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规范文
时间：2023-03-08 18:03:51
财税法规范文第1篇
Yan Mingxing
（Guizhou Provincial Qian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Duyun 558022，China）
摘要：增值税法、所得税法、营业税法、消费税法、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制度等法规，对视同销售行为的有关规定相矛盾。财税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对视同销售行为的处理很难兼顾财税法规的规定。本文就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作了探讨。
Abstract： The law of value-added tax, income tax law, law of business tax, law of consumption tax, and the No. 14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income, enterprise accounting system and so on are contradictory for relevant provisions that are regard as sales behaviors. Tax officers are difficul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ax regulations when dealing with behaviors that are regard as sal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wer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关键词：财税规定 视同销售 问题 研究
Key words： tax regulations；be regarded as sales；problem；research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283-02
1财税法规对视同销售行为有关规定存在的问题
1.1 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对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不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①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②销售代销货物；③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④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⑤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⑥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⑦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⑧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二条规定：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①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②用于交际应酬；③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④用于股息分配；⑤用于对外捐赠；⑥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营业税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发生应税行为：①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②单位或者个人自己新建（以下简称自建）建筑物后销售，其所发生的自建行为；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收入准则）第四条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上述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赞助”、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四条④、⑤、⑦、⑧款、《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条①－⑤款、营业税实施细则第五条①款、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七条与收入准则第四条③、④两款规定相矛盾。使财税人员对视同销售行为的账务处理不能兼顾财税法规的规定。
1.2 财税法规对视同销售行为中捐赠、赞助规定相矛盾
1.2.1 增值税实施细则、营业税等税法与企业所得税法对捐赠、赞助规定相矛盾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销售货物；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赞助应当视同销售货物”；《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第五款规定，“企业将资产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货物”；营业税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发生应税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十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赞助支出不得扣除”。
所得税实施条例、增值税实施细则、营业税实施细则、《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对捐赠、赞助均视同销售行为，而所得税法规定，除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外，其余的捐赠、赞助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从表面看，捐赠、赞助视同销售行为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没有联系，实际上两者是矛盾的。根据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售额者，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①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②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③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税额。因此，捐赠、赞助行为视同销售，就是要将其换算为销售收入，扣除各项成本、费用等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再根据所换算的销售收入，计算缴纳营业税、消费税。“不得扣除”，就是要将捐赠、赞助支出扣除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部分后，全部作应纳税所得额。所以，这是相矛盾的规定，或者说是不便理解、不便实际操作的规定。
1.2.2 所得税法与会计制度规定相矛盾企业所得税法第九、十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除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公益性捐赠外，其余的捐赠、赞助均不得扣除。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营业外支出”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净支出，包括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债务重组损失、罚款支出、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等。在会计处理上，“营业外支出”就是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因此，两者规定相矛盾。
1.3 根据财税法规进行视同销售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1.3.1 进行视同销售核算形成税务和会计两派之争根据税法和收入准则规定，在进行视同销售行为会计核算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税务和会计派两派。税务派认为，凡是税法规定视同销售的行为，都应通过销售收入进行会计核算。即视同销售行为发生时，借“应收账款”、“长期投资”、“银行存款”、“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利润”、“应付股利”、“营业外支出”等，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和有关收入账户。这种处理方法，不符合收入准则的要求。
会计派认为，凡是不符合收入准则第四条规定的，就不应该通过收入进行会计核算。进行会计帐务处理时，将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的视同销售货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货币流量的①、②、③、⑥款，通过销售收入作账务处理；另一类是不涉及货币流量的④、⑤、⑦、⑧款，不作销售收入处理，只按售价体现销项税即可。对①、②、③、⑥款的账务处理为：借“应收账款”、“长期投资”、“银行存款”等，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和“主营业务收入”；对④、⑤、⑦、⑧款的账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利润”、“应付股利”、“营业外支出”等，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银行存款”、“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等。这样处理满足了增值税法的要求，也符合收入准则对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条件。但是，与其他税法对视同销售的规定、所得税法第九条和第十条五、六款规定不相符。这种处理，没有考虑缴纳所得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否则，就要视同销售收入的换算，要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
1.3.2 不便实际纳税操作在实际工作中，财税人员对视同销售的处理，如果要执行税法的规定，又要满足企业收入准则的要求，要兼顾好两者的关系，就要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如会计派对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视同销售货物的④、⑤、⑦、⑧款的账务处理，为了兼顾收入准则的要求，未作收入处理。这种处理，首先，增值税是按照成本价计算，不符合视同销售规定，要进行纳税调整；其次，对缴纳所得税、营业税，消费税要进行视同销售收入的换算，并作相关的扣除。如果纳税调整疏漏，就会导致逃税、漏税、重税、偷税等。
2财税法规对视同销售行为规定存在问题改进思考
2.1 财税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2.1.1 税法的制定应注意法与法之间的衔接、要通俗易懂税法与税法之间对同一问题的规定要注意衔接；法规、条例和细则之间，应承上启下，通俗易懂。对同一问题不能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表述，或有让人误解的表述。
2.1.2 财税法规的制定应简便易行财税职能部门在制定财税法规时，要注意跨部门法规之间的衔接，如税法、财政法规、会计法规之间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应口径一致，简便易行，注意可操作性，便于财税人员的实际操作。
2.1.3 财税法规的制定应集思广益税法、财政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应交叉吸收有关专家学者参与，并充分、广泛征求意见或建议，包括纵向和横向的意见和建议。如财政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不但要广泛征求本系统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征求税务等有关系统的意见和建议。
2.1.4 及时修订不完善的财税法规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存在着口径不一、不易理解、不便实际操作、前后矛盾等问题的法规，应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保证法规的严肃性。如税法对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和收入准则对收入的确认条件的规定，应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2.2 会计账务处理的改进措施
2.2.1 发生视同销售行为一律作销售处理财务人员在发生视同销售行为时，应一律作销售处理。不必考虑兼顾收入准则，否则，将导致复杂纳税调整，同时增大财税人员的工作量和增加税收管理难度。
2.2.2 捐赠、赞助账务处理的改进方法企业发生捐赠、赞助行为时，财务人员只能作视同销售处理。即借“营业外支出－捐赠、赞助支出”（公益性捐赠支出中，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资本公积－捐赠、赞助支出”、“盈余公积－捐赠、赞助支出”或“实收资本－捐赠、赞助支出”（税法规定不准扣除的部分），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其他业务收入－捐赠、赞助视同销售收入”；按捐赠、赞助成本价结转成本，即借“其他业务成本－捐赠、赞助成本”，贷“库存商品”、“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
2.2.3 捐赠、赞助纳税调整根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增值税实施细则第四条与所得税法第九条、第十条和会计制度对捐赠、赞助的规定，对企业的捐赠、赞助进行纳税调整。
2.2.3.1 公益性捐赠扣除额
公益性捐赠扣除额＝年度利润总额×12%。
2.2.3.2 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无其他纳税调整的情况下，就捐赠、赞助行为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年度利润总额＋〔资本公积（捐赠、赞助支出）＋盈余公积（捐赠、赞助支出）＋实收资本（捐赠、赞助支出）〕－〔其他业务收入（捐赠、赞助视同销售收入）－其他业务支出（捐赠、赞助支出）〕。
2.2.3.3 捐赠、赞助应纳消费税从价定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其他业务收入（捐赠、赞助视同销售收入）×比例税率。
从量定额计算的应纳税额=捐赠、赞助商品数量×定额税率。
2.2.3.4 捐赠、赞助应纳营业税企业捐赠、赞助应纳营业税额＝其他业务收入（捐赠、赞助视同销售收入）×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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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税法规范文第2篇
