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中国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张松涛：《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历程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若干思考》.《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1999年.第828-835页.

[2]黎孝先、刘舒年：《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60页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11][12]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32.

[14]程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J].财经研究，2001，（1）.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3篇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肄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8在台湾政治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1986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林毅夫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1990年,他关于1959～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3年还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其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对于当前的“三农”问题,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只有依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对于2008年底以来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林毅夫指出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应对这场危机有三大有利因素,分别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存在资本管制,这为其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四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有财政刺激的空间。由于有以上的良好基础,中国能够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如增加农村投入、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同时,林毅夫还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也有利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可以为解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作出贡献。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关键字；检索；中国；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Z8 文献标识码：A

一、课题分析

该课题属经济学领域一般层次的理论型研究，通常情况下需要首先检索时间跨度为5年左右的文献，再视具体情况回溯5～10年。信息类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

（一）选择检索工具

根据检索课题的学科范围和研究的方向性质，确定需要查找的检索工具如下。

1)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2)万方《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群》

3)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

5)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

（二）确定检索词

首选检索词：中国经济形势（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发展方式（Development Mode）;全球经济形势（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三） 分类途径

从课题分析可知，本课题的学科分类是属于经济学。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可选用分类号S作为大类检索入口。

二、拟定检索式

CNKI检索平台基本检索式：（中国经济形势OR全球经济形势OR通货膨胀）AND(发展方式OR增长方式OR宏观调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式：k=(中国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形势+通货膨胀) ˆ（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宏观调控）；

外文数据库通用检索式：(“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OR “gobal eonomic suation” OR inflation ˆ)AND brakˆ and (development mode OR increasing mode OR “macro-control)。

三、筛选检索结果

根据不同检索系统的语法规则，对上述检索式作适当的调整，并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进行检索，对上述数据库分别进行了检索，并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进行了补充查找；时间跨度均为15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700余篇，现按文献类型部分列举如下.

（一）期刊论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

2.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二）博硕士论文

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2. 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

（三）学术会议论文

1.祖强；梁曙霞。后危机时代加快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A]。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11

2.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四、文献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仍是全国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且我国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达到或者出于领先水平，如：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

但目前类似的研究大多比较狭隘，从检索的结果看，其纵观整个经济运行层面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交错分析较少，因此，此课题——“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以及学术意义显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五、学术论文写作

众所周知，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较困难又比较复杂的一年，是两个问题兼而有之的问题。从困难程度来说，没有2009年那么困难，保增长不是主要任务。复杂程度也没有2010年这么复杂，2010年所谓复杂，是很多问题我们看不清楚，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间会孕育什么风险。在2009年预计2010年的时候，大家说今年的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从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调控政策就出台了。包括限制房价的政策。到了5月份，当时在人民银行开会的时候，很多学者又担心中国也会出现通货紧缩。3月份，又开始发生新变化，美国开始货币放量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就显示出了2010年宏观调控的一些复杂程度。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在总的态势来看对往后经济发展将起着一定的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态势。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要强于预期，且具有一定的韧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和随后的欧盟刺激政策退出的冲击。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势，经济增长将较2010年有所放缓，预测在4%左右。美国经济仍可维持适度增长。欧盟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表明市场信心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继续增长的可能性也较大。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相对暗淡，但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经济又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因而日本经济仍可保持正增长。

其次，国内发展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级政府积极谋化发展，项目储备与准备情况良好。经过多年的准备，目前中西部地区发展已步入快车道，大规模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正在展开。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现有优势产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加快创造出新优势产业。消费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可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运用空间。尽管2010年继续实施了大规模一揽子刺激计划， 2010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仍在1%以内，国债余额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两项指标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其他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这表明，当前财政仍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财政政策运用仍有很大空间。

第四，全球通胀压力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发达国家产出缺口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国内价格水平特别是PPI与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高度相关，明年国际价格的稳定对保持国内价格稳定比较有利。

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实现“四个转变”。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问题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4.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作者简介：崔柏（1972-），男，河北联合大学理学院，实验师，本科；研究方向：图书学与信息学技术

孙毓川（1974-）男，河北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馆员

参 考 文 献

[1] 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8]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2] 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3] 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4] 迟福林。“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和重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5] 吕传廷； 吴超； 严明昆。发展转型与绿色增长——以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研究为例[A]。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2010/06

[6]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5篇

7月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的半年报告，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称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

就在7月，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刊出一篇封面重点论文，题为《中国式增长》，论文的撰写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轻的教授宋铮和他的两位外国同事――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Kjetil Storesletten和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Fabrizio Zjlibotti。

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副两位院长的推荐，本刊对宋铮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政府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

新沪商：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虽然这次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西方国家利用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施压，已经成了惯用招数。你们的研究是从什么方向得出与这相反的结论的?

