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六十年

[摘要]产品质量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建国60年以来产品质量法的理论发展进行回顾与梳理，并对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更系统全面地认识我国产品质量法，以促进产品质量法理论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产品质量法；法律体系；热点问题

[作者简介]李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研究生，重庆400031；胡杰，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研究生，供职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分行风险管理处，四川成都610000

[中图分类号]DF4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38-03

产品质量法是调整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因产品质量所发生的社会法律规范的总称。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法律体系有利于提高和保障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规范社会竞争秩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发展与完善。

一、法律体系与发展阶段

(一)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产品质量立法的国家，秦朝、唐代、明代的立法中均有涉及产品质量方面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虽然对质量工作有所重视，但并未将它摆到应有的位置，基本上未用法律手段调整质量关系。改革开放后，质量立法工作开始起步，产品质量法的理论研究步入了初步发展阶段。但是，以往的一些行政法规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同时由于这些法规的法律效力较低，不能有效地对产品和市场进行管理。从总体上看，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成了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而此时我国产品质量的基本法一产品质量法尚未制定。因此，理论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建立产品质量法的必要性、产品质量法立法体例等问题。其中，比较全面地在教材中列专章阐述产品质量法律制度的是李昌麒主编的《经济法教程》，它对系统研究我国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产品质量法出台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步出现专门介绍产品质量法的著作；其中，较早的是刘定华主编的《产品质量法概论》。

(二)确立阶段

1993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正式通过。该法吸取了国外产品责任立法的先进经验，突破了产品责任的狭小范围，并体现了其应有的基本原则：一是强化国家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原则；二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三是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随着相关立法的加强，我国产品质量法津法规体系建设渐趋完善。1993年9月1日，《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与《产品质量法》同日实施，标志着产品质量法规建设跨上了新台阶。1997年3月14日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共11条，加大了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处罚力度。我国还颁布了旨在提高服务质量的“三包”法规，计量、标准化方面的立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这一时期研究著作不断涌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偏理论性的专著，如刘文琦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李昌麒主编的《产品质量法学研究》等；另一类是偏实务的案例分析和法律法规的诠释，如李弘编著的《产品质量责任案例评析》、唐见林和纪正昆的《消费者保护指南产品质量法百问》等。这些作品大多对产品质量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讨。

(三)完善阶段

由于产品质量法的贯彻施行，我国质量管理工作有了较大改进，产品质量的总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部分产品质量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产品质量法开始难以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和要求，其修订势在必行。2000年7月8日，产品质量法修正案审议通过，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在产品质量管理工作中的责任，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并严格实施企业内部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完善了行政机关实施产品质量监督的执法手段，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修订之后的产品质量法成为产品质量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二、热点问题研究

(一)产品与缺陷

1，产品的范围界定

产品是产品质量法最基本的概念，必须首先予以明确。2000年修订的《产品质量法》第3条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不包括建设工程产品和军工产品，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产品的范围。学界对此定义有不同的看法，分为“缩小适用说”和“扩大适用说”两派。

“缩小适用说”主张对产品作狭义理解，即产品是指工业产品，自然产物、精神产品、农业产品和猎物均不属于产品质量法中所规定的产品。甚至有学者认为工业产品中的无体物，如电力、煤气等，也不应包含在内。“扩大适用说”主张对产品作宽泛理解。有学者主张“加工、制作”应包含“采掘、提炼、提取”，故而沼气、天然气也属于产品的范围，并将“销售”改为“流通”，使产品包含出租、无偿赠送的产品。有学者主张某些智力产品(如书籍、软件等)以及某些作为原材料的初级产品，特别是药材与天然产品也应纳入产品范围。

“缩小适用说”在早期较为盛行，因为当时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不多，发生的产品侵权事件所涉及的产品也较为“典型”。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人民的产品质量意识也大为提高，产品侵权行为所涉及的产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类型，如今多数学者都主张扩大产品范围，使立法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2，缺陷的界定

《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一般认为产品缺陷分为四种：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示缺陷和开发缺陷…。关于“不合理危险”的认定，有学者作出总结：第一，生产者对产品可能具有的危险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却没有作出警示。第二，生产者对已经预见到的危险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没有达到或者遵从该行业在当时科技条件下的最高专业水平；或者所作出的警示没有达到生产者在当时科技条件下对某一危险的一般预见能力。

