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及反思

[摘要]文章从理论研究、学科建构、应用研究、方法探索等层面概述“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的代表性学术观点,回顾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20年来取得的成绩,总结现存的突出问题,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并认为中国社会翻译学应遵循“方法—理论—应用—学科”的基本思路,在立足本来、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辨与实证相融通,探析社会学视角下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规律,总结多学科理论、多研究范式的发展脉络,加强社会翻译学学理论证和框架建构,将理论研究运用到相应领域,以推动形成中国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建构。

[关键词]社会翻译学;理论研究;学科建构;应用研究;方法探索

“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①一说源自詹姆斯•霍姆斯的经典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1]66-79。此后,得益于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孳乳和描写翻译研究的导引,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国内外译学界致力于理论引鉴、体系创新与实践探索,在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上的趋同性逐步凸显,学术共同体已初步形成。[2]尽管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发展仍面临亟需认真思考与应对的问题。为促进中国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增强本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杭州师范大学于2021年9月24-26日举办了“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上海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文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家期刊参与协办。论坛邀请国内19位知名翻译学者做主题报告,并开设“新秀论坛”,为22位青年才俊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主题涵盖国外社会翻译学研究前沿及启示、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构想、社会翻译学理论的中国建构、社会翻译学研究方法论探索等具有前沿性、融合性和时代性的内容。本文围绕中国社会翻译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构、现实应用、方法探索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回顾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已有成绩和现存不足,进而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一、论坛综述

(一)中国社会翻译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构

理论研究是学科建构的根基,学科建构是理论研究的深入。社会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阔了新思路。发展新理论应立足学科立场,建立术语体系,廓清研究边界,反思研究意义,在创新驱动下塑造自身科学性,彰显解释力。翻译发生于特定的社会,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对象,受制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必然具有社会性。较之于翻译的社会性,人们对社会的翻译性缺乏认识与思考。傅敬民指出,翻译的社会性指翻译作为社会范畴,以其动态性和社会性内涵满足时代需求,聚焦翻译产品、过程、功能和价值四个层面。社会的翻译性体现于人际沟通交往、知识话语生产与传播、社会发展与进步、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因此,从翻译学研究的学科立场出发建构社会翻译学,是翻译学科发展的必然,当务之急是编撰该领域的奠基之作———《社会翻译学导论》。[3]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建立在社会学和翻译学的学科交叉基础之上,有必要从术语标准化角度对概念进行辨析和正名。对此,周领顺提出以“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命名,既能维护翻译研究的核心地位和对象,又能彰显社会学路径和理论视角。他基于批判性视角,辨析了“翻译社会学”和“社会翻译学”的概念差异,探讨了本学科目前存在的研究边界不清晰、研究路径不明确、学科命名不统一等问题。②王洪涛从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社会翻译学的学科称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等名实问题,并提出从理论和应用两条研究线路建构社会翻译学。他认为,“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有重叠之处,但出发点、分析方法和落脚点均不同,其研究性质和学科归属自然不同。因此,社会翻译学应作为翻译学分支学科来考量,实现学科建制化,着重研究中国本土的翻译问题、现实问题,以形成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针对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建设相对不足、掣制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现状,汪宝荣提出构建中国社会翻译学理论的四种路径和方法:(1)借鉴吸收西方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基于中国翻译实践个案研究加以验证和修订;(2)进一步开掘西方的三种主要社会学理论,从中提炼出翻译分析工具,同时构建解释力更强的翻译理论模式;(3)引入其他适用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构建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4)参照中国社会学理论,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完备的社会翻译学学科体系,应采取“为我所用”的跨学科借鉴与融合模式。基于此,徐敏慧从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范式及话语层面论证其学科间性的本质属性。她指出,翻译社会学研究主题包括译者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和翻译产品社会学,涵盖从文本到副文本到文本外的广阔领域;研究范式是两个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发展,翻译研究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探讨社会现象,社会学借鉴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历史视角和成果,研究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翻译社会学不仅使交叉学科的互动成为可能,也将进一步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4]从以上学者的发言可见,国内学界对学科命名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使用“社会翻译学”命名,另一派主张采用“翻译社会学”。从研究对象看,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着重探讨的不是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发生在社会系统内部、由社会因素触发、受社会机制制约的翻译现象、活动和问题,“翻译”是翻译研究的本体,是翻译学科立足的根本,“社会学”是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途径,是分析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术语切分不应是“(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而是“社会/翻译学”。从学科名称的英文表达看,“社会翻译学”与霍姆斯提出的“socio-translationstudies”对应,“socio-”(指“与社会学有关的,涉及社会因素的”)作为前缀修饰“translation”;“翻译社会学”则与其提出的“translationsociology”对应。学科名称尚不统一(国外亦然)反映了本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对此现象应多一点宽容。

