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竞争优势理论中国外贸政策

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随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的发展迅猛，世界的贸易格局和各国的贸易政策都在不断调整，例如制成品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贸易大幅增加，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猛扩大，以及一些后进国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原本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外贸，虽然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并已跻身于贸易大国之列，但自身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的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前提的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飞速发展的贸易现状呼唤新的理论指导，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两个前提下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其优越性及现实性，在众多理论中脱颖而出。

1竞争优势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概括总结了一国如何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它的研究成果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的超越。他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内涵。波特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1生产要素状况

包括基本要素和推进要素。基本要素是指一国先天拥有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等；推进要素是指通过投资与发展而创造的因素，如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设计人员、科研机构等。波特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只靠基本要素难以维持长久，只有那些拥有推进要素的国家才能保持它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推进要素对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最为重要。

1.2需求状况

本国市场对有关行业的需求状况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例如，本国市场对有关行业的某类产品的需求广阔，则该行业就可以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有利于建立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本国消费者的需求复杂，则会对厂商产生一种压力才会使企业在品质、性能、服务方面尽量努力改进，从而有利于促进成熟产业群的形成，而这些产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国家竞争力。

1.3相关与辅助行业

一国产业结构的上下游工业、辅助行业应该要了解彼此的活动与需要，协调配合。上游工业的产品有效率，下游工业才会有效率；上游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有助于下游工业建立国际竞争地位。所以，一国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也要关注该国是否具有高效率的相关与辅助行业。

1.4企业的策略、结构与竞争

不同企业的定位目标不同，相应的企业、生产与管理方式也会不同。各国采用的管理方式必须与本身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美国公司实行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等都符合各自的国情，这是他们能获得国际竞争成功的原因之一。国内市场竞争程度高的国家，厂商所受压力大，技术改进与创新活动要求迫切，结果有利于该国国际竞争优势的建立。

此外，波特认为还有两个附加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例如某种科技的突破、技术的创新、石油危机、战争、汇率的变动等都是机遇。一国政府采取的相应的宏观政策，例如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金融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将成为影响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基本因素。

2竞争优势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

长期以来，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利益理论，即古典学派李嘉图在19世纪提出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在1919年、俄林在1933年提出的资源禀赋学说。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贸易得以进行。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认为，要素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度上的差别产生了各区域间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即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传统理论受到了贸易现实的挑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强化了其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步扩大，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其竞争力却越来越弱。

更进一步分析发现，比较优势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不意味着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简单地说，就是有比较优势不一定有竞争优势，除了一些原料生产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实践证明，竞争优势理论相对于比较优势理论而言，在多方面有重大突破，比比较优势理论更符合当今国际贸易的实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超越了传统理论对国家优势地位形成的片面认识，首次明确阐明了国家竞争优势的确切内涵，为从事国际经济，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2）对于企业经营战略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启示，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在国际竞争中起至领导作用，并可促进环境预警、营销渠道、技术开发，顾客分析等系统的完善。

（3）有助于增强政府在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有比较强的政策借鉴意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自然资源缺乏的日本，却能充分发挥竞争优势，迅速崛起，这对于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战略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4）具有动态化综合性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其对国家竞争优势发展四阶段的划分上，展示了不同于以往贸易学说静态分析的动态特色，并且综合考虑了国家、产业、企业的关系，这无疑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重大拓展。

由此可见，竞争优势理论更能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也使得我国需要竞争优势理论的指导。

3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具体而言，就是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各国的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是不能长期遵循的，单纯以我国资源和成本优势来确定对外贸易的结构，最终势必会陷入“比较优势的陷井”中去。而目前我国的外贸发展已经暴露出诸多隐忧，主要表现在：

第一，出口规模难以扩大。2005年我国货物出口额世界排名第三名，继续保持2004年的位次。这一庞大的基数意味着我国如果想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话，几乎等同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显然这是不容易达到的。

第二，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由于我国进口量庞大，经常引起大宗进口原料价格上扬，同时由于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日益激烈，而我国此类产品生产规模增长过快，导致此类商品价格逐年下降，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致使我国总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事实上我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问题已经主要不是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因价格太低而失去市场，所以任何可能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贸易措施发挥作用的余地将越来越小。

第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难以维持。一方面由于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使得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突出，会制约低劳动成本依赖型产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自动化积蓄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幅度减少，必然致使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这样，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下可能陷入既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又没有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确立优势的境地。但也不可忽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存在许多有利条件：第一，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升级取得重大进展。近年以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对主导地位，出口产品呈现高附加值化和多样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比重有所下降。

第二，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贸易商品中劳动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等的贸易竞争指数大于零，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今后较长时期也将继续保持；而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以及知识密集产业中，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则显得相当薄弱，但近年来也有明显改善。

第三，我国的国内市场广阔，潜力巨大，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庞大的需求，这些都将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这将为我国推行竞争优势理论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法律保障和环境。

第五，加入WTO将会为我国外贸提供机会和挑战。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产品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竞争力增强，从而在竞争中获得生存。

同时，在主观上，人们的竞争、创新意识增强；政府正在进行资产重组，调整经济结构；企业正进行各种兼并，收购，以扩大规模，实行资源共享，分工协作，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积极创新，加强科研和生产部门的结合，推动科技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等，这些都为我国推行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条件。

4利用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

根据资源禀赋，我国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贸易格局基本遵循进口技术密集的设备，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但这种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的国际贸易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会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同时这种低附加值的出口战略也会使我国的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并且由于工资刚性，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的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难以为继，同时中国外贸还将面临诸如出口扩张难度增加、贸易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等难题的挑战。再加上我国外贸起步晚、制度不完善，又受传统思想影响，长期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思想，忽视了企业行业竞争力的培养，致使很多行业竞争力低下，如果不培养竞争意识，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产品升级，增强其竞争力，那么原有的比较优势也会降低甚至变为劣势，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一定会成为出口产业。因此，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使自己不被淘汰，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改变指导思想，调整战略结构，以竞争优势理论作为外贸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4.1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竞争优势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我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又在于我国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在于企业是否具有技术创新机制，在于我国是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而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动力作用。因此，我国要想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必须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第一，发展高科技产业，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发达的高技术产业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基石，为此，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势在必行。发展高技术产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选择、有重点地加快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利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增加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另一方面，我国门类齐全且规模较大的传统工业可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因此，我国要加快传统出口产业的技术改造，把生物、信息、自动化等高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农业、交通、水利、电力、煤炭、机械等产业，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4．2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相结合，培育优势产业

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对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发挥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并对外向性产业结构转换以及经济增长的推行具有积极效应。我国大国的经济特点，使我国不能过度依赖出口替代，而要同时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重视进口替代，不过进口替代也是为了培养出口替代的能力。所以，我国应实行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战略，二者缺一不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其立足点是培植优势产业。

具体而言，第一，实施进口替代的产业部门一般应是关键的幼稚产业部门，并对其保护的期限有明确的规定，促使其发展成熟，具备出口能力。第二，通过利用外资，同外商合资、合作或独资发展现代创造的产业部门，有效地实现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的结合。第三，国家应选准战略产业，实行战略性政策，对其加以强有力的扶持和保护。

4．3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为了振兴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从全球产业发展的全局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

第一，要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设，解决落后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问题，把资源集中配置在对中国产业有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

第二，要立足于自身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出口的效应。

第三，要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和专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

第四，要研究制定产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组织优化，提高企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产业群效应，形成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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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尚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J].计划与市场，2000（3）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对外贸易；贸易保护政策；测度；国别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3-0083-05

[作者简介] 卓 骏，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公平理论；

吴凌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公平理论。(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和对外投资步伐加快，一些贸易伙伴频繁地对我国设置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63起，涉案金额21亿美元。美国对我7种产品发起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2亿美元；对我2种产品发起反垄断调查，涉案金额1.7亿美元。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对我贸易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凸显。

