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值的体认与艾滋病防控

20世纪80年代末，视之为西方性自由产物的艾滋病刚刚传入我国，尚未引起人们重视。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多，相关机构和专家开始指出要以他国为鉴，不能等到大规模流行之后再去补救。时至今日，我国艾滋病的防控形势相当严峻，这是可以肯定的。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这里从生命价值体认的角度进行一些讨论。

人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但珍爱的程度是否一样?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出于生计考虑而不顾惜自己身体的人群：山西煤窑里的矿工，河南卖血的农民，全国各地的小姐、MB，这些人面临着身体受到侵害、生命受到威胁的处境，但却难以或不能乃至不愿、不知脱离。由此得出结论说人们对各自生命的珍爱程度并不相同是容易的，不过其论据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笔者在此扩大视角，所主要关注的是不从事特殊职业的、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普通人群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认识差异。

这需要进行中外之间的对比。就艾滋病防控而言，欧美从20世纪80年代的相对流行已转为现在的总体上得到控制，这与他们具有安全的较高意识很有关系。艾滋病防控和较活跃的性表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双方，其间以安全套使用为重点的安全防护是沟通渠道。在欧美国家，近些年来非固定伴侣间、临时偶然中使用安全套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从而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的感染率。但应注意，上述国家虽也进行了相关宣传，不过力度并非一般想像的那样大(开始时力度相对比较大，公众普遍接受后即转成为提示性的宣传)。也就是说，使用安全套总的看是一种自觉行动，并不需要别人去反复指导的。

反观我国，即便性对象是娼妓，行为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比率也是比较高的。一旦因此染病，患者最初的反应通常是惊讶、不相信，哀叹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幸，仿佛命运单单对他不公。他真的就不知道高危的危险吗?实际上，以现在的资讯覆盖水平，相关信息已经多到了想不听都不可能的程度，有的只是听多听少的区别。那些染病者真正缺乏的其实是对艾滋的敏感性，如果确实敏感的话，他会主动地去多获取些相关信息，有的人甚至不必如此，仅凭较少的必要信息他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拒绝高危行为，远离HIV病毒。不这样做，可见染病者差于别人的是防艾惜命的自觉性。

艾滋病的输血感染在欧美国家已很罕见，而我国仍是一个问题，某些地方曾经很严重，影响恶劣。从被感染者的反应来看，他们能够让医院承认责任，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费已经就是一个可以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数十万元是社会和受害者认可的生命补偿费。而在欧美，相应金钱是远远不够的。输血传染与例如车祸致人死亡不同，车祸的责任者并无主观放任，输血则不然，只要经过必要的检测程序，HIV病毒是可以查出的。不管责任者提出怎样的客观理由，他们都是知道可能性却不事先积极预防，在主观上具有放任倾向，具有过失杀人的因素。在欧美国家，感染者深痛自己生命的无端被剥夺，所要求的赔偿费在我们看来就是天文数字，而社会并不以此为异，法院也能够支持。其结果是，供血、输血机构为了避免成为诉讼对象，对血液质量会非常严格地进行把关，从而输血感染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

上述现象从深层来看，体现出的是不同国家社会里的不同个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体认差异。中间阶层在一般社会中都占着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特点是无需出于生计考虑而从事受人低视的职业，人身安全能够有基本保证。但在不同社会当中，中间阶层的生活质量并不相同。生活分物质和精神两种，虽然曾有论者讲，某些类型的社会文化是重物质的，某些是重精神的，笔者认为这是弱势文化的一种自我安慰之辞。管子在春秋时就已讲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和精神是不可分开的。精神生活可分为三种：相对快乐但不深刻的、相对快乐而深刻的、相对不快乐的。大致看，原始初民社会接近第一种，文明社会中物质相对丰富者接近第二种，物质相对匮乏者接近第三种。生命体认属于精神方面的活动，如果物质生活是充裕的，精神体验是快乐而深刻的，则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就会看得很重，对于生命存在的维护就会很认真。反之，则看得较轻，维护得较粗疏。容易看到的表现，例如世界舆论对不同国家人员死亡的关注差异。2001年美国9.11事件，死亡三千余人，数年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多少次地听到、看到了这件事，今后长远时间内它还将被不断地提起、回忆；而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死亡虽然超过百万，但当时就反映平淡，至今也未引起多少注意。从中可见，三千美国人的生命在许多人眼里要重于一百万的卢旺达人。再如，上世纪初英国泰坦尼克号船难的死亡人数要比几年前塞内加尔乔拉号船难少数百人。前者已被全世界回忆纪念了近百年，再过一百年也会如此；而过不了多长时间，后者就将被世人彻底淡忘。9.11事件、泰坦尼克号事件之所以这样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其中的死难者很看重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很有能力去加以维护，结果他们的死亡也就让人很感惊异。或者如果说得更直率一些，即人们认为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不易发生的，罕闻，所以要记住；而另外一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则是容易发生的，常闻，所以不必去关心。两相比较，感慨良多。