(二)中国社会翻译学的应用研究

在对社会翻译学进行本体探索的基础上,国内学者采用多种研究路径对翻译问题进行考察。就研究内容而言,应用翻译、文学翻译、口译等领域均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框架。研究路径上,既关注外部研究,即翻译系统的整体运作机制(包括制约和影响译作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机制)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又关注内部研究,通过对社会学方法进行调适,分析文本本身的翻译策略、方法和评价等。余承法针对以往研究的局限性,从翻译传播学视角,结合拉图尔(B.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指出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是原语信息的接受者和阐释者、语际信息转化的把关者、译语信息的生产者和传输者;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与各种社会要素互动时的客观上受限、主观上互动的全过程,包括与翻译传播主体的协商、理解并生成翻译传播客体、对翻译传播媒介的调适、与翻译传播受体的沟通等。韩子满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强军”系列术语英译,指出目前国内存在的多个英译版本未能体现术语的“家族性”特征,且译文过长,不符合术语表达的经济性原则,主要原因在于译者采取了解释性翻译的手段,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失去了“关键词”“核心概念”的特征,损害了译文的传播力。因此,译者应当平衡解释者和把关人两重角色,提高政治意识和国际意识。武光军聚焦我国古代三个成体系的佛经翻译思想:道安“五失本”和“三不易”乃“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的论述,是第一个初步成体系的理论;玄奘“五不翻”等论述,是第一个较为成熟的翻译理论体系;赞宁“六例说”总结和完善了佛经翻译的方法论,可谓译经理论之殿军。他认为,三个翻译理论均成型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层层演进,构成我国古代翻译理论的重要部分。王斌华针对近年来社会对口译职业的认识趋向“工具化”的现象,分析了国际口译研究新动态,从宏、中、微三个层面拓展口译研究的认识论,认为口译不仅是即时的双语加工行为和复杂的认知处理行为,而且是人际和跨语言文化的中介协调活动,也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文化活动。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学理论对于口译活动和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的关系具有较强解释力,其运用有助于拓展口译研究的宏观视野。[5]耿强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框架出发,探讨中国现当代语境下的翻译体制问题。他首先区分了“机制”“体制”“制度”“制度组织”与英语中institution的异同,建议用“体制”作为institution的对等译词。他指出“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的缺陷,认为应采取国家间视角并加入社会的维度,从国家与社会的两元结构出发进行中国现代翻译史研究,进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翻译史分为五个阶段,认为健康发展的翻译局面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平衡。

(三)社会学视角的个案研究

从国内研究现状看,布迪厄(PierreBourdieu)反思性社会学理论(reflexivesociology)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方法论已得到广泛应用,卢曼(NiklasLuhmann)社会系统理论(socialsystemstheory,简称SST)和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王祥兵借鉴布迪厄资本理论中的“文化资本”概念,以《解放日报》副刊的文艺翻译为考察对象,分析抗战文艺翻译对延安文化资本生产与积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6]邵璐从翻译行为者入手,分析贾平凹作品英译场域和行为者资本的变迁,指出中国政府的国家战略支持、海内外民间翻译力量发展及出版社推动,三类资本协同作用,为贾平凹作品英译走向复兴提供了外在动力。[7]郭洋生基于布迪厄理论分析了严译《天演论》的文本内外矛盾性,即严复的西方现代性知识资本与国内薄弱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及其通过翻译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与不得不向当时国内封建资本妥协之间的矛盾,种种矛盾决定了严复及其译作的历史命运。李伟荣基于布迪厄实践论,考察学者李辉的译者身份构建,通过梳理李辉勤耕于“作”的文学交际圈与开展翻译活动的社会交往网络之间的关系,挖掘其成为知名译者的文化资本和翻译出版惯习。冯正斌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例析贾平凹长篇小说《老生》中的乡土语言英译,认为庞夔夫的英译呈现“务实为主、求真为辅”的译者行为倾向,与译者对中国文学在英美翻译场域的定位及作品与出版资本等相关。他进而指出,为助力中国乡土文学走向世界,译者应兼顾“语言人”与“社会人”的身份,在“求真”基础上融入“务实”之需。朱献珑指出,ANT在认识论上遵循“广义对称性”和“自由联结”原则,为认识翻译的本质开辟新路径;在方法论上提出“异质行动者”“转译”“网络”等概念,为探讨翻译过程提供分析工具。他提出ANT视域下的翻译网络分析框架,并以《四世同堂》英译网络建构为例,考察行动者间的联结和互动。王传英依据社会经济网络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新科幻”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认为中国“新科幻”得以全面进入英语世界的大众读者市场,译者、出版机构、版权中介商、评论家、译语读者等社会行为体形成的合力功不可没,并建议从原作遴选、传播形式、译品输出共同体建构等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新秀论坛”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者。发言人围绕社会翻译学理论概念辨析、ANT研究及应用、毛泽东思想与社会翻译学中国建构、社会学视角下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译员社会身份与口译质量研究、社会翻译学路径下的翻译批评、社会翻译学与译者培养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与会专家的细致点评。

