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伦理学的“责任”

【摘要】后现代伦理学指出了现代社会三大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恰恰是现代伦理学中公认的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而这三者本身就是现代伦理学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卡尔·米切姆把责任引入了伦理学范畴, 并对其做了深入分析, 认为责任是伦理学的“新维度”， 道德的正确性取决于对长远未来的责任性。

【关键词】后现代伦理学；伦理发展 ；责任

中图分类号：I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8-01

一、后现代伦理学概述

后现代伦理学从伦理现实和伦理学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给予了全面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内容和方法预示着伦理学发展的方法或方向。在后现代伦理学家看来,现代社会在科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文明进步, 并没有带来人类在文化和伦理上的文明进步。现代社会不仅不是一个伦理昌明的社会,相反现代社会根本上是反伦理的,“尽管我们的文明仍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他们的思考和讨论并不着眼于某个具体的情景或事例,讨论的不是道德问题,“道德败坏古已有之,我们的时代并不独善。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时代独有的东西”。

后现代伦理学关心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与伦理机制问题。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伦理现实问题是后现代伦理学者思考的重点之一。他们追问, 为什么那些善良的人们会搁置道德思考、抛开道德责任并放弃道德行动?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懦弱, 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这个残酷的结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的社会机制,追问伦理是如何从现代社会中无声地消失的?后现代伦理学家批评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弊病, 这三个弊病其实切中了伦理学缘何失效的三个机制。

第一, 现代社会将人们的生活“碎片化”了, 这构成了弱化人们道德情感的社会机制。技术将生活打碎成一系列问题, 将自我打碎成一个产生问题的多面体, 而法律又进一步拉大本已“碎片化”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亲近是隐私和道德的范围；距离是疏远和法律的领域。因为人与人的交流必须通过媒介,而这些媒介在现代社会都是可以随时被抽离的,如吉登斯所指出的象征标志( 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 ), 一旦这些媒介失效了或者我们离开了特定的场所, 我们相互立即就成了陌生人(例如走出机场的空中小姐对乘客不再亲切)。

第二, 现代社会中“责任是漂流的”, 这构成了取消道德责任的社会机制。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体系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规定了明确的、具体的技术责任或职业责任,人们必须并习惯于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行事,最后造成的状况就是“有罪恶却没有犯罪者”。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技术责任和职业责任不断瓦解着人们的道德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二、后现代伦理学的“责任”

现代伦理学认为,不存在理性难于预测的行为。然而,随着现代性推进,鲍曼看到,“难以预料后果”行为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对于这类行为其后果无法被进行理性描述或者根本无法被想象,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正逐步成为一种普遍感受,基于理性的现代伦理学正日益增加危机意识,理性伦理学在阻止危机或者减轻危机消极影响努力中正日益失效。

鲍曼认为,对道德现象的理性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精致的运作,“它导致的矛盾比他尽力消除的只能是更多”。在对以理性为根基的现代伦理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鲍曼提出了后现代伦理。后现代伦理学的产生是科学技术超越了人类行为边界所引发的后果,人们意识到,在技术上能够做到的并不一定就是应当去做的。鲍曼认为,在后现代伦理学中的责任具有先验性,“责任在约定之前已经开始, 责任是所有约定的先验标准,而不是一种被约定来衡量的后验标准”。鲍曼对于后现代情景下“责任”的反思明显受到尤纳斯启示。尤纳斯提出了“新的责任”,认为人类必须履行新责任。“你应做出这样的行为,必须使其后果与人类生活的真正永恒价值相匹配”。尤纳斯意识到,利用科学理性不可能精确计算行为的后果, 并提出了次优的替代方案:“恐惧启发法”( heuristic of fear),要求我们在给定科学行为所引发后果中竭尽所能想象最可怕的和最漫长的后果。毕竟,我们需要应用“不确定性规律”,即“关于厄运的预言比关于福佑的预言更值得关注。”可以说,我们需要有计划的悲观主义伦理学,因为稍有疏忽,我们就会误入歧途。

鲍曼承认尤纳斯责任伦理的启发性,并对“责任” 进行了进一步追问: “责任”和“正义”何者更为根本? 正义能否被还原为责任? 两者在何种意义上分离又在何种意义上同一?责任范畴进入伦理学的重要背景是全球性灾难,伦理学家如尤纳斯期望通过倡导责任伦理的理论和实践,采用“恐惧启发法”来阻止全球性灾难的发生和蔓延,如此,正义通常受到了一定忽略。鲍曼指出,宏观伦理学之所以提出对他者的道德责任,不仅仅限于防御共同面对的危险。在此追问过程中, 列维纳斯进入了鲍曼视野。灾难被普遍认为是有害的、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期而至,正义社会的命运就是永不满足于现在已经达到的正义水平。尤为重要的是,如果完全可能达成某种满足正义前提条件的协议,那么,就何时能够达成这种协议而言,很难仅仅通过哲学的争论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