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文化范文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的起源 形成 气化宇宙观 儒家政治

对于儒家文化，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儒家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从一出生就注定与国家制度相连。学而优则仕，儒家为了国家的需要是赚得英雄尽白头。

因此，我所介绍的是：儒教。儒教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与儒学的区分，在学术思想上的儒学，不必然等同于信仰及其制度化的儒教。二是强调其信仰的层面。三是儒家思想制度化。我们要想宣传儒家文化，不能单单只是宣传儒学，那是不够的，而且也不是真正儒学的发展历程和儒学核心。想要清楚认识，必须从儒教开始。儒教最初起源于礼仪，如何从茹毛饮血到行礼如仪，我们可以推断宗教是最主要的动力。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圣人之前，人生活各部门是自然而然的，这种顺其自然，犹若可以致敬于鬼神。但是圣人之后的祭祀就要符合规范，所谓“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别。”后来，发展为我们在礼记中看到的祭祀方式---礼之大成。到了周朝，跪坐礼的开始。跪坐起源于俯伏后起身而来的坐姿，最先使用的是神职人员，这个姿势是对神祗的谦卑服从，就是“敬”的态度。这些需要人的勉励才能为之。对于周贵族而言，这种礼仪的神秘性联系于西周初期的“天命”与“敬德”的信仰。也是在这种信仰的感染下，周人从赳赳武夫成了文质彬彬。时日久远之后，行礼成为了生活的习惯，成了国家的制度。儒学传承了周礼。春秋只是孔子认为礼崩乐坏的时期，他认为人们的礼仪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与内在的神圣性。但实际上，这个时期礼仪是在不断地完善的，也就是说整个儒学是不断完善的。以鲁国为代表，第一次将儒学和政治相联系，自此有了儒教。儒教的关键性理念有两个，天命与教化。圣人就是上承天命，下施教化。儒生是解释者，也是中间人。儒教本身就和国家政权息息相关，所以一开始就没有企图在政治系统之外建立完全独立的组织，而是改造政权系统为之所用。因此，儒教的形成和儒教的国教化是在同一个发展轨迹上的。

儒家的核心观点是气化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主张宇宙原始是“一气”之“大一”再分化为天，地，人，再分化为天地之间的万物。所谓的天地人中的人，只是指的圣人。就拿祭祀来说，儒家的祭祀是天子承担圣人的职位，代表所有的生民与天地交通，作为天与一般人的中介。儒教相信，人民必须借助由天子扮演圣人的职能，不断与天地交通，宇宙全体的秩序才可以得到安定，人民才可以安定的生活和生产。这套气论的关键概念在“秩序”这个秩序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宇宙分化前的和谐状态。一个是宇宙分化后，出现了一定的秩序原理，比如阴阳，数的出现，表明人间有了一定的人伦关系的确定。对于儒教而言，政治的主要功能就是安定这个宇宙的秩序。同时，这种由天子所执行的国家祭祀的特征是天子只能为国家祈福，不能个人化。这也是儒教作为世界级宗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儒学的神祗特点很是突出。儒教经典中的天神，如昊天上帝，日，月，星辰诸神，虽然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但是形体确实真实存在的，比如日神，就是自然界中的日，只不过将日神格化，但不是人格神化。而且，这些神是非历史的存在，就是没有这些神的传说。在这儿，可以对照日本的天皇制度，天皇制度根据就是天岩户神话，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有了神秩序人间的传说，有了宇宙原罪的说法。而中国的儒教这些神，是自然分化，就像是逢年过节送礼物一样，如人间的应酬，天道不谄。天人的关系中，人无需向上帝求福去灾，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一来，天是永恒不变的存在，二来，天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的宇宙观，与任何一个宗教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以上我所阐释的一是儒家的起源，二是儒家的核心宇宙观。可以看出儒家的本质重视政治，重视秩序，重视礼仪。对自然万物有着深刻的理解，没有神话的观念，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不仅是古代，近代其实儒教也有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奇迹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东亚儒教国家可谓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除了科技思潮的涌动，儒家文化的强大后推作用也不容小觑。以中国为例：中国的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儒教的人文主义复兴。是对激进主义思想的摒弃，对中庸的，循序渐进的稳步推进的和持续发展的采纳。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所做的是和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决裂，回归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只注意构架传统抵制西方，花费了两代儒家思想者的努力·。他们并没有顽固抵制西方的影响的腐蚀来固守传统，他们也没有被动屈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他们由衷的接受者启蒙思想所提出的价值观。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一个儒家思想和西方价值观的混合体，儒家民主。儒家的不敬鬼怪，尊重自然，让很多人有着对自然认识开放的心态。西方的民主让人们这种认识有迹可循，有法可依。两者的结合，让东亚的儒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力量。可以说，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想要永久的持续下去，自己的文化根基才是立身之本，有过：自力更生的经济要求，如今看来，在文化领域显得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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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杰《东亚文明与儒家礼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王寿南《唐代御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年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 台北 时报文化公司 1993

杨儒宾《儒家的身体观》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2篇

1．如何在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弘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弘扬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通过深度批判“原儒家”（包括孔孟儒学、秦汉儒学）和“新儒家”（包括宋明儒学、当代儒学）始终坚持的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彻底消解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提出一种主张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后儒家”构想，重建儒家传统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克服它的深度悖论和负面效应，承扬它的深刻智慧和优秀价值，以使拥有两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普世性的生命力，并且对今后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一

2．从总体上看，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伦理存在问题，并充分肯定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积极价值。

在个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

在团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人之大伦”，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某些特殊性人际关系中维系情感和谐、恪守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

在群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四端之心和“仁者爱人”的崇高理想，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普遍性“泛爱众”的重要意义。

3．毫无疑问，传统儒家主张的某些特殊团体性规范（如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等），明显地带有古代社会的深刻烙印，甚至包含着认同等级制度、倡导尊卑秩序的陈旧腐朽因素。不过，倘若我们剔除这些因素，那么，就其本身而言，儒家传统提倡的上述道德观念，大都是一些至今依然拥有正面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伦理资源。事实上，即便在现代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否认为仁由己、父慈子孝、恻隐仁爱这三个维度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积极功能。

4．然而，问题在于，传统儒家却以一种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将人的存在的上述三个维度联结起来，以致不仅在理论上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而且在现实中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效应。

这种特殊主义理论架构的内在实质在于：传统儒家不仅特别强调特殊性血缘亲情构成了个体性自主自强和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本根基础，而且明确主张它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以致相对于血亲团体性维度来说，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始终只能处在派生从属的依附地位。这一点构成了传统儒家一直坚持的、区别于中外几乎其他一切文化思潮的独特精神——血亲情理精神。（参见刘清平：“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

5．在先秦社会宗法血亲礼制结构的历史背景下，孔孟儒学首先确立了这种“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血缘亲情构成了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惟一本原，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并且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事亲从兄”。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以一般原理的形式清晰地肯定了血缘亲情的至上地位，明确主张“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而且通过一系列具体命题——如“父子相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子之间不责善”、“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等，明确要求人们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或群体性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该“舍己以取孝”、“舍仁以取孝”，从而凭借本根至上的血亲团体性，压抑和否定派生从属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以致最终陷入了一方面试图以血亲团体性作为本根基础实现个体性和群体性、另一方面为了维系至高无上的血亲团体性又不惜牺牲个体性和群体性的深度悖论。（参见刘清平：“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载《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1册；QingpingLiu：“FilialityversusSocialityandIndividuality:OnConfucianismas‘Consanguinitism’,”PhilosophyEast&West,53.2(April2003):234-250）

6．此后，在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统治结构逐步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以及由于受到法家思潮的冲击影响，荀子以及秦汉儒学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上述悖论所造成的血亲团体性与君臣团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因而提出了“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大义灭亲”、“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等主张，试图矫正孔孟儒学以血缘亲情作为惟一至上原则的负面弊端。不过，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提倡的高于“从父”、“事亲”的“大义”，并非普遍群体性的社会公义、而首先是宗法团体性的“君臣有义”。结果，秦汉儒学着重汲取了先秦法家的有关思想，明确要求把“君为臣纲”置于“父为子纲”之上，强调在“忠君”与“孝父”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该“舍孝以取忠”（而不是像孔孟儒学那样主张“舍忠以取孝”），却没有根本否定血缘亲情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本根至上地位。所以，他们不仅没有真正消解孔孟儒学的上述悖论，反而通过提倡“三纲”，进一步突显了这个悖论的深度意蕴，集中表现在：他们凭借特殊性的君纲至上、父纲至上、夫纲至上，压抑和否定派生从属的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尤其是强化了传统儒家在古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所谓“独尊儒术”），从而把本来就包含着浓郁政治性意蕴的孔孟儒学，改造成一种旨在为古代社会统治集团服务的政治—伦理学说，亦即所谓“政治化的儒家”（杜维明语）。

7．随着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统治结构的逐渐巩固，以及由于受到道家和佛禅思想的冲击影响，以程朱陆王为主要代表的宋明儒学，进一步察觉到上述悖论所造成的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群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因而，他们着重汲取了道家注重天地自然的宇宙观思想与佛禅注重个体精神的心灵观思想，从“天理”与“心性”两个视点出发，不仅突显了普遍性恻隐仁爱的重要意义，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且突显了个体性良知良能的重要意义，主张“圣贤只是为己之学”，并在某种程度上提倡“正君心”、“清君侧”，试图矫正孔孟儒学以及秦汉儒学凭借血亲团体性和君臣团体性压抑否定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的负面弊端。不过，他们虽然提出了“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等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看法，却没有根本放弃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特殊主义儒家精神，依然主张“尽性尽命，必本于孝弟”、“爱莫大于爱亲”，甚至在不同程度上继续承扬了主张三纲至上的秦汉儒学思想。至于他们提出的“理一分殊”说，虽然也试图从某个视角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溶为一体，但由于并未真正确立普遍群体性“理一”的至高无上，而是依然肯定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分殊”团体性之理的至高无上（“天理人情之至”），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此前儒家的深度悖论。