随着我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份额的增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我国企业将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科学地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对外保护贸易政策的特征和强度，进而提出中国应该采取的国别应对策略。

虽然关贸总协定(GATT)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也于2001 年11月加入了WTO . 但是，WTO组织也是管理贸易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它一方面通过国际协定、政府间的协议、民间协商等方式，来控制价格，协调关系，以缓和各国间的贸易摩擦，即各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协调；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通过国内立法，或通过双边、多边协调，来干预和管理对外贸易。总而言之，即使是WTO的成员国的政府，也会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对外贸易，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而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特点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对这些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分析。

二、贸易保护政策测度的研究评述

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于某种贸易保护政策的测度已有深入成熟的研究，有关于测度关税壁垒方面的指标，如：平均关税率、加权平均关税率、关税实际征收率、有效关税率等；也有关于非关税壁垒方面的测度指标有：数量限制覆盖率、非关税壁垒覆盖率、非关税使用率等等。但是，如何从总体上判断某国保护主义的程度的研究还不是太多。

一个国家的保护主义强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同时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作者认为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创立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国家保护主义指标体系(NATIONAL PROTECTION-ISM)是值得借鉴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每年6月出版《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来各个国家竞争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评价各个国家支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环境来评价各个国家的竞争力。IMD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其企业在特定环境下的竞争。国家竞争力不能仅从GDP和生产率方面得出结论。因为企业要面对的竞争环境，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国家之间竞争是设定企业在最有效率的结构、制度和政策环境之间的竞争。因此，IMD认为，国家竞争力是国家创造一个使企业有竞争力的环境的能力。根据这一认识，WCY主要测定和分析国家在提供给在其内部经营的企业一个维持其国内和国外竞争力的环境。在这中间WCY有一组指标是用来专门测度某国的贸易保护程度的，虽然有些指标在不同的年份有一些调整，但在近几年的报告中以下指标都在采用之列：

国家保护主义(National Protectionism)：指标数值大表示没有阻碍外国商品及服务进口，反之表示相对阻碍了外国商品及服务进口；

外国投资者(Foreign Investors)：指标数值大表示可更自由获得东道国国内公司的控制权，反之相对不能自由获得东道国国内公司的控制权；

公共部门合同(Public Sector Contracts)：指标数值大表示向外国投标人更充分开放，反之则表示相对没有向外国投标人充分开放；

投资激励(Investment Incentives)：指标数值大表示东道国对外国投资非常有吸引力，反之则表示不具有吸引力；

移民法(Immigration Laws)：指标数值大表示不禁止本国公司雇用外国劳动，反之则表示要禁止本国公司雇用外国劳动。

以上这些指标可以说与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贸易保护理论不谋而合，也符合贸易保护理论中国际收支论观点：即实施保护主义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对经常项目中的贸易账户进行管理，这需要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包括对涉及大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以及公共部门合同的管理；2，对经常项目中的收益账户进行管理，这涉及到一些移民政策；3，对资本与金融账户进行管理，这主要对国际投资的管制和激励政策。

三、贸易保护政策聚类分析

在这里按照作者曾经对贸易保护政策进行聚类分析的思路(卓骏，2002，2003)，对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2001年至2005年的《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所列的13个国家，以上面提出的5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首先我们将2001年至2005年的所有数据取平均数，见表1。

由于是对国家类型的分析，我们采用观测量聚类。参照作者在2002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采用K均值分类法对观察量进行分类。为了充分利用所有国家的信息，并保证合并的类之间的距离呈单调增加的趋势，在这里的聚类法选择平均连接法。关于相似性测度，本文从距离越近，相似程度越高的原则出发，在距离测度中使用聚类分析中用的最广泛的欧氏距离平方作为类间距离。聚类分析的结果见表2、表3。我们可以看到类别1包括6个国家，他们分别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类别2包括了4个国家：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类别3包括了3个国家，他们是：巴西、中国、印度。

从方差分析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5个变量中任意一个变量造成的类间均方(Claster MS)均远远大于类内的误差均方(Error MS)。从概率值来看，5个变量使类间无差异的假设成立的概率远远小于5%，即使是移民法这个变量其p值也只有1%。因此，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参与聚类分析的5个变量能很好的区分类间的差异。

从整个聚类分析过程分析，初始类中心由系统本身决定，分别将加拿大作为第一类的类中心，将日本作为第二类的类中心，将中国作为第三类的类中心(见表5)。初始类中心之间的最短距离是4.483。此次聚类过程执行2次迭代后类中心的变化为0，迭代停止(见表6)。

从表7最终类中心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出各类间的距离明显。根据表8――最终类中心的变量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类属低度保护模式，有6个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各个变量值均在6.42-8.13之间，平均值为7.116，变异系数接近0.1。公共部门合同、投资激励和移民法均低于平均水平，相对于其他变量移民法的数值最低。这说明虽然这些国家的保护力度较轻，但在移民的控制方面相对还是较严的，对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有较严的限制，不过外国投资者的数值高达8.13，这说明外国投资者可容易获得其国内公司的控制权。

第二类属高度保护模式，共有4个国家：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他们的各个变量值均在4.72-6.57之间，平均值为5.272，变异系数为0.17，与第一类的国家一样，公共部门合同、投资激励和移民法均低于平均水平，其中移民法只有4.77，说明这些国家对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有较严的限制，但投资保护计划的数值高达6.57位最高值，而且高于第三类中度保护模式的国家。这表明第二类的国家虽然保护程度较高，但对大多数国外投资方可以享受其投资保护计划。

第三类国家属中度保护模式，有3个国家，而且都是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他的各个变量值均在5.63-6.15之间，平均值为5.852，变异系数为0.0344，其中投资激励为6.15明显高于平均值，说明这些国家非常鼓励外资投入。另外，国家贸易保护也略高于平均水平，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对本国的对外贸易干预程度并不是太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类国家的保护程度虽然最低，但这并不意味这类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保护，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对外政策会对整个国际贸易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又以美国为代表，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多年的排名中美国均排名第一，因此，他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第三类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其对外政策会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中国对外贸易国别政策的选择

首先，要坚持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符合国际规范的原则，遵守承诺，逐步与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国际规范并轨；确立适度贸易保护政策的保障原则，进行国际竞争要符合国情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与国际市场机制保持有机联系。

其次，在应对别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时，既应当考虑总体战略，还应当根据国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增强应对的针对性。

(一)应对美、日、欧为主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对策

1.应对日本贸易保护的策略。在我们的这次分析中，日本属高度保护模式的国家。近年来，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具体采取的措施为：加快知识产权和贸易关联立法，加大进出口环节打击侵权盗版力度；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的灰色区域设置贸易壁垒，如在保障措施调查上采取“明查实限”的拖延战术对进口设置隐，对农产品进口设置多样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日本实施贸易保护有着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从政治上来看，日本为谋求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在亚洲内外，采取“内联外交”的策略，运用各种手段打压某些国家的崛起；从经济上看，日本为了保持技术优势，不断采用各种贸易壁垒，尤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别国产品进口。

近年来，中日双边的贸易额在稳步增长，我国对日本一直是贸易逆差，如2004年，我国贸易逆差为208.6亿美元，2005年为164.6亿美元；日本的经济发展对我国依赖性增强，而我国对日本的依赖性减弱。如我国对日本的贸易比重从1985年的23.6%降为2003年的15.7%，而日本则从1990年的3.5%增至2003年的15.5%。日本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从长期来看，我国可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应发挥优势，适时利用贸易救济或其他手段，争取主动。

