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典型人物通讯新特点

我国通讯大都与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分不开，尤其是建国以来。以典型宣传来树立典范、引导舆论、确立主流价值观，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向前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诸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焦裕禄》以及新时期以来产生过较大社会影响的一些典型报道，都已存人新闻事业的档案，那些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已成为一种历史符号。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人物通讯的典型性与人物的典型性有着必然的联系。较之上世纪。新时期的人物通讯所报道的典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这些典型人物是个性化的、平民化的和人性化的。

所谓个性化的。就是他是活生生的个体，他的生命体验符合个体生命存在的基本要求。斯大林说过，一千万人死去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一个人死去可以写成悲剧。为什么能写成悲剧?一个人的死是独特的、具体的，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终结，其个性化是构成悲剧情节的基础。新时期优秀通讯作品中的人物典型，只能是“这一个人”而不是“这一类人”。就荣获2009年湖北新闻奖的人物通讯而言，《楚天都市报》推出的“暴走妈妈”陈玉蓉，仅从“暴走”这一网络符号的赋予中就体现出人物行为和性格的个性化特点：再如，该报在推出长江大学英雄群体时，曾进行过两次价值发掘：第一次是以“人梯精神”揭示英雄群体舍己救人的本质。第二次又提炼出“90后”――针对社会质疑，用事实证明中国“90后”并不是没有责任感的垮掉的一代。这两次价值的发掘，都是对英雄群体精神本质的发现。当然。也是对“舍己救人”这种传统美德符合时代意义的个性化解释。

所谓平民化的，这是相对精英化而言的。现实的状况是。我们正在告别威权时代。那种对精英的敬仰和对权力的畏惧正被平民化的价值取向所消解。基于此，我们所期望的英雄主义主要的不是表现在惊天动地的豪言壮举中，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平民的日常言行中。虽然时有诸如汶川地震中抗震救灾勇士及舍己救人的民警谭纪雄这类英雄人物出现，但大多数的英雄则生活在你我身边。诸如《武汉晚报》的优秀通讯《上医之境》中的王争艳，她十几年如一日地在社区医院工作，把病人当亲人，宅心仁厚、医德高尚。的确达到上医的境界。这位广泛受到人们尊重与爱戴的好医生。得到一顶英雄的桂冠。实乃名至实归。

所谓人性化的，就是典型人物的行为动机是符合人性逻辑的，他或她给人的感受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普通人。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并存，对物质的需求与对精神的追求并存，为他人与为我并存。总之一句话，其思想的高尚与物欲的低卑并存。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只能出现在期间的“革命样板戏”中，在生活中是很难找得到的。因此，以往的人物通讯中有些写法理当受到质疑。比如写典型人物有病不治带病工作，直至病死在工作岗位上。这样写是对个体生命的不尊重，有违人性。

其实，典型人物的个性化、平民化和人性化特点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在我看来，我们时代的精神就是新的人文主义，它强调尊重人的生存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表现出特有的人文关怀。这种时代精神在西方新闻传播中已有回响，如《时代周刊》在2007年就把“人文化表达”作为其报道原则。我国新时期以来所制定的新闻工作方针。对此也有比较显著的体现，如“三贴近”就是对这种时代精神的自觉回应。再如于2008年6月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以人为本。这同样是依据时代精神提出的新要求。

因为当代典型人物有如上述三种特点，所以人物通讯就应当有相应的表达方式去表现这些特点。我以为，如下三种表达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其一，着力于典型人物情感状态的呈现。人物通讯的底色是情感，没有情感做底色的通讯是单调的、苍白的。古人常说，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因情生”、“情之所至文之所至”。这都是从作者的角度提出的要求，但是如果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一篇具体的人物通讯中，它就化为了典型人物的情感状态，这是因为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生命体验产生了共鸣。所谓情感状态，就是典型人物的情感变化过程。比如前面提到的“暴走妈妈”陈玉蓉，得知自己有脂肪肝。因而不能割肝救子的那种失望与痛苦，以及用“暴走”减肥的决心与希望，都可以从她的言行举止中体现出来；《上医之境》中的王争艳因没有像样的衣装羞于见人而不愿参加同学会的苦恼，以及此后她和同学们达成共识，穿一样的白大褂参加同学会的喜悦，都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顺便强调一句，写出典型人物的情感状态。展示其心路历程。是在为典型人物的言行举止寻找生活依据，因此从内心情感变化去刻画人物，并非可有可无的事。

其二。用柔性小话语与去表达大主题。以前的人物通讯，有的满篇堆积着豪言壮语――这是一种大的政治话语，其宣传味太浓。人物虽典型。但可敬而不可亲，当然也不可信，因为人物是被理想化地而不是生活化地呈现出来的。人物通讯即或要“讲政治”。也不能让人物高调地喊政治口号，而是要用符合人物个性、生活经历、生活情景的小话语去展现人物的精神品质。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在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由政治性正向人文性回归。政治原则开始屈从人性原则。高调的政治话语空间正在变小，刚性的咄咄逼人的政治话语，正变得柔软、温和。因此，用柔语轻声的小话语去叙事、言情和表现人物最能感动人心，也能为当下人们所接受。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篇人物通讯：“暴走妈妈”和《上医之境》。其题材并不重大，写的也都是小人物，却展现的是“大命运”：前者写割肝救子。歌颂亲情和母爱：后者写小药方治好病。赞扬医德仁心。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表现出小人物最美好的一面：爱他人。“暴走妈妈”陈玉蓉说：“我相信只有我能救儿子”、“只要是母亲都会这样做的”：王争艳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我的病人就是这么过日子的，高一点贵一点的药，我下不了手。”朴实无华，但蕴含真情与大爱。这两篇人物通讯之所以感人至深，两位典型人物之所以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反响，我以为与用小题材、小话语去表达大主题有很大的关系。

其三，着力于人物言行情境化。优秀人物通讯的记者一定是情境记者，他能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情境中去呈现，能够用特定的情节或细节去展现人物的生活世界以及他的生存状态。马克思说过，人能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能创造人。因此人是环境中的人，是环境化的人。假若把人与他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剥离开来，这个人再典型也没有感染人。因为他的言行逻辑不可能在现实情境中得出合乎常理的解释。

这就需要在描述典型人物时，强化细节描写。如“暴走妈妈”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堤坝下村庄静谧，“吱呀”一声，先锋村内的一家铁门开了，一个削瘦的女人快速闪了出来。朝堤坝上走去。她的步子迈得不算大。但频率极快，她的上身挺得笔直，远远望去，似乎只有两条细腿在快速拨动。像上了发条一样”――这是“暴走”的画面呈现，“暴走”因此而定格。《上医之境》中这样写道：“她裹着一身寒气到达诊所，55岁的王争艳头发花白，脚上是一双已不多见的翻毛皮鞋，她在那件旧的黑色棉衣上罩上白大褂，习惯性摸了一下装备：左上口袋里的小电筒，左下口袋里的棉签，右下口袋里的听诊器。一天开始。”――这也是对王争艳25年中普通一天的速写。也是对人物肖像的定格。上述两个列子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物言行情境化”正是把人物写活、把人物的个性乃至典型性突现出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