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慎言”是我国传统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国人的传播实践。就其来源而言，“慎言”传播思想是儒家思想在传播领域的表现形式。儒家思想是个伦理与政治台一的体系，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慎言”传播思想就是为实现这一体系而服务的，无疑“慎言”指导下的传播活动必须符合儒家标准，做到内外兼修。

儒家“慎言”传播思想

所谓慎言，按《说文・心部》解：“慎，谨也。”就是说“慎”本义是指严谨、小心。这样，“慎言”之义即指人们在传播活动中要做到言行小心谨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要谨慎；二是传播者对所传播的内容要严谨。可见，“慎言”传播不仅仅是传播技巧，而且是个传播理念问题。

从历史上看，儒家很重视传播的社会作用，“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不几乎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因此，孔子提出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这些意在告诉人们，传播信息是为，国家发展，要对自己的传播内容负责，谨慎传播真实的信息：决不能说得多，做得少，更不能大肓不惭，光说不做。具体而占，儒家“慎言”传播思想是一个系统，从传播理念到传播技巧全面指导传播活动，其主要内涵体现在：

1　“慎言”要求传播者加强个人修养，用儒家“仁”、“义”思想来指导传播实践。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首先要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做到“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只有自己的道德和学识到了一定高度，“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才能保证传播的向善性和准确性。

进而言之，传播者在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更要积极实践儒家的“人世”精神。在传播中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将自己的理性思想传递给他人。

2　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必须运用相关传播原则和技巧。首先，传播者对于传播的信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不能不负责任的乱传播一些信息，“道听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同时要对传播内容进行选择，要“隐恶而扬善”(《礼记・中庸》)；其次，要做到知行合一，说到做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传播者要对自己所传播的信息负责。再次，传播者要对针对不同情况传播不同内容，“人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札记・曲札上》)要传播符合自己社会角色的信息，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肓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最后，传播者要把握传播时机，以期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当然，在传播方式上，传播者最好傲到中庸，不要发表过于激烈的言论。

3　传播是双向的。“慎言”传播在传播者接受信息方面也有要求。传播者的道德水平影响着其传播内容的可靠性，我们应对道德水平低者传播的信息要非常小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对于那些不符儒家思想的信息，“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渭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非相》)在日常接受信息过程中，“口惠之人鲜信”(《韩诗外传》卷五)，对那些花言巧语和特别离奇的信息要三思。

国人的“慎言”传播实践

“慎言”传播思想的实质是通过儒家思想对传播行为的制约，是一个从思想到行为系统的控制体系，内外结合，形神兼其。不可否认，“慎言”传播思想在保证人一统帝国的社会秩序功不可没。其在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传播者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其“止于至善”的传播价值观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但是“慎言”传播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其容易导致人的思想保守封闭，从人心上阻碍思想自由交流，而且影响人们的舆论监督积极性，独善其身。

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中，政府具有极大的权力。政府通过宗族势力和儒家王道思想对国民形成有效的控制。统治阶级认识到异端思想对王朝统治的极大威胁，对臣民的思想控制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一直没有停止，这使国人在传播活动中谨慎行事。由于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就自然指导着国人的传播活动。但是，此时的“慎言”传播思想已经缺失了儒家内在的思想，国人更多的学到的是“慎言”传播技巧。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控制主要手段是“文字狱”，历代因言获罪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清代造成了“万马齐喑”的现象。可以说，在政治高压下，儒家的“慎言”思想在很大范围里变成了“无言”。

总之，“慎言”传播实践形式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到同前为止，儒家“慎言”传播思想的形神两个意义中，神日渐消逝，而形则不断完善。具体表现为，人们在传播实践中恪守“多做事少说话”，“明哲保身”等原则，而很少践行“慎言”传播思想中所蕴藏的传播社会责任和传播者素质要求。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来说，并非是福。

“慎言”传播思想的当代意义

毫无疑问，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将随社会发展而继续影响我国传播实践。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近年正积极实现工业化，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我国也正进入网络社会，这两者叠加在一起，让国人应接不暇。儒家的道德体系在工业化冲击下已经解体，在新的道德体系没有建立的状况下，网络又来到，这对于儒家的“慎言”传播思想是福还是祸，值得我们深思。

1　工业社会：“慎言”愈加形式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人的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社群和道德崩溃了，个体变成了孤独的、疏远的和失范的，他们可接受的惟一关系就是经济上的和契约性的关系。”这就会出现所谓的“陌生人社会”，传统道德对国民的约束被消解。社会出现了诚信危机。2001、2002、2003年的“两会”期间，“诚信”一词成为代表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社会诚信的缺失对“慎言”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种假新闻和有偿新闻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受众对信息的解读也大有保留，社会传播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严重浪费。虽然国家权力对传播仍然后很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人“慎言”的惯性，但社会诚信缺失意味着“慎言”传播思想所依赖的社会道德保证机制的消失，“慎言”所要求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流失，即“慎言”将进一步形式化――对传播内容不谨慎，而传播表现形式则愈加严谨，不轻易得

罪人。

2　网络匿名：消灭还是拯救“慎言”

网络传播在加快传播速度的同时，更以其匿名传播特性将原先附加在人身上的社会束缚解除，这对儒家的“慎言”传播思想的传承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网络匿名传播将国人在传播领域的种种限制铲除，包括道德约束和政治约束。长期受到“慎言”传播形式影响的国人面对可以说是完全自由的网络，忘乎所以，尽情狂欢。网络上的言论鱼龙混杂，真真假假的信息使网络呈现了善恶双重品格。

网络善恶双重品格意味着这对“慎言”传播现代化是个极好的机会。正如罗杰斯所提出的“一种技术通常被嵌入到一个社会结构之中，这一社会结构影响技术的发明、发展、扩散，影响技术对于社会的作用。……但是，技术的这一社会嵌入，并不诋毁以下事实，即技术可能成为社会变化的一种动力，只是它并非成为唯一的动力。”网络技术的出现就是要克服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外界束缚。长期过于注重“慎言”传播之形的国人可以在网络匿名的帮助下畅所欲言，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消除儒家“慎言”传播思想本身的过于保守的缺陷。

3　“内圣外王”：网络时代儒家“慎言”传播思想

“事实上，网络特别脆弱，无法抵御某些形式的不规范和行为。”网络假如没有任何约束而任意传播，大量虚假信息会降低传播的可信性，这会使网络传播有虚无化的危险。而这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人们一定会采取诸如“网络实名制”等手段来规避网络弊端。相对于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内因决定外因，笔者认为，重新解读儒家“慎言”传播思想，挖掘其包含的内在精神实质，用来指导网络时代国人传播活动，将网络传播的社会作用发挥到最大，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传播者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获取和传播相关信息对于接受信息过程中要注意信息的真实性，不要以讹传讹等。儒家“慎言”传播思想所包含的这些原则，可以很好的帮助网络摆脱虚假信息的困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从网民的道德层面上对网民进行规范，使道德内化，辅之以相关的处罚措施，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匿名的问题。同时网民在无限自由的网络上也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无论在信息传播信息还是接受信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