在中日双边经贸合作方面，我们应当做好以下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对日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对日发展研究，制定对日长期战略规划；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以经促政”；积极引导日本对我国投资热潮，重点提高引资技术水平；适时深化对日“走出去”，开辟经济合作新途径；加紧制定我国FTA能源战略，在区域合作中保持主动；以合作促发展方式，缓和中日能源摩擦。

2.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策略。在我们的分析研究中，美国属低度保护模式的国家，但是这是从总体、平均水平上来讲的，其实中国与美国在某些行业贸易摩擦是非常激烈的。正如本文在前面论述的那样，造成贸易保护政策的原因有时往往政治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美国的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思维方式激化了贸易保护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贸易摩擦的解决。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纯经济上的摩擦并不严重，但由于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政策性层面频频向中国施压。因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政治性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是从上到下(政府到企业)方式产生的贸易摩擦。所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我国应当采用如下策略：

(1)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并重、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良性循环。因为影响中美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经济因素，有些则是政治、社会因素，如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环保问题、问题、军事问题等。美国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也强烈地受政治制度和意思形态方面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相互平衡的结果。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各种政治主张.包括与贸易不相关的人权问题.都有可能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这也说明了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牵涉到了从贸易到金融.从经济到政治的广泛领域。针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立法，我国应制定相应的立法，根据国家法的原则，采取对等原则。如美国的201条款(保障措施)、332条款(普遍调查)、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和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等。

(2)要认识到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仍有其深厚的根基，但这并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每当邻近美国总统大选或者国会中期选举.美国舆论界都要拿中国一些经济、政治、军事问题“说事儿”，实际上这主要是一种政治需要。等到政治气候改变，很多言论又自动销声匿迹。所以，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困难、挫折甚至倒退是暂时的，双方贸易关系通常是在经历曲折后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

(3)加强中美双方之间政治经济之间的合作。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立场协调。在经济问题上，如国际能源问题等加强磋商。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由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领域优先对美国实施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的优先开放上。

(4)加强与当地商会的联系和沟通，通过游说和公关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美国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都是先在商会内讨论、收集证据、提出理由，当没有反对意见时才向国会提交。而且美国的商会是对外开放的，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可以作为会员参加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前了解案件动向。我国的商协会也应当与美国商会进行联合和沟通。在美国，没有商会的认同与背书，官员是作不了主的，这也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两国商会之间充分沟通，对于减少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和我国有贸易往来、在华投资的外商、学术界以及其他主张自由贸易、希望推动中美贸易发展的力量，对美国某些利益集团施加影响。这样，借助美国国内力量推动贸易政策向有利于中美健康贸易的方向发展.这样比等待一项贸易政策出台后再去消极应对效果要好许多。

3.应对欧盟贸易保护政策的策略。从我们的这次分析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强度还是有差别的，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属低度保护模式，而意大利则是高度保护模式。从总体上讲，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以经济和贸易本身的利益纷争为主，而欧洲人对中国的贸易抵触更多的是民间行动。因此，中欧的贸易摩擦是自下而上，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根据中欧贸易保护政策的特点，我们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认真研究欧盟内部利益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在贸易保护政策方面的差异，与欧盟内部大国保持不同层级的经贸安排，与新加入欧盟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走出去”的合作，如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等，成本既低，又能避开与欧盟的贸易摩擦。在处理欧美贸易摩擦时要注意区别对待，优先安排与欧盟的全面经贸合作关系。

(2)加强我国与欧盟在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合作，以减少出口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

(3)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还应努力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实现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双赢，从而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族群矛盾。要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同当地企业、政府官员、律师业、会计师行、媒体、学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成为当地社会一员。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沟通，避免或减少矛盾，而且有利于企业自身实现真正国际化发展。

(二)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的对策。在我们的分析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基本上属于中度保护模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较为传统。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措施64起，其中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超过60%，主要为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在逐步增多。中国企业在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认清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崛起的认识与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设置贸易壁垒，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差异和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和开放的矛盾心态。另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失业、贫困等共同的挑战，很多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对政府保护的依赖程度很高，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心存恐惧。

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样也是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仅有双边冲突，同时还有为争夺第三国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引发的摩擦。我国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等)的大部分贸易争端也有这些国家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此外，我们还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管理的理念、体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

2.坚持以商业关系为主，无偿援助为辅的经贸合作原则。充分利用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具有灵活性高、见效快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扩大贸易与投资优势。

3.加强我国与非加太集团的联系和合作，增进政策和利益协调。非加太集团77个成员国已形成了完善的运作机制，设立了秘书处。在包括世贸组织各种国际谈判等的对外立场上，非加太集团经常一致对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非加太集团有着广泛的一致利益，应当加强与该集团的联系和对话，在重大立场上保持协调和合作。

4.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中国家一般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国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避开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援助带来的机遇，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务和商品出口；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共同繁荣；组织培训项目，介绍我国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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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卢纹岱.SPSS for Windows[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清代的贸易发展始于康熙中叶，“开海”之后，中国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但正当中国经济的勃兴处在一个新的高峰时，康熙又下令重新“禁海”。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兴旺发展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近一百年中逐渐走向衰落。近些年来,我国史学者们在清朝对外贸易的演变方面有着卓越的研究成就。对于清朝后期闭关的原因影响和作用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方面的研究占据了研究成果的绝大多部分。本文将以海上贸易为代表从“康熙年间的对外政策及演变”、“从‘开海’到‘禁海’的原因”、“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及“启示”四个方面分析清朝前期，康熙的对外政策背后的种种。来对清前第一次开放式的贸易形式进行一些细解。

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二个皇帝。出生于满、汉文化冲突融合的前清时期的康熙，有着不同于以往帝王的开阔眼光和卓略胆识。这位14岁即亲政的年轻皇帝，除了平三番、等功绩之外，还颁布了让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政策—“开海”。而又是什么让这位皇帝在此之后的短短三十年，再次颁布了与此背道而驰的“禁海”政策？而这一演变背后对中国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给了现在的我们已什么样的启示？现在就让我们从康熙年间典型的海关政策为例，分析其海关政策的演变来映照整个康熙年间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

一．康熙年间对外政策及其演变

明后期实行有限制的开放海禁，清朝前期因循守旧的延续着几乎有名无实的朝贡体制，消极被动的应付来到中国大门口跃跃欲试的海外各国。终于于顺治十二年，清政府正式全面推行海禁，规定“广东禁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谨。”（注：《清世祖实录》卷33）“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这一“禁海”政策一直持续到康熙中叶。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禁止中国史书流出国外”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东南各沿海省份趁机请开海禁，恢复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康熙二十三年，下令开海。自此两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县后设立闽、粤、浙、江四海关，与国外同商（注：《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中外贸易趋于正常化。

“开海”时的具体政策表现于：

（一）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的基本政策

出海船只一律限定载重为500石以下，且只能打造单桅，须预先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从所在地方领取印票执照，还要在船头烙印号码以备出入海口时官府查验；私带违禁品，如硫磺、军器等物出洋的“照例处分”（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出海船只需缴纳货税、船钞及“耗银”等杂税。中国海上在本国大宗商品的外销经营上也受清朝政府的严格限制。政府在通商口岸瑞星“行商”制度，依靠行商经营对外贸易并通过行商来治理、控制外商。

（二）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

相对于本国商民出海的基本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要相对宽松的多。在康熙“开海”之前，海外国家便可以以“朝贡”为借口来中国进行贸易。也有个别国家凭借都有的贸易许可证自由出入中国海港进行贸易。“开海”之后，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政策有较以往宽大许多。对于税务方面，海外商人虽需交纳同本国商人一样的货税、船钞，但清政府本着“怀柔远人”之意，不仅对海外商人实行减免货税的待遇；在船钞方面，对海外商人所征收的船钞的标准也远远低于本国商人的标准。由史料估算，西方商船所负担的船钞税占贸易额的0.75%，而本国商船所负担的船钞则占贸易额的0.85%。

