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两百年(下)

“大后方”与“孤岛”一起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华东、中南地区迅速为日军侵占，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国民政府从1937年8月，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保险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本飞机到处轰炸，这项业务的风险极大。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在中国保险公司任职期间，曾被派赴英国伦敦考察深造，是一位保险专家，在国内外同业中有比较高的声望。他多次劝说华洋保安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但是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运输兵险费率较高，由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标准，赔付率也相当高。1939年，中央信托局还开办了陆地兵险，承保存放在国内后方，对抗战和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意从上海保险界选聘了13个精英，南下昆明联系业务。他们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传奇人物被保险界誉为“十三太保”。中央信托局的这两个战时险种，对工厂内迁，发展后方经济，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后，大后方的局势比较稳定，金融界和工商界人士看好保险带来的高回报，纷纷开设保险公司。一时间，保险机构开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仅中国小小的西南一隅，加上抗战前就存在的，1945年民营保险公司已达到50多家。然而，僧多粥少，官方保险机构又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民营保险公司竞争异常地激烈。

大部分洋商保险公司在二战爆发后，就陆续撤离回国，留在重庆、昆明等地的，只有太古、怡和还在经营与自身贸易相关的保险业务，友邦人寿也在坚持着惨淡经营。

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由于日本依赖英美为其提供物资，在他们面前还比较驯良。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撤后，日本攻占了上海，但止步于公共租界的苏州河畔。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日占区的包围下成为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孤岛”。“孤岛”的平静，很快就吸引了众多沦陷区的富有阶层来此躲避战火。他们将所携的大量游资投放于工商业，孤岛的经济畸形地增长。上海的保险业随着涌入租界人口的激增，以及经济形势的逆转，收益也相应增加。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举着刺刀，进驻租界。进入租界后，日军就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保险公司停业，外籍工作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以为将外商保险机构驱逐出去，上海保险市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由日本十余家株式会社联合投资的“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却在中国人高涨的抗日情绪下毫无作为。后来，他们转换策略，与太平保险公司合资开办了华商名义的“通惠水火保险公司”，但不久人们了解到该公司的日资背景后，都对其敬而远之。日商保险始终没能控制上海的保险市场。

与上海日商保险公司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商保险业的异常繁荣。由于日伪政府滥发伪币，物价飞涨，投机囤积物资之风盛行。一些新发展起来的银行、钱庄、工商业者，以及有保险业务的掮客，竞相投资保险业。但是他们并不志在保险事业的发展，只是利用保险公司，吸引游资，进行投机，囤积居奇，谋取更多利润。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中占3/4，整个上海保险市场无序而混乱。

抗战胜利后保险业的混乱经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旧都南京，战争期间迁往重庆的官办和民营保险机构相继复员或返沪，被迫停业的洋商保险公司也纷纷复业。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东移，上海重新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此时的官僚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家金融垄断势力。官僚保险机构在抗战时已经包揽了大部分的保险业务，而此时上海官僚保险机构的数量更是由战前的8家增加为24家，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机构，控制了企业财产、船舶、货物运输、人寿及再保险等业务，形成了官僚资本保险集团的网络。民营保险机构逐渐在保险市场上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

战后国民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及时治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不少商人利用保险这一渠道，积聚游资，从事投机买卖，保险公司数量一时激增。1948年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已有178家，良莠不齐，较有基础、管理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不到1/4。保险机构的数量大大超过市场的需求，以至于保险业恶性竞争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币值残跌，物价飞涨，保险效力锐减，已经失去了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尚有余力的民营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或港币承保，惨淡经营。整个保险业在解放前已陷入了瘫痪状态。

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孕育与搁浅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中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民政府开始对旧中国的保险业进行了整顿改造。1949年1月起，地方军管会相继在解放了的城市对官僚资本保险机构进行了接收、清理。上海是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集中地，自然成为接管工作的重心。在接管的24家保险机构中，除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复业外，其他保险公司对未到期的保险单一律退保，终了保险责任。

中国产物保险公司1931年由中国银行拨资成立。解放后，考虑到它组织健全，经营稳健，国内外都有分支机构，基础较好，军管会决定恢复办理其各项保险业务，特别是办理已被接管和初步改造的各国营工商企业的保险业务，和进出口货物运输的外币保险业务，帮助解决私营保险公司分保问题。复业后的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上起了国家保险机构的作用。

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民营公司，促其复业并对其团结改造。解放后复业的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脆弱，承包能力都非常有限。1949年7月20日，上海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集中办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分保交换。它的创办，打破了依赖外商的心理，增强了民族保险业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源于苏联的理论和经验，为恢复国民经济、平衡财政收支，中央政府批准了组建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且以原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基础专设中国保险公司，专门进行对国际贸易有关的外汇保险。

人保公司成立以后，依靠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分支机构，以国营公司的实力开展各种保险业务，并组织民间联合分保机构，统一办理私营华商公司的溢额分保。这样，外资公司保险业务来源渐渐中断，陆续自动撤出中国保险市场。其中，友邦保险也于1951年6月撤退回国。

50年代初的保险业务，对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财产和运输工具的旅客实行强制保险；在城市开展自愿保险，包括火险、运输险及人身自愿保险；在农村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先后开展牲畜险和农作物险。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期间，保险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但保险业还是在整顿中稳步发展。

然而，1958年末，在“”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立刻停止国内保险业务。自此，新中国保险业滑入了低谷。此时只有涉外保险业务得到极其有限的延续。尔后国内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的剧烈跌宕，中国经济严重受损，保险业几近夭折。

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业重获新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1979年4月，中央政府做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定。沉睡了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中国保险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5年以前，一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市场发生了变化。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新疆批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被批准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保险部（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在1991年，交通银行将其组建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这是继中国人保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第三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是1988年深圳设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它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保三巨头的形成使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格局基本呈现。

中国保险市场的新变化及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地保险公司纷纷来华设立代表处。直到1992年10月，带有浓厚“中国情结”的美国友邦获准在上海经营业务，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企业，这位久违的“老朋友”又重新被请进国门。他第一次将个人营销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首先市场培养出了第一代寿险营销员。随后，寿险个人营销之风席卷中国大陆，中国寿险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目前，友邦保险仍然是内地唯一的外商独资寿险公司，足可见国人对“老朋友”的特殊情怀了。

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80年代初期的传统法规早已不适应市场经营管理的需要。于是，1995年6月30日，建国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它的实施，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保险立法支离破碎、很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谓中国保险法制史上的分水岭。中国的保险业从此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