宋铮：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机构据此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破坏自由贸易，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西方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公然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问题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不仅可能引导贸易政策走向极端，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错误的。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汇率出现偏差的证据，只要让市场决定汇率就可以恢复贸易平衡。

新沪商：这一看似显然的论断其实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

宋铮：虽然中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人民币真实汇率却没有多大波动。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计算，这些年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真实汇率确实被低估，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观测到通货膨胀，因为扭曲的汇率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刺激工资上涨。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胀压力。1997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同期水平大致相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工资的增长显著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收入GDP占比下降了至少5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证据都在质疑汇率操纵及其对于贸易顺差的作用是否真实存在。

最近，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海尔姆特・莱森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价格相对偏低)，是导致诸多学者判断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总结道：“根据回归拟合结果，结合中国收入水平，2008年人民币仅仅被低估了12％。”需要注意的是，在莱森的报告中，12％绝对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他强调，“2008年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的汇率低估程度更为严重”。

总而言之，虽然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真实汇率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升值(通过通货膨胀或者调整名义汇率)，所谓政府对于名义汇率的操纵不可能成为中国二十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巨额贸易顺差从何而来

新沪商：那么你们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究竟从何而来?

宋铮：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名义汇率刚性。让我们先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用“多余”储蓄(即减去国内投资的净储蓄)购买外国资产。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等价于净资本流出，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输出资本。这个从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得到的结论看起来让人感到惊讶和困惑。

宏观数据和企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年间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年均6％的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储蓄非要投资回报率接近于零的美国国债?投资国内市场显然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益。解开这个“谜题”是理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机理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表明，不需要任何汇率操纵，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中国自1992年以来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事实，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资源重组、劳动收入GDP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新沪商：你的理论是什么?

宋铮：我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假设之上。首先，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私营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存在不对称的融资壁垒。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融资却相对困难。

这两个假设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常识”，很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就资本收益而言，国有企业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就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而言，国有企业却高达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

新沪商：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请详细分析。

宋铮：我们在论文里论证了两个核心命题：(1)第一个“常识”(即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第二个“常识”(即私营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企业微观数据表明，制造业私营企业(规模以上)职工占私营和国有企业(规模以上j职工总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4％上升到2007年的56％。这一趋势也可以得到宏观数据的佐证：同样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1992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54％。

就资源重组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私营经济雇佣的职工数量在1992年至2007年间上升了近1.3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就业规模。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当然与1992之后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有关，但私营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却是背后真正的推动力。2007年私营企业的年资本利润率达到32％，超过国有企业近一倍。资源(包括存量和增量)大规模流向私营经济因此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命题是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中国金融机构显然更偏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私营企业往往只能依靠留存收益、企业家个人储蓄和一

些非正规渠道为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在大规模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国有和私营企业不对称的融资能力可以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乃至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贷款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1992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贷款的“有效”需求大幅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从1992年的17％上升到了2007年的26％，而银行存款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居民储蓄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逐渐萎缩的贷款，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存款，这就形成了1994年以来持续累计的存贷差。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

大家知道，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如果资金出现剩余，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新沪商：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

宋铮：是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

学术研究需要质疑精神

新沪商：有理有据驳斥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论，以及橡究中国贸易顺差真相的研究，并不少见，你们的论文被《美国经济研究》采用，必有独到之处。复旦经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在向我们推荐的邮件中说，你们用西方接受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深刻阐述了中国贸易失衡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无法改变这种经济结构的道理、能谈谈这项研究的过程吗?

