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家务劳动；平等权利

摘要：莉丝・沃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受压迫―迈向统一的理论》一书中尝试为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构建一个稳定而恰当的理论体系。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础是她们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地位。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现象，她主张将这一问题置于社会再生产语境中，从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两方面来分析。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6-0073-06

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探讨关于女性的问题，并以此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沃格尔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要深入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没能确立稳定的理论基础，这使得解决女性解放问题的努力经常为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而困扰，而构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在于将所谓的女性问题置于社会再生产语境中。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受压迫――迈向统一的理论》(Marxism and the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一书中，沃格尔就作了这样一个纯粹理论上的尝试。

一、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概念

在用社会再生产观点去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之前，沃格尔首先明确了几个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劳动力、劳动力再生产和必要劳动。

马克思对劳动力概念有过明确的定义：“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沃格尔引用了这一概念，指出劳动力是人类拥有的潜在能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时，这种潜能才能实现。一旦进入劳动过程，劳动力拥有者就提供劳动。

沃格尔接着解释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过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存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而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除了需要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外，还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以保证劳动过程的运行。劳动力再生产因而成为生产的条件。劳动力再生产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实现，不过工人不可能永远活着，那些因劳累和死亡而无法劳动的劳动力，必须要由新的劳动力来补充。沃格尔指出，补充劳动力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在劳动力通过代际更替――也就是说，现存工人被下一代新工人代替――得以更新时，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就必须介入。人类开始分成两种在生物上有区别的群体，女人和男人。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之前，沃格尔特别解释了必要劳动这一概念。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是每天的工作中生产者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部分，而每天工作的其余部分是被剥削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沃格尔则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部分，一个是家庭部分。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紧密相连，像马克思指出的，在工作日中，工人的必要劳动获得报酬，而剩余劳动则是无酬的，但是从工人的角度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不存在区别，工资看起来也是为两部分的时间而支付的。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是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之外实现。沃格尔特别强调，劳动力的再生产既需要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也需要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因为，首先，工资可以允许工人去购买商品，但是在商品被消费之前，必须进行额外的劳动――家务劳动；其次，许多与劳动力代际更替相联系的劳动也是家务劳动。因此，沃格尔总结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工资的支付，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分很是模糊；另一方面，“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与实现剩余劳动的舞台――雇佣劳动分离了开来。”

沃格尔对上述概念的界定和阐述基本都遵循马恩的本意，这保证了她接下来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分析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

二、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

沃格尔构建理论框架的第二步是对所有阶级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进行一般性考察，也就是说，解决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问题。“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自始至终都是焦点，所以此时我们必须先把问题的其他方面放置一旁。”在解释过几个基本概念之后，沃格尔开始分析阶级社会中女性为什么会处于从属地位。

对这个问题，沃格尔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像她在解释劳动力再生产概念时所指出的，在采用代际更替方式补充劳动力时，女性具有特殊的作用，“正是这种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

在生育期间，女性的劳动能力会降低，沃格尔认为，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矛盾。一方面，生育影响了统治阶级对剩余劳动的占有。首先，怀孕和哺乳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女性在此期间进行剩余劳动的能力当然降低了，即使她们仍然能够参与剩余劳动生产，生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对其剩余劳动的立即占用；其次，女性的劳动通常是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所以怀孕和哺乳也可能降低了女性维持劳动力的能力；最后，在女性怀孕和哺乳期间，有部分必要劳动是为她提供的，否则这些劳动就可以成为被统治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为了给女性提供其生育期间所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必要劳动，这就意味着剩余劳动的相应降低。而另一方面，生育对统治阶级又是有益的，因为如果劳动力要通过代际更替而得到补充，就必须进行生育。所以，“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占有剩余劳动的即刻需要，与整个阶级占有剩余劳动的长期需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劳动力再生产形式。沃格尔指出，通常，其他的成年人，一般是父亲和他的家族，或者分娩妇女自己的男性家属，有责任保证妇女在分娩期间被供养。被统治阶级男子因而在劳动力再生产的代际更替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保证为分娩的妇女提供生活资料。被统治阶级家庭通常是维持必要劳动和进行代际更替的主要地点，而这正是性别分工的源泉之一，这种分工使男女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在与必要劳动相联系的任务方面，特别是在与孩子相联系的工作方面，妇女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相应地，男人通常在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通常伴随着他们更多地从事剩余劳动。”地就是说，事实上在所有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中，男性在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而女性在必要劳动任务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化的形式。

为了供养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男人会得到超出他们自身个人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个过程的确