自开海以来，国内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很大的发针。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自“开海”之初，到康熙五十六年重新“禁海”，期间对本国出海商民的政策逐渐放宽，如：将“只能打造单桅”改为“许用双桅”等。相反，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管理却逐渐加强。如：“外商必须投宿商行的商馆，不得在内河闲游，不得携带枪炮火药，外商遇事必须用禀帖形式通过商行传递给地方政府”等。但出于种种顾虑（第二节会详细说明），康熙重新下令“禁海”，停止南洋贸易，法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政府虽未限制东洋贸易，但此前一年，日本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也大大限制了中国的东洋贸易。自此，一打开的通向世界的大门在短短的三十年后，又强行关闭了。

二．从“开海”到再次“禁海”的原因

总体来说，这一转变的原因可分为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

从上述政策上的转变来看，清政府在“开海”之初，就非完全开放，而是有限制的开放。这一点多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康熙在“开海”之初，虽认为商业贸易已可以裕民利国，但后来却在政治上把与外国有联系的本国商业势力视为有害力量。当时，清政府入关不过几十年之久，对于稳固其建立在汉人土地上的证券十分重视。“每以汉人为难治”，使对汉人防范心慎重的清朝统治者及其不安。在康熙执政后期曾说：“海外有吕宋、噶罗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70》）。除去上述统治者对于汉人反清的种种顾虑，“禁海”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更为重要。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前来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精良的海盗船队。他们不仅在中国领海抢劫杀戮、骚扰同上口岸，掠卖人口，而且还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占领中国沿海城市，更有甚者同中国本国的海寇联合抢劫。海外强盗势力日益增长，大大动摇了康熙“开海”的决心。康熙曾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必受其累。”（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出于对本国汉人和海外强盗两股势力的政治担忧，使得康熙不得不重新“禁海”。

从经济上来看，“海禁”则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不像邦国林立的欧洲国家，生存中充满着与外界的竞争和联系。中国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使他不用依赖海外市场的物品补给，为封建统治者实行“海禁”提供了必然的经济基础。用后来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织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思想方面看，流传了上千年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限制了当时的清政府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康熙再次下令禁海。

三．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

从康熙下令“开海”起，中国打开了与世界隔断已久的国门。答应出海的阀门打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明显增多。据康熙五十五年记载，皇帝说，他昔年南巡路过苏州，见到船队，问及海洋事情，被告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可见其多。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 “前往关东贸易” (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注：民国《盖平县志》卷16)。

然而在当时南洋贸易与国内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要强行斩断这种联系是不明智的。禁海令一出，东洋沿海地区经济马上遭到极大的困难。“禁海”，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得不到发展。中国一直呆在中古时代，不爱出来。 其次，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最后，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中国当时的教育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

四．启示

从康熙“开海”的影响来看，开放式的贸易政策可吸引海外各国的优势资源和科技，进而使中国国力更加强大，经济更加繁荣。采取积极主动地外贸政策，可拉动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反，闭关自守，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只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日益衰退被动挨打。由此可见，对外开放开明，外贸活动的发展，使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标志。

除此之外，在清政府开海后兴起和后期于乾隆年间制定的“行商”制度也给了我们一管理方面的启示。行商又称“洋商”，是当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或“洋货行”商人，一般都世代经营，具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商人向政府领取专营对外贸易的特许执照，被授权承销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物、代外商收购中国出口土货并代外商向海关报税，同时也充当向外商传达政府政令、管束外商在口岸的活动和行为、办理政府与外商间的各种交涉的角色。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行商成立“公行”，即后来所谓的“十三行”，进一步方便了清政府对外贸和外商的治理。清政府实行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口岸海外贸易史无前例的繁荣，这样类似于“广州十三行”的机构也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使得广州在以后的清中叶形成了开往世界各地港口的航线网络，在清朝对外贸易中，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所带来的巨大的效应也使得后人在海关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启示。

总之，康熙年间的对外的海关政策就是康熙年间对外政策总体的缩影。在清朝前期，康熙皇帝曾大胆的开放过我国的贸易市场，使得当时历史阶段的商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进入，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交互融合，最终也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一次升华。外来科技业同样带动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劳作系统，大大加强了工作效率。但康熙帝考虑到外来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的侵入会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根基的动摇，对当朝政府政治上的威胁，最终还是取消了对外开放的想法。在同一个皇帝执政的时期，开放的大门就这样，艰难的打开，又轻易的关上了。这种闭关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清朝统治者这种具有局限性的自卫的想法，成为了中国衰退没落的根本源头。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抹煞康熙帝在中国对外开放上的努力。闭关在当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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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潘刚儿 黄启臣 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

[参考论文]

1．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管理；自由贸易

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孰优孰劣之争贯穿在几百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整体思路

自由贸易是一种最佳的贸易制度，其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可以避免因保护而导致效率损失，也即能实现最优效率的配置。自由贸易还有利于扩大市场，由此的重要意义就是规模经济。在政治方面，自由贸易不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增进一国的福利。他们强烈批评贸易保护，要求“每个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采取鼓励开放贸易政策和加速结构调整，才能及时利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机会，使本国经济和贸易获得快速增长。”

但是，自由的市场力量往往会带来某种相反的结果。比如，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而各国都不愿任由不可预见的市场力量所左右，故又往往限制、利用、干预、控制和管理这种市场的运行，限制其失灵的行为，发展其有利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那么，如何在国家拥有经济、自主的调节内外经济政策的前提，灵活的运用对外贸易政策，为自己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争取更多的福利？中国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在目前管理贸易的发展趋势下，中国贸易政策的最佳选择是管理贸易。

二、管理贸易对中国经贸发展的积极影响

首先，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完善和加强会促进中国经贸的发展。管理贸易是在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中，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出现的一种贸易制度，其目标是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协调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均分贸易利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随着WTO的成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将在多种WTO协议或协定的约束基础上展开自由竞争。作为国际经济社会重要一员的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尽量融入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及国际管理贸易体制中。这一融入的过程，将会逐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加速中国经贸的协调发展。

其次，中国将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对外贸易具有传导作用。中国在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将会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尽管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二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时有停滞，但它们在经济发展高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较之处于经济发展低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要高得多。因此，中国将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正向传递的影响。

最后，中国企业的贸易机会增加。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重要内容的贸易体制。这种体制尽管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管理贸易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了有协定或协议保护的贸易机会和市场，为这些企业竞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了保证。因此，那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销售渠道畅通，信息灵通，拥有全球战略的企业因竞争能力强而能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开拓市场。

三、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1.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外贸宏观管理制度手段，处于外贸管理体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中国外贸在某些领域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落后于需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建立健全中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是将来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趋势。

2.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宏观调控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将会加强

中国的产业制度，利用外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等都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其他制度产生矛盾，因此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调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3.中国将加强区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WTO制度存在缺陷和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寻求发展双边或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中国的区域性或双边安排也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对区域性或双边安排方面的制度进行完善，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的又一趋势。

4.改善外贸秩序，加强对外贸易非正式制度的建立

当前，中国出口企业之间为争夺国际市场竞相压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不仅使中国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大量流失，而且由于价格过低引使中国出口产品频频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投诉。此外，诚信制度的缺乏也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包括因为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更大的潜在市场的损失。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因此本文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发展。

参考文献：

[1]罗鹏.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J].辽宁经济.2010（04）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

一、引言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然而，考虑到美国的独特的政府结构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高，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等因素，长期以来，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上一直没有将对外贸易政策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以后，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美国能否重新获得国际政治和经济话语权。美国其对外贸易政策受到更多重视，不断作出新的调整。