宋铮：这项研究的起因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10多年前。那时我在复旦读研究生，导师袁志刚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应当采用现收现付还是完全基金制度?中国政府和学界的专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完全基金制。

袁先生站在反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两种制度的优缺点，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应当采用现收现付，利用代际转移提高中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他特别强调，实行完全基金制的前提是养老基金可以投资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如果养老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内发育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势必造成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

我完全赞同袁老师的分析，因而也就对另一方的声音感到困惑。

我发现，支持完全基金制的专家学者大都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tin Feldstein1998年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Review)上的一篇短文，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依据。Feldstein的论点很简单，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非常高(15％以上)，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代际转移不如直接投资，完全基金制因而优于现收现付制。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养老基金如何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中国实现比经济增长率更高的收益率，而这正是袁志刚反对完全基金制的关键。

新沪商：疑问是研究的起点。

宋铮：带着很多类似的疑问，2002年我从复旦转入伦敦大学学院(UCL)。研究生项目主管安排刚加入UCL的Fabrizio Zilibotti做我的指导老师。由于家庭等原因，Fabrizio很快离开伦敦。之后，我跟随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在那里我认识了Fabrizio的好友和合作者、对养老保险研究颇有造诣的KjetilStoresletten。

有一次我把自己对中国养老保险问题的想法说给他听，并告诉他Feldstein的分析。他听完哈哈大笑，说Feldstein一定会这样讲，因为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完全基金制的“”。开完玩笑，Kjetil对我的想法认真起来。

可贵的是，他像一个中国人般地思考，感觉这是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事关数亿中国城镇居民的福祉。就这样，Fabrizio、Kjetil和我开始了一项漫长、至今尚未完成的课题，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新沪商：关键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宋铮：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困难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大多基于欧美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现实有一定差异，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就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数据、整理文献、对比中国经济与欧美经济，努力构建一个可以刻画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项基础工作于2008年初完成。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个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特征，包括高投资率下保持稳定的资本回报率、高投资回报率下的巨额贸易顺差、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此外，这个模型非常简单，任何一个一年级的经济学博士生都可以看懂。当时Fabrizio说，“Wehave a diamond in our hands!”于是，我们三人决定把养老保险暂时放在一边，集中力量写一篇解释过去近2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文章，这就是《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

新沪商：袁志刚教授对您这项研究的评价极高，认为是严正地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而且这样的答案是与关联储的经济学家等一起经过科学的论证得出的，其力量自然胜过那些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大人物所写的耸人听闻的“奇文”。是这样吧?

宋铮：2008年底，我们把文章送给《美国经济评论》，到2010年4月被正式录用，总共只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少顶尖学校(主要是我两位合作者)和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听众的兴趣，其中不少人之前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新沪商：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大概也为这项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宋铮：中国经济问题上升为当代经济学主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可能的趋势，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质疑的声音当然也不少。有趣的是，这类声音更多来自于学界以外。

我们文章的一个结论是中国贸易顺差是结构性问题，与汇率操纵没有必然联系。这与时下西方主流媒体的观点冲突，有时也给我两位合作者带来一些小困扰，比如有一些言论批评他们的研究品格，甚至质疑他们已被中国政府洗脑。

中国经济学家的严峻使命

新沪商：袁志刚告诉我们，以国际上能够理解的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事件，消除误解，应对指责，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赢得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是今天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使命。从您个人的感受出发，复旦为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

宋铮：我在复旦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术自由。我的同龄人在其他学校为终生教职而竭尽全力，而我却可以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尝试各种各样的想法，发挥自己的极限。

除了《中国式增长》之外，我在复旦的四年没有发表过论文。在有些学校，或许第三年我就已经被解聘了。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一辈的学者，比如华民、张军、石磊、李维森和殷醒民等。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热情一直在感染年轻人，催促我们加倍努力。因为他们的存在，让经济学院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学术机构。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6篇

>> 2017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减速增质” 中国经济“减速”也需要有底线 浅谈减负增质 增量又增“质” 经济增长将减速 全球经济减速 经济减速的代价 经济减速推动 经济继续曲折减速 AB增持青啤：外资减速？ 需要检验结果的减速问题 世界经济再减速 经济减速与通胀上扬 印度经济增长减速等 应对全球经济减速 经济减速并非“坏消息” 人口需要“质”的发展 “营改增”税制改革适应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减负以增效，减量以增质 创新引领 提质增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经济需要减速增质 经济需要减速增质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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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中国经济置于广阔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发展坐标系中，才能认清现在并窥见未来。凤凰涅之后，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新的加速发展周期。