(二)产品质量责任

1，产品质量责任的内涵和外延

学界多从产品质量责任和产品责任的比较视角出发，认为产品质量责任的内涵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违反了产品质量要求，给用户、消费者在造成了损害后而依法承担的法律后果；而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因其制造的产品有瑕疵，在对消费者、使用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时，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学者们对两者外延的看法也较为一致：前者是一种综合性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后者是一种财产赔偿责任，仅指民事侵权赔偿。它们在性质、承担责任的条件、追究责任的目的和方法上均有区别。

2，产品质量责任的主体

学界探讨较多的是产品责任主体。有的学者从狭义上理解，认为产品责任的承担者主要是指生产者和销售者。有的学者从广义上理解，认为产品

责任的承担者包括生产、销售环节上的一切人，有原材料供应者、制造者、销售商、运输者、仓储者等。其中有争议的是运输者、仓储者。有学者认为，二者因合同关系才可能对产品缺陷产生过错，因此受合同法调整，不宜列为产品责任主体。

笔者认为，应严格区分产品责任主体和产品质量责任主体。产品质量民事责任主体跟产品责任主体基本相同，主要指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产品质量行政责任主体和刑事责任主体应从广义上界定，包括生产、流通、销售环节上的一切人，从而加强产品生产者、运输者、仓储者、销售者等履行产品责任公法上的义务，并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

3，产品质量责任的归责原则

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过错责任原则；其二是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双重归责原则；其三是严格责任原则。主张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占多数。他们从立法本意、现代产品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对侵权行为适用统一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角度进行分析，在此不一一列举。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产品质量法实际采用了内外双重原则，生产者承担严格责任，销售者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对于产品质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来分析，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产品、失效变质产品等。其本身都内涵着他们的主观过错。因此，其在承担产品质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时，应采取过错原则。

(三)产品质量责任的程序法问题

1，诉讼时效

产品质量法颁布之前，学者对产品责任适用民法通则中1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提出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应参照涉外产品责任适用3年诉讼时效，有的认为应适用2年诉讼时效。产品质量法汲取以上建议时，规定实行2年的诉讼时效和10年的消灭时效，但没有明确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多数学者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原理，认为应适用产品质量法的时效规定。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适用于产品缺陷侵权赔偿的情形，一般产品质量违反瑕疵担保之诉仍宜适用民法通则1年诉讼时效。

2，抗辩事由

学界比较一致认同的严格责任承担者的抗辩事由有：未将产品投人流通、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诉讼时效届满，受害人有过错，第三人造成损害等。

争议较为激烈的主要有两类：一是产品发展风险。反对者认为将产品发展风险作为抗辩事由与无过错原则违背，不利于保护消费者；赞成者认为将产品发展风险作为抗辩事由有助于科技进步，否则对生产者过于苛严，显失公平。二是产品符合法定标准。赞成者偏少，多数学者表示反对。反对者认为将产品符合法定标准作为抗辩事由是在为生产者推卸责任提供方便，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由生产者、销售者和标准制定机关共同承担责任较为合理。

(四)产品召回制度

产品召回是指由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选择更换、赔偿等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消除其产品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缺陷的过程。召回制度中的缺陷产品是因设计上的失误或生产线某环节上的错误而产生的，它们往往具有批量生产的特点。投放到市场后如不加以干预，有可能对大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或环境造成损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欧美已较为成熟，但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任重道远。第一，立法机构应明确产品召回的标准，即确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第二，企业应预先建立处理召回的规划，如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加强安全管理，保持与消费者和商的沟通，以及建立产品与顾客数据库等。第三，国家应明确召回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完善强制启动召回的程序，使这一过程有法可依，并高效进行。第四，建立召回评价制度，完善召回的社会效应。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五)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随着计量法、标准化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规范的颁行，学者开始系统性地研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目前，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已成为产品质量监管中的重要制度。产品质量认证是指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证实企业的特定产品符合相应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活动；企业质量体系认证是指由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对企业的质量管理制度、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等保证产品质量的有关因素进行全面审核，以认定企业质量保证能力符合相应标准要求。有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比较，更深刻地论述了产品质量认证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实质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