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咨询范文

法律咨询范文第1篇

一、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是公证制度的题中之义

法律咨询服务，是指公证人应当事人之请求，就相关行为或事务有关的法律规定、办理公证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作出解答，以满足当事人对询问事项所涉及的法律知识的掌握和了解，并决定是否作出某种民商事行为或对已作出的民商事行为的后果作出预测和防范。在我国，公证人作为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一方面应是国家法律的宣传人，以满足国家追求和谐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效率和法律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向当事人提供各种咨询意见和法律建议,以预防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最大利益。

我国公证制度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渊源来看，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司法制度渊源上隶属于大陆法系。“我国公证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大陆法系公证制度影响较大，建立之初即奉行实体性公证、设立专门的公证机构、配备专职的公证人员、具有国家通过公证实现其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公证员协会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拉丁公证联盟的正式会员，我国的公证制度进一步得到大陆法系国家公证组织的普遍认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公证制度的未来设计应当采取大陆法系模式，遵循实体审查原则。这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现实要求”[*2年人民网8月18日讯《张福森：中国公证应当实行实质公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公证制度的现状和未来的认识将更为全面。在大陆法系中，公证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法国公证制度对大陆法系国家公证制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法国成熟的公证制度始于1803年。按照法国的公证法规定：公证人是为从事辅司法活动而设立的公务员；独立执业，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法国公证人业务主要集中于契约、不动产、公司、金融票据、继承和家庭法领域。其中不动产转让、公司章程、夫妻财产契约、抵押契约等事项必须办理公证，法定必须公证的事项占公证人业务的40％以上。此外，公证人办理可办理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包括代书契约、进行不动产交易资金的监管、寄存（提存），国税、代办登记，参与破产清算和遗产分割，参与商业谈判，提供法律咨询、制作各种法律文书，以及担任法律顾问等。有个公证人事务所担任了120多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文献资料4）。公证人办理公证要核查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为当事人的民商事活动提供法律安全保障。

意大利是现代公证制度的发源地。意大利明确了公证书具有高于其他书证的证明力，公证人签发的执行证书（执行副本）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法律规定不动产转让契约、夫妻财产契约、公司章程等重要的法律文件必须办理公证。公证业务以必须公证事项为主。撰写契约和法律文件、按司法程序主持拍卖、招标、抽奖、清点对产、分割财产、保管遗产、保管公共文书和私人文书、证明商业票据和账册等非诉讼法律事务及提供法律的咨询服务，也是意大利公证服务的业务之一（文献资料2）。

德国是大陆法系成熟的公证制度的典范。德国于1961年颁布《公证人法》，于1970年颁布了《公证证书法》。德国的公证人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民商法的各个方面，仅《民法典》涉及公证的规定就有近百条，法定公证事项占公证人业务60％以上。其中不动产、合同、公司、金融、抵押、继承、家庭事务是德国公证人的传统业务领域。监督拍卖、招标、抽彩等面向社会公众的活动，制作财产清册，财（遗）产保管、分割、转交，代办不动产、船舶、纳税登记、起草契约和法律文书等非诉讼法律事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也是其重要的服务领域。此外，德国公证人还可以参与商业谈判、担任法律顾问，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担任诉讼人（文献资料4）。

比较大陆法系成熟的公证制度，可以看出，一是必须公证是公证制度的重要构成；二是公证的审查属实质审查。三是公证服务是全面、系统化的法律服务。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是必须公证的必要的补充，正是因为有法律咨询服务这一必要补充，才使公证制度的设计更完整、更合理，公证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现行公证立法框架内，并未明确设定公证人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制度。我国《公证法》除第二十七条明确了公证员对当事人负有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的告知义务外，在第十二条公证的业务范围中明确公证人提供“公证法律咨询”，而不是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但在公证法理论上，公证具有法律服务功能则为学者的共识。司法部宫晓冰在《中国公证制度的完善》中认为，在所有公证事项中,都要贯穿公证人员全面的法律知识（咨询）服务。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是公证制度的题中之义。

二、实践中公证人实际承担了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

我国公证法于*6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公证行业的大事。但公证法主要是公证的组织法和程序法，不是公证的实体法。我国的公证制度还不成熟，对公证的认识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上仍存在争议，许多公证的重大问题尚未形成共识。致使我国公证制度渊源上类属于大陆法系，但不能吸收大陆法系成熟的公证理念，特别是未能明确必须公证的内容。形成我国的公证制度的设计上仍是一个“畸形搭配”的格局——基本上是以大陆法系的独立、专职的强势公证组织形式与英美法系的弱势公证职能相搭配。这也是公证机制失衡和功能紊乱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公证实践中不断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要求公证机构为自收自支的强势公证机构，却无强势公证职能支撑,结果是公证机构为“开拓”证源、千方百计“打通关系”,进行行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置于保证办证质量之上，重办证数量和收费；要求公证员承担大量的法律咨询服务，以全方位的法律咨询服务来实现人们对公证的自愿选择等被动的现状（文献资料4）。

在我国公证实践中，较为成功的公证案例，都是以承办的公证人承担全面的、非公证职能的法律咨询服务为代价。公证的价值不是直接通过公证职能的行使凸显，而是通过公证人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来间接实现公证的价值。