新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进入一段混乱时期：一方面，全球股市普跌，不仅处于风口浪尖的边缘新兴市场经济体跌幅凶猛，就连近年来表现强劲的美欧日资本市场几乎都已进入技术性熊市;二是竞争性贬值失控，不仅新兴市场货币整体对美元大幅贬值，部分国家甚至出现断崖式汇率下滑，就连美元本身也显露出不堪重负的迹象;三是大宗商品市场萧条，油价一度跌破30美元/桶，工业金属和农产品价格也一路下滑。

每逢乱世，必有令人迷惑之言。现在有一种观点在国际市场非常流行，即认为中国是罪魁祸首。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表现为：“人民币主动贬值印证了中国经济弱于预期的事实，中国经济羸弱的基本面又将把人民币拖入长期贬值的通道，两者形成彼此强化的正反馈。而中国的举动就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不仅直接给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大宗商品市场带来持续性打击，还将借由经济金融渠道激化以邻为壑的货币博弈氛围，进而引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溃败”。

应该说，这种论断源于对中国经济周期转换的担忧。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始终在独一无二的崛起之路上快速前行，当它慢下脚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对它的未来充满了疑虑。“中国模式”如此特别，以至于人们很难读懂它的趋势内涵。这一点在回顾2015年和展望2016年时更加显露无遗：一边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带来短期困难;另一边是供应侧结构改革、创新创业和金融资本加速开放又蕴藏着大国崛起的切实希望。

展望未来，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内因和外因作用下的自然趋势。首先，全球经济弱复苏新常态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全球化放缓。而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加速期，国际环境的恶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外部拖累。其次，中国经济在30多年快速增长后积累了庞大体量，持续高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增长率存在自然下降的内生趋势。此外，受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影响，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长期上升通道之中，给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带来了天然抑制。同时，产能过剩问题也进一步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增长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却在悄然提升。这一趋势还将在2016年进一步凸显，增长质量提升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潜力更大的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不断凸显。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4年的48.1%升至58.8%，第二产业的增长贡献从2014年的47.1%降至36.8%。

第二，消费型经济体建设稳步推进。2015年前三季度，消费的增长贡献从2014年51.2%升至58.4%，投资的增长贡献从2014年的48.6%降至43.4%。

第三，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不断提升。2015年前三季度，虽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并最终“破7”，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066万人，单位GDP增长的就业创造同比上升5.53万人。

第四，产业结构更加均衡，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的增长贡献持续上升至24.2%，工业的增长贡献降至30.7%。

第五，“金融+”大时代的到来同步提振经济增速和质量。2015年前三季度，金融业的增长贡献从危机前的6%升至18.2%。仅从资产管理业务角度看，2015年第三季度总规模为32.69万亿元，较2014年第四季度增长59%，增长速度惊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金融提振经济的潜力。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7篇

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为纪念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表彰和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而设立的经济学特别奖项。该奖项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并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84年开始首次评选。评选的宗旨是奖励有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学风严谨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培养和挖掘新一代经济学家，促进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评奖对象是：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发表的论著。评选范围包括：理论经济学，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研究，产业经济学综合性、理论性问题研究等。获奖作品应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研究上有创见，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者。

1、十三届(1984－2008)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统计分析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选章程”的规定，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出著作奖和论文奖若干个。1984年到2008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已经评选出13届。

(1)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共评选出著作奖47部。其中18部是独著，其余29部为2人以上的合著作品；论文奖154篇，其中82篇论文为独著，72篇为2人以上的合著成果；在获奖的作品中，直接以课题的研究成果获奖的有24项，以“论文集”形式出版的获奖论文有24项(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2)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总人数达390人。其中获著作奖的175人(包括所有参著人员，如果只统计第一作者和主编，则获奖人数为49人)，获论文奖的215人(包括所有作者，如果只统计论文第一作者和课题第一执笔人，则获奖人数为142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获奖者中，有17人获得2次以上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3)获奖的著作和论文集涉及国内27家出版社。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10部，上海三联书店9部，上海人民出版社8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部，人民出版社4部。其他出版社也都是以北京和东部地区为主，而西部地区的十几个省份没有一家出版社的出版物获奖，这也反映了我国出版社的东西差距(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4)获奖论文所发表的杂志涉及83家。其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获奖论文有44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有17篇，《改革》杂志有13篇，这也充分反映了这3家杂志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学术影响。其他著名的杂志，如《管理世界》5篇，《财贸经济》4篇，《中国工业经济》3篇，《学术月刊》和《人民日报》各有2篇获奖。发表1篇获奖论文的杂志有75家，这些杂志也都是国内重要的核心刊物。从获奖论文所发表的杂志可以看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不仅充分体现其学术的广泛代表性，也反映该奖项的获奖理论在国内所具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2、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内涵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届评选的著作奖和论文奖都有若干个，而且评选的对象是1978年以来的所有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因此，获奖所涉及的理论范围就相当广泛，而且获奖的很多理论都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背景有关。由此，要对所有获奖的理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和评述会有相当的难度，但通过对获奖的47部著作和154篇论文的整理和综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所反映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涵。