年初我们根据市、区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区财政改革、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工作，我们及时安排了工作，制定了《市区财政局财税法规与财政监督工作安排》。把推动“三个转变”，促进“五个统筹”，实践“一个宗旨”，贯穿于整个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工作之中，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全面提高队伍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真抓实干、转变观念，圆满完成今年的各项财税法规与财政监督工作任务。
二、积极主动，认真开展财政法规工作
1.认真做好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
为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财政部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把财政工作、财政改革、财政发展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为做好财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根据《省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的要求，制定和完善了我局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局长与各股室负责人签定了《市区财政局行政执法目标责任书》，加强了执法目标考核；同时认真执行规范性文件，加强内部管理，使我局行政执法目标得到了全面落实，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依法理财意识和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进一步健全，执法监督检查取得明显成效。
2.积极开展普法工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今年是“五五”普法的第五年，为进一步提高全局干部职工依法行政能力，我们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办法，以会计法、会计监督条例、预算法、公务员法，公务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学习内容，采取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使财政干部的法律法规意识普遍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理念和能力明显增强，依法办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为作好“五五”普法的验收工作，我们对近几年的学习、宣传、图片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完善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做到了有章可循。
三、认真开展财政监督工作
1.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宣传教育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中纪委第十七届三次全会、市纪委第五届七次全会、区纪委二届四次全会和省、市财政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深入开展典型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和激历干部职工奋发向上，开展反面案例警示教育，使干部职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鉴，警钟长鸣，正确树立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而巩固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增强自觉拒腐防变的能力。
2.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将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层层分解，明确任务，责任到人，把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年初局长和各股、室签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细化和落实了目标责任，实行了职工对股长负责，股长对分管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对局长负责的三级责任制；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完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健全督查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的组织协调作用，协助局党组加强检查、监督，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做到年初有布置，年中有检查，年未有考核的工作格局。
3.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监督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各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规定，厉行节约，制止铺张浪费、公款出国（境）旅游，严格控制新建楼堂馆所，纠正超预算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超标准超编制配备使用小汽车的问题。
4.广泛接受广大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不断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礼品、礼金登记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实现由事前报告到事后回告、组织监督的转变。完善干部任职谈话、诫免谈话以及述职、述廉制度。开展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检查，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
5.把纪检监察工作延伸到八小时以外。引导全体财政干部职工家属树立家庭助廉的意识，倡议全体家属以德治家，以俭持家，以廉保家，把家庭营造成崇廉保洁、充满和睦亲情的温馨港湾。
四、认真开展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
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省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及时落实了专人，具体抓好调查工作，并与国税、地税联系，广泛宣传，深入调查，及时解疑，督促进度，对我区摩尔春天百货有限公司、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市百灵电器有限公司、荣兴元集团有限公司、市丰发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2009年企业所得税进行了调查，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重点对企业的基本财务状况、收入成本费用、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涉税项目、相关情况等逐户进行了摸底调查，深入到企业宣传企业所得税调查的重大意义、辅导企业财务人员对企业所得税调查软件的安装以及相关数据资料收集、整理、填报，同时我们对相关数据资料进行了逐户审核和录入，及时上报了相关的数据和说明。为国家科学、准确地制定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圆满完成调查任务。
五、加强财政监督，规范会计行为
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财监督号)精神，根据市财政局的统一部署，我市今年的会计信息质量检点对象为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单位，特别是没纳入财政部门集中核算的单位。市局和、安居区财政局一道，对我区高升街小学、社保局、区医院、二中、安居区卫生局、安居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作社等单位部门进行了检查。实现了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能，加大会计监督检查力度，综合治理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全面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六、认真开展强农惠农、专项基金和专项资金检查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各项惠农政策，进一步加强惠农资金管理，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使强农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千万农户，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遂市财[2010]16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遂市财[2010]18号）、市财政局《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专项基金和资金检查的通知〉的通知》遂市财监督〔2010〕20号精神，按照市财政局的统一安排，组织由财政、监察、审计局、农口相关等部门参加的联合检查组，对各区清理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督查组通过查帐、查会议记录，对政策落实情况和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逐项进行核实，全面掌握每年到位的资金种类、数额和发放标准，核实各村居资金的管理发放使用情况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并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在这次检查中未发现重大违规违纪现象。但个别部门在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主要表现在：1、个别项目资金拨付时间滞后；2、个别专项资金帐面余额较大；3、个别工程建设缓慢，已竣工未办竣工决算；4、财务管理不规范。每年两次和其它相关股室一道对乡镇、街道财政所的财务收支和财务管理进行了检查。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书面建议，并要求其立即进行整改。通过检查规范了各种专项资金帐的资金使用、管理、帐务核算和票据管理，做到了帐务清楚，帐表相符，帐册相符，规范，帐帐相符，会计档案资料齐全。
七、开展治理“小金库”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目标责任
按照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审计厅、国资委联合下发《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小金库”专项治理实施办法》（纪发15号）和省国资委召开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动员大会精神，根据市区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市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省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搞好“小金库”治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的通知（遂船治金办发[2010]1号）文件精神，我区领导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区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和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任组长，财政、监察、审计、国资委、民政局局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纪检组长任办公室主任，并迅速召开了动员大会，并将上级相关文件转发各部门。为确保我区治理小金库工作落到实处，我区制定了治理小金库工作方式，方法和相关措施办法，明确了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工作职责、职能。
2.加大力度，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小金库”“回头看”和国有控股企业、社会团体重点检查工作
我区小金库和国有控股企业、社会团体治理工作自2013年1月至今，历经宣传发动，单位自查，组织重点检查、整改建制四个阶段，全区应自查行政、事业的单位155个，已自查155个，自查面达100%;国有控股企业9个，已自查9个，自查面达100%;社会团体29个，已自查29个，自查面达100%。在自查的基础上各单位与区纪委、财政审计等部门签订了“自查责任承诺书”。
根据省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搞好“小金库”治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向全区各单位转发紧急通知，并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集中时间、统筹协调，对重点部门再次开展自查自纠和“回头看”工作。通过“回头看”检查，发现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在2005年-2008年期间，收取××驾校人民币28.53万元，存放于交警大队出纳个人账户，未上交区公安分局，亦未入财政专户，并将此款用于发放干警福利、补助17.69万元，其余10.84万元用于科室业务开支。检查组认为，此行为属设立、使用“小金库”行为，区监察局给予两位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警告处分，并在全区通报。
今年我区涉及9个国有控股企业，29个社会团体属清理小金库重点检查范筹，在自查的基础上，重点对2户国有控股企业中有经营性收入的企业、24个社会团体进行了检查，还未检查发现截留、隐匿收入和设立小金库。通过清理自查，进一步严肃了财经纪律，强化了财政、财务管理。
八、加强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行政审批工作