如对抵押贷款合同进行公证。按照实践的操作规程，公证人需要对合同进行审查，重点审查下列内容：1、《抵押贷款合同公证程序规则》第五条所列材料是否齐全、属实；2、合同条款是否完善、合法，文字表述是否清楚、准确；3、贷款人是否具有发放本次贷款的权利；4、借款的用途是否符合规定；5、借款人对抵押财产是否有所有权或经营权；6、抵押财产是否为法律所允许抵押。通过上述内容的审查，贷款人、借款人符合贷款、借款的条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真实合法，公证处应按《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出具公证书。经过审查，认为不符合公证的条件时，则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或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约定作出修改，重新作出新的约定。显而易见，我国公证制度对抵押贷款合同进行的公证审查，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公证中的实质审查，而不是英美法系公证制度下的形式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公证人需要大量的调查取证和法律咨询服务工作。实践中公证员从受理当事人的公证申请之日起，即担当了帮助当事人起草、修改和完善合同的“法律顾问”，以大量的法律的咨询服务以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不足的缺陷，使合同真实、合法，明确可行，符合公证的出证条件。据估算，在一份合同公证中，公证人的公证职能活动占有公证人办证时间的30%-40%，而公证职能外的法律咨询服务占有公证人办证时间的60%-70%。

长期以来公证人承担了大量的无偿的法律咨询服务，以满足当事人对公证的自愿选择，这是弱势公证职能的必然。我国现行的公证制度,未设计必须公证事项，不能从根本上强化公证职能与法律效力,以完善公证的社会功能,实现其与强势公证组织形式的内在机制平衡和功能协调。体制上不能突出公证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以促使公证机构更多地注重公证质量与社会效益，必然带来公证实践上一定的功能紊乱。设立公证人全面有偿的法律咨询服务制度，具有现实的依据，也是我国现行的公证制度框架内可行的取舍（文献资料2）。

三、建立健全公证人全面有偿法律咨询服务制度的必要性

1、公证人法律咨询服务以其低成本形成了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公证人在公证活动中承担了大量的法律咨询服务。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公证的法律效力弱，公证人得以法律咨询服务来弥补公证的这一“天然”缺陷，以使公证实现其应有价值的需要，另一方面与当事人追求低成本的法律服务紧密相关。

公证作为一项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具有在民事法律关系设立之初即对其加以过滤、纠正的前置调节功能，因而世界上众多国家都从法律制度上对公证预防诉讼、减少纠纷这一作用加以保障。这也是当事人选择公证的内在诱因。

公证与司法裁判相比，属于质优价廉的低成本法律服务方式。司法裁判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是仅有的一种方式，它需要当事人和社会为它的严格的程序性付出不菲的代价。“如果说诉讼率的提高是当事人权利意识提高表现的话，那么充分利用公证在诉讼中的作用则是权利意识发展的更高阶段，因为它对权利的关照已于诉讼前开始了，而且可以极大地节约诉讼成本”。在纠纷未发生或激化之前，通过自愿而又低成本的公证，在尊崇“和为贵”的中国传统“非讼”观、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经济的背景下更彰显其法律的价值（文献资料1）。

公证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与司法经济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所谓司法经济，是指建立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司法制度。当代经济分析法学明确指出，无论诉讼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利益，对社会而言，诉讼永远是一种负价值，诉讼所支出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是必须计量的。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认为，所有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在效率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后，法律只能亦步亦趋。在民事纠纷之中，公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经济并且产生道德上的收益。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公证对社会信用的良性促进作用上。公证与道德、尤其与信誉共存的，信誉是公证执业之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的、低成本、简程序、高效率、功能完备的司法制度体系，实现司法经济的价值目标，是世界各国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诉讼经济目标实现。由于法院裁判所具有的既判力和终局裁决力，使公正与衡平成为其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实体的公正需要严谨的程序来给予支撑。“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规定在具体条文中的权利与义务在公平机制的基础上得以实现，而程序法就是建立这种公平机制的关键，因此程序法是以实体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为出发点，实体法是程序法的基础，如果实体法不存在，程序法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文献资料3）。一般而论，诉讼程序不能简化，审理时间不能缩短。更有许多纠纷即使诉诸法院，由于及时性差和举证困难等因素，导致难于作出公正裁判。如何降低诉讼成本，特别是如何阻断诉讼的发生，已成为实现司法经济价值目标首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把建立完善的司法预防制度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公证制度经过实践的锤炼，成为完善的司法预防制度的首选，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预防胜于最好的救治”这一刑法学的理论实际已适用民商事司法领域（文献资料2、5）。

公证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专业性强，程序简约，因此带来的是质优价廉的低成本法律服务。“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人们认为公证人是一群拥有深奥知识的专业人士，对每一个公证人的行为是否准确较难作出判断。由于他们基于对公证人阶层一定拥有从事公证工作所具备的最基准能力的认识，无论为其提供公证服务的公证人是否真正具有公证专家的技能和能力，当事人都会欣然接受他的法律服务”（文献资料1）。

2、公证人法律咨询服务制度和现阶段法律服务制度的相容性

律师作为从事法律咨询服务的主体，已是社会的通识。立法上源于《律师法》的规定。

《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人，参加诉讼；

……

（五）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六）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

（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写作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第二十六条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法》并未从立法上排斥其它的法律服务主体。典型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法律服务市场主体之一，也可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规定，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从事以下业务，可收取服务费：

（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人，参加诉讼；

（三）各类民事诉讼案件的申诉；

（四）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五）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

（六）解答有关法律的顾问、写作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七）办理见证事项。

我国《公证法》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

（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

（二）提存；

（三）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

（四）写作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

（五）提供公证法律咨询。”

《公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证机构受理公证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告知内容记录存档”。

