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整、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一、政策主线：经济复苏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回归

在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需要重点把握的主题有三个：信贷投放、通胀预期管理、非政府市场需求。

（一）信贷投放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我国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是2009年危机应对政策基调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二）管理通胀预期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为代表，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我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企稳复苏。然而，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看，政府投资推动依然主导了复苏进程。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的前景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而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关于激发市场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并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的过度扩张，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同时要求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市场流动性有一个顺畅的投资渠道；其次，鼓励民间消费。

二、结构主线：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

在特定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即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转换的起点和机遇。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将围绕三个视角展开：我国经济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增长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增长。从这三个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观察，未来我国经济存在很多新的机会。

（一）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这一水平不但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空间巨大，城市化的推进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对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也为评估我国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许多资源行业被认为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或者从短期周期波动看，这些行业在未来一两年将会出现过剩。然而

，如果把分析视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则未必会得出产能过剩的结论。

（二）消费增长正处于转型拐点

（三）区域结构调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变化

区域经济结构对观察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时期，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分化，区域多元化格局明显增强了我国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部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不得不承受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调整压力。相比之下，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状况正在出现明显好转；同时，危机之后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因素使银行信贷随中央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国信贷投资前十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比重。

三、国际主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国的决策者、学者及企业家在把握我国经济走向时，都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本身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一）后危机时代是我国加快资本和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冲击，我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我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我国经济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2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为我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从三方面推进：首先，重新布局资源；其次，后危机时代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其三是新兴产业的崛起。

（二）我国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

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我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应分享“驾驶员”的位子，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我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在危机应对时期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政策线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效应。美国储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决定着我国出口部门可能受到冲击的程度。如果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消费下降，我国出口就需要做好大幅调整的准备。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一）外部条件分析

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外部需求恢复增长需要较长时期。在各国开

出的“强力药方”作用下,全球经济出现大病初愈迹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前几个季度的衰退后初露增长曙光。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目前仍面临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剧增和消费不振等诸多挑战，经济刺激计划也将收缩或陆续退出，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二）内部条件分析

1、国内消费市场拓展空间广阔，但难度增大

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首先，农村消费市场将会迅速启动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增加，有利于刺激本轮消费升级。但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增收困难情况下，同时受未来支出和消费习惯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消费增长难以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2、国内投资增长具备潜力，但民间投资意愿不强

我国的国内投资增长具备一定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就业压力和改善现状的迫切愿望，形成了高涨的投资热情；房地产、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变化，为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巨大的国民总储蓄和国外投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目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关键还是要带动民间的投资。

3、稳定出口政策成效明显，但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上升，美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美元中长期弱势格局难以根本改变，而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有所上升，不利于中国出口回升。其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国。中国未来要想重现出口20%、30%及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局面已不太现实。

4、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一方面，工业经济增速发展条件充足：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消费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投资较快增长的态势将增大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顽疾。前几年出口的指数型增长，吸收了我国不断产生的过剩产能。

5、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

相关链接：2012年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通胀问题

（二）房地产问题

当前，对房地产“泡沫化”的担忧与日俱增。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9%。房价上涨较快，投资、投机往往大于消费，虚拟资产的特征就会明显突出。解决房地产“泡沫化”的政策取向：一是关注和控制楼市中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二是切实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建设；三是鼓励居民从投资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四是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

（三）结构调整问题

1、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

当前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要从最终消费需求入手。第一，要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要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第三，要改革现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制定能够调动城市政府主动接纳农民进城的积极性的公共政策；积极建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补偿制度。

2、全面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第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市场机制上；通过设立设备规模、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技术性指标作为市场准入门槛。第二，加快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各级财政应及时将政策支持重

点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1978－2004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4%，2004年GDP的规模为1978年的10.3倍，而世界同期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8%；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长16.7%，贸易规模增长了56倍，进出口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1547亿美元，同期贸易依存度由9.5%增长到69.3%；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的迅速复苏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存量的小国，但是，已经成为增量的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主要来源，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前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性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赶超战略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战略，一套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安排，并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直至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的微观经营机制。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这种赶超战略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而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但事实证明，遵循“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却取得了前面所说的巨大成就。原因在于，执行赶超战略的转型经济的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三、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