根据财政部驻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行政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驻监30号）文件精神，今年共审核办理3户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行政审批工作；在审批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省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行政审批管理暂行规定》进行把关审批，一是对申请审批退税企业所报资料是否齐全，是否规范，是否完备，二是对其申报资料中相关数据是否正确，退税依据是否真实进行了严格的计算和审核，三是深入企业实地对其再生资源仓储、整理、加工场所等进行了调查核实；在办理退税过程中，努力提高退税审核工作质量和效率，经审核今年共办理退（增值）税46.62万元，确保了再生资源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九、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今年我市申报省级卫生城市，在领导安排下，我们积极投身和参与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为迎接检查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2.配合民政局、审计局、监察局等部门对5.12地震资金、危房改造资金、维修加固资金等的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3.积极做好项目建设中税款的工作，为方便和服务项目建设者及时办理项目资金，确保项目建设资金中税款不流失和及时、足额入库，根据局领导的安排，我股负责项目建设资金代开发票，税款工作，一年来自己切实履行领导赋予的职责，不分上下班，公休日，坚持为建设者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共办理开票和税款业务172笔，税款210.15万余元，并及时向地税部门按期结报税款。保证了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
财税法规范文第3篇
偷逃税税收流失征管
一、我国税收流失的现状
偷逃骗避税现象尤为突出。偷逃税是税收流失的最大方式。我国的偷逃税面相当广，据有关资料2016年报道，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偷逃税面为50%，乡镇企业的偷逃税面为60%，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偷逃税面为80%，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偷税面为60%，个体的偷逃税面在90%以上。近年来曝光了不少偷逃税的大案要案，如刘晓庆及其所有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1996年以来，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高达1458.3万元；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及其有关联企业常州鹰联钢铁有限公司、常州市三友轧辊厂，在2001-2016年间共计偷逃税款2.94亿多元。
骗税现象有抬头趋势。骗税主要是骗取出口退税，与出口退税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近年来骗税已从高价值、高税率的产品发展到普通产品，骗税人员从少数出口企业发展到专业骗税团伙，骗税手段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每年国家因被骗出口退税的损失是巨大的。如2016年年初青海西宁的“夏都专案”，涉及全国11省市211家企业，涉案金额28.42亿元，税额4.3亿元。
居高不下的欠税。近年来，企业拖欠国家税款现象日趋严重，每年年末欠税金额均在500亿元以上。从税种分布看，欠税主要集中在“两税”上。如昆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余额超过8亿元的情况下，欠缴2016年应交税款1.53亿元；石家庄新乐国人啤酒有限公司2016年9月末欠缴“两税”1.33亿元；湖北省红安卷烟厂2016年12月底欠缴“两税”高达2.23亿元。
二、我国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
（一）纳税人追求经济利益，纳税意识淡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由于税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就使得这种被分配产品的所有权从纳税主体手中强制的、无偿的转移到国家手中。这无疑是对纳税人的一种剥夺，导致纳税人利益的减少，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少缴税或不缴税，尽可能多的增加税后利润。同时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吏制的苛捐杂税的残余影响，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支出透明度不强、乱收费和以费挤税等现象，使得纳税人权利和义务之间产生了不平衡的感觉，使得一部分公民的纳税意识缺乏，纳税理念淡薄，助长了税收流失。
（二）税制结构存在缺陷，使税收流失趋于越大
尽管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对经济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知识经济的兴起，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入世后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致使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所有制结构、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现行税制理论与实践错位，导致巨额税款流失。如增值税税制设计明显已不适应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所得税，也为企业逃避税收监管提供了制度“空间”。此外，税制设计跟不上经济结构、税源结构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出现所谓税收“真空”。如在面临企业改制、产权转移以及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新情况下，部分纳税人利用税制设计的缺陷和税收政策及管理的相对滞后，大肆偷逃国家税收。有些企业利用网上交易偷逃税款就是一例。
三、治理我国税收流失的对策
（一）健全法制，全面推进依法治税
1、加强税收立法，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基本思想是：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母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相应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
2、规范税收执法，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1）严格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配套管理办法，正确处理规范执法与组织收入、规范执法与优化服务、规范执法与支持发展的关系，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2）大力推进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强化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推进依法治税。（3）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既不能认为调节收入进度、违规批准缓税，也不能寅吃卯粮收过头税；同时依法加大对涉税违法案件的处罚力度，杜绝以补代罚、以罚代刑。
3、健全税收法制保障体系。应建立税务警察，加大侦查力度，制止和打击税收犯罪活动，强化税务执法刚性，维护税收秩序，同时成立税务法庭，提高税务司法水平，使税务纠纷和税务犯罪案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和审判。
（二）强化征管，建立现代的税收征管体系
1、建立规范有效的纳税申报制度。（1）完善税务登记制度，提高税务登记证的法律地位，拓宽其作用范围。在法人认定环节上先签发税务登记证，然后再凭此办理工商登记证、开设银行账户。仿效美国、意大利等国，实行以法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的纳税人登记编码，纳税人的一切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活动都离不开这一编码，从而从根本上控制纳税人的行为和活动。（2）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可借鉴韩、日的经验，实行有分别的纳税申报，对纳税信用良好、会计制度健全的企业或个人使用区别于其他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表，并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以此对纳税人形成一种激励，同时也对企业会计制度的健全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2、规范税源监控，加强税源管理。（1）税源监控要与社会经济结构和税制结构相适应。应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税源形态和特点来制定监控方法，因地制宜地进行，而不可来“一刀切”；同时又要结合税制结构，重视税源的源头监控和过程监控，有效控制税源的方向和真实性。（2）税源监控要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征管方式的现代化、信息化，广泛推广税控装置，充分发挥金税工程的优势，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流失。（3）税源监控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加强与工商、海关、金融、公检法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同时应建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协税护税的积极性，严堵税收跑、冒、滴、漏，严打各类社会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实行税源监控。参考文献：
[1]樊聿虎.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J].财会研究，2010（04）.
[2]夏日红，于子胜.树立和运用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J].中国税务，2009（11）.
财税法规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税法制体系 财税执法 财税监督
一、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1、地方财税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
在地方财税法制体系中， 地方财税法制为地方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 通过规范地方财税秩序，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地方财税法制是调节社会分配、规范地方财税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依法组织财政税收， 以确保实现地方政府的职能。其他分配单位和个人也要求地方财税法制化， 以便使他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处于稳定和规范化的状态。
2、地方财税法制建设是全面提高财税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
加强财税管理， 就是要健全财政税收各环节的全方位的管理机制，并进一步完善、规范财税管理制度和办法， 实现财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严格财税管理与依法理财是紧密相联的。两者都必须依照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将法治贯穿于财税管理的全过程， 综合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国家财税，才能不断提高财税管理水平。
3、地方财税法制建设适应了改革的需要
加强地方财税法制建设， 建设法制财税， 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财税法制工作，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保障了人民权利，有效推动和协调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为继续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的现状
“十一五”期间，凤城市财税法制建设开展总体良好。建成并启用15处矿产品检斤站，预计新增矿产资源类税收1.26亿元。加大社保基金征缴力度，各项保险基金预计完成2.5亿元。向上争取各类专项和补助资金8.3亿元，加速社会事业发展。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丰益村镇银行正式营业，成为我市金融业一支新生力量；农村信用社完成改制，成立全省首家县级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大幅增加，预计实现59.2亿元，同比增长28.7%。但是凤城市额财税法制建设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对财税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财税执法人员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将财税法律法规与现行的财税管理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得心应手地运用到财税实际工作。工作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日常的业务应付中， 忽视了现代财税“管理”理念的树立和培养， 造成了财税律法规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
财税部门在管理上“重分配、轻监督、避程序”的问题仍然存在。公民的整体法律意识还不够强， 在对有关财税法规的执行时有意或无意逃避财税监督， 违反财税法规的有关规定。
2、地方财税法律体系不完善
在现行的财税法制中， 全国没有统一的规范地方财税的法律，法律呈现“老化”和“空当”。而在凤城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财税法规中， 由凤城市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不多， 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制定和实施的财税制度、规定等。因此， 整体上缺乏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且有些地方法规与国家财税法制体系不相符合，这从制度上就不利于凤城市财税法制的建设。
3、财税执法人员法律水平欠缺
目前凤城市财税法制建设以普法宣传教育法制工作为重点，以规范性文件审核为日常法制工作为主要内容，法制工作没有融入到财税工作的全过程。财税执法人员由于自身法律素养有限，很少能参与重大财税改革和财税管理措施的决策与审核，对财税改革、财税执法中出现的难点、热点缺乏前瞻性的防范措施和办法。
财税法制建设贯彻落实情况不容乐观，执法人员在面对违反财税法律法规的行为时依法应当作为而不作为， 超越职权实施执法行为， 执法标准不一，有失公正，给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严格执法。
4、财税法制建设监督力度不够
当前的凤城市财税法制建设监督基本只限于财税部门内部监督，部门外部监督、大众舆论监督少之又少，财税法制实施并不到位。有资料表明，这些年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地方能够认真执行的只占30%，基本得到执行的约占30%，难以执行的约占40%。凤城市的情况也与全国其他城市大同小异，财税监督缺失严重，这将直接影响凤城市财税法制建设进程。
三、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的对策
1、注重财税金融，强化增收节支，全力拓展财力增长新空间