切形式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差异很大，但就对女性的统治而言，这种形式通常是合法的，并因女性受压迫的制度化结构而得到加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支持被剥削阶级中的男子统治，原因是他们希望巩固劳动力再生产，保持必要劳动的数量。如同帕迪・奎克(Paddy Quick)所分析的：“女性试图占有超过维持其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是统治阶级占有剩余部分的一种间接需求。这样，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就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甚至因此而强化。另一方面，在建立于男子统治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中，任何逃避抚养女性的‘责任’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对。男子控制超出日常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能对自己阶级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沃格尔对此进一步总结道，“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行的，而不管男子统治给男人带来了什么直接的利益。”

上述分析都是针对被统治阶级妇女的。至于统治阶级妇女，沃格尔强调，在理论上，她们的地位与被统治阶级妇女的地位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女性受压迫的共同经历，可能会使她们超越阶级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尽管这种团结有强大的现实基础和重要的政治含义，但这都不能抹杀统治阶级女性与被统治阶级女性地位的本质差别。因为，“只有从属阶级的女性才参与了维持和更替阶级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一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统治阶级中的女性对于本阶级的男性来说也可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地位的根源，是她们在统治阶级个体成员的代际更替方面的特殊作用。沃格尔指出，这里的问题是财产。如果财产由男子来掌握并传给孩子，那么女性受压迫就是保证孩子的父系血统的一种便利方式。

经过这些分析之后，沃格尔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正是女性生育期间男性为其提供生活资料，而不是性别分工本身，构成了阶级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位置

在对阶级社会中的妇女受压迫进行过一般性的分析之后，沃格尔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受压迫问题。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境况有什么特殊性呢?沃格尔说：“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位置包括两个确定的方面：首先，像在所有阶级社会中一样，就身体方面而言，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第二，女性像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一样，缺乏完全的民利。”

沃格尔对第一个方面的分析主要是经济性的。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特征和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积累自身的逻辑”。

沃格尔认为，早期阶级社会中压迫性的劳动分工使男女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两个组成部分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区分强化了这种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必要劳动家庭部分的负担大部分落在女性身上，而从事雇佣劳动提供商品则大部分是男性的责任。沃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创造剩余劳动的领域和可以被准确地称为家务劳动的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资本主义通过提高生产力、特别是通过工业化来增加剩余价值，这“使得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空间、时间、制度方面形成了严格的区分”。资本家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雇佣时间内集中在工厂，处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雇佣劳动因而与劳动者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包括他或她参与的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家务劳动日益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单位之中，它在空间和时间上与雇佣劳动的隔离因男子统治而日益加强。这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表现出了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造就了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首先，从事家务劳动的单位处于孤立状态，使得男女之间产生了自然的分离，似乎妇女传统的自然的位置就是“局限在与资本主义生产隔离的世界里”。其次，家务劳动的“特殊性对男女而言都造成了私人生活和某些公共领域之间的强烈对立”，在制度上，家务劳动与男子统治语境中的雇佣劳动之间有极大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女性从属地位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第三，区分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深深扎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之中，并因男子统治体系而加强，因此很难超越。

当然，作为必要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家务劳动可能减少了工人参与雇佣劳动所实现的剩余劳动，这客观上与资本积累相悖，所以，资本主义积累的压力使家务劳动的数量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被极大地削减了”，其主要方式是家务劳动社会化。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务劳动无法完全被社会化。沃格尔认为，障碍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因素，因为抚育孩子和维持家庭生活的费用都相当高。其次是意识形态因素，将以前在家中所做的工作社会化，可能会冲击工人阶级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公共教育的引进则会遭到一些担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抵制。第三是政治因素，家务劳动的缩减可能会有助于激进工人组织行动，从而成为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威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最终障碍是生物因素，尽管可以将家务劳动缩减到最低程度，“但分娩这一基本的生理过程仍然是女性的职责”。

在这里，沃格尔又一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因阶级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工人阶级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必要劳动家庭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她们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和更新劳动力；相应地，工人阶级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必要劳动社会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从事雇佣劳动以提供商品形式的生活资料。而在资本家阶级中，女性可能承担了更多的个体阶级成员代际更替过程的责任，男性则承担了更多的维持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责任。

四、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在平等诉求中的位置

沃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分析的第二个方面集中在政治权利上，即考察女性在平等诉求中的位置。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等有两个方面对于分析女性受压迫很有意义：第一，人人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行中的体现方式；第二，人人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首先，平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但女性缺乏这种平等。在阐述这个观点时，沃格尔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一人人平等的趋势。当然，沃格尔强调，这并不是说人人平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平等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才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商品的特殊性。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而细致的分析。商品作为劳动的结果具有二重性，既拥有使用价值也拥有价值。商品可以交换，就是因为每种商品中都体现了同样的一种东西：抽象的人类