(1)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科问题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直比较薄弱，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给与了极大的重视，在45部“著作奖”中，有11部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的，占著作奖的24.4％。具体获奖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消费经济学》(第1届，尹世杰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第2届，雍文远主编)、《生产力经济学原理》(第3届，熊映梧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4届，严中平主编)、《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第10届，王俊豪著)，《价值学说史》(第13届，何炼成著)等。

(2)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研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学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学习经济学的指定版本，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谈学习体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以中国经济建设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这方面的成果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第1届，罗季荣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第6届，张问敏著)、《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系统研究》(第8届，杨承训著)。

(3)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界定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探讨的主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学界一直把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本质特征，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按资分配相对立。但是，孙冶方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利用价值规律和将利润、奖金、最小成本核算等经济杠杆纳入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之中。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讨的启示下，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力的理论支持。正因如此，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对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给与了特别的关注。这方面获奖的直接相关理论有：《驳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第1届，苏绍智、冯兰瑞著)、《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基本结构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届，吴敬琏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旗帜》(第7届，李光远著)等。

(4)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改革是中国发生的最伟大的制度变迁，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第一推动力。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改革性质、方式、进程及效果的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主要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得到了充分重视，获奖的作品达21项之多：《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第1届，吴象著)、《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第1届，肖灼基著)、《中国改革大思路》(第3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著)、《中国传统积累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性》(第4届，程秀生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第4届，陈吉元、邓英淘、姚钢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第10届，陈宗胜著)等。

(5)关于中国微观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微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自主经营能力逐步提升，微观经济组织的功能逐步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逐步稳定和充满活力。微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鼓励和肯定，获奖的主要成果有：《企业本位论》(第1届，蒋一苇著)、《企业活力与企业行为约束机制》(第2届，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第3届，胡汝银著)、《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第3届，潘振民、罗首初著)、《灰市场理论》(第4届。樊纲著)、《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第6届，王慧炯主编)、《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第12届，林汉川、夏敏仁、何杰、管鸿禧著)、《一个中国私营部门发展模型》(第12届，赵志君、金森俊树著)、《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第13届，刘遵义著)、《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第13届，姚洋、张晔著)等。

(6)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与对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大量引进和广泛应用，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便成为我国经济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日趋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可以说这是30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经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从第1届到第13届，宏观经济方面的获奖作品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些成果无论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还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第1届，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著)、《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第3届，李成瑞著)、《通货膨胀的诊断和治理》(第4届，吴敬琏著)、《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第10届，夏斌、廖强著)、《通过加总推出的总供给曲线》(第11届，余永定著)、《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第12届，李扬、殷剑锋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第13届，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第13届，沈坤荣、付文林著)、《论财富》(第13届，裴小革著)等。

除了以上六个方面的主流核心理论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还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难点热点问题、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经济转型问题等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边缘性的”或“交叉性的”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一定的肯定性支持。

二、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看中国经济学研究变迁的轨迹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仅学科体系逐步完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而且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加具体和富有针对性。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中可以归纳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与变迁的轨迹特征。

(1)从单纯的规范性研究到现代经济学方法的广泛使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论著基本上是规范性的“感想”和“学习体会”，以课题形式的调研报告很少。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学界比较注重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研究，而且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数据支撑的实证分析。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也进入了起步阶段。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改革的目标还缺乏统一的认识，经济学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采取的大多是批判的态度。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还是规范性研究和抽象的哲学式思考，实证研究和数学模型的论证方法几乎很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依据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简单的解释，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几乎是“党代会”的理论复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大量引进到国内，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了普及和提升，中国的经济学刊物开始大量发表以数学建模、计量证明、统计检验为工具的实证性论文。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著作可以看出，在前七届获奖作品多以规范性的研究为主，从第8届(1998年)开始，获奖作品基本上以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家借用数学工具，极大地扩展了对经济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由此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定量化、精确化、演绎化的趋势。