二、有序推进公平贸易，寻求适当贸易保护

面对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自由贸易政策在美国国内受到了指责。奥巴马政府重申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强调将延续布什政府一贯推行的自由且公平贸易原则，但更加突出了公平性在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导向作用，旨在通过“公平贸易”实现对美国国内制造商保护的最大化，进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2010年，美国众议院还以多数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的贸易伙伴国征收特别关税，以寻求所谓的“贸易公平”。

三、已出带进、拉动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更积极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而且更加积极主动的为打开贸易伙伴国市场展开贸易谈判。具体而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正在通过从增加资源到促进出动中试压贸易伙伴国实现承诺等来刺激鼓励出口的增长。在2010年1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制定了五年内出口增加一倍的目标，并正式提出“国家出口振兴计划”，期望以出口扩大带动就业增长，最终实现经济复苏。实际上，该计划更加明确地强化了政府服务于出口的机制、充分实现了奥巴马希望以贸易促进就业，以强化政府职能促出口的政治意图。

四、加强区域合作，重心转向亚洲

自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多哈谈判始终未果，多边贸易进程受阻，亚太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如东亚峰会（ASEAN）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迫切需要实施双边和区域性 FTA 战略，使其服务于本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此时，美国着力推进并扩大 TPP （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将其视作通往 FTAAP （ Free Trade Agreement ofthe Asia Pacific，亚太自贸区） 的桥梁，以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布局的最终目的。到目前为止，TPP 成员国在美国的主导下已先后进行了 16 次会谈，美国等 11 个成员国围绕 24 个，领域的市场开放和规则标准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谈判，现已达成具有全面的市场准入、充分的区域合作、广泛的横向议题、全新的贸易挑战以及有生命力的 FTA等显著特征的总体框架。美国认为，当前 TPP谈判的内容和范围将使其 成 为“里程碑式的 21 世纪贸易协议 （ alandmark，21st century trade agreement） ”，将为全球贸易设定新的标准，并继续囊括崭新议题，从而增强 TPP 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TPP 谈判的重点在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发展，并创造就业的繁荣。但是，由于TPP 议题的广泛性以及谈判成员的多样性，TPP 最终达成尚存诸多挑战。

五、抱团取暖，积极助推TTIP

美国和欧盟互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经贸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度很高，占有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的 1/3，以及全球总产出的近1 /2。事实上，美欧签订自贸协议的想法由来已久，当前金融危机下的美国和债务危机之下的欧盟而言，两者的经济复苏均会进入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各自国内可以施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所剩无几，TTIP （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 也简称为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TAP ） 终于被再次提上日程。同 TPP 一样，TTIP 的谈判规格也非常之高，美欧双方领导人如今雄心勃勃，试图大幅削弱两者之间厚实的非关税壁垒，统一监管标准。他们认为，该全面以及高标准协议一旦达成，将极大地推动美欧两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并产生诸多崭新的商业和工作机会。美欧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当前在大西洋两岸支撑着 1300 万就业岗位，该协议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双方的就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对美国来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欲借机推动本国经济转型，并重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美欧两个地区的意识形态类似，文化相通，社会经济体制和国家法律制度均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市场规模巨大，且目前双方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达成自贸协议，其未来前景看好。但是，由于谈判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双方在历史和现实上所存在的分歧，TTIP 的达成亦难一蹴而就。

六、高筑藩篱，双重标准下奉行“贸易保护主义”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屡创新高，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美国国内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所引起的，还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造成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在国内各利益集团的游说和诉求压力之下，美国对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奋起直追的高速发展倍感不安，“中国经济”在美国迅速抬头，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投资方面，美国动辄依凭国家力量，以 “国家安全审查”为由，公开实施贸易保护措施，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此外，美国还拉拢其他发达国家利用 WTO 等多边平台对中国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管制施压，以“尊重国际规则和程序”之名行“贸易救济”之实。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对华贸易保护政策具有广泛的 “示范效应”，将引发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对中国和世界贸易发展极为不利。

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国必须理性审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把握美国对华贸易新趋势，积极作为，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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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6篇

关键词：老挝对外贸易 结构分析 政策

一、选题的意义

随着一系列区域贸易发展措施不断推进，老挝与别国的对外贸易也日渐增多。老挝的国家政党也在积极发展本国经济，旨在迈进发达国家行列。但是由于老挝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今天，需要老挝充分利用其本国资源，吸收世界先进力量来推进自己的发展。分析老挝对外贸易结构，并根据现有发展状况提出新的政策，对提高老挝的对外贸易水平和国内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二、老挝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老挝近些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整体持平，贸易逆差略微增加，矿产资源是老挝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下面分类对老挝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论述。

（一）老挝进口贸易现状及其商品结构分析

在最2010到2014年四年左右的时间里，老挝的进口贸易总额持续上升，商品种类也日渐增多。主要集中于：汽车以及相应的原配件；能源商品（天然气、燃油等）；建筑材料；工业原器件（包括电子类元件、工业中间产品等）以及外商投资。其中国外投资的增多，改善了国内资本的发展状况。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各产业和国民经济。而基础能源产品的进口贸易，则是国内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08年之前的进口贸易中，国外资本投资，天然气等能源商品，以及轻工业用品（制衣产品）等是主要的进口贸易产品，之后车辆数量迅速增长，在2012年高达5.5亿美元，为进口商品中贸易额最高的商品种类。需要指出的是，在进口商品中，一些基础商品如衣服、粮食食品、建筑材料等份额较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较大，表面老挝国内的一些基础资源还没能进入市场流通，这与制约了自己国家生产力的提高。

（二）出口贸易发展状况和其商品结构分析

老挝的出口贸易总额，除了在2009年经济危机时期增长率为负值外，近些年都保持上升的总趋势。2012到2013年间，出口贸易额为18.98亿美元，增长约为18%。随着老挝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内一系列改革开的经济措施，出口贸易总额有了很快的发展，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提高了较大的提高。在出口贸易的商品中，矿产资源产品占得的份额最大。在2012年矿产品及其加附加产品的出口贸易总值将近10亿美元，为出口贸易总额的60%。但是迫于国际的禁止矿石出口的条令，该项出口总额减幅较大。轻工业产品，如衣服制品，增长较快已将达到近200亿美元的总额，既能满足本国居民的需求，还能拉动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贸易结构尽管老挝的出口贸易规模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出口的商品中多为原材料产品如矿产、木材、电能等等，缺少附加值高的商品，出口产品的种类也有限。而且在出口贸易总额上，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例如欧美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三）对外贸易的科技结构分析

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实质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此很有必要对老挝对外贸易中的科技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在老挝对外贸易中，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一些矿产、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例如制衣业），以2008年为例，这些没有高技术的产品占到了出口商品总数的93.6%。从进口贸易的角度来看，燃油等能源产品进口额较大，而中高级技术产品占得比例也很小。其中进口的工业品中，多为技术普及的工业成品，映射出本国工业的落后，工业的模式还主要是粗狂型产业，缺乏科技竞争力，尤其是电子信息类产业较为薄弱。

三、改善老挝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整合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创汇水平

老挝是一个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尤其是林业资源，耕地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充足。在对外贸易中，老挝可以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利用资源优势，为国家带来较可观的外汇，比如开采贵重矿产资源，制造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或者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可以种植经济效益较好的经济作物，像水果、药材等等，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或者发展一些木材制造企业，当然不只是元木材的直接输出，而是进行加工后，对外输出木制品。这些措施都可以为老挝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能够在对外贸易中，创造更多的外汇，为对外贸易以及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实施创新战略，提高科技竞争力

