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法律人

法治和人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的共性在于，两种社会治理模式都需要有人的参与。没有法律执业者这个群体对于法律相关价值的效忠，法治是很难运作的。

法治和人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的共性在于，两种社会治理模式都需要有人的参与。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执业者处于法治的核心地带。没有这个群体对于法律相关价值的效忠，法治是很难运作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我国古代思想家也历来强调执法者的素质对保证法律的正确执行的重要性，如荀子曾经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只有熟悉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并严格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可见，法治的实践也离不开人的作用。

然而，中国古代确实缺少独立的法律人职业，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科学和法学家群体。中国确实缺乏独立的法律人，因为我国古代行政和司法不分，行政官员主导了整个司法，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讼师职业，但其并未形成真正的法律人群体。法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在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我们需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庞大的法律人群体，这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量。

法律人应该是立法的积极参与者，是科学立法的献言献策者。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法学理论工作者为社会所应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立法的科学化、体系化作出理论上的贡献。艾伦・沃森曾言：“在法典化的前夜，民法法系里的英雄人物是法学家，而非法官。”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的学说构成了罗马法的重要内容，例如，《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几乎都是由法学家的著述所构成的。在我国，虽然我们不主张完全实行专家立法，但法学家参与立法应当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重要体现，因为现代社会纷繁复杂，法律规则也日益精细化、专业化，每一部法律都应当有理论的支撑，这样才能保证其科学性，如果缺乏法学家的参与，将难以实现立法的科学化。

法律人应当是公正司法的参与者，是法律的捍卫者和实践者。在现代社会，法律形成和运用本身就是一个日益专业化的过程。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决定了法律制度和法律适用方法的复杂性。此种复杂性就决定了，人民大众的法律认知和运用活动需要专业法律人士的辅助，以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司法的专业化是国家权力分工合作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社会，法官不仅实际操作法律机器，而且保障着社会机制的有效运作，而整个社会的法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法院依法裁判体现了司法的规范性特征，柯克曾经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法律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人们生活的行为规则，法律部门越来越细化，法律知识越来越庞杂，对此种知识和规则的掌握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学习，这也是社会分工产生的必然结果。法律人应当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构成的，他们常常被称为是推动法治建设的“三驾马车”，这些人应当具有相同的理念，接受相同的训练，掌握相同的技巧，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法律人的共同体，护佑法治之舟的平稳航行。所以，现代社会法律日益复杂多元化，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没有一支精良的、专业化的队伍，是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的。而司法者如能具备良好的执法素质，即使法律存在着漏洞，也能够由司法者作出恰当的填补，从而保证法律的价值充分实现。没有专业化的法律队伍，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的要求就难以实现。

法律人应当是依法行政的实施者、法治政府的建设者。在行政权行使的过程中，法律人应当始终秉承法律的理念，运用法治的方法从事各项工作，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法，就是要严格讲规则、讲程序，按制度办事，将公权力的运行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为此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品行和道德，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知法、懂法的执法队伍。只有依靠他们的严格执法行为，才能保障公权力依法行使，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公权力的侵害。

法律人应当是民众遵守法律规定的表率。法律人对法律的坚守与信仰，必将弘扬法律精神，构建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推进法治，必须有一大批道德品行优良、专业技术精湛的法律人。首先，一个法律人应当具有对法治的理想和信念，从内心深处崇尚民主和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次，法律人要以自己的廉洁奉公、忠于法律、严格执法、维护正义的行为，真正践行法治的理想，法律人必须要为法治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和举动，这样才能够为民众信仰法律作出表率，才能坚定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树立对法治的信心。

中国法治建设呼唤一大批法律人。法律人是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践行者和建设者。法律人队伍越强大，法治建设的进程就越快，中国的法治事业也就会变得兴旺发达。（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