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文化

艺术歌曲，按专家的解读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一种抒情歌曲，通称艺术歌曲。其特点是歌词多半采用著名诗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手法及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重要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艺术歌曲词条》――汪启璋)。

以舒伯特等为代表的欧洲艺术歌曲大师的作品传入中国后，对中国艺术歌曲乃至整个歌曲领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古代艺术歌曲(由于历史传承原因，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被杨荫浏、叶栋先生等专家逐渐发掘出来。）和我国多民族的民歌，也对近现代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中西音乐文化的合璧，专业音乐家的创作和民间音乐的合璧，构成了从二十世纪初叶以来近百年间我国艺术歌曲创作色彩斑斓的艺术长廊。

一、中国古代艺术歌曲与古代文化

其实，我国古代的艺术歌曲很早就产生了。《诗经》的“风、雅、颂”，是否有艺术歌曲成分，已无据可考，但敦煌所保存的唐代古谱中，经叶栋先生等人的考证，就有“曲子”。它原是流传于乡间的民歌，后来有的进入城市，经过乐人加工，实际已形成一种艺术歌曲而有别于一般的民歌，故称为“曲子”，而不叫民歌。宋以后就更明显了，南宋姜白石创作的十七首自度曲，是现存八百年前最重要的艺术歌曲，还有其他词人的词曲，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似都可归于艺术歌曲的范畴。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也在音乐(包括艺术歌曲)中折射出来。如唐朝的强盛与开放，与西域的经贸往来，日本的多次派遣唐使，外交带来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与外族的不断征战，边塞诗歌中透出的豪放气息等，都在唐“曲子”“大曲”等音乐中表现出来，如《饮酒乐》《弊契儿》《秦王破阵乐》等。而宋代则不同，北方民族的南侵，山河的破碎，小朝庭的偏安，都给诗人和音乐家内心带来巨大的苍凉和悲苦。宋代诗歌已从唐诗的充满阳刚气逐渐转入宋词的阴柔与婉约，虽然仍有苏辛词的豪放，但大量的宋词都充满着哀怨与感伤，加上长短句的语言韵律和音乐的结合，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像姜白石十七首歌曲中，几乎全都是伤怨之作。试以《凄凉犯》为例，作者在该曲的小序中说：“合肥(宋金对峙，当时合肥已是南宋的边域)地方的街巷，都种着柳树。晚上秋风一起，发出骚骚的声响。我旅居在那里，关上门，时时听到马嘶嘶的声音。出城向四周一看，则满眼都是荒烟野草，景象十分凄清而黯淡，因此作了这首歌曲，七弦琴有凄凉调，就借它作为曲名。”整首歌曲音乐语言十分简洁，自由散淡的节奏，多是下行又不断起伏的旋律线条，几次的向下小六度的大跳方程，非常浓烈地营造了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悲凉、无奈的情怀。姜白石的歌曲充分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士”的文化精神，既忧国忧民，又报国无门，只能寄情于山水与词曲。

元代之后，散曲和杂剧一样，逐渐在市井兴起，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交融，音乐也更丰富多样化，元曲词的口语化，也使音乐更为生动。少了宋代词曲的那种古朴、凝重，而更多了民间的生活气息。如《快活三》《金盏儿》的清新流畅，《甘草子》《青哥儿》的开阔爽朗，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散曲的套曲，如白朴的《恼煞人套曲》，马致远的《夜行船套曲》等。

我国古代的艺术歌曲循着诗、词、曲的发展路子，也走过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由于当时还没有保存、记录这些音乐的办法，我们至今无法想象过去的盛况。但是，千百年来不争的事实是：这些音乐与古典文学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语言。研究它们的艺术规律，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的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西方艺术歌曲与中国近现代文化

西方艺术歌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实践，不但涌现了众多的名家和无数的经典作品，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系统的音乐创作理论。上个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浪漫派作品相继传入中国后，相应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也被老一辈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传授给我国的作曲学界，于是我国逐渐出现了一批以西方作曲技法为指导的艺术歌曲。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爱国的、同时也是激烈的思想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西体中用”等思潮的掀起，以及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并对多种文艺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批努力吸取西方音乐文化精华，又代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意识的艺术歌曲应运而生了，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青主的《我住长江头》，黄自的《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等。

最早的这一批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大都是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内涵的认知度都比较深。贺绿汀先生曾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发表过非常精辟的看法，他说：“对专业作曲者来说，它的词、曲、伴奏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词曲本身都十分典雅流畅而细致，诗一般的抒情，并不是浅薄庸俗的口头语言，这是全曲的主要特点。它好像一株自然长出来的有生命力的野花，而不是由人工做出来的纸花。就是说，它是词曲作者从自己感情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心声，这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它是一首艺术歌曲。也许带点‘洋’味，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旋律上有中国民族特点，并与语言结合得很密切，深刻地抒发了原诗的意境和情绪。也许可以说，抒发了刘半农、赵元任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特点。”

