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目前中国城市中众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服务业工作大多由农民工完成,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农民工城市化就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变成市民、让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农民工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关系到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是社会稳定、公平和持续发展等诸多目标实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是中国未来30年新的发展引擎。本文以武汉市为例,深入研究当前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农民工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确定

农民工城市化除了受户籍、用工、社会福利等体制和政策因素之外,与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家庭决策模式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本文将从人力资本、家庭决策因素和社会关系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1、人力资本因素

Zhao(2001)、De Brauw(2002)和鲜祖德(2001)等的研究表明教育和年龄等人力资本因素在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Piore(1970)、Fields(1975)、Maloney(1997)等都认为城市非正规市场是吸收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场所。非正规部门往往又是劳动密集型、体力型的、易于培训的,对劳动力的年龄和体能要求较高,因而越是年轻、体力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找到工作的概率就越大,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人力资本的再提高和物质积累的能力也更强,因此认为其城市化的可能性更大。另外,性别因素在城市化方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也属于人力资本方面的因素。本文用 edu 表示教育程度,age 表示年龄,sex 表示性别,将这三个因素纳入模型中。

2、家庭决策因素

由于目前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并没有把农民工纳入考虑,包括子女的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和户籍制度等等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中都受到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农民工单靠自己在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收入也很难维持其一个家庭脱离土地之后的家庭生活费用。这样,农村家庭和承包的土地就被看作是农民工规避风险的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的城乡收入差距足够大,还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农民工的城市化倾向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前人的研究文献和本次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家庭决策。本文用 din 表示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mar 表示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把这两个因素纳入模型中。

3、社会关系因素

农民工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社会网络资本在寻找住房、获取工作信息以及适应城市生活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两个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进城务工的距离,其次是进城务工的费用。如果迁出地相对于迁入地比较近,那么在信息、语言、生活适应等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进城时间对于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进城时间越长,其对城市的了解程度也就越高,学到的技能越多,其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发达,找到更好工作的概率越大,在城市中稳定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本文用 dis 来表示迁移距离,tim来表示进城时间,将这两个因素也归入模型中。

(二)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综上所述,本文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受教育程度(edu),年龄(age)、性别(sex)、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din)、农民工的婚姻状况(mar)、迁移距离(dis)、进城时间(tim),并由此构建以下农民工城市化模型:

Urban=f(edu,age,sex,din,mar,dis,tim)

2、基本情况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个体随机抽样的方式,针对武汉市区及周边郊区的农民工,进行了有关进城动因、农村与城市的收入情况对比及基本生活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383 份。本次接受调查的男性劳动力993人,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 71.80%;女性劳动力 390人,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 28.20%。男女比例为 2.55:1。在婚姻状况方面,男性未婚与已婚人数比为:0.8483,女性的这一比例为:1.223。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领域非常有限,仅局限于建筑和服务,在这两个行业就业的比例达99%。农民工受教育年限集中分布在初中水平,男性占比为62%,女性占比为38%。从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角度看,不同性别在是否接受过培训上的差异并不明显,比例基本相同,然而二者在接受培训的时间上却有很显著的区别,女性接受培训的平均时间为 3.39 月,而男性受培训的时间为 7.63 月,二者相差一倍有余。这种差别与不同性别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领域有一定的相关性。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在农村中的收入与在城市的务工收入差别都相当大,其中女性在农村的收入平均为每年3633元,男性为4720元,在城市务工的收入女性为7343元,男性为9837元,城乡收入均相差了一倍有余。在寻找工作的途径方面,不同性别的差异并不显著,70%以上男女农民工都是通过老乡帮助找到工作的。

3、计量模型结果

本文通过建立三个逐次包含的模型来进行评估,分别考察人力资本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关系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单独作用,并进行对比分析。模型1包含人力资本因素(edu、age、sex),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因素(din、mar),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关系因素(dis、tim)。教育程度(edu)设置为哑元变量,其中参照组为“未受教育(C)”,其他五组为“小学(D1)”,“初中(D2)”,“高中或中专(D3)”,“大专(D4)”,“本科及以上(D5)”;年龄(age)用每个个体的实际年龄表示;性别(sex)变量也用虚拟变量表示,其中男性表示为“0”,女性表示为“1”;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din)用实际数额表示;农民工的婚姻状况(mar)用虚拟变量表示,未婚表示为“0”,已婚表示为“1”;迁移距离(dis)变量,以“回家一趟单程需要多少路费”来衡量;进城时间(tim)用个体进城打工的时间来衡量。本文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中常用的 Logit 模型来进行分析,其中选择有城市化倾向为“1”,选择无城市化倾向即将来回到农村为“0”,并对斜率系数进行一定的解释。

统计结果表明:教育(edu)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未受教育(C)”的影响始终显著为负,“高中或中专(D3)”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1.631347,1.850632,2.030101),“大专(D4)”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系数为2.399628,1.833527,2.139642),“本科及以上(D5)”的影响也始终显著为正(系数为2.607237,3.202243,42.29751),可见在受到包括高中或中专以上教育的农民工中城市化倾向是很明显的。“小学(D1)”表现出负效应, “初中(D2)”表现出正效应,且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年龄(age)的影响除了在模型 1 中表现出显著为负的效应(系数为-0.301010),在模型 2、3 中均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014145,-0.009390),其作用方向也变得模糊。性别(sex)的影响在模型 1、2、3 中均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1.420843,-1.655869,-1.540176), 表现出女性比男性城市化倾向更明显。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 (din)的影响在模型 2、3中均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2.000219,1.000207),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 (din)的影响回归系数都很大,说明这一项对农民工城市化的作用明显。农民工的婚姻状况(mar)在模型2、3中均显著为负(系数为-1.907735,-1.932982),说明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城市化是有很大的影响。用来间接衡量离城交通距离的回家一趟单程需要多少路费(din)在模型 3 中显著为负(系数为-0.000989),回归系数接近于零,说明交通距离对农民工城市化的作用极其有限。进城时间(tim)在模型 3 中显著为正(系数为0.194096),说明进城时间对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较大。

模型1的H-L Statistic为13.3084,Prob. Chi-Sq(8)为0.1017;模型2的H-LStatistic为7.4550,Prob.Chi-Sq(8)为0.4884;模型3的H-L Statistic为10.6648,Prob.Chi-Sq(8)为0.2217。可见模型 1、2、3 的分组情况都是较好的,且模型的预测效果与相应的零模型相比也是越来越有提高的,说明模型分组越来越准确。H-L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与实际值的拟合程度是相当高的,可以认为模型拟合是充分的。

二、政策建议

从以上计量模型结果分析,初步推出以下结论:农民工教育水平越高,其城市化倾向越明显;农民工的年龄对其城市影响不大;女性比男性城市化更明显;农民工城市化倾向与城乡收入差距显示出正的相关性,且影响较大;迁移距离对农民工城市化影响很小;农民工进城时间的长短对其城市化行为影响较大,进城时间越长,他们越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由此,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以提高中国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水平;只有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才能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才能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才能增强农民进城就业后自我维权的能力,才能不断为城市输送文明合格的新市民,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