(2)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为背景，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体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广泛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科学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创建了对中国经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经济学”。从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看，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是关于我国国情和改革的必要性的探讨，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经济学认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学界集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理论、分配结构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从注重要素解放到注重人的解放，形成了对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区域协调等民生民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理论。

(3)以课题形式带动中国经济学对现实重大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一伟大的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提供各种选择方案。为此，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地方各类社科基金中，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形式，通过对大量的经济实践活动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升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丰富了

中国经济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在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有24项各类课题成果获得论文奖，这些以课题形式的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解决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充分发挥了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的作用。

三、中国经济学评奖机制的完善与研究水平提升的学术机制

1、孙冶方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比较与完善

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经济学最高奖项，这是因为：(1)诺贝尔经济学奖只奖励给“为人类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人”；(2)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科学研究成就的大小，使诺贝尔奖成为人类科学发展中“最公正”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奖项；(3)诺贝尔经济学奖每次只对某个重大创新性基础理论或创新性研究方法进行奖励，它可以有几个人同时获得，但不会使某一个人在其他领域的成果重复获奖，这使得诺贝尔奖成为一个人科学研究的终身奖项，是获奖者在科学研究上的最高荣誉；(4)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奖励那些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实践的检验被证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或对推动经济学研究具有巨大进步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获奖的候选人是由各国的经济学会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推荐，但不允许自我推荐和申报，当年评奖委员成员(一般是5人)不得获奖。正因如此，很多获奖者都是在七八十岁高龄时才获此殊荣(朱启才，2009)。

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虽然被我国的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的诺贝尔奖”，但它在评奖机制和获奖理论方面与诺贝尔奖有着较大的差别。一是评奖的程序不规范，不仅评委可以获奖，而且一人还可获得多次获奖并且获奖者均是个人申报；二是获奖的理论发表的时间很短，甚至当年发表的论文当年就获奖，没有实践检验的效果评估；三是在已获奖的理论中，绝大部分是简单的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对策和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成果，而对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经济实践指导意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很少，使获奖的很多“成果”在中国经济的巨大变迁中很快就过时了。因此，必须完善中国经济学的评奖机制，使经济学的评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一是成立真正代表中国经济学研究各个派别的“中国经济学会”，将现行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由中国经济学会来评比和颁发，使之更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二是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比程序，所有评奖者由全国的经济学专家推荐，并且以某个已被实践检验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学术影响力的理论为唯一标准，而且每人只能获奖一次，当年的评委不能获奖；三是把孙冶方经济学奖改为只奖励给某个人的学术成就奖，相同或相关的理论可由2人～3人当年同时获得，取消现行的“著作奖”和“论文奖”，避免现行的当年获奖的著作和论文由很多相互无关联的理论一起获奖的局面。

2、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方向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很多研究还只是在学习、引进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自身特色的学术研究还不多，研究成果还缺乏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基础理论的研究严重滞后。形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缺乏科学的学术研究机制，我们习惯于思考“大的或宏观的问题”，习惯于使用官方公开数据来解释国家经济政策，习惯于在书斋中闭门做学问。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缺乏科学的方式和足够的科学的精神。因此，要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最重要的是改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机制。

1、建立科学的学术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它的实用性更强，因而也被称为致用之学。这一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分析的方法论的创新、经济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构建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经济学通过发现经济问题、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经济问题来提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人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是与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只有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才能产生出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这一观点虽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当今现实，但并非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确有一部分理论和方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商低有关，如期权定价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微观计量理论等就与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相关，但大部分理论和方法是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如经济计量模型、福利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一般均衡理论等，有的研究成果甚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无关，如交易费用理论、线性规划、博弈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不对称信息理论等。可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在于提供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体系，并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对策。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学的研究既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研究，更要有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话水，没有基础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中国经济学界要提升经济研究水平，必须改变我们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学术思维方式：(1)由注重宏观问题的研究转变到注重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及其差异的研究；(2)由注重利用官方数据套解经济问题的研究转变到注重经济数据背后的形成关系研究；(3)由在书斋中感想性地研究转变到在实践中“蹲点观察”和“建立经济样本”来发现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机制研究；(4)由经济研究主要来解释国家政策为主转变到科学研究本身的真理探究。

2、真正确立科学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制度，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保科学研究无

提倡在经济学研究中树立“科学、民主、创新”的学术研究精神，以崇尚科学和真理为学术探索的唯一标准，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标。