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形成不了的。

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一个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关键取决于该经济中的企业在行业和技术上的选择是否与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相一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比较优势可以说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在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这个概念已经在很多地方利用。但对之加以提炼并明确提出的则是李嘉图，在他那里，比较优势是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这个理论提出来后得到不断发展。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各地拥有的资本量，二是各地拥有的劳动力，三是各地的自然资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最近几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这个概念国内国外都非常盛行，于是，有不少人就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200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则是应该用竞争优势理论替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了。我想进一步分析并说明，各地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形成不了的。

波特教授所讲的竞争优势理论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一个地方要形成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该地有什么廉价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就要多利用这些廉价要素。其实这也就是比较优势的概念，比如说为什么在劳动力多资本少的地方发展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那个地方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少，资本必然要相对昂贵，所以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其实是比较优势。

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还有另外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规模。一个地区生产什么产品、发展什么产业，只要这个产品和产业在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市场规模，就可以发展。二是发展的产业最好是在当地形成产业群，很多企业生产产业链中各种不同的部件。三是这一产业是竞争性的产业。

与比较优势相比，市场规模显然不那么重要。从历史实证来看，美国是一个大国，当然有其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也有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小的国家，比如瑞士、瑞典、比利时、荷兰等，都是很小的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但也发展得非常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现代经济中，交通运输条件弥补了一国国内市场规模小的不足，国际规模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这样看来，大国在发展某些产业上固然有其优势，但这些优势也完全没有办法补偿比较优势不足所带来的问题。

从产业群和市场竞争性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形成产业群聚的前提，恰恰是这一产业一定要符合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没有比较优势，基本不可能形成产业群聚。以美国为例。今天美国人均收入达3.8万美元，其人均资本拥有量非常多，造成劳动力相对昂贵，资本相对便宜。在这样一个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而言非常稀缺非常昂贵的国家，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本上没有可能，所以，不会有太多企业投资这个产业，生产相关的部件，所以形成不了产业群聚，除非政府予以补贴保护。在开放的市场中，国家保护补贴的企业数量一定很少，这样会形成市场垄断而不会有竞争。这样看来，竞争优势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任何产品要占有市场、获取利润，就一定要有竞争力。但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首先就是比较优势。不符合比较优势，就不可能有产业群聚、市场竞争形成竞争优势。

四、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外在地改变制度安排是没有效果的。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编制“十一五”规划，以指导各地的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突出比较优势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中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应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可能成千上万，每个地方的资源不可能把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所有产品都生产出来，这就必须作出选择。

如何选择？我有四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选择当地有传统的产业。举几个例子：扬州有一个“杭集镇”是全国的牙刷之都，如果杭集镇牙刷厂不开工，全世界的牙刷都要配给。这个镇从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有历史传统。南昌有一个“文港镇”，是全国的铁笔之都，国内生产的70%的铁笔都出自那个地方，“文港”这个地方也是从宋朝就开始生产笔了，所以也有历史传统。

二是当地有国有企业。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在很多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当时我国一穷二白。改革开放26年，我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9.4%，经济规模提高了10.3倍，现在，资本拥有量、技术拥有量和上世纪50年代比已经改善非常多，许多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来的企业，现在其实可以焕发活力了。以重庆为例，重庆原来是老工业基地，现在则是全世界的摩托车生产之都，全国摩托车每年生产一千多万辆，重庆要生产400多万辆。这是因为，过去的重工业基础，为此打下了许多装备业的基础，当地有国有企业形成的产业群聚，现在已经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

三是当地要有独特资源。宁夏的“枸杞子”，新疆哈密的葡萄干，都是当地的独特资源。

四是当地已有产业可以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义乌，原是农区，基本上没有工业，但现在义乌有很多工业，如织袜业、文具业等，因为义乌有市场，从销售可以延伸到生产，生产的产品属于劳动力密集、技术相对比较传统型的产品，符合比较优势，又同市场经验相结合。