比较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三大主体的业务范围，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事全面有偿的法律咨询服务在立法上具体、明确。而公证人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则是半遮半掩，且界定在公证职能服务之中，未作为独立的业务制度予以确立。但立法上对公证人从事法律咨询服务持肯定的态度。这说明，在我国现行法律服务市场框架内，公证人同样是从事法律咨询服务的重要主体。即，建立全面有偿的公证法律咨询服务制度，和现阶段法律服务制度是相容性的。

3、确立公证人全面有偿法律咨询服务制度成为公证服务的方向

确立公证人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制度，也就是明确公证人具有面向社会提供全面的有偿法律服务。公证人不再局限于公证法律咨询服务、写作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而应是民商事私法领域内的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全部内容。具体而论，包括：（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非诉讼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二）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三）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写作非诉讼法律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确立公证人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制度，是隶属大陆法系的我国公证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公证法，未明确必须公证事项，而是采用自愿公证原则。“自愿公证是与意思自治紧密联系的，自愿公证源于意思自治原则。考虑到民商事领域的‘私法自治’原则，法定公证只能作为自愿公证原则的例外存在，而且其适用范围一般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保持私权与公益的合理平衡。法定公证与自愿公证都是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法定公证原则为辅，两者并不矛盾，片面强调任何一点都是有害的”（文献资料5）。在缺少必须公证事项下，单纯依托自愿公证原则，公证机构作为市场中介组织，公证所具有的服务、沟通、证明、监督职能就难以实现其最佳效能，甚至会偏离公证的功能。因公证机构是强势公证的组织形式，基于其自身存在的需要，因为证源而“拉关系”，因经济效益的追求而致使公证的质量及公信力下降等，必然带来我国公证的发展与我国已成为正式会员的国际拉丁公证联盟所倡导的公证价值和理念渐行渐远，甚或是离道而驰。

法律咨询范文第2篇

读者问：

一年前我和曾某离婚，当时约定，5岁的儿子随他生活，我每月支付600元抚养费，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离婚后，我按时支付抚养费，他也遵守约定，对我探望儿子予以协助。去年6月，我被单位派往法国工作一年。我委托父母替我去看望儿子，哪料曾某却让我母亲吃了闭门羹。曾某说自己也很无奈，因为他爸妈不想见到以前的亲家。

我打电话跟曾某理论，他急了，说按照法律规定，外公外婆对孩子本来就没有探望权。请问，我可以委托父母代行探望权吗？

律师答：

我国法律对探望权的规定并不完善，《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隔代探望权，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在父母受主客观原因限制，无法行使探望权时，是否可以委托祖父母、外祖父母代为行使探望权，法律上也是空白。

但是，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基于婚姻、继承、监护等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律行为不能委托他人。探望权，是基于特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权利，不得委托他人。你的委托，并不能使你父母取得代为行使探望权的权利。要探望儿子，最好的办法还是与前夫协商，你可以和孩子视频通话，也可以请求前夫带孩子到你父母处见面。

（据《中国妇女・法律生活帮助》）

可以不用赡养老人吗

读者问：

我现在退休，老伴前年去世。我儿子经常照顾我，但是我女儿不管我的生活。她说不继承我的遗产就不用赡养我，请问，女儿的说法对吗？

律师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因此，您女儿的做法完全错误。对于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您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

（据《京华时报》）

农村残疾人能申请低保吗

读者问：

我是一名农村村民，因病致残后一直和父母生活。现在父母已经去世，我独自生活。请问，我能申请低保吗？

律师答：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而根据《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的三个基本要件。持有当地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低保。

（据《法制文萃报》/解答律师那慧）

新生儿能接受房产赠与吗

读者问：

孙大爷的孙子豆豆马上就要过百天了。由于是一脉单传，孙大爷老两口对豆豆特别疼爱。最近，他们正商量要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送给孙子作纪念。孙大爷想了解自己的孙子是否可以接受自己赠与的房产？

律师答：

孙大爷把房子送给孙子的行为，在法律上称为赠与行为。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豆豆虽是新生儿，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可以接受爷爷的房产赠与。

法律咨询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产业；法律普及程度；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1087

1引言

目前，移动通信行业正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手机网民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智能手机的革命性发展大大提升了用户使用手机上网的体验。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终端发展的大好形势，移动平台也迅猛发展。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而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620亿人，较2014年底增加6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由此可见移动平台在中国的发展是迅猛的。

移动平台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使用。可以说人们只需一台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浏览新闻、聊天、付款、下载音乐听音乐、购物等。这一台智能手机几乎囊括了一切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甚至已经取代了电脑。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移动平台还在不断地创新发展，各类生活类移动平台层出不穷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对移动平台进行研究是我们的上策，同时也是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我国是法治社会，但现实却是大多数人法律意识淡薄，缺少法律知识的普及。而现在大多数人遇到一些小的法律问题并不愿意去找律师面对面咨询，而是不了了之，在面对缺乏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逃避。但是对于几乎人手一台移动设备的人们来说，直接利用手机一对一地进行法律问题咨询成为了人们青睐的一种方式。正是借此移动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契机，将移动互联网平台与法律咨询相结合来达到普及法律、排忧解难的目的，让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加权威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答复。同时也利用平台进行普及法律知识。例如，农民工欠薪问题、实习生实习被骗问题，都会请专业的律师进行讲解。还有像“3・15”打假维权，我们会将最新最权威的信息到移动平台，时刻向用户进行讲解，让人们在面对维权难等问题上能从容解决。同时利用移动平台进行法律问题解答做到及时、高效，如果遇到突发事情立刻在线提问也完全来得及。让用户放心、安心，让律师与用户拉近关系，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法治社会。