3、彻底改变科研评价体系和学术评审制度

把基础理论研究作为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基本指标，以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的“代表作”作为衡量个人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以发表的基础理论论文的学术水平作为衡量各类学术刊物水平的核心指标；建立各类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基础理论研究的及其学术价值必须在学术团体中交流并由相关学术专家推荐和评审；同时，必须在全社会真正建立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评价机制，根据学术和实践影响力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指数，每年在全社会公布前100名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指数排名。使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真正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8篇

温铁军 著

东方出版社201

>> 基于自然资源制度创新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新视角 解读中国经济 解读中国经济变革的奥秘 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解读 解读当前中国经济 观察中国的新视角 新视角解读圆明园 中国经济精神的现代性解读 中国经济:资产泡沫下的理性解读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识别与解读 解读加息后的中国经济变局 向海外解读中国经济的难点和挑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 海外视角：关注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列车 中国经济失衡的金融结构视角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调整的亚洲视角 从储蓄―投资转化的视角看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全解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解读中国经济的新视角 解读中国经济的新视角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敖")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八次危机》

温铁军 著

东方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什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真实经验？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善于批判与反思问题的经济学者，温铁军和他的研究团队最近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即《八次危机》。书的第一部分概述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第二部分为研究团队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进行的几次闭门会议记录与简报。

通览整本书，表面看来只是对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纲式的论述，并无研究范围上的新意，然而，它提供了解读中国发展历程的新的思维和方法论，对中国的真实经验有宏观上深入浅出的认识。

作者及其团队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线索。在官方“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框架内，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不会存在所谓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不过，作者反复强调在这分析过程中要“去意识形态化”，让历史进程回归它本来的面貌。作者在文中引述的原话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有过“新式国家资本主义”。而理顺了这个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就不可避免。化解每一次危机所导致的后果，又为下一轮经济危机周期埋下伏笔。而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手段，则共同组成了真实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以“去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问题，所以不同于主流学界将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割裂开来，而是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解读。在这样一个新颖的全景视角下，作者进行了许多概念上的创新。例如，新中国以来的“4次对外开放”，3次“圈地运动”，“内生性”危机与“输入型”危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与“莱茵”模式等等。这些概念创新让我们认识到后人为解决危机而对前人经验的各种“路径依赖”，并由此生发出整体性地分析中国经济变迁的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温铁军作为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也摆脱了经济理论分析中常见的“城市中心主义”，而以城乡互动的角度来解读危机。作者分析指出，8次危机的化解既有“软着陆”也有“硬着陆”，这取决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三农”（农民农村农业）能否有效吸纳危机中城市转嫁的“制度成本”。例如，3次上山下乡运动是让时代3次危机得以“软着陆”的手段，而改革开放后因“三农”不再有过去的社会条件而无法承接危机中积累的负面成本，由此导致多次因“硬着陆”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运动。

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体制也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继续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如今的中国又处在城市化的狂飙运动之中，城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产生了例如新工人如何城镇化、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征地与土地流转、地方政府公司化等等问题。而当下的经济学界和各个理论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各种方案和对策，却对导致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历史脉络少有全盘严谨的考察与研究。这是否是理论界的一种“发展主义”思维呢？

孙中山曾讲过“知难行易”的道理，这种思维对于解读中国经济而言尤为必要。若要充分认识经济发展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要求我们在横向的空间与纵向的时间两方面拥有整体宏观的视角，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历史纵深感。在这种多元的视角下，我们才不会将特定时空的问题孤立地看待，把原本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给肢解掉。这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不断探索的艰难过程，但又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本书做了一次非常重要且深刻的探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解读中国经济的新视窗。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英】科林·克劳奇 著 蒲 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本书表述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如何与大型公司的权力相结合，从而最终改变了国家权力机关、政党、社团组织以及大众媒体，也展示了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巨型公司如何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范 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本书是台湾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先驱雷震的传记。雷震曾进入过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他与胡适、《自由中国》半月刊，被认为是推动台湾社会朝着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 《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

【德】托马斯·曼 著

朱雁冰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北京2008年奥运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它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长点，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京举办奥运会将大力拉动北京地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给服务业造成巨大的发展空间。举办奥运会所建的城市基础设施、商业环境、环保措施等将使首都北京受益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由奥运会带来的交通、通讯、娱乐、餐饮、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必将涉及北京的周边地区乃至全国。

