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拥有全世界比重最大的国有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市场经济的催化，目前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额已经接近30万亿，这其中还不包括金融性国有资产。然而其管理和经营问题已经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也是近些年起引发争议不断的原因，种种迹象告诉我们，不能继续依赖于“修修补补”的改革。

就这项改革中的热议话题，日前，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

《新理财》：公众对国企改革最关注的几个矛盾点在哪里？

文宗瑜：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现在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2008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无论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转变经营机制的改革，包括一些管理模式创新的改革，基本陷入停滞状态。2008年以后，我们基本还是全力以赴的或者被动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因为今年要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最近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又在议论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几个问题：

第一是竞争方式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35年的今天，我们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都是行业内最大的龙头企业，所以我们说改革第一个问题仍然是竞争方式的问题。它们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力以及绝对的定价权，使各级政府不得不对其妥协，超大规模国有企业包揽了大项目大订单，在某种意义上，一批超大规模国有集团的产生，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及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这当然也是垄断问题，垄断的背后是政府的支持和依托政府的行政力量。

第二个是国有企业高工资、高福利的问题。当然我认为高工资、高福利也可以，不过前提条件是信息公开透明。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现在争议比较多的，就是国有企业现在信息不公开透明。事实上所有的国有企业作为全民的企业，信息必须披露，现在是都捂着，连报表都不披露，这是肯定不行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从整个中国要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首先，我认为产权制度改革中最主要的是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国有企业，只要是市场竞争，非国有资本能够经营，能够提供的，国有资本就要退出。其次，即使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也没有必要保留国有股的100%的控股，将来我们很多国有控股公司保持15%―51%的控股就够了。因此我认为这涉及到一个最难的问题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如果产权制度改革真正能够推进，前两个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新理财》：真正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应该要抓住哪些核心的问题？

文宗瑜：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整个未来十年国有资产的出售和国有股的减持要有个中长期的规划。我们现在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是个年度预算，将来我认为可能是变成一个中长期规划，不一定叫预算，可以叫国有资产出售、国有股减持的中长期规划。它可以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相一致，即以5年为周期编制中长期规划。也可以是打破这个限制，与十报告提出的“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接，编制从2013年到2020年的国资规模及国有资本进退的八年规划。

《新理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文宗瑜：现在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还是征收红利，而且规模很小，基本是“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第二个来讲就是，国有资产变现，用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主要解决农村居民市民化改革成本的问题。

农村居民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反对与冲击不再仅仅是经济诉求，已经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社会诉求。所以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不可能再继续推迟。城镇化应成为这项改革的契机或突破口。

改革要实现农村居民身份的转换，身份转换的难点是户籍改革，本质是给转换了身份的农村居民以市民待遇，让他们可以享受到市民化的医疗、教育、失业、就业、养老保险等待遇。

《新理财》：在您的研究中有提到，可以通过变现国有资产来弥补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巨大资金“缺口”？

文宗瑜：中国持续多年经济高增长及国有经济发展所积累形成的约12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可以成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的物质条件。可以有步骤分阶段变现其中的数十万亿规模的国有资产用作支付农村居民市民化的社会改革成本、弥补农村居民市民化的社会支付“缺口”。当然，数十万亿规模的国资变现要依托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来实施，并同步启动全国性社保基金中长期预算进行支持。

如果能解决农村居民市民化的问题，我们的三个问题就解决了：第一，劳动力素质提高了，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的转变，进而提高了整体国民素质。第二，农村消费市场出来了，如果农村居民与原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等保障，他们就有更多能力去消费。第三，为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创造条件。现在承包地、住宅地都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城里买不起房子，农村居民就舍不得卖住宅地。承包地是一旦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又没有相关的社会保障，至少可以解决农村居民基本的吃饭问题。一旦解决了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的待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就很好改革了，我们现在的办法是强征农民的土地，然后让他们用农村的住宅地换城里的住宅。农村的承包地换城市保障，这是错误的，给老百姓社会保障这本身就是政府的义务。钱从哪里来？财政出不起，那就是国有资产出售。

《新理财》：有些学者认为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

文宗瑜：不是私有化而是社会化，国有资本的社会化肯定是个大趋势。我们现在讲国有企业的未来肯定是两个方向：产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一定要强调产权的多元化，包括国有法人股东、非国有法人股东、自然人股东，这是多元的，国企私有化是比较容易带来歧义的概念。

很多人理解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发达国家就是私有化，但是美国最大的资本是社会资本。我们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只要不是政府控制的就肯定是私人的，这是种误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第三方力量，那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很好的集聚形态有多种，比如股份制、慈善基金等等。因此我们在看到资本的私有制的同时还应看到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这既包括它的人文精神，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所有权的载体，财产财富的载体。中国这两年发展最快的是慈善事业，很多慈善事业都不再是政府主导，80、90后最大的变化是更关注公益、慈善，公共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

《新理财》：国企在我们的经济中确实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里面的人员也都很优秀，如何让这些人在体制内把能量发挥的更好，这是一个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

文宗瑜：国有企业确实承担着一部分政府职能，我们讲到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政府职能的界定和分离。比如三大石油公司承担着国家石油储备的职能，国家石油储备是应该的，但是要把这个职能单独界定出来，要么是受托管理，受托管理政府就要付费，要么是剥离出来。不能说因为承担着一部分政府职能，就打着这个旗号搞垄断经营，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因此这里面我们不能简单讲国有企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只能讲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因为它的市场份额比较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人才，实事求是的讲，与民营企业相比，它在人才的拥有上确实高很多，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未来我们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能让这样的人才流动起来。现在人才不流动的原因，除了机制问题外，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高工资、高福利，包括不平等的退休待遇。国有企业是全民的企业，这样的安排是不公平、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