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与金融对内开放

金融对内开放绕不开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200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极具颠覆性的一年。此轮改革的核心是“用市场换机制”，这间接承认了中国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业体制存在着难以自我改革的机制性缺陷，引进国外被证明是成功的机制，就成为一种相当自然的选择。

然而，单纯的对外开放也隐藏着风险。且不说外来的“和尚”是否会念经，或者外来的机制会不会“水土不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改革现有金融机构并使之符合国际标准，而应该是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难的问题。

从任何意义上说，中国还远不是一个资金富裕的国家，目前的低利率只能表明金融市场的低效率，一方面中小企业与个人客户存在着信贷饥渴，另一方面外表华丽的银行却拒中小企业和个人于千里之外，二者的不匹配已经达到了顶点。如果金融改革以牺牲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信贷需求为代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潜力将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长期来讲，这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经济的放缓也将不可避免地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显性化，引发银行业的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对内开放不仅是处于经济结构低端的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的要求，也是金融对外开放的要求。

金融对内开放的核心，是赋予企业和个人合法的融资权利，即让最能有效利用资金的企业、机构或个人合法地参与到融资活动中来。金融对内开放的过程，也是金融制度和工具创新的过程，而且什么样的机制和工具最有效，应该让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民间金融是企业和个人按照市场价格信号配置信用资源的实践，金融对内开放绕不开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的信息结构和信用结构决定了金融的分层。专业化程度较高、大企业较多的经济中信息比较透明，收集信息的成本也较低，可以支持大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反之，中小金融机构就比较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如果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些国有经济有国家信用或集体信用做支撑，国有银行体制就可能比较适合；反之，民营金融机构就有用武之地。

民间金融的发展就是金融分层的结果。民间金融的形成以个体信用为基础，而个体信用通过文化习俗、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和人脉、商脉等社会网络关系建立起来，对借款人的名誉、借款人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借款人的个人交往关系，都有详尽的“记载”。因此，民间金融可以利用各种非正式的信息场，以较低的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通过当地的社区性组织、生产性组织、中间人以及其他信息含量丰富的组织来区分借款人、甄别贷款项目，从而降低贷款风险。

在民间金融形式多样的制度安排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自己的钱，另一类是用别人的钱，但二者的制度基础一脉相承。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各种形式的合会组织（如互助会、轮会、摇会、标会等）、信用合作组织、地下当铺和一些形式的私募基金等，是由出资人直接参与规则的制定和借款人的选择，借贷双方彼此熟识，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合约机制约束借贷双方的行为；而借贷中介（如温州等地的“银背”）、规模较大的钱庄和其他一些办理存贷业务的商会或行业组织，往往“用别人的钱”放贷。这样的民间借贷业务与正规金融机构很接近，但信用基础却有天壤之别。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充分信息和个体信用，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在借贷过程中使用抵押品，起到抵押品替代的作用，而我国的正规金融机构却难以利用丰富的个体信用资源，存在着过度依靠抵押品的现象。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民间金融可以解决借贷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风险，是一种比正规金融便宜得多的制度安排。在事前，民间金融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场筛选借款人和贷款项目，防止贷款中的逆向选择（即在给定较高的利率水平下，风险较高的借款人更有可能借款）；在事中，贷款人可以利用对借款人生产经营活动的了解掌握贷款的用途，防止道德风险（即借款人可能从事对贷款人有害的活动）；在事后，贷款人可以利用“同辈压力”（如坊间的闲言碎语）、“集体惩罚”（如所有民间金融组织联合拒绝对欠款人发放贷款）、“关联博弈”（如抵制与欠款不还的人做生意）等防范借款人的“策略违约”（即恶意拖欠贷款）风险。

事实上，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还存在着互补关系。一方面，竞争可以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创新；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也可以向民间金融学习。有关研究表明，来自民间金融的竞争，对正规金融机构绩效和治理结构改进有正面影响。国外的经验更指出，民间金融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对发展早期的企业进行融资，当企业建立起一定的信用记录后，有可能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客户；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组合贷款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民间金融可以成为市场利率发现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已经开放贷款利率，但贷款的利率定价机制还没有形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国还缺少一个多元化的信贷市场。民间借贷的利率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市场定价的参考。最近的调查显示，民间借贷的市场利率在12％－20％之间，在央行规定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到四倍之间。

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民间金融的消亡，只要正规金融还不能覆盖整个经济，民间金融就将长期存在。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民间金融组织可能转型为合法的金融机构，在山西平遥等地已经开始试点的“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机构，就是一种可能的形式，而其他数量众多的合会组织会继续存在。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如果说正规金融是大学，包括信用社在内的中小金融是中学，那么多样化的民间金融就是小学或幼儿园――三者构成了金融组织从非正规到正规的光谱图，它们的和谐发展，是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的主要标志。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至今仍然被忽视，这有着很深的制度根源。首先，金融风险往往等同于国家风险，由国家承担金融风险也就注定了金融资源的国有化；其次，由于金融资源国有，其为国有经济服务也就理所当然；第三，由于金融风险由国家承担，国家对金融活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管理也顺理成章。

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必须打破上述怪圈，从金融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过程入手，建立一个可控的机制。

首先，明确区分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整体金融风险与国家风险。只有单个金融机构存在倒闭的风险，整体金融风险才能化解，才可能避免国家风险。因此，任何金融组织必须可以也能够破产，只有有了可以破产的金融机构，金融活动的准入才可能开放。

其次，对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合理的融资方式，应该予以法律保护，而不再轻易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非法扰乱金融秩序罪”等计划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予以打击；不应视资金的出身或成份定罪，而应从融资的目的出发，保护合理的融资行为，区分正常的融资风险与恶意的金融诈骗或高利贷行为，制定“贷款公司法”、“反金融诈骗法”和“反高利贷法”。特别地，对利用自有资金放贷可以从宽，对利用储蓄存款或别人的资金放贷需要从严（如要求较高的自有资本金比例和存款准备金率等）。

第三，金融监管同样应该重结果而不是重过程，制定严格的“及时纠正法案”，鼓励勤勉的经营者，防止恶意的投机、套利等活动。否则，如果由于监管者无法对结果进行监管而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管理，必将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部分金融机构的风险很可能蔓延，造成整体金融风险。

作者沈明高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徐忠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