2我国法律行业现状分析

近几年社会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困难是现阶段的一个难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并非深层的原因。目前，的确有很多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存在就业困难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法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不好。法学专业之所以不好就业不是因为职位的需求达到饱和状态，也不是因为法学专业人才多，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培养出的法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难以适应法律行业的职位，也就是说没有应有的能力去胜任这项工作。就业困难是存在的，但是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举个很小的例子：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律师已达到26万余人，律师事务所22万多家，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2个，这个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美国30人，英国15人）。[1]

律师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服务业的主体。目前，中国共有律师事务所近13万个，执业律师14万多人，律师工作辅助人员近5万人。合伙制已成为律师事务所主要组织形式，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进一步改善。每年中国律师从事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800万多件，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务法律咨询260多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13万多件。[2]

目前，法律服务主体主要有七类：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各种社会法律咨询机构人员；专利、商标、税务等机构；公、检、法的离退休人员；从事诉讼的公民。另外还有司法行政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其中有很多打着律师名义来进行服务的非法“律师”，这些所谓的“律师”根本没有律师从业资格，他们破坏着法律市场，欺骗着消费者，损坏着律师的形象，给律师行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律师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律师行业站在人民的公信力之上。律师的服务范围应是各行各业的有法律需求的人士，每一个拥有律师从业资格的人都可以为用户进行服务，但是现在来说某些机构设置了一些条条框框给律师的从业、服务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样便直接形成了律师行业是一部分人的游戏，这显然是不行的。

以“律兜”法律咨询App为例子进行分析，“律兜”是以法律服务为核心的手机App软件。遇到法律问题的用户将法律需求通过客户端提交后，律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空e程度通过抢单的方式获得用户的订单，系统为双方建立好友关系开启即时咨询通道。围绕即时法律咨询，用户还能获得离婚律师、法律援助、审核、文书、私人律师等其他的专业法律服务定制以及智能问答、费用计算等自助服务。

“律兜”一年来的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在全平台签约律师达30000多人，日均服务订单达到10000单。截至2016年6月，“律兜”全平台已在全国范围为逾23万家公司和700万人次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2014年，全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约1400亿元。最高院全国法院受理案件为1560万件，律师的仅为220万件。高达90%的法律服务需求未被满足。”无锡中铠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律兜”开创人金为铠感叹道，“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动，将来的法律服务将构成万亿元等级的增量市场”。

作为现在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法律服务平台“法宝网”的开创人，冯子豪对行业的未来一样达观。他说，传统法律服务工作仍处于手工作坊情况，在服务需要侧，客户找律师难，服务无标准，报价弹性大；在服务供给侧，律师之间业务量不均衡，20%的律师掌握着80%的案源，青年律师收入不高，好律师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运用互联网，可以极好地打通法律服务的需要侧和供给侧，使得法律服务实现动态对接。”

通过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律兜”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咨询平台建立律师与需求方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在建立法律类咨询移动平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律兜”这一成熟的模式，“律兜”拥有强大的实力，每天办理的案件数不胜数，这也证实了法律类移动平台的可行性。同时我们看到“律兜”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应用到法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并进行解决。

从案例来看，目前移动互联网平台是大的趋势，并且只要产品优质就会得到不少的用户数量，用户数量的积累对于一个产品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一旦用户数达到一定量级，那么盈利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从中也看到了很多不足与劣势。首先，在用户体验上，应更加贴近用户的常规逻辑的习惯性操作。还有就是内容方面要更加有针对性。对此，利用大稻菀约熬确的算法就至关重要了。这也是为了用户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决问题。其次，我们发现“律兜”在用户安全保障上似乎停滞不前，这是绝不行的，要保障用户和律师群体的用户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安全方面应更加完备。最后，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都要有一定的约束，这样才能维护双方利益。所以随着法律咨询App的用户量不断扩大，各方面的服务也要并行前进。

3开发基于移动平台的法律咨询平台

31开发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的技术实施

①系统工程师了解需求后，经过分析后得出一份需求报告。开发人员根据需求进行大致的系统设计。系统设计需要进行周密的考虑，包括系统的基本处理流程、系统的组织结构、模块划分、功能分配等，并且需要通过其他网站成功的技术编码予以借鉴。②将服务器与注册好的域名绑定，然后利用HTML5开始编写程序，以此来实现各种功能需求。③测试系统。让多位测试用户进行完整的测试，下载软件到注册账号，再到每一个功能的使用。通过多种软件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内部测试和外部测试；模块测试和整体联调；正常操作情况测试和异常情况测试；全覆盖测试和抽样测试。④根据在测试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新需求进行改进。

32App功能分析

如手机App界面详情，这是一个用Appbook软件制作的以手机为移动平台构建的法律咨询类App软件，对Appbook软件注册成功后，输入应用名称、选择应用类别、填写应用描述后即可进入下一步。定义App图标，可选择系统提供的图标，也可以自行上传本地图片作为图标。设置开机图片，即应用打开时过渡时间内的显示界面。同样可以选择系统提供的图标，也可以自行上传本地图片作为图标。选择应用的界面风格并设置栏目。栏目数量可自行增加，并且可以设置“讨论区”来提升用户活跃度。以上设置完成后，App即制作完成，输入接收邮箱，提交后就会收到App下载方式及使用说明的邮件。

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后台的管理，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界面的排版和栏目块的划分。点击“设置”进入外观设置界面，如果对之前的设置不满意，还可对导航模版、栏目模版、皮肤颜色进行修改。因为法律咨询类的软件与普通App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功能上需要及时应答，包括一些在线提问系统，需要一些插件来完成，还有就是法律问题的咨询是要通过分类再派送给各个律师进行接单、解答，这就要系统根据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智能识别，通过分析得出这到底属于哪一类问题。这也是制作此类App最复杂的部分，不过从目前来看此类技术应用已经相当成熟，并不需要过多地担心。

