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字起源探析

文章编号：1003-9104（2008）05-0028-10

(注:作者简介：张朋川（1942－ ），男，汉，江苏常州人，甘肃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苏州大学设计艺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局西北地区馆藏一级文物鉴定组专家。研究方向：美术考古与艺术史研究。)

摘 要：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字已是成熟的文字，此前必有古文字的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远古文化相关古文字的考古资料不断发现，文字学专家从说文解字方面作了研究。本文对中国各地发现的原始文字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分期和分区系的梳理，进一步从符号文字的形态和结构阐明各区系原始文字的特点，然后是以中心轴区展向四面八方的框架，整合了起源于多元文化和多源载体的不同特点的符号文字，最后形成了中国古文字以表意为重要因素的文字系统。

关键词:中国古文字；起源；发展；区系；框架

中图分类号：J879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ZHANG Peng-chuan

一、关于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概况

对甲骨文的认识，始自1899年王懿荣收购和鉴识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甲骨，之后，考定甲骨文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即为“殷墟”。自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刻字甲骨1.7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卜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先后在安阳殷墟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继续发现了商代甲骨文。据目前的资料统计，“卜辞中所使用的文字，共计四千五百余字” (注:引自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已释读出甲骨文字2000个左右。

晚商的甲骨文已具备汉字“六书”的基本结构法则，有较规范的书写体例，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不可能是某个贤者在旦夕之间造出的文字，在甲骨文形成之前必有古文字发展的漫长过程。

那末中国古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呢？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在出土文物中不断提供了关于古文字起源的新资料，专家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并前后三次对相关古文字的新的考古资料展开了讨论。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一些彩陶钵上刻着符号，共有22种不同的样式。第二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出土的陶器上，刻有象形的符号。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良渚文化和龙山时期丁公遗址、龙虬庄遗址的多字陶文的发现，当时引起了古文字学和书法史学的学者的关注和讨论。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裘锡圭等人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郭沫若认为“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可能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注: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于省吾说：“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注: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唐兰将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用来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佐证(注:参见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一文，《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一文，1978年《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裘锡圭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明晰地指出：“就汉字形成的历史来说，在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和商代文字之间还存在一些重要的缺失环节。并且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只是用作族名的一些单字，因此我们对当时的原始文字的全貌还是不清楚的。就是在已发现的商代前期文字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记录连贯的语言资料。这些情况都给研究汉字形成问题造成了困难” (注: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尤其是1993年十六位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集中对丁公陶文进行了笔谈讨论，可视作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空前的集中的学术研讨。20世纪下半叶专家学者的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启了先河。

近三十多年期间，发现了许多原始文字的考古新资料，在年代上提早了四千年之久、出现原始文字的文化类型增多、分布地域广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关于原始文字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能更全面和更深入地了解和思考中国古文字起源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资料结合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由于笔者从事过一段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笔者参加发掘的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有字符的陶器，并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进行了介绍，因此对远古文化的字符进行过搜集整理。最近笔者又整理了关于远古文化古文字的考古新资料，对这些资料加以梳理，试图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分期、分区的研究，着重分析远古文化字符的载体，探析其应用功能，解析各区系远古字符的结构特点，并进一步讨论原始文字整合和发展的轨迹。由于在古文字学方面笔者学识浅薄，又由于中国古文字起源和发展过程存在许多缺环，所以，本文的粗浅认识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框架，提出来供学界讨论。

二、中国远古文化符号的分区和分类

对中国远古文化符号文字不能笼统地进行分析，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符号的结构和形态也不尽相同。我们进行综合分析后，根据中国远古文化的符号的结构和形态的特点，划分为黄河中上游、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三大区系。

