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现实困境与策略回应

摘要：中国已进入与传统社会有巨大差异的风险社会时代。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突显、政府缺乏风险管理机制、民众风险意识淡薄、社会风险分配不公正等现实困境。文章对此提出整合组建国家风险管理常设部门，建构完备适用的风险管理系统；引进自我限制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资本逻辑。发展健康科学技术：预防优先，构建安全法律体系；促进公众科技保险事业发展，完善风险分配机制；引导公众参与。形成风险管理联动机制；积极斡旋，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等七个方面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中国；风险社会；策略回应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66-04

一、风险社会的特征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等“风险社会理论”阐述者的观点，与传统社会相比，风险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可控制力量与不可控制力量的辩证统一

“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风险社会里的风险是一种主要由社会原因和人为原因导致的社会风险，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引起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在风险社会里，一方面人的知识不断增多、控制力不断增强――科技的进步，使许多传统社会中我们不可预见的后果可以预见、无法控制的事情可以控制――洪水、旱灾、飓风等自然灾害，我们已能给予相对准确的预测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预防；饥荒、瘟疫、婴儿死亡率等各种威胁人类生存的传统风险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科技文明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生产足以使地球毁灭数次的力量的地步，而科学技术在估算风险数据上却不再精确。结果，“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故(切尔诺贝利核发电站事故，笔者加)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威胁健康的潜在的灾难。……从这种病(疯牛病，笔者加)对人类的影响角度说，我们同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目前。我们不能肯定将来的某个时候是否会有更多的人患上这种病。”

风险实际上是系统地处理因现代化本身所引起的危机与不安全感的一套系统方法一现代性的出发点是控制不确定性――透过政治动作扩张科学理性，以达到对自然日臻完美的控制。但科学技术正面作用伴生负面危害的双刃剑属性使现代性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人类对由技术――经济决策导致的风险并非一筹莫展，“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通过政治的反思，政策的调整，创设相应的现代性的社会制度，人们完全可以有效地应对风险。但是，在我们为更好地适应外力的变化而不断地分化和优化社会制度的同时，也会不断增加新的制度性风险。风险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可控制力量和不可控制力量辩证统一的社会。

(二)器物制度层面与文化精神层面的辩证统一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偏重于制度面向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风险高度依赖现代社会的制度，是蕴藏于现代性社会制度内部的一种变异力量，是现代性制度变异过程中的增量或者说副产品。“现代性为反对传统的优势地位而实施的创新过程，因为工业社会的规划而被以民主的方式分割为两个部分。塑造社会的决策能力只有一部分被汇集在政治体系里并服从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规则，并被转移给企业投资的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在这些语境中发生的社会变迁作为科学和科技决策的潜在副作用而被替代。人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行事：他们在市场里确证自己，运用创造利润的规则。进行科学和技术研究，并且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改变了整个日常生活的状况。”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之间的断裂是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

然而，现代化风险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它们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重叠在一起。”在发达的现代化进程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它不仅带来自然和人类健康的问题。而且带来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对工业决策的官僚化审查、新市场的开辟、巨额浪费、法律程序和威信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风险也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风险问题的一种认识、一种价值观念上的表达，一种社会思维方式。社会风险是否存在、程度如何，有赖于人们如何分析危险、考虑事件，人类风险意识的增长和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

因此，作为一种“虚拟的现实，现实的虚拟”，风险社会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辩证统一，是器物制度层面与文化精神层面的辩证统一。

(三)可怕现实与历史必然的辩证统一

“风险社会是一种大灾变社会”“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社会风险虽然存在着发生征兆和预警的可能，但风险监测的力度与精确度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进步，人们无法用常规性规则来进行判断，更没有经验性的知识进行指导，风险对于人来说实际上不可感知、不可预见，从而极易使人们陷于被动和慌乱之中。“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和意外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导性力量。”风险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极大的危害性，它将超出时空的限制，变得无法控制，无法处理：风险和危害并不仅限于事件的发生地，跨越国界乃至遍布全球是经常的事情；风险和危害也不仅限于现在，尚未出生的人或未来数代的人都可能受到当前事件的危害。一些高技术风险如核风险等所具有的高不确定性和潜在的严重后果甚至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将我们带出了数学计算的安全范围，从而对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

社会风险虽然可怕，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风险社会实际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决裂。“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风险社会实际是后工业社会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事实上，“各种风险与危险正在成为酿成新的社会冲突的发展动力”。风险意味着人类自由程度的提高――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再被动，他们将关心重心转向未来，让未来不再仅仅依赖上帝的安排。――人类开始自觉地面对现代化：不仅开始注意其物质财富，而且重视其“副作用”。不