强化税费征管。大力培育新兴财源和后备财源。严格落实税收征管措施，加强对征管关键环节的管理，确保应收尽收、均衡入库，不断提高税收收入比重。全面调动协税护税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综合治税成果。不断加强矿产品检斤站的建设和管理，力争征收矿产类资源税2亿元。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强化社保、价调等基金征缴，壮大凤城市财力。
深化金融服务。建立银企合作长效机制，改善金融环境。争取交通银行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扶持并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出台金融机构信贷激励政策，推进银团贷款，各项贷款余额力争实现82亿元。提高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积极推进凤化集团、丹玉种业等企业上市。
2、加快完善地方财税法制体系的建设
建立一套与国家法制相匹配的地方财税法制体系，彻底严查并取消与国家法制不相符合的财税法律法规，保证凤城市地方财税法制与中央财税法制的高度一致性。财税部门出台新法规的必须进行详细论讨论，严格审批，全面协调各方利益，以大局出发，坚决遵从中央精神，严格遵守法律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切实为财税部门履行职能提供依据。
凤城市还需优化财税支出结构。按照“收支并举、监管并重、内外并行”的要求，建立财税监督新机制，推进“阳光财政”建设。巩固凤城市各县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成果，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问效。严格控制行政经费预算和一般性支出，节约更多财力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3、提高地方财税执法力量与效果
一方面财税执法人员要长期接受财税法规知识学习， 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财税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另一方面， 要加大社会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凤城市人民的财税法制意识是财税执法的关键。利用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财税执法的外在环境，组织相应的宣传讲座普及财税法制知识，网络倡议号召群众加入财税法制建设的队伍中去。同时健全严格的财政执法责任制，增强财政管理人员的执法责任心，确保执法行为的正确性、公正性与规范性，建立相应的惩处措施以示警戒。
4、强化地方财政执法监督检查
加强财税监督管理，对检查出来的问题严格依法查处，若情况恶劣还需上报上级，以保证财税法规的严肃性和财税执法的有效性。既要充分发挥财税内部监察的作用， 加强财税内审工作， 督促财税工作人员自觉守法、严格执法， 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更要强化财税系统外部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社会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加强与地方审计、监察和司法部门的配合， 加速财税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步伐。凤城市财税部门必须积极做好信息反馈工作，进行深刻的总结与反思，争取群众的支持与信任，保证财税法规的顺利实施。
参考书目：
[ 1]孙 开. 地方财政学[M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 2] 寇铁军.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M ].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 3] 苏 明. 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M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 4]贾 康. 地方财政问题研究[M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财税法规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税法制 地方财税建设
一、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1、地方财税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地方财税法制体系中，地方财税法制为地方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规范地方财税秩序，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地方财税法制是调节社会分配、规范地方财税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依法组织财政税收，以确保实现地方政府的职能。其他分配单位和个人也要求地方财税法制化，以便使他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处于稳定和规范化的状态。
2、地方财税法制建设是全面提高财税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
加强财税管理，就是要健全财政税收各环节的全方位的管理机制，并进一步完善、规范财税管理制度和办法，实现财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严格财税管理与依法理财是紧密相联的。两者都必须依照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将法治贯穿于财税管理的全过程，综合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国家财税，才能不断提高财税管理水平。
3、地方财税法制建设适应了改革的需要
加强地方财税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税， 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财税法制工作，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保障了人民权利，有效推动和协调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为继续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的现状
1、对财税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财税执法人员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将财税法律法规与现行的财税管理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得心应手地运用到财税实际工作。工作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日常的业务应付中，忽视了现代财税“管理”理念的树立和培养， 造成了财税法律法规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
财税部门在管理上“重分配、轻监督、避程序”的问题仍然存在。公民的整体法律意识还不够强，在对有关财税法规的执行中有意或无意逃避财税监督，违反财税法规的有关规定。
2、地方财税法律体系不完善
在现行的财税法制中， 全国没有统一规范的地方财税的法律，法律呈现“老化”和“空当”。而在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财税法规中，由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不多，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制定和实施的财税制度、规定等。因此， 整体上缺乏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且有些地方法规与国家财税法制体系不相符合，这从制度上就不利于地方财税法制的建设。
3、财税执法人员法律水平欠缺
目前地方财税法制建设以普法宣传教育法制工作为重点，以规范性文件审核为日常法制工作为主要内容，法制工作没有融入到财税工作的全过程。财税执法人员由于自身法律素养有限，很少能参与重大财税改革和财税管理措施的决策与审核，对财税改革、财税执法中出现的难点、热点缺乏前瞻性的防范措施和办法。
财税法制建设贯彻落实情况不容乐观，执法人员在面对违反财税法律法规的行为时依法应当作为而不作为，超越职权实施执法行为，执法标准不一，有失公正，给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严格执法。
4、财税法制建设监督力度不够
当前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监督基本只限于财税部门内部监督，部门外部监督、大众舆论监督少之又少，财税法制实施并不到位。有资料表明，这些年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地方能够认真执行的只占30%，基本得到执行的约占30%，难以执行的约占40%。地方情况也与全国其他城市大同小异，财税监督缺失严重，这将直接影响地方财税法制建设进程。
三、地方财税法制建设的对策
1、注重财税金融，强化增收节支，全力拓展财力增长新空间，强化税费征管，大力培育新兴财源和后备财源。严格落实税收征管措施，加强对征管关键环节的管理，确保应收尽收、均衡入库，不断提高税收征收比重。全面调动协税护税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综合治税成果。不断加强矿产品检斤站的建设和管理。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强化社保、价调等基金征缴，壮大地方财力。深化金融服务。建立银企合作长效机制，改善金融环境。扶持并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出台金融机构信贷激励政策，提高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
2、加快完善地方财税法制体系的建设
建立一套与国家法制相匹配的地方财税法制体系，彻底严查并取消与国家法制不相符合的地方财税法律法规，保证地方财税法制与中央财税法制的高度一致性。财税部门出台新法规必须进行详细论证，严格审批，全面协调各方利益，以大局出发，坚决遵从中央精神，严格遵守法律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切实为财税部门履行职能提供依据。地方还需优化财税支出结构。按照“收支并举、监管并重、内外并行”的要求，建立财税监督新机制，推进“阳光财政”建设。巩固基层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成果，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问效。严格控制行政经费预算和一般性支出，节约更多财力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社会公共事业、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3、提高地方财税执法力量与效果
一方面财税执法人员要长期接受财税法规知识学习， 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财税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市人民的财税法制意识是财税执法的关键。利用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财税执法的外在环境，组织相应的宣传讲座普及财税法制知识，网络倡议号召群众加入财税法制建设的队伍中去。同时健全严格的财政执法责任制，增强财政管理人员的执法责任心，确保执法行为的正确性、公正性与规范性，建立相应的惩处措施以示警戒。
四、总结
加强财税监督管理，对检查出来的问题严格依法查处，若情况恶劣还需上报上级，以保证财税法规的严肃性和财税执法的有效性。既要充分发挥财税内部监察的作用，加强财税内审工作，督促财税工作人员自觉守法、严格执法， 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更要强化财税系统外部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社会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加强与地方审计、监察和司法部门的配合，加速财税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程。地方财税部门必须积极做好信息反馈工作，进行深刻的总结与反思，争取群众的支持与信任，保证财税法规的顺利实施。
参考书目：
[1]孙开.地方财政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寇铁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3]苏明.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财税法规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税法 地位 趋势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25-02
亚当・斯密说：“财税乃庶税之母。”霍姆斯大法官说：“税收是文明的对价。”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这些至理名言都诠释着财税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财税法学，是以财税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财税法的专业性、技术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实用性，决定了财税法学的发展空间，财税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分支学科，也是一门具有蓬勃生机的新兴学科。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朝阳学科，其体系的思路仍在不断修正。[1]
一、财税法的历史沿革
（一）国外财税法的历史沿革
世界各国作为财政法规最早的法律形式是税法。其中的预算制度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中产生的一种财政制度。最早的国家预算制度产生于英国，发展较晚的是美国。主要的发展阶段有：第一，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无新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由于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财政预算税收制度有所加强。如联邦德国时期的《预算法典》、日本的《财政法》。第二，原属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二战后陆续制定一系列成文的财政预算税收法规。如美国的财政部很重视财政立法及执行，财政部长有法律顾问，并设有法制事务所和执行处。此外，原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将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列入宪法。第三，一些前东欧国家除了制定多种税法，还有专门的财税法或预算法。如1972年罗马尼亚颁布的《财政法》。
（二）我国财税法的概况