二、成绩与问题反思为了更清楚地梳理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

现状和发展脉络,我们结合中国知网(CNKI)关键词检索,做进一步分析。通过检索“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等关键词,剔除无关主题后,得到2000—2021年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共481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文章数量总体上呈不断增长趋势,其中期刊论文增势明显,在2019年达到高峰,硕博论文增长缓慢,在2017年后逐渐回落。该领域文献可以分为综述评介、理论建构、应用研究三类,展现出我国社会翻译学研究进路,也集中体现了当前研究取得的成绩。综述类文章大致可归为研究现状述评、书刊评介和名家访谈。理论建构主要包括理论反思、学理论证和名实辨析。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侧重以文本或译者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研究,也有部分着眼于翻译现象的宏观研究。应用研究涵盖翻译传播、翻译史、译者能力、语言服务机构研究等诸多领域。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及其对学科建设的推动上。尽管学界对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符号概括”“价值”“范例”等“学科基质”尚未达成共识,但长期坚持通过出版专著③文集、开辟期刊专栏、组建学术团体④、召开学术会议等途径构建专业场域[8],学术认同感不断增强。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第一,运用布迪厄理论多,吸收其他理论少。统计结果显示,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理论框架的论文占大多数,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文不到10%,应用后者进行翻译研究的成果更少。中国社会翻译学应突破布迪厄等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疆域,拓宽理论视角,在总结中国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与翻译、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进行理论模式建构和反思性批评。[9]第二,借鉴西方理论多,挖掘本土理论少。国内学者多借鉴西方的三种社会学理论,阐释其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梳理当前研究现状,但理论创新动力不足。实际上,国内翻译学者可以尝试从本土社会学理论中吸收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社会学已走过百余年历史,国内学者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用历史的视野面向现实开展研究,如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扎根中国乡村的社会现实,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方法”,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可以从中国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中吸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描述和解释社会特质、人际关系、思想行为取向等对翻译活动变迁的影响,彰显中国社会学翻译研究的独特性。第三,个案研究多,其他实证研究少。国内研究多采取描述性研究方法来考察某位译者的惯习和职业生涯,或某部作品的译介传播。未来应突破微观的个案研究,运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手段,结合数据库、语料库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做到结合思辨与实证、兼顾定性与定量、关照理论与实践,全面、深入、细致探析社会翻译活动,以进一步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的有效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方法论。

三、结语

社会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国内20余年的研究历程中,学者们在理论建构、方法探索、应用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探讨了社会翻译学在中国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应用问题,与会者分享了诸多创新性思考和研究成果,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就其发展方向而言,中国社会翻译学应遵循“方法—理论—应用—学科”的基本路径,探析社会学视角下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规律,总结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的历史爬梳之上,结合当下数字人文时代的多媒介传播,从多媒介、多模态等视角进行社会翻译学学理论证和框架建构;然后将理论认识运用到相应领域中去,以促进社会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最终实现社会翻译学的学科建构。此外,社会翻译学研究目前依然是一种“消费型”研究,从社会学领域寻求理论解释多,对其他学科的贡献较少,待自身发展成熟后应对其他学科做出反哺。

[参考文献]

[2]朱献珑,邓伟佩.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路径探索与创新实践:《行动者网络构建的翻译:亚瑟•韦利英译〈西游记〉中的行动者、行为和网络》介评[J].外语与翻译,2021(2):93-96.

[3]傅敬民,张开植.翻译的社会性与社会的翻译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1):120-127+161.

[4]徐敏慧.翻译社会学的学科间性:主题、范式、话语[J].中国翻译,2022(1):29-38+187.

[5]王斌华.基于口译认识论的口译理论建构:多视角、多层面、多路径的口译研究整体框架[J].中国翻译,2019(1):19-29+189.

[6]王祥兵,徐芳.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与文化资本[J].翻译史论丛,2021(1):1-19+197.

[7]邵璐,于金权.走出沉寂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行为者角色[J].当代外语研究,2021(6):89-97.

[8]王洪涛.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十年(2006—2016):思考、回顾与展望[J].上海翻译,2016(5):49-55+95.

[9]汪宝荣.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述评[J].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9(1):68-78.

作者:何梦丽 余承法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