该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共分为五大功能，并围绕用户进行服务，从法律咨询、空中律所这些主项再到一些关于心理疏导等辅助项目，可以说用户所需要的功能里面全都包括了。它为用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实现了律师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另一大创新点便是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与政府合作，为一些请不起律师的用户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样通过一种类似于政、商结合的方式为老百姓谋福祉，使用户得到最优质的服务，这不仅是广大律师所希望看到的，也是政府所期盼的。

功能结构图包括快速查询、找律师、私人律师、海外律师、预约律师、App律所六大功能。通过这六大功能为用户提供权威、可靠、准确的法律服务。除此之外，还包含一些法律知识的科普功能，让用户随时随地增加法律意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还与政府进行合作，为穷人提供人道法律援助。另外，一些多元化的新闻事件也被纳入其中，引起读者的兴趣，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4结论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平台也在其中受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商业、服务业、软件行业、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其中交互相容，共同为服务消费者做着不同的贡献。而笔者也相信将法律行业融入其中也是消费者的重要需求点，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一步一步的普及，才会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制社会，“依法治国”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而是渐渐地成为现实。只有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法，知法，懂法，会用法，这样才会维护我们的权益，让我们的社会减少犯罪行为。同时通过普法，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排忧解难，让法律更加贴近我们的老百姓，让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法律带来的自信、带来的益处。

通过人手一部的移动端随时随地地普及法律知识，让农村、城市、不同的人都能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遇到问题时并不是强权主义，而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通过公义的判决用法律说事。让不公平消失，让社会更加和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用技术加法律让其有效地结合发挥出无穷的正能量，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能够为我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世清中国法律服务行业未来十年发展前景展望[J].经营与管理，2015（5）：14-15

法律咨询范文第4篇

读者问：

我和租户之间是有协议的，白纸黑字写明物业服务费由租户交纳。物业当时没收上来，现在租户走了，物业让我补交租户拖欠的费用，我觉得不合理，我想问一问物业服务费到底应该由谁来交？

律师答：

《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您与租户之间的协议是双方协议，对第三方不产生效力，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是业主的法定义务。所以，在租户没有按照双方约定如期交费的情况下，您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交纳责任。

（据《劳动午报》）

未过户的二手房能否转卖

读者问：

我购买了一套二手房，签订了买卖合同，已经付款，而且对方也把房子给我住了。但是，一直没去办理过户手续，现在我想将这套房子卖出去，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律师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你和对方的购房合同虽然已经生效，但是因为你和卖方之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因此房屋的物权尚未发生变更，建议你在房屋过户后再考虑将房屋出售。

（据《法制周报》）

不具资质安装空调造成人身伤害谁担责

读者问：

何某与魏某合伙承揽亿佳家电公司的安装空调业务。两人受指派一起到房主吴某家安装空调，而两人均无安装室外空调资格证。两人将新买的空调安装至一楼后，房主吴某要求将拆下来的旧空调安装至二楼，并约定工钱为200元。何某便叫房主吴某借来梯子，以便安装旧空调，房主借来两个木制的梯子。在两人顺着梯子将旧空调往上搬时，何某突然失足摔到地面受伤，治疗花费5万元，经司法鉴定构成伤残等级8级。何某要求亿佳家电公司、魏某和房主吴某承担赔偿责任。请问，何某的请求能否获得支持？

律师答：

何某与魏某利用技术完成亿佳家电公司售出新空调的安装，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何某与魏某又为房主吴某安装旧空调，双方又形成新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

吴某作为定制人，因该承揽人是受亿佳家电公司的指派而来，其有理由相信亿佳家电公司指派的人员具有安装室外空调的资质，会对借来的工具进行安全性检查，故吴某无需就何某和魏某的资质再进行审查，对事故不承担责任。

亿佳家电公司指派无安装室外空调资质的何某与魏某进行室外空调安装作业，存在选任过错，导致了两人与房主吴某有机会形成新的承揽关系，故亿佳家电公司应对这种选任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何某与魏某对承揽业务构成合伙关系，何某在从事合伙事务过程中遭受损失，合伙人魏某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而何某不具备资质而为他人进行空调安装，且操作过程中存在失误，自身也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法律咨询范文第5篇

读者问：

我通过中介公司与伍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预付了20万元房款给伍某，付了1.2万元中介费给中介公司。可事后得知，伍某只是3个房主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共有人不同意卖房。我找伍某退钱，却发现伍某不见了踪影。我找到中介公司要求赔偿损失，中介公司称其只负责居间介绍，我买房被骗和公司没有关系。请问，买房被骗，中介公司应否担责？

律师解答：

根据《合同法》第420条规定，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是居间合同。因此，房屋中介合同属于居间合同。房屋买卖中介公司在接受委托买房后，除找寻合适的房子外，还应积极在买卖双方之间斡旋，介绍、撮合双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只有在双方签订了合法的房屋买卖合同后，中介公司的居间义务方履行完毕。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你所购房屋有3个房主。根据《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伍某作为其中一个房主，是无权擅自出卖房屋的，其自作主张同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

对于无效合同的签订和你的损失，中介公司存在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应当退还中介费，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检察日报》）

子女放弃继承权也应尽赡养义务

读者问：

我小儿子先前声明放弃继承，此后一直是大儿子对我进行赡养。今年我因交通事故致残，现在生活困难，我能否向小儿子索要赡养费？

律师解答：

根据我国《宪法》、《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无条件的。这种赡养义务，不仅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要求，更是赡养人的法定义务。所以即使你小儿子放弃继承权，您也有权要求他对您尽赡养义务。