鲁宜公十五年颁布的“初税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税法。最早的预算法是解放前的《财政收支系统法》。下面分三阶段简要介绍我国财政法制状况：第一，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财政法制状况。基本改造时期为了恢复经济生产先后颁布一系列的重要法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受法律虚无主义影响，财政经济立法互动有所削弱。后恢复了中断数年之久的国家预决算报告制度。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02年，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这是我国财政法制建设进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制定颁布了大量的财政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规章，形成了基本的财政法律制度。第三，2002～2010年我国财税立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财税法治建设繁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现行有效的财税法律共有八部。财政立法中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比重较大，但其立法层次较低，执行效力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二、我国财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财税法是综合法律部门
财税法在我国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国家财税职能的增强，加之经济法学科的形成，国内的学者将财税法列入经济法部门。[2]刘隆亨教授认为，财政法自身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具有内部的系统性和外部的排他性。例如税收法律制度构成的要素、内部的税制结构。又例如财政体系：预算收支法、国债法、转移支付法、政府投资法（投融资法）、基金管理与财政补贴法、政府采购法、财政监督法等自成体系，外部不能任意干涉。征税只能是税务部门，别的部门不行。国债只能是财政部、国务院发行，别的部门也不行。[3]
我认为，中国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首先，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的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其次，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法，从财税法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法律要求，而各个部门的法律又包含和体现了有关财税法的具体内容。最后，法律毕竟是一个整体，随着社会关系的分层开始模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无法单独调整，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融合。在这种形势下，较之相互隔绝的部门法，综合性部门法应是最优选择。故我们不能以传统部门法的视角衡量财税法。它应是一个以问题为中心的开放体系，而不是以调整对象为标准的封闭领域。如税法中既包含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法律规范，又渗透着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内容，更涉及大量的行政规则。从这一角度看，财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门综合法律部门。
（二）财税法学是独立学科
财税法在我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无论国内外，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划分的标准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同。认为财税法是一门独立法律部门，其划分标准依照的是传统分类标准加上一些新条件和情况。认为财税法是一门综合性法律部门则突破传统标准进行论述，但这都不妨碍财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地位。学科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无需注册，也无需得到官方认可，它是一种客观事实。其成就的事实应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共同关注同一问题，是否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是否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财税立法繁多；改革开放后，财税法律、法规更如雨后春笋。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无太多人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很难形成一门学科。近些年，财税法学学科已经有一支热衷于财税、有共同志向的研究队伍。当然，财税法学还应在财税人才努力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范畴、分析工具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必要的，在努力完善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财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更加完整和丰富，以应对财税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财税法的发展趋势
财税法学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是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是学术影响力的扩展，或是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呈现出飞跃式的成长。
（一）学术立场趋于独立
法学是正义与权力之学，财税法也不例外。财税法学应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其目的是控制、限制、监督财政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财税法学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更不是政府的代言人。
（二）学术资源与成果的日渐丰富
初期，不管是本土资源或境外学术著作都很缺乏。随着学者们的关注，除财税法教材和论文之外，学术专著也不断推陈出新，其论证的手法和深度都不断进步。
（三）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宽
早期最成熟的部分仍是税法学，随后又逐步扩展到财政法学，其研究视野逐渐开阔，给未来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
（四）理论与实务不断融合
财税法学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与实务密切相连的理论。对实务中发生的典型案例，如娃哈哈总裁宗庆后涉嫌偷税一案，学界以“企业家税收法律风险防范”为题，召开专题研讨会进行研讨。以上这些都表明了中国财税法学经过多年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我们应看到，这些都是相对低起点而言的。相对于先进国家的学科发展状况，相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财税法学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适应加入WTO的要求的需要，财税法学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力度，做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成果。首先，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反映在制度层面上则呈现规则的“趋同化”。中国财税法只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求发展。其次，加强财税法治。法治是财税法的实体价值，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利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再次，加强财税法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只有科学的财税法学基础理论提高才能将财税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后，扩展财税法的研究领域和挖掘财税法的研究资源。财税法是一门年轻开放的学科，只有不断地扩展研究领域，才能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应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高度出发，去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发掘自己的研究资源，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收集借鉴。
【参考文献】
[1]巴春艳.浅析财税法与相关法律学科的关系[J].财税与审计，2012（32）.
[2]李慎.论宪法视野下的财税法[J].科技信息，2006（05）.
财税法规范文第7篇
从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从取消利息税的讨论到是否开征遗产税，从修改预算法的呼吁到转移支付法的起草，等等，近年来，公众对财税立法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在这关注之下，财税立法过程中诸多利益的博弈纤毫毕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委托的《税收基本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起草小组组长和全国人大《企业同有资产法》起草小组顾问，对财税立法有切身体会。日前，记者对刘剑文教授进行了专访。
顶天立地的法律
《南风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把转移支付法列入立法规划的，当时委托您负责起草。但是听说本届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把转移支付法列入立法规划。为什么?
刘剑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财政转移支付对平衡地方政府预算收支，调节国内横向公平，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保证公共特品的有效供给以及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上起着重大作用。我国中央政府近年财政转移支出约在1.5万亿到2万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到40％。如此巨大的数额，但现在国家居然没有一部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连一部行政法规都没有。这一届立法规划现在还没有公布，不过据我了解，应该是没有把财政转移支付法列入其中。
为什么呢?我分析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涉及面很大，政策性很强，我们在基础制度建设方面不是很成熟。财政转移支付某种程度上也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二是可能有关部门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制定法律前先须制定行政法规，试行一段时间后再把成功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但我认为制定法律有两种路径：一种选择是先制定行政法规后制定法律，即将成熟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另一种选择是如果现在方方面面条件都具备的话，完全可以直接制定一部法律，不一定先要制定行政法规，关键是社会的需要，条件成熟或相对成熟。当然，上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规划，这一届不一定必须列入，这也是正常的。
《南风窗》：不仅仅是转移支付法，财税法立法好像都难度很大，几乎每一部法律甚至行政法规的出台或者修改都要反复讨论，辗转数年。财税法立法难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刘剑文：财税法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法律子系统。所谓“顶天”，是指涉及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转，是大政方针。特别是近20年，我们国家始终在抓财政工具和金融工具，以法律规范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在西方同家，竞选总统或议员，竞选演说中税收政策是很重要的，直接关系到选票的多少。所谓“立地”，是指财税法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随着社会发展，百姓收入不断提高，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多，纳税人最关心对自己有利的税收政策。同时，政府公共职能的不断强化，纳税人需要行使税收立法同意权和税款使用监督权，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关系，财税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部门，涉及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财税法须贯穿三个理念：一是财政民主问题，应考虑纳税人如何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法定的问题，财政基本问题应制定法律；三是纳税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和纳税人关系的和谐。处理好了，法治社会建立起来，和谐社会就为期不远了。和谐社会其实是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突破口主要是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的和谐，这是基础和根基。
每一部财税法律的出台，都涉及多种利益在博弈。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由一个浅层次的改革向深层次改革推进的过程。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放权让利，到抓大放中小，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往往只是涉及某一方面。但是财税制度的改革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现在的改革难度极大。每一步财税制度的改革，都需要法律支撑。每一部财税法律，都涉及多种利益的博弈。人民基本的人权之一就是财产权。所以大家非常关心财税法。这也是我们国家这几年改革难度最大的。今年两会闭会时，总理答记者问时这样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这段话非常深刻。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深深感到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其艰辛和难度。
《南风窗》：中国财税法体系应有多少部法律?
