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真诚

有天去纽约市立图书馆看书，见大厅内有台式橱窗陈列馆藏的各种善本书，多是欧洲早期的手抄本，书页一律打开，翻到其中的某幅插图，以便读者欣赏那些中世纪手工绘制的精美作品，其中一部书的插图，是几个苦行僧在教堂后院浇花。画面的构图比较简单，人物造型甚至稍显稚拙，但画面四周的装饰图案却精雕细刻，匠心尽现。看着这幅插图，我竟有点感动：虽然画家的技艺或许不是炉火纯青，但其虔诚和纯朴却在认真的绘制中显露无疑。

这时，听到附近教堂的钟声，我收回思绪，抬眼望去，见图书馆大厅的高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壁毯，上面的图案是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本·琼斯设计的亚瑟王和12个圆桌骑士的故事，壁毯由拉斐尔前派的另一位画家莫里斯所经营的纺织公司编织。莫里斯既是一位画家、设计师、诗人、小说家，也是一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位经营出版和纺织的企业家。

不知道图书馆是否有意将善本插图陈列在拉斐尔前派的壁毯前，当教堂钟声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时，我突然领悟了为什么拉斐尔前派画家们要推崇拉斐尔之前的艺术。过去我写作关于拉斐尔前派的文章时，查过一些文献史料，知道这些画家不喜欢拉斐尔以后的艺术，他们认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有欠真诚与自然，多矫揉造作。我在各地美术博物馆看到过不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但很少把这些作品同拉斐尔前派联系起来看待。直到此刻我才领悟，早期艺术家们的虔诚和纯朴，正是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们一意追求的精神，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乌托邦精神。

这精神就是对艺术的真诚。试想，中世纪服务于教会的艺术家们，哪里有余钱去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教会保障了他们的一日三餐和憩息之处，于是他们便有可能专注于艺术。这就像古代艺人，对身外之物毫无企盼，唯其如此，才能静心静气、全神贯注地建造金字塔、刻铸青铜器。文艺复兴拉开了西方现代史的序幕，工业革命则将其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后工业和后现代之后的21世纪，一个用高科技来屠杀古代文明的世纪，一个丧失了“真诚”的世纪。这个世纪的艺术，一如旅游工艺品，充斥着自欺欺人的虚假、伪善和浅薄、愚蠢。

于是，我想起了法国乡下的米勒，想到了巴黎城里的莫迪里阿尼。尽管这两位画家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真诚却是一样的。米勒笔下那些身体微躬的农民、莫迪里阿尼笔下那些斜躺的女子，无不呼应着文艺复兴以前的虔诚和纯朴。还有塞尚，有谁知道他为什么总要画苹果、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不区分树木与远山的空间关系？塞尚哪里是在写生，分明是在写意，抒写他对艺术的一腔真诚。

于是我又想到了明末清初的禅僧画家担当。看担当的山水，首先看见的是董其昌和倪瓒，随后看到的是米家父子和黄公望，再后来还可以看到北宋诸家。那么担当自己在哪里？其实，担当的画是不能看的，只能悟，因为我们看不见担当自己的笔墨，而担当根本就不在乎笔墨，他也许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但是，担当有一点非常清醒：他是一位僧人，画是身外之物，画之于他，是悟禅的工具。悟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看见担当笔墨的随心所欲、浑然天成。在担当而言，对禅的虔诚，产生了笔墨的纯朴。

前辈画家、学者陈师曾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提出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命题，我觉得这个命题同牛顿的例子相关。牛顿毕其一生研究物理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引向宗教，探讨上帝的存在。过去我们替牛顿惋惜，认为他将自己的学问和才情，浪费到了荒唐的课题上，否则他可以为人类和科学做出更多贡献。可是，对牛顿来说，从科学走向神学，是自热而然的事。在他那个年代、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他已将物理学推进到了最前沿，使其在理论上升华为哲学，而那时的哲学与神学是难以划分的。如果没有哲学，科学便无法升华，科学家便永远是工匠，永远提不出万有引力或相对论这样的科学哲学理论。在艺术中，牛顿的例子类似于陈师曾所说的思想。这种思想，来自人品，来自对科学和艺术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