1、黄河中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符号

首先是在黄河流域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标记在器物上的符号。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中，“随葬骨器较多，龟甲成组出现，龟甲内往往装有数量不等、颜色各异、大小有别、形状不同的小石子（图一）。有的龟甲上刻有符号”，“如、曰、日等”。在一些石柄上也有契刻符号，有亻、彳等（图二）(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贾湖遗址测定的五个碳十四年代数据，为距今7500-8500年之间（经校正）。贾湖遗址器物上的契刻符号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器物上较早的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贾湖遗址墓葬中随葬的龟甲中装有石子，应是用于占卜的器具。在龟甲上虽然只刻着独体符号，但龟甲上有钻孔，具有卜甲和甲骨文的要素，在龟甲上的刻符应与占卜有关。

我们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发现了比仰韶文化还要早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了少量的彩陶，主要为红色宽带纹彩陶圜底钵（有的在底部加三足）。在有的红色宽带纹彩陶圜底钵的内部（图三），绘有红色的独体符号，现已发现了十四种符号，有［丨］、［十］、［］、［］、［×］、［┆┊］等（图四、五），这些符号属于象形的少，大部分属于指事符号，而且大部分呈中轴左右对称的结构。在陕西临潼白家遗址也出土了大地湾文化的绘有符号的彩陶钵，表明当时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的人们共同使用着约定俗成的符号。大地湾一期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8170-7370年（经校正），因此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绘制的符号，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器物上较早的符号。

半坡类型文化的分布也是以渭河一带为中心，并且继承了大地湾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半坡类型文化的一些宽带纹彩陶圜底钵上，也标有独体符号，但不是绘制的，据观察是在黑色宽带纹烧制好以后再刻上去的，这种契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会更好的保存（图六）。在泾渭流域的多处半坡类型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在宽带纹彩陶钵上刻有符号，符号的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据我不完全的统计有60多种（图七），其中的［丨］、［十］、［］、［］、［×］等七种符号，与大地湾文化宽带纹彩陶钵上的符号相同，而且大部分符号为中轴左右对称的结构，多以直线构成。其中还有两组由两个符号上下组成的合文。笔者参加发掘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墓地的发掘中，在“墓葬中的一些彩陶钵口外一圈黑宽带纹上也刻有符号（图八），有刻划符号的彩陶钵共十件，分五种，出于五座墓中”，“作［丨］的，共五件”，在63号墓中有两件。在51、54、62号墓中各1件、分别和51号墓的作［］、［］的两件、62号墓同作［］的两件一起随葬。另有63号墓的作［］的一件(注: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五座墓中，有四座墓随葬着两件或三件刻有独体符号的宽带纹彩陶钵。在四座墓中都有作［丨］符号的彩陶钵，多与刻着箭头形和半侧箭头形符号的彩陶钵随葬在一起。这种组合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今后需要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

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早期甲骨文的考古资料，甘肃武山县傅家门石岭下类型遗址中，发现了一座长方形祭祀坑，其中出土了带有阴刻符号的卜骨，共6件。“这些卜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符号简单，可能用石制尖状器刻划而成”。如“F11：6为猪的肩胛骨，阴刻［S］形符号。T25H1：25为羊的肩胛骨，一面留有灼痕，阴刻［丨］形符号”。在92KWF11：6出土的卜骨上，阴刻着［＝］形符号。傅家门遗址约距今5000多年，这里发现的有着灼痕刻有符号的卜骨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图九）。此外，该遗址出土的一件敛口盆上腹阴刻有［×］形符号，还在一件陶瓶颈部阴刻［一］形符号(注:余秀翠《杨家湾遗址发现的陶文剖析》，《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可知当时这里的人们同时在卜骨和陶器上记有符号，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

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是以彩陶为文化特征的。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都有绘在彩陶上的符号。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的符号主要绘在彩陶瓶腹部的一面上（图十）。半山类型彩陶的符号主要绘在下腹的陶地上（图十一）。马厂类型彩陶上的种类增多，以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出土的彩陶上彩绘符号为例，“这些符号，绝大多数画在饰有彩绘图案的陶壶的腹下部（图十二），少数画在陶壶或其他器物的底部，仅有个别画在器物上的颈部”。“发现画有符号的陶器共有六百七十九件，出于二百二十六座墓葬中。”其中几何形符号占绝大多数，共六百七十四件（图十三）。“在几何形符号中，剔去重复的符号，共有一百三十九种不同的符号”，其中“＋”字形符号达一百一十六个。马厂类型彩陶上的彩绘符号，大多笔划简单，指事符号较多，也有少量象形符号。