8．在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以及由于受到西学东渐和的冲击影响，当代儒学更深刻地察觉到上述悖论所造成的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群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因而，他们着重汲取了西方理性哲学（如康德、黑格尔等）和中国古代哲学（如佛禅、墨家等）的有关思想，一方面充分突显了同时包含个体性和群体性维度的“仁心”、“仁体”的重要意义，强调道德自觉对于人的伦理存在的形而上意义，并且主张在自我的创造性转化中确立人的个体性自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秦汉儒学强调的君为臣纲、夫为妇纲观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父为子纲观念提出了某些批评。然而，出于对孔孟儒学的信奉尊崇，他们同样没有根本否定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儒家精神，而是依然强调“仁心仁体”或“情感本体”应该以血亲孝悌作为源头核心，依然主张“爱莫大于爱亲”的血亲至上原则，依然坚持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结果不仅没有摆脱、反而在现代背景下进一步突显了上述悖论的深度意蕴。

9．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由于蕴含上述深度悖论，传统儒家一直受到包括道家、墨家、法家、玄学、佛禅、自然人性论在内的诸多思潮的批判抨击。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经济体制、宗法血亲礼制和中央集权体制，却从根本上为传统儒家的深度悖论提供了现实历史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它遮蔽起来，以致这些批判抨击始终未能真正动摇传统儒家的主导地位，以致这些思潮本身最终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传统儒家的有关观念，以便维系自己的存在和影响。

10．只是在现代背景下，传统儒家上述悖论的深度意蕴才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一方面特别强调人的存在的一己个体性维度（自由、人权、平等）和普遍群体性维度（民主、法制、博爱）的本根性意义，另一方面却又相对贬抑特殊团体性维度（父母子女、夫妻家庭、团队社区等等）的构成。结果，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与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鲜明对照，甚至处在背道而驰的尖锐冲突之中。所以，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阶段之后、尤其是从以来，传统儒家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烈、最深刻的批判，以致往往被人们看成是陈旧历史的腐朽残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明确指向了传统儒家的“家庭本位”观念，以致某些深受儒家影响、乃至自觉坚持儒家立场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人，在这些批判的冲击下，也激进地要求取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四伦，甚至宣称“家庭是万恶之源”。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批判主要还是针对传统儒家的三纲至上观念束缚个体自由发展的负面功能（亦即所谓“吃人的礼教”）展开的，并没有自觉地注意到传统儒家主张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所蕴含的深度悖论，尤其是没有自觉地注意到传统儒家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在极大地压抑着一己个体性维度的同时、还极大地压抑着普遍群体性维度的更为严重的弊端缺陷，反而误以为传统儒家在实质上是凭借社会性（群体性）压抑个体性。因此，这些批判虽然常常主张彻底抛弃传统儒家，却并没有深刻揭示儒家传统在深度悖论中延续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十分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却又凭借血亲团体性以及君臣团体性，否定消解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

二

11．如上所述，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曾经发挥了、而且目前还在发挥着种种束缚阻碍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在个体性维度上，它以等级尊卑观念压抑着自由平等观念（自我意识、人格独立、个体自由、人人平等）的形成发展；在群体性维度上，它以私德至上观念压抑着社会公德意识的形成发展，以亲情至上观念压抑着民主法制意识的形成发展，以致严重地干扰着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巩固，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凭借将特殊性人际情感凌驾于普遍性原则规范之上的特殊主义观念，滋生着诸如走后门、拉关系、裙带网、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一系列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参见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倘若我们继续肯定和维系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尤其是一味护守和宽容它的那些陈旧腐朽的特殊主义观念，其结果只能是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传统儒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衰退式微，成为所谓“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约瑟夫·列文森语）。

12．但是，传统儒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上述严重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儒家传统在现代背景下就只能是不可避免地最终消亡，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对儒家传统采取那种彻底抛弃、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不错，传统儒家的确是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然而，儒家传统依然拥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足以使它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变成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可以汲取的积极文化资源，甚至还能对全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这一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13．第一，一方面，当前人类世界正在以实现普世性的现代化为动力，展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试图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人文精神、伦理理念等领域完成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正像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的那样，这种全球化进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否定消解各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在文化传统、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等领域所具有的与现代化使命不相冲突的个殊性特征，因为后者的多元化发展，恰恰可以使全球化进程在本质内容上更丰富、更生动、更具有活力。从这个角度看，在现代人类的这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一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只要包含着可以促进全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科技革命、人文精神、伦理理念的积极因素，或是包含着可以促进这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的个殊性特征和多元化倾向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展开的积极因素，就能够拥有不可否定的存在理由，具有不容抹煞的正面价值，维系不能消解的持续发展。

因此，当前人类的这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在要求我们否定消解传统儒家中那些与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的陈旧腐朽因素的同时，也必然会要求我们肯定弘扬儒家传统中那些与现代化进程根本一致的富有活力因素，以及那些可以促进中国文化传统的个殊性特征和多元化倾向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展开的积极优秀因素——当然，其前提是：儒家传统的确包含这样一些富有活力、积极优秀的因素。

14．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基督宗教传统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以及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持续发展那里，得到一些富有意味的启发。本来，基督宗教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也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首先，它的神本主义立场明确主张把上帝凌驾于人类之上，从而与西方文明在开始现代化进程时倡导的人本主义大相径庭；其次，它明确主张把人的理性置于的主宰之下，从而与西方文明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倡导的推崇理性至上的启蒙哲学、与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之一——现代科学技术尖锐对立；第三，它明确主张把爱上帝凌驾于爱邻人之上，因而陷入了一个与传统儒家十分相似的深度悖论，即在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内，凭借本根至上的特异上帝，否定消解了派生从属的普世邻人，从而与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容之一——普世性的全球化倾向直接冲突。所以，与启蒙时代相比，基督宗教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世纪，一度被认为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尽管如此，由于基督宗教传统毕竟包含着肯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类自身价值的积极因素，包含着肯定理性自身意义的积极因素，包含着主张普世邻人的积极因素，以及包含着许多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个殊性特征的积极因素，结果，不仅西方文化在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通过深度批判从它那里汲取了许多文化资源作为自身的推动力，而且在经历了五百年的现代化洗礼之后，基督宗教通过不断的自我调适、自我改革、自我转化，依然能在当前西方社会科学昌盛、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发达、民主政治确立的历史背景下维系自己作为西方文化精神支柱之一的强大存在，构成西方现代化个殊性特征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还能通过首倡普世伦理、全球伦理，为当前人类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做出积极的重大贡献。这种现象当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思考儒家传统现代转型的重要借鉴：既然神本主义的基督宗教能够如此，为什么一直坚持人本主义立场、相对缺失神秘信仰因素、甚至具有鲜明和平主义倾向的儒家传统，就不能够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创造性的自我转化，富有活力地持续发展，并对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积极的重大贡献？

15．第二，儒家传统自身的确包含着许多在全球化—多元化时代氛围中富有活力、积极优秀的因素，足以使其维系它的持续发展。这些因素集中表现在：

首先，虽然在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内陷入深度悖论、乃至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了凭借特殊团体性压抑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的严重负面效应，但是，传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总是在理论上积极肯定为仁由己、恻隐仁爱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维度的重要意义；而且，他们的这种肯定也总是发自内心真诚、出于善良意向，并非矫饰欺骗的虚伪之举。与此相应，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处于被束缚被否定的压抑状态，传统儒家的这些优秀因素依然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构造之中，成为拥有巨大潜能的内在契机，甚至还能够在不与血亲团体性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获得不同程度的肯定性显现。因此，在当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通过能动的改造和深度的转型，这些优秀因素无疑可以在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并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为现代人类建构所谓的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提供深邃丰富的文化资源。

16．其次，虽然在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内，传统儒家特别推崇的血缘亲情和慈孝友悌一直发挥着束缚否定个体性和群体性的严重负面效应，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始终是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些无法消解的内在因素，构成了人的存在殊团体性维度的重要内容，具有不容抹煞的积极伦理意义和深刻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在传统儒家的大力推崇下，注重血缘亲情、强调慈孝友悌也一直构成了中华民族伦理文化传统的个殊性典型特征，值得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背景下进一步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鉴于血缘亲情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深度构成意义，鉴于儒家传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所有思潮之中最为推崇血缘亲情的惟一学说，在当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通过能动的改造和深度的转型，儒家传统对于血缘亲情和慈孝友悌的积极肯定，甚至还可以对当前人类文化（尤其是当前人类伦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其他思潮无法替代的普世性贡献，尤其可以在矫正所谓“现代性”相对漠视特殊团体性维度的负面弊端方面，充分发挥积极有效的纠偏功能。

17．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情理”精神，亦即以“情”为“理”、主张“合情即合理”的人文精神；它极大地突显了情感因素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重要意义，因而与西方文化传统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很为不同（参见刘清平：“人为与情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初探”，载《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3期）。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进程的确是一种“理性化”的进程，而西方文化传统也正是因为它所特有的“理性”精神，才能在人类各个民族、各大文化中率先步入“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诚然，在情理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也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张力，而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血亲情理精神，更是与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的普遍主义趋势正相冲突。不过，鉴于情感因素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具有无法抹煞的深度构成意义，鉴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人际情感的独特推崇，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通过能动的改造和深度的转型，儒家传统的情理精神不仅可以在维系中华民族特别重情的个殊性文化心理构造方面充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可以在矫正现代化进程由于片面强调理性本根至上所造成的压抑情感因素的“铁笼”效应（马克斯·韦伯语）方面，充分发挥有效的纠偏功能。同时，虽然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思潮在后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有效的纠偏功能，但儒家传统对于“人际情感”（而非本能欲望、意志冲动、神秘体验）的肯定强调，依然能够使它扮演一个无法替代的独特角色；而在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范围内，虽然道家、墨家、佛禅等各大思潮同样坚持“情理”精神，但儒家传统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依然能够使它具有某种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开发汲取各种不是主张“理性至上”的文化资源、以克服消解“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现代性”的负面弊端，已经成为当前人类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后现代”课题；而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所特有的“情理”精神，恰恰可以在这方面一展身手。