人们对于他人生命的关注差异比较显见，而对于自己生命的关注差异则显得隐晦。没有人会认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总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生命的存在。但这里有一个绝对珍惜和相对珍惜的区别。前者是基于自己的认识，会尽己所能，后者则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能力各不相同。具体某人必定认为自己已很惜命，不过若与他人对比，则差距显然。在艾滋病的预防上，我们会看到如果存在发生感染的可能，有的人会主动关注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主动采取防护措施。有的人则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即便不经意地了解了一些防护的措施也不愿去采用。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后一类人不惜命，但在潜意识的内心深处，他们与前一类人比起来确实惜命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当中，因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前后两类人的比例则是不相同的。

这就是说，艾滋病的传播状况与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面貌息息相关。如果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从其生命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就会比较少，所得不多故而相对不甚珍惜。作为社会成员整体的国家对其每个公民的关护也相对缺乏力度，难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反，如果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高，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对其生命就会珍重有加，主动防病的意识也就比较强，同时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关护也能够比较有力。以前我们总有一种观念，认为艾滋病是西方世界的富贵病，而现在从该病在世界各国的流行态势来看，它应当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或相对贫困病。不但卖血者、性工作者的大量存在是由于贫困，即便那些买性者，表面上他们握有余资可以金钱换性，而如果连安全套都想不到使用，那其实就是一种暴发户的表现：在本国之中收入刚刚较高，作为对过去贫困的反应，便忘乎所以地恣意享用。实际上，他们的财富在更加富裕的国家当中只可算是中等之下乃至更加不如。类似这样的人如果不去买性而是，同样会缺乏安全意识，他们甚至把使用安全套看成为一种不信任，而把拒用安全套看成为身体健康的一种标志。结果，无力惜命的卖者与忽视惜命的买者交合在一起、两方都忽视惜命的性伴交合在一起，艾滋病也就有了泛滥流行的土壤。

因此，艾滋病防控的基础性工作应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是社会文化的基础。只有经济确实得到了充分发展，全社会的安全意识才能得到普遍提高，艾滋病的防控才能建立在牢固的根基之上。

当然，虽说经济是基础，不过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之下，因为认识上的原因，相关政策措施也会具有伸缩性的。就我国而言，2002年政府专门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资金总额是区区1亿元人民币，这较之以前还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经过各界呼吁，近几年来此种不力局面已有明显改观：充分提供相关的科研经费、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支持安全套的推广使用等。这些都是非常可喜的进步，体现了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执政方针的政府理念的明显更新，即更加务实也更加人文化。

既然谈到了观念认识，这里笔者尤其想在个人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强调，即应发挥精神意识的能动作用，开展艾滋病防控上的“自省”宣传：虽然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相对来说不甚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如果这样对他讲，当事人开始时一般是会深感惊异的，会认为这是对他的轻侮。因此，从关心关爱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入全面地摆事实、做对比，说明怎样做才是真正重视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也能提高一些人的重生自觉性。这些人本来以为自己是很重生的，意识不到某些行为的危险性和其中所表现出的自己生命体认的浅漏性。“知耻近乎勇”，一旦明了了问题的所在，也就能产生出改进的动力。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僵硬的物质条件决定论，认为精神意识具有独立于物质存在的一个方面。人人都应不时地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不要满足现实，不要自我放弃，应须珍重生命，在自爱进取中凸现出它的尊严和价值。果若如此，我们在精神上就能够战胜艾滋病，见之于行动，安全就能够成为人人的自觉。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防艾的重心是集中在物质和技术方面，艾滋病的性教育主要是关注具体问题，像在宣传使用安全套时，重点强调的是使用的益处和如何使用。而如果做的是“自省”宣传，则重点强调的是使用的自觉性。两种宣传都不可少，因为后一种几乎尚未展开，所以笔者在此呼吁将这种比较抽象但能更加震动人心的宣传教育开展起来，以完善艾滋病的防控体系，尽可能地减轻它的危害性。

[收稿日期：2007-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