许多转型经济的企业是赶超战略的产物，其所在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其生存只能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所以说，转型经济中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因为其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没有解决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内在问题的情况下，外在地改变制度安排是没有效果的，这也是“休克疗法”不能成功的原因所在。

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就不需要政府扶持，可以占有很大的市场获取利润，随后就能再投资，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挥比较优势，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能动员的资源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就好了。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比较好，在社会问题上也解决得比较好，就业、社会救济、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这是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力越来越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强调技术创新、人才、资金以及政府的重要性。

1、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还要重视技术创新。具备同一比较优势、又有历史传统的地方非常多，各地在竞争中如何脱颖而出？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技术的不断创新。科学家讲技术创新一般是讲新发明，但是对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而言，只要新采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了。这一点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技术差距，许多在发达国家也许早已过时的技术，拿到国内来都比现有的技术要好很多。只要拿过来，就是经济学或者企业家所讲的技术创新。众所周知，最前沿技术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失败概率也非常高，当然，研发以后的专利费等收益也非常高。在一般人看来，研发成功、有市场的技术有很大的回报率，可是，按照统计学研究，95%的研发不会产生任何可用的技术，5%可以有技术被研发出来、申请到专利，最终，十项研发中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大概只有一项。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有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引进不需要成本；即使用成本付专利费，也只需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一就够了。为什么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几个经济发展的奇迹？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用了40多年时间，到1988年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我国改革开放后，连续26年实现了平均9.4%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奇迹的发生，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比较好地引进了技术。

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研发了。当在某一产业上我们自身具备了比较优势，而比我们发达的国家没有在同一产业上具备比较优势，这种状况下，通常我们必须自主研发。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技术，并不意味着技术越高越好。研发新技术的动因，在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在质量相同的状况下，成本总是越低越好。一些地方邀请我们去参观，当地人总是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那里的生产线是德国引进的，或者是意大利引进的，只需一个工人就可以了。我经常会产生疑问：引进这样的生产线，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算？其实，国内的劳动力便宜，引进技术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如何增加更多劳动力的使用。

2、人才的重要性。把资源与技术市场结合起来，靠的是人才。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地方，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企业，背后总有一群人才。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许多有名的村庄、企业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有能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市场资源的人才。进入21世纪，原来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人，会继续有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涌现出来，然而更多的会是从正规的学校教育里培训出来。学校教育也是一个进程，在市场中面对的是竞争，在学校里通过考试也是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也是大浪淘沙。各地要在选用人才上多花力气，尤其进入21世纪，人才一方面可以当地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面引进。有时候引进一个人才就会形成一个产业。在美国与日本的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开放经济是从全球引进人才的，而日本则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基本只用当地人才。

3、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发挥比较优势，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发展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有什么特点？很明显，它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还很不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一方面，金融机构先天性地爱富嫌贫，国内银行目前还是以四大银行体系为主，大银行对小额贷款通常没有兴趣。这就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必须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当然，国内资金固然重要，而外资也很重要，我们引进外资，实际上不仅引进来资金，同时也会引进人才、技术和市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国内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很大程度上就同境外的资金密切相关；珠三角的发展主要靠香港和台湾的资金，长三角的发展除了当地的产业基础以及台湾的资本外，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息息相关。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温铁军 著

东方出版社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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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八次危机》

温铁军 著

东方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什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真实经验？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善于批判与反思问题的经济学者，温铁军和他的研究团队最近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即《八次危机》。书的第一部分概述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第二部分为研究团队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进行的几次闭门会议记录与简报。

通览整本书，表面看来只是对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纲式的论述，并无研究范围上的新意，然而，它提供了解读中国发展历程的新的思维和方法论，对中国的真实经验有宏观上深入浅出的认识。

