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加坡行政价值观之比较

【摘要】新加坡和中国同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坚持公平原则、强调廉洁勤政等方面两国的行政价值观具有相同之处。同时，两国的行政价值观在指导思想、推行方式、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吸收新加坡行政价值观的合理之处，坚持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制相结合，不断完善中国的行政价值观。

【关键词】新加坡 行政价值观 公平 廉洁

行政价值观，是人们对行政主体、行政客体、行政主客体关系和行政实践的评价和看法，是对行政行为有指导性影响的心理因素。新加坡和中国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行政价值具有相同之处。同时，由于历史发展状况与所处国际环境的不同，两国的行政价值观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新加坡和中国行政价值观的相同之处

行政价值观是由系统的行政文化决定的。行政文化是指人们关于行政系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价值观念所影响或决定的行政组织及其成员所普遍具有和遵循的行为模式。同时，行政价值观作为一种行政范畴的社会意识，有其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趋势。新加坡和中国在行政价值观方面的相同之处在于：

坚持公平原则。无论是在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在全面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解决公平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愈加迫切，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公平这一行政价值观出发，适时地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重要思想，成为中国政府运行的指导思想和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分配制度方面，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在财税方面，全面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民、农业的补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并调整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遏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在教育方面，全面取消城乡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所有适龄儿童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教育资源。

新加坡对公正原则的坚持主要体现在其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上，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教育计划等。一定意义上讲，由于这些保障制度的实施，新加坡在缩小贫富差距、化解国内矛盾等方面表现突出，民众的幸福指数也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强调廉洁勤政。廉洁是新加坡行政价值观的首要内容。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后，反一直是新加坡立党执政的重中之重。除了开展大规模的反腐倡廉活动，新加坡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如1960年的《防止贪污法令》，1989年的《不明财务充公法令》以及后来的《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规范。例如，规定公务员不能出入娱乐场所，未经批准不能接受宴请，不能接受有商业价值的礼品，个人借款数额不能超出本人三个月工资总额，等等。这些反腐败举措取得了重大成效，根据“透明国际机构”近十年的调查报告，新加坡的廉政指数一直位居亚洲地区榜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名列前五。

民主革命时期，针对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兴亡“周期律”，认为实行“民主”也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以跳出“周期律”。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廉洁勤政的行政价值观，并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一些行业领域的贪腐之风开始侵入党内，侵蚀着党的肌体。因此，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显得十分重要。

新加坡和中国的行政价值观的不同之处

由于历史原因和国际环境的不同，新加坡和中国的行政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指导思想不同。由于国家性质的原因，新加坡行政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理念，与这种理念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和执行体系，在此指导下的行政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精英政治和多元价值理念。首先，精英政治是新加坡行政价值观的一大特色。传统的儒家文化主张“贤人政治”，希望依靠精英的能力和品德来治理国家。新加坡政府则将这种传统理念与现代政治、行政理论结合起来，推行精英治理的政府思想。其次，多元的价值理念。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为增强国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不同种族和不同的人都能接受的五种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行政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突出地体现为人民性和核心价值观。首先，人民性是指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政府的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最早提出了“人民性”的行政价值体现。其次是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崇高的行政理想必然要求行政行为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实现体系和价值实现标准，具体表现为一个执政党、一种执政理念。即是说，中国的行政价值观是一维的核心价值观。

推行方式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儒家教育占传统教育的主体地位，这种行政文化环境使得新加坡更多地运用伦理道德规范推行行政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提倡传统教育；二是为公民的道德养成营造制度环境。比如养老保障制度规定，年满55岁的公积金会员在其退休账户中保留一定数额的最低存款，就可提取公积金存款。政府还充分考虑到东方人的孝文化，将家庭养老保险引入养老保险制度中，规定公积金会员可以自愿填补父母或配偶的退休户头。相比之下，中国行政价值观的推行更多地依靠政治理想的激励以及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受制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中国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等政治理想推行行政价值观。当然，中国政府也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努力从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两方面约束行政行为，推行行政价值观。

发展阶段不同。新加坡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保障行政价值观的推行。例如在住房保障制度方面，推行“政府祖屋”制度，其售价由政府根据当下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确定，并不依据成本来定价，由此产生的损失，经过政府核准后以年为单位从政府财政中给予补贴。此外，政府还实行“公共住屋计划”，根据家庭的收入水平，对公有住宅进行合理配售，严格规定购房人的申购条件、购买程序和住宅补贴的标准。这些政策和保障制度的实施，使新加坡几乎不存在穷人和流浪人员，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难以投入充足的财力、物力保障行政价值观的实践。现阶段中国政府更关注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事实上，如果从实现行政理想的角度看，中国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目标，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行政价值观的实践。

新加坡行政价值观启示

新加坡的行政价值观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我们应该在吸收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政府的行政价值观，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坚持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制相结合。尽管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相对健全，但行政伦理在其行政价值观的实践中扮演了更为突出的角色。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行政价值观的实践。在中国实践行政价值观，应该坚持行政法制与行政伦理相结合，特别是加强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修养教育。在坚持基层法制不断完善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基层公务员在行政人格方面存在欠缺，只有在“法治”以外加强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才能使基层政府更好地实践行政价值观，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事实上，行政伦理制度也是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建立起自己的行政伦理制度，才能建立自己的行政文化，才能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价值观。

坚持行政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原则。古今中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行政价值观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这就要求在行政价值观建设中，既要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行政价值观遗产，也要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在当代，中国应该坚持的行政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有很多，这些原则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愈发显示出正确性，例如廉洁原则、公正原则。不管是明代酷刑对腐败的惩罚、新加坡的鞭刑，还是中国共产党对腐败的深恶痛绝，都体现出行政价值观的这些基本原则。此外，我们也要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行政价值观，学习借鉴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对待传统的儒家文化，坚持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行政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通过与新加坡行政价值观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行政价值观建设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我们有必要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完善和创新我国的行政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符合行政发展趋势的行政核心价值体系。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