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时老外爱“国学”

一些外国人，不远万里爱慕中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什么精神?这些是什么人?这都是中华文化陶冶下的西方“汉学”“家”们。

在国学热正在兴起之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起“大师”来：评点“大师”，比较“大师”，批判“大师”。然而在海外却有着一批学者，他们精通中国古代文化，或思想，或历史，或诗歌，或文字，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西方汉学家”。

葛瑞汉

1919年，一位绅士降生在在英国威尔士，长大后他成为了古代汉语的专家，研究宋明理学的英国学者，他的身影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聘任他的学府有伦敦大学、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康奈尔人文学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布朗大学和夏威夷大学，授课内容是古代汉语，1981年荣膺英国(文史哲)研究院院士，他的名字是葛瑞汉(Angus CharlesGraham)。

葛瑞汉治学严谨，基础扎实，在西方汉学界，声誉甚隆，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最驰名的汉学家之一”。葛瑞汉非凡的成就在于他对中华传统文献熟识的程度非常扎实，尤其对于先秦诸子的深入把握，奠定了他的文化意识与思想厚度。其力著《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权威英文著作，被全球语境下的汉学界重视。他指出中国思想史两大伟大时期，一在晚周，他认为晚周诸子虽学术各异，但是皆务于治，都对民族未来有深刻的关怀；一在宋代，他高度评价宋学，更在晚年倾十余年之力，专心研治宋学。他还强调中国古代思想着重心物感应，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把万事万物分析独立出来。葛瑞汉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把握，足见功底，更发人深思。

史景迁

作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这位已经七十余岁的老历史学家，毕生精力却放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面。就连他的名字也包含着对中国的热爱：“景”仰太“史”公司马“迁”，而他的著作也很有传奇色彩：在欧美，中国大陆台湾都十分畅销，这对于学术著作来说是很少见的。其中缘由首先和他对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熟识程度是分不开的，此外他历史个案的分析方式，也使得他的著作逻辑缜密，引人入胜，再加上自然生动的笔法，将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细腻地表现出来，而自身的研究成果也浑然天成融汇其中。这样他的著作深入浅出，富有趣味性、知识性，更赢得了读者的尊敬。

以其《中国的皇帝，1654-1722：康熙皇帝自画像》一书为例，被誉为“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其秉承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叙事方法，通过康熙草拟的遗诏，逐点回忆康熙大帝一生的文治武功，深入分析人物性格特点，证实大量历史文献，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将这位大帝的文治武功、性格特点及其历史贡献表述得淋漓尽致。

顾彬

顾彬这个名字被人熟知，多半是伴着他被媒体扭曲的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都是垃圾”，一下子被人记住。实际上顾彬却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苦心。北岛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描写颐彬：

“他主修神学，本来顺理成章该做牧师的。但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了他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如果一个人因一首诗而改变一生，其中必有某种神秘的召唤，且多半来自于血液中。”而顾彬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也正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

顾彬这位德国学者，多数给人的是严肃的印象。他对现代汉语，现代文学也有着很严肃很深刻的思考。他总结德国的经验，用“从路德到歌德也会需要300年”来说明，指出“从古典汉语到现代汉语也可能会需要几百年”。他更对中国的作家有着深厚的期望“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他强调中国的作家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在写作方法、中文功底甚至于外语水平等，更希望中国的作家可以代表中国人说话，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宇文所安

在美国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是宇文所安。他对唐诗的研究，甚至对中国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宇文所安的深厚造诣和他对中国文化的浓郁兴致不可分割，每每与人论学兴起，一定要找到中文原典，用汉语大声朗读，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溢于言表。顾斌论及美国汉学界，对宇文所安盛赞有佳：“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宇文所安所著《中国文论》，是西方汉学界很重要的著作，里面对很多中国经典段落都进行了英文翻译，讲述其中深意。作为一个西方汉学家他强调文化间的交流和学习，如果一定把持强调“文化遗产”，强调“外人”的不可理解本民族文化，这种态度是有害的。他提出人文教育的重要，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大有益处，还说明“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学习是从文学开始的；在中世纪英国训练官员也是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