作者及其团队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线索。在官方“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框架内，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不会存在所谓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不过，作者反复强调在这分析过程中要“去意识形态化”，让历史进程回归它本来的面貌。作者在文中引述的原话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有过“新式国家资本主义”。而理顺了这个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就不可避免。化解每一次危机所导致的后果，又为下一轮经济危机周期埋下伏笔。而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手段，则共同组成了真实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以“去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问题，所以不同于主流学界将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割裂开来，而是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解读。在这样一个新颖的全景视角下，作者进行了许多概念上的创新。例如，新中国以来的“4次对外开放”，3次“圈地运动”，“内生性”危机与“输入型”危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与“莱茵”模式等等。这些概念创新让我们认识到后人为解决危机而对前人经验的各种“路径依赖”，并由此生发出整体性地分析中国经济变迁的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温铁军作为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也摆脱了经济理论分析中常见的“城市中心主义”，而以城乡互动的角度来解读危机。作者分析指出，8次危机的化解既有“软着陆”也有“硬着陆”，这取决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三农”（农民农村农业）能否有效吸纳危机中城市转嫁的“制度成本”。例如，3次上山下乡运动是让时代3次危机得以“软着陆”的手段，而改革开放后因“三农”不再有过去的社会条件而无法承接危机中积累的负面成本，由此导致多次因“硬着陆”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运动。

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体制也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继续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如今的中国又处在城市化的狂飙运动之中，城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产生了例如新工人如何城镇化、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征地与土地流转、地方政府公司化等等问题。而当下的经济学界和各个理论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各种方案和对策，却对导致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历史脉络少有全盘严谨的考察与研究。这是否是理论界的一种“发展主义”思维呢？

孙中山曾讲过“知难行易”的道理，这种思维对于解读中国经济而言尤为必要。若要充分认识经济发展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要求我们在横向的空间与纵向的时间两方面拥有整体宏观的视角，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历史纵深感。在这种多元的视角下，我们才不会将特定时空的问题孤立地看待，把原本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给肢解掉。这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不断探索的艰难过程，但又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本书做了一次非常重要且深刻的探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解读中国经济的新视窗。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英】科林·克劳奇 著 蒲 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本书表述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如何与大型公司的权力相结合，从而最终改变了国家权力机关、政党、社团组织以及大众媒体，也展示了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巨型公司如何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范 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本书是台湾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先驱雷震的传记。雷震曾进入过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他与胡适、《自由中国》半月刊，被认为是推动台湾社会朝着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 《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

【德】托马斯·曼 著

朱雁冰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学者；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103-06

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有逐渐深入之势，理清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状况，能及时了解西方主流学术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考虑到这些知名学者对某些国家政府决策的影响，对之进行梳理和评析也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西方国家的政策导向。本文所关注的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包括《中国季刊》（China Quartly）、《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亚洲纵览》（Asian Survey）、《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中国》（China Journal）等，这些杂志或者是由西方著名大学承办，如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或者出于西方著名学术机构，其观点突出体现了西方主流学术圈的看法，在研究立场、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上力求客观、科学。本文摒弃了那些有着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学术杂志，因此，考察西方主流学术杂志的观点、态度，既能够把握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理论创新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一、坚持渐进的改革道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学者对中国成就的关注度明显增加，此时，有学者就中国改革开放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构架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成就基础之上的，是坚持民族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经济的结果，而这正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如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Hart—Landsberg）等认为“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存在争论，但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这应归功于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总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后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面临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坚持全力发展生产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成绩是显著的，但关涉所走的道路，仍有人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大木一训曾将之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而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Peter Nolan）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第三条道路”，而卡帕那·米斯拉（Kalpana Misra）也在著作中委婉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出现了偏离而且使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表现超出了预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的物质文化水平，而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突出成就，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一直努力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推行了渐进式改革，她以维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己任，使民众改善了生活，获得了实惠。

在推行渐进式改革中，中国政府考虑到经济发展会引发分配的不公，为保证改革后民众依然能够享受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对农村和大型国有企业表现出强有力的调控能力。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兼威廉哈兹荣誉教授珍·斯琪（Jean C Oi）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而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则进行了有力的干预，从而实现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局势的有力控制和合理布局，这对保证社会公平有相当意义。卡仁·R·费舍尔（Karen R.Fisher）指出，在中国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中国正转向中等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且政府也可以将更多的钱投向公民的福利。在他们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民众能够分得实惠。

中国进行的体制改革是改掉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人民民主的）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体制，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等。中国能够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注意扶植国有企业和公有成分的主体地位，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鼓励私有经济的增长，对于集体企业的发展也大力推动，但是仍有证据表明国有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居于主导地位。