18．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儒家传统包含的这些不仅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而且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积极优秀因素，在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内，要么受到严重的束缚压抑而陷入被否定的状态，要么受到片面的过分推崇而陷入被扭曲的状态，都不可能在维系原状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它们具有的上述正面价值。因此，只有对传统儒家展开认真严肃的积极批判——并且不是那种局限于其个别观念的蜻蜓点水、犹抱琵琶式的表层批判，而是那种集中于其理论架构的触及要害、颠倒乾坤式的深度批判，尤其是那种直接指向其基本精神和内在悖论的深度批判，才能真正促成儒家思潮的深度转型，根本否定传统儒家的那些陈旧腐朽的消极因素，充分发扬儒家传统的那些富有活力的积极因素，从而使其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三

19．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在此提出“后儒家”的理论构想。

所谓“后儒家”之“后”，当然是相对“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主要意味着“后儒家”彻底消解它们所确立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根本否定它们所坚持的传统儒家基本精神。所谓“后儒家”之“儒家”，则是直接就儒家传统自身而言，主要意味着“后儒家”对于“原儒家”和“新儒家”的彻底消解、根本否定，并不是试图在儒家传统之外另起炉灶、运用外来分立的理论体系取而代之，而是将儒家传统自身包含的种种积极因素，以一种内在异质的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其在维系儒家传统自身认同的前提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后儒家”，既是“后”儒家，又是后“儒家”，在“后”之后还是“儒家”，因为它不仅解构传统儒家，而且重构儒家传统。

20．后儒家所要消解的理论架构，就是传统儒家那种主张血缘亲情本根至上、坚持血亲情理精神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后儒家试图重建的理论架构，则是那种主张恻隐仁爱本根至上、坚持仁爱情理精神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换句话说，在后儒家中，占据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的，不是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而是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

21．后儒家之所以选择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如上所述，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而任何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只有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才有可能将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成为本真性的人本主义。其实，所谓“以人为本”，就其本意而言，便是意指普遍群体性地“以一切人为本”、“以每个人为本”，而不是仅仅意指一己个体性地“以我为本”，或是特殊团体性地“以父母亲人为本”、“以某个团体为本”；因为不仅我自己、我的父母亲人、我所属的团体成员是人，而且其他人也是人、也具有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否则，所谓人本主义就将陷入深度悖论，最终变成实质上的“个人至上主义”、“血亲至上主义”或是“团体至上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儒家其实并不是本真性的人本主义，而是血亲性的人本主义。）有鉴于此，后儒家为了将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立场贯彻到底，必然选择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

22．第二，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是丰富多样的；各种不同的人本主义学说在界定人的根本规定性的时候，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着眼、从不同的层面入手。后儒家则从维系儒家传统的自身认同、承扬儒家思潮的情理精神出发，首先选择恻隐仁爱作为属人的根本规定性，坚持“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而不仁，如之何”的立场，强调每个人都应当对一切人怀有恻隐之心和仁爱之情。尤其重要的是，在现代背景下，后儒家特别强调，这种恻隐仁爱并不仅仅限于对他人的苦难不幸怀有同情怜悯，而是在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上首先包括：一视同仁地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

后儒家明确认为，这样一种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对于人的整体性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本根意义：它既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又是人之为人的终极理想；人的一切行为举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损害否定人的存在的这一至上本根。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原本就有以恻隐之心为端绪、以仁者爱人为理想的观念，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只是由于处在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中，这一普遍群体性维度受到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不可能真正实现（参见QingpingLiu：“IsMencius’Doctrineof‘Commiseration’tenable?”,AsianPhilosophy,11(2001)：73-84；刘清平：“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载《哲学评论》2002年第2册）。后儒家在这方面对于传统儒家的解构工作在于：把被颠倒性地置于派生从属地位的恻隐仁爱维度，重新置于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使其摆脱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所受到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从而确保这一普遍群体性维度能够在理论上贯彻到底，确保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立场能够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23．由此出发，后儒家明确主张：在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人的存在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应该与上述普遍群体性维度保持内在的统一。其实，后儒家在恻隐仁爱的普遍群体性维度上，主张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这本身就包含着：高度肯定每个人的一己个体性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的重要意义，大力推崇每个人的一己个体性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的伦理价值，充分承认每个人的一己个体性肉体生命、本能欲望、物质需要的正当合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儒家特别强调：由己为己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应当并且可以与恻隐仁爱的普遍群体性维度达到内在的统一。换句话说，本真意义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本来就包含着本真意义上的一己个体性维度；本真意义上的一己个体性维度，也必然会通向本真意义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原本就有“为仁由己”、“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观念，力求通过强调恻隐仁爱本来就植根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而把普遍群体性维度与一己个体性维度内在地统一起来。后儒家充分肯定传统儒家的这种观念，并且通过解构，将它重新置于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之中加以强调，从而使这两个维度的内在统一，能够摆脱在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内必然受到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确保这种有机的统一能够在理论上贯彻到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24．与此同时，后儒家特别提倡：一己性个体应当对普遍性群体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尤其是在二者之间出现冲突、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甚至应当不惜限制和牺牲一己个体性的维度，以求维系和实现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后儒家的这种主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既然本真性的人本主义要求“以一切人为本”、“以每个人为本”，一个人肉体生命、本能欲望、物质需要的满足，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的维系，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的实现，就不应当损害和否定、而应有助于维系和实现其他人在这些方面平等具有的基本权益；否则，人本主义便不再是本真性的人本主义，而会沦为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同时，就其实质而言，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这种损害和否定，最终也必然会损害和否定一个人自己在这些方面与其他人一样平等具有的基本权益，从而陷入深度悖论。

第二，后儒家提倡的在出现冲突时应当限制一己个体性维度、实现普遍群体性维度，只是主张：一个人在必要时不惜放弃自己的某些本能欲望、限制自己的某些物质需要、乃至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存在，并非要求一个人因此放弃自己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根本一致的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牺牲自己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根本一致的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相反，即便一个人在必要时为了维系普遍群体性维度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存在，他或她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根本一致的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等等，不仅不会受到束缚压抑，而且还能得到充分完美的终极实现。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维系的普遍群体性维度，本身就包含着对于这个人自身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内在合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的根本肯定。

因此，后儒家的上述主张并非旨在凭借社会性压抑个体性，而是为了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更好地实现普遍群体性维度与一己个体性维度的内在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说、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后儒家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内，一己个体性的维度既派生于、又从属于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原本就有“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的观念，提倡人们应该不惜牺牲个体性的生命存在、以求实现社会性的仁义理想。后儒家充分肯定传统儒家的这种观念，并且通过解构，将它重新置于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之中加以强调，从而使其能够摆脱在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内必然受到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以确保“杀身”、“舍生”的自主举动完全是本真性地为了实现恻隐仁爱的普遍群体性维度，而不是扭曲性地为了维系那种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正相冲突、坚持有父有君至高无上的特殊团体性维度。

25．进一步看，后儒家明确主张：在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人的存在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价值意义也应当受到充分的肯定。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这一维度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如父母子女的血缘团体性、丈夫妻子的姻缘团体性、朋友熟人的友缘团体性、同乡邻人的地缘团体性、上级下属的治缘团体性、同事同行的业缘团体性、师生同窗的学缘团体性、宗教信众的教缘团体性等。

后儒家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在人的整体性存在所包含的种种关系中，不仅有一个人与其他一切人所发生的普遍性群体关系，不仅有一个人与这个人自身所发生的个体性对己关系，而且有一个人与某些特定的人所发生的各种特殊性团体关系。这些特殊性团体关系各自拥有不容否定的特殊性存在根据和具体内容，如血亲、婚姻、友谊、乡邻、治理、事业、教学、信仰等，因此在人类生活中必然会拥有无法取消的特殊性价值意义、发挥不可抹煞的特殊性重要作用。

26．与此同时，后儒家明确主张：这些特殊团体性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应该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占据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而应当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既派生于、又从属于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并且在此基础上与后二者实现内在的统一。

后儒家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从本真性人本主义的视点看，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上述特殊团体性关系首先是以普遍群体性关系作为自己的终极本根的，然后才能凭借某种特殊性的存在根据，确立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内容。以父母子女的血缘团体性关系为例。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父母子女首先是在普遍群体性人际关系中具有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然后才会在特殊团体性血亲关系中具有父母子女之为父母子女的特殊规定性。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她或他的父母子女首先是作为“人”、像其他一切人那样与他或她保持着普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然后才会凭借生育抚养的血缘纽带、作为父母或子女而与她或他保持着特殊团体性的血亲关系。其他特殊团体性关系亦然。因此，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没有任何一种特殊团体性能够凌驾于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之上；所以，一个人也不应该为了维系和实现前者而损害和否定后者。

27．有鉴于此，后儒家特别强调：必须彻底消解传统儒家赋予血亲团体性以及君臣团体性以本根至上地位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

先就血亲团体性而言。后儒家充分承认：父母通过血缘关系赋予了一个人以肉体生命，亦即承载一个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的质料性实体，并在其生命进程中对于他或她具有养育之恩和教导之功。所以，一个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回报父母、孝敬双亲。然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父母并没有、也不能仅仅通过血缘关系就直接赋予一个人以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如上所述，这种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只有在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的层面上才能真正确立。有鉴于此，后儒家根本否定孟子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前提中推出的“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的狭隘有限的特殊主义人性结论，并且因此根本否定传统儒家主张的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尤其反对那些为了维系和实现血亲团体性维度（孝）而不惜损害和否定普遍群体性维度（仁）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己）的观念和行为。