刘剑文：中同财税法体系包括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监督法和财政管理法等几大方面，应由30部左有法律组成，但现在有效的只有4部法律，如财政方面有《预算法》，税收里有3部，《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中国财税法体系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许多主要法律缺位，除了企业国有资产法、财政转移支付法，比如国债，都没有立法，税收领域就更多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物业税，环境税需要制定法律；二财税法体系有关立法级次太低，大量表现为行政法规。可见，在中国发展进程中，财税法治之路还很漫长。复杂的博弈
《南风窗》：您刚才提到，每一部财税法律的出台，都涉及多种利益在博弈。请以一部财税法为例剖析一下财税立法中各利益方的激烈博弈。
刘剑文：以企业所得税法为例吧，当时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着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这部法律从1994年着手制定，到2007年通过，历经13年。这部法律中利益的博弈非常充分，很容易体会到改革的艰辛和公平的来之不易。
一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博弈。立法权到底归谁，如何划分?是归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一部分权力归国务院?立法法在立法方面的权力是有明确规定的，财税立法权当然应该归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但这部法律里面具体操作性的规则是由国务院规定的，执行中怎样操作和理解，涉及到利益的问题，涉及权力的配置和制衡。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博弈在于双方都想取得更大的权力。
二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间的博弈。2005和2006年，整个社会都看得很清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商务部之间的利益博弈。商务部是外资的主管部门，企业所得税法说白了就是适当提高外资税负，降低内资税负。提高外资税负，无疑会影响吸引外资，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商务部的工作，因为吸引外资的数量是衡量他们政绩的重要指标。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则是考虑国家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出发。出发点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一样。
三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博弈。一个主要的体制问题，是企业所得税收益的划分，究竟是由国税征收还是地税征收，由谁征收关系到由谁使用。当时的状况是有的地方是由国税征收，有的地方是由地税征收。吸引外资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广东、上海、江浙、山东等沿海省市，外资企业众多，大幅度提高外企税负，会影响地方收入，进而影响地方政绩。所以沿海发达地区反对并税很正常。西部也反对，因为西部大开发才刚刚开始，吸引外资刚开始，两税一合并必然会影响外资投入。
四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博弈。国家追求税前利润最大化，纳税企业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纳税人尽可能希望少缴，寻找法律漏洞和空白。
五是内资和外资的博弈。最初一直是外资享有优惠，实为“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的税负一直高于外资企业。要两税合一，是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倡导同民待遇，原来我们给外资的是超国民待遇。按世贸规定，要统一。外资一直享受优惠，所以现在觉得吃亏。
通过一部企业所得税法，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利益在博弈。每一个利益主体的诉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每一部税收法律都面临这个问题，当然法律又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让法律条款设计更公平，兼顾各方利益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在西方税法是立法难度最大的法律。每一税率的高或低，每一项减免税政策的多或少等等都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财税法是当今中国经济利益冲突和协调的最集中的体现。
所有的财税法律的制定都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因为财税法律是利益协调之法，制度设计总是千头万绪。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改革要有耐心，中同的改革只能是渐进的，不能是急进的。改革总是有一个过程，总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当行政权阻碍法律
《南风窗》：我们刚才谈了很多部门利益问题，所谓部门利益，其实是行政权力在起作用，任何现代法律的制定，实质上就是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所以一些部门会反对一些法律的出台。在《预算法》的修改上，这点表现得比较显著。
刘剑文：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预算工委，但人很少，大概只有20来人，要想审查国家每笔预算支出，难度太大。而且预算外支出现在都没有列入审批，不在立法机关或权力机关的监督之列。现在政府每年支出多少，在全国人大每年都有一个报告，但只是综合性预算，不是分部门的预算，看不出每一笔的收入支出，到了表决的时候，若10个部门的支出，可能9个部门我同意，一个部门不同意，但现在是综合性的，只能投一次票，没有办法反对某个部门的支出，所以现在一些部门的支出相当于是没有监督。西方议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监督预算。我们现在预算监督基本上是缺位的。《预算法》修改后，就要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职能，就会进一步地限制行政权力，预算就会透明、公开。每笔预算的支出要先由立法机关来批，完全按照程序，多少额度由哪个部门审批，经过哪个机关，都会有明确规定。比如某个地方要建一个大的项目，现在可能说建就建了，但新《预算法》出台后，项目支出就要考虑经过预算没有，经过人大审批没有，为什么是这么大的额度，等等。比如要给一个地方投资100亿，现在政府可能说给就给了，如果有了法律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就会问，为什么要给100亿，额度是怎么算出来的，是如何支出等等。可能还会有复式预算，部门预算等，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部门运用资金的自由度。
《南风窗》：《转移支付法》的出台如此之难，应该也有同样的原因。
刘剑文：有些地方确实会引发争议。比如我负责起草的转移支付法，当时提到一个问题，在国务院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财政转移支付的委员会，其它一些部门可能会不赞成。因为限制了其它部门转移支付的自由度。财政转移支付立法里面，还提到解决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国家转移支付多少，都要经过全国人大严格审批，要转移支付，按照什么原则、方法、程序转移，转移这么多经费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哪里，要给立法机关一个说法。有了立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行政部门就不能随意地使用权力了，这是对部门限制权力。当然部门是不乐意的。我们国家过去的一种情况是，某些机关行使某些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南风窗》：作为部门领导，自然不愿意自己的支出决策要经过立法机关批准，如果相关的财税立法都出台，政府部门的权力确实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财税立法阻力的根源所在。
刘剑文：因为中国以前是计划经济同家，行政权力非常强大，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会不断限制政府部门的权力，这些部门当然会有所考虑。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一是通过立法权、司法权来制衡行政权力，二是通过纳税人的权利来制衡行政权力。
《南风窗》：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当中国改革走到现在，部委已经开始因为自身行政权力的被限制而产生抵制，那么中国改革继续推进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刘剑文：推进的动力我总结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靠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关。2007年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就是因为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它列为立法规划，推动了国务院来起草。二是政府自身，国家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信息公开透明，规范政府行为等等，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素质。三是纳税人，纳税人是社会最重要的力量。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关心政府怎样使用纳税人的钱，监督税款使用是纳税人民利的重要体现：另外，还有新闻界和学界的共同呼吁等等，多方面共同着力。在今年两会上总理说，在这5年，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中央高层的决心，也是改革的推动力。
《南风窗》：全国人大财经委今年已经有些动作了?