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戴维·科（DavidKerr）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其推行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改革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中国发展从事实积累驱动到技术创新驱动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这使得中国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依然延续着过去“自力更生”的传统，而中国靠技术创新推动发展的状况受制于全球生产系统、WTO知识产权规则等，这促使中国政府坚持自己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政治改革稳步推进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分不开，对此，部分文章研究中也采取了比较宏观的考察，如佛雷得雷克（Frederick C.Teiwes）在其论文《中国政治的特点》中，对之后的中国城乡政治状况进行了考察，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改革中充当的积极角色基本持肯定态度。而密执根大学教授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论文《21世纪的挑战，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对21世纪的中国政治结构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政府机构的变迁其操作卓有成效，但也指出此举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因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二、注意在创新中独立发展

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探索一条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道路，中国政府在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谨慎参与，适时指导，引导中国城乡改革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但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劳勒（J.Lawler）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奠定基础。但是此间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又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答案是在创新中求发展。

1978年以来，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中，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曾经采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1978年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得以租用小块土地达15年之久，这种改革激发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其社会影响是积极向上的，如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是公平的，而1978年以来的增加了社会的稳定。

就发展经济和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以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这种和谐是建立在经济普遍发展上的和谐。对此不仅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是虚假的或者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因此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出路所在。“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空间得以扩展，从长远看来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注意推动基层民主选举，李凡（Li Fan）认为这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农村的村民选举更加成熟，另一方面城市社区选举也渐成规模，这虽然未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变革，但是已经构成了中国民主改革的全新尝试，对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具有指导意义。

纵观近年西方主流学术杂志对于中国发展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基本肯定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他们对于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发展经济方面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曲折后，转变了发展观念，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构架的发展模式，采纳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断尝试取得了成功，这种新的尝试超越了意识形态，构建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国内外学者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在中国政府的执政创新中，中国政府通过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拥有私有房产的人日渐增多，随着私有房产的大量出现，中国中产阶级正以充沛的活力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侯苏庆（Suk-Ching Ho）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中国消费者权力意识大大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觉醒，中国消费者将侵权公司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带上法庭以保护自己权力②的事例在近年不断出现。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蒂（Nicholas R.Lardy）指出，随着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迅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建设了大量的豪华别墅、联体别墅和一级写字楼，随后一些小城市如海口、北海等也出现过度建设问题，到1997年，上海浦东经济过热明显。中国政府领导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注意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补充，在这种尝试性改革中也暴露了很多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中国私营经济的过度发展值得中国政府警醒，因为其过度发展必然激发矛盾，对此要正确对待并恰当处理、以保持和谐，从而将矛盾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注意创新，安德鲁·甘波（Andrew Gamble）注意到中国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也进行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是的教条，而是一种可选择的政治、经济原则，自1980年以来，作为国家战略，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合作。

三、积极应对全球化浪潮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洗礼，这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中国加入WTO以后，不可避免地扩大对外开放，外资加速渗入中国的经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加剧，面对经济全球化将对中国经济引发挑战，一些学者提出警告，要关注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这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因此一种声音主张中国应对全球化应持较为保守的态度，或许这种观点过于保守。

不管中国政府和学者对于全球化持何种态度，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如刘康（LiuKang）所注意到的，中国在应对全球化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保持了自己的特点一一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他由此提出质疑：中国是否能成为特定历史时刻的具体事例，是否将是对全球化模式的一种批评呢？在力图保持自己特点的同时，中国坚持融入了全球化浪潮，经济学教授纳格拉吉（R.Nagaraj）在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后发现，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印度经济增长的1.5倍，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得益速发展的农业和出口增长，这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动因。