自商周至西汉初期，先后出现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古羌族石棺葬文化，主要在双大耳罐上留有符号，笔划也很简单，一部分符号与马厂类型的符号相同，但出现了可能是标志羌族的徽纹，如寺洼文化陶器上的“”和甲骨文的“羌”的字形相同（图十四）。但是这一区系古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始终为独体符号，没有发展成文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2、长江中游地区远古文化的符号

长江中游地区的远古文化的器物上，也发现了刻划符号。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在少数的棒形石坠饰上刻划着符号。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在陶器上发现了许多种刻划符号。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171件刻有符号的陶器残片，共有符号74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图十五）。这些符号都刻在陶器的圈足底的外部，大部分的符号是在陶器烧制前刻上去的，也有在陶器烧制成后再刻划符号的。大溪文化的陶符既有指事，也有象形。杨家湾大溪文化的刻划符号的构成形态是纵向为主的，一部分陶符的结构是左右对称的，少量的是左右不对称的，个别的陶符是由左右两个不对称的纹样组成的，有以同样符号作一大一小的组合，大者在左下方，小者在右上方。如在左下方为大的“人”形符号，右上方为小的“人”形符号，组合成会意的复合型符号。也有少量的大者在右上方，小者在左下方。尤其需要指出有一些陶符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这可能是上述的由左右的高低大小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符号的发展。这在中国远古文化的符号的构成形态中是独特的。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在陶器上仍有刻划符号，其中大溪文化陶符中的“×”形和“キ”形符号，在石家河文化的陶符继续延用，“×”可能是数字的符号，“キ”可能是这一区域的某部族的徽号。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器物上的刻划文字，是早于殷墟甲骨卜辞的一种商代前期文字。发掘简报中记述：“在陶器和石范上，不少刻有文字和符号。一期有十四件（连同采集的一件），在器物底部、肩部和器表，共刻有三十九个文字、符号，多者十二字、七字、五字、四字不等，少者一字”（图十六）器物(注: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1975年第7期。)。二期和三期上的刻划文字减少，由多符组成的文字也减少，只有两件器物上刻有两字。吴城遗址初步整理出的文字和符号共有66个，被分别刻在38件上。“这些文字绝大部分是在陶器成坯后、焙烧或施釉前，以及制作石范时刻划上去的”。字写得迅疾，乃草就而成(注: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1975年第7期。)。吴城商代陶文的似为数字的符号与大溪文化的陶符相同。构成形态以纵向为主、左下方大而右上方小的两个符号的相组合的特点，也与大溪文化陶符相同，表明两者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吴城商代中期陶文中的少量陶文与殷墟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文字相同，“如：有、五、土、中、祖、甲、网、田等字”。表明在商代中晚期，中原一带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古文化有密切的。

