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基本义务界分

摘要：我国有限合伙制度应当树立义务本位，因为合伙人义务的具体履行和实现程度，决定了合伙企业能否取得实体资格和存续发展。在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承担的诸多义务中，基本义务对有限合伙企业意义尤为重大。这样的义务，对普通合伙人而言是信义义务，对有限合伙人而言是出资义务。

关键词：有限合伙企业 基本义务 信义义务 出资义务

一、义务本位的确立是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存续发展的审慎抉择

（一）权利本位为现代法律之主流

现代法律崇尚权利本位。“一般而言，在等级特权社会（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往往强调以义务为本位，权利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在民主法治社会，法律制度较为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此时，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义务的设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因此，‘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代表着不同的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取向。”可见权利与义务何者为法律本位，确实存在着历史进化过程。总体来看，古代法律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律是或者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态势，是因为在法律上权利所具有的能动性和选择性义务难能企及。“权利的能动性和选择性首先意味着法律权利给了权利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为实现利益要求而表现意志，做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包括在一定条件下转让权利或交换权利的自由，以及放弃某些可与人身相分离的权利的自由。权利主体可以自主地决定其是否实际地享有、行使或实现某种权利，而不是被迫地去享有、行使或实现该权利。”而与此相比，义务却是受动的。在任何情况下，义务主体都不得自主决定放弃其法律义务，更不得拒绝履行法律义务。进而言之，对于是否履行义务，法律上的义务主体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有一个更紧迫的义务发生，要求义务人不得不先履行后者。

（二）法律本位的厘定应从实际出发

法律本位的厘定并无教条标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性质和结构不同，法律的价值取向不同，权利与义务何者为本位，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可见法律本位的厘定并非奉行一成不变的教条标准。不是说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必须得采用同一法律本位，也不是说在不同时代的同一国家就不能采用同一法律本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唯心地推导出采用权利本位的国家就一定文明、先进，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可见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厘定其法律本位时，并无一个现成的准备好的标准指引它按图索骥，它必须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域内法律之本位做出考量并界定。

法律本位的厘定应结合时势发展进行。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着一定的规律性，世界各国法律本位的发展殊途同归。在以人为本、尊重权利的当今社会，权利本位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法治选择。如认为别国秉持权利本位，本国就再无他选，一国或一法确立了权利本位，该国所有地区或所有法律都得奉为圭臬，我们就会陷入固定本位论的认识误区。实际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法律本位上既存共性上的追求，也有个性上的差别。忽视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生搬硬套某些制度与学说，执政者不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故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厘定其法律本位时一定不能脱离其具体情况，要从实际出发结合时势进行，否则会使其相应法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义务本位的确立符合我国有限合伙企业的实际情况

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究竟采取何种法律本位，必须根据中国国情，顺应历史趋势确定。我国的有限合伙制是舶来品，是从商法先进、商文化发达的国家进行法律移植的产物。而对待法律移植，我们“要注意国外法（供体）与本国法（受体）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要对受体进行必要的机理调适，以防止移植之后出现被移植的‘组织’或‘器官’变异”。笔者认为由西方舶来的有限合伙制欲在我国实施，客观上存在着两大“掣肘”因素：一是欠缺实践经验。在《合伙企业法》修订前，北京、深圳和杭州根据实践需要，以地方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形式，对有限合伙做了规范，但也不能保证《合伙企业法》设定的施行于全国的有限合伙制度与各地区的社会现实完全“严丝合缝”。二是商人精神畸化。作为一项商法制度，有限合伙需要厚重的商文化支撑，特别是“纯粹”的商人精神来推动。可是商人精神不是呼之即来、从天而降的。“营利性、自律性、理性与算计性的商人性格铸就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权神圣’和‘人人平等’的商人精神。”而在我国，由于历史上重农抑商的治国方略和重义轻利的儒家道统在社会上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商文化没能够充分形成与发展。非但如此，“无商不奸”的社会氛围还使得商人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社会上“最不”诚信的群体，令诚信为本的有限合伙企业因“先天不足”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举步维艰。

义务本位成为我国有限合伙企业两类合伙人的合作基础。有限合伙制度的最大优点是在实践中为资本与知本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种十分便利的组织形式。即社会上的拥有财力者凭借其“资”可成为有限合伙人，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者凭借其“知”可成为普通合伙人，他们二者“天然”地聚合在一起，组成以有限合伙为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机构从事高科技项目的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了“资本”成本与“知本”成本这两种成本，是由“资本家”与“知本家”协力创办起来的。而出“资”者能否将投资按时如数到位，出“知”者能否恪尽职守经管企业，是“资本家”与“知本家”结合之根本“底线”，是有限合伙企业成败之关键所在。这决定了有限合伙企业中存在着一种“资”与“知”间的制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出“资”者如按约履行了出资义务，出“知”者即应担当善良管理人角色，反之亦然。否则前者会因后者未尽善良管理之责任干脆撤资走人，后者会因前者未按约履行出资义务追究其导致企业经营失败的责任。

