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西医院及西医诊疗的出现

摘要：上海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中，医疗体制的转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与“新”的上海城市相对应的西医医院与西医诊疗的出现及面状铺开并被大众接受，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标度。本文选取上海仁济医院作为典型案例做实证研究。时间上，横跨19世纪下半段的仁济医院自清末至民初的变局更加容易考察，涵盖面也更为宽泛。结合各著名来华传教医生的经历材料，对于医院状态的考察也更为直观。

关键词：上海 西医 医学传教 仁济医院

一、前言

近代中国的西医院大部分与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有关，晚清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分属基督教新教“医学传教”（Medical Mission）的组成部分。其医疗事业对于近代中国西医学的传入及普及，实有莫大推动作用。反过来，诸教会差会所办之西医院，作为教会医疗体系之终端，也就具备了重要的微观个案价值。

此外，本文拟将近代上海的疾病流行情况作为医院外在环境作以考察。这里的“外在”不仅仅指独立于医院控制力的自生发条件，宽泛地讲，还指代了其所处的社会疾病状况及医院的其反馈行为。某种程度说来，这实际上即为一个将疾病史方法融入近代西医在华研究的尝试。

二、仁济医院的初创、运营及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时，受英国伦敦会派遣的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随船进驻舟山，开设诊所。随后于1843年到达上海，并于1846年夏于北门外洋泾浜北岸商埠区建立医院新址，正式定名“仁济医院”。此即医院永久定址，日后只有依此基础扩建。

医院新址建筑费用约在3000-3500银元之间，全部由中华医药传道会出面募捐，出资者基本为英国商人、侨民及教会人士。但只筹足2381元，其余为上海丹拿洋行（Turner and son Co.）贷款。其后至1873年，伦敦会出资将医院的床位增加为70张，新楼1874年7月启用，耗资5600两银。

1857年雒魏林返英，医院主持人历经合信（Benjamin Hobson）、顾惠廉（William H. Collins）、韩雅各（James Henderson）、James Johnston、M公司联合主理、笪达文（C. J. Davenport）而至上海沦陷，仁济医院遂中断办院。

仁济医院运营模式多有仿照英国系统，而又由雒魏林制定出具体办法。每日清晨8时，以铃声集合医院人员，包括雒魏林本人在内，全员做祈祷仪式。完毕后至中午，诊疗住院病患，中午需再次祈祷并听牧师讲道，下午1点开始接诊来院求医者。病患发给竹牌为号，十男十女，轮番更替。

至1845年底，不足两年时间，医院已接诊病患19000余人次。而1844-1856年间，总医治15万人次，1861年38069人次，患者激增。自仁济医院服务病患类别人次总表中，可以发现“自杀急救”一项。此当为上海口岸之一社会问题，且往往关系刑事案件。仁济医院助益于上海社会，此当为一实例。

作为先导者，雒魏林为仁济医院开创的架构体制十分关键。其于1846年发起组建中华医药传道会上海分会，推选董事4人，自任秘书，以此为医院最高监督机关。其职责在于评估发展前景并募集资金，每年召开年会。平时医院行政工作，则由年会任命之七人委员会推动，以年报核评绩效。

1846年仁济医院第一次创始年会制定的医院宗旨规划大致如下：

1、董事7人，组成委员会。

2、委员会中3位法定人数，由每年捐献25元者投票任命。

3、捐款者每年捐款5元以上者拥有年会投票权。

4、医院宗旨在于对中国人有所助益。

5、年会需每年一月在医院召开。

实际操作中，7人委员会所监察的事项，则多以医院财务为主。仁济医院财务状况，1856年之后方有稳定记录及年度经常性收入支出表。自其中可以发现，“病患收费”一项，自1905年之后方有记录。此为之前上溯至建院60余年间，任济医院诊病均为免费之印证。

雒魏林及其后继者，凡为伦敦会派遣来华，虽做院长亦不领医院薪酬，而是接受伦敦会教会薪金，且数量不多。仁济医院位处上海商业区，华人就诊十分方便。而上海本地富绅，对于医院也多有捐赠。但名单已不可考，所可见者，但有医院之重要华人董事陈辉庭（Chun Fai-ting）、朱葆三（Chu Pao-san）、陈炳谦（Chun Bing-him），三位华董同时也是上海有名之富商。六十年代初期，韩雅各主持医院之时，已经开始提供医院年报中文本，表明其时已有上海华人教徒及富商对于医院的极大热心及巨量捐款。

同样，作为教会医院，雒魏林诸人的相当精力放在布道。除前已述每天早中需集体祈祷、听讲宣道之外，对于新来院患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传教士会到起不了床的重病人房里讲道。雒魏林信中言及，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牧师等人向病人集体布道，每次参加的女性30-60名之间，男性在50-80名之间，有时会更多些。集会时，他会“应他们的要求，发放宗教小册子和书籍，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

在仁济医院附属西医教育方面，自雒魏林初创医院至抗战上海沦陷，医疗工作大致均以院长及外国医生为主。虽亦有培训中国医生，但多担任助手。顶尖者如黄春甫及其兄黄吉甫，二人均受洗礼，而辅助雒魏林等西医生诊疗。但其余教育情况，文献缺乏记载，也无从考察。只是仁济医院早期，似也曾试图建立挂靠医院的西医学校，专收男生，以培养中国西医生。但不知何故，此项计划并未付诸实践。

三、近代上海的疾病流行情况

近代上海的疾病流行，初期情况雒魏林在其离华之前曾有过记述。1844年，“疟疾非常盛行，从受人尊敬的中国人和当地医生的不断调查中，各个地区的盛行是非常普遍的”。1846-1847年，“在整个春季，天花在上海和整个周边地区的中国人当中非常盛行，几乎每个家庭都受到影响，许多孩子死亡”。1849年，“此时一种致命的斑疹伤寒，更确切说是脑脊髓膜炎暴发了，这使得许多人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