虽然老挝的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从老挝对外贸易的科技结构来看，老挝的工业发展缓慢，多为基础工业，而且能耗大，缺乏高科技的因素，要改善这一局面，必须在国内实施创新发展，例如在资源出口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产品的深加工，或者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资本到国内投资，带动本国的技术发展，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长远的来说，创新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还需要政府在教育事业上转变观念，尤其是在高校中加大创新的力度，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只有真正提高科技生产力了，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才能有质的提高。

（三）建立合理的对外贸易制度

一方面由于老挝经济基础较薄弱，所以需要加大外资的引进力度，为本国发展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国外资本进入本国市场，对老挝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此也需要维护好本国的资本、技术利益，这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关的政策制度，让对外贸易合理有序的进行，在与外来资本产生经济或者技术产权纠纷时，能有做到有法可依，确保对外贸易能够长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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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洋.试论老挝经济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N].保山师专学报，2003年03期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7篇

国际贸易贸易壁垒发展现状

今年以来，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债务危机波澜再起，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各种突发事件接踵而至，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虽依然错综复杂，但也存在着不少可以利用的机遇。

一、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继续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深化，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减速，国际油价可能持续高位震荡，使国际市场需求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连续7个季度放缓。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进出口企业困难增多。针对形势变化，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优化外贸结构的政策措施，对外贸走势趋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发展，世界经济总体增长乏力的态势没有改变，经济复苏仍然是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

二、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1.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偏小，整体水平差。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偏低，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出口的部门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的国别（地区）结构不合理。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欧盟、美国和日本，合计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60%以上。服务贸易的区域发展不够平衡。我国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天津列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前列。

目前，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对外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在行业划分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有些地方不符合国际惯例。

2.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阻碍我国商品的出口

我国有60%以上的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货物金额已超过25%，约为450亿～500亿美元。已经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加工领域，不仅包括货物商品，还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务领域，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国的贸易成本，引发了贸易争端，造成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增长，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日渐增多的贸易摩擦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

贸易摩擦的产品和行业结构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品，都可以列入倾销产品的范围，从过去的原材料、简单加工扩展到现在的高科技产品，几乎涵盖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涉及4000多种商品。

三、我国对外贸易中应采取的对策

1.服务贸易方面

首先，国家应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同时，将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充分发挥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的作用，建立境内外及时沟通的服务贸易支持网络。其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多种形式，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紧密合作。第三，积极进行服务产品结构的调整，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我国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

（1）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政府有关部门要紧密跟踪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某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相应准备。制定优惠措施，发展循环经济，扶持“绿色”企业发展。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管理先进、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型企业，同时淘汰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管理水平低、环保意识差的企业。

实施标准化战略，制定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应制订鼓励政策，统一并提高我国的技术标准，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协调，并按照需要将这些国际标准引入我国，让生产企业在掌握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去安排生产，以使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这对扩大出口贸易，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帮助。

企业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以及对产品的检验检测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冲破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应投入研究开发费用，生产符合外国技术标准特别是苛刻要求的先进产品，还要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成为“绿色产品”，预防和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当贸易争端一旦发生，要通过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国政府取消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企业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2）对外贸易摩擦方面

我国政府充分利用　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外国的交涉。政府应充分援引　WTO反倾销协议中的条款，对其他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措施和调查程序进行严格的调查，并提出异议，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记载反倾销应诉中所作的实践，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据理力争，督促相关国家修订对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定标准，最终取消岐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政策措施。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8篇

【关键词】转型；对外贸易；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逐渐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将以往高速发展的经济逐渐放缓，而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主要的一部分，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下，也逐渐形成稳定发展的新态势，而在这种态势之中如何提高质量以及怎样调整结构就成为对外贸易的挑战，怎样在转型时期保持住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和平稳增长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2015年的5月中旬，由东南大学主办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如何转型升级的政策和理论创新研究论坛在东南大学召开。相关业内人士均获得邀请参加，与会学者关于我国转型时期贸易升级政策体系进行研究，以及异质性贸易理论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的服务转型升级研究等展开相关讨论，为我国未来贸易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

一、对外贸易形势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大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其一，在经济危机之后，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兴起，直接导致我国贸易出口量不断的减少。其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面临环境以及资源的压力在逐渐增大，土地以及劳动力等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我国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就不断的被消弱。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外部以及内部需要均衡，并成为调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未来的发展已经不能如以往只单纯的要求对外贸易在增长量和规模，所以，对外贸易转型迫在眉睫。

二、政策思路和目标

（一）思路

首先，逐步的对导向性的经济模式进行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调，并通过调整内部的均衡来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转变为内需。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宏观经济的失衡，外部的失衡能强化内部的失衡，所以，应该考虑我国在贸易中的内外经济失衡状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中，模式的优化和转型，这也是目前经济增长转型中重要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纠正我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失衡。

其次，改变我国目前因为数量的规模而外延增长的外贸形势，逐渐转变为质量效益增长的内涵增长。以往的对外贸易多是依靠片面的追求速度、数量的扩张以及价格上的竞争，应该将以往的这些片面的追求改为对结构的优化、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才能实现对外贸易的协调、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以往的经济发展弊端会让企业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利润率低下等情况，直接导致技术的创新和发明严重不足。而只有在真正实现对外贸易在质量效益上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加大力度，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发明，进而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对外出口。

最后，总量的适度控制，调整对外贸易的结构。首先逐步提高服务贸易的比例，另外，应该从价值链、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部分向自主制造以及自主品牌的高端部分转变，并逐渐扩大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服务业的对外出口。大力的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以及高新技术来改造以往的企业，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优化要出口产品的结构，转变对外贸易在增长上的方式是科技兴国战略的核心。应逐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逐渐转变为贸易强国，继而实现科技兴国。

（二）目标

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稳定、持续增长是经济发展转型的总体目标，一面要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我国的话语权和盈利能力，一面还要保持住对外贸易的规模，并对国际贸易组织规则的修改或是制定有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我国应该通过对内部的均衡来实现我国以外需为主的经济模式，并逐渐将内需转变为主导型。其次，在政策上，应该由以往对对外贸易的数量和规模增长的追求逐渐转变为对质量和结构的追求。最后，应该加强我国在科技学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我国的科学技术上的进步，通过制度、组织以及技术的创新，形成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的提升为新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以促进我国的贸易转型。

三、政策选择

（一）调整关税

在进出口关税上面，应该逐渐的减低初级产品出口的退税，尤其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的出口商品或是容易引起贸易纠纷的出口商品，提高出口关税或是调低出口的退税率开征：对于高附加值与高新技术的产品应提高出口关税的退税税率。进口关税的政策上，应该进一步的降低一部分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以及能源资源型商品的关税，加快垄断业的管理体制变革，拓宽服务行业的市场门槛，进一步的开放服务贸易的领域，改变现如今服务贸易以及货物贸易的失调情况。

（二）疏通障碍

如今，原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的降低，但是要保持住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要通过提升劳动力的的素质以及技术的创新。首先应进一步的完善融资信贷、信用担保、税收和产业等政策，让设计成果和研发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的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去鼓励风险投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将民间的富裕资本投入到风投领域，并进一步的推进大学生创业，为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同时，带动我国新形势之下的经济发展。

其次，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的解决科技成果在利益分配、风险分担和资金投入上的冲突和矛盾。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权益，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并修正相关法律的中的漏洞，对于盗取支持产权，或者是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应加大惩罚制度，与此同时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尊重知识成果的原创者。

再次，应鼓励国内的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工作，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产业未来的发展，同时，国家应对于积极自主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鼓励，将创新研发产业与原有主线产业相结合，推动企业的整体发展。