在应对全球化热潮的同时，中国企业的硬件设施和人事管理效能都有很大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采取了积极融入的态度，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大大加强了，有学者注意到很多企业正在加紧立法保护工人权益。刘康（Liu Kang）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大众文化产品渗入了中国文化版图，并通过所谓当代西方理论等文化知识产品影响中国，引入的西方学术理论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的讨论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种文化力量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接受全球化新文化影响的同时，罗登·罗特（RiordanRoett）等注意到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介绍到了西南亚和非洲国家，并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中国在世界文化中也在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论文《中国实力和负责任的国度》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并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在国际事务参与中，表现出参与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中国在坚持融入全球化与保持民族特征方面也保持了较好的姿态，如学者贝尔德福·瑞·纳亚（Baldev Raj Nayar）指出的那样，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并没有放弃民族化，而是力图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中得出一个新的平衡，并将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份子。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推行渐进式改革，中国政府保持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对私有化经济发展则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技术推进、政治改革中，中国政府鼓励创新，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很好的势头，在农村基层选举和城镇基层选举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保持了谨慎的积极态度，既坚持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同时又注意保持自己的特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改革中出现了很多困难，中国经济的发展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不断探索与改革、创新中得到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创新方面，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努力的多个侧面，包括经济的调整、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在对社会主义重新思考中注意对经济形式的创新等。

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经济转轨、经济体制的改革激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原有的贫困地区并没有脱贫，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则引发了新的贫困问题。而中国城市改革导致下岗工人大量增多，而下岗工人境遇揭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更有效的举措，约翰·吉利（John Giles）、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等在其论文《经济重建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工人》中指出，在1996年至2001年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城市工人的境况不尽如人意，而在救助下岗工人方面，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下岗工人在生活上所得到的帮助不是来自政府，而主要来自其他家庭成员。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

中德建交初期德媒对于中国的报道态度大多是负面的、消极的。德国和中国在国家、文化和媒体三个层面上的巨大的差异导致了其报道的扭曲和片面。但是随着近几年来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德国对华报道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因此研究新时期新背景下的德国媒体对华报道态度及成因分析是必要的。

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前人已经做了十分充分的研究，有王建斌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媒体中的动态中国经济形象――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和〈时代周刊〉为例》，贾文键教授在2008年发表的《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国形象》等近20篇学术文章。本篇论文就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又进行了新的补充与研究，选取德国《世界报》作为研究的素材。经调研《世界报》对中国的关注度很高，其报道态度也相对客观，在德国主流媒体中具有代表性和分析研究的价值。

一、经济报道定量分析

经统计，《世界报》2014年上半年以中国经济为主题的报道一共有51篇，主要可以概括为三大主题，即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共计23篇），中国企业的发展状况（共计11篇），中德贸易与合作（共计10篇）及其他（共计7篇）。其中经济增长状况这类报道主要是德媒对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进行的分析与评价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对德国的影响。中国市场的发展状况这类报道包含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发展时受到了哪些阻力，中国本国的企业在德国投资扩建的情况等。中德贸易与合作这类主要是德媒对中德合作与贸易的相关报道。经统计可知，德媒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这一话题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其他话题。可以说，这个话题一直是德媒对华报道的重中之重。

2014年上半年德媒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报道在1月份有8篇，在其他月份均为2到4篇，1月份的报导要明显高于其它月份。经调查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官方在2014年1月20日公布了2013年GDP数据，数据显示已经超过2万亿，这无疑吸引了德媒的眼球。但德媒也注意到其增长的速率明显下降，这对于中德两国的合作来说有重大影响。因此德媒在这期间关注度最高。

二、经济报道定性分析

接下来要对德媒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这一话题进行定性分析。据统计正面报道占总报道的27.7%，消极报道占43.5%，中性报道占34.7%，由此可见消极报道依然占大多数。经分析正面报道集中在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比如《世界报》5月5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在今年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中提到：“正如一直以来经济学家所期待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可能已经明显快于世界上最领先的经济体美国”。

负面报道所占的比例最多，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针对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背后带来的一系列信贷问题，并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是表面的，背后有着巨大的风险，不建议德国投资商到中国投资。比如在《外国投资者喜爱中国的贷款》这篇报道中提到“不良贷款堆积如山，经济增长乏力，而一度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二是中国2013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速率明显下降，不再遥遥领先甚至被印度等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超越，这使得许多报道认为中国的经济神话已经成为了过去。比如，在《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历史》这篇报道中写道“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与增长纪录告别了。如果发展继续衰弱下去将要威胁到社会稳定”。三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繁荣后会开始霸权主义。在《中国和俄罗斯向西方进行金融攻击》这篇文章指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建造一种强大的武器为了能与西方国家比肩。这两个新兴的国家试图进攻西方的金融市场，他们想与西方国家势均力敌”。文章中用到“金融攻击”一词，可见对于中国的偏见非常严重。中性报道主要是客观评价中国经济的发展动态，表现了中国经济发展速率放缓，但总体依然是上升的客观实情。并没有带任何倾向来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华报道态度成因分析

