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的思考

摘 要：本文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权安排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改进的方向。

关键词：所有权 剩余控制权 剩余索取权

一、中国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演变

1.所有权的演变。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经历了放权让利、利税分流、两权分离、承包租赁等一系列的尝试，后来又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实行股份制，基本上是沿着“股东利益至上”的逻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过分突出了政府（所有者代表）在企业中的权益，忽视了经营者、生产者和债权人等其他企业契约参与者在企业中的权益和作用，其后果是：一方面，一旦政府强化所有权约束，便强化政企不分现象，一旦放松约束，就会出现经营者剩余控制权的滥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致使国有企业陷入“管”也难，不“管”也难得两难困境。

2.全民所有制产权制度安排下的委托—关系。在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如果由全民来行使生产资源的所有者职能，也就是说，采取集体行动投票解决，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显然能更好的体现全民的意愿并且是可行的，但是也存在因为个体份额小会出现个体之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事实上，会出现集体决策成本，而且这种集体决策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从而使集体决策公有财产的使用变为不可行，也就是说，每个初始委托人均不能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因此，由国家来全民行使公有产权就成为必然选择。

二、国有企业所有权安排

现代企业不能仅限于出资者利润最大化，应同时考虑其他企业契约要素提供者，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散对称分布于企业契约要素提供者之中。因此，国有企业要优化所有权安排，就是要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生产人员等其他企业契约参与者和作为出资者的全民一起成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三者共同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共同决策并分享剩余。

1.各级人的行为。对于国有企业的初始委托人来说，因为不是剩余的直接索取者，所以缺乏对国有的监督积极性，同时因为集体决策的不可行也没有任何的剩余控制权。国有企业在委托关系上成为“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企业，对于国有企业最终人来说，处于“非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缺位”状态，这样，政府就取得了当然人，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就是委托人。在这种委托关系下，作为国有企业人的政府官员就自然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他们却没有剩余索取权。具体表现为剩余控制权由等级规则界定，与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及受控资产的经营效率并不直接相关，行政人努力的程度与其报酬无关。这样的行政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因为缺乏约束其动机会导致行为的发生，当存在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时，就不排除作为国有企业监督者的政府人利用手中的“廉价投票权”为自己谋利，或者与同是政府官员，同样没有剩余索取权的下级人合谋共同瓜分国有资产。他们根本没有积极性为国有企业挑选合格的经营者反而会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同样，他们也没有积极性监督经营者的行为，因为不能通过该行为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

2.经营者的行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是像现代企业的初衷那样是通过出资者依据经营才能选择，而是通过行政人的行政考核来选择。这样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行政组织、企业组织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双重博弈关系，即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行政组织的重复性博弈、国有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组织的一次性博弈。这种双重博弈关系下行政组织将成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业组织是弱激励的主体。这样，国有企业经营者将主要考虑行政组织的行政目标而忽视现代企业的效率最大化目标。行政组织凌驾于企业组织之上与国有企业经营者发生关系，这样经营者的选择不用考虑企业效率，而只要考虑行政组织的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显然在这种所有权安排下，进入企业契约的经营者是否缺乏经营才能的，这必将导致企业效率的损失。在所有权由企业契约参与者共享安排下行政组织则通过企业组织与国有企业经营者发生关系。在经营者选择问题上企业契约的其他参与者将一定程度的矫正政府人的行为。在这种所有权安排下，行政组织的强激励主体地位将让位于企业组织，对经营者行为将进行矫正，使其与企业效率目标相一致，抑制其机会主义主义动机。企业契约参与者共享企业所有权机制，这能够有效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入。

3.国有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缺点。企业所有权安排直接决定了各要素提供者在企业中的行为特征。改变企业所有权安排，将最终改变企业各要素提供者的行为。国有企业优化所有权安排后，能够校正国有企业各契约参与者的行为，使其与企业效率最大化保持一致，由此将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经营者和生产者等其他企业契约参与者相互监督并自我约束，同时也对一级人政府实行监督，这样就解决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难题，而国有产权主体则可以搭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便车”。这些监督者是企业的“内部人”，他们比国家人更了解企业的信息，具有信息优势，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这种监督不仅节约监督费用，而且更有效率。因此，在这样的所有权安排下，国有企业将大大减少来自政府的政治性目标的干预，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主要的剩余控制权，这样能使他们在企业里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因为他们分享了部分剩余，大大减少了其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因为政府干预的减少，也就是说经营者剩余控制权增大，意味着经营者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将主要体现为企业的效率信息，这样也减少了其机会主义动机。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高等院校经济学教材.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王国顺，周勇，唐捷.交易、治理与效率.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科斯.企业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