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需有新思路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是改革开放之路。从开放的成就看，中国已在全球经济中居重要地位。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36421亿美元，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差不到千亿美元。连续10年来，中国基本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仅仅排在美国之后。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攀升，也进入了世界前10位的水平，“走出去”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令很多学者和部分决策者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归类为“出口驱动型”，其中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中国对外资的依赖过重。因而，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认知就是要推动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内需优先”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继续走向深入，中国与全球经济互相交织的背景下，上述认知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它割裂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会破坏国人对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需继续走向深入，但必须有新的思路，来配合和完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升级。

第一，随着人均GDP和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将越来越体现在土地资源(包括附着于土地上面的水资源、自然植被等)和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等方面的供应约束，以及空气、排放等方面的环境约束，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已远远无法承受13亿人口进入小康社会的需求。在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中国扩大内需的资源供应从哪里来?难道是继续榨干我们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只能从扩大对外开放，也就是扩大进口中来。近期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政策调整的一个初步举措，但仅有这个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1978年以来30多年的开放措施，更多含有“奖出限入”的重商主义色彩，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对外开放的主要工作。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干扰的时候，有效改变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思维，从更广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的环境保护等高度来认知扩大进口的重要性，应该是未来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方面。要理顺妨碍进口的各个环节，消除中间的垄断利润，让我们的企业可以更便利地使用国外供应的石油、铁矿石、木材，以至于机器设备和零部件，让我们的居民可以更低成本地享受全球提供的农产品和消费品，这样将大大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而进口商品也将给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竞争压力和动力。

第三，“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但前一阶段“走出去”过于强调资金的“走出去”，政府支持的是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一阶段更需要关注的是人员的“走出去”。只有人员“走出去”，能够在国外生存和发展下去，资金的“走出去”才会有意义，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应该在旅游、教育、商务、投资、移民等各个方面给本国人员合法走出去“开绿灯”，中国驻外使馆的主要工作应该转型为领事保护和相关的服务工作，帮助走出去的国人融入当地社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国人走出去的同时，还要鼓励、规范越来越多外国人士进入中国学习、工作和定居的现象。

第四，国家层面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则是要大大强化中国在全球治理的作用。一方面，中国要用专业化的人才充实提升自己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地区性开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鼓励中国国内的专业人才和海外的留学人才积极报考上述国际机构，同时打通这些机构的华裔雇员回国工作、为国效力的道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20年的中国经济必将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体系，它将继续从全球化中吸取能量，也必将在市场和要素等方面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动力。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才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