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省思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经济的发展应该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和归宿，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思想要点；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根本目标。我们在处理文化产业化问题时，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文化产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关键词：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异化劳动；文化生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7-0020-06

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和对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前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体现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将人的发展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立足点。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日益汹涌的浪潮，理论界普遍以一种极为乐观的心态看待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在各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理由中，有一种观点把文化产业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了起来，认为文化产业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得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的结论。人的全面发展固然包括人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的文化素养的进步、人的思维的全面性与深刻性的提升，而这些是文化产业的必然结果吗？换言之，文化产业必然会增进人的全面发展吗？答案并不必然是肯定的。文化产业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复杂的，不加鉴别地得出文化产业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轻率的。文化产业与人的全面发展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领会，对科学发展观本质精神的贯彻，对文化产业的正确定位，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关系的正确处理，对西方文化工业畸形发展深刻教训的吸取等多方面的问题。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避免在发展问题上走入误区，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引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一、异化劳动论域中的人的文化生存与全面发展

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是青年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表现。怀着实践哲学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在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探讨了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异化的必经之路。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他并没有专门地阐述自己对于文化的见解，也没有建构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哲学散发着浓郁的文化哲学气息，他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以及围绕着人的类本质的丢失与寻回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和人类解放及全面发展道路的探索，都同他的人的文化生存观有着至为重要的关联。

马克思人的文化生存观的形成始于他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本质意义的探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看作自我意识的观点，开始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定义人类的真实存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种纠正显然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启发，因为正是费尔巴哈首先发现了黑格尔哲学隐秘的神学性质并对之进行批判的。费尔巴哈指出，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和《基督教的本质》中，黑格尔“完全有意识地拿实在的世界或自然界，来代替那个抽象的、只是被思想出来的、名之曰神的世界本质，用具有理性的、实在的、感性的人，来代替哲学的那个离开人的、没有感觉的理性本质”［1］515。这样，费尔巴哈就把感性上升为世界的具体原则并用它取代了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原则。黑格尔哲学试图从对象性关系入手界定自我，但是，由于他把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本质，于是，对象就变为对象化的自我意识而与自我意识之间形成冲突，对象实际上是作为异化而出现的。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对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占有也就意味着对对象性的扬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人成为“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102。如果说黑格尔的神的“世界本质”与人的“理性本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对象性关系的话，那么费尔巴哈则认为感性的人与实在的世界之间是一种“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表明，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理性，而是由其对象——自然界所规定的。“被设想为不依赖于任何东西而自在地存在的、绝对的属人的实体，乃是一种无稽之谈，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妄想。但是那个做人的前提的、人必然要与之发生关系的、否则就不能设想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实体，先生们，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界，而不是你们的上帝。”［1］515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从对象性入手对人的本质特征的揭示，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2］106，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106，“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106；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当费尔巴哈强调实在的、具体的对象性关系时，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与对象之间丰富的辩证关系也就被取消了。于是，马克思得出结论：要正确地认识人的存在，就必须把黑格尔的能动原则和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关系结合起来。“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2］105

当马克思把能动原则贯彻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之中的时候，人就不仅仅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自然存在物，而是成为类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2］107人的本质力量正是通过自为的类存在物的创造性活动体现出来的。通过这种活动，人类不仅创造了一个“人本学的自然界”，不仅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还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89正是通过创造性的活动，人的本质力量才得以呈现和确证。马克思在双重意义上赋予了人类生存以文化生存的意义，人类不仅通过意识和语言的运用掌控自己的生命活动和社会活动，还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意志渗透在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文化创作”。“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58卡西尔对人类文化生存的理解与马克思有很大的相似性。卡西尔把人看作文化的存在，他认为表征人类存在文化特性的是语言和符号与对象化的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