最后，科技发展中的疑难项目，比如，公共性领域中存在的市场效益不高的科研项目，或者是投资周期比较长、融资风险比较大、项目规模比较大的工程，VC不愿意触碰，或者是未来走势并不看好的项目，我国政府应给予大力的扶持，以国家的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的融人为辅助，加速经济技术的转型。

（三）外Q增长

提升对外贸易额度增长的前提是，调整我国内部人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对消费结构进行升级，刺激中高层次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并将低层次消费者的消费面扩大。首先，对于低层次消费者来说，如果要提高其消费能力，并扩大其消费面，我国政府应完善社保体系，提升低保人群的补助资金，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前提，扩大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消费面。其次，政府的补助资金除了应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助以外，还应该把重点放在医疗、教育事业上，降低居民看病以及升学的费用，以迂回的方式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并且以促进内需来带动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

（四）疏通障碍

就我国投资障碍的疏通方式来说，一般分为三部分。其一，货币市场同资本市场应和谐共生，将以往基本的融资渠道从单一化逐渐改为多方向化发展，进一步降低单一向银行贷款给予政府财政资金的压力。其二，商业银行应建立起更加完善，且更加全面的管理制度，以公司自身管理强化为基础，改善公司的经营缺陷，以形成相对平衡的激励体制，与相对合理的约束机制。其三，要疏通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障碍，首先需要提升的是我国私有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有企业的经济金融自由化，避免国有企业的过分垄断，扩大商业贷款的利率浮动程度，并将金融交易中，利率的决定权交于商业主体，并以此提升我国以汇率为主的市场化发展程度

四、结语

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9篇

政府失灵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所谓“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是指由于政府机制存在的本质上的缺失，而无法使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的情形。政府机制应呈现社会资源经由政府的配置达成最大化的效益。但是，不完全市场和不充分信息问题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都是相同的，也是相当普遍的，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政府失灵成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经常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首先，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并非抽象实体，而是由作为统治者的群体组成。作为一个组织，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经济人”，统治者们有个人效用最大化动机。于是由他们所构成的政府就有了自己的利益，遇到公众的偏好与政府偏好不一致时，政府倾向于按自己的偏好行事。由于政府垄断了强制性权力，政府可以控制市民的偏好，把自己的偏好转化为社会的偏好，因此在制定管理贸易政策时可能会按自己的偏好而不是按公共利益进行决策。

其次，政府失灵表现为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和知识有限，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弱点。政治家和官员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备的，信息可能是不充分的，这些都会导致他们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低效率。

然后，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没有产权约束，造成决策低效率。

最后，政府失灵还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原因一是立法对行政的权力制约无效。立法只涉及政府的决策规则，很难确定官员在行政中的政策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二是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困难，关于某项政策的边际社会成本在哪一点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往往很难以确定。

在现行的政府体制下，受经济人本性指引的官员和政治家的行为模式有一定必然性。一方面政府部门是公共物品的惟一提供者，公众作为服务对象，无法用“退出”方式对抗权力垄断。政府官员利用垄断地位，变相谋取个人利益。另一方面，选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常常无效。作为监督者的普通公众关于监督对象（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足，信息被政府部门所垄断。由于政府是唯一的，公众在监督时无明确的考核指标，也无法对公共部门进行比较。这都容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决策低效率。中国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制度的约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了机会。在20多年的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有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我国的制度改革方式是渐进式的，由于其过渡性和不彻底性，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方便。

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实行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体制，其特点是高度集中，国家集外贸经营权和管理权为一体，政企不分，国家财政统负盈亏。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相适应，对外贸易体制也从国家统制型转向开放型。从1979年到2001年，对外贸易体制变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下放外贸经营权（1979年―1986年）、推行外贸承包制（1987年―1990年）、取消外贸财政补贴、进一步完善承包制（1991年―1993年）和实行汇率改革、取消承包制、加强宏观管理（1994年―2001年）阶段。改革目标是促使外贸体制从集中垄断走向放权，外贸政策从管制走向开放，从保护走向自由，外贸运行机制从计划实施走向宏观调控和依法治贸。改革目标是好的，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也给政府官员进行“设租”和“寻租”的机会，延缓甚至阻碍了外贸体制的改革。

至今，我国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率的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管理仍然带有传统行政、官僚行政、封闭行政等特点，行政手段单一，行政缺乏透明度，程序制度不完备，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不够，对外贸的宏观调控管理落后。中国的贸易政策改革大多注重即时效果，对贸易政策及其相关政策关系缺乏战略性考虑。调控组织机构之间责权不清，体制混乱。行政干预过多，法制不健全，政策执行难以到位。

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存在的政府失灵主要原因来自制度缺陷。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较好的制度会提高政策决策的效率，反之会降低政策决策效率。如果制度宽松，就会助长决策主体的自利行为，导致政府失灵。如果制度严格，就会有效抑制决策主体的自利行为，从而抑制政府失灵。在我国，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政府部门中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的制度约束比私人企业松弛得多，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政府部门中的人们最有可能肆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打着公共利益旗号损害公共利益，进行政策寻租。而且我国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个人偏好的加总还没有有效的技术解决方式，导致政府信息不完全，影响决策效率。

因为对外贸易管理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中国这几年一直在进行的惩治贪官污吏的行动收效甚微。现存的政府监督机制也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首先中国对政府的监督存在法制障碍，国民法制观念淡漠和法制不完备性使得监督不能落到实处。现行法律只对监督内容、范围和形式作了原则规定，而对行使监督权的程序和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则缺乏明确规定，使得监督缺乏可操作性，导致监督主体不敢大胆行使监督权，而监督对象又借口法律依据不足抵制监督。而且，人民参与监督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机构还不够完善。从法律制度看，我国法律过分强调了立法的原则性而淡化了法律的适用依据性，使人民参与监督难以从制度上程序上摆脱虚软状态。例如法律规定人民有罢免人民代表的权力，但由于缺乏操作性制度规范，使罢免代表很难实施。

在当代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对外贸易要求更大发展，必须建设完善的对外贸易体制，而我们必须克服在此过程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因此我们应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可通过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类方式。诱致性变迁是个人或群体依据共同利益和经济原则，自发推动制度渐进式演进，它最有效率。强制性变迁是国家通过国家机器对制度实行强制性改变，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行制度变迁、降低成本，但它受统治者有限理性、社会科学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局限。我国一方面要通过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有意识地进行诱致性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有效的强制性制度，加快我国制度创新和实施的速度。要完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只有在一个稳定、公正、合法的政策环境中各个经济主体才能进行有效、长期的经济活动。要保证政府有效行使公共职权而不是，国家应该尽快建立一套政府监督机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一切不依法行政、一切消极腐败低效率行为均能得到及时纠正和惩处，最终促成一个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达到宪法所规定的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

在外贸体制改革中，首先要考虑制止寻租活动，也就是要改掉对社会负面影响太大的租源；其次应逐步减少寻租行为，直至实现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公正、廉洁的政府行为。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史基本上循着放权的思路推进，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政府职能的定位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转轨时期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官本位思想，诱使一些政府官员产生权力利益化的错误思潮，对放弃权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同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利益集团则希望继续得到特殊的待遇。因此，政府职能转变面临巨大的阻力，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根源即制度上进行改革。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寻租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自实行英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后，有了可信的肃贪承诺，才导致了香港今天的经济成就。

二是建设完善的法律体系，促使对外贸易政策法制化。加强对现有国际贸易集团、各国贸易法规、协议与协定的深入研究，提出我国现有贸易法规和它的差距和衔接办法，加强宣传与普及。并且要加速建立和健全以外贸法为核心的外经贸法规，并加强执行力度，以建立良好的管理贸易秩序。具体来讲，就是要全面清理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在中央政府率领下，尽早实现全国法规的统一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加快清法、修法、立法、执法工作步伐，建立透明、公正、可预见的法律体系，依法管理对外贸易。

