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冀州商帮在京津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

摘 要：京津两地五金行、书业、钱业、银号、文具行、皮货业等多由冀州人经营，遂成冀州商帮。该帮在加快京津城市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促进慈善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冀州商帮充当着京津冀三地有机地联系的桥梁。此研究或许可为当下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近代化；冀州商帮；京津；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39-03

“商”在近代是个涵盖极广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即工商皆为商[1]。商帮是指某客籍商人以地缘为主，以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组成的商人群体。冀州人以善于经商著称，足迹遍华夏，尤以近代旅居京津的冀州商人为多，遂形成冀州商帮。冀州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县，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五县商人。

冀州商帮从事的主要行业颇多，北京冀州帮主要从事五金业、铜铁锡品业、书业、古玩业、老羊皮货业、细皮毛业、新旧木器业、布业等行业；天津冀州帮则多从事五金业、皮货业、磁业、绳麻业、玻璃镜业、南纸书业等行业。如此多的行业由冀州人经营或操纵，足以称为一帮，该帮在京津城市近代化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此进行细致研究希为当下冀州商人在各地的发展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加快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

冀州商帮所主导的某些行业引领着京津两地的商业潮流，有力地推动着二地商业的近代化进程。如冀州帮在京津所营颇多的五金行，属于经营进口洋货商品的新兴行业，不仅使市民传统的日常器具得以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到其他一些行业，如建筑营造业、交通运输业、小手工业以至农村小生产者的发展”，对“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是不无影响的。”[2]同时，面对激烈地市场竞争，冀州人在经营设备、售货技术上，广泛使用电报电话，并重视广告宣传，这无疑推动了当地电信与广告业的发展 [3]。他如北京冀州帮除经营旧书外，有的还经营新内容、新版式之书刊，全聚德、冀州焖饼、冀州驴肉等皆为京津民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文化与饮食消费服务。

天津由于是沿海新兴商埠，工商业发展并重，其中有许多冀州人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如“金鸡牌鞋油”的创立者冀县傅秀山[4]，宏中酱油厂的创办人冀县李惠南[5]，同升和鞋帽店经理衡水李溪涛[6]，天津市磁业公会主席衡水徐梦九[7]，南纸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枣强藏殿宸，绳麻业同业公会主席武邑骆步同，棉业公会主席武邑张秀峰[8]等都属冀州商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冀州帮所设工厂还属于天津及至华北之首创。如冀县人史东初早在1909年就在天津创立了中成搪瓷厂，这是中国北方第—家独资经营的搪瓷厂。1912年他又在天津创办中昌香皂印刷制罐厂，这是全国第一家香皂厂[9]。又如玻璃砂制造业，冀县徐彩臣“于民元年将旧玻瓈料器等及螺壳和而碎之，作为细砂试用之有效，遂在津市开设双和盛玻璃砂工厂。”[7]这些冀州商人的创举开了天津搪瓷、香皂、玻璃砂制造业之先河，其对天津工业近代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冀州帮充当了京津冀某些行业进行密切联系的纽带。以京津五金行为例，北京最著名的要属“万”字号，天津最著名的是“三泰”（万丰泰、三益泰、万庆泰），它们之间多为联号关系。北京众多冀州帮的“万”字号商铺要靠天津联号负责到日本或上海进货、退货、处理进货过程的纠纷、提供五金商品的各种前沿信息等；而天津联号则需要北京方面提供资金与管理人员等。并且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主席邸占江，与天津五金同业公会主席邸玉堂是叔侄关系[10]，这为京津五金业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南宫人邢赞亭不仅在天津创办了生生工厂、丽丽工厂与生生银号，还在北京开设永兴洋纸行[11]，创建了首家啤洒厂、北京市信诚银行等[12]。当然，像旧书业、皮毛业等也有诸多类似情况。这表明是冀州帮中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某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把京津两地某些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京津两地工商业的联系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为商请命，维护商民权益，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