赵元任先生在谈到他自己的音乐创作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中国人要么不做音乐，要做音乐，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是得用和声。中国既然还没有和声学，当然是只有用西乐的和声法。至于和声运用的方法，那当然很要细研细究，不能像赞美诗的乒乒乓乓或是进行曲的叮叮咚咚一来就算了。我在这个歌集里头也稍微做了一点试验。……至于歌调方面，加入中国风味的机会更多了，在好几处地方我都用了滑音像说话或是唱中国儿歌的唱法，有些地方花音用得也特别的多一点。”这种学习运用西方和声并使之中国化，或是旋律音调与汉语言结合的特点，代表了当时中国艺术歌曲的主要取向。

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的艺术歌曲形象鲜明、情景交融、感情细腻，特别是钢琴伴奏的写法，和对主旋律的烘托，有其艺术独到之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钱仁康先生曾这样评价：“《思乡》和《春思曲》中的某些意境，都是由钢琴用造型手法(如春雨潇潇，柳丝轻拂和鹃啼声声的描绘)与和声手法(如描写“陌头杨柳、分色帘边”的色彩性转调)表现出来的。在这两首抒情歌曲中，钢琴伴奏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离开了歌调，几乎可以成为钢琴独奏曲。”

抗日战争爆发，救亡运动掀起。民族的危亡，山河的破碎，都使诗人和音乐家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这时的艺术歌曲，已不再是过去的典雅、缠绵，而是情感浓烈，音调起伏跌宕。如陆华柏的《故乡》，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冼星海的《黄河颂》等。

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带有明显的西方朗诵调音乐风格，整首歌曲节奏很自由，形象很鲜明，词曲结合得非常好，生动地表达出一个国破家亡的游子的悲愤心情和要与敌人战斗的决心。冼星海的《黄河颂》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歌颂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音乐气息宽广，情绪昂扬、豪迈。它们都是抗战时期艺术歌曲的杰作。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经历了由觉醒、斗争到愤怒的历史进程，文化上也经历了封建文化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民族大众救国解放运动的风云激荡。艺术歌曲的发展也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和文化潮流而逐渐地趋于成熟。

三、当代艺术歌曲与当代文化

中国的当代音乐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走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的。

而西方音乐的多元化趋势，是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德彪西艺术歌曲中和声已大胆突破，福列的艺术歌曲则依然贯穿着法国浪漫主义的纯情与优雅，同为浪漫主义大师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歌曲则带着强烈的斯拉夫式的冲动，格什温的许多歌曲大量运用了爵士音乐的元素。尤其是勋伯格创立的十二音序列主义，对调性、调式、和声、复调等的全面突破，带来了整个音乐创作领域包括艺术歌曲创作的全面多元化。在我们刚刚开放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的这种多元的“春秋”局面，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求新的过程。

西方当代音乐的多元化趋势无疑大大影响了我国的音乐创作。在艺术歌曲领域，虽然变化不如其他音乐创作领域那么大，但从总的来说，已经出现了多种有不同追求和走向的现状。相当部分的作曲家，继承了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中国艺术歌曲传统以及自己的创作个性，走传统基础上出新的路；一部分作曲家更多地从民间音乐和多民族民歌中吸取精华，走艺术歌曲民族化的路；有的作曲家希望将艺术歌曲与流行音乐包括爵士乐、百老汇歌曲等结合起来；有的作曲家则采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包括十二音序列，自由无调性、多调性等手法来创作新的艺术歌曲；还有的作曲家把电子音乐的发展成果引入艺术歌曲领域，走科技化的道路……

科技的进步大大推进了当代文化的进程。信息化、全球化等经济文化现象，强烈地冲击当代人的生活积习和文化理念，大众文化需求也呈现出横向的多样化和纵向的快速求新化。这样的文化氛围既促进了艺术歌曲创作的多元化，同时也给词曲作家们更多思考的空间：如何来适应当代人对文化的需求和期待?

我想，不管当代文化怎么发展，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个性魅力这几个因素，都是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艺术歌曲创作除了这些，还必须紧紧抓住“艺术”这两个字，它是这一歌曲领域有别于其他歌曲领域的最重要的象征。至于各种“艺术”是否成功，只有在实践中检验。被人民接受的艺术才是成功的艺术。

章绍同 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