仅着手清理其“副作用”，而且力求做到防患于未然。“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我们在今天变得积极是为了避免、缓解或者预防明天或者后天的问题和危机――或者什么也不干”。对风险的掌握程度成为划分现代和过去时代的分水岭。风险在附带危险的同时，也预示着机会和希望。它是经济活力和多数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创新的源泉，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风险实际是建构主义的概念。“风险社会”将是一个新时代，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动作机制、一种新的社会定序原理。当人类不再被动地依赖上帝的安排，而是有计划地实现了对风险的安排和对危害后果的消除和降低之后，风险社会就会从“灾难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二、中国面对现代风险的现实困境

贝克曾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浪潮冲击下，中国面对着独特而艰难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转型期与风险喷发期重叠，各种社会风险突显

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的社会转型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转型。我国的社会转型是时空高度压缩下的跨越式的社会转型，它不是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线性转型，而是由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跨越式的转型。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二00六》表明，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并存的三元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现代化还没完成，一方面后现代的种种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已相继出现并限制着社会的发展。而且。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常不得不接受主要由西方国家为其自身利益量身定做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使得社会发展受到更多的全球性制约。所以，中国社会要接受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巨大的风险挑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风险喷发期。

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与风险喷发期重叠的时代，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政治、军事力量都可能成为风险源。各种风险同时爆发式地展现，不仅使风险类型增多、风险结构复杂、风险总量增加，也使可能的风险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灾难，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公共危险。

(二)缺乏风险管理和应对机制，政府“被动挨打”

这几年来，我国政府针对重大灾害风险和重大社会动荡的管理和应对机制在各个专门领域已经有所加强，但从总体来看，还是缺乏风险管理和应对机制，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态度和决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大。在发展经济和控制风险的双重任务之间，我国政府长期将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风险控制被有意无意地轻视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政府常常认为风险不是好东西，总是尽可能的否认和回避风险。风险意识不足。结果，政治家和专家对于技术应用层面上的新鲜东西缺乏知识与能力，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危害缺乏清晰的思考与考究，政府缺乏预见性的、事故前的监控措施，缺乏主动、科学的防范策略，缺乏向公众及时、客观地披露相关信息的机制。风险在转变成危险之前基本没有进入政府视线，转变成危险之后，中国政府只能出演“救火式”的事后诸葛亮角色。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现有的行政设置分部门、独立地采取行动。如果危机事件需要各种资源协同作用时。便临时成立工作小组应付。没有独立常设的危机管理机构或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应急运行规则，缺损适应现代性、规范性、科学性管理的信息化网络。机构的缺失，使政府无法高效协调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和协作，不能快速有效地对危机做出反应。不能及时、准确地向外公布信息，不能够有效保留危机处理后的经验。

(三)民众风险意识淡薄，抵御风险能力差

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风险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积聚得更快，“在饥饿导致的有形的死亡威胁和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无形的死亡威胁的竞争中，战胜物质匮乏的愿望显然大获全胜。”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是谋求现代化的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化工厂里错综复杂的管道和箱罐常被人们误认为是现代化的象征。进而视而不见其中所带有的死亡威胁。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势头，民众缺乏风险信息。常对于其身边的危机和风险浑然不觉。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本身就是风险社会。风险不只是“一次性突发事件”，而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四)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风险分配不公正

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问题是决定风险运行方向的核心。虽然社会风险分配暗含着一种能够打破阶级和民族边界的“飞去来器效应”，即风险对所有人都有平等的。但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行进过程中。“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社会风险的不平等状态还是在大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就中国社会而言，财富分配机制主导社会风险分配的规律日益显著，社会面临财富与风险分配的双重压力。无论是国际体系还是国家体系中都存在社会风险分配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不平等状况。国际体系上，中国是国际劳动分工中处于劣势的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广泛受到“贫穷风险”和“健康风险”的威胁之外，还承担了更多转嫁于发达国家的生态和技术风险。国家体系中，利益倾向的改革使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在中国目前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财富流动的方向是由下自上的，而社会风险则显示出完全逆向地自上而下流动，最终形成“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的分配状态，处于社会分层结构底层位置的人将会遭遇最高强度的风险环境，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从而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三、中国特色的风险应对策略

面对风险，我们既无法否认。也不能回避。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已经是追在眉睫的事情。

(一)整合组建国家风险管理常设部门。建构一套完备适用的风险管理系统

政府是风险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代表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政府的风险决策所承担的责任也最大。所以，我国应整合组建国家风险管理常设部门。风险管理常设部门的存在形式可以是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担当委员会主席，从各个职能部门抽取核心的管理骨干担当委员会的委员，定期召开会议，实施专业培训。由政府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期在最紧迫的时间内、在非程序化的决策中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风险管理委员会应建构包括风险预警(风险预测和警示)、风险分析(确定风险的驱动因素、分析风险来源)、风险评估(对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评估)、风险计划(制定风险管理方案)、风险应(对风险乃至危机做出反应、执行行动计划、危机后沟通安扶)、风险跟踪(信息反馈机制、监督与评价风险管理效果)、风险管理国际合作等完备适用的风险管理系统，确保社会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的挑战，保障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