我们应参照世贸组织协定和协议的规则作好如下工作。第一，清理、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规。第二，加快修订中国已有的与之相关的贸易法规。第三，按世贸组织的协定与协议强化已有的法规，如把“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修订成“反倾销法”。第四，加大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法规的执法力度，维护法规的权威性。第五，地方相关法规不能与中央政府颁布的法规背离，保持法规的统一性。

三是积极培育“公共利益集团”。自1970年以来，美国发展得最为迅速的利益集团是“公共利益集团”。政治学家杰弗里・贝里给公共利益集团下的定义是：所主张的目标并非针对本团体成员的直接物质利益，而是表达其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的大批涌现，能够在整体上体现多元化的声音，促使政府决策能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发挥着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帮助公民更有效地利用权利（投票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能够弥补政府信息不完全的缺陷，并运用舆论力量制衡政府权力。

总之，在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下，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还要尊重民意。在行政程序中实行公民参与、行政公开与透明等的制度化。在行政立法程序上，应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公共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普通民众等）；在行政信息方面，公众享有知情权，有权知悉和获取信息，有关行政机关则负有及时提供信息或咨询的义务，并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在行政决定的实施过程中应让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参与，听取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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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政策范文第10篇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一）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中国采取的动员性金融，使金融规模一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在数量上不断扩张，实现了充分的金融动员。虽然存在资金的损耗和运用的低效率，但在动员性金融支撑下的粗放式的金融总量增长，无论是输入国有企业还是漏损给非国有经济，都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供给。金融总量的增长，扩大了资本形成规模，加快了资本形成速度，并与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结合，促进了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发挥，而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金融体系提供的外部融资支持，更是满足了这些行业的巨大资金需求，促进了规模经济的获得、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生产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乃至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导致金融总量的增加，其作用不仅仅体现为促进资本形成，改变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获取规模经济以及通过内生发展等途径实现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变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经济转轨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资本短缺，而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则一直强调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积极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同时，政府也一直在寻求通过提升出口商品的品质，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等途径，转变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式。这些政策意图，必然导致金融资源被大量输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的生产经营特征之一就是，通常需要长期而巨大的外部融资支持。如果没有外部融资总量规模的保证，就会造成业已形成的大量资本要素被闲置，无法进行生产，正在培育或者已经获得的比较优势，无法得以实现或者充分发挥。因此，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金融总量的增加，一方面通过向经济体系提供外部融资支持，促进资本形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积累，实现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以及比较优势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各行业的融资需求，缓解了经济体系的融资约束，配合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使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持续发展得以保证。非国有经济虽然未能直接或者更多受益于金融总量的增长，但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别是转轨初期，非国有经济获取的金融漏损（卢峰，姚洋，2004），对于其起初的创立和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非国有经济在经济转轨初期，大多从事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基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融资需求特征，融资约束并未成为非国有经济利用并发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障碍。可是，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通过资本积累，正逐步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或生产阶段，而此时非国有经济所面对的融资约束也越来越成为其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从整体上看，动员性金融形成的金融总量增长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向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漏损，对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形成、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变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整个经济体系融资约束的缓解，也保证了后期形成的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

（二）中国金融发展的效率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在提供融资支持方面并没有完全实现效率化和市场化，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国有企业、战略产业的金融支持与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歧视并存。从金融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在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配置并不是遵循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性原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在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下，国有企业和战略产业得到了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并享有各种利率和期限上的优惠政策，这对国有企业和战略产业的产品价格优势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国有企业和战略产业获取的廉价金融资源，大多是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其外部融资价格最终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如果国有企业和战略产业没能在丧失租金前形成企业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仍将导致价格竞争优势的丧失、比较优势的无法形成和企业的被淘汰。不可否认，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提供廉价资金着力支持某些特定企业和行业，可以使其获得低成本的外部融资，并可在短时期内促进其快速发展，但其负面问题则可能是资源配置上的扭曲，比较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并使比较优势的变迁受到阻碍。得到过度金融支持的企业或行业，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并导致其贸易条件的恶化。同时，由于获得大量低成本的外部融资，相关企业或行业也可能会失去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动力。对于非国有经济来说，在经济转轨初期，资本投入十分有限，而劳动力较容易获得并且成本较低，因此，非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生产环节。这些行业和生产环节通常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积累，以简单劳动投入为主，生产周期较短，资金投入不多，并能较快地收回，且企业多以小而散的形式存在，因而资金需求的主要特性是少而灵活，一般通过内部融资即可得到解决，内部融资也恰好与这种投入结构的低成本需求相适应。但这种单纯依靠内部融资的生产方式只适应于发展初期的非国有经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进入到追求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的阶段后，就会对金融体系提供的外部融资产生强烈的需求。由经济体制、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体系的经营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中国非国有经济外部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导致其即使通过自身积累拥有了较高内部融资能力，也无法实现经营方式和生产领域的转变，只能单纯依赖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长期从事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生产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即使通过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实现了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但由于金融发展水平低导致的融资约束的存在，也延缓了甚至阻碍了非国有企业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转换。

（三）中国金融发展的结构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在中国金融体系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通常规模较大，而在开展对外贸易的企业中又通常以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体系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主体结构的不匹配，使得在获取外部融资过程中，中小外贸企业不是融资需求难以满足，就是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中国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居于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不仅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限制了中小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水平，制约了中小企业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和领域获取比较优势。在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历经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低加工水平、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进入繁荣期或衰退期，面临产业退出和转型的压力，而以大量资金投入为特征的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进入形成期和发展期。如何在原有的产业格局下，实现新技术和新生产要素的引入，以及资源的合理转移和重新配置，就成为实现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对外贸易结构由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向金融体系不断提出更高、更复杂的要求。金融体系的发展可以不断更新金融体系供给特性，使其与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金融需求相适应。因而，金融发展对于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转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就是说，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与经济体系中新的比较优势形成相适应，同时不断推动比较优势变迁的过程。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金融发展的滞后则也可能成为比较优势变迁的主要障碍。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尽管还可在信贷资金支持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以证券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却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1）股权投资是以获取长期投资回报为主要目的，可以对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长期的、连续的外部融资支持，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2）证券市场具有产业选择机制；（3）证券市场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衰退产业的退出提供了资本流动机制。但是，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不足与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变迁。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对于处于初创时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但可能具有巨大的潜在成长性。可是，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灵活多样的直接融资方式，也抑制了高技术、高成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总之，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市场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也因此限制了其发展并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变迁。

二、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转换的金融发展政策取向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变迁，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制约。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转换乃至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来看，本文主要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

（一）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利率更好地反映资本的价值，减少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促进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促使企业真正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促进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变迁。

（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在中国从事对外贸易的主体中，中小企业占有一定比重，通过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可以拓宽外贸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更好地满足外贸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为给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应积极改善银行业的垄断市场结构，大力建立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以形成一个存在多元化市场主体的金融体系。

（三）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的原有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的比较优势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

虽然，民间金融是内生于非国有经济内部的金融组织形态，但是，由于民间融资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的管理措施，也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因此，政府应该尽快地将民间金融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来，对民间金融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以减少民间金融对经济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可能造成的危害。

（五）改善金融体系服务

降低外贸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对于增强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扩大出口规模和市场范围，增强出口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继续着力改善金融体系服务，降低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

（六）加强对融资企业的监控

金融效率的提升，企业监控能力的加强，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促使外贸企业在科技含量高和出口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领域从事研发和生产活动，提升出口商品的层次。

（七）构建企业信用制度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信用制度还不完善、不发达，企业信用制度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企业信用存在一些问题。政府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转换，其重点不仅仅在于为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还在于为企业外部融资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