随着重商政策的施行与商人地位的提高，近代商人的参政意识渐渐增强，他们逾越“在商言商”的传统，出现了“在商亦言政”的新气象[13]。受此影响，冀州商帮控制的主要行业公会遂积极参与商会为商请命活动，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冀州人占多数的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作为新兴行业的代表，积极融入争取政治发言权，维护同业甚至是全市商民利益之列。1927年4月五金业联合杂货、火柴、造纸、煤油各业代表二十余人，要求总商会派员往徐州谒褚玉璞请愿，要求取消特种物品用户捐改归省办的指令[14]。①这不仅表明五金公会对政府乱收苛捐行径所持的严正立场，且也说明该会已融入到与其他行业公会联合争取政治发言权的行动之中。更有甚者，冀州人主导的行业还与他业进行密切联合，共同对国都南迁与崇文门税关害商表示抗议，参加集体向当局最高统治者的请愿活动。此活动共有87个行业参加，其中包括五金行代表10人，老羊皮行10人，细毛皮行20人，新旧木器行5人，铜铁锡行5人，古玩行5人，天津造胰公司1人等[15]，这不仅说明冀州帮主导的这些行业热心于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活动，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在此种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天津，绸缎业商民“因年来受特殊影响，入口货巨量倾销，致纯营国货绸缎之商等大受打击，势难与布纱呢绒处一会”，1937年庆利恒缎庄总经理雷廉臣（冀县人）等遂带领同业呈请社会局“准予另组绸缎业同业公会”[16]。此等冀州帮带领同业争取合法权益之举，不仅利于本业之发展，也利于天津同业公会组织之建设。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讲，冀州帮在京津的类似活动，是“出于商人自身利益的主动性政治表达”[17]，有利于当地商民权益的维护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

三、促进慈善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冀州商帮还带领本行业会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例如，鉴于“京师洋车夫在烈日之下，挥汗如雨，情极可悯”，1927年7月以冀州人为主体的五金同业公会组织会员商铺积极参与总商会组织的卫生救急等公益活动。此次公益活动在全城设茶缸68处，供酷暑中的路人免费饮用，五金行公会担任四处；总商会公推救护干事32人，共30行，五金行郝泽民、高式卿二人入选；各行举出救护自行车队队员38人，属于11个行业，五金行有两人入选[18]。② 以上数据表明五金业虽是个小行业，但在此等公益活动中却担任重要角色。再如琉璃厂来熏阁书店经理陈济川，南宫人，作为书业公会主席1937年代募龙泉寺孤儿院捐款12.8元，为北京市商会临时救济会及南城粥厂各募集捐款40元，并劝导各会员捐助难民棉衣棉被等慈善义举[19]。此外，五金、古玩、细皮毛、老羊皮货、新旧木器等业亦捐款给河北救济会[20]。由于这些行业冀州商人较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冀州帮的善举对北京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天津，中国北方第一家搪瓷厂的创办人史东初乐善好施，自费在金家窑办了一所“东初小学”，每到冬天，就开粥厂舍粥[9]。当然，以冀州人为主的上述同业公会或个人的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从另一角度讲，也无形中为政府分了忧、解了围，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四、促进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冀州商帮在京津的发展壮大，在促进两地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冀州人在京津经营古旧书业的较多，涌现出了孙殿起、雷梦水、郭纪森、吴希贤等国内外知名的古籍专家，他们在漫长的贩书生涯中，历经几代经营、抢救、收藏、贩买了大批古籍，为保存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如通学斋书店曾于1934年出版冀县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1936年出版孙耀卿《贩书偶记》二十卷。这对钩沉、抢救、流通古籍，起了桥梁作用，为发扬祖国文化传统，为学术研究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21]。

在天津，为培育中国的科技人员，李惠南竭尽自己所能，从1928年以后在天津河北省工业学院和河北省水产学院两校同时任教，讲授《酿造化学》，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培育了不少有用人材[22]。以枣强人邸玉堂为公会主席的天津五金业为“发达业务，造就人材起见，特组设五金补习学校”，他认为“五金业发达则实业自必进步，工艺日趋发达，关于国利民生，俾益良多。”[8]这种办职业教育的尝试，不仅利于促进天津五金业的进一步发展，且也影响着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总之，冀州商帮不仅在为商请命，积极联合他业与政府抗争的一系列博弈中，对于维护商民权益，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还在促进慈善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贡献颇大。当然，最重要的是该帮在加快京津城市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方面的巨大功绩，体现了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创新的精神。冀州商帮借助京津优越的地理与政治优势使自己发展起来，同时也为京津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京津两地冀州商帮的崛起,北京冀州商帮向天津的移动,都使京津冀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共同推动京津冀城市化进程的合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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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总商会将请蠲免车捐一个月,昨天开第二次卫生救急会[N].世界日报,1927-07-27.

[19] 北京市档案馆.图书业会员名册、报告、异动及营业申报会员登记(档号87-46-5)[Z],1937:7.

[20]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特别市社会局关于去年冬赈团体设立粥厂成绩优良应颁发匾额,今年仍在先农坛设粥厂等的指令及市商会给河北省救济会,开封佛教会永年分会修佛堂募捐的复函等(档号J71-1-155)[Z],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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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惠南传略[G]//中国人民政协河北省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冀县文史:第2辑,1987:30.

[23] 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