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失衡”了吗

当前经济过热否？通货紧缩还在加重吗？票子发的过多了？货币政策当局收紧口袋合适吗？积极财政政策该撤了吧？围绕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经济学家各抒己见，甚至打起口水战。有人说，十个经济学家就有十一种高见，何况眼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指标扑朔迷离。好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各方观点都摆出来了，也好有个比较。

通胀？通缩？还是增长良好？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

当前主要防过热

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与经济过热。

1至3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31.6％，而到6月底是32.8％。这不禁让人想到1992至1993年投资增长30％以上的情况。

投资快速增长有以下原因：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使得企业效率提高、投资机会增加；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政策，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大；加入WTO之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机遇，外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度增加；过去几年投资增长较慢，设备更新的周期也要求企业开始追加投资，使现在的高涨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在所有这些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市场上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已经产生，投资的高涨随之而来，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几年投资不足、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但由此也产生了过热的苗头，如果不及时加以抑制，就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过热。

经济过热苗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资料瓶颈”的出现和价格的上涨。如果投资高涨的局面持续下去，“生产资料瓶颈”的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最终体现到消费品价格中去，导致通货膨胀。

8％至9％之间的增长率是比较理想的，没有通货紧缩，也不会有高额通货膨胀。而今年如果没有非典的影响，全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达到10％以上，这种过热的苗头显然值得我们警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李扬：

通缩远未结束

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仍然来自通货紧缩，继续坚持扩大内需依然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价格水平还没有出现普遍上涨趋势。今年头6个月的物价总水平上升，主要由“非典”由伊拉克战争带动，均属外部冲击，不具有可持续性。 IMF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存在统计误差，CPI物价指数增长低于1％，可能表明真实的物价水平已经在下跌。而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尽管从今年1月份以来就开始上涨，但是涨幅一直低于1％。

从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来看，带动CPI上涨的主要是蔬菜价格，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一直在下跌。目前蔬菜价格也已经回落。除食品以外的其他七类消费品中，除了住房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有轻微上涨，其余五类消费品价格都不同程度的下降。

零售物价指数在3月和4月份的轻微上涨，也是因为蔬菜、金银珠宝等少数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带来的，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一直在下降。可见，中国并没有出现物价普遍上涨的趋势，通货紧缩还远没有结束。

第二，宏观经济供过于求的基本态势未能有效改变。去年下半年以来，投资需求的迅猛增长是导致价格回升的主要因素。但是，目前的投资增长，有一些来自前几年受到国家政策不当约束较多的部门，如汽车、房地产、电力、煤炭、钢铁、水泥领域等；另一些则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如城市改造、路桥建设、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开发等。这些因素所导致的投资扩张同样不具有可持续性。

再看进出口。今年贸易顺差减少，一方面会减弱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另一方面，它要求国内需求有更大的扩张来弥补有效需求的降低，这显然并不容易。最令人担忧的是就业领域问题。

第三，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而市场利率的下降趋势则反映出资金过剩的总体态势。通常用货币流动性指标来衡量货币供应对经济的刺激程度。2002年3月到12月间，这一指标曾经出现短暂的增长，最高达到0.381，今年以来又呈连续下降趋势，4月已降到0.37，同2002年3月的水平持平。

今年以来贷款增长速度提高，一方面是因为最近两年来，监管当局更多地强调了支持经济增长，逐渐弱化了防范风险的内容，更多强调了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的重要性。而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既可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又可增加当期利润，还能够大大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从而为上市创造条件，堪称“一石三鸟”的良策。但是，商业银行不审慎的放贷行为可能累积更大的金融风险，不久就会回到谨慎经营的道路上来，监管当局也会重新重视对风险的防范。

利率的走势也不支持经济过热的判断。去年末以来，我国最具市场化的利率指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回购利率都在波动中趋降。这表明，资金供应过多的局面依然持续。

第四，全球经济存在通货紧缩压力。IMF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日趋严重。而中国是一个对外依存度相当高的国家，在全球通货紧缩的条件下，中国的物价即便有上涨趋势，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

通货紧缩还可能加重

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回到负数的可能性不大。实际消费要比统计数据好，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很高，其中不少是消费，比如住房。但通货紧缩是否回归，则取决于官方的政策。货币供应过快只是造成通胀的相关因素之一，如果央行收缩信贷，并采用其他4项政策，即提高汇率、减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资优惠、减少财政赤字，那中国就不是什么通胀不通胀的问题，而是将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刘世锦:

