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提要高等教育哲学是指从哲学角度认识、理解、解释高等教育。本文试图以两种高等教育哲学来审视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希望探索出有益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某些哲学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政治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高等教育哲学，顾名思义，就是应从哲学角度认识、理解、解释高等教育。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纵观中国大学百年历史，便正是在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助推下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本文试图以两种高等教育哲学来审视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希望探索出有益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某些哲学启示。

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顺承

中国大学滥觞至今的历史是百年，还是千年？尽管对中国大学起源存在很大争议，但就现实而言，中国近代最早官办大学应当是北洋大学堂（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办），如此算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应该是百年，而非千年。中国近代大学从创立之初就是建立在坚实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基础之上。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甲午战争失败的这年正是北洋大学堂成立的那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对不过是个蛮夷小小岛国的日本开始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发现原来光有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制度。于是，在吸取了洋务学堂教训的基础上，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一批新式资本主义学堂相继纷纷，其建立目的不只是培养“西文”、“西艺”人才，还要培养真正懂得西学、学贯中西的通才。

新式资本主义学堂广兴之时，便是清朝旧式与科举取士制度相配套的书院教育制度淡出历史舞台之日。书院改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近代大学初期发展在政策和制度上有了推行的可能，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可以说是一条划时代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人才培养与选报制度的根本变革。科举制的废止使学堂和学生数量的迅猛增长、对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关键性影响、对清末大学教育培养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留学教育扫清了障碍，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

二、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迸发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揭示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中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一是学术的自主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过程中提倡的“学术自由”；二是学术的平等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过程中提倡的“兼容并包”。

反观1916年蔡元培掌权北大至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这段历史是北大和西南联大最自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北大和西南联大最缺乏资源的时候，更是在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强势迸发、反弹的张力下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黯然淡出的时候。这段历史时期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最自由，在于北洋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没有太多心思去关注北大，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西南联大。北大自由之程度可以从其网络众家，连宣扬具有革命性质的、意在半封建、半殖民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陈独秀、都敢容纳。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务需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由于此训令的目的显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愤然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拒不执行，仅仅此例足见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程度之高。

正是在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所揭示的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两大重要元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观念影响下，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一改往日“师法堕落，学术消沉”的旧面貌，由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名师荟萃，各学派、学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汇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虽然三所名校联合后各自独特的经历和各自的教学作风在冲击、碰撞、交汇中不断变革、更新、转换，但三校对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所蕴含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观念却都是始终如一地认同、奉行、维护。

三、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交织

正如布氏所言：“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以明确的培养目标、严密的教学计划和既定计划规范下的教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优先考虑的是为国家培养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建设的急需人才。在1952年按照前苏联的大学模式对我国大学教育体系进行院系调整之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发展一下子再次被推上了以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为主的轨道。1956年制定的《高等学校章程草案》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实于国家、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准备着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材。”1961年制定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开头即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从以上两条不同时期的政策文件、法律法令中，我们均可以看到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和体现。

在注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下，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被淡化，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的我国高等教育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建国前北大、西南联大相比，的确是无法望其项背，何况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还出现了一段时间停滞不前的时期。但建国后至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建设的发展，对实现中国近代科技本土化确实做出了许多不可否认的贡献。

改革开放，高校迎来了春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突破过去三十年形成的苏式体制同时也在向欧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靠拢，即由过分注重一元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逐渐向并重二元的政治论、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过渡，在过渡过程中碰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如大学合并引发高等教育发展趋同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缺乏特色；大学扩招引发高等教育整体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和大学生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大学城的竞相涌现引发众多高校债务剧增；过分注重学术定量指标的大学排名标准引发学术垃圾的猛增等等，这些问题中尤以大学扩招最为突出。

四、高等教育哲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哲学启示

现在摆在中国高等教育面前最备受关注、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满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迫切的需求。究竟是应重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还是应该重认识论高等教育呢？布鲁贝克在总结高等教育哲学时说：“我不打算为所有的学术机构提出一种共同的哲学。我更不会相信会有一种可以通过共同捍卫其纯洁性而永世可靠的、单一的、不变的、理想的大学教育‘观念’。当今的大学和学院，为变革中的人民的多种多样的利益服务。在这里，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同时，他还指出：“我们确实在某些时候是从某一方面取得高等教育的合法地位，而在另一些时候是从另一方面做到这一点的”。的确，不同的哲学观点侧重于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所以我们应该让高等教育发挥多元化功能。哲学的多元化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哲学必定是世界顶尖大学上悬挂的一颗巨星。”中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对待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这个问题上，要摒弃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认识论都是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向前、向上发展这一共同最终作用结果来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两者全都要，而且都要最好的”，将“政治论”、“认识论”二者中只要有利于高等教育向前、向上发展的部分就把他们融合起来。在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应根据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以及各个大学自身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背景，建立多元化发展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其外在的需求动力，也要考虑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既要重视文化功能，又要重视社会功能；既需要精英教育，又要发展大众化教育。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