财税法规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政法体系；财政基本法；财政立法
一、我国财税法立法的现状
我国的财政立法领域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之时就早已有之。随着《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相继颁布和实施，在财税法治的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同时财税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立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国财税立法体系的不足之处常见于以下几点：
（一）立法的滞后性
所谓财税立法的滞后性指的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旧的财税法清理不及时，导致财税法指导作用的削弱，进而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滞后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在税法领域，我国目前狭义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不仅如此，其中《税收征收管理法》本身也有待健全。又例如在地方立法层面，地方对于地方事务具有财政支出的需求，但是地方财税立法也相对薄弱，这就与经济发展的节奏不相适应。
（二）法规质量不高
由于财税立法过程中突击立法、应急立法情况的存在，我国目前已有的财税法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条文不明确、不具体、不严谨的现象。也因如此，更多的规章甚至规定不断出现，这不仅降低了财税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执行效力，也为进一步立法设置了障碍。
（三）立法权限不清
我国实行一元化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中央和地方、人大和政府都在立法。尽管这样有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常常存在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立法规范不明确、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不甚明确的情况。这表现出来的则是在财税法领域的重复立法、越权立法、违法立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完善我国财政立法的对策
为了使财政法能够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从财税法体系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升财税立法级别、厘清立法权限界限
完善我国财政法体系的首先任务就是不断提高立法级别。依照宪法的规定，财政立法应属于基本立法的范畴，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必须对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等不同种类的立法权予以明确，规定它们分别由何种性质以及何种级别的国家机关所享有。诸如涉及法人和自然人权利义务，基本税收征管程序等重大事项的立法从长远来看不应交由国务院来进行，在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下，都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制定。此外，作为财税法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基本法还没有正式出台，现阶段缺位的法律还包括《国有资产法》《国家投资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以及在税法领域具有统筹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在提高立法层级的同时需要注意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权限关系，对凡是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监督程序的设立就至关重要。
（二）健全预算法律制度
对整个预算过程中涉及违法甚至犯罪的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相应的法律主体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调整和修订涉及预算分配的专门法律条款以避免上级政府或部门干扰下级政府的财力分配自，最终来保证预算法在其他涉及财力分配的专门法律法规方面的主导地位。加大处罚力度，对于违法者，除了应承担行政责任外，依性质及程度不同，分别承担经济赔偿等民事以及刑事责任。
（三）完善财税监督制度
财税法治的监督体系关系着税收和税的利用的效率的提高。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税款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征税。因此，完善我国财政监督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需要构建以财税机关监督为主且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中介机构监督相配合的多头财税监督体制。于此同时，对于监督机关和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职权范围要进行细致的划分，使得多头监督的机制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改革财政机关监督方式并强化财政机关监督权限。需要告别以往的专项的、事后的、突击性的监督检查方式，逐步迈向经常性的、全过程的监督方式。立足于财政管理的需求，从财税活动的全过程入手，通过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发现财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形成监督与管理并重的财税监督工作新方式。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财税机关监督手段，赋予财政机关更多的监督权限，在《财政监督法》中应当赋予财税机关以相应的执法监督权。
最后，需要对财税体制中的责任制度进行全方位的重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浪费税款的现象，但其主体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对于政府滥用纳税人税款的行为要对政府的主要决策人进行刑法、行政法上的制裁。这样才能大大减少政府滥用税款的冲动，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慎重，更加贴近纳税人的利益。在税款的使用上对于政府的限制让我们意识到不能仅仅是监督税款的获得，而且要从税款的支出方面，比如对政府采购、投资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三、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必须加快财税立法，在总结国内财税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财税立法的先进经验，制定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我国的财税法律体系。（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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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规范文第9篇
摘要：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是指调整财政活动中所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总称，积极完善财政法律制度，是开展财政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的现状和缺陷，提出为完善财政法律制度，应做到力求立法全面，提升法律效力和明确财税立法、执法原则，限制任意的自由裁量。
关键词：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制度缺陷
通常认为，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涵盖了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1]，是调整国家财政活动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种法律制度构成的统一整体。建立完整的财政法律体系，有利于规范财政管理，有利于保障财政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建立稳固的财政税收，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深化依法治国的必经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党的十四大曾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为响应这一号召，全国、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及地方政府分别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共同构建起财政法律制度的体系。
一、现阶段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我国现阶段已构建起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节上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该体系的缺陷和弊端也逐渐显露。通体来说，我国现阶段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由财政基本法律制度、财政收入法律制度、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和财政管理法律制度[2]。
（一） 财政基本法律制度
《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财政监督法》是财政法的主体法，对单项财政法律有统筹指导的作用，但是至今我国尚未制定这些基本法。我国有关财政活动的基本原则、管理权限和职能只在《宪法》《会计法》《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中有相应的规定。1993年由国务院制定颁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重新划分了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建立了“中央—地方”税制。1994年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继出台，使得分税制更加规范化、体系化。
（二） 财政收入法律制度
我国的财政收入法律制度可分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政府债务收入三类，是为调整财政收入筹集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做的法律上的制度性安排。
1、税收收入法律制度。税制改革后，国家对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各税种中，相继对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制定了暂行条例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随后又制定了烟叶税暂行条例（2006年）、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7年）、车船税法（2011年）等，先后修订了和增值税（2008年）、消费税（2008年）、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11年）等暂行条例。19个税种形成了完整的财政法律体系。
2、非税收入法律制度。根据《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2004年），政府非税收入，是由各级政府及政府职能的单位或集体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等以满足公共需求的税收之外的财政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之一。根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2001年），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和单位预算的资金收支情况，以“收支两条线”的模式进行管理[3]。目前，某些省区已出台并实施了《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如湖南、广东省等。而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
3、政府债务收入法律制度。政府债务收入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迄今只有《国库券条例》对政府债务收入有相关规定。
（三） 财政支出法律制度
财政支出法律制度调整各种分配关系在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之中的相互作用。我国在财政支出方面尚未制定统一的立法，在《预算法》其他经济法部门法中，规定了相应的财政支出要求。
（四） 财政管理法律制度
财政管理与各个行业都有密切的关系，财政管理法律制度对各领域的税收都有相应的管理手段，涉及财政预算、国库管理、会计管理和财政监督等领域。
首先，预算管理法律制度调整的是国家及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在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1993年税制改革后，《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实施，为预算管理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加强对于征税的管理，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相继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善了征税的法律依据。
其次，《国家金库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为政府财政支出的统一规划、国库制度的健全提供保障。财务管理法律制度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及基本建设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以《企业财务通则》为核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有资产、金融业等行业进行法律上的监督和管理，如《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最后，财政监督法律制度的目的主要是纠正财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以保障财政管理工作的进行，从而维护财经秩序。中央并没有颁布统一的财政监督法，只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05年）为开展财政监督和财政违法行为之处分提供法律依据。山东、福建、辽宁等地颁布并实行了《财政监督条例》，为财政管理提供规章上的依据。
二、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财政法律体系框架，但就目前财政单行法律而言，仍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从立法角度来看，重要立法存在缺位现象。虽然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已构建，但该体系并不健全，一些基本、细节性的财政法律法规并无相关规定，仍存在法律缺位的现象。尤其是在非税收入、财政补贴制度和财政监督这些重要领域没有专门的立法，财政管理的过程中无法可依，各地区的实行办法不一为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同时，一些财政法律制度存在过时滞后现象，严重滞后于实际情况，成为隐性的法律空缺。
其次，从法律效力角度来看，法律层次较低。我国财政法律体系较为完整，但从法律效力上看，国务院的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性规章的数量要远多于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文件。低层级的规章和行政法规使得其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受国家最高公权力之保护，从而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和效力。同时，《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9条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在经济法的税法范围内，目前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四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最常见的税种制度规定。