劳动，即价值。价值的存在使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各种劳动之间的区别。人类不同劳动之间的等同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价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沃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劳动的等同化日益加强。积累要求人类劳动越来越采取没有区别的抽象劳动形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也进入市场被买卖。在市场上，工人拥有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本家拥有货币这种商品，二者都是商品所有者，都希望能买到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他们的交易遵循商品交换规律，“他们是在市场上签订交换合同一工资契约一的平等的交易者”。所以，沃格尔认为，“人人平等正处于劳动力买卖的流通领域内”，在流通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注定要求平等必须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在这个领域，掌握控制权的不是政治平等，而是“剥削规则和经济权力”。所以，沃格尔强调，“在流通领域中建立的人人平等趋势背后，隐藏着阶级压迫的强大力量”。然而，人人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原则或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物质基础的复杂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进程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随之而来的趋势是人类劳动日益等同和个人在政治上日益平等。当然，这里的个人指的是所有的人，包括女性。

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某些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即工人阶级妇女，她们要维持和更新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但所有女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缺乏平等，至少在原则上缺乏平等。“女性缺乏平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一个具体特点。”以往阶级社会流传下来的歧视女性的传统，因新的发达的资产阶级政治歧视而得以补充和强化，“法律体系和一系列正式的社会实践都对女性的受压迫和不平等地位给予支持。”很明显，资本主义承诺人人平等，而女性却没有被给予这种平等，她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而所有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和非工人阶级女性――都缺乏平等，使得她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建立超越阶级阵线的女性团体，共同斗争。

当然，女性在平等诉求方面是有特殊性的。沃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不同成分和性质的团体都缺乏平等权利。一些团体像出生在美国的非洲人和土著美国人一样，有着特殊的被压迫历史。另一些团体则由一些具有独特性质的个人组成，比如同性恋者或老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与上述二者都不同，她们既不是有着特殊历史的被压迫者，也不是拥有独特性质的个人团体。她们是有生育能力的人类中的一半，而生育可以补偿资本的劳动力供应。换句话说，她们缺乏平等与其他群体缺乏民利具有不同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来源于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相应地，阻碍女性获得真正平等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特性。

其次，平等诉求日益向细微差异宣战，而女性在实质上缺乏平等权利的状况日益突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平等诉求是反对封建制度的财产束缚和人身束缚。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两百年后，明显的公民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现象大部分都消失了，今天，平等诉求是要求消除“人们之间更加细微的差异”。女性对于平等的诉求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去，妇女运动的重点在于消除社会中明显的不平等，特别是法律法规中的不平等。而今天，“女．『生在所谓的私人领域为平等而战，这个领域过去被认为主要处于法律补偿和社会补偿之外”。比如，她们现在争取的是家庭中的平等、性选择的自由以及生育孩子和不生育孩子的权利，等等。

沃格尔指出，随着女性在法律和形式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潜在的紧张状态也就愈发显露了出来。在政治层面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平等范围的扩展趋势与女性缺乏权利的现状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它们的矛盾也日益加大。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被孤立的程度日益降低，女性从事雇佣劳动的范围和数量日益增加，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独特，有利于资本家的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比如，众所周知，为“女性的”工作而支付的工资仍然很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结构中的中间阶层日益壮大，同质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发展，家务劳动这一“女性领域”与雇佣劳动这一“男性领域”间依旧迥然有别，这些仍然为女性构建了“不平等的语境――男性几乎成为多数女性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因素”。

如上所述，沃格尔阐述了用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观点，“为理解女性在雇佣劳动中的地位，分析基础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基本因素，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价值的：第一，沃格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分析女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再生产理论。第二，在所有的分析中，沃格尔特别注意区分不同阶级的女性所受的压迫性质不同。比如，她曾明确谈到，“不能忽略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分之间的基本区别”，在纯粹的意义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希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并不是工人阶级女性的姊妹，“而是渐趋消亡的异类”。第三，通过分析女性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实质上的平等权利，解释了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女性的受压迫现象，揭示了建立超越阶级差别的统一的妇女组织和开展统一的妇女运动的可能性。

不过，就像沃格尔自己所说的，她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受压迫》这本书中表述的“观点大部分是理论的，因而也必然是抽象的”，她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所受的压迫进行具体分析，尤其没有具体分析女性在雇佣劳动领域所受的压迫，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的基础和论证的严密性；而且。不管理论有多么不可或缺，“改变社会的具体战略、纲领、策略都不能从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来，各个时期和不同社会中妇女处境变化的现象也不能仅仅用理论来解释”，另外，与沃格尔的纯理论阐述相联系，她不仅没有为妇女解放运动指出具体的社会改革措施，而且也没有阐明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最后，尽管她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注意区分不同阶级的女性所受压迫的差异，但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缺乏平等权利时，却几乎没有对不同阶级的女性和处于不同状况中的女性，比如，全职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和参与雇佣劳动的女性在平等权利方面的现状和要求进行具体区分。但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沃格尔的理论毕竟为解决有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并且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现实问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