3、东部沿海一带远古文化的符号文字

在距今五千多年左右，我国东部的鲁南苏北地区、环太湖地区的主要文化类型都发现了标于器物上的符号。最先发现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符号，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诸城县前寨、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等大汶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尊等器物上，发现了一些刻划和彩绘的象形符号。第一种符号由圆点和弧边三角纹组成（图十七：1、2），学者们分别释为“日”、“日月”、“旦”、“鸟”。第二种符号是第一种符号下面加山形纹组成（图十七：4、图十八）。学者们分别释为“”、“”“岛”、“日月山”，第三种符号是有长柄的斧头纹样（图：3），被释为“唷保钺）。第四种符号是有长柄的锛（图十七：6、7），被释作“钺”和“斤”。第五种符号似太阳出于木（图十七：8），被释为“东”。第六种为山形上长着树的图纹（图十七：9）。第七种符号是由上下两部分图纹组成的复合图纹（图十七：11），被认为与甲骨文中的“南土”近似。第八种为内弧的四边形图纹（图十七：12），被认为与甲骨文中的“丘”近似。第九种与第七种符号的上半部相似（图十七：13），两者应是同类性质的符号(注:转引郭廉夫等主编《中国纹样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1992年在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也出土了大汶口晚期刻符尖底陶尊，腹部刻有“”符号，与山东莒县陵阳河陶尊上的刻符相同（图十八、十九），表明当时鲁南和皖北的广大区域内通用同一样式的刻符陶尊。这种陶尊比一般的器物高大，尉迟寺出土的陶尊，高60、口径30厘米。但陶尊的底部是尖底，可能要插于底座中，更会显得高大，“唯我独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类大型陶器是用于祭祀的祭器。祭器上的符号可能与被祭祀的对象有关，如“ ”形符号似日出木中，可理解为“|”。另一件陶器上的“ ”形符号，与甲骨文上的“南”字相似，因此可能是分别祭祀东方、南方的祭器。“”和“”形符号很可能是族徽，唐兰先生释为“鸟”和“岛”，是古代鸟夷、岛夷的徽纹，以标有这两种纹样的陶器进行的祭祀，可能会用于祭祖。其他的符号中有能是象征土地和方位的符号。我们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可能是用来标示被祭祀的对象，因此他是以独体符号（包括两个纹样合成的图纹）的面貌出现的。

我国古代的祭祀文化产生于何时呢？最近在江苏苏州同里崧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红烧土筑成的祭台，为四面斜坡的复斗方形（图二十），底边每边高1.3米，长16米(注:苏州博物馆、吴江博物馆、同里文保所《江苏吴江同里遗址发掘报告―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刊于《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版。)。同里崧泽文化遗址还发掘了46座墓葬，墓葬出土陶器中，有两件灰陶壶的底部分别刻着象形符号。崧泽文化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的发现地崧泽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5900-5300年上海青浦崧泽等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的底部及盖顶，也有刻划象形符号（图二十一），其中以四方八角纹具有代表性（图二十二）。在陶壶底部刻划象形符号必有特殊意义，有祭台必定有祭祀的祭器，那末底部有刻符的陶壶有可能为祭器。

这种四方八角纹在我国东部沿海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古文化的遗物上也有发现。湖南安乡县汤家岗大溪文化的陶盘中饰有四面八方纹。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豆和盆上也饰有四方八角纹（图二十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刻有四方八角纹的玉片，这是凌家滩墓地4号墓出土的，该墓中随葬玉器96件，其中有玉人3件，玉龟一套。玉龟分背甲、腹甲两部分，刻纹的长方形玉片夹于背、腹甲之间（图二十四）。玉片长11、宽8.2厘米。玉片的正中刻一小圆圈纹，其中刻四方八角纹，小圆圈纹又刻同心的大圆圈纹，小圆圈和大圆圈纹之间分为扇面形的八等分，各扇面形中刻一箭状条纹，形成了放射性的八条箭状纹，有指向八方之意。在外圆和玉片的四角之间也刻一箭状条纹(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图二十五），这与汉代拭盘中的圆形天盘与方形地盘四角间的箭状刻纹相似（图二十六），可证凌家滩玉龟和刻纹玉片是占卜用具，玉片中心的四方八角纹可能与方位有关，如是这样，可称为四面八方纹，它是中国远古图纹的重要的构成框架，中国古文字的构成框架是否与其有关，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继崧泽文化而兴起的良渚文化，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文明化程度有很大发展，这以最近在杭州附近发现的面积达270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城址为标志，在浙江余杭等地发现了大型复斗形红土祭坛，一些大型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随葬。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多有刻划符号发现（图二十七），仅浙江余杭县南湖一地就发现良渚文化陶符10种(注: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据不完全统计有32种。而且一些陶器上出现了多个刻符，江苏苏州澄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贯耳壶腹部上，有黑陶器烧成后再刻上去的符号，自左至右并列刻划有［个、、、 ］四个陶字，已构成一个句子(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1・新石器时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图版251。)（图二十八）。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贯耳壶，在圈足内刻有九字组成的陶文。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在肩和上腹部刻有8字组成的陶文。上述的多字陶文都是刻于黑陶壶上的，这些黑陶壶打磨光滑，制作精良，应具有礼器的性质，黑陶壶上的多字陶文已具有文字的性质。