(二)引进自我限制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近代以降的发展观把发展定位于人类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统治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定位于自然资源的无限度开发和攫取。认为社会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必须以生产力的扩张、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增长为前提。可以称之为进化论式的发展观。风险社会的来临说明，现代社会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并非是“一往无前”的，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引进自我限制的发展观。“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中国应引进自我限制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强调经济GDP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三)摒弃资本逻辑，发展健康科学技术

当科学技术与权力结合，科学发现、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不是以为人类造福为目的，而是为掌控权力的人谋取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科学技术必然会沦为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工具。当贝克说科学知识是“定义风险的媒介”时，其实指资本关系肆无忌惮的膨胀是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科学技术同时是预警和化解风险的资源和工具。“对威胁的诊断和与其成因的斗争，通常只有依靠科学测量、实验和验证工具的帮助下才是可能的。它要求相当专业的知识。进行非常规分析的准备和能力以及一般来说相当昂贵的技术设备和测量工具。”“风险的精确推算(排除个性化特征。找共性)使我们掌握了风险的统计数据，有了一系列的信号灯和指示器。通过一系列的信号灯和指示器，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未来的灾难未雨绸缪，指定出关于预防预警、事故赔偿、善后处理等一系列预案，从而将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中国应该加快发展科学技术――但必须在摒弃资本逻辑的前提下――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创造利润甚至剩余价值，而在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预防优先，构建安全法律体系

在风险社会中，当行为具有高度侵害法益的风险时，法律如果不介入，这种风险一旦实现对共同体的安全破坏将是灾难性的。为了能在风险社会中确保社会生活的安全，应构建以安全保护为宗旨的法律体系。如按照原来的行政法设定。行政机关以一种静态、僵滞的方式对待风险。一旦风险发生，行政机关可以为自己开脱，或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在风险社会里，政府应当为保护社会免于风险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法除了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用法律保证危机处置的高效快捷之外，还应以法律的形式鼓励政府或专家的积极行为，引导其在危机产生之前介入管理。刑法也必须将对一些特定的情况施加一些并非依照罪责的反应。而是以行为的危险性为前提，关注行为人所制造的危险，在该危险变成现实之前提前介入，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只要其危险性威胁到法秩序共同体的安全，刑法同样应当对其作出一定的反应。对应受处罚的危险状态依照行为无价对其进行否定性的评价，从而降低社会风险的存在。

(五)促进公众科技保险事业发展，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现代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些企业或机构往往基于某些特殊的考虑或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承担风险。如“核能发电”是人类为得到清洁、便宜的能源而作出的选择，而不惜冒着核辐射线污染的风险。风险的制造者实际是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从长远来看风险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当今的风险仍然存在地域和程度上的差别――风险可能会让生产风险投机者更富，允许富人用财富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而最后只能导致穷人去吸纳各种风险。此时，引人政策主导的风险控制制度和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制非常必要。通过强制性公众科技保险的方式――且公众应用某项由企业或机构决策、开发、推广的科学技术受到损害，该企业或机构必须在经济上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这样，企业或机构在行为时将更谨慎，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六)引导公众参与，形成风险管理联动机制

让民众认识风险、了解风险，树立全民的风险防范和规避意识，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职责。除此之外，做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应有意识地引导公众参与风险管理。这种做法既可以使政策制定更民主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有利于通过了解更广泛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打破技术官僚制的决策缺陷，形成新的、原创性的思想。还有助于公众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正确理解和科学应用，增强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科学行为。和谐的社会主义必须鼓励采取诸如沟通会议、社区研究、公民评判、公民座谈、听证、地方和国家咨询、焦点言谈等民主方式，同时，借助公共媒体(尤其是电视这一可视媒体)，围绕公众关心的某些科技问题形成专家与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为新的科技项目决策奠定群众基础。形成公民、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乃至国际社会参与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机制和管理联动机制。

(七)积极斡旋，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风险是全球性的风险。所有困扰各国人民的重大问题，都正在转化为威胁全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危险。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依存的现实。使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与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都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协商与合作，各种危机和风险的防范与克服也必须在国际协调和统一行动的框架内实现。所以，我们必须转变迄今为止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竭尽全力打造一个全球性的相互依存社会――对于八类社会集体面临的新问题，只有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方案才能解决，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对自身利益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并自愿对其施加合理限制。中国作为一个一直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除了努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应该积极运用自身的影响力，进一步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积极推动平等平衡的跨国协调与合作体制，为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全球性综合治理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