与此相应，后儒家特别提倡：在血亲团体性维度与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合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出现冲突、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舍孝以取仁”（以及“舍孝以取己”——此“己”乃与“仁”内在统一之“己”）。后儒家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社会群体的普遍性利益在本质和地位上大于和高于个别家庭的特殊性利益，普遍群体性关系的价值意义在本质和地位上大于和高于特殊团体性关系的价值意义。第二，由于这种“舍孝以取仁”（以及“舍孝以取己”）的终极目的首先是旨在实现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因此，即便在这种“舍孝”的选择中，父母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等等，依然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会在受虐待的状况下被损害或是被否定。（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导致虐待父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就是由于儿女缺失那种首先尊重父母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等等的本真性人本主义观念。）其实，后儒家在普遍群体性维度与一己个体性维度内在统一的基础上，主张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这本身就包含着：充分承认任何一个特殊性团体中的成员（包括自己的父母亲人）的人格存在、基本权利、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

28．再就君臣团体性而言。后儒家根本否定传统儒家的“君权至上”观念以及荀子为此提出的下述理由：“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因为这一理由即便在古代社会也不符合事实、根本无法成立。与此相应，在现代背景下，后儒家同样根本否定传统儒家一直主张的“君臣有义”、“君惠臣忠”等陈腐观念。在探讨现代社会治缘团体性中的上级下属关系时，后儒家将以普遍性的社会公德（仁）作为至上本根，提倡那些遵循本真性人本主义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普遍性伦理规范的职业道德。

与此同时，在现代背景下，后儒家也不再提倡传统儒家极为推崇的内圣外王理想以及尧舜文武典范。这不仅是鉴于这些打有古代社会深刻烙印的理想典范虽然包含某些积极的正面价值、却又具有各种严重的负面弊端，也不仅是鉴于后儒家之“后”并非向“后”看（眷恋过去）、而是向“前”看（面向未来），同时更是鉴于：后儒家的终极目标，不是力图把某个人或某些人造就成因为道德超拔便能平治天下、并让万民景仰的青天圣王，而是旨在把每个人或一切人培养成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社会公民。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后儒家的终极目标，不是“满街人都是理想圣王”，而是“满街人都是优秀公民”。

此外，后儒家还根本拒绝在现代社会中喜剧性地再次扮演传统儒家那种自命的或是他封的“王者师”尴尬角色，而宁愿选择孟子提倡的“大丈夫”自主身份（当然是在消解这一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之后）。

29．在坚持上述观念的前提下，同时也从维系儒家传统自身认同的立场出发，后儒家强调：在当前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当充分承认各种特殊团体性因素（尤其是血亲团体性因素）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重要意义，大力肯定各种特殊团体性情感（尤其是血亲团体性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正面价值，尤其提倡一己性个体应当对特殊性团体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些与普遍性群体权益根本一致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甚至推崇为了履行这类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而在必要时不惜放弃自己的某些本能欲望、限制自己的某些物质需要、乃至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存在的高尚品格，由此克服和消解所谓“现代性”相对忽视特殊团体性人际关系和人际情感的负面弊端，维系和巩固家庭观念、朋友情谊、社区意识、团队精神等等。

事实上，通过深度批判和彻底解构，后儒家甚至主张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积极肯定和重新建构传统儒家的“爱有差等”观念，明确认为：在一视同仁地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每个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的本根至上的终极基础上，一己性个体可以并且应当按照各种特殊性团体的存在根据和具体内容，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朋友熟人等等，分别给予更强烈的情感关怀、提供更专注的体贴照顾、建立更密切的交往沟通。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差等之爱只是在内容和强度上、而不是在本质和地位上大于和高于上述一视同仁，亦即这种差等之爱不应该在实质性意义上凌驾于上述一视同仁之上，更不应该为了维系和实现这种差等之爱而损害和否定上述一视同仁。后儒家也将从这个视角肯定和重构宋明儒学提倡的“理一分殊”观念：在一视同仁地实施恻隐仁爱这个本根至上的普遍性一理维度的基础之上，积极肯定各种团体性关系的特殊性分殊维度的重要意义，充分承认各种团体性之爱的特殊性分殊特征。

30．综上所述，后儒家之所为仅仅在于：深度批判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彻底消解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架构，依据一种原本就内在地潜含于儒家传统人本主义立场之中的普遍主义架构，将传统儒家提倡的那些依然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加以重组，由此大力弘扬儒家传统的仁爱情理精神，以使自身既成为“后”儒家、又成为后“儒家”，在“后”之中继续维系“儒家”传统的自身认同。换句话说，后儒家之所为仅仅在于：把被传统儒家颠倒了的理论架构重新颠倒过来，以一种上下倒置的颠覆方式重新建立儒家传统的理论架构。

正因为如此，后儒家对于原儒家和新儒家的深度批判、彻底解构、根本否定、异质重构，在本质上其实是儒家传统的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同时，也只有这种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才有可能真正使拥有两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儒家传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其他思潮学说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3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试图提出一个后儒家的大体构想。儒家传统的许多思想观念，诸如性善性恶的问题、仁义礼智的问题、己立立人的问题、义利关系的问题、血亲推恩的问题、天人合一的问题等等，并没有在这里得到具体讨论和深入展开。此外，在展开儒家传统的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的进程中，后儒家如何不仅批判性地汲取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家、墨家、佛禅等思潮的积极因素，而且批判性地汲取西方文化传统以及其他文化传统中各种思潮的积极因素，也是一个十分重要、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所以，后儒家的上述理论架构，也将一直敞开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的大门。

32．在这种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中，对于后儒家来说，一以贯之的口号是：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3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对于二者的关系相继提出了几种学说: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近年来又提出了互补说、改造说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争锋，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学者们日渐认同综合说、融合说、互补说，这些学说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及需要。第一种是“对立说”。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是绝对不相容的。二者在时代基础、社会基础、民族基础、阶级基础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二是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3］。三是一些新儒学代表站在维护儒家文化的立场或者政治立场上，尤其是蒋庆提出了“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4］，鼓吹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国，应以现代新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种是“并存说”。该学说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主体价值在国家治理上可以二元并存［5］。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或终极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规范着伦理道德，支撑着精神信仰。二者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平行或并重放置。第三种是“综合说”。该学说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把“中、西、马”进行有效融合，实现“三流合一”，在理论构建上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文化对立的混乱状况，加强“中、西、马”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融通，走文化综合创新之路［6］。第四种是“融合说”。学者们对此学说达成较大的共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许多一致、相通的地方，两者可以较好地融合。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7］。邵龙宝认为相通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8］。第五种是“互补说”，也称为“会通说”。该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具有许多相容、相通、相补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融相济，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双向共同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双重要求。”［9］二者之间存在着“会通”与“超越”的双重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会通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传统文化”。二者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可以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必要性研究

在阐明和分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针对其结合的必要性分别从历史的、现实的、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经过对“中、西、马”三种理论的应用对比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革命热情适应了中国变革图强的需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性，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

(二)从现实社会治理角度看必然性

现代中国出现了诸如文化迷茫、信仰多元化、价值取向混乱等问题，同时现代西方社会也暴露出了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等弊病。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在精神文化上进行新的构建，儒家传统文化则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如郭建宁认为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等精神方面，在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盛行方面，在缓解三大紧张关系方面，都能展现出其他学说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必然性

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主流文化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0］。对此我们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要着力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对儒家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共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和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诸多相似、相容、相通之处，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七个方面，即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11］二者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等方面具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二是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的实践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三是关注人。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四是社会理想方面。大同世界是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它们都是社会民众的一种共同的理想追求。二者的契合处体现在高度理性的社会精神生活追求，实践至上的社会价值理念，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态度，人性层面的东西文化的互补。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体现着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相异性［12］。牟钟鉴则认为二者的相异性表现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头不同，肩负的社会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同，实践的方式方法与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同［1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和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

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上还存在一些争执。在两者的融合过程中，要把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明确大的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1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和现实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并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5］但是一些新儒家学者则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把儒学当作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现代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6］。这些主张明显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的，我们须加以警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途径

在二者结合途径的规划上，“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借用古语，推陈出新;古籍新解，引申发挥”。并要从学理上对二者的理论框架及内容进行系统分析，把握好三个主旨: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17］。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18］。因此，推进二者的有机结合，既要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又要面向世界，树立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宽阔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5.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教育思想；价值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的思想较为多样化。比如儒家、法家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当代，我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历史上，虽然没有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存在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和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贵君轻”、“强调人的价值”等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即为现代社会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1]早在殷末周初时，《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思想。并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安宁与发展，其前提条件是加强对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管子在《管子•霸言》中指出，要想巩固霸王之业，其根本原则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管子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在儒家的“仁爱民贵”中的得以体现。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孔子站在仁爱角度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并指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别人学习的发光点，并推崇人格独立和自主。作为爱人的仁者，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到“仁爱”思想的精髓和意义。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孔子格外关注人的主体性和根本性。对于孟子而言，主张站在人性论角度看待仁爱思想，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主张博爱。荀子作为孟子的继承者，在宣扬仁爱思想的同时，他强调人的地位。并在性善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性恶论。但是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主张人的地位，并关注人的价值和作用。

2儒家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1做到“有教无类”

目前，虽然教育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但是依然面临着“市场化”危机。针对这一情况，需要高举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旗帜，进而避免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2014年，在两会报告中，国家总理就针对农村教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策略，即需要加强对中西部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加大对其教育投入力度，促使城镇教育的公平发展。除此之外，针对农村有困难的农家子弟，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同时提高我国教育整体水平。[2]在新时代下，国家需要加大对“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的宣传力度，通过微博、微信等多种网络平台加强人本教育思想的宣传，这样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有教无类这一思想内涵的了解与认识，又可以为培养全面性人才奠定基础。

2.2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才

孔子思想中，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其中，基础科目是诗、书、礼、乐。与此同时，在注重基础科目的同时，应加强体育锻炼，从而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现阶段，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应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学校而言，应结合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改变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同时制定新型人才培养方案，进而为社会培养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2.3做到“因材施教”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在具体教学中，应坚持因材施教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儒家传统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外在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应结合不同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教学目标，并关注和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进而在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凸显学生个性。这一教学方法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教育思想，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2.4师生关系应和谐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弟子三千，但是对每一位弟子都关爱有加，且尊重他们、爱护他们，这对于现如今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具有借鉴意义。他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仅赢得了广大弟子的尊重，同事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社会，师德问题日益凸显，比如“丁娟事件”、“教授涉嫌论文抄袭事件”、“上海教师使用ipad上课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存在表明今天的师德问题较为突出，其拓展范围较广。针对这一问题，学校教师应改变传统单一教学模式，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学生也应改变对教师严厉形象的认识，进而为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3结束语

传统儒家文化有其自己的思想精髓，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因此，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正视其缺陷，学习其中的人本精神，在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进而丰富中国特色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高薇薇.儒家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J].企业导报,2015,(05):60.