继良渚文化陶文之后，龙山文化的陶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2年，在山东邹平县苑诚乡丁公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中，在一磨光灰陶平底器底部的残片上，刻着11个字，上面的字是在烧成的陶片上后刻上去的。自右向左排列书写，分为五行。字形偏长，弧线的笔划较多，有连笔，字的结构多为不对称(注: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划图文》，《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图二十九）。对丁公陶文，专家们有过集中的讨论，王恩田、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陆公柔、邵望平、俞伟超、高明、栾丰实、蔡凤书等专家一致认为是古文字，是龙山时代的文字。

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也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刻符陶片，此陶片为一黑陶器口沿部分的残片，近于长方形，是用陶器的残片来刻纹的，刻符陶片的口沿部分朝下，也说明了这一点。此陶片上的符号分为两组，每组四个符号，自上而下排列，右面一组的符号的形体较方整，较接近甲骨文的字形。左面一组的符号的形体为横长形，似为动物的图形，以连笔刻划而成，是一组象形的符号(注:《专家谈丁公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图三十）。饶宗颐认为龙虬庄陶片的图纹“似可分为两组，一组四文。另一组作鱼形及动物的图纹”，是“古代祝尤巫术之写照”。丁公和龙虬庄龙山时期的刻划陶文，都是在烧成的陶器的残片上刻划的多字陶文，田昌五认为丁公陶文“是龙山时代的文字，有‘陶书’时代”。我们认为丁公和龙虬庄陶文是以陶片为载体的刻划文字，从这意义上可以称作“陶书”，这两处的陶书都有较多的连笔，是用较快的速度刻成的，应为巫祝在兴奋时在陶片上刻写的祝文或咒文。但从表象来看与商代甲骨文没有直接的关系。俞伟超就指出过：“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龙山文化的文字尽管可能影响到夏、商文字的发生，但其自身后来却消失了”。高明认为：“（丁公陶文）它是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反映出汉字的起源绝不是只经一次试验即走向成功的”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4、二里头文化的符号文字

传说中的夏王朝是建立在豫西晋南地区一带，考古界大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目前的一些考古新发现提供了对夏文化的新认识，山西襄汾陶寺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大型城址，在大城的中间还有小城，城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出土了铜器，成组的彩绘木、玉、石礼器，还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的残片上有朱书文字，有的学者释为“文”字，也有释为“[文”二字，似是陶礼器上的标识文字。

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古中国文明程度发展最快的，它有呈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基址，而且还发现了宫城。出土了最早的成组的青铜礼器和兵器，还发现了青铜器铸造作坊，显示出二里头文化产生了新的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大多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宫殿遗址中，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陕西商县紫荆村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陶文，大多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大口尊一般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二里头文化共发现陶文二十余种（图三十三），大部分属于指事性质，笔划简单，以直线为主。其中［个］、［×］等三种陶文与陕西龙山文化陶文相同。其中［丨］、［］、［个］、［×］、［∨］等七种陶文与仰韶文化的陶文相同，其中的［｜］、［］、［个］、［×］等四种陶文，又和大地湾文化陶文相同。这些相同陶文中的［｜］、［］、［×］，在甲骨文中是数字。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文，笔划简单，多以直线构成，大多为中轴左右对称结构，主要为指事性质的陶文，但也有少量象形的陶文，在二里头文化的陶文中，象形的以弧线构成的陶文有所增多。出现了由左右排列的两个不同的图纹组成的陶文，还出现了在两个方框中各自填着不同的符号，可能作为符号的外廓方框具有部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