再次，从法律的可操作性来看，可执行性不强。从法律的本质特征来讲，法律的出现永远滞后于现实问题的发生，因此法律允许执法、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但是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是应当受限制的，否则会产生执法的随意性。从法理上讲，法律规则的使用优先于法律原则，然而在很多财政法律的规定中，对于法律原则过分依赖，自由裁量权膨胀，也就不能公平有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除此之外，有些财政立法过多的借鉴了国外的立法模式，过于超前，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从而影响到了实际的贯彻执行。总体来看，对于整个财政法律体系的设计和研究还需要加强。
最后，从立法内容上来看，法律之间冲突明显。由于没有基本的财政税收法，在各个财政法之间出现矛盾时对于法律适用问题的确定就无法可依。这种现象在部门法之间以及法律实行过程中都曾出现。如，《预算法》明文规定，如没有法律和国务院的其他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但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都发行了各种政府债券。如2009年，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地方政府债券。这种地方政府作债务人，中央政府作“信誉担保”的 “不代还”的举债方式亟待寻求法律依据和支持[4]。
三、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现阶段中国财税政策等基本国情，对于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一） 填补立法空缺，完善财税法律体系
首先，财政基本法律是财政法律体系的核心，政府从事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决定都应从其规定，是其他财政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财政基本法》在长期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以基本法的地位，规范财政职能，规定财政活动的原则、方式和程序，受宪法领导，最终形成多层次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同时，弥补非税收入、财政补贴制度和财政监督等领域的法律空缺，完善财政基本法律制度。
其次，完善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的财政收入法律制度。税收方面，应逐步将土地使用税、燃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单行税收法律制度；国债方面，规范国债发行、交易、托管、兑付等各个环节的国家与个人的行为；统一各地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条例》及单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并制定《政府性基金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文件。
最后，完善财政管理和监督法律制度。财政管理方面，加快修订《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二者的实施条例。由于这两个部门法设计问题范围广，难以一步到位，因此可以多频的修订逐步完善；同时，《国家金库条例》的施行早已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尽快制定新的修正案。财政监督方面，尽快统一全国各地的财政监督条例，或以《财政监督办法》，作为过渡，逐步完善财政监督法律制度，为全国统一的执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二） 提升法律层级，提高财税法律效力
财税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是根据财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财税法的许多单行法律并没有成型。因此积极把较成熟的财税法规、条例、办法逐步上升为法律能够进一步提升财税法的级次和效力，提高财税法律制度的综合效力。目前《增值税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经过多年的实施，已经较为成熟，可以进一步制定《增值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三） 明确财税原则，限制任意性自由裁量
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构建财税法律的基本原则，应重视财政的民主性、法定性、平等性、全面性四个基本原则[5]。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理论在财税法律制定方面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制度上规定的体现。权为民所用的财税制度要求重大财政事项应经过全国人大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法定要求在财税法制建设中，首先应符合财税宪定，其次要以财政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为财税法律的统领，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法律冲突。财政平等性既要包含形式公平，也要实质公平；既要程序公平，又要实体公平，这也是其他国家一致认可的财税原则。（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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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规范文第10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世界税法协会（ITLA）主席、曾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起草组组长
2011，是税事连连的一年。从1月初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到2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的公布，4月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全社会的热议，再到10月份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旧闻重现，税法的争议始终贯穿全年。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从来没有被全社会如此广泛讨论，财税法学也由原本专业性极强的分支学科一跃成为综合性学科的显学。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财税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埋首书斋踏实治学的同时关注财税法的社会现象，建言献策，著作等身。日前，刘剑文接受本刊专访，解读中国税事。
《检察风云》：在当下中国，为何财税法学越来越引人关注？
刘剑文：我曾将中国财税法学的立场归纳为“公共财政、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国家”。
财税法是中国的“为官之道”和“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未来30年的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要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曾说：“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财税法的重要性因此不言而喻。我略举几例加以说明：第一，老百姓极度关注的房价居高不下，虽然主要是供求关系所致，但是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扩张、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不彻底、财政体制缺乏法律规范不无关系。第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出台的4万亿“救市”方案中，相当大的部分属于财政支出，在“救市”方案出台和实施过程中，财政民主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第三，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矛盾，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财税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强化财税的正义导向，强化财税的民主参与，强化财税的法律规范，有利于化解这些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第四，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财政法制滞后，与财政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机制息息相关。第五，对13亿人的社会保障而言，财政资金是其中重要的收入来源，财政部门还要承担最后付款人责任。健全的财税法制，有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保障资金安全。第六，国家每年2万多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目前既无法律也无行政法规控制，实体和程序正义难以体现。这不仅影响了资金分配的公平，而且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浪费严重。
可以说，今天中国一切深层次的诸多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都是与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滞后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的确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策。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根基在于政府和纳税人关系的和谐。如果财税体制不进行根本性改革，财税法治建设依旧滞后，政府和纳税人关系很难变得更加和谐，社会矛盾就可能随时集中爆发。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财税立法的现状？
刘剑文：财税法自成体系，一般应当由30~40部法律构成。目前，我国才制定5~6部法律，未来之发展仍可谓任重而道远。去年，国家宣布已经形成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在祝贺和高兴的同时，也十分遗憾地观察到，财税法本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头戏”，但其中绝大部分支架性法律仍然缺位，如政府间财政关系平衡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投资法、税法通则、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行政收费法、国债法等法律都是空白。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机关逐步认识到财税立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加快了财税立法的步伐，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检察风云》：您一直以来特别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原则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剑文：税法与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税收收入需要得到有效保障，而纳税人财产权也不能受到不当干预，因此税法必须具有规范性。税收法定原则所言的“法”是狭义的法，即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由于征税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种的开征与否一般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制定税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使得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固定性。
税法作为和人民财产权直接相关的法律，应主要由立法机关制定，这也是税收法制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不尽相同，据粗略统计，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规章大约有50部。现行有效的法律却只有4部，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今年新颁布的《车船税法》。
这直接导致中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整体效力级次不高。中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税收法律偏少，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偏多的状况，需要通过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加以改变。同时，中国目前还缺少一部在税收法律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统领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者是税收通则法。在税收实体法领域，也存在诸多缺失，如中国对证券交易征税是通过印花税的形式进行的，有些税种目前还没有依法开征。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指导，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基本思路，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构建一个更加规范、透明、法治化，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法体系。
《检察风云》：以往纳税人这个称谓多是从义务的角度来讲的，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
刘剑文：2009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详细列明了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包括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在内的14项具体的纳税人权利。同时，在由国家税务总局牵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升纳税人地位、强调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国家各处一端，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与权力相互平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是实现法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本质上讲，税收是国家基于其存在的正当性而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的“合法侵害”。从另一个角度看，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实现依法治税，实际上就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保护，以避免私有财产受到公权力的非法侵害。这是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社会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
从理念上讲，确立诚实纳税推定权，才能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纳税人诚实纳税推定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是缺失的。所谓诚实纳税推定权，是指纳税人有被税务行政机关假定为依法诚实纳税的权利，是税法应当确立、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税时，必须首先假定纳税人是诚信纳税人，推定纳税人在处理纳税事宜时是诚实的，并且承认纳税人所说的情况属实以及所递交的资料是完整和准确的，没有充足证据，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进行无端怀疑并采取相应行为。
从法律实践来看，纳税人的权利保护要改革纳税争议解决的前置制度，创新税务行政复议机制。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才能够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才能提讼。据此，我国法律对纳税争议的解决有两个前置性规定：一是缴清税款或者提供担保前置于行政复议；二是行政复议前置于行政诉讼。
在第一项规定下，一旦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无法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将被剥夺启动行政复议的权利，并因此被间接剥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基于经济原因而完全剥夺纳税人获得救济的权利，不但违反了行政法中手段与目的相称的比例原则，也将造成富人与穷人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综合考虑纳税人权利保护和国家税收利益保障，参考国外经验，可以考虑以纳税人缴纳一定比例税款（担保）取代全额缴纳税款（担保）的前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