[2]张莉.先秦儒家的人本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前沿,2014,(02):178-180.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现代家具设计 教育探讨 儒家文化 传统家具 美学特征 思想意蕴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022－03

【Abstract】Furniture design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framework is not simple integr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but rooted in the teaching design change the way of thinking, present a new teaching design way of thinking. Hope of China furniture design education can have a foothold in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e new style of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Furniture design professional teaching by Confucian cultural idea as the core idea, by the Confucian aesthetics thinking features for factors. The Confucian culture is of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culture connotation, harmonious and unified beauty is th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Confucian aesthetics. The Confucian culture thought a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to cause the its unique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spirit. Creativ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resources, can give China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professional teaching new culture connotation.

【Key words】Modern furniture design Education discussion The Confucian culture Traditional furnitur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connotations

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目的是通过创造合理家具空间环境来适应人的需要，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目标是坚持人与建筑家具空间和谐共融，服务于人和社会生活。随着全球节能、减排、低碳等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自然和生态理念已成为国际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的主旋律。传统家具真正意义的形成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构建而成的，无论从审美还是应用，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行为理论学和自然理论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家具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且影响深远。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人文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有许多纹饰元素一直沿用至今，具有独特的文化寓意和艺术风格。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作为儒家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家具设计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及文化情趣的追求。因此，充分了解本土历史文脉，营造既符合国际一体化潮流，又具有本土特性与风格的家具设计作品，才是中国现代家具设计学科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的核心理念

立足现代家具设计教学实践，儒家文化思想研究是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的基石。儒家文化思想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非凡的通融力，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并对中国传统家具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家具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使现代家具设计教学实践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的美学思想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

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国传统家具发展过程中起着主体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传统文化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家具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传统家具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在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实践中既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达到“中和之美”，家具设计专业教学应严谨的遵循儒家思想文化的礼乐规矩。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给人一种情感教育，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我们应立足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研究现代，用“和谐”理念指导中国家具设计的艺术创作。

二、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国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中的美学特征

1．规范秩序的“礼”：庄严之美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儒家的伦理规范就是“礼”的秩序。“礼”原先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后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儒家思想为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基础，对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最大的影响在于营造了一个整体化的礼制气氛和庄严之美，传统家具按使用人群划分：皇室御用家具、官宦贵族家具、文人雅士家具、民间民居家具等。如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由于等级制度森严，家具通过造型、尺寸、材料及装饰等表现了中国的伦理文化。传统家具的造型大多以直线为主，方方正正，给人以端正沉稳之感。例如，靠背椅，其椅背较高，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这是当时制度下地位的象征，座椅靠背板与座面大多成直角，使座上宾只能正襟端坐，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以礼待人，崇尚行为举止的端庄，作为一种人伦秩序规定的“礼”往往把强调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无论从室内陈设格局及功能的应用上都有严格的秩序规范，强调以儒雅炫耀于世，家具风格要追求一种绚烂之美，一种庄重和威严之美。

2．“天人合一”：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方是理想人格。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的“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遵循了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儒家的理想人格即天人关系的中枢，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天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对中国家具专业教学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例如，明式家具中的圈椅“上圆下方”，正是“天圆地方”的隐语，大装饰图案多取自于自然万物，表达出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圈椅的造型和比例尺度则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际为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中表现为追求“人――家具――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追求家具与自然的“有机”美。这种和谐之美的有机观在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①顺应自然：中国传统家具设计从选材制作到总体陈设布局，将对自然谦逊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造型、纹饰及图案。②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与法则，使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之美。

3．“尚中”：对称之美

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中和情韵的道德美学原则，对现代传统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的创作思想、家具风格、整体格局等方面有明显影响。传统家具在设计上的主要特征莫过于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大到床、榻、屏风类，小到几、案、椅、凳类，都有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了以“中”为特色的传统家具美学性格。中国传统家具强调“尊者居中”、等级严格的儒家之“礼”，其空间布局常作中轴对称均齐布置。这种关于中轴对称均齐的“尚中”对称之美与家具形象，不仅具有礼的特性，且兼备乐的意蕴，具有中国式的以礼为基调的礼乐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不仅受儒家礼数几千年的影响，且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包括中华民族审美生理与心理机制，平稳、静穆、壮阔甚至伟大。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家具风格一般都具有严格的空间秩序，讲究陈设布局的对称与均衡，与建筑相辅相成，既相互融合又相互促进。如山东曲阜孔庙，堪称中国古典庙堂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孔庙的“领袖”，室内家具设计庄重而且条理清晰，具有强烈的中轴对称陈设特点，象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与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特点，“尚中”之美、对称之美，以无声的语言记述着家具的历史，默默地奉献和传承、传递着儒家文化的意蕴。

4．自然意境：材料之美

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中所讲的意境是主观与客观的相熔铸的产物，意境是一种情景交融，神、形、情、理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中国传统家具对于木材的自然美感很重视，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很注重表现材料的天然本色和自然纹理，喜欢从自然美中找到理想的意境。《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说：“这些制品的主要艺术魅力在于纯真，刚中有柔，以及无疵的光洁匀称。”体现了儒家文化对自然之美的认识和崇尚。中国传统家具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崇尚自然美：自然材料的大量使用、自然因素（如花草、动物等）在装饰图案中的主导地位等无不反映了这一点。而现今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所倡导的“生态设计”、“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的设计思想均是崇尚自然的具体反映。

中国传统家具在材料的选择上同样也赋予了儒家文化对玉的深刻含义，过去说玉有“五德”。“五德”在中国传统家具用料中也都有体现，仁、义、智、勇、洁五德用在我们的木制材料上也是合适的，“具温润，匀质地，声舒畅，并刚柔，自约束”，恰恰也是木制材料的写照。正是木性这种如玉的特质，使得中国人在木材纹理变化中追求体现自然意境的画意之美。自然意境成为重要的美感之一，从而使我们对传统家具除了外观造型的欣赏和生活使用之外，多了一分把玩、抚摸的爱意，这种艺术表现是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精华所在。由于天然木料生成条件不同、年轮不同、裁切角度不同，所形成的图案千变万化，这些图案的变化，形成了传统家具材料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一些深色硬木，如黄花梨紫檀之类，黑色素分布所产生的纹理与中国水墨画很相像。这样的意境之美是大自然的作品，使人们在木材中能发现中国画中的神韵，这种“木化”的审美只有在儒家思想文化中才可能体现和形成。

5．巧夺天工：制作之美

中国传统家具制作手段是表现美感的一个重要途径，“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灵魂。正是榫卯结构，构筑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框架，并以此独立于世界家具之林。“榫”是突出的部位，“卯”是凹陷的部位，两者相合即为“榫卯”，使结构也形成一种凹凸之美。王世襄先生对榫卯有过这样的话：各构件之间能够有机地交代连结而达到如此的成功，是因为那些互避互让、但又相辅相成的榫子和卯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家具制作在榫卯结构上的造诣确实不凡，中国传统家具令人瞩目的另外一点就是雕刻工艺的运用，把木材不需要的部分去掉是雕，通过榫卯结构把其他部分的材料连接起来是塑。传统家具中雕刻工艺的运用主要是作为家具的装饰部分，这些被称为“刻削之道”、“刻镂之术”，形式上有圆雕、浮雕、透雕、半浮雕、刻线、镶嵌和漆家具上的剔红等。内容上分为有寓意的纹样图案和装饰线两种。概括起来说：“流畅”、“灵动”、“富有韵律感”，在视觉的线性运动中寻找趣味，及“以虚为实”、“即白当黑”，线条弯曲有度，精巧流畅，通过工艺造型的深浅宽窄、锐钝高低形成家具的风格不同，并产生视觉流动的美感。有寓意的纹样图案则往往与家具端正稳定的造型成为对比，寄托儒家文化对于生活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的追求，提炼并强化了一种吉祥的民俗符号。

传统家具“精而合宜、巧而得体”的制作境界与细腻多彩的雕刻艺术，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着生命的传承与勃发，寄寓着喜庆的色彩，昭示着代代相传的祈愿和向往。在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实践中，注重表现造物与个体的和谐统一，才能发现中国现代家具的制作之美。

6．东方神韵：造型之美

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注重形神兼备，形即造型的艺术形象，神即精神、意识。形和神是中国艺术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先秦思想家荀子早已提出了“形神而兼备”的重要命题。东晋画家顾恺之说：“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顾恺之重现的是形与神相互融合、相互统一，也就是要求形神兼备，因为形的精美与否，直接关系到神的表现。传统家具的神，蕴含在家具的整体形态中，家具的造型款式称之为形制，即造型的制式。传统家具的造型款式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椅类、桌类、床类、柜类以及诸如屏风杂项类。中国传统家具的款式是按照儒家文化一定的礼制设计制作的，每一种款式和部件，都有对应固定的名称和相对稳定的造型尺度。传统家具的外观形态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功能行为的需求，而且是建筑艺术美的组成部分，是形神兼备的造型之美的表达，无论哪一种款式都反映着儒家文化的精神。