（据《京华时报》）

离婚财产分割反悔怎么办

读者问：

婚后，我因与女方性格不合经常吵架。最近我们双方打算离婚，还约定如果离婚就将房子给孩子。请问：如果双方协商离婚不成，真打官司离婚的话，女方对房子反悔怎么办？

律师解答：

婚姻法解释《三》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据《法制文萃报》）

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能一助到底吗

读者问：

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纠纷，因为经济困难想申请法律援助，请问，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能一助到底吗？

律师解答：

《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同时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法律咨询范文第6篇

读者问：

2008年3月，张某因做生意向王某借款2万元，王某要求张某写下一张借条并约定1年后归还。借款逾期后，张某因生意亏损并未还款。之后，王某多次找张某催要借款。2012年12月，王某见张某无力还款，又担心写的借条时间太久了，便要求张某重新写一张新的借条。张某没有重新写借条，而是在原借条上写了“上面金额与日期没还清前永远有效”并签了字。之后，张某仍未还款。2013年2月，王某手持借条向法院提讼，要求张某偿还借款。张某辩称，借钱是事实，借条上的承诺也是自己亲笔所写，但这张借条是2008年写的，早就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借条上面的承诺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无效。请问，这笔钱张某可以过期不归还吗？

律师解答：

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根据张某向王某出具的借条，可以证明张某向王某借款的事实。两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张某在原借条上写下“上面金额与日期没还清前永远有效”的承诺，是对所欠债务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且未约定新的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张某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偿还王某的2万元。（据《辽宁职工报》/姜守华/文）

公婆出资婚房，儿媳有无份额

读者问：

婚后父母出资为儿子购买婚房，房产证上是父母和儿子3个人的名字。请问，如果儿子儿媳离婚，儿媳能分到房子么？

律师解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按照这一规定，除非男方及其父母愿意将部分产权归于女方名下，否则该套房产的物权与女方并无关系。如果离婚，这套房产不会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据《上海法治报》）

怀疑家人患精神病 可否强行送精神病院

读者问：

我小儿子今年25岁，经常无故殴打他8岁的侄子，这样的情况持续至今已有半年多。我们怀疑他得了精神病，为避免他对小孩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家人想把他强行送精神病院医治。但有朋友告知，为了防止“被精神病”情况发生，法律严禁公民强行将疑似精神病人送往精神病院。请问，家人什么情况下可以强行将疑似精神病人送去住院治疗？

律师解答：

除对自己的疾病有一定自知力的精神病人自愿住院治疗外，为了防止“被精神病”问题的发生，个人是无权擅自强行将疑似精神病患者送去接受住院治疗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家属将疑似精神病人送去住院治疗可以选择两种途径：

一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将其确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然后家人以监护人的身份将其送往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二是可以通过刑事诉讼途径，对疑似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定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法律咨询范文第7篇

[问题一]幼儿B是否享有著作权？首先，从著作权主体来看，幼儿B具备主体资格著作权主体是指从事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创作活动而创造出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作品的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可见，作者作为作品的创作人，其权利应当是第一位的，应当享有原始的完整的著作权。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取得采取自动取得原则，即作者因创作行为的完成而自然地直接取得著作权，而不管其作品是否发表。因此只要作者完成了创作行为，其作品便自动取得著作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幼儿B的绘画作品一经其创作完成之后，其便享有著作权，任何人小得侵犯。此外，虽然幼儿B的绘画作品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但是教师的辅导行为是在履行对幼儿的教育义务，A幼儿园不能依此将幼儿8的绘画作品的著作权据为己有。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3条的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可知，如果指导教师确实参与了该作品的创作，则可以作为合作作者共同享有著作权，但不能剥夺幼儿B的著作权。

其次，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幼儿B的作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对象

著作权客体是指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美术、建筑作品受其保护。幼儿B被H出版社出版的绘画作品属于著作权客体，受《著作权法》保护。

[问题二]谁来行使该项著作权？

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是能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民事行为能力强调是以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因此，年龄大小只影响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但不影响其民事权利能力。由于著作权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因而幼儿B可以享有著作权。但由于幼儿B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其著作权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

[问题三]幼儿B被侵犯了哪些著作权？

1.发表权，即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和以何种方式公之于众的权利。一般来说，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其作品是否发表、如何发表、他人无权干涉。发表权作为作者人身权的一部分，是否发表作品应完全取决于作者个人意愿，任何人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行发表，更不允许未经同意擅自发表其作品。本案中，A幼儿园将幼儿B的绘画作品提供给H出版社出版一事，事先没有征求幼儿B的监护人的意见，也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擅自发表幼儿B的作品，因而侵犯了其发表权。

2.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注明其姓名或名称的权利。它包括在作品上署名和不署名的权利。署名权也属于作者的人身权，只有对作品付出创造性劳动的人才享有署名权。本案中，A幼儿园将幼儿B的绘画作品交给H出版社出版后，并没有为幼儿B署名，因而侵犯了其署名权。

3.出版权，即作者享有使用印刷术或其他机械的或化学等一切方法将作品复制向公众发表的权利。一般来说，出版权属于作者，作者有权决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出版、何时出版及如何出版等。本案中，H出版社出版幼儿B的绘画作品，事先并未取得其监护人的同意，因而属于违背幼儿B的意志出版其作品。侵犯了其出版权。