我国有限合伙企业的运作环境并不优越。现时的中国，商人逐利心旺盛而诚信度不足，不讲商业道德、规避社会责任之流比比皆是。有限合伙在如此情势下制度初立，首要任务是建构起企业内部合伙人间的互信机制，而后才能谈及企业向外的拓展经营，是故法律必须坚守两类合伙人间的合作“底线”。笔者坚持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有限合伙法律制度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缓行权利本位而秉持义务本位。这不是冲动的决策，而是审慎的抉择；不是漠视和打压权利的制度游戏，而是尊重和保障权利实现的应然之举。

二、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基本义务的确定

（一）合伙人基本义务的实现对我国有限合伙企业意义重大

基本义务中的“基本”是相对而言的。基本义务（如劳动和受教育）是人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义务，是源于社会本质和现实基础，与主体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发展直接相关的义务，是人生而应当有之的，不容剥夺、转让、规避且为社会所公认的义务，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义务”。故而基本义务一般由宪法或基本法所确认或规定。笔者认为，除了狭义上的解释外，基本义务这个概念还可以从广义上加以理解。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里，主体承担的诸多普通义务（即人们在普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义务，通常由宪法外的法律、法规确认或规定）中占有本质地位和决定作用的义务，也可以称之为“基本”义务，当然此处的“基本”是相对而言的。

合伙人基本义务的实现是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健康发展的根基。如前所述，我国有限合伙制度应当树立义务本位，合伙人义务的具体履行和实现程度，决定了合伙企业能否取得实体资格和存续发展。国家与社会均希望有限合伙企业中的两类合伙人能够依法如约践行自己的义务――普通合伙人履行纳税义务、合法守规义务、出资义务、保障企业财产完整义务、告知义务、竞业禁止和自我交易禁止义务、亏损分担义务、偿债义务、违法退伙赔偿义务；有限合伙人履行纳税义务、合法守规义务、出资义务、偿债义务、不当负责义务。但是实践中的复杂境况决定了合伙人未必能够完全、充分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无疑是法律应当而且能够预见到的。虽说无论哪项合伙人义务出现瑕疵履行，都必然会影响到有限合伙企业的运营发展，但是具体义务不同，其实际履行效果对合伙企业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例如，同为义务履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有的虽给企业带来了不良影响，但企业仍可运营，这样的义务可定性为普通义务；有的却给企业的运营发展带来了“致命”影响，甚至使企业濒临解散、破产的绝境，这样的义务就该“升格”为基本义务了。笔者认为透过上面的衡量标准，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合伙人基本义务的实现是我国有限合伙企业的存续之本。

（二）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基本义务的建构

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各有其基本义务。聚合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两类合伙人各有其义务。诸多义务中最为根本的义务，对普通合伙人而言，是信义义务，对有限合伙人而言，是出资义务。对于信义义务，可简单理解为因他人信任而致的义务。“信义义务又称为诚信义务，指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义关系产生的义务。《布莱克法律词典》将信义关系定义为这样一种关系：一个人在该关系范围内的事项中，有义务为另外一个人的利益服务。其中，服务者处于一种被信任者的地位，他为之服务的一方就是这一法律关系中的授信者。”[6]由此可知，信义义务要求作为受信人的普通合伙人在经营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时，应毫无保留地代表全体合伙人为实现企业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当自我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优先。至于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义务，是指作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资本投入方的有限合伙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伙协议约定向有限合伙企业缴付资本。

两类基本义务的履行要求不同。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履行要求为：一是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普通合伙人应遵守合伙协议，为正当目的诚信行使职权，努力实现有限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二是忠实于有限合伙企业和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尽力避免普通合伙人个人利益（含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与有限合伙企业利益发生冲突，若发生冲突，后者优先。有限合伙人出资义务的履行要求为：一是按法律规定的出资方式缴付资本；二是按协议约定的出资额缴付资本；三是对非货币出资履行验资程序；四是对出资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或协议约定的行为承担消极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1]许崇德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4-105

[2]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王煜宇.中国社会转型期商人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5.72

[4]于娟.论美国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J].法制与社会，2010.8：276

作者简介：

王乐宇（1971- ）男，汉族，祖籍山东招远，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法学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