王世襄先生曾用“品”与“病”来概括明式家具造型的美与丑，在体会中国传统家具造型美的问题上只要把握一两点就可以把握其基本脉络。一是从伦理角度出发，中国传统家具造型的基本特点就是要符合尺度，这个尺度不是人体工学的尺度，而是一个“合”字，与天合、与地合、与环境合、与人合、与器物本身合；二是传统家具对造型的追求，对自然的表现，不局限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且还要表现它在我们心灵中的内在映像和眼睛里的映像。因此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力量的向往和崇拜，对自然景物的深入观察和细致品味，是难以创造具有东方神韵的造型之美的。这也是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中核心的设计理念。

三、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国家具设计专业教学中的思想意蕴

现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审美思想是按照中国传统祥瑞观念延续下来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在家具的装饰题材和使用习俗中，融会着各种思想观念，如：礼制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家具设计专业的教学方向。

中国人历来追求美好的事物，这种追求也体现在家具的雕饰中，在图案纹饰中借助同音字和谐音非常巧妙地运用图案形象。谐音和寓意，是指以事和会意的方式进行构成，使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这种纹饰意趣横生，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伦理的意蕴，具有一种控制力、规范力，力求保持社会和人际的次序，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常以比德的手法融合在传统家具设计中，如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如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同时，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点的花、鸟、虫、兽的吉祥纹样，也常常以比兴的手法出现在传统的家具设计纹饰中，体现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在儒学影响下，封建思想在吉祥图案中也有反映，如“学而优则仕”的“一路连科”、“路路连科”、“青云直上”等，表现科举高中、仕途顺畅；如“俸禄富贵”思想，表现禄文化，“鹿”便成了占第一位的吉祥物，有“玉堂富贵”、“雀禄封侯”、“受天百禄”等。其实，在吉祥图案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每种物品已经有了它固定的含义，比如牡丹―富贵，石榴―多子，鹿―禄，蝙蝠、桃子、佛手―福，喜鹊―喜庆，鱼―富足，瓶―平安，橘、戟―吉，磬―庆，象―祥，葫芦―子孙万代绵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中国传统家具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这些吉祥图案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也可以说是民俗“人文景观”的一个形象世界，它以合理化的结构与艺术化的造型，充分地展示出简洁、明快、质朴的艺术风貌，将雅俗熔于一炉，雅而致用，俗不伤雅，达到美学、力学、功用三者的完美统一。

四、结束语

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是通过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修养，培养开拓创新的精神。对于目前迅猛发展的家具设计产业和新兴的家具设计学科来说，家具设计的发展前景应是多元化的、生态性的、自然性的、科学性的，对于家具设计专业教学思维的培养及家具设计学科的发展尤为重要。面向未来，中国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的发展方向要与环境艺术相结合，寻求结合中国国情的家具设计风格是家具设计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创造当代家具设计专业教学必将成为家具设计发展的新趋势。家具设计专业教学绝不是形式上的游戏，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它的传统文化内涵，要“激活历史，创意未来”，表现具有中国审美特征和自然观的家具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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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宝光.中国传统家具之美［R］.2009中国木文化研讨会暨云南木文化展示会，200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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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海云.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J］.云南工业大学学报，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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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嘉禄.寻找老家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8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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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开军.家具装饰图案与风格［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1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文物鉴定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2 张福昌.室家具设计［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13 阮长江.新编中国历代家具图录大全［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7篇

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作为政治经济的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新要求，并将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纳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文精神”一词，源自西方，也可称作“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一些不可解问题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精神，包含三个元素：人性、理性和超越性。所谓人性，其主要精神就是要尊重人，尤其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所谓理性，就是以科学的意义来说，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是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的。而超越性，从宗教的意义来说，是指人是有灵魂的，可以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因此，人文精神意味着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不因前路迷茫而退却，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是指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现代化过程中最深层的内涵或者说最本质的要素，应当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本身的现代化，即是指人从传统社会依附关系网络中的人向现代具有独立主体意志的人的历史性变革，由此而推动传统的经济样式、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趋势和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人文精神必须以现代人的独立主体意志为精神内核，构建起以民主、政治、进取、开放为特征的现代人文精神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西方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上，及在实现方式和发展目标上都根本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当从西方工业文明中吸取教训，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环境的破坏等弊端。这样，现代人文精神的主旨在于人不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束缚，而是运用这些创造物去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运用这些创造物去进行新的创造，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因此，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必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作为评判和取舍的价值尺度，去对西方文化和包括传统儒学在内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认真辨析与理性批判，剔除其中的糟粕，汲取其中的精华。

二、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自孔孟突破商周神学的樊笼，开掘内圣外王、积极入世思潮的先河始，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虽几经流变跌宕，却绵延不绝，世代承传。历代儒家，无论是“心性”派还是“隆礼（理）”派，都从不同角度赞美人是高贵的万物之灵，是参天地而化育万物的伟大的世界主宰。儒家文化注重个人与群体共存亡、调节个人欲求与群体利益冲突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修养观，滋育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激励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而奋斗献身。在当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统遗产，对于克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人的“异化”或“物化”弊端，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主义的现象，对于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操和思想，的确有某些积极的意义。然而，无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多么浓烈，古代华夏农业文明特有的严密的宗法—政治的人身依附关系，赋予它的却是极为浓厚的“群体本位”或“伦理本位”的思想底蕴，人的个体精神淹没在集体主义的光环下。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思考儒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汲取其中的精华以培育现代人文精神。

三、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人文精神的积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注重个人意志独立与人格尊严

“意志独立”、“人格尊严”，都是现代的名词，古代虽无这类名词，却有这类思想。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可夺的志即是独立的意志。儒家肯定人都有独立的意志，这标志着人的自觉。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所欲有甚于生者”即是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者”即是人格的屈辱。这意志独立、人格尊严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符合于培养现代人意志坚强、人格独立的精神需求。

(二)儒家文化宣扬人际和谐与天人调适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亦称为“和合”，“和”表示不同事物相应，“合”表示不同事物的会聚，是众多有差别的事物之统一。儒家宣扬人与人的和合，即化解矛盾而融为一体。《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儒家的理想，虽然事实上不能做到，但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多数儒家学者宣扬“天人合一”，最有影响的是《周易大传》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是说，要全面了解天地之道，同时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以使万物都成就起来，在自然变化未来到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发生以后加以顺应，达到人与天地的相互调适。这种观点与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今天自然资源被无序掠夺，导致人和自然对立的现状来说，应该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观点。因此，儒家关于人际和谐与天人调适的理论观点，非常有助于构建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三)儒家文化强调社会责任心

儒家宣扬个人意志独立及人格尊严，同时又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人人对于社会应担任一定的义务。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孟子举大禹后稷为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就是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后来范仲淹宣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宣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强调个人对于社会应负一定的责任。这一观点对于当今全国人民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的存在，中国何愁不强大呢！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8篇

摘要：中国传统木雕花板艺术是古代建筑装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本文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传统木雕花板雕刻题材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木雕花板所表现出的文化寓意。通过以上研究可帮助今天的人们不仅看到木雕花板的装饰美，更能了解到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为现代室内设计师对木雕花板的利用提供指导。

关键词：儒家文化；传统木雕花板；题材

0 引言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不断吸取新的思想和观点，适应了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定国安邦的需求，其思想广泛渗透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装饰的细部、室内陈设等从侧面反映和表达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和要求。在古建筑和家具上常用的结构件和装饰件――传统木雕花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为传统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其表现儒家思想的雕刻题材也就相应的占据了传统木雕花板题材的很大一部分。随着现在人们对建筑室内外装饰文化品位需求的提升，木雕花板又开始受到设计师的青睐。本文通过研究儒家文化对传统木雕花板雕刻题材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木雕花板所表现出的文化寓意。

1 儒家文化理念

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末年，是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2]。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学，儒家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中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始终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在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在古人心中形成强大的精神意识，进而影响了民众的价值观、情感观、审美观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传统木雕花板装饰纹样的教化题材中反映最多的是伦理教化。“忠孝节义”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准则。木雕花板纹样中，或以人物故事情节、或运用植物比拟、或者其他象征手法的装饰题材来宣扬忠、孝、节、义，以达到宣扬伦理道德的教化意义，使人们生活在其中，在不断地熏陶中修身养性，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道德教化。“忠、孝、节、义”，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的精神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间建筑装饰的理念内涵[12]。在现今社会，依然是人们不断追求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2 儒家文化在木雕花板上的体现

2.1 以“孝”为题材

中国封建统治者素以“孝”治天下。汉武帝时期，将“孝”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最著名的就是“举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孝悌观念始终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心中，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反映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孝图》。其中人物的所作所行，为古代社会各阶层树立了榜样，就是教育人们敬老爱老的范本，常被用在建筑木雕中的花板雕刻之中。如“戏彩娱亲”、“百里负米”等被广为流传。图1即为二十四孝中的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孟母冬日生病，“孟宗哭竹，冬日得笋以食母”。另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体现孝道的是繁衍子孙，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如徽州乡村人在结婚时，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喜欢选用精工细琢制造的“花床”、衣橱等作陪嫁，来点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图案以“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用“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用 “和合二仙”的故事，来寓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寄托人们对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除此以外，还有麒麟送子、五子图、送子观音、百子图等，表示对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希望。图2是百子闹春图花板中的一部分，此题材常见于我国古民居中，以表达对子孙满堂的美好期望。[37]

2.2 以“忠”为题材

忠与孝，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在现代也是必须发扬光大的。忠、孝，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是维系家庭和社会道德的两大支柱，子女对待父母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即忠君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忠”在古代人们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岳母刺字”、“杨家将”、“木兰从军”、“苏武牧羊”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木雕纹样，都是赞扬人们忠君爱国的典范。图3“木兰归家”表现了花木兰征战疆场凯旋后还妆红颜的场景。[3-8]