不大可能出现大的通货膨胀

相对于新的高增长产业的长周期增长潜力，已有的增长只是初步的，增长的势头尚不稳固。目前经济增长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基础性变化，使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货膨胀重现的基础大大削弱了。从这一轮增长中的几个“龙头”产业看，价格基本是稳定或下降的。总体上看，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全局性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效应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必须警惕局部领域出现的较严重泡沫。这些泡沫的出现，往往并非源于纯粹的市场力量，而是与不当的行政干预相关。例如“圈地”活动促使的土地价格上升，并转化为房价上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张立群：

经济增长良好

从以下几个方面看，认识宏观经济的思路和观念可能需要改变，不要一热就着急。第一，新一轮的增长势头强劲，但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升级的特点非常鲜明。现在最热的是车和房，都是消费指向的结果。第二，从整个增长机制来看，市场导向特征明显，汽车在需求很快的情况下价格仍下降，厂商面临竞争的考验。第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中国现在离充分就业差得很远，一亿多人没有实现就业，60％多的人在农村居住。潜在的增长率可能高于以往的8%，目前这种增长应该说就是一种波动比较小，相对比较高水平的增长。

失衡?失衡！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

沿海和内地发展更加不平衡

沿海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入世以后，沿海集中利用国内外资源的优势更加明显，与内地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当前经济加速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加速。目前沿海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已超过60%，比1990年提高5个多百分点。工业增加值1990年沿海占全国的比重为62.73%，“九五”以来则迅速上升，到2000年上升到67.74%，今年一季度则突破了70%。而西部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自“九五”一路下跌到2002年的16.9%，西部开发也没有止住这种跌势。

沿海进一步主导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外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导向性作用进一步强化。2002年全国出口超过了英国，跃居全球第五位。其中沿海出口占91.62%，整个中西部地区仅占8%多一点。外资的情况也相似，2001年沿海地区实际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86.88%。而西部获得外资的比重小且逐年下降，2001年为4.0%，2002年为3.8%。

沿海主导经济的强化，意味着中西部的进一步边缘化，意味着东西部差距的继续扩大，也意味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的主要问题是城乡差距，越是西部落后地区，城乡差距就越大。1999年，东部城乡差距趋于缩小，为2.159倍，而西部扩大到了3.47倍。沿海主导经济的强化，还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进一步加深。2002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50.14%。

中国社科院数量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

二、三产业发展更加不平衡

严重的产业结构恶化出现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从1993年开始的经济软着陆，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点，就是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互相收敛，到了1996、1997年整体经济情况比较良好。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不得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就又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拉开了。截至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是10％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只有5％。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结果是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范建平：

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更加不平衡

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消费和投资失衡，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今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更加严重。

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国内需求由1997年的96.2%扩大到2002年的98.0%，表明扩大内需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国内需求中，投资需求（资本形成总额）受政府投资的诱导不断扩张，投资率2002年上升到39.6%，为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最终消费率）由2000年的61.1%下降到2002年的58.4%。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看，投资需求的贡献率近五年中不断上升，由1997年的24.23%上升到2002年的54.53%，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则由1997年的54.47%下降为2002年的45.19%。

其实，中国政府消费率基本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1998年以来政府消费率更是稳步上升，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1年的13.2%。许多地方政府近年来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大规模出让土地，铺张浪费，大讲排场之风重新蔓延。政府消费率节节攀升现象值得警惕。

相比之下，中国居民消费率大约比低收入国家低11～16个百分点, 比国外居民消费率最低的东亚国家大约低5～9个百分点。据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因此，启动消费需求的重点应当是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连连下降的必然结果。按可比价格计算，1996～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9%；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6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3.79%。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宏观分配结构变动可以看出，劳动者报酬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节节下降，已经由1996年的53.40%下降到2001年的51.45%，降低了2个百分点。同期，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却由12.57%提高到14.08%，提高了1.5个百分点。

为此，必须在节制政府部门消费率继续上升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经济自主增长的最主要支撑点来培育。在投资方面，着力于提高投资效率，使更多的国民财富用于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

就业增长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就业增长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明显下降。1978～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高达0.78；1990～1996年间，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为0.43；1996～2001年该弹性系数下降到仅为0.24。最近两三年，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仅为0.13。根据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信息，今年一季度，有14％的求职劳动力没有找到就业岗位。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新情况，使得就业形势趋向复杂化。

宏观政策怎么调？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

进行微调

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的政策取向，因为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问题都将是需求约束。现阶段的政策取向是进行微调：不抑制出口的增长，但要适当抑制国内投资增长的速度。不再鼓励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扩大投资，多上项目。政府支出的规模可以暂时不变，但适当调整支出结构，可以适当减少“需求乘数”较高的政府投资，增加在公共卫生、农村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钢明：

财政投资应当尽快退出

国债投资重点投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上，同时增大了对农村和西部贫弱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南水北调、石油储备等一大批新的大型建设项目开工，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长期持续的投入，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从当初对付经济下滑的短期措施，演变成了注重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战略。

