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文化与价值观的发展

[摘 要]哲学体系与社会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价值观思想。新时期的价值观以个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和谐为基础。“和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思想，传统思想智慧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新时期执政理念，就是强调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哲学，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下的价值观。

[关键词]价值观；和谐文化；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821；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8-0021-02

以人为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和谐价值观，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当前最深刻的现实课题。本文仅就和谐文化与价值观的发展谈点拙见。

一、传统价值观的演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也会接踵而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和谐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价值观要素的本质即“人”，价值观的演变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为主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发展的。

在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都肯定人在“天地之间”有重要的意义，人与一般动物相比有高贵的价值。所谓人的价值，一方面是对“天”而言，或对“神”而言；另一方面是对“物”即对动物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神的信仰在中国哲学中不占重要地位，无神论者更否认神的存在。多数思想家尤其儒家学者们都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而不太重视神的问题，认为人类级别高于大自然中的动物类，在自然界中有独特的价值。

一般认为，价值的意义在于对需要的满足，即满足人的需要的，就是有价值的。人们的需要，有高低之分。这说明界定价值必须有一个评判标准。张岱年先生认为，价值的标准，不能仅仅用满足需要来衡量，因为人的需要是多样化层次化的。他认为人的价值有两层基本定义：一是指人类的价值，二是指个人的价值。这两层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个人的价值首先指个人的社会作用，即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凡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人即是有价值的人。《论语・雍也》记载：“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博施于众”即能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圣人，即是有价值的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指个人的人格价值，即具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所以避世、避地、避色、避言，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屈从于权势，不随俗俯仰，充分体现做人的尊严。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的奠基时代，形成了“天地之性(生)人为贵”这一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主旋律。中国古代哲学有“人贵于物”的思想，所谓人贵于物，即是说人类有高于一般动物的价值。古代所谓“贵”，即是今天所谓“价值”。肯定人贵于物，即是肯定人的价值。《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肯定了人的价值的存在。孟子也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肯定人民是重要的。在封建时代，阶级压迫极其残酷，劳动人民实际上地位并不高，统治阶级以专制思想为主。思想家们的思想言论，只是微弱的呼声。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都肯定人有高于一般动物的价值，认为不能把人与动物等同看待，但他们又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贵贱贫富的等极差别，不承认劳动人民有与统治阶级同等的价值，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个人价值与古代有所区别，个人有一定的价值是针对社会国家的整体而言。这种观念和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等观念密切相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提出过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这种思想的萌芽，但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明清之际，功利、工具等物质价值曾一度升值，但不久即被清政府所推动的“天理人欲”价值概念所湮没了。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价值观念无论如何演变，从总体上都是忽略了物质财富价值、自然知识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新时期的价值观以对于个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正确理解为基础。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其价值观重估的核心命题就是主张个性解放。科学、民主、个性等价值观念的提出，这标志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念的转变。

二、和谐文化与价值观冲突的协调

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多元文化并存使得人们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惑，社会发展也因此缺少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文化与价值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和谐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其核心理念是消除冲突、实现和谐。价值观的和谐需要文化的和谐，价值观冲突的消除和协调需要从文化上着手，和谐文化建设有助于价值观冲突的消除和协调。

传统儒家思想中“和”的观念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深厚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中的和谐理念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特有神韵。西周末年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并且指出了“和”与“同”的区别，说明了矛盾的同一性，阐述生动而深刻。后来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易传》中提到“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的主张，便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体现。《易传》中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这与《中庸》里的“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所构想的理想境界是一致的。

“和谐”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对“和谐”内涵的反思和建构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而哲学与价值观又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在学习前辈哲人的基础上，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正确认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千万不能沉溺于对先哲的盲目迷信，整天晃动名人名言吓唬自己，以为可以包打天下解决一切。要知道，孔子、孟子并不知道工业化，而康德的时代，还没有能源危机、人口危机。所以要谈康德的永久和平，就首先要对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有深刻了解，要区分现在与康德时代的社会发展有了哪些变化。一般认为，价值观冲突的协调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教育人们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妥善处理自身不同价值观的关系；二是引导人们进行价值观的讨论，分清真假对错，并正确对待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

同样，价值观冲突对和谐文化建设的启示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教育人们形成科学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二是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人们进行不同文化的学习和互动，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和谐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当前我国思想文化的多样化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多样性文化是社会和谐繁荣的基础和活力源泉。因此，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坚持“和而不同”。我们既要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差异，尊重个性，包容多样。为此，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三、道德制度化有助于和谐文化与价值观的完善

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巨大的贫富差别清晰地展露在全世界人面前，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的膨胀以及物质欲望成为对人类明天的考验。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在多短的时间内，去跟上并缓和社会矛盾的扩大，答案是否定的。而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如何协调，也不能完全依赖文化和哲学本身。许多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关注诚信体系建设和道德制度化，形成良性的秩序和法则，才是真正的哲学实践，真正的道德价值观的追寻。许多人对这样的故事耳熟能详：一个人在国外乘公共汽车逃票被记录，结果他的工作和生活处处碰壁。而另一个故事同样耐人寻味：有人实验，在东京和纽约各自丢下一个手机和钱包，日本归还失主的速度超过美国，这并不说明日本人更诚实，而是他们的规则和奖惩体系更清晰严谨。这表明，要使道德的制度约束，真正成为人们不敢轻易触碰的“高压线”，不仅在于道德的制度化要依法、科学、规范，并获得相应群体的价值认可，更在于一旦违反制度，成本将大大超过行为人的承受能力。如此，“他律”才能真正转化为“自律”。在实践中，包含社会信用体系在内的道德制度体系，十分庞大复杂，有专业也有综合。如何确保这个体系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如何有效整合这些资源，怎样发挥它们的效用而不致成为某种摆设，都值得我们深思。

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重要的是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识的一系列思想意识、理论原则、行为准则，对社会多元文化和价值取向起引导和包容作用，使我们的和谐文化更富于弹性。我们的社会不仅要转型，而且要定型。我们有着优秀的传统和谐文化，它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价值取向。处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情况下，在如何不断增强我国和谐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包容力非常关键。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和谐文化，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