法律咨询范文第8篇

在其最后一次以党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样的目标，同时也把邓小平的“两个文明”理论创新为“三个文明”理论。我们知道，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长期以来，实现就是我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系，首先就是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所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要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近些年来不断修宪，既是一种历史偶然，也是一种客观必然，这是由当前这个时间维度所决定的。社会大转型，政治要变革，宪法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当然，近些年来我国的修宪似乎也有一种常规，即当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执政党会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即党代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其党的决议，为了贯彻这一决议，又必须通过执政党主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人代会)把宪法中不符合执政党决议的内容和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相关条例进行删改，使党的最新决议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自1982年行宪以来的四次大修宪。(分别是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1988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1993宪法修正案”，主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1999宪法修正案”，这次是以党的十五大决议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起，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年，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2004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点亮了该年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第四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大方面。

二修宪的特点：

1.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建方面的指导意义，同时写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法律条款，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当代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地位。

2.修宪具有时代的特征。它总是以顺应时展潮流为基准的，以2004年这次修宪为例：

1)“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彰显了宪法的人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善待公民的权利、善待弱势群体的权利，要对公民受到宪法呵护的基本人权持有一种敬畏之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均不得例外。

2)“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摒弃了对私有产权的“傲慢与偏见”。从一定意义上讲，“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实际上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客观上限制了政府的专横和恣意，是抵制政府权力专横和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紧急状态”入宪凸显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将现行宪法中的“”改为“紧急状态”的提法颇引人瞩目。用“紧急状态”取代“”无疑将使宪法的相关表述更为科学准确。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紧急状态”这个概念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法治新概念，法律界对紧急状态立法的呼声颇为高涨，紧急状态法制建设开始引起从政府到公众的共同关注。

结语

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和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局限性的，一部宪法的适应时间也总是有限，我们必须重视修宪活动，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

修宪易而行宪难，通过渐进式的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法保障，依然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参考书目

《中国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主编：徐祥民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

法律咨询范文第9篇

一、关于修改宪法的理由

目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的国家都会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专门的宪法修改程序，或者直接将宪法称之为“永久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修改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是毋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不会明确地说，修改宪法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修改宪法。从各国的实践看，宪法修改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为了弥补宪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用一个词概括来说，就是“拾遗补漏”。因为实际的社会瞬息万变，再高明的立法家也无法预料十年后或者五十年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面貌，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和冲突又将如何变化。为了适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宪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之必要性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但是这两点理由果真就是修改宪法的最适合的理由吗?笔者认为，修改宪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以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这里的价值目标包括几个层面，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法律方面的目标。当依照现行的宪法所涵盖的指导人们实践的一些规程无法达到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或者最高价值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会有两种结果的出现。一种结果是对宪法进行修改，另一种情况是对最高价值目标的修正。举例来说，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共同纲领》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国家对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笼。而到了1975年，“左”的思想肆意横行和泛滥，国家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重点，因此，1975年宪法可以说是宪法规定与最高价值目标不重合导致修宪的典型产物。再从宪法具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看，现在普遍认为修宪时应当增设的“迁徙权”，为什么会在1954年的宪法里规定有这一条而1982年宪法却没有呢?是因为1954年时我国实现“迁徙权”有现实的基础而1982年却没有呢?不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1954年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模式下公民可随意选择定居地，是一种追求和向往，而1982年制宪时却认为迁徙权只会导致国家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宪法里规定某一项内容时，并非就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是在宪法里要反映人们的最高价值目标。再如现在很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宪法中增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公民应当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是公民的财产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去考虑，只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种推理的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否都是合法财产呢?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去保护非法的财产呢?第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当算是一种最高的价值目标，一旦这种价值目标与现行宪法规定不重合时，就必须对宪法予以修改或者对最高价值目标进行修正。而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某个时期并非都是正确的，当错误的价值目标被写进宪法，只会导致混乱的产生。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宪法修改的深层次原因不是要对宪法进行“拾遗补漏”，而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而宪法修改的前提就是要审视这种最高价值目标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适当的修改不如不修，而错误的修改则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严格宪法修改程序的对象应该包括宪法性法律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宪法修改，仅仅停留在修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上。即通常据说的严格限制修改宪法、规定宪法修改的主体、程序等一系列内容都只是针对1982年宪法的。笔者认为，严格宪法修改的程序，不应只针对1982年宪法，还应包括宪法性法律。对这些宪法性法律的修改，亦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将它们放在同1982年宪法同样的高度来对待。笔者认为主要的理由有：

(一)根据一般的理解，我国宪法的源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单就宪法性法律而言，它们的效力层次如何定位?是等同于一般的法律，还是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典或者说等同于宪法典?我们说，规定法律的效力层次，主要目的不在于给法律排座位，评判谁优谁劣，而在于解决一部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内容上的冲突与不协调，以哪一部法律为准则来解决这种冲突和不协调的问题。基于法律的效力层次而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要审查或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虽然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极少，但毕竟这一问题日渐凸现，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而这里所说的是否合宪中的“宪”是不是单纯的指宪法典呢?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解释，包括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及其他宪法规范。目前我国的宪法性法律有国籍法、选举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虽然它们和宪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各自分工不同，后者主要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前者则规定了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重要的原则，但二者所规定的内容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对其他法律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二者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是平等的。

(二)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遵循严格的程序。因为如前所述，宪法性法律规定了国家重要的制度和原则，对其修改看不重要，实则会隐性地在某些根本性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我国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如将省级人大与全国人大农村与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改为“四比一”;乡镇选举委员会交上一级人大常委会领导等。立法机构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这了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而如果频繁地对宪法性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即使立法或修改意图