经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领域里《世界报》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主导地位，下文将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德国的国家利益面临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德两国已由互补型关系发展为了竞争型关系。当中国即将取代德国成为出口冠军时，如何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德国人的头等大事。于是攻击不良贷款以及房地产泡沫问题成为了一个巧妙切入点，这直接质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性，并呼吁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此外还宣称中国将奉行经济霸权主义，这更是把中国描述成全世界的威胁，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媒体文化层面的差异。在中德两国媒体的作用、人们对媒体的期待以及媒体的自我定位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媒体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们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宣传时也多以正面报道为主，尽可能避免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不利影响;而在西方传播学界看来，“新闻界必须是对政府的一个制约，是政府的一个批评者，这种想法促成了过分活跃和好争斗的新闻业，它滋养了一种观念――即政府必然是邪恶的，政府的邪恶是其本质所固有的，因而必须被监控”。正是由于西方媒体对政府的态度和以社会民生为己任的责任感，德国媒体在涉华报道中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负面，尤其是政府的劣迹、人民的疾苦。

参考文献

[1] 董湘波.德国报刊业发展的启示[J].中国报业，2013（02）.

[2] 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J].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7.

[3] 贾文建.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中的中国形象[J].国际论坛，2008（4）.

[4] 王珏.“中国经济”及其国家形象悖论[J].国际观察，2007（3）.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赵凌云教授，湖南省华容县人，生于1962年，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先后担任中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现任中共湖北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副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转轨、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对策。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国际合作课题3项、境外合作课题2项、财政部重点科研攻关项目1项和5项省级和市级科研课题。先后出版《市场力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经济体制分析中的应用》、《劳动价值论新探》、《富国裕民的梦寻》、《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等4部专著，主编《经济学通论》、《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中国发展过大关》等三部专著。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Economics（英国）、Modern China Studies（美国）、Management Studies（澳大利亚）等国际学术刊物以及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德国出版社出版英文学术论文11篇。在国外和境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7篇。在《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和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一些论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较大反响。《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和转摘50余篇次，1995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1997年获“全国第二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论文一等奖”，此外还获得部省级各类学术奖励10余项。

2000年以来，赵凌云教授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有转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财政部“十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与转变》，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项目，承担并完成了香港中文大学资助的《香港回归后在整体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加州大学资助的《转轨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以及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资助的《中国省市研究》等国外和境外课题。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学术创新。在上述学术成果中，赵凌云教授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主要有：（1）早在1992年，就系统分析了现代市场的历史内涵，并提出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超越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在改革中追求公平、和谐和协调的理论主张；（2）早在1995年，就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脱钩”现象，提出了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注重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主张，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联动”的政策建议；（3）早在1998年，还对中国经济增长格局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格局（即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4）在1998年，对中国经济整体素质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偏低的观点，提出了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政策主张和相关建议；（5）率先在学术界开展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6）提出以“武汉城市圈”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决策建议。

其他成就。赵凌云除了从事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以外，还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主持组建了“WTO与湖北发展研究中心”、“湖北就业与再就业研究中心”、“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等三个湖北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持组建了“武汉发展研究院”，先后深入湖北各地和30多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主持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咨询课题10余项，内容涉及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部崛起、政府机构改革、城市竞争力、中小企业改革、“武汉新港”等现实问题，曾四次应邀在省委中心学习小组、省政府党组、武汉市委中心学习小组的学习中讲授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基础前提关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会计梦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梦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会计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中国会计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强国梦”的坚实基础与重要前提。因为经济发展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党的“十”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是相辅相承关系。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同样，一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反射作用，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它包括：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生产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包括：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人与人的分配关系等要素。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会计改革发展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当时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分配关系等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时，生产力迫切要求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制度等进行改革、创新、发展，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企业引入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改革等发展，因为会计改革等要素的发展，所以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和基础，在继承中转型，也要顺应形势变化在创新中升级。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联动起来，重点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动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以上措施都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范畴，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这些措施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分配关系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改变。生产力中的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力的某些要素快速发生改变，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使生产力实现了从低一级向高一级“质”的飞跃，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承，循环往复不断地进行下去，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发展。