[关键词]北京奥运经济

在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北京，正以“新北京、新奥运”为目标,本着“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全力筹办奥运会。有研究表明现代奥运对主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并且大型体育赛事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问题解决的很好途径。大型体育竞赛既是一个体育盛会,也是一个文化盛会和旅游大节。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奥运经济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一、奥运经济的概念

奥运经济是奥运会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乃至奥运会后的一段时期内，利用奥运会的资源优势和奥运会所创造的无限商机，所开展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来发展和拉动本地区经济，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经济的现象。

二、举办奥运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在奥运会主办期间，外部有效需求增加将带动经济增长。

国内外旅客在主办奥运会前和奥运会主办期间，以奥运为目的前往主办城市和国家，并由此引发了各项经济活动，增加了额外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将集中在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卫生体育业、社会服务业、商业、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等领域，经济发展生机勃勃。由于建设项目、相关产业发展和奥运会商业化筹资方式形成的巨大商机，会吸引众多投资者前来寻求合作机会，形成巨大投资市场。为了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国投巨资兴建体育设施、加强通讯系统建设、扩建机场、建设高速公路和地铁、建设环境保护工程、危房旧房改造等。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北京之外流进的资金高达1500亿元左右。新增的巨额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北京地区的产品和服务，它对诸多行业的产品消费形成强烈刺激，尤其对建筑、交通、通讯、旅游、食宿等行业的消费拉动作用会更明显。一般认为，整个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奥运会筹备建设期、奥运会主办期和后奥运会时期。从成功申办到正式主办以至奥运会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效应的延伸，形成一个完整的奥运经济周期。

2.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收入

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收入主要来自电视转播权、全球赞助商赞助收入的分成、组委会赞助商、特许经销商、奥林匹克纪念币和邮票、门票、捐赠资产处置、体育等的收入。奥运会作为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文化活动，同时游客成为企业进行全球性宣传的最佳载体，因此国内外各大财团和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慷慨解囊，以显示实力，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在北京奥运会的前期和比赛期间，广告业、旅游业、体育产业、零售商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都将得到高速发展机会。举办奥运会将推动北京市乃至更多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北京市大量的高能耗、污染重的企业要从第二产业中退出去，是必然的、不可动摇的选择。同时，京举办奥运会将大力拉动北京地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给服务业造成巨大的发展空间。举办奥运会所建的城市基础设施、商业环境、环保措施等将使首都北京受益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由奥运会带来的交通、通讯、娱乐、餐饮、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必将涉及北京的周边地区乃至全国。

3.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给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全国每年GDP额外增长0.3%～0.5%;申奥成功后新增180万就业机会;社会消费品总量超15000亿元。据测算，由于新增奥运投资乘数效应及奥运相关消费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带动2002年至2007年GDP年均多增长1.67个百分点。这样，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按照每年10%递增，经济总量2010年将突破7000亿元，比2000年增加近1.9倍;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按照11%递增，经济总量2010年将突破7500亿元，比2000年增加2倍以上。

4.奥运会将推动环境治理和城市改造步

北京市的污染问题是严重的，治理环境不但极其必要，而且十分紧迫，举办奥运则为之提供了最佳的契机。环境的治理必然推动城市的改造，而城市的改造又贯穿环境治理的原则，“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是二者必须选择的理念。城市的改造、体育场馆的建设为举办奥运会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有益于奥运会自身的创收。

三、后奥运时期的经济走势

在奥运会主办后期，由于奥运会提升了主办城市和国家的知名度，使主办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将为奥运主办城市和国家的对外经济交往和后续旅游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可能会出现投资下滑、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利用不足等需求不足的风险，使经济衰退，步入低谷，即发生“奥运低谷效应”。奥运会结束后，对旅游、购物、住宿、餐饮的需求将要回落，这些方面可能发生就业人数减少的现象。但只要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北京将继续成为旅游热点，那么对旅游、购物、住宿、餐饮的需求不会长期低落，从事这些服务的人员仍会有合适的工作。

四、结束语

奥运会的主办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尽管前文论述了奥运会结束后中国不会出现经济滑坡，而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障碍。政府要对后奥运时期的经济走势展开积极应对，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经济政策，降低后奥运风险，使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参考文献:

[1]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投入关系问题的理性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4）28～31

[2]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经济价值研究[J].体育科学，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