是良好的，有时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如我国宪法规范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之取得是依据宪法和国籍法等法律的。我们不能说这两部法律中，哪一部的规定就不重要。而如果对《国籍法》中取得公民身份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有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公民身份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其公民权利的实现。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对宪法性法律进行修改，而影响到了宪法的作用。因此说，应当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进行严格的限制。

(三)宪法性法律要统领其他法律，其严肃性相当重要。而严格限制对其修改，是稳定其他法律的根基。目前我国宪法性法律的主要修改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笔者认为无不妥之处，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有别于对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序，或者建立起类似于对宪法典的修改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

三、宪法修改的内容

目前学者对将来进行宪法的修改，主要的争议在于修改的内容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将“三个代表”思想写进宪法，有的认为应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有的认为应对我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修改，建立“大司法”体制，还有的认为要在宪法中完善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在此笔者不多加评论，仅就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谈些意见。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采用了列举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比较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如果宪法对公民的有些权利没有规定，那么会给实践中执行部门法时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多年来学者普遍要求在宪法在对公民的权利给予更多详尽规定的同时也应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免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宪法规定存在空白时，法律疏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于未来修宪时应当增加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当增加“无罪推定”的原则，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是“未经法院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或者是“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均是无罪的”。

(二)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得受剥夺或者被限制。

(三)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应加以充分的保护，对于合法的财产或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的财产都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

(四)适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以不损害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为前提。

(五)规定公民拥有迁徙权。

(六)规定公民有权在精神受到损害时提出赔偿要求，并且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以及具体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法律规定的标准。

(七)对于宪法没有列举的某些正当、合理的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公民在这些权利方面的丧失或者剥夺，公民有依法获取国家保护其正当、合理权利的途径。

主要参考书目：

1、《宪法》，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宪法变迁论》，秦前红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3、《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刘茂林，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上官丕亮、秦绪栋，载于《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5、《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夏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童之伟，载于《法学》2003年第1期;

法律咨询范文第10篇

法律咨询室的建立，恰恰可以弥补课时的不足，达到延伸课堂教学的效果。其可成为学生获得法律教育的有效渠道，搭建起开展法律教育的平台，创造良好的校园法制环境，进而改善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的现状。搭建培养高职学生法治意识的平台培养高职学生的法治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代高职学生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支撑力量。培养高职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所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法治意识，可以提高其守法自觉性，有利于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减少大学生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律咨询室可以更好地整合法律资源，为大学生搭建起提升法治意识的平台。并且法律咨询室在培养学生法治意识方面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其教育和宣传法律知识的功能也得到了良好实现。搭建提升学校教育管理水平的平台“依法治校”作为广大高校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在某些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忽视对学生合法权益保护的现象，学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同时，高校管理部门也必须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强化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并在工作中落到实处。通过建设法律咨询室，可以为高职院校有关部门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服务，包括在管理制度的制定与修改、行使管理职权、执行管理制度等方面提供法律依据和决策咨询，保证其与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一致性，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管理水平。因此，高职院校也是建设法律咨询室的受益者之一。此外，法律是关于权利义务规范的总和，法律观念的核心是权利义务对等观，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学校作为教育管理的主体，同样享有权利和义务，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同时，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学生群体时，校方的合法权益同样存在着遭受侵害的现象。法律咨询室可以通过加强校规、校纪方面的宣传，引导学生遵纪守法，使广大学生在明确自身权利的同时，更加了解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咨询室的这些做法有利于推动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良性发展，缓解各种校内矛盾，也必然会推进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进程。

影响高职院校法律咨询室建设的因素

1．高职院校自身的特点：重视学生的专业技术培养，忽视学生的法律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大发展，目前已经占到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其他高等教育不同，高职教育注重应用性技能教育，具有明显的职业特性，它承担着向社会输送在生产、服务、管理和建设方面具有专业技能的实用性人才的任务，所以在教育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目前，高职院校大多建校时间不长，经费投入不足，因此广大高职院校在配置教育资源过程中，更多的是向专业课方面进行倾斜。在实验室、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投入大笔资金，而在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包括法律教育等方面投入比较薄弱，这势必给法律咨询室的建设带来可以想见的困难。2．高职学生自身的特点：法律意识淡薄，参与意识不强高职院校的法律咨询室的建设，不仅需要学校的投入，更需要广大高职学生的共同参与，但当前高职学生更注重自身的职业能力发展，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具体来看，高职学生法律至上的观念尚未形成，没有正确的权利义务对等观。大多数高职学生都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但缺乏义务本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守法的自觉性不够，导致校园案件频发。此外，高职学生参与意识不强，部分学生只注重专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实践，而对于非专业之外的领域明显兴趣不足。法律咨询室在建设过程中，其法律咨询、法律教育和宣传等方面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广大师生的共同参与。如果学生参与度不高，仅凭校方单方面的努力，势必会制约着高职院校法律咨询室的建设与发展。3．高职院校法律咨询室自身的特点：建设起步时间短，需不断总结经验高职院校的法律咨询室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师资人员的配备上存在不足，负责提供法律服务的咨询员资质参差不齐；法律咨询室的功能定位单一，仅仅停留在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的功能上，忽视其教育、宣传等其他功能；组织机构不规范，缺乏具体规章制度；运行机制不科学，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运行模式；广大师生对法律咨询室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理论研究不够，虽然各高校近年来也在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室建设的探索，但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法律咨询室的实践研讨论文却寥寥无几。因此，若想使高职院校的法律咨询室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还需要不断地总结规律，借鉴高校法律咨询室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形成适应高职院校发展的创新模式。

高职院校法律咨询室建设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