第三，中国会计改革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动力源泉关系。会计改革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和人力资源支撑，为中国会计“强国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会计改革发展对中国会计梦提供的动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的。中国会计梦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会计行业的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会计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国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要经过三个阶段，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也要过三个重要阶段，即：中国会计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阶段、建设会计理论强国阶段和建设会计强国阶段。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与“中国梦”，每个会计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牢记会计强国梦。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会计人的心底，体现在具体工作上每个会计人要用苦干实干的具体行动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的优异成绩助推“中国梦”，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记会计人的使命。服务经济发展是会计工作者的本质任务，每个会计人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本单位、本系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一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与新会计准则体系，认真落实会计核算规则制度、财务报告制度、会计内控制度、会计考核制度等。二要认真执行会计工作规范化标准，从会计账户设置、会计科目的使用、会计凭证的审核与制作、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等都要认真制作，符合规范化标准要求。三要坚持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忠于职守、廉洁自律，保证各项经济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入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第四，克服无关论。会计人员要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进行分析、归纳、提高，并向有关部门或有关杂志反映，遴选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会计改革发展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会计强国做出了贡献。第五，认真撰写论文。会计人员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新任务，用鲜活的经济活动和会计改革发展的实践，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价值的会计理论，以丰富我国会计理论宝库和世界会计理论宝库，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贡献的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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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是想摆脱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就越深陷其中。中国政府已经表示，评估官员业绩的GDP应被新的标准替代，例如环境保护、科学创新和居民健康指数等等，中国政府正致力淡化GDP指标的重要性。3月，政府官员、投资者和企业老板将把目光聚焦到一处：官方经济增长目标。人民代表大会开场时，总理将会报告，指出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重点。报告有些部分颇具价值，例如承诺在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地区教育上扩大政府开支。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中段的一个数字――GDP增长目标，尽管它出现的位置像是在回顾，而不是在预测。

状况并非一直如此。对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可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设置的目标常低于经济的实际发展速度，这导致该目标的实际意义不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降速，GDP目标已经转变成一种郑重承诺，它引导了政府的政策决策，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它导致政策决策变形（见图表）。在2013年和2014年，中国经济都曾面临GDP增长落后于7.5%目标的风险，政府部署了几轮“迷你”规模的刺激性开支，才推动经济增长达标。

7%，没开玩笑

2015年，中国政府将给自己留下更大空间：年度增长目标降到7%。很多官员表示担忧，即便是小幅度的削减也会触动中国公司和投资者的神经，但这是主席向外界展现改革决心的最直接体现。要释放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做出一系列变革，包括利率自由化、国有垄断企业放权、放松对境外货币流动的管控等。鉴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燃料，短期内，改革势必带来阵痛。降低的GDP目标昭示已经为变革的成本做好准备。

改革将在几个方面齐头并进。新的预算法允许各省直接发债。通过债务透明化，各省财务状况将更有序。在国有企业向私有投资者出售资产方面，迄今为止的试验性活动将会逐渐扩大规模。监管者将下令让银行将更多的影子贷款放回它们的资产债务表中，同时将会继续容忍财富管理产品的快速发展，以此替代普通存款，在事实上逐步引入利率自由化。

两项被长期耽搁的改革有望见光。第一，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引入房产税，这不但增添了一项政府收入来源，更让那些坐守空房的房屋所有者付出代价。但税率起初不会太高，以免让房地产市场崩盘。第二，银行终将同意存款保险计划，一旦银行破产，储户将因此获得保障。这将打开管理不善机构倒闭的大门，迫使投资者们更好地评估风险。