2.3 以“节义”为题材

在封建社会里“节”主要指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义”则具有封建道德准则的意义，这里主要指君臣之间或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责任。节义，在新华字典里释为节操和义行。节，即气节，指置生死于度外的信念。其代表人物如文天祥，苏武等。在木雕花板中，常用梅、兰、竹、菊、莲等来比拟人的高尚人格。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它们分别代表了傲气、幽静、坚韧、淡然四种不同的品质，常被文人用来作为其刚正无私的君子风度的暗喻，与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一致，也成为历代文人们颐养身性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书香门第的民居中较多见。义者，理义、道义、正义、公义。朱熹曰：“义者，天理之所宜。”见利思义，就是指人内心善良的道德本性。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关羽，由于其自身的英雄气概以及忠义，成为后世统治者推崇的忠义楷模，关公也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所以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木雕花板纹样，成为民间建筑木雕装饰中热衷的题材，教育后人要仿效关羽，忠义两全，如图4描述了关羽千里走单骑，离开曹操寻找刘备的故事。[38]

2.4 以“和”为题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是儒家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的前提是以和谐为贵，但是，如果为了实现和谐而脱离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就是说在家庭、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在遵守“礼”的同时，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矛盾。在传统建筑室内外装饰中随处可见以“和”为题材的木雕花板。图5通过动物之间和谐相处比拟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的观念。图6的鹤谐音“和”，与荷花组合、寓意和睦。[8]

3 结论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随着人们对传统和理性的回归，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存在和探究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传统木雕花板装饰艺术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民间艺术形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依然是现代人的道德标准。今天的人们在使用和欣赏木雕花板时，不仅要看到木雕花板的装饰美这一物质层面的属性，更要了解到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和所表现出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这也为现代室内设计师对木雕花板的利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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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洪全.明清木雕鉴赏（上下册）[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文化传统；现代广告；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96-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广告与文化传统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广告业界的文化自觉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广告一般可分为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在当今时代，除了公益广告以外，众多商业广告的文化传播性质与功能，大多为其意识形态性或观念形态性所决定，也是其商业传播自身之必须。当然，商业广告的基本性质在于其商业性，属于经济范畴，其基本功能在于商业信息的传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金海教授指出：“我们一贯不主张把商业广告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伦理教化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商业广告的文化传播功能，只是其商业信息传播功能的一种文化张力，一种扩展，一种深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商业广告基本或主要的功能，否则，商业广告就不再成其为商业广告了。但是，任何时候，商业广告的文化传播性质和功能，都是无可怀疑和否认的。”[1]由此可见，商业广告在社会文化观念的形成和认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虽说它不可能在社会文化观念的形成与认可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却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儒家文化中，其“仁爱”观、“进取”观与“和谐”理念，以及“诚信”理念也深深地影响着广告的制作与传播。

一、“仁爱”在广告中的呈现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而儒家优秀文化其独特的精神文化特质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广告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精神的熏陶，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特点。

儒家经典告诉我们，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于“仁爱”。蔡元培先生说，“仁乃统摄诸德，完善人格之名。”“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包含着爱亲、爱人、爱国的意义。孔子认为，仁的终极目标是“施予民”与“能济众”，也就是立物济民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孟子同样认为，仁是一种由己达人的广博的爱，包罗从德的最高观念到一般的道德规范的范畴。

中国现代广告中，无论是公益广告还是商业广告，“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广告主题随处可见。纳爱斯集团子品牌纳爱斯牙膏《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但是，当小女孩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孩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节，凸显了产品所负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众对爱的共鸣。

20世纪90年代有两则广告让人记忆犹新，一则是《孔府家酒》广告，另一则是《南方黑芝麻糊》广告。“孔酒”广告（电视篇）的故国热土情缘让人动容：“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我的家啊，永生永世不能忘记。”随着充满激情的歌声，展现了一幅幅热烈，欢快，温馨的画面：思家心切的游子远渡重洋而归，投入父母的怀抱。全家欢欣，把酒庆贺。其中，“孔府家酒，叫人想家”的画外音深深激荡着我们的热血情怀。“孔府家酒的品牌就在浓浓的思乡情谊中成为了一个感人的符号印刻在中国人的心中。《南方黑芝麻糊》电视广告营造了另一个具有浓浓的中国传统风情的意境。这则广告采用回忆的手法，将人们带回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小镇：暖暖的朦胧天色中，响起民谣式的音乐和木屐声。一个挑担的中年妇女携着一个小女孩，在“黑芝麻糊”的叫卖声中，发现在一条麻石小巷里，两扇深宅大院的厚重大门缓缓推开，一个带瓜皮帽穿长衫的小男孩从门里探出身来，深深地吸着那飘来的香味儿。此时，浑厚的男低音响起，“小时候，一听见黑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紧接着，一个小男孩埋头吃着，添碗咂嘴，小女孩看着，羞涩灿笑，朴实善良的阿嫂也会心地笑了。南方黑芝麻糊广告正是营造了“一股浓香，一缕温情的意境氛围，才显得那么自然亲切、撩拨人心。人与人之间透露出的或淡或浓的关爱、悠远绵长的叫卖声，不仅响彻在小男孩的心里，也响彻在中国广告受众的心坎之上。

对于仁爱这一永久的主题，广告也是在极尽地表现。有了“爱”的注入，抓住了受众的爱和被爱的情感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捕获了受众的心。

二、“进取”观与“和谐”理念在广告中的呈现

儒家文化的主观能动论归为“志”。“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一条催人奋进的古训，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2] 儒家重视人，鼓励人通过种种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的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做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劲霸男装《父子篇》中，父亲问儿子：“明天就走？”儿子回答：“放心吧，从小到大就没输过你。”机场送别儿子将劲霸夹克披在父亲身上转身离开，“混不好我就不回来啦！”儿子仿佛宣誓般的对父亲说，也是对自己给出的承诺。画外音响起“给你这样的男人，劲霸男装，专注夹克29年。”以上广告案例无一不在于表现一个“志”字。

儒家和谐统一观在于 “和而不同”。何谓“和而不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理念包含了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告中，中庸之道多表现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方面。中庸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诸多广告作品追求一种原生态，欲将产品身上的商业性质抽离，回归淳朴。这一诉求也紧紧抓住了当今人们易于浮躁不安，渴望回归自然，以求缓解压力的心理状态特点，无论在表现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力求清新，努力将人物和产品融入自然。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扬子天地，扬子电器”（扬子电器），“天上彩虹，人间长虹”“太阳更红，长虹更新”（长虹电视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品牌），这些广告立意高远，气魄宏大，都是“天人合一”哲理的典型阐释，中国许多广告中往往以自然为表现主体，将人的感情溶入自然景物之中，达到主客体交融来展现一种深层的理念，使商品品牌深入人心。

三、“诚信”在广告中的呈现

儒家在交际观中主要体现诚信和责任。古语有云，“人无信则不立”。诚信是人际交往的最基本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的人格道德标准。失去诚信，人便无法“正其身”，与人相处时便会失去信任度，长此以往，便无法在社会交际中立足。而责任感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所理应具备的品质。小则对家庭亲人，大则对国家社会民族……国家立法机关甚至将公民的一些责任与义务写入法律，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交际活动中对诚信与责任感的要求正印证了孔子的一句话，“人无诚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至哉？”现代广告中，诚信主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往往这样的作品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受众的安全需求，使消费者产生信赖感，因而更加能抓住消费者的心，从而提升产品与企业的良好形象。

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中国银行卡长城业务卡的广告词为“信赖，源自自强。”广告画面上，刻画了一个男人的结实臂膀，古铜色的肌肤无不洋溢着力量。简简单单的广告词，配以明了的图像符号，让人自然而然流露出最原始的信任与依赖。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

虽然，现代广告并不是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一部分，它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大文化。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从现代广告进入中国以来，它的发展有形或无形，刻意或不经意间已经深深地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民族思想及历史观念的影响。

四、结 语

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的出现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理念以及先人总结出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集中的，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统一性。广告在表达传统思想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局限性并不能阻碍它的文化传播功能。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广告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作为指导。而这种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道德准绳和框架，不仅对广告，而且对普通的社会人起到牵引和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金海.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传统儒家文化范文第10篇

关键字： 《水浒传》 《西游记》 儒家文化

一部是农民起义的英雄传奇，一部是降妖伏魔的奇幻历险，《水浒传》和《西游记》无疑是元末明初具有开创性和先锋性的作品。然而这两朵特立独行的“奇葩”依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中。

一、主弱从强与重德思想

对于主人公的设定，两部小说有着惊人的一致即主弱从强。两个“团队”的领导人一个是见到官员就口称“小吏、罪臣”宋江。朝廷来招安，宋江纳头便拜道：“文面小吏，罪恶弥天，曲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一个是听说有妖怪就滚下马来，迈不开步子的唐僧。如“黑松林三藏逢魔”一回，唐僧“看见他（黄袍怪）这般模样，唬得打了一个倒退，遍体酥麻，两腿酸软，即忙的抽身便走”，“虽则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风，终是心惊胆战，腿软脚麻。况且是山路崎岖，林深日暮，步儿哪里移得动？”。而团队处于附属地位的却个个是顶尖的好汉。宋江论武力不及武松、林冲；论智力不及吴用、朱武；论资历不及三阮、刘唐。唐僧更是凡人之躯，既无火焰金睛，又无机巧变化，全书中不仅自己常常错信妖怪还屡次连累徒儿，实在是百无一用的“拖油瓶”。可是就算如此，他们的下属却绝对称得上忠心耿耿。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李逵称自己“在梦里也不敢骂他（宋江）”，大闹过天宫的悟空屡次被唐僧误会后还是不离不弃的保护他，他曾说：“岂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伤害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可见这样的团队设定并不仅是天书所定或者菩萨钦定，而且得到了团队成员的一致认可。

缘何《水浒传》中啸聚山林的一百零七位好汉要以“鄙猥小吏”宋江为首领，《西游记》中各怀神通的三位徒儿要听任凡夫俗子唐僧的指挥呢？

继续深入分析人物形象，宋江虽然武力、智力、资历皆不及其他好汉，却在江湖中享有盛名。作者这样介绍“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著高着甭，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又好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被称作“及时雨”。宋江是以救困扶危闻名于百姓，而梁山诸豪杰也多因此拜伏于他。如呼延灼为朝廷命将，兵败后不肯投降，但终为宋江义气所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

