方式。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独特的专业知识体系之上的。

贤人政治在当时不能实现，有其时代的历史原因，经济政治条件不具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经济与政治的进步，并伴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贤人政治”被社会的需要与应用成为可能或已经实现，尤其是在法律职业领域，西方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表现出来的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诠释“贤人政治”的理念，这一切对于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二、“贤人政治”对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的启示

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使“依法治国”、“司法独立”的口号，我们也是耳熟能详。最有趣的是，现在各个大学的法学院的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人无论有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学训练都越来越热衷于参加司法考试。急剧增长的势头与现象的出现可谓喜忧参半。

可喜的是统一司法资格为我国鱼龙混杂的法律界提供行之有效的筛选机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是精英司法梦的产物。但是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认为：“令人忧虑的首先是教育机构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由于教育管理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多头管辖的问题，加之没有来自法律实务界对教育的约束，致使一段时间里设立法律系、招收法律专业学生变得很容易。不少新成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并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其次，学生数量过多，很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法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又会进一步损害司法的品质和本来就不尽如人意的司法声誉。”[1]就中国目前的司法考试本身来说，其考卷主要考的是法律基本知识，有现成法典的，尤其是对于法律条文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司法考试考的都是“记问之学”，只要肯下工夫记忆和理解，就可以说司法考试并不难[2]。因此，在微博上曾有人调侃，司法考试越是学历低的反而越是通过率高，博士生基本都考不过去。这当然是一个玩笑。由此可以深思，司法考试本身并注重其思辨性，答题时思虑过繁反而南辕北辙。可以说，司法考试看的是结果，而不注重于思维逻辑的训练。作为合格的法律人才，法律逻辑思维的培养是这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种只考基本法律知识的机械记忆力的考试完全考不出应试者的法律职业伦理。对于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来说，法律职业伦理的具备比法律知识的记忆更重要，因为法律知识是机械的并且总是有据可查的，而法律职业伦理可以说是一种法律人的共同信仰，信仰是需要长期教育、学习、训练才能形成的共同意识。

如上所述的现象的出现，并不能促成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真正建构，甚至可能阻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因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真正形成除了要考虑历史和国情的因素外，也要符合法律职业共同体本身的性质与特点。简单地说，法律人或法律职业共同体自身的社会职能决定其是社会精英属于精英阶层。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曾说：“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3]也就是说作为法律人即能力最强的少数人的精英是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的，而这种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司法考试号称是中国第一考，但是这种考试过于注重机械记忆而没有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即使通过率较低，不能说明选拔的人才就符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要求。这种机械记忆的考核过程，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完全相悖。

面临如此困境，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模式，因为我们的司法考试制度其实也是来自日本抑或说是欧陆的舶来品。而且日本这个国家在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方面既有德国法的长处，又深得亚洲文化的精髓。季卫东教授曾提示，日本的法律职业考试，从某种角度上和中国的科举考试有相似之处，通过考试的人会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当然，日本的“在野法曹”和“在朝法曹”实际的地位和作用力都不一样。和字面意思相同，在朝法曹是指法官和检察官，在法律制度的运作当中，在野法曹也就是律师的影响力是远不如前者的。

但是除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外，他们还有完善的研修制度。即使是考试本身，也分为两部分。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又被分为综合选择笔试与论文笔试两部分。所谓论文完全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期刊的标准要求，对问题进行详尽的论证。即使是法学本科毕业生也要下大工夫长期自学，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无论多少人报考，录取人数在早期都稳定在500人左右。

司法研修制度是最高法院下设的司法研修所，所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都必须进入这个研修所进行任职前的训练，12名法官分别担任五门课程的教职。以前的时候是要两年，现在已经改成一年半。入所之后，首先是所内的初始训练，然后是实务研修，类似于实习，在法院、律所、检察厅实习后，回到研修所再进行研修训练，最后还有非常严格的结业考试，同样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合格者才可以从事法律实务。

日本的研修制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法学院的本科学习抑或通过司法考试只是一个基础的入门，要成为真正的法律人，长期的学习和训练尤其是法律实务的训练是必需的，这就需要建构一种类似日本研修制度即一种入职前的严格的培训与精准的筛选模式。这种近乎严苛的层层选拔与训练结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即“贤人”的产生是在选拔的基础上结合道德与知识的长期训练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把“贤人政治”抑或“精英主义”的观念引入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贺卫方.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社会科学，2005（9）：89.