虽然国债资金在全社会投资资金总额中比重很小，但国债项目使用大量配套资金，实现了数倍于国债资金的投资扩张。1998～2002年，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3.2万亿元，其中国债资金6600亿元，只占20%；国债重点技改投资规模4353亿元，其中国债资金335.4亿元，只占8%。今年上半年，国家预算内投资资金926亿元，可实现超出国债资金4倍的投资规模4630亿元。按国债技改资金占其项目资金总额8%的比例计算，国债技改投资项目可实现相当于国债资金12倍的投资规模。

国债投资项目使用大量配套资金、实现投资规模的倍数扩张，民间投资也加速增长，导致投资总规模扩张过度。在社会民间投资已经活跃起来、财政收支困难较大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当尽快退出。一些国债项目应当停建，一些国债项目可以缓建。很多国债项目可以以重组、分拆、拍卖等多种方式转让给市场投资主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韩朝华：

高度关注新的预算软约束现象

中国这样一个将近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经济速度达到多高是合适的，没有一个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是一个需要尝试的未知数。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谁对投资后果承担责任的问题。

过去的投资过热主要是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非国有的部分越来越大，但投资约束还是没有很好解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当中的干预作用太大。政府追求GDP增长，追求政绩，要推进投资。一个是银行的责任不到位。在政府的控制下，在投资责任很低的条件下，资金纷纷涌向基础建设、房地产和开发区。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拼命想做大，投资铺天盖地，民营企业也不怕贷款，贷款越多，银行就越是不得不支持，其投资风险和收益不成比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也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资金上支持、保护，形成一种新形势下的软预算约束。民营企业和权力紧密结合，共同利用垄断和国营的商业银行融资的机制，来利用国民储蓄，这个用法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这种新的政企不分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戴园晨：

现在就紧缩货币会加重通缩

最近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表态，实际上是对于一个现实并不存在的通货膨胀威胁，预先推卸责任――我没有制造通货膨胀，我提前预警了。是为未来的风车做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斗争。表态的措施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依据的是一个很陈旧的，在通货膨胀时期所适用的货币供应量，是GDP价格上涨指数这样一个公式。按这样一个公式计算，当然是货币供应量过多了。另一个依据是货币供应超过计划。但是之所以超过计划，是因为遇到了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收缩性行动，二个是碰到非典时期消费的大幅度下降。要求财政政策退出，就要扩大民间投资，但是单纯地依靠民间自我积累来扩大投资，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是很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信贷改变就是很大的问题。在这中间过去的老皇历来看待当前的货币政策，我认为是值得探讨的。在消费大幅度下降、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贷款不增加，通货紧缩就会更为严重，商业银行经营就会亏损。

什么叫货币政策的错误？通货膨胀是错误，通货紧缩也是错误。现在就采取紧缩措施，可能加重通货紧缩。央行历来怕通货膨胀，不怕通货币紧缩，所以考核货币政策的指标应该加上通货紧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

货币政策要以结构调整为主

近20年来，国际上货币调控目标已经从货币供应量转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并且由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治理通货紧缩。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过剩。主要办法是加速企业调整和兼并。美国的经验是资产能够迅速做出调整，资本市场存在强大的购并机制，存货合并和资产缩水速度很快。而日本则强调银行与企业的保值，依赖财政政策和零利率政策，结果经济转型慢。应该转变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从调控总量转向结构调整为主。

说到房地产,我想提供以下几点观察：第一，我们不仅要看到房地产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还要看到卖地炒高地价对国际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北京中关村一条街的地价涨得非常快，实际上这地方跟高科技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很多科技企业都搬走了。第二，中国的经济广阔，远比日本和香港大，只要政府长远发展政策不出大的错误，中国在短期内看不到像日本和香港那样，因为土地供给问题造成的地价畸形，中国地价还有相当大的成长。第三，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要防止香港模式，借鉴台湾模式，前者以地产为主，后者以高科技为主。20多年来中国没有大幅度提高科技竞争力，而加速依赖工业发达国家，这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必须加以反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刘世锦：

新一轮增长中政府作用的边界在哪里

政府要把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正确地区分开来。对经济过热和严重的行政性重复建设，采取项目审批、限制产量、关闭企业等措施，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在限制了不负责任的、违规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经济中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泡沫等问题，起因于现行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将政府投资明确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此外的领域原则上不投资。

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展开，国债投资“淡出”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国债的规模可以适度减小，以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较大余地。重要的是国债使用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应以支持增长速度的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深层矛盾，如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减小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为主。

高增长产业例如汽车产业快速增长带来的新问题需要政府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