唐僧作为笃信佛学的僧人，虽然面对代表邪恶力量的妖魔鬼怪时常常显得懦弱无能，但是他却是取经途中意志最坚定的。纵然九死一生，但他从未放弃。在旅途之初，还没有神通广大的徒弟护驾，他便毅然向唐王表示：“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同时唐僧生性乐于施善，即使自己身陷图周，也不失仁慈之心。在比丘国，唐僧对徒弟躬身施礼，求孙悟空救将要被剖心的孩童。在陈家庄，唐僧劝猪八戒救童。而且，取经途中，他还曾先后解救为妖魔掠劫的宝象国公主百花羞、屈死的乌鸡国国王和大群惨遭折磨的佛门弟子，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他的仁慈好善的胸怀。就算他目光短浅，常常为了行善而中了妖怪的圈套，错怪弟子，折在白骨精、红孩儿的手里，但他一介凡夫，屡次被妖怪抓走，还是与人为善，“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其心可为仁也。

宋江和唐僧的善行可以说达到了“爱人、利人”的“仁”的境界，是“仁”的典范。而仁义又是儒家学说中最强调的品质。孔子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宋江和唐僧虽然在能力方面不及自己的下属，但他们恰恰是各种道德伦理的承担者，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无不严格遵循着某种道德信念。也就是说他们的德行远远要高于其余人，也正是因此，他们才能得到拥戴。在他们弱小的个人能力之后蕴藏着无限的伦理道德的力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作者们不由自主地选择让笔下的英雄好汉屈服于这个崇高的道德偶像。

二、先强后弱与礼法约束

两部小说都有主弱从强的设定，在处于强势的追随者身上又有先强后弱的奇怪现象。水浒传中百余位好汉中个个是铁血铮铮的汉子，仔细计较起来还个个上应星魁。且不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智深，醉后闯景阳岗的武松，禁军教头林冲，就是“在山里掘些古坟。觅两分东西，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的时迁也有盗雁翎甲、烧翠云楼的功绩。而当他们集结在一起攻打方腊时，有人统计，一百零八人中遭乱箭射死者十二人，中药箭死者两人，被水淹死者四人，被敌手砍做两段者四人，被剁做肉泥的两人，被活捉碎刮者一人，被风化者两人，死于乱军者一人，被马踏死者三人，争功死于城中者三人，自刎者一人，做内应活捉被杀者一人，遭暗器杀害者七人，与敌将同归于尽者两人，学艺不精被敌一招杀死者十人，中蛇毒死者一人，重伤亡者三人。仅此一役，梁山水泊的好汉就折了一半，一颗颗将星就此陨落。而后鲁智深坐化，林冲病逝，李逵、宋江中毒，吴用、花荣自缢，一曲风风火火、快意恩仇的英雄之歌最后只得凄凄惨惨的收尾。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的豪迈壮举也尘归尘、土归土。

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八戒原是天庭的天蓬元帅“总督天河，掌管了八万水兵大众”，沙僧是“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的卷帘大将。就算被贬凡间，八戒也是有着三十六种变化的高强法术，沙僧也是流沙河中一时无人能及的妖怪，就连大师兄孙悟空也是求得观音菩萨的帮助才得以降服他的。而悟空更是上搅过天庭，下捣过地府，堂堂美猴王齐天大圣，在书的开头“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何等风光，何等嚣张，惊得西方如来圣驾才将他压于五指山下。而他们组团之后，第一役，悟空先是向广目天王借了避火罩，再是请动南海观音，这才收服黑熊精。此后，观音更是频频出场救师徒于水火。而另外两位高徒更是沦为挑担、牵马之徒。前后差距之大，连孙大圣也不禁感叹：“苍天！苍天！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天啊！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孙悟空本是个集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孕育而成的灵猴，理当是一时无两的，在这时却连个妖怪也不如，岂不怪哉。

读《西游》、《水浒》，人们崇拜那些气干云霄的豪杰，却也奇怪这些独自一人叱咤风云，理当在强强联合后力量更大的团队在最后却显得更弱小了呢？

这样奇怪的力量的转变来自于人物身份的变化。梁山好汉原本是受尽欺压、落草为寇的受压迫者，其中许多人被奸官所害，不得不铤而走险。如林冲，禁军教头、如花妻子，若不是高俅之子的步步相逼，先是调戏其妻子，然后又引林冲带刀入白虎堂，接着在刺配沧州的途中暗杀，最后在草料场放火，他不至于自甘堕落于草莽。正是身居高位者的欺压，才使得以林冲为代表的梁山众人带着强烈的反抗色彩。也正是由于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反抗才使得各位豪杰有着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梁山好汉是反抗当时不合理的“规矩”。而孙悟空则是无视规矩的代表。他所属猴族本就“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裸虫，不居国界；似走兽，不伏麒麟管；似飞禽，不受凤凰辖”。他更自称“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是反抗色彩还有蔑视权威，超脱规矩，追求极端自由的思想。因而他的存在对于有着明确等级规范体制的天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些生活在规矩中的神灵们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只“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而成的天产石猴。

而后期造反的起义军成了平乱的朝廷义军，闹天宫的孙大圣成了护圣僧的孙行者，早期存在的自由人性和因此产生的原始的力之美被社会秩序所压制。甚至这些原本既定制度的反抗者更是成为了制度的拥护者和保护者，因此他们脱去了因反抗而带有的不可一世的力量，在礼法的枷锁下小心翼翼的生存着。例如上文所说的林冲，在梁山三败高俅，活捉其人后只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而几回之前他还破口骂道：“我早晚杀到京城，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同样，西游记中目空一切的孙悟空之前还有狂言：“不消讲了！这个老母，坐定是那个观世音！他怎么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然而护送唐僧的旅途中遇到麻烦，去请观音时，悟空道：“弟子志心朝礼，特拜告菩萨，伏望慈悯，俯赐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礼数周到，言语恭敬，哪里还有当时喊打喊杀的影子。儒家礼法孕育了一个身份社会，而英雄们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份，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限制中，施展不开。

总的来说，《水浒》和《西游》中先强后弱的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自由人性与社会秩序冲突后，人性的原始冲动在礼法的约束下化解为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社会性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三、从造反到归顺与正统思想

《水浒》和《西游》的前半部分都是好不热闹的一场反抗的斗争，而后反抗者却成了反对对象的“孝子贤孙”。水浒前半的主题是“仗义疏财归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有林冲走投无路，风雪夜上梁山；有阮氏三杰，劫取生辰纲，带上梁山；有郭盛、吕方凑队上梁山泊去投奔晁盖聚义。各路豪杰或为情势所逼，或想安生立命，或为意气相投，而梁山则因没有朝廷的管辖，奸臣的迫害，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他们对于招安显然是不乐意的。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是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只把宋江封为先锋使，又不曾实授官职，其余都是白身人。”这样屈辱的招安待遇，成了朝廷的义军，开始为朝廷征辽平乱的日子。

《西游记》里孙悟空是出了名的“刺头”，就连曾经在天庭任职的八戒、沙僧也不管什么清规戒律，成了为恶一方的妖怪。沙僧是“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猪八戒更是快活，菩萨来劝他还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喝风！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取经途中也未见三人一心向佛，尤其是八戒一直念叨着散伙。“分开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浑家。”或是“你还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庄探亲，哥哥去花果山称圣，白龙马归大海成龙。”在他的安排下，每个人都有颇为理想的着落。而结局唐僧加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为斗战胜佛，猪悟能做净坛使者，沙悟净为金身罗汉，白马为八部天龙马。除了八戒嫌官小，抱怨了几句，其余人都欣然接受了。

为何占山为王，连朝廷也奈何不了的水浒豪杰不继续劫富济贫、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归顺朝廷；随唐僧西行的三人最终不像他们屡次计划的散伙一样，你回你的高老庄，我回我的流沙河，他回他的花果山而要入圣成佛呢？

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了名份的重要性。水浒传中的首领宋江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武松、李逵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行侠，但他们仅仅是草莽英雄、一介武夫。他们只重朋友之间“小义”，不懂“替天行道”的“大义。然而若要真正做到替天行道，首先自然要取得“天子”和他的朝廷的认可。为此，宋江挂在嘴边的就是“招安”二字。对被骗上山的徐宁，宋江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对于降将呼延灼，宋江又是“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对于不愿接受招安的其他人，宋江也劝道：“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由此，众人虽心有不甘，也承认宋江的政治远见，毕竟啸聚山林总是替天行道也只是土匪，倒不如将一身本领献与国家，名垂千古。

《西游记》中关于正名重要性的提点来自于观音菩萨。在人间为怪的确逍遥快活，但妖怪终究是怪物，形状丑陋不说，且仍受生老病死的纠缠，一路上妖怪要吃唐僧就是在对死亡恐惧下的铤而走险。菩萨对八戒道：“我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将功折罪，管教你脱离灾瘴。”对沙僧道：“我今领了佛旨，上东上寻取经人。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经？我教飞剑不来穿你。那时节功成免罪，复你本职，心下如何？”对悟空则说：“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门。再修正果，如何？”菩萨许诺的一个个“美好的明天”，实际上是提醒三位徒弟如今他们的存在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既然曾经是齐天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又何甘堕入妖道，既然可以重塑金身，重返天庭，重新获得堂堂正正的名分，几位虽留恋人间也义无反顾。

最终生性自由的齐天大圣脱下金箍后，自愿戴上了斗战胜佛的枷锁；啸聚山林的一百单八位好汉沦为朝廷的鹰犬，绞杀他们原来的同道中人。这样的结局无疑使作品染上了悲剧的色彩。但从反抗走向归顺，却是儒家文化浸染下的必然选择，从当时的观点看来，两队人物都从山林草莽登堂入室，实际上是达成了他们人生的价值，可以说归顺是他们最理想的结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到，《西游记》、《水浒传》中在潇洒豪迈的格调之下处处隐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子，而小说中看似不合理的情节也由此得到了较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2]孔子著.里功编.论语[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3]吴承恩.西游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