[2]张建伟.法律稻草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0.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教师专业道德；专业伦理

在当今大力提倡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机会均等的背景下。专业道德的提出昭示着幼儿园教师在当代社会将面临更多的职责挑战。因为“教师作为变革的因素。在促进相互理解和宽容方面，其作用的重要性从未像今日这样不容置疑”，“他们要为培养一代新人的性格和精神作出贡献”。从保障儿童权利角度看，学龄前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弱，最需要法律保障与伦理关怀。因此，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过程和专业发展中加强专业道德建设非常重要。

一、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的内涵

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是指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和伦理道德基础上。在专业领域内合理行使其专业权力以完成专业职责与使命的一整套伦理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对专业的道德信念与责任、对儿童及与其有关的教养者的伦理责任。它强调“从专业特点出发讨论伦理规范的建立，而不再是一般道德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与应用。所建立的伦理标准都有较为充足的专业和理论依据，充分考虑了教师专业工作和专业发展的特点，实际，全面，具体，规范，要求适中”。与其他教育活动比较，幼儿教育作为特殊的文化或精神活动，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是首要的、基础性的要求。如果缺乏对幼儿园教师专业本质的认识，那么其专业道德就难以真正确立，伦理方面的审视就缺乏标准，因此，只有认清专业道德规范。才能保障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生活价值并确保他们正确行使专业权利。

二、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体系的向度

幼儿园教师论文专业道德发展的向度包括教师对专业的责任与信念、对幼儿发展的责任和伦理道德态度两方面。

在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体系中。教师对专业的责任、信念是基础。专业责任是教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包括对教育专业的承诺、责任及对儿童的责任。一般而言，幼儿园教师应担负的专业责任通过教育法规、教育政策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形式予以规定，例如我国《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教师法》第一章“总则”部分和第二章“权利和义务”部分规定了教师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相应的岗位职责和可以享受的权利等。以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为例，其中包括了“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等六项要求，但这六项要求都在强调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员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具有职业化色彩，缺乏专业性特征，在教师专业标准方面还没有相关的准则。在教师对待学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上，也没有相关的、能够体现教师专业的法律法规依据，更多的是从传统道德的信念体系和职业道德角度看待问题。国外的一些相关文件则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全美教育协会。1975年制定的《美国教育协会教育专业伦理守则》不仅提出了教育的专业道德规范，也对教师履行专业职责提供了判断标准，它规定“教育者有无限接近最高大的标准的责任，教育者要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保护学与教的自由和保证所有人在教育上的机会均等”……为了得到同事、学生、父母以及社会成员的信任和尊重，教育工作者应当追求并保持最高水平的专业操守，要履行对学生的承诺、对专业的承诺。在“对专业的承诺”中指出“基于深信教育专业服务品质直接影响国家人民的福祉，教育工作者应当全力提升专业水准、带动行使专业判断的风气、吸收值得信任的人投入教育生涯、防范不合格的专业实习”。这些规定，表明教师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确立了教师在专业工作过程中应坚持的道德职责标准，体现了教师道德的专业性。

与幼儿园教师对专业的责任相比，他们对幼儿的伦理道德与发展责任的意义与价值更为深远。鉴于我国目前没有针对幼儿教育专业责任和专业伦理守则之类的条文，笔者以美国为例对此进行分析。美国不仅具有整个教育行业的专业伦理守则，而且美国幼儿教育协会于1990年针对8岁儿童教育的特殊性专门制定了《美国幼儿教育协会的伦理守则》，该守则制定的初衷是“引导早期教育从业人员的责任及行为，并为解决早期教育可能遇到的主要道德困境提供一般原则”。

该伦理守则分为幼儿、家庭、同事、社区与社会四个方面，并说明了这四方面的专业责任和专业关系。每个方面又包括守则的理念和原则两部分，具体阐述了幼教专业人员在该领域的主要责任，并指出幼儿园教师论文教育的道德行为准则是以对几个方面核心价值的承诺为基础的：承认幼儿期是人类生命周期中独特而且重要的阶段，以幼儿发展的知识为基础和幼儿共处。尊重幼儿的尊严、价值和独特性，在以信任、尊重和关心为基础的关系中协助幼儿和成人发挥其最大的潜能。

在“对儿童的道德责任”方面，规定教师对幼儿的道德责任理念包括六个方面：熟悉幼儿教育的知识基础。并通过继续教育和在职训练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幼儿发展及相关领域的知识与对每位幼儿的特殊了解作为实务的基础：认识及尊重每位幼儿的独特性及其潜力；承认（认知）幼儿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创造及维持可促进幼儿的社会、情绪、智力和身体发展的条件；支持特别需要参与与其能力一致的正规幼儿教育方案的儿童权利。

美国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守则成功之处在于不仅确立和表达了专业道德规范，还提出了幼儿园教师履行专业伦理责任的指标和判断标准，并把专业知识、技能与专业责任、信念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在建构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体系和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过程中借鉴。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路径

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是在完善教育法规、建构教育专业伦理体系、发展专业精神、走向专业伦理的过程中实现的。

首先。完善教育法规、建构幼儿教育专业伦理体系是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基础。从我国当前的状况看。对幼儿园教师的要求多是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来看待的，或者说是基于对教师职业崇高性的认识而对教师人格的期待。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幼儿园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被定格为“道德的化身”。在对教师的期待与评价上，存在过分突出教师的道德标准、忽略教师专业标准的现象。支持教师职业感的是“园丁”“春蚕”之类强调辛劳和奉献的道德准则，而非真正的专业标准。这是一种理想的期待，而无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述提及的美国的两部守则。所规定的幼儿园教师专业职责都是基于法律和专业的视角，以充分考虑幼儿园教师论文工作专业特点为基础的，因此，幼儿园教师的各种行为规则都被定位在法律框架之内。如守则中关于教师与儿童、家长，教师与同事等伦理道德关系的处理准则。就是由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派生出来的。这种在法律和教育行业理论守则指导下的教育活动显然是一种专业道德活动。而不仅是一种职业活动。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转换始终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从最初的一般性德行要求到具有道德法典意义的专业伦理规范。从重视知识、技能教育的技术性培养逐步过渡到专业精神与专业知识、技能水平提升的兼顾是教师专业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笔者认为，我们也应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建立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规范。使幼儿教育专业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违背教育伦理道德不仅涉及道德问题，更涉及法律问题。进而养成在法律意义上强化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的习惯。

其次，发展专业精神是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水准的途径。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实质上是一种“角色”伦理。即按照社会赋予幼儿园教师的基本角色和教师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的主要职责来确定其基本的伦理规范。体现为一种专业精神。“教师的角色化是一个有着很深厚的道德范导意义的存在。它凝聚着教师对自身使命的某种敬畏。敬畏必然表现为道义、良知和职责。事实上它通过教师角色的‘耻感’来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自律，体现为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所以，幼儿园教师专业精神培养应包括让其对自己的角色和专业使命形成一种敬畏的精神，敬畏不是迫使自己服从权威、承担责任，而是一种人性的内在要求，是尊重本专业的基础与实践的动力。发展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精神，需要规范行业准入制度，严格按照要求选聘教师。真正强调专业伦理（而非一般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将专业知识纳入专业伦理的视野之内，将比单纯地呼唤伦理道德更能发展出独特的专业伦理学术建制。

再次，走向专业伦理是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建设目标。专业道德发展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一方面。专业道德更强调专业性与主体性，专业性实质上是指某一行业行为主体和主体行为的不可替代性，因为一种职业的专业化提升如果没有专业道德规范及其提升。如果不能赢得社会对其的高度信任和尊重。那么该职业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取得相当的专业地位。也就是说。一种专业之所以成为“专业”，除了专业人员本身所具有的专业素养外，公众对于该专业人员的道德也能够抱有很高的信任与期待。幼儿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与专业无缘，幼儿园教9币的专业性难以得到社会承认，他们常常被定位为“保姆”“孩子王”的角色。随着幼儿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而言，其专业道德发展由强调抽象、模糊、未分化的师德走向具体、明确和专业化的伦理规范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幼教人员服务的对象是幼儿，幼儿对于本身所受到的不当对待很少知觉，也无力改变，专业伦理可以督促幼教人员避免做出对成人有益但对幼儿不利的事情。

正如IBSTPI教师道德规范所指出的：教师应该思考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问题——“我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以便为特定受众有效提供特定内容，以达到预期目标”。如果教师能力体系中的知识内容领域有问题，学习者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所以，幼儿园教师的专业道德和专业知识不是分割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甚至可以说其专业道德的建立依赖于专业知识。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日益重视。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特性理解程度的不断提高，目前幼儿园教师论文道德发展的非专业状况必然会得到改变。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规范的形式来看。幼儿园教师专业道德的建构之路已经铺开。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34.

[2][8]檀传宝。论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观念转移U].教育研究，2005，（1）：48—51，49.

[3]LYNDAFIELSTEIN，PATRICIAPHELPs.教师新概念：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M）。王建平，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239.

[4]黎琼锋。从规约到自律：教师专业道德的建构[J].教育发展研究，2007，（1A）：36.

[5][6]冯晓霞。幼儿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158—159，159—160.

[7]程晓媪。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N].光明日报，2008—01—23.

[9]樊浩，等。教育伦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1.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2.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伦理教育意识。要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而忽视法律伦理观念的传播的情况。其次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伦理素质，使教师自身有较高的法律伦理素养，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发挥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教师才会自觉地注重和关注学生的伦理意识培养，从而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会于整个法学教育活动中。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

，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2.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伦理教育意识。要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而忽视法律伦理观念的传播的情况。其次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伦理素质，使教师自身有较高的法律伦理素养，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发挥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教师才会自觉地注重和关注学生的伦理意识培养，从而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会于整个法学教育活动中。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2.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伦理教育意识。要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而忽视法律伦理观念的传播的情况。其次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伦理素质，使教师自身有较高的法律伦理素养，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发挥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教师才会自觉地注重和关